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一章　近世史的意義

中國的近世始於何時呢？這是應該弄清的。過去通常以朝代興替來劃分時代，此法自是簡便易行，但若從史學的角度來說，卻未必正確。史學上所說的近世，不是只論年頭而指距離現今較近的時代，它必須有成為近世的內涵。它的內涵是什麼？後面再說。具有這種內涵的近世，應當是在宋朝以後。而到宋朝為止，屬於中古到近世的過渡時期。要弄清中國的近世史，有必要從這個過渡期開始思考。 貴族政治的衰落與君主獨裁政治的代興 近世的內涵，與中古相比大體有什麼不同之處呢？首先，從政治上說，是貴族政治衰落，君主獨裁政治的興起。中國的貴族政治，從六朝到唐代中期最為興盛。當然，這種貴族政治與上古宗教性的氏族政治全然不同，是以武士為中心的封建政治的另一種類。這時中國的貴族，不是根據制度由天子授予領土和人民，他們的門第的形成，與其作為地方的名門望族自然地長期延續有關，當然，其中原本也有數代產生官吏的因素。當時社會上的實權被這些貴族掌握著。這些貴族都重視家譜，因而當時譜牒學非常盛行。在現存的古籍中，唐書的《宰相世系表》反映了這種情況。另外，李延壽的《南史》《北史》，不論是哪個朝代，為人立傳都會從這一家的祖先寫到子孫後代，形成為一個人立家傳的體裁，因此頗受爭議。這是南北朝時期的實際狀況無意中反映在歷史學上。 這樣的名門望族，當時的政治地位幾乎是超越一切的，即當時的政治應當說是全體貴族的專有物。一個人如果不是貴族，就不可能成為高官。但是，君臣之間地位的關係和門第未必一致。第一流的貴族未必能當上天子或宰相。特別是天子的地位尤其特殊，歸於有實力者之手。但即使成為天子，他的門第也不是就變成第一流貴族。唐太宗成為天子後曾命人調查貴族的家譜，第一流的貴族，北方是博陵崔氏和范陽盧氏等，太宗的家族是隴西李氏，僅屬三流。這種門第的排列，即便是天子的威力也難以變更。在南朝，王、謝等家族遠比宋、齊、梁、陳各朝天子的門第更被世人看重。這些名門望族都與同階級的貴族聯姻，他們的團體成為社會的中心。無論誰做天子，最好的官職都被他們占有，政治被這些貴族把持。 在唐末到五代，中古向近世的過渡期，這種貴族政治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君主獨裁政治。貴族政治衰落的結果是，君主與人民的距離大大接近了。一個人成為高官，不是依靠門第的特權，而完全是由天子的權力任命。這種制度在宋代以後漸次發展，到了明清時期，獨裁政治完全形成，即國家權力的根本為天子一人所有。不僅宰相這樣總攬全局的人，就連管理某個部門的官吏，都沒有全權，君主決不會把某職務的全權委任給任何官吏，這樣一個官吏不對該職務完全負責，各種責任由君主一人承擔。當然，這種獨裁政治不是在宋代這一個時期形成的，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但中國的獨裁政治是非常徹底的。然而，像這樣從貴族政治進入君主獨裁政治，是在哪個國家都能見到的自然順序。 君主地位的變化 如果比較這兩種政治的情況，那麼貴族政治時代君主的地位，有時會被掌握實力的人超越階級而占有，但即便成為君主，也不免成為貴族階級中的一個機關，即君主是貴族階級的共有物。這種政治只有在承認貴族階級的特權的前提下才得以實行，君主個人沒有絕對的權力。孟子曾說，卿有異姓之卿及貴戚之卿。貴戚之卿對君主的不當之處加以勸諫，如果不聽，就把他換掉。不僅在古代，就是中古的貴族政治時代，這種事情也屢屢發生。（日本藤原時代也發生過這種情況。）可見，君主是一族——除了同姓的親族，還包括外戚、僕從等——的共有物，如若不合這個家族之意，就有廢立或者弒逆之事。從六朝到唐代，弒逆廢立之事很多，就是因為這種情況。這一家的事，與多數庶民幾乎毫無關係，庶民作為國家的要素卻沒有任何重要性，與高等政治無涉。 如此這般，君主僅僅具有貴族的代表的地位，這是中古時代的情況。到了近世，因為貴族衰落，君主直接面對全體臣民，成為全體臣民的公有物，不再是貴族社會的私有物。在那個時候，如果全體國民都與政治有關，那麼君主理應作為他們的代表而存在。然而無論哪個國家，都不是這樣理想。即便實行了普選，實際上與政治有關的也只是政治階級，全體國民不過是在形式上參政了而已。尤其是在中國，由於政治階級情況特殊，君主非但沒有成為全體國民的代表，自身還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 然而，無論如何君主的地位比在貴族政治時代安全多了，因此廢立也不容易實行，弒逆之事也幾乎沒有了，宋代以後的歷史即是明證。但元代是個例外，仍存在廢立弒逆現象，這與蒙古的文化和政治發展程度有關。與同時代的中原相比，蒙古的文化相當落後，可能只到中原地區上古時代的程度，但因為征服了中國，突然君臨於近世的國家組織上，帝室身上仍遺留著貴族政治的形骸，僅在民政方面具有近代的色彩，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狀態。 君主權力的確立 貴族政治時代，有貴族把持權力的習慣，雖然隋文帝、唐太宗這樣的英主出現，在制度上否決了貴族的權力，但實際政治中貴族政治的形式還有殘留，政治是與貴族的協議體。當然，這種協議體並非代議政治。唐代政治上的主要機關有三個，即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中書省是天子的秘書官，負責草擬詔敕命令及批答臣子的奏章，詔敕的確定，必須得到門下省的同意。門下省有封駁權，若認為中書省的文案不當，可以批駁和封還。因此，中書、門下要在政事堂協議而做出決定。尚書省是接受上述決定並負責執行的機關。中書省代表天子，門下省成為代表官吏的輿論即貴族的輿論的形式。當然，三省長官都是貴族出身，貴族並不會絕對聽從天子的命令。因而天子在批答臣下的奏章時，用語極為友善，絕不會是命令的口吻。然而，到了明清時期，天子批答時完全像是對僕從說話一樣，言語粗野，變成命令性的。封駁之權在宋代以後不斷衰落，到明清時期便幾乎消失了。 此種變化的結果，是宰相不再是天子的輔佐，地位幾乎變得和天子的秘書官一樣。但宋代承唐代遺風，宰相仍手握相當的權力。明朝以後，終於不再設置宰相這一官職。明清時期，事實上執掌宰相職能的是殿閣大學士，這些學士就官職的性質而言只是天子的秘書、代筆。那種輔佐天子，分擔責任，甚至負擔全部責任的古代宰相已不復存在，只有君權無限膨脹。唐代以前，宰相皆出自貴族階級，手握大權，一旦拜相，連天子也不能隨意動他，這是當時的習慣。明代以後，宰相不論擁有多重的權力，一旦觸怒天子，就會被直接罷免，甚至有牢獄之災。宋代恰恰介於唐和明清之間，宰相若擁戴天子行使權力，就和出身貴族的宰相沒有什麼區別，一旦失去天子的支持，就會勢力全無。我們看北宋的寇準、丁謂以及南宋的賈似道等人境遇的變化，就可以明白這一點。而那些地方官，以前像小邦的君主，到了近世時，僅憑天子的一紙命令便可輕易任免，其無力以至於此。 宦官是天子的僕從。唐代的宦官成為天子眷屬中有力的部分，在其勢力鼎盛時，可以任意廢立天子，持有與宰相相等的權力。當時有諺語說：「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就是當時的情況。明朝時宦官跋扈，但只在受天子恩寵時才有權力，若是失寵就完全無權。在唐代，有人和宰相商議誅滅宦官的勢力，但失敗了；明代誅殺過有勢力大宦官。唐和明的宦官如此不同，正是貴族政治和君主獨裁政治的不同造成的。 人民地位的變化 同時，人民的地位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本來，與法治國家不同，君主獨裁政治時代人民的權利不會得到明確承認，但人民的社會地位和私有財產權與貴族政治時代大異其趣。財產的私有權得到明確承認，是在進入近世以後。在貴族時代，人民被看作全體貴族的奴隸，財產的私有權自然無從說起。到了隋唐時代，人民從貴族手中解放出來，被國家直轄，特別是將農民變得像國家佃戶的制度被制定出來。但事實上政治的權力屬於貴族，故而農民也可以說是擁護君主的貴族集團的佃戶，其他人民則都和奴隸一樣。土地的徵收、分配變更的制度等，體現了這種如同佃戶的關係。特別是租稅的性質，對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唐代實行租庸調製。租，與今天人民從私有土地上繳納的稅不同，是佃戶向政府繳納的地租。人民借用政府的土地（分配而來），為此支付的地租即為租。庸，即服勞役。每年人民有替政府服役幾天的義務。這種勞役，是政府不付錢的差派，不是自由勞動。調，是指人民把土地上的產物獻納給政府，是所謂的貢物制度。這一制度適用於人民在一定的土地上定居時，人民一旦移動便不適用了。唐朝中期，這種制度自然瓦解，改行「兩稅法」，即每年分夏、秋兩次納稅。在這種稅制下，不管農民是否定居，只按照其現住地來收稅。這是不把人民看作土地的附屬物之後才發生的。由此，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實現了自由。另外，從這時開始地租也發生了變化，繳納錢款代替穀物，因此農民可以自由處理土地的收穫物。 如此一來，開啟了下面的端緒：人民自然地被解放了，不再是被束縛在土地上的奴隸佃農的地位。到了宋朝，根據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擁有土地的意思愈來愈確實了。比如新法中的青苗錢，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向農民提供低利息借貸（實非低息），等穀物收穫後，農民就要還款，並加收若干利息。這一方法可以理解為有確認農民可以自由處分土地的收穫物的意味。至於勞役，雖然到宋代為止都是攤派的，但由傳統的差役改為雇役。差役必須親自去服勞役，雇役則可以出錢僱人服役，算得上自由勞動。這樣，富人為免除勞役，可以出錢僱傭別人勞動。如此一來，政府受益，人民也受益，這一制度便自然而然地推廣開來了。傳統的差役，富人也被強制服役，窮人必須無償服勞役，帶來了諸多不便。這種僱傭制度雖然也被很多反對者攻擊，但它非常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後來司馬光更改王安石的新法時，當初反對新法的人當中，包括蘇東坡在內的很多人反對恢復差役制。總之，它承認了人民的勞動自由，自然地人民的地位也發生變化。中國完全沒有承認人民的參政權，但貴族階級被消滅，君主直接面對臣民時，它進入了近世政治的狀態。 官吏錄用法 人民與君主之間的階層——官吏，其錄用法變成了科舉。即選舉的方法，過去是從貴族階級中錄用官吏，現在變成通過考試錄用。六朝時期採用九品中正的方法來選舉天下的官吏。這種制度將官吏設為九個等級，叫做中正的官員掌管這一事務（考察地方名門望族的家世來任命官吏，因此即使有學識，如果沒有門第也不被任命）。如此一來，官吏的任命完全被貴族的權力所左右。當時有諺語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上品之官不出於平民，下品之官也沒有出身名門的，這成了自然的約定。隋唐以來，為了破除這種弊端而實行科舉。但是唐代的科舉，方法依然是貴族性的，直到宋代王安石時代才發生變化，多少有幾分平民性了。唐代至宋代初期的科舉，以帖括和詩賦為主。帖括考查的是考生背誦經書的能力，詩賦考查的是考生的文學創作能力。所以這種考試與其說是考查學問，不如說是考查考生的人格及起草文章的能力。但根據王安石變法的制度，以經義代替帖括，以策論代替詩賦。經義，是寫出與經書中的義理有關的見解；策論，是寫出對政治的看法。當然，在這之後，經義單純變成了一種以一時的想法震驚考官的文字遊戲，策論也不過是概說大略的歷史事跡，與實際的政務沒什麼關係了。無論如何，僅僅是這個改變，就達到了從過去的重視人格變為重視實務的目的。 總之，一開始是九品中正的門閥主義；到隋唐的科舉制，原則上是不錄用門閥，變成選擇好像貴族的人才的人格主義；宋朝中期開始，變成實用主義。應試的考生，唐代每年及第的不超過五十人，多數官吏出自門閥，沒有脫離貴族政治的形態。但是明代以後的科舉，及第人數大大增加，儘管科舉有時三年只舉行一次，但每次及第人數都超過幾百人，特別是應試的考生不論何時都超過萬人。就是說，君主獨裁政治時代，在將官吏的地位分配給一般庶民上，實行機會均等。 朋黨性質的變化 政治的實際狀況方面也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像朋黨之類，性質為之一變。不論唐代還是宋代，朋黨都喧囂一時。但唐代的朋黨僅僅專門爭奪權力，是以貴族為中心，但到了宋代，人們主要依政治主張和學問上的出身關係結為朋黨。由此可見，政權脫離貴族之手後，由婚姻和親戚關係結成的黨派漸次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由政治主張和利害關係結成的黨派。這大概是一種體現包含庶民在內的政治階層意志的現象。當然，這種黨派的弊害雖然起自政治上的主張，但與貴族時代的弊害卻是相似的。在明代，主要因師徒關係、出生地區等結成朋黨，所謂君子結成的黨派，弊害與小人的黨派沒有差別，以至有「明亡於東林黨」之說。清朝特別忌諱臣下結黨，因此君主的權力日益絕對化。 經濟上的變化 在經濟上也發生了顯著變化。唐代鑄造了有名的開元通寶，雖然貨幣不斷鑄造，但其流通額較少，貨幣流通變得盛行是在宋代以後。唐代雖然算不上一個實物經濟的時代，但仍以實物表示財富，多以絹、綿等表示物的價值。到了宋代，使用銅錢代替過去的絹布、真綿等物，其間紙幣也興起了。唐代已使用「飛錢」一類的票據，到了宋代紙幣非常流行，稱為「交子」「會子」等，次第發行了可兌換紙幣。而南宋時期，紙幣發行數額非常大，物價因此大為波動。總之，在兩宋時期，紙幣已經得到充分使用。到了後來的元代，幾乎不再鑄造銅錢，只有紙幣流通。但是到了明代，由於極力推行不兌換紙幣的政策，紙幣終於廢敗。要而言之，宋代以後貨幣經濟非常繁榮。銀從這一時期開始作為貨幣逐漸占有重要的地位，最終租稅等用銀繳納。北宋時期，銀只是開始流通，到了南宋已十分盛行。元朝的伯顏滅掉南宋返歸北京時，為了運回從南宋國庫中收得的銀兩，把它們鑄造成一定的形狀，據說這就是元寶銀的開始。由此可見宋末白銀大為流通。到了明清時期，這種傾向進一步發展，最終銀完全取代了紙幣的地位。 總之，唐宋之交正值實物經濟完結期和貨幣經濟起始期的轉換之時。以往人們用糧食交納地租，現在一部分用錢交納。同時，貨幣的名稱也自然發生了變化。錢在過去稱為「兩」或「銖」，這當然是因為重量得名，過去一兩算作二十四銖。宋以後一兩算作十錢，即一錢相當於二銖四累。原來開元通寶一文的重量是二銖四累，十文為一兩。從宋代開始廢止了重量的名稱，改用錢的個數來表示，由此也可看出當時錢幣流通數量之大。在日本，使用一匁（一文）這樣重量的名稱，這是對中國錢的名稱的逆向使用。 文化性質的變化 學術文藝的性質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比如就經學來說，經學的性質在唐代就已經有變化的徵兆了。唐初，漢代以來的箋注、義疏受到重視，允許守持傳習的舊說並加以闡發。但一般來說，不允許改變師說而立新說。當然，其間有人想另闢各種蹊徑，盡力改變舊說，但都不敢公開做出這種嘗試。結果是當時的著述還是以義疏為主。所謂義疏，是對經書的注詳加解說，所以原則上疏不破注。然而，唐代中期以後，人們懷疑古來的註疏而發表自己的見解，其中最早的是關於《春秋》的新說。到了宋代，這一傾向極度發展，學者們常常自稱從遺經中發現了千古不傳的遺義，用自己的見解重新解釋過去的經典成為普遍的風氣。 在文學上，自六朝到唐，使用對句的駢體文（四六文）流行。唐中期以後，韓、柳諸家崛起，復興了所謂古文體，文章都變成了散文體，也就是從重視形式變成重視自由表達。在詩方面，六朝至唐代盛行對句多的「選體」（即《文選》風格的詩體）五言詩。到了盛唐時期詩風大變，李杜以下大家輩出，進一步打破了過去的形式，叫做七言歌行的自由長詩多了起來。自唐到宋，詩和文都日益從重形式變為重內容，採取自由的體裁。即使是作四六文，風格也與唐以前不同，在形式性的語言中，喜歡採用流動著某種意味的形式。從唐末開始，又在詩之外發展起了「詩餘」，也就是詞。詞打破了詩五言、七言的形式，變得頗為自由，尤其是在韻律上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從這時起，平話、今天的白話，即口語小說也已經興起。從宋代至元代，曲發展起來了，過去形式短小、抒情性的體裁，變成形式複雜的戲劇。其用詞也不以有典故的古語為主，而是以俗語自由地表達出來。因此，一時之間貴族文學變成平民文學。總之，在文學方面，貴族形式的東西變成平民的自由的東西。 藝術方面。在繪畫領域，直至唐代一直盛行壁畫，自然多以彩色為主。從盛唐起，白描水墨的新流派盛行起來。但整個唐代，新派並未完全壓倒舊派。不過，從五代到宋，壁畫逐漸變為屏風畫，金碧輝煌的山水畫衰落，墨繪日益發達。以五代為中心，之前的畫大體偏重傳統風格，畫不過具有說明事件的意義；但新的水墨畫採取表現自我意志的自由手法。過去繪畫是貴族的玩具，用於裝飾宏偉的建築；而現在捲軸盛行，雖然不能說它是庶民的，但平民出身的官吏在流寓之中可以攜帶欣賞。 音樂方面。唐代以舞樂為主，即以音為主，舞蹈動作是附屬物。它需要非常之多的樂人，使用極其複雜的樂器。其音律是形式性的，動作模擬現實的意味較少，與貴族的儀式相適應。唐以後，舞樂逐漸發生變化，先是吸收外國音樂，簡單趣味較多的音樂流行，而且舞蹈等漸漸變成簡單的風格，產生了幾分寫實的傾向。宋代以後，變成像今天日本芝居這樣的雜劇，音樂單調，從而適合多數人欣賞。其品位在古代音樂之下，但迎合了低層平民的趣味。這種變化在南宋時期尤為顯著。 綜上所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都在唐宋之間發生了變化。這就是中古與近世的區別。由此也可以說，中國的近世是從宋代開始的。而想弄清近世的歷史，必須從之前的過渡期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