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二章　貴族政治的崩潰

從六朝延續到唐代的貴族政治是如何走向衰頹崩潰的？ 溫和的改革手段無效 貴族政治的弊害，早在貴族政治的時代，就被有力的君主和有識之士注意到了，出現了改革的議論。當然，中國的改革論向來以復古的主張為要點，針對貴族政治弊害的改革論也不例外。姑且不論三代，即便是在兩漢時期，錄用官吏時實行以人才為本位，不問門第閥閱的古老制度。但是，後來因為採用九品中正這樣的門閥本位的選官方法，產生了嚴重的弊端。晉代劉毅曾上疏痛批九品中正制之非：「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條陳其八大弊害。另外，梁武帝任南齊丞相時，就已看出選官中的問題，貴族通過相互的婚姻關係，給毫無經驗的年輕人授予官職，弊害很大。登基後，他便廢除中正制，選官中不再有貴賤之隔。 但當時改革的大環境還沒有形成，從隋代開始實行科舉制度，即一種考試制度。當然，僅此不能完全去除門閥主義的弊端。唐代門閥依然興盛，如果不是出身門閥，就很難當上高官。唐太宗當然知道門閥主義制度之弊，他自身即出身門閥，從當時的政策看，並未實行完全排斥門閥的制度，但還是有通過科舉來矯正門閥之弊的意味。 賦稅制度也是如此。南北朝時期中國北方戰亂頻仍，百姓流離，因此唐以前就實行了均田制，防止豪族兼併。但是長期存在的門閥制度並不會因此急劇改變，唐代貴族政治依然得以延續。後來貴族政治崩潰了，與此同時唐王朝也倒台了。換句話說，門閥的沒落並不是因為唐太宗的政策，而是由於其他原因自然發生的，彼時正當唐朝滅亡的時候。 除此之外，唐太宗還注意到了門閥控制軍隊的弊害。門閥一旦掌控軍隊，士兵便會成為他們的奴隸。所以，太宗實行的軍隊制度像是徵兵制，帶有兵農合一的理想。在這種制度下，軍隊可隨時徵募平時以耕種為業的農民為兵，一旦有事，就徵募他們組成軍隊。這種制度也是為了對抗門閥制度而產生的。但是，門閥並未因此而倒台，它們是由於自然產生的其他原因倒台的。 如上所述，隋文帝、唐太宗這樣知曉時弊的明君，想到貴族政治的不便，因而計劃採用了上述種種政治改革的手段，但未取得多大的改革成效。相反，改革由於君主沒有考慮到的原因，作為意外的結果出現了。這便是中古與近世之交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必須研究唐朝。 自然崩潰的原因 唐朝的崩潰即是貴族政治的崩潰，它起於唐朝軍隊的制度。不過，並不是起於太宗採用的府兵制，而是另有原因。府兵制衰敗了，節度使即藩鎮在地方擁有勢力，不如數向朝廷交納租稅。武人的跋扈是貴族政治崩潰的原因。一開始，太宗設置府兵，實行兵農合一的政策，有事時徵發農民入伍。但是，利用府兵有效地戰鬥，不是非凡的天才是做不到的。太宗自己是軍事天才，其他天才的軍人也很多，遇有征伐時，從百姓中直接徵兵，曾經出征高句麗。但是，戰亂小規模地出現，又要經常防備夷狄的侵擾，一旦如此，長期在軍隊生活的士兵自然有必要存在。因此，從盛唐時期就已經設置了節度使，一開始是為了防禦夷狄，後來是為了平定內亂，節度使擁有地方兵馬的全權。從安祿山之亂開始，這種制度漸漸固定下來了。安祿山本是夷狄出身，後來因為平定夷狄成為節度使；安祿山反叛，平定他的又非節度使不可。由於這次戰亂持續了很長時間，節度使部下的士兵逐漸轉為長期在伍的職業兵。府兵制也就被廢除了。如果叛亂平定後馬上廢除節度使，也不會有大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自然地節度使在地方兼有兵力和財力。他們一擁有財力，地方向朝廷繳納的租稅就會減少。而且在注重臨機處理軍事等問題的情況下，任免部下的文武官員也完全出自節度使的意見。如此一來，地方的官吏、士兵幾乎成了節度使的私臣。節度使死後，其部下也不願讓毫無關係的外人來統領他們，如果前任節度使的後代有能力，就會上奏申請讓後代繼任，如果沒有後代或後代無能，就會上奏申請從部下中選擇後任，在新的任命下達前這個後任叫做「留後」。因為留後已經行使權力，朝廷不得已只好承認。長此以往，朝廷的姑息政策越來越多，極端的情況是節度使占據大片地方，不向朝廷交納租稅，以至背叛朝廷而稱帝。 上面說的是地方官兼有兵權、財權的過程。而戰亂頻仍，又使得權力逐漸下移，即到了實際做事的人手中，軍隊愈加跋扈。被軍隊擁立的節度使繼任者，不是因為有實際能力，不過是出於軍隊的方便而被擁戴，威嚴並不能壓服軍隊。所以，節度使繼任者若不能讓軍隊滿意，就會遭到驅逐，甚至被殺害。到了唐末，軍隊非常傲慢，甚至視文官出身的節度使如同玩物。當時還有節度使與士兵雜坐飲酒，酒醉時拍著士兵的後背唱歌。統率者如果沒有全權，就不能保證對軍隊的節制，所以統率者如果沒有力量，部下得勢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兵不出於門閥，門閥不當兵，士兵只是庶民的較低階級，但他們得勢了。總之，因為節度使制度，唐代的貴族政治從內部瓦解了，實權轉移到了士兵即平民出身者手裡。以上所說，是不管制度如何，事實上貴族政治行將崩潰的一種現象。 就這樣，很多出自下層的人成為節度使；另一方面，不僅出自下層的節度使，即使是朝廷任命的，都漸漸失去了昔日在地方的統治能力。唐朝末期，節度使的數量雖然增多了，但是有較大勢力的卻減少了，這加劇了地方的分裂。如果有人擁有統一的實力，自然就能掌控廣闊的地區；但因為統一的實力衰落，自然地方就更分裂了。一旦地方嚴重分裂，獨立的地方很多，結果就是地方的費用必須比統一的時候增多，對士兵的支出也要增多，向中央繳納的租稅就愈來愈少，由三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藩鎮相當於完全在地方獨立割據。士兵變得驕慢，驕兵在實戰中往往不起作用。這種情況，是造成唐末動亂的原因。 第一次崩潰——龐勛之亂 雲南地區有南詔國，曾附屬於唐朝。它與安南接壤，安南受唐朝統轄，但南詔攻陷了安南，因此唐朝從徐州、泗州募集兩千士兵討伐。徐泗州地區人口過剩，有很多流浪者，曾是漢高祖的龍興之地。這兩千士兵中有八百人戍守桂州（今廣西桂林），約定三年後換防，然而三年期滿後不許士兵們還鄉。三年之後又是三年，仍舊不許還鄉。這些士兵有的本是募自徐州的盜匪，他們殺掉都將，推立糧料判官龐勛，一心回歸故土，大肆掠奪。他們從廣西出發，破壞摧殘所經之處，前往淮南。沿途的節度使力量弱小，無力制止，讓他們通過。來到淮南時，當地的節度使令狐綯非但不予征討，還派遣使者前去慰撫。有部下向令狐綯進言，說不能允許這些亂兵通過，可令狐綯認為只要暴亂不在淮南發生就行，便放他們通過了。亂兵將要回到故鄉的時候，朝廷下令討伐他們。他們回鄉本來只想看望妻子兒女，回鄉後卻被討伐，索性破罐破摔，揭竿而起了，終於變成大亂。加上當地的土匪加入，大亂持續了兩年。朝廷調遣了各地的節度使，但他們都兵力太弱，根本發動不了像樣的征伐。依靠普通的節度使平定不了這場叛亂，結果唐朝借用夷狄的傭兵予以平定。新疆地區的蠻族沙陀部朱邪赤心出力較大，因功被朝廷賜李姓，改名李國昌。在注重門第的時代，很注重譜系。朱邪赤心既然被賜予李姓，就會以某人之子的身份列入唐朝天子的宗譜中。朝廷此舉，相當於賜予他國姓。 總的來說，這次亂兵帶來的騷動證明了唐朝統一力的廢弛程度。唐末的節度使和日本幕末時期的大名一樣沒有勢力（曾有諸侯放走了武田耕雲齋）。但日本的大名，君民關係很好，而唐朝的節度使連士兵都控制不住。為何節度使對亂兵如此軟弱呢？這是因為節度使出兵轄地以外討伐時，其衣糧皆由中央政府提供，即便避戰也能得到給養，可以說戰爭變成了生意。而亂兵無從獲得給養，打到最後只能殊死抵抗，所以戰鬥力很強。如此一來，在漫長的歸途中，他們幾乎是如入無人之境，一路劫掠。只要出現機會，有些人就發動騷亂，把它當作劫掠的好時機，一起舉事。這是唐懿宗時期發生的事情。 第二次崩潰——黃巢之亂 龐勛之亂是不得已發動的，而僅僅六年之後，黃巢之亂發生了。黃巢是中國特有的「流寇」的鼻祖。本來這次暴亂不是黃巢而是之前的王仙芝發起的，黃巢是他的手下。如前所述，唐朝因為藩鎮之弊，統治力薄弱，中央政府和藩鎮都財政困難，但是有些人卻能遊手好閒地吃租食稅，而老百姓日益困苦，等著他們的只有饑荒。那個時代不像今天這樣可以提供世界性的救濟和緩和，饑荒是非同小可的。饑荒往往會引發騷亂，從而產生流寇。當時盜賊四起，其中王仙芝的聲勢最大。在唐懿宗之後的僖宗時代，動亂在與徐泗地區比鄰的曹州開始了。曹州位於山東，是連通江蘇、河南、安徽、直隸、山西、山東六省的要地，流寇即發源於此。「滿洲馬賊」出自曹州，梁山泊地處曹州。 黃巢也出生於曹州，他們家原來是鹽商。鹽商這種人，有成為大財主的資格，也因為可能在食鹽專賣之外做私鹽買賣，有成為大盜的資格。黃巢自年輕時愛好擊劍騎射，喜歡做鋤強扶弱的俠客，屢次參加進士科考試不第。為了當上首領，他投奔了王仙芝等一夥兒強盜，不僅侵掠鄉里，也劫奪其他州縣。在饑荒年代，白吃別人的東西是種好買賣，於是貧苦百姓爭相加入。王仙芝沒什麼抱負，不久便戰敗被殺，他的部下都投奔了黃巢。他們背井離鄉，沒有根據地，四處流竄。因為搞不清流寇的出沒之處，所以朝廷很難討伐，但他們的經過路線是大概確定的。而黃巢是流寇的鼻祖，沒有人知道他的預定路徑，於是發展成大亂。起初在曹州舉事的有三千人，後來起義隊伍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起義軍首先向南挺近，由福建攻入廣東，結果很多人因染上瘴疫而死，在部下的勸說下，黃巢掉頭北上。他們借道湖南，由洞庭湖進入長江，最終抵達長安，路線與近代的太平軍是一樣的，儘量從抵抗較少的地方通行。太平軍打到了天津附近，但清朝的制度比唐朝要好。蒙古兵很強悍，由內蒙古的僧格林沁親王指揮。而唐朝末年統治松垮，黃巢的軍隊向都城開進，順勢就攻下了長安。天子蒙塵蜀地，各方節度使奉天子之令討伐起義軍，最後是李國昌之子李克用奮戰平定黃巢，收復了長安。當時李克用年僅二十八歲，但已被眾人畏懼。黃巢的命運危在旦夕，於是其部下朱溫倒戈投降朝廷，轉而討伐自己的舊主黃巢，立下了功勞。朱溫就是朱全忠，後來擁有很大的勢力。 平定流寇有功者得勢，貴族政治走向末路 這時，朝廷的勢力歸於李克用和朱全忠二人。朝廷中宰相府與宦官府互相傾軋，前者叫做「南司」，後者叫「北司」，外部的力量也參與了它們的鬥爭。李克用居住太原，後來成為晉王；朱全忠則成為汴梁節度使。如此一來，朝廷內有南司北司之爭，外有晉汴對峙。李克用因為年輕而受輕視，後來勢力削弱，但曾經一時極盛。各地節度使周旋於晉汴之間。宦官得勢，不僅串通外部的節度使，還勾結宰相。僖宗之後繼位的昭宗是個胸懷大志的天子，想恢復唐朝的威力，無奈時勢已無可挽回。當時天子被各地的節度使搶來奪去，就像日本應仁之亂中的將軍一樣。就是說，從天子的所在之處，幾乎可以看出節度使勢力的大小。最後，宰相一派的南司和朱全忠一派聯手，誅滅了北司的宦官一派，但昭宗最後被朱全忠殺害。朱全忠為了掩飾自己的罪名，做出皇帝是被別人所害的樣子。許多宦官在天子遇弒之前被殺，朱全忠在最後弒殺天子前，將出身名門望族的人全部投入黃河，說要將這些「清流」投入「濁流」中。就這樣，唐朝天子一族、實際掌握權力的宦官和作為政治階級的貴族，都在唐末的大亂中覆亡了。貴族政治就這樣走向了末路。企圖實行改革貴族政治而採取溫和手段——包括官吏選拔制度、軍隊制度、租稅制度等方面，但毫無成效。也就是說，當時所謂的知識階級提出的理想的溫和政策沒有一個成功，相反，目不識丁的盜賊組成的軍隊將貴族政治推向了崩潰。 ［補說］ 六朝中期至唐太宗時期實行的班田制，沒有完全承認土地的私有權，只允許永業田為私有，而永業田在一家的田地中占比不過兩成。班田制基本上是按照國家的社會政策實施的土地分配製度。可是隨著府兵制即徵兵制不能實行，人民不再附著在土地上，以班田法為基礎進行賦課的租庸調製，從唐中期開始已無法推行，兩稅法取而代之。兩稅法是在夏秋兩次徵稅。昔日的財政方針是量入為出，兩稅法與之相反，是以「量出以制入」為原則，就和今日的稅制一樣。兩稅法從唐德宗時開始實施，一直是中國財政政策的基礎。也就是以土地的當前所有者、人民的當前居住者為基礎課稅，因此兩稅法確認了所有權自由和居住自由。 防止豪族兼併的班田收授制被廢除，承認人民私有權的兩稅法卻破壞了貴族政治。貴族們向來好以何處的某氏或郡望自傲。比如說自己是琅邪王氏，就是一種自誇；說自己是博陵崔氏，未必真住在博陵，卻具備了名族的資格。如今重視人民當前所有的土地和居住地，原籍即郡望就被忽視了。如此說來，兩稅法原本是為了解決政府的收入問題，沒有其他目的，不承想破壞了貴族政治。換言之，事情起因於聰明的政治家沒有預料到的地方，結果與預期大相徑庭。然而，政治家們總是重複這種錯誤的歷史，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