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四章 南北朝時代——北朝
鮮卑拓跋部的遷移
自東漢開始，中國史書中所記載的鮮卑種屬中，慕容部先入中原建立燕國，其始末已在第二章詳述。而比慕容部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部族其實是拓跋部。此部族的歷史，《魏書》及《北史》記載極為詳細，但二者多有後世加以文飾之處，筆者取捨後敘述其梗概。
《魏書》《北史》都稱，拓跋部原本無記錄，是靠口口相傳才得以書寫其歷史。究竟哪些部分是口口相傳尚不清楚。拓跋部初建北魏之時，太祖道武帝拓跋珪追諡了其祖先二十八帝。他們的廟號、名諱、譜系今皆記載於史書中，其中有二字名者與一字名者。王鳴盛將一字名者視為虛構的存在，認為二字名者方合史實。現根據其觀點進行考證。首先，古時有宣帝推寅，記載有云：
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
之後，有位一字名的獻帝鄰。其記事有云：
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
獻帝年紀太大，難以實行神人之啟示，於是讓其子聖武帝詰汾實行。其記事有云：
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
但《北史》之中，出遷移之策者為宣、獻二帝，因而時人並號為推寅。推寅為鑽研之意。根據此說明，推寅為號，鑽研之人即為賢人。本紀中將宣帝推寅、獻帝鄰分為二人，其時代亦相隔數代。此應為本紀之誤。分別繫於宣、獻二帝的遷移故事本來應該是一個。如此一來，則有關遷移的傳說，是拓跋部族固有，還是廣泛流傳於鮮卑族，無法輕易判斷。
關於迷失於深山大澤，後出匈奴故地的詰汾，有以下傳說：
嘗田于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
此天女與詰汾之子就是神元皇帝力微。拓跋部初見於中國史書即自此人始，拓跋部也始有紀年。詰汾的傳說，或許是拓跋部的強力酋長力微的故事之衍化，但內容當然僅僅只是在北方民族中廣泛流行的傳說的一個變形。
關於拓跋部酋長力微，《魏書》《北史》稱「元年，歲在庚子」。這表示拓跋部紀年的開始。錢大昕認為庚子之年為魏文帝受漢禪讓的黃初元年（220年）。大概拓跋氏以魏為國號，因而將其紀年之始設在三國曹魏受命之年。當然這是後世的追記。
依《晉書·衛瓘傳》，晉武帝之時，衛瓘為幽州刺史，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共為邊害。衛瓘令此二虜相爭，後務桓投降，力微憂鬱而死。參照《北史》本紀，《晉書》的務桓即《北史》中的烏桓王庫賢，收衛瓘賄賂而害力微。根據此等記載可知，北京西方有拓跋部酋長力微，受晉壓迫，最後死去。
力微死後，據《北史》記載，拓跋部大體分為三部。力微之子祿官據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為根據地，即今直隸北邊獨石口外之東部地區。文帝長子猗㐌則在參合陂之北（山西大同府東北陽高鎮）。猗㐌之弟猗盧身居盛樂故城（山西北邊托克托西北）。其時，西晉「八王之亂」正烈，匈奴劉淵公然糾合蠻族，欲在中原稱帝。晉司馬騰在山西太原為匈奴所苦，於是向參合陂之拓跋猗㐌求救。此前，衛瓘部將衛操率其同族十數人進入拓跋部，勸猗㐌及猗盧招撫漢人，漢人寄身於拓跋部者日漸增多，於是他們說服猗㐌與晉結盟共抗匈奴。因此，司馬騰求救之時，猗㐌立刻答應，進入晉陽城。此事在《魏書·衛操傳》的大邗城南之碑中有詳細記載（大邗城似謂盛樂）。猗㐌以其功受晉賜大單于的金印。其後猗㐌死，猗盧統一三部。其時，晉名將劉琨受匈奴劉淵攻擊，孤軍困於晉陽，猗盧施以援助，作為報酬，向劉琨索取今山西內外長城中間的土地，即大同府、朔平府等地。劉答應了，猗盧於是率其部族十萬家移住此地，修繕平城（大同）定為南都，以盛樂為北都，以二部大人統領。對外則破匈奴，被當時僅僅殘存於長安的晉室封為代王。如此一來，猗盧採用漢族文明，頗立法制以統制部下，深得漢族信賴，但與此同時也招致部人的怨恨，內亂終於爆發。
猗盧被其子六修所殺。此內亂相當殘酷，《衛操傳》記載，拓跋部舊人與新附的漢族、烏桓人之間猜疑極深，互相誅戮，新附人民不得安生，跟隨衛操之子衛雄從大同撤退者達數萬家，他們都歸附於晉將劉琨。劉琨得此勢力後向匈奴發起戰爭，終致敗亡之禍。於是，拓跋部直接與匈奴勢力相接，後來被後趙石勒勇將石虎所攻，拓跋部在雁門抵禦，遭遇大敗，結果拓跋部不得已從大同撤退。拓跋部酋長紇那遷徙至部族舊根據地張家口邊的大寧，後派遣使者至石勒處，完全臣服於後趙。
猗盧一度在大同統一部族，稍立法制，意圖建立統一國家，後內亂爆發，其身被殺，部族各返舊地，代表諸部的酋長或在大寧，或在東木根山（《讀史方輿紀要》雲大同府北），或在盛樂。此時，在中國中原，後趙已亡，前燕慕容氏得勢，拓跋部常送人質至前燕表示服從之意。拓跋什翼犍（昭成帝）原本作為人質身處慕容燕之下，娶慕容之女，後被國人迎回，據盛樂，獲部族代表者的地位。他曾討滅據匈奴故地鄂爾渾河上游的高車族，深得部人信賴。恰逢中原方面前秦苻堅勢力迅速增強，滅慕容燕，先鋒劍指與燕關係甚深的什翼犍。什翼犍不敵，大敗，於是率國人逃遁至陰山之北。高車雜部一齊叛亂，攻擊拓跋部，什翼犍趁苻堅之軍撤退時，再次返回盛樂根據地。此時，拓跋部命運完全陷入險境，因漢人燕鳳巧妙在中間調停，苻堅決意保存拓跋部，但其始終採取壓制拓跋部勢力的方針，以被看作匈奴部類的酋長鐵弗劉衛辰為西部大人，令其統領黃河在沙漠中南折處以西諸部族，又任命劉庫仁為東部大人，居於大同，統領黃河以東，山西、直隸北邊的諸部族。《資治通鑑》以劉庫仁為匈奴族，恐怕有誤，實際上應是鮮卑族獨孤部酋長。鐵弗部常與拓跋部相爭，獨孤部與之相反，與拓跋部保持良好關係。此外，苻堅將什翼犍的長子窟咄帶在身邊撫育，施與恩情，計劃以後扶植他為酋長。但苻堅征伐江南之東晉失敗之後，國內統一完全崩壞，其勢力已不及山西北邊，東部大人劉庫仁開始同拓跋部人串通，擁立拓跋珪作為部族代表。拓跋部得勢，正是因為此人。
北魏的興隆
拓跋珪受到以劉庫仁為主的鮮卑部人歡迎而據大同，且被認定為諸部屬之王，於是立國號為魏，定年號為登國。其時386年。立國號的記載是否為事實存疑。但當年拓跋珪不得不再次逃至陰山以北。事情經過如下：
前秦苻堅南伐失敗之後，其勢力完全瓦解，一時間被苻堅所滅而伏於其下的鮮卑慕容部再次復活，慕容垂在直隸西部中山獨立，建立後燕，慕容永在山西長子建立西燕。慕容永被苻堅撫養成人，他企圖誘導並擁立同在苻堅之下的拓跋什翼鍵長子窟咄，擴張勢力至山西北方。而最為支持北魏拓跋珪的劉庫仁，其子劉顯叛父，欲借慕容永的援助對抗拓跋珪。拓跋珪被形勢所逼，逃至陰山之北，藉助此地鮮卑諸族勢力抗擊敵人。同時，向與慕容永對立的慕容垂求助。但此時，依附的諸部族酋長中，多人放棄北魏，越過黃河向西方的劉衛辰尋求保護。這對北魏而言實屬危機。拓跋珪從陰山之北，沿陰山北麓向東方潛行，出牛川。《魏書》本紀記載，牛川在於延水之南，即今日桑乾河支流東洋河流域，與山西陽高之北的參合陂同為部族會合之地。自牛川南下出高柳（陽高鎮），在此與慕容垂所派援軍會合，後破窟咄，迫其逃亡至劉衛辰處，隨後窟咄被殺。翌年破劉顯，暫時脫離險境。此後，拓跋珪忙於東西內蒙古諸部平定之事。他東臨寧川、赤城、濡源，後圍松漠，討庫莫奚，渡弱落水。寧川，依楊守敬《水經注圖》，為流經今直隸北邊萬全縣的東洋河支流。赤城則在直隸獨石口南。濡源即灤河上游上都河之源。松漠當在多倫諾爾、巴林之間，弱落為饒樂即遼河的支流老哈河。拓跋珪又向西討伐內蒙古西部烏拉特旗地區的解如部、叱突鄰部等，最後征伐高車族，達鹿渾海。依丁謙氏觀點，鹿渾海為科布多之西南博洛泉托海（布倫托海）。拓跋珪或破蠕蠕於大磧之南的床山下。魏源《遊牧記》認為此山為烏拉特旗西北一百八十里的席勒山。北魏勢力漸次擴張至東西內蒙古，隨之與黃河以西陝甘邊外的匈奴劉衛辰爆發大規模衝突。
劉衛辰的根據地在悅跋城，即今日陝西北部榆林府塞外、河套之地。他據之統轄黃河至陰山、陽山的各蠻族。北魏勢力延伸至西北，終與之發生衝突。當時兵力方面劉衛辰占優，但魏軍大勝，拓跋珪於是渡過黃河，橫跨河套，直接攻陷悅跋城，殺劉衛辰。但此勝不久，北魏就與更強大的慕容垂軍開戰了。
起初拓跋珪與慕容垂同盟共抗慕容永。之後，北魏勢力延伸至東西內蒙古，與此同時，在慕容垂的勢力範圍直隸北部雙方發生小衝突。劉衛辰滅亡，其子赫連勃勃逃離悅跋城，投身今日甘肅省北部寧夏地區的匈奴部屬之中，糾合勢力意欲抗魏。當時慕容垂平定慕容永，取山西，正欲乘勢討滅北魏。
395年，慕容垂派長子慕容寶從山西直逼魏。其時，魏未採取截擊策略，反而攜全部部落、畜產退至河套。慕容寶追擊，意圖在黃河之北迂迴，渡河而入河套之地，大備戰具，但其內部未充分統一，多人主張退卻，慕容寶於是順應其要求。但燕軍輕視敵軍，未做充分戰備，遭魏軍襲擊，在參合陂大敗。慕容垂得此敗報後大怒，親率大軍復仇，取近道直襲平城（大同），殺魏守將，拓跋珪甚為懼怕，再次逃亡陰山之北。幸好慕容垂年老罹病死於軍中，燕軍內部不統一的弊病暴露，各方面均為魏軍所破，攻守之勢轉換。自此，魏軍勢力逐漸越過長城進擊中國內地。同時，仕魏漢人許謙等上疏建議拓跋珪即天子位。魏建天子旌旗乃是自此開始。翌年，為討伐慕容垂的繼承者——身居中山的慕容寶，拓跋珪大舉南下，一鼓作氣奪太原，將軍隊一分為二，其一南下直隸平原，其二進擊薊城（即北京）。慕容寶在巨鹿（直隸晉州）柏肆塢抵禦南下主力魏軍失利，死於亂軍之中。如此一來，拓跋珪入中山，巡鄴城而置行台，戰後處置完成後，歸返平城。此時，仕於後燕的漢族名流張袞、崔宏等人都輔佐拓跋氏參劃大政，經營新都城，立社稷，頒布法令，重新定國號為魏。北魏在名義和實際上君臨中原，實始於此。其時天興元年（398年）。其後北魏專心經營都城，拓跋珪年年巡狩東部內蒙古，綏撫當地部帥，西北尉遲部等進而歸魏，北魏勢力逐漸穩固。
天賜六年（409年），拓跋珪死。其廟號為太祖，諡號道武帝。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繼承其後。明元帝執政之時，大規模新修長城，東起直隸邊外獨石口之北，通山西歸化城，及至黃河北，如此一來，北魏作為漢族統治者對外蒙古的蠻族設定明確界限。此時，北中國形勢究竟如何？
北部中國諸省之中，山西、直隸等大部分已歸附北魏勢力，與之交界的地方，東北直隸北邊和龍城（朝陽府）仍有後燕勢力，後來漢人馮跋奪之，立北燕國。東南有慕容垂同族慕容德在山東廣固建立南燕。其西陝西渭水流域有後秦姚萇之子姚興。其北有赫連勃勃雄視。赫連勃勃被北魏攻打之時，憑後秦主姚興的支持維持其勢力，後來卻與姚興反目，屢次進寇陝西內部，漸而犯其北部。非但如此，還向東北擴張勢力，收復被北魏所奪的祖先根據地悅跋城，築統萬城。原來進擾北部中國的五胡中，匈奴與羯被視為最無人性，赫連勃勃尤其如此。《晉書》載記詳細記載築統萬城之事：擔當工事者名叫叱干阿利，蒸土作城，若其土鬆軟，可用錐刺入一寸，則當場斬殺工人，將被殺工人的屍體混入土中用以築城。又製造各種武器，其實物，若箭不能射穿甲，則殺制弓人；若箭射穿甲，則殺制鎧人。又鑄百鍊鋼刀，銘文謂之「大夏龍雀」。大夏為赫連所立的國號。統萬城以其堅不可摧而聞名於世。《魏書》如是記載：
其堅可以礪刀斧。台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
赫連氏可謂北魏的勁敵。但使北中國形勢產生變化之事此時忽然在南方發生。宋高祖劉裕實行北伐，一氣滅掉占據山東廣固的南燕，又入陝西，生擒後秦姚興之子姚泓，滅其國。當時魏太宗與赫連勃勃皆主動避免與南軍交鋒。但劉裕手下留鎮長安的將領不久後發生內訌，赫連勃勃趁機攻取長安，北魏進至洛陽，如此一來北中國呈現北魏與夏兩大勢力爭雄的形勢。期間，太宗拓跋嗣去世，世祖拓跋燾新立，即著名的太武帝。
拓跋燾即位之時，南朝正是宋文帝的元嘉太平時代。北朝與南朝的交涉如上篇所述。從北魏立場來看，拓跋燾謀士崔浩的方針為努力與南朝修好，以統一北中國為北魏使命。戰爭首先與赫連氏展開。當時赫連勃勃已死，其子赫連昌在統萬城即夏主之位，內部發生叛亂，陝西一帶為此陷入極端混亂。世祖拓跋燾趁機攻打統萬城，並令其他部將襲擊長安。世祖先鋒率先在統萬附近取得勝績，世祖乘勢率三萬大軍一舉逼至統萬城下。他使用奇襲戰法，無需準備攻城器具與步兵，專以突騎發起進攻，其部下軍將多為之憂懼。而他想誘敵至城外，決戰郊野，結果計劃大獲成功，赫連昌大敗，逃至渭水上游上邽（甘肅省秦州）。世祖乘勝追擊將其擒獲。始光四年（427年），魏取統萬城。
赫連昌被擒之後，其弟赫連定繼續抗魏，最終被吐谷渾酋長慕璝所殺。據稱，吐谷渾與鮮卑慕容部原出自同一系統。一般認為吐谷渾祖先涉歸系慕容廆的庶兄，其率部落七百戶從遼河上源越過興安嶺，沿陰山山脈西進，最終定居於甘肅省西南河州（當時稱枹罕）之地，在黃河支流洮水流域逐水草、遷廬帳而居，以肉酪作食糧，西北諸族稱之為阿柴虜。慕璝任酋長之時，魏勢力逐漸擴張至甘肅北部，慕璝於是與之相通，擒獲在甘肅東部平涼（甘肅華亭）的赫連定獻給魏。但魏未賞其功，導致慕璝與其子慕利延對魏抱以反抗態度。洮水流域與西方青海相連，其境內為廣闊而一望無際的黃沙，作為西藏系氐羌族的住地而為人所知。據說這些部族生性怯弱，吐谷渾支配他們，若為強大外國所攻擊，則立即越過黃沙向西逃遁，因而對其發動征伐並非易事。慕利延一度被太武帝所攻，於是逃亡西北天山南路的于闐，而免於魏軍追擊，後再次返回故土，或與南朝或與北朝通款，而得以長保其位。
魏已滅赫連氏。其後先鋒進軍東北，討滅盤踞和龍城的北燕馮氏。當時馮跋之弟馮宏在位，支配遼河東西的同時，與高句麗保持密切關係。魏方面，自太宗時代便嘗試征伐北燕，今世祖勢力逐漸向此國施以強壓，馮宏部下多人勸其歸附於魏以保其位。馮宏不為所動，後終被魏所迫而逃亡高句麗。其時，高句麗首都平壤發生不可思議的現象。狼夜間繞城群嗥終年，又城西老鼠成群連成數里，向西而行，若遇水，則排頭者嘴銜馬糞，後者咬其尾，以此渡河。總之，馮宏流亡高句麗後，不久高句麗應魏的要求將其殺害。和龍淪陷，其時太延二年（436年）。
和龍淪陷之後，北中國殘存之國僅剩甘肅姑臧沮渠氏。如前章所述，河西即甘肅北部中心之涼州姑臧在呂氏滅亡後，為禿髮氏、乞伏氏所占領，後沮渠蒙遜將其合併，立北涼國。姑臧的富強不言而喻。據傳，苻堅聽聞姑臧富強，於是派猛將呂光前往。但北魏可能不知其情況。恰好和龍淪陷之時，北涼方面蒙遜死，其子沮渠牧犍在位，就是否應徵伐北涼，魏朝廷中議論紛紛。據《魏書·崔浩傳》記載，當時居尚書之位的古弼、李順等人與武將奚斤都認為不應討伐沮渠。其理由是，自平城進軍姑臧，需渡過流經赫連氏統萬城邊最終注入黃河的溫圉水（無定河），並向西進軍，道路艱險。且姑臧城南有高聳的天梯山，冬有積雪丈余，春夏之時，其雪消融成川，住民引之灌溉。若聞大軍到來，則他們必然截斷水渠，如此一來，全部軍將馬上渴死。又離姑臧百里許，土地乾枯，而無一草木，非駐軍之處。但崔浩援引《漢書》記載加以反駁。《漢書》有雲，「涼州之畜，為天下饒」，又漢在此置郡縣，若無水草，何以立郡縣？且漢時此地數百萬頃田地皆得灌溉，僅靠雪融之水無法滋養如此廣闊田地，因此其地必然大河洋洋。世祖聽取崔浩之言，討伐沮渠氏。北涼主牧犍投降，其同族逃往天山北路高昌，後被蠕蠕所滅。世祖取姑臧之後，向太子寫信稱，姑臧城東西門外有泉水湧出，在城北合流而成一大河，河外有溝渠多條，都流入沙漠之中。總之，北魏取姑臧後，完全統一北中國。五胡擾亂的余勢至此結束。其時太延五年（439年）。
如上所述，世祖太武帝完成北中國統一。現簡述魏在世祖之前對北狄所採取的處置，以結束此節內容。
如第二章所述，東漢之時，鮮卑族一度奪取匈奴故地鄂爾渾河、土拉河流域。前述拓跋部傳說中也確有其事。但其究竟領有何處尚不明了，至少拓跋部初現於中國史書之時，鄂爾渾河、土拉河流域尚被高車族所占領。高車是「丁零」「狄歷」「敕勒」等文字所表示的種族中的一個部族，因使用的車輪高大且輻數眾多而得名。此部族中流傳狼的傳說。據《魏書》記載，匈奴某單于產二女，容姿甚美，部人皆以為神。單于不欲二女出嫁，欲奉與天，於是在北方無人之地作高台，令二女棲於台上，祈求上天遣使迎之。三年過後，其母欲迎還二女，單于不許。一年後，一匹老狼守台嗥呼，在台下挖穴而不去。妹見狼，以為神物，於是下台。姊欲攔之而不得，妹遂成狼妻，為狼產子，之後子孫繁衍，於是有高車部。後之突厥、建立元朝的蒙古族皆有狼之傳說，即中國人所謂的狼種。高車傳說應是其前身。被視為與此部族同種的丁零，其名出現於東漢，可確定在匈奴西北。三國魏之時可見「北丁令」「西丁令」之名。要而言之，它應是廣泛分布於從阿爾泰山北部、塞米巴拉金斯克東南部到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地區的種族。唐杜佑《通典》將高車分類為北狄，丁零分類為西戎，應該是沿襲《魏書》將高車族分類為北狄，但事實上，阿爾泰山的北方或為西戎，或為北狄，並無一定標準。但從地勢而言，發源於阿爾泰山北麓的水流一為色楞格河，注入貝加爾湖，二為額爾齊斯河或葉尼塞河，北流西伯利亞，可將之視為北方，將之與注入鹹海的天山北路諸水系區分開來，似乎較為妥當。總之，散布在阿爾泰山北方之高車族繼匈奴、鮮卑之後占據杭愛山所包圍的外蒙古中心地。如此一來，他們屢次攻擊散布在陰山山脈之鮮卑各部，拓跋部常與之交戰。如前所述，拓跋什翼犍不堪此族襲擾之苦。太祖道武帝之時，曾先後兩回嘗試遠征高車。第一回如前所述，將高車族追擊至鹿渾海，第二回發生在天興二年（399年），屬特大規模的計劃。此時，魏大軍悉數取道東北多倫諾爾地區，沿陰山向西北行進，沿途征服當地民族，其一隊越過大漠襲擊高車根據地。太祖將高車人引向漠南，「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之眾建名為「鹿苑」的寬闊苑囿。此次遠征對高車族而言是致命打擊，其後高車多歸附於魏，勢力日漸衰弱，柔然族取而代之，在漠北得勢。
關於柔然（蠕蠕、芮芮），西洋學者認為它與西方記錄中所見的阿瓦爾族是同一種族，但其部屬系統不明。依《魏書》之說，起初拓跋部始祖力微曾掠得一名奴隸，後被穆帝猗盧所釋放，此奴隸逃至廣漠溪谷，糾集無賴之徒，成為一大勢力。其後代車鹿會自稱「柔然」，他們以前作為「郁友閭」或「木骨閭」為人所知，「木骨閭」意為「首禿」。首禿（即無發之頭）有何意味，筆者不明，恐為賤稱。既然改稱「柔然」，則「柔然」應含有尊貴意味。但北魏太祖道武帝認為此部族毫無智識，其狀類蟲，故寫作「蠕蠕」嘲笑之。總之，其部族系統不正，即便在蠻族之中也普遍被輕視。《南齊書》稱作「塞外雜胡」。就像以石勒為代表的羯族一樣，柔然在匈奴地位較低。此部族一般不常遷徙，冬在漠南，夏在漠北，大體歸附於拓跋部，後部族一分為二，其一據西方，尋求劉衛辰的保護，太祖暴怒，在大磧南之床山攻打之。後太祖部將追擊其餘眾至涿邪山（外蒙古尼赤金山）。北魏與柔然之爭即始於此。但此時柔然一位名叫為社崘的酋長遠逃至北方投靠高車斛律部，後侵犯高車，遷徙至弱落水，以軍法統合部族。弱落水一般被認為是土拉河，所以他們應是在匈奴故地鄂爾渾河、土拉河流域取代高車勢力。社崘自稱豆代可汗。豆代為駕馭開張之意。北魏太祖曾謂崔宏曰：「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陳，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由此言可見，社崘出現後，北魏在北方遭遇強大敵手。
北魏在世祖太武帝之時，柔然部有名為大檀之酋長，在邊疆為患甚劇。此前，太祖晚年及太宗一代對柔然主要採取防禦方針，及至世祖轉而主動轉向征伐柔然的方針，並前後發起數次大遠征。對魏而言，尤為光輝的大勝是神䴥二年（429年）的遠征。此時有傳言稱南朝宋即將大舉北伐，因此對於征伐柔然，魏內部產生激烈反對意見，但世祖不為所動，令大軍從白漠（東道，今由歸化城北行至庫倫驛路）、黑漠（西道，今烏拉特旗西北至科布多驛路，丁謙說）兩道橫絕大漠，至栗水（翁金河），大破柔然軍，大檀震懼，率其族黨焚廬舍，西逃而不知所蹤。此次戰敗之後，柔然部落四散，竄居山谷，畜產布野而無人收。世祖從栗水西行至兔園水（丁謙謂為推河），高車諸部殺大檀族眾，前後歸附之人達三十萬。其後，柔然寇邊仍不絕於史，但此次大勝之後，北魏與柔然的關係暫時告一段落。此後，北魏確立其邊防組織，作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外蠻進寇。
北魏全盛
世祖之後，經高宗拓跋濬（文成帝）、顯宗拓跋弘（獻文帝）至高祖拓跋宏（孝文帝），此中約五十年可視作北魏全盛期。其間北魏得以維持世祖所開拓的魏朝疆土，另一方面逐漸吸收漢族文明，及至高祖孝文帝遷都洛陽，魏在形式上完全成為漢族統治者。現圍繞此二點展開敘述。
魏世祖統一北中國，對高車、柔然施加強力壓迫，將威力延伸至北狄，與此同時為構建北方防備，嘗試設立六鎮。六鎮為懷朔、武川、撫冥、懷荒、柔玄、御夷，依楊守敬《水經注圖》考之，大體散布在今日內蒙古東部的察哈爾、綏遠區域，設於陰山山脈的要地。此區域自拓跋氏初現中國史書之時開始，即為其勢力所在之處，換言之是拓跋部根據地。對北魏而言最為重要的是懷朔、武川兩鎮。拓跋部尚未建都於平城前，歸化城南面的盛樂是最主要的根據地，也是太祖拓跋珪的發祥地。依酈道元《水經注》記載，以盛樂為中心有種種宮殿，皆與太祖有關，且太祖之後歷代天子屢屢巡幸至此，示威北方。盛樂西方、黃河南折之處有懷朔鎮，其北方，越過白道嶺後有武川鎮。此二鎮相望，拱衛盛樂城。其東方，魏歷代天子屢次巡幸濡源。其準確地點不得而知，但可確定為上都河之源、獨石口東邊。以之為中心，設柔玄、御夷二鎮，此二鎮與懷朔、武川中間又有撫冥、懷荒二鎮，魏北部防線可大體推知。但此六鎮究竟建於何時尚無明確記錄。但如前所說，世祖前代太宗之時開始，方在北邊構築長城。因此，可推測應是自那時開始在此等要害之地配置駐屯軍。世祖之初，征伐柔然，其降人多數配置於六鎮之間，可知當時六鎮已然存在。其後世祖從中國內地徵發十萬人夫，耗時兩年，在此地建塞圍。此恐為六鎮外貌整備的開始。六鎮的設立本為防備外敵，其防備逐漸完成，說明北魏由積極攻擊轉為消極防禦。與此同時可以想見，北魏諸帝北邊巡狩漸次減少。例如，從太祖至世祖時代幾乎年年巡狩，每次必進行盛大狩獵，諸部酋長全需參加。最為盛大的一次當數世祖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御幸盛樂城之北廣德殿所舉行的巡狩。其詳細記載未有流傳，但著名宰相崔浩所寫碑文之一節被《水經注》所引用，如下：
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
恐北邊各酋長皆在世祖之前行嵇顙之禮。但世祖死後，高宗、顯祖、高祖數代，巡狩之事漸少。與之相反，對漢族的各種措施逐漸增多。且從北魏擅長的武力方面來看，不得不藉助漢人力量的事例逐漸增多。
今為探明其情況，舉全盛期之漢為例。其北邊第一防線為遙遠的甘肅西北敦煌、張掖地區（依漢時名稱，即積石、祁連山脈）至黃河流域的賀蘭山、陰山山脈一帶。此範圍大體歸於北魏勢力之下，但就北魏防備系統而言，以六鎮為中心，與之相連的西方沙磧之地僅為內蒙古黃河之北至賀蘭山內側一線，自涼州姑臧延伸至西北則僅設置若干鎮戍，作為防備可謂相當薄弱。例如，世祖滅沮渠而取姑臧之時，宰相崔浩提議，在如此遠隔之地僅設鎮戍之兵，恐難成防備，務必將漢族豪家與人民移住此地以謀開拓。其意本為效仿漢家的政策，但此提議未被採用。但姑臧以東，薄骨律鎮已實行開墾計劃。此鎮一般認為系甘肅省東北部黃河內側的靈州，若逆黃河而上，則河套沙漠中有名為「沃野」的鎮戍地。世祖末期，薄骨律鎮守將刁雍計劃引黃河之水，築溝渠而興良田，後造運船，計劃將物資運抵沃野鎮。而《水經注》明確記載，沃野鎮引入黃河之水灌溉田地。由此可見，當地乃有漢族農民逐漸遷入從事農業。而六鎮防備方面，顯祖之時，乃聽取源賀之策，北中國徵發各地之犯人以充邊防，主要配備於六鎮之間。有學者認為，中國兵士素質惡化正是源於此。總之漢人加入北邊防備乃是事實。其後，徵發內地漢人三萬人，主要配備於懷朔、武川兩鎮。從此北魏在此二鎮之間築城，且新赴邊戍之兵士從事地方墾殖，即實行所謂屯田策。及至高祖之時，為令此等犯人從事邊戍，屢屢施以特別恩惠。又因高閭之意見，昔日太宗計劃之築長城之說再次被提起，於是在六鎮全部構築種種防禦工事，北邊防備逐漸完成。如前所述，漢人力量愈發凸顯。
現轉而觀察魏室與漢族的關係。雖然說是漢族，但筆者主要敘述權力所有者北中國豪族與魏室的關係。拓跋部與北中國發生重大關係始於太祖滅慕容部取中山之時。直隸、河南平原地區由此進入「五胡亂華」時代，各種蠻族相繼興亡，當地豪族為保自身權力，於是出仕於各蠻族政權。輔佐太祖的崔宏，其祖父仕於石虎，其父仕於慕容部。雖稱為出仕，但無法將之看作有統制國家的官吏。實際上，北魏之時，至顯祖之前，官吏均無俸祿。張白澤上疏之一節有云：
周之下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襲堯舜，憲章文武者乎？（《魏書·張袞傳》）
因此，北地豪族以蠻人為君主恐為保全社會地位。從地方狀勢而言，北地動亂持續已久，地方全借豪族之手方能維持秩序，蠻族為在當地得勢，無法漠視豪族之力。所以蠻族酋長與中國豪族之間，其利害關係存有相互依賴的一面。而北地豪族在長時間的騷亂期維持了權力，自然成為社會上層階級，且借相互通婚，穩固其地位。論及著名家族，直隸有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河南有滎陽鄭氏，山西則有河東柳氏、太原郭氏。此等強族並不重視蠻族首領。例如，太祖曾向幕下張袞問起直隸地區的人物，張袞推薦范陽盧博、清河崔宏。但他們起初並未應諾仕魏。清河崔氏一族有名叫崔逞者。太祖在中山攻打慕容氏，食糧頗缺，於是命令崔逞制定徵發方略。崔逞答曰：「取椹可以助糧……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此言明顯侮慢蠻族，太祖暴怒。其後，晉司馬德宗因為羌部姚興攻擊，向太祖求救。太祖令崔逞擬書信，其竟在信中稱「賢兄虎步中原」，太祖認為此言非君臣之禮，令其重寫，其竟以「貴主」替代「賢兄」。太祖暴怒，斬之。[1]此事件一方面可看出豪族對蠻王的態度，另一面亦可看出為太祖對豪族斷然威壓的方針。現從後一方面考察整體史實。
據傳，太祖好讀之書為法家《韓非子》，其子太宗也頗愛讀《韓非子連珠》《太公兵法》等書籍，因此，魏刑罰苛酷。曾有魏同族之人在某地被殺，魏找到兇手後誅滅其三族。趙翼等人引用此等事例證明北魏刑罰的嚴酷。但同時也不能無視其優點。《魏書·刑罰志》記載，太祖當時已採用嚴罰主義，但一般而言，太祖廢除各種酷刑，且在適用方面，對大臣等權貴也毫無寬縱之處。法的公平反而得以實現。支持獨裁王室，敏於順應新時勢的漢族反而開始傾向建設新國家。如世祖的宰相崔浩所言，魏率漠北純樸之人入主中原，變風易俗，治化四方。正是他勸世祖確立統一北中國的大方針，當蠻族出身的大臣對遠征姑臧及征伐柔然持猶豫態度之時，唯獨他持強硬態度，致力於令世祖成為名副其實一統中原的君主。但深受信賴的崔浩最後被世祖所殺。
《資治通鑑》認為崔浩遭誅滅，原因有二：（一）恃才，將自己所推薦的人物強行任命為地方高官，因而廣受當時諸大臣的非議；（二）書寫魏一代的歷史，在其部下勸說下，刻石立於郊壇。但其直書魏先祖之事，魏部族之人暴怒，向世祖進讒言，世祖於是將其誅殺。
此時，非唯崔浩，清河崔氏一門乃至與其存有姻戚關係的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等皆罹族誅之禍。大臣高允也差點被滅族，幸虧他是皇太子的師傅而得以倖免。世祖曾向高允言曰，若無太子，則還有數千戶難逃死罪。高氏一門就可能有數千戶被誅，那麼與崔氏一同被誅之人，數字應該十分龐大。通常中國歷史家將《通鑑》列舉的第二原因視為崔浩敗亡的主因，有人稱若崔浩的史筆傳至今日，則魏祖先的事跡更加清楚。但此想像恐與事實不符。《通鑑》將崔浩過度任用私黨列為第一原因，實為卓識。崔浩作為北中國名族的首領，欲引薦人才至中央以擔當政治改革的大任。《魏書·盧玄傳》有雲，崔浩曾意圖「齊整人倫，分明姓族」，欲建立當時南朝宋所實行的世族中心政治。但盧玄冷靜反對。他認為，凡事皆講求時機，即便想要立刻實現漢族中心之文明，贊成者能有幾人？還需深思熟慮。又崔浩欲令其一派之名族擔任地方高官，高允提出批評，指出崔浩將陷入險境。魏廣用漢族人士，但始終還是以魏王室為中心。太祖曾下詔：
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舍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
此乃對漢族徒求虛名的當頭棒喝，告誡世人應在人主的意志之下認真履行職務，這明顯帶有法家色彩。此方針一直持續至世祖時。與之相對，崔浩過於主張漢族中心而侵犯人主的權威，是其失敗的真正原因。魏的歷史問題成為誘因，崔浩終致敗亡的命運。
回頭細思，北中國的豪族名門經過「五胡亂華」時期，實際上得以維持其家世及勢力。即便王室厲行統一主義，但就事實而言，蠻族權貴樂於與漢族名家通婚，即便王室也在所難免。此外，從法規上而言，漢族名家子弟與蠻族權貴子弟共擔禁衛重任（參照外篇）。因此，承認此事實的同時實現統一，是魏王室理應嘗試的開明政策。為此所採取的方針應該是以王室權力定氏族的高下，如此一來，氏族得到相應的社會地位，自然政治上也獲得有利位置。與此同時，採取保障一般百姓生活利益的政策，在二者基礎之上，實現政治形式的統一。在魏鼎盛的高祖時期，除了三長制與均田法之外，還實行氏族分定政策。關於三長制及均田法，將從其他角度在外篇另說，現就氏族分定政策進行論述。且看高祖遷都洛陽的大事件。
關於遷都情況，《資治通鑑》記載最為詳細。據記載，魏高祖孝文帝認為其都城平城土地寒冷，六月已有降雪，風沙常起，因此欲遷都洛陽。但群臣之中多人反對，於是高祖表面上說要征伐南齊，與群臣討論南征之可否。其時，皇族之中地位最高的任城王澄痛陳南伐不可取，高祖變色痛罵：「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眾邪！」任城王回答：「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高祖這才面色緩和，令各人發表看法。結果明顯南伐與輿論相悖。不久後，高祖私下召見任城王，袒露心聲，稱平城是用武之地，而非文治之都。今時今日應變風易俗，因此才欲遷都中原。此時高祖決心甚篤，甚至認為：非常之事待非常之人。[2]任城王表示贊成，請命鎮壓北人即非漢族人士的反對聲音。高祖表現出毅然實行南伐的決心，於是漢族大臣紛紛上呈諫言。太和十七年（493年），高祖率軍三十萬從平城出發抵達洛陽。當時，霖雨不止。高祖如其聲明所言，志在征伐南方齊國，親自乘馬。群臣反對，立於馬前。漢族大臣李沖勸諫放棄南伐，但帝不為所動。後安定王休代表皇族流淚諫言。高祖對群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等列於右，但皇族中有一人贊成遷都，群臣高呼萬歲。當時，北方舊人不欲遷都者占大多數，但因不欲南伐，所以無人反對。遷都之議得以確定。高祖於是派遣任城王至平城，令其傳達遷都之事，順便鎮壓不滿之人。其間，高祖巡視黃河沿岸都市，並加速經營洛陽，翌年下發遷都之詔，向天下公布理由，但詔書現已流失。
由以上可知，遷都計劃全為高祖獨裁之策，事先知情者僅有任城王澄一人而已。之後高祖歸於舊都平城，與大臣論及遷都可否之時說道：平城位偏北方，不宜作為帝王之都。而高祖的專斷招致平城舊臣強烈反對已是事實，尤其伴隨遷都而來的各類改革更是增加了對高祖的不滿。其改革重點如下：
第一，將代人遷至河南。魏宗室廣川王的妃子死後葬於平城，而廣川王隨高祖身在洛陽。廣川王去世，他是應該與妃子同葬於代都平城，還是葬於新都洛陽，當時成為一個難以抉擇的問題。對此，高祖決定，若代人遷至洛陽，則需葬於郊外邙山。若丈夫死於代都，其妻遷入洛陽，方可隨夫葬於代都。於是，高祖昭告天下，遷至洛陽的人民必須葬於河南，不得北還。與高祖共同南遷者全部成為河南洛陽人。
第二，禁止胡俗胡語。禁止北人穿著鮮卑服裝以及使用鮮卑語。禁止使用鮮卑語無疑是一個大問題。根據現存史料，此改革同樣是高祖的獨斷之策，漢族權貴都未必完全贊成。總之，除卻三十歲以上已習慣使用鮮卑語的人，若想在朝廷出仕，則必須改變語言。高祖於是下詔，若有在朝廷中操北語者，免去官職。
上述高祖的改革盡改北人舊俗，而從漢族風習，北方舊臣中自然多人反對。太子拓跋恂苦於河南地區的暑熱，常常希望返回代都，且經常穿著胡服而不聽高祖之詔。此外，有權的舊臣之中，有人對高祖遷都後主要任用漢族人士的做法深感嫉妒。這些人於是聚集謀反，不久就被任城王鎮壓。叛亂平定後，高祖赴平城同舊臣會面。其時，舊臣皆改穿漢式服裝，朱衣滿座。唯獨新興公丕身為國家元勛卻著胡服，於是他被剝奪所有官職，貶為庶民。如此一來，高祖的改革得以充分施行。
趙翼《札記》將遷都洛陽視為魏衰亡的重大原因。據趙翼考證，高祖徒興文治，自然武備廢弛。太祖之時，有一名部人作為使者被派往長安，之後竟效仿漢風容儀，於是被殺。另外，太宗計劃遷都鄴城之時，崔浩勸諫說魏部屬不多，進入中原則勢力分散，不足以制御漢族。魏於是以其武力與團結割據北方。此觀點在某種意義上應屬正確。但與其說北魏固有的風氣因為遷都而崩壞，倒不如說高祖因風氣崩壞才斷然遷都。此點還需考察。對遷都計劃最為盡力的任城王在高祖死後上疏，建議建立特別學校為魏宗室施以教育。其一節如下：
使將落之族，日就月將。
在他眼中，魏宗室面臨著衰亡的命運。他絕非持當時漢族間盛行的「禮為治國之本」論調者。傳記記載其言論：
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
主張可謂一目了然。高祖有心徹底改變舊來習慣，於是深愛其說，曾說：
朕方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
推敲此中意思，他們二人共謀改變舊習而樹立朝威。拓跋一族中尤為優秀的二人著手重大改革的原因，無非在於對當時漢文明的同化力感興趣。又《魏書·成淹傳》記載，高祖御幸徐州，欲浮泗水入黃河，溯流返洛陽，軍宿於碻磝[3]。成淹以為黃河水流湍急，諫止其行。高祖曰：
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
平城無漕運之便，即便為了供給從各地向朝廷進貢的蠻族，也有遷都的必要。但毫無疑問，這與伴隨遷都實行的各種改革無任何關係。
遷都以及隨之而來的諸項改革全部出自高祖獨斷。漢族名流在此獨裁帝王之下滿心喜悅地盡職盡責。《通鑑》記載，高祖好讀書，甚至能在馬上作文，太和十年（486年）之後所下詔書全為帝親自所作。他好賢樂善，對平生交接之人，完全放下天子的身份。漢族名臣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溫雅而致親貴，於是共同制禮作樂，郁然可觀，有太平之風。而漢族為在此英主之下實現致平，頗為努力。伴隨遷都而來的經營洛陽也在其中。王都是天下風俗的標準，此為漢族傳統的觀點。都城經營的論議由此產生，韓顯宗之議為其代表：
（意譯）舊都平城中，富室以宅舍相攀比，極為混亂。又商、工業者與士族之家雜居，風俗頗為混亂。一邊彈箏吹笛，緩舞長歌，另一邊嚴師誦詩講禮，年少孩童自然隨喜好從之，士族子弟不復前往學館。今遷都之初，朝廷以官位定其居所，但官位始終處於變化之中。因此，應分族類而定其居所。且拓寬道路，疏浚溝渠，完善下水設施。
以族類定居所，恐怕是四民依其職，士族依其家世，進行區分。氏族分定政策作為肅正風俗之要義，乃是強力支配當時漢族之思想。
高祖曾詔告百官：近代以來以家世之高下區分官位，想來此習慣有優點亦有缺點，請各抒己見。漢族名臣首領李沖首先作答：朝廷設官向來不是為了賜予膏粱兒地位，而是為了輔佐時政，因此廣納人才是必然之舉。高祖答道：特別優秀的人才自當別論，然而出自君子家門者即便非當世之用，德行也屬純篤，因此任用門第高者為佳。對此，韓顯宗認為，向來中書監、中秘書監等執掌詔命的官職皆為膏腴子弟，現在中書監、中秘書監等人之子將來是否能勝任其位？高祖云：總之，特別人才應不拘門第而予以拔擢。據此問答可見，漢族堅持人才本位論，而高祖則認為門第與任官存在必然聯繫。考慮到當時事實，門第與官位之間，即便如南朝，看似沒有深厚關係，其實關係相當密切。例如，李彪等人十分優秀，深受高祖信賴，但因其家世卑微遭到名族壓制，高祖向其賜予官位之時，還特地下詔解釋，稱其雖不是世族出身，家中歷代沒出過達官顯貴，但確屬優秀人才。晉升位階之時，必先參考婚姻關係，此乃當時的習慣。而漢族方面在討論任官時之所以採取賢才主義，僅僅是因為北地傳統形式，即所謂的儒生冗談嗎？筆者認為漢族名流堅持賢才主義其實是輿論的真實反映。
《魏書·高祐傳》中記載高祐上疏，大意為：高祖之時，功勳之臣與普通官吏之間存在區別，普通官吏根據年資進級，而功勳之臣則主要參考家世，此乃事實。若想改革，則需要向舊臣提供爵賞而非官職。此觀點見於東漢儒者鄭玄的《孝經注》中。總之，高祐認為應充分承認舊有氏族的社會地位，但官位方面完全由君主獨裁決定。通覽《魏書》可知，當時漢族之中屢屢可見勸誡子孫勿任高官以求家族永續的家訓。他們其實是希望在帝王獨裁之下，其社會地位能受到承認。高祖在這類要求下，在太和二十年（496年）開始實行氏族分定政策。
高祖的氏族分定目的有二。其一是確定世代仕魏之臣門第的高下，將其部族稱號改為漢風。其二是確立漢族門第的高下。此二者相互關聯，定門第高下後，兩族互相通婚，在以貴族為中心的社會制上，撤消漢蠻的界限。其詳情記載於《魏書·官氏志》及《通鑑》「齊明帝建武三年（496年）」條目。總之，鮮卑拓跋氏此時改為元氏，其他蠻族的部落名，例如拔拔氏、乙旃氏、步六孤氏、獨孤氏等，紛紛改為長孫氏、叔孫氏、隆氏、劉氏等，獲得相應的等級。漢族方面，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頗有清望，高祖納其女入後宮，納隴西李沖之女為夫人。此外，魏宗室咸陽王禧娶其領地某家之女，帝責備之後，為六個弟弟新娶了高門之女，之前所娶的夫人統統降為妾媵，而非正夫人。帝所選之女，有蠻族，有漢族，總之今後不再有漢蠻區別。為氏族分定召開的大會上有一則故事：河東薛氏是著名門第，群臣將其認定為河東之首。但薛氏本宗曾從河東遷至蜀地。因此，高祖反對群臣之說。其時，薛氏子孫薛宗持戟立於殿下，稱自家由蜀地復歸本貫河東已經六世，若不將薛氏認定為河東姓氏，自己當場自殺。高祖這才承認。
氏族分定至此結束。彼時，崔僧淵由南朝來魏做官，南朝給予他特別地位盼其復歸。對此，僧淵答曰：
（高祖）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
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敘，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
由此可見北魏人文在高祖手中化成之事實，北魏可謂盛極一時。
北魏衰亡
北魏在高祖全盛期後，經世宗元恪（宣武帝），及至肅宗元詡（孝明帝）時，已步入衰亡命運。其間未滿三十年。北魏以王室為中心的拓跋一族（元氏）內部渙散，高祖的遠大改革非但未能阻止其頹勢，反而如趙翼所云，加速了魏室的衰亡。現敘述王族內部的狀況。
高祖為求同族親密，極為細心。曾舉行曲水流觴之游，座上皆為同族及漢族名臣。不久日暮點燭，漢族臣僚首領李沖為高祖上千萬歲壽，請求退席。高祖曰：
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此外，高祖對諸兄弟的勸誡極為懇切。為防止諸王蹈淫亂之險，特意干涉，令其從蠻漢名族中迎娶夫人。但借用魏收之言，諸弟雖然親耳聆聽高祖的訓誡，但最終還是因為淫亂而導致失敗。例如，咸陽王禧、北海王詳，二人都曾參與遷都之事，且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魏書》如此記載咸陽王：
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賂，奴婢數千，田業鹽鐵偏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
如此記載北海王：
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剝遠近；嬖狎群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所費巨萬矣。
由此清晰可見，王室代表們可謂極力貨殖與淫亂。
高祖遷都後不久就去世，死前留下遺言，囑託上述二王及彭城王勰輔助嗣子世宗。其中，彭城王的賢明之譽甚高，高祖更委以重託。但彭城王深知兄弟和睦共仕世宗一事之困難，於是回復高祖，稱自己早已遁世，但力之所及，定當全力輔佐王室。但若遇到困難，將請求當場辭官。高祖察知其本意，於是交與世宗一個字條，內容如下：
汝（世宗）第六叔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舍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舍冕，遂其沖挹之性。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勿違吾敕。
可見高祖的真意。
繼承高祖之後的世宗，《北史》稱讚道：「臨朝深默，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魏書》則評論其缺點稱：「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如前篇所述，世宗一代屢屢對南方發起征戰，甚至一度有攻略四川全省之勢，且洛陽四方輻輳，熙熙攘攘，一副全盛氣象，但仍然難掩其內部瓦解之勢。尤其是世宗給予親信漢人趙修以破格權力，同時任用漢人茹皓、外戚高肇等人，此做法招致蠻漢名族的普遍反感。上述幾人門第不高，德行不修，尤其高肇更是因無識而被一般名流嘲笑。然而他們竟借世宗的寵愛排擠高祖諸兄弟，咸陽王禧首先成為犧牲品，之後北海王詳乃至名望最高的彭城王勰也倒在高肇毒牙之下。如此一來，高肇便被全體王族所憎惡，王室的危險已然萌芽。
世宗在位十七年身死，肅宗代之。因其年幼，於是由生母靈太后胡氏攝政，在此女主統治之下，魏徹底走向滅亡。
北魏有鑄金人卜吉凶的習慣。如前所述，這是鮮卑及其他北方種族特有的習俗（參照第二章）。《魏書·后妃傳》記載，按魏的傳統，冊立皇后之時，必令其親鑄金人，成者為吉，定為皇后，不成者則不得為後。但依現存史料，以鑄金人定皇后的記錄僅見於太祖之時，且太祖以後，在太子即位前殺其生母。這正是太祖的本意，即匡正婦人參與國政的弊害。於是，誕下歷代太子的夫人皆按此例被殺。如此一來，一方面，太子生母面臨極為悲慘的人生結局，另一方面成為皇帝者需將先帝的一名夫人認作皇太后，對她表示無上尊敬。王鳴盛《商榷》中詳細記述了高祖對文明皇后的恭順態度。據此可知，文明皇后自高祖之父顯祖之時就被認作皇太后，代替顯祖生母撫養顯祖。顯祖年僅十二歲時登基，自然由文明皇后攝政。顯祖十八歲，已到親政的年紀，卻忽然讓位於高祖。顯然這是文明皇后的強制命令。顯祖讓位後仍干涉政事，不久後暴斃，明顯是遭文明皇后毒殺。文明皇后私行不治，有多名嬖人，懼怕手上無權而失勢。顯祖遭毒殺之後，文明皇后長期攝政。站在高祖的角度，文明太后是殺父的仇敵。但高祖在她面前卻仍然一副恭順的態度，實在難以用常識解釋。現舉一個極端例子。文明皇后死後，高祖絕食五日，且喪中不食酒肉，不碰女人，自稱「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親政」。文明皇后去世之年，更是完全不理朝政。即便假設其不知太后毒殺生父顯祖一事，太后對高祖也不過是祖母的關係。而除去撫養高祖這一層關係，他們並無直接血緣關係。因此，默默容忍太后淫亂無度且專權執政已是非常不可思議，太后死後竟還致以纏綿之情，完全不知是何原因。王鳴盛所言雖然對事實的解釋加入了想像成分，但總體上我們不得不承認如其所云。總之，連中國學者都無法理解，可見此風習非中國所有。
《顏子家訓·治家》篇有云：
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閻若璩將此「恆、代遺風」解釋為北魏舊俗。北魏有尊婦人之風，遺風也廣傳於北方漢族之間。事實上北魏之時，正夫人常常手握巨大權力。按中國傳統習俗，一般皇帝王侯身份之人，除正夫人外，還擁有一定數量的妾媵。然而，魏並無此規定。對此，東平王孝友有一篇頗具諷刺意味的上疏文，曰：
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後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強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准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妒為女工，自雲不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妒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
夫人應抱有妒忌之心，《魏書》中有多個案例。這與容許妾媵的中國思想，即正夫人不得妒忌的想法是性質完全相異的風俗。因為妾媵不被允許，所以這個時代的蠻族王侯必然降下身份，從奴婢階級娶妾。當時中國輿論認為，這是淫亂之源。總之，正夫人受尊重是事實，殺太子生母也許與之相關。而殺太子生母之風休止是從靈太后開始，而靈太后又導致魏的滅亡，實在是奇妙因緣。
靈太后胡氏年幼之時便追隨當時貴族流行的風潮，一度出家削髮為尼，後入世宗宮中。當時，世宗嬪御皆祈祝神佛，願生諸王、生公主，而非太子，因為懼怕招致殺身之禍。唯獨靈太后對眾夫人說：「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生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同列的夫人紛紛給予忠告，但其不為所動，在幽夜獨自起誓，若所生男兒為長子，即便身死亦無怨言。於是肅宗誕生。不知出於何種理由，世宗並未按照慣例賜死胡氏。世宗死後，胡氏作為太后攝政。群臣上書稱其為陛下，胡氏也自稱朕。世宗在世之時張揚跋扈的高肇受魏王族庇護，但也難逃敗滅。肅宗照例恭順侍奉太后。表面看來，在此女主治下，太平氣象溢滿王族之中。例如，太后曾宴群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作詩。太后之詩為：「化光造物含氣貞。」肅宗和之：「恭己無為賴慈英。」母子之間和氣藹然。又太后幸御藏絹的左藏，由諸臣陪同。太后開藏，令各人自由取絹。漢族名臣李崇、宗室元融皆因所負過重，顛仆於地，崇扭傷腰，融扭傷腳，被世人所嘲笑。但在隨心所欲的女主治下，群臣醉於太平。但無論宮中如何太平，事實上魏的普遍形勢是一步步走向瓦解。且看洛陽都城的情狀。
如前所述，高祖遷都之初，漢族大臣主張應為都城經營做好最為詳密的規劃。及至世宗之時，洛陽三百二十三坊，一坊三百步的街衢已經形成，但其內部狀況已是混雜至極。甄琛上奏稱：
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厘比不精，主司暗弱，不堪檢察故也。……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仆隸，蔭養奸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游，附黨連群，陰為市劫。
邢巒上奏稱：
景明（世宗年號）之初，承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藩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
綜合上述二文可察知，洛陽自世宗以來成為極盡繁華之都，但同時城內又極為混雜，奸徒竟敢公然搶劫。如外篇所述，高祖遷都洛陽之時，令四方蠻族酋長進貢。在都城治理方面，實施三長制度——組織民戶，設置里正，令其擔當轄內警察行政的任務，但這明顯無法實行。後令守衛王城的羽林騎巡視諸坊，以此彈壓盜賊。但羽林騎的素質絕非優良。
羽林及虎賁作為禁衛軍，統帥是天子左右侍官。侍官是非拓跋族的蠻族酋長子孫或魏勛舊世家的子孫。下轄兵士一般是從屬長官的所謂部曲。北魏時，此類武官的子孫尤受優待，於是與文官清流互通仕途。漢族名臣張彝之子仲瑀曾試圖改革，試著制定他們在文官以外的系統來進敘的方法。當然，匡正官僚的紀律是其主要目的。但習慣優待的武官們聽聞改革方案後大怒，立榜於都城大道之上，糾合黨徒，蜂擁至張彝家。張彝嚴肅以待，羽林、虎賁武官們於是齊至尚書省，搜尋張彝長子始均，但未找到，乃用瓦石投擊省門，「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後焚其屋宇，始均被投於火中，仲瑀雖幸免於難，但張彝身負重傷。他在病重之時呈上奏摺，其文痛切，但朝廷僅處罰羽林凶強者八人，其餘不復追究。《魏書》作者魏收評論道，有識之人已預知國紀將墜。
根據以上敘述可知，王城禁衛軍的紀律已完全廢弛。從一般軍紀而言，其亂雜之狀也基本一樣。如前所述，世宗一代，勢力強盛，往南方發展。但詳細說來，持續南征並非世宗本意，只不過是一二皇族的主張。因此從軍諸將毫無戰意，眼中只有恩賞。北魏之法規定，恩賞與加官晉爵全憑殺敵數量。然而，當時偷階冒名之事盛行，即將校的功勞全部以軍隊統帥之名報尚書省兵部，當時未參戰的將校也能記功，並由此得進勛階。此外，還有多人實際上讓奴隸替代自己，但對外則稱親自出征。前述張彝之子始均等人見軍人為求恩賞而殘殺無辜良民，其首級或達數萬，於是憤而燒掉良民首級，毀滅軍人求賞的證據。此外，軍隊統帥即便出師也絕不交戰，故意拖延時日向朝廷索要軍費，或力求加官晉爵擴張自身權勢。世宗、肅宗之時，綜合關於軍事的上疏意見，可知此時的國家軍隊，全部被武人私慾所掌控，軍紀的紊亂可謂達到巔峰。有識之士已認識到軍紀紊亂是造成社會不安的一大原因。袁翻在上疏中稱：
（意譯）近來遭軍事徵發之徒，勇猛者好掠奪良民，若遇強敵則立刻投降成為奴隸。老弱者只要多少知曉金鐵工技或草木之事，就被百方苦役，或至深山伐木，或在平陸耘草，如此榨盡良民之力技，用度供給卻大幅削減，冬夏氣候嚴酷，身死者十有七八。
高謙的上疏指出，百姓不堪徵發之苦，背井離鄉，土地荒廢。以武力為背景確立秩序的魏，武力衰頹，官制紊亂，再次預示社會險象。而以靈太后為中心的宮廷，則是一副太平盛世的氣象。
關於北朝佛教，筆者將在外篇敘述。靈太后當政之時，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洛陽城內寺塔鱗次櫛比。由寺塔數量足見佛教的極盛，但同時也是教界最為墮落之時。太后趁此時勢潮流，託言拜佛，肆意游幸。城內永寧寺九層佛塔是太后喜愛登臨之處，她又屢屢臨幸嵩山及龍門石窟寺等處，每次必有大量扈從相伴，他們或糟蹋農民作物，或恣意徵發，勞民之處可見一斑。太后如此游幸之時，突然外部發生一事。
久在外蒙古得勢的柔然遭受高車族攻擊，兩名酋長向北魏尋求保護。其中一人名叫阿那瓌。魏將其安置於柔玄、懷荒兩鎮之間。其時，漢族方面的議論者反對此處置，主張將其留於陰山境外，充分供給物資，但需嚴密監視其行動。但魏勛舊世臣尤其六鎮邊將等人將此視為立軍功的良機，主張同意阿那瓌的請求，由魏軍護送至外蒙古。此主張被採納，魏於是令宗室元孚率三十萬之眾慰勞阿那瓌。但阿那瓌反而擒拿元孚作為人質向南掠奪。魏聞之大驚，隨即派李崇、元纂為大將率十萬騎征伐之。阿那瓌逃至北方，此事暫時告一段落。但是由此暴露出六鎮軍紀廢弛的事實。李崇認為應進行改革。理由在於，六鎮的組織原為徵發漢民，統帥者皆為強宗子弟。然而高祖遷都以來，六鎮將帥基本被無視，有司違背實際，將徵發之人稱作「府護」，使役他們就像自己的奴僕。在仕官與婚姻上，他們不被認定為清流，對比族類中身居洛陽貪圖富貴者，自然抱有憤怨之情。現在宜改鎮為州，分離郡縣，解散府戶為民，入仕的次序應以其舊日的地位而定。但當時王室之中無人有採納此意見的明識與實力。果然叛亂在六鎮爆發，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率先糾合蠻漢兩方心懷不滿的軍人，侵入武川、懷朔二鎮。二鎮陷落，與此同時，甘肅陝西一帶，叛亂爆發。據甘肅秦州的莫折念生勢力尤其強大，魏王室之中已無名將可前往鎮壓。南朝齊宗室蕭寶夤被委以鎮撫的重任。然而，他坐擁大軍卻屢戰屢敗，後因謀反被誅。如此一來，北方及西北的叛亂逐漸擴大，東方直隸平原地區又有葛榮起義攻略州縣。此時為魏鎮守山西一帶並統撫該地之人為向來與魏關係一般的爾朱榮。爾朱榮勢力強盛，當時強大的武將紛紛歸附於他。他們厭惡靈太后專政，想擁立肅宗執掌政事。肅宗也頗有借爾朱榮力量之念，靈太后一派於是搶先下手，毒殺肅宗。此事給予爾朱榮可乘之機，他以清除君側奸人為名，進軍洛陽，擁立莊帝，且將肅宗之死歸罪於群臣，進入洛陽後肆意殺戮王公卿士一千三百餘人。靈太后也成為犧牲品。爾朱榮極盡亂暴的做法令洛陽人士大為震驚，人們紛紛從城內逃走，官府空無一人。爾朱榮後來捨棄洛陽，返回根據地山西晉陽（太原），但令部下留守洛陽，牽制魏王室。然而，北魏莊帝雖是在他擁立之下登基，但也對其漸生反感，於是託事召見，在殿中將其殺害。爾朱榮同黨發起激烈的復仇戰，洛陽城內發生大屠殺。莊帝遭幽殺，爾朱一族新立原魏宗室即帝位，但這時爾朱的勢力已經失墜，宇文泰在西北聲勢漸隆，另外東方又有漢人高歡顯示出統一的實力。魏之宗室只能或依附宇文泰，或依附高歡，東西二魏對立態勢出現，魏之實權掌握於宇文氏與高氏手中，之後的歷史，為方便起見，將在北周、北齊章節進行敘述。
新勢力的興起
北魏肅宗正光四年（523年），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率先掀起叛亂。依胡三省《通鑑注》，「破六韓」或寫作「破洛汗」，是匈奴單于苗裔潘六奚氏的轉訛。叛亂發生地為高闕，在河套地區黃河支流北河以北。魏方面派出的討伐之人為宗室廣陽王元深。從其上表可略微察知破六韓反叛的情況。如前節所述，當時六鎮人中，對以洛陽為中心的蠻漢權貴的反感之情甚為強烈，加上他們看見柔然阿那瓌事變發生之時，負責征伐的魏軍風紀全無，十五萬人過沙漠，不日即還，於是起了輕侮魏國之情，破六韓領頭叛亂。（破六韓反，《魏書》《北史》皆系之肅宗正光五年，今從《通鑑》）。翌年，敕勒酋長鬍琛在高平（甘肅固原縣）反叛，莫折念生在秦州反叛，叛亂終從甘肅北部擴大到河套地區。為魏擔當平定西方叛亂重任之人為南齊宗室蕭寶夤。
雲中盛樂是北魏太祖金陵的所在地。對魏來說，是必須保住的歷史重地。然而，此地在肅宗孝昌元年（525年）被破六韓奪取。曾入寇魏國的柔然阿那瓌這時為魏從北方討伐破六韓，破六韓遭受壓迫，渡北河而進入河套地區，守護雲中的魏將費穆南逃。討北軍總帥廣陽王元深駐軍大同，以防守為主，並未北上攻打破六韓。元深幕下的謀士于謹，邀誘被破六韓所脅迫的西部敕勒酋長乜列河等至魏，以北河為中心的地區爆發大紛亂，共計二十萬蠻族前來降魏。元深欲將此等降戶置於大同，作為北方防備之用，但魏王族之間互生猜忌，朝廷不想元深勢力過於壯大，於是將上述降戶分置在直隸平原的冀、定、瀛三州。元深以為此政策將成禍亂之源，恰逢柔玄鎮人杜洛周在上谷（直隸宣化）反叛，不久之後，遷至定州的降戶之中爆發鮮于修禮的叛亂。又南方河南地區的群蠻亦同時反叛，魏王室方知事態嚴重，緊急下詔募集強壯軍人。
如上所述，多地發生叛亂，北方破六韓結局不明，西方莫折念生被高平城民所殺，以高平為中心的匈奴別種万俟丑奴（《北齊書·万俟普傳》）勢力崛起。此地統帥蕭寶夤屢次被其打敗，後更主動叛魏，但以失敗告終，最後投靠万俟丑奴，度過敗殘的餘生。北方軍統率者元深在鮮于修禮之亂時，自身察覺到被叛軍擁戴的危險，於是請求向東討伐鮮于修禮。然而其被魏權貴猜疑，出軍途中被殺。其實他應該是魏末王族之中最具才器之人。當時，鮮于修禮已被部下所殺，葛榮代為總攬軍眾。其後，葛榮勢力逐漸擴張至直隸平原，不久後殺杜洛周，凶焰愈加囂張。而魏室之中，以靈太后為中心的醜惡權力之爭愈加殘酷，肅宗成為犧牲品被毒殺，爾朱榮舉兵，一時間洛陽陷入混亂之境，此事已在前節略有敘述。現在進一步概述爾朱氏興起的始末。
對北軍事總帥元深及西北軍事總帥蕭寶夤倒下之後，魏室已無名將之才。此情況從路思令的上奏清楚可見（參照《通鑑》梁大通元年），而北方秩序得到爾朱氏保全。爾朱氏祖先為契胡部落酋帥，追隨北魏太祖征討各處有功，後被賜予秀容川的谷地。領地內有祁連池，即天池，位於今桑乾河上游山西寧武西方谷地。及至爾朱新興，所牧牛羊駝馬極為繁盛，以色分群，以谷量數。魏朝廷每有征伐，則獻馬匹備資糧，補助費用，以此獲得魏的信用。新興死後，爾朱榮繼承父親的封領，其好射獵，每每設圉，教導部眾陣戰之法。六鎮發生動亂，影響立刻波及居住在山西北部地區的各個蠻族，地方長官被殺之事屢有發生，爾朱榮討滅之，維持地方秩序。然而東方直隸平原地區，葛榮勢力逐漸強大，大有南向攻取鄴城之勢。於是，他向朝廷請求救援鄴城，但朝廷懼怕其勢力漸強，以鄴城有北海王元顥坐鎮為由，未答應。時逢肅宗遭毒殺，世間對被視為主謀在靈太后左右的漢人鄭儼等人的憤怒情緒高漲，爾朱榮於是以剷除君側奸人的名義，暗自與魏宗室元子攸（彭城王勰之子）串通，舉兵逼近洛陽。他從根據地晉陽（太原）出發之時，對於應該奉戴誰為魏主頗為迷惘，乃以銅鑄高祖諸子孫之像，唯獨只製成元子攸之像，於是與之相通。如此一來，爾朱進入洛陽，恣意在宮中掠殺，且意圖將其擁立的元子攸即敬宗（孝莊帝）遷至洛陽北方的河陰，自身代魏即帝位。洛陽城內陷入大混亂正是此時，史家稱「河陰之變」。但禪讓之事未舉行，爾朱榮向敬帝宣誓以表忠誠，自己與軍隊一同退至晉陽，但留其同族爾朱世隆在洛陽，以監視敬帝及魏諸族的行動。當時東方葛榮的勢力日益強大，爾朱榮請求征伐，一舉捉拿葛榮，且善後處置極為敏速，深得東方人士肯定。他還得到南朝梁國的援助，大破窺伺王位的元顥。又令同族爾朱天光進入陝西討滅万俟丑奴。一時間混亂的中國完全恢復秩序。
爾朱榮天性好鬥，北方秩序稍微恢復，就在晉陽與軍士耽於校獵。親信元天穆勸道：魏室朝臣風氣極為寬縱，今秋在洛陽南之嵩原舉行大狩獵，宜命貪腐朝貴入圍與虎相搏。需借余勢南征，先討平河南地區之群蠻，令其負責北邊六鎮之防備，回師北還之時，可平定汾水之山胡，明年精簡士馬，滅南梁，以此統一天下。為此，士馬休息乃是第一要務。[4]從這段話中可以察知爾朱一黨的心理。敬帝周圍的洛陽朝貴對爾朱氏萌生強烈反感，尤其敬宗自身在河陰之變後對爾朱榮的猜忌也日益加深，他們圖謀暗殺爾朱榮，以朝命將其召至洛陽。負責監視洛陽的爾朱世隆雖不知此密謀，但對敬帝等人的秘密會談抱有疑心，於是警告爾朱榮當心。但爾朱榮已對洛陽失去戒心，毫無防備前來朝見，最終在殿中被殺。當時，爾朱一族爾朱兆在山西坐擁大軍，爾朱天光據陝西，爾朱仲遠則據東方山東的東郡（濟南東北），他們與從洛陽北逃的爾朱世隆會合，共同開進洛陽展開復仇。虐殺再次上演，爾朱兆捉拿敬宗還於晉陽，在佛寺中殺之，天光、仲遠各歸舊任，世隆則留在洛陽負責亂後處置。他擁立魏宗室元恭即節閔帝執掌政治。但其淫虐行徑被天下人所憎恨。此時，爾朱一黨的強敵高歡出現。
據傳高歡原籍渤海蓨縣，也就是純粹的漢人。因其祖父獲罪徙居懷朔鎮，因此在北邊習得鮮卑風俗，其正夫人婁氏為蠻部一豪酋之女。他之所以能在鎮上任官職，還成為隊主，正是因為外家婁氏的財力。後升任懷朔鎮的函使，被派至洛陽，適逢洛陽發生張彝事件，高歡見軍紀廢弛，於是萌生窺伺天下的野心，歸鎮之後，極力糾合同黨。今視其結交的人物，多為定居北邊的漢族，應是接受鮮卑武勇之風的一群人。杜洛周在上谷造反，高歡與同黨一道投奔至其幕下，爾後離去跟隨葛榮，最後投靠爾朱榮。高歡憑藉才氣得到爾朱榮賞拔，在其麾下轉戰多方立功，最終贏得晉州刺史之位。適逢爾朱榮被殺，爾朱兆在復仇南下之際，邀請高歡同行，高歡拒絕。因為高歡認為從名義上不可對魏室開戰，而且還擔心此舉是否可以取得成功。爾朱兆攻破洛陽北還之時，高歡處境危險。當時，從北河之北、陰山南部侵入山西的費也頭部落紇豆陵步藩勢力強大，爾朱兆受魏敬宗之令，在秀容防禦，但失利，無奈只好向高歡求援。當時，爾朱兆與高歡設香火之誓而稱兄弟，合力打敗步藩並將其斬殺。但高歡不甘從屬於爾朱兆。山西境內原來從屬葛榮的六鎮亂民頗多，他們常成叛亂之源，爾朱兆苦於統治，於是將其委任高歡處置。高歡調停合理，頗得軍士歸附，他還以降戶貧困為由，請求讓他們乞食於直隸平原。其本意是謀求自身立足之地，然而，爾朱兆不知其中真意，答應高歡請求，高歡於是進入河北，據信都（河北冀州）為根據地。高歡獨立自此開始（531年）。
直隸平原地區與陝西、山西兩省不同，實際上由漢族豪強掌握勢力。例如，李元忠自其父時，在殷州（直隸趙州隆平縣）西山合併數千李姓之家，威震方圓五六十里，葛榮之亂時，李元忠建造堡壘自衛抗擊賊徒。高乾與其弟昂（敖曹）原與高歡同為渤海蓨縣人，自父親之時，在濟河之間，聚集部曲，或劫掠州縣，或傾產以招劍客，曾與葛榮共同行動。高昂常用漢族部民組成軍隊，由於平常訓練得當，後歸屬高歡轉戰諸方，軍中雖無鮮卑士兵，仍屢立大功。他蔑視鮮卑武力，屢次凌辱鮮卑將士。高歡率兵出直隸平原時，高乾計劃與之通款，李元忠也響應。如此一來，受漢族豪右的擁戴，高歡在直隸南部建立其勢力。但高歡所恃兵力本是鮮卑，在駕馭動輒相鬥的蠻漢兩股勢力上頗費苦心。對鮮卑人稱：「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又對漢人說：「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又號令將士之時，對鮮卑則用鮮卑語，對漢人則用漢語。總之，高歡勢力日漸壯大。
洛陽方面，爾朱世隆的人望逐漸傾塌。高歡於是集結討滅爾朱氏的軍隊，用苦肉計，宣稱爾朱兆將把六鎮人配給契胡作為部曲，又偽造并州之符，稱將徵兵討伐步落稽，軍士對爾朱氏的反感到達頂點，一致決議推舉高歡。高歡從鮮卑取得絕不凌辱漢人的保證，於是據信都斬殺此地的爾朱氏一族，明確對爾朱氏的態度。但爾朱氏勢力在當時頗為強大，對於高歡的背叛未予以充分重視。其間高歡另立魏宗室元朗（廢帝）為天子，爾朱氏一族一致討伐高歡。然而爾朱氏一族相互之間猜疑太深，仲遠等人忌憚爾朱兆的專橫，不戰而逃，高歡打敗爾朱兆，西進攻取鄴城，在此建立穩固根據地。爾朱一族開始對高歡勢力產生畏懼，再次結盟攻打鄴城，但作戰失利，爾朱兆返回晉陽，仲遠逃至東郡。而從陝西地區前來的爾朱天光軍隊返回根據地時，必先經過洛陽。洛陽的蠻漢朝臣同樣對爾朱氏抱有危懼之念，於是相謀發動覆滅爾朱氏之舉，天光被擒，世隆被殺，洛陽的爾朱勢力被一掃而空。
爾朱在洛陽失勢，高歡取而代之，廢爾朱擁立的節閔帝，但他擁立的廢帝元朗不合人望，於是新立元脩（孝武帝）為魏帝。當時，爾朱仲遠已失勢，且平常被東郡漢人所憎惡，聲譽有如豺狼，戰敗之後，投奔南朝以善其身，唯獨爾朱兆仍在山西保有勢力，但被高歡追擊，無力抵抗，後在山中自殺。至此，爾朱氏全部滅亡。其時魏孝武永熙二年（533年）。
高歡既奪鄴城，又取晉陽。於是以二城為根據地，身居晉陽統制軍事。然而魏孝武帝既然是因為在洛陽朝貴中的人望而受高歡擁立，因而未必甘心成為高歡的傀儡。加之洛陽朝貴本就輕侮出身卑賤的高歡，於是以孝武為中心圖謀牽制高歡的事權。為此，孝武重用鮮卑名家子孫，被譽為豪傑的賀拔勝、賀拔岳兄弟，將河南南部與關中陝西的軍權完全交與二人，希望以此掣肘高歡。又在洛陽重整武備以示威權。高歡若以武力奪取陝西，則洛陽不足為患。而且從政治上來說，無論是篡奪魏位，還是遷魏都於鄴城，都可號令天下。後一計謀曾由高歡部下提出，但高歡沒有聽取，而是以武力征服關中作為其主要目的。當時，西方情況極為複雜，河套至甘肅北邊寧夏地區，有種種蠻酋勢力。其中，地盤較為穩固者當數甘肅秦州的侯莫陳悅。據記載，侯莫陳悅為代人，其父在河套地區任駝牛都尉（史書多雲河東河西，《通鑑》胡注以為五原河東西）。因此，他出身並不尊貴，但恃戰功逐漸提升地位。高歡與之相通，共抗賀拔岳。於是，賀拔岳親自出征討伐，但被打敗，高歡趁機派部將侯景招撫關中。不料強敵宇文泰殺出，高歡的雄圖偉略受挫。
關於宇文氏，《魏書》有如下記述：
匈奴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遠屬也……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
由上文可知，宇文氏屬匈奴族，語言與鮮卑相異，髮式風俗相比鮮卑的索頭，更接近柔然的禿首。但《魏書》的記載不可全信。《北史》敘述宇文泰世系之時，稱其源出於炎帝，「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普回之子莫那起初從陰山南徙至遼西。《太平御覽》援引《北史》曰：「莫槐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即普回與莫槐為同一人，原居於漠北或陰山。宇文意為「天子」，若將拓跋釋為「后土」，則二者有相通之處。《文獻通考》說，《晉史》將宇文視為鮮卑族，因而《魏書》稱宇文為匈奴族是不對的。大概是因為《魏書》作者魏收是北齊人，在記述敵人宇文氏時，多少存在曲筆。
依《晉書·慕容廆載記》慕容氏之條及《魏書》本紀的記事，宇文氏南徙後，居住地為直隸邊外多倫諾爾至西拉木倫上游地區，即所謂松漠之間。其常與慕容氏爆發激烈戰爭，最後部族被慕容晃所滅，宇文氏於是在慕容之下謀就官職，及至北魏滅慕容氏，宇文氏移居武川。奚、契丹二部族割據宇文氏故地應為此後之事。魏末騷亂之際，宇文泰被爾朱榮所賞拔，後跟隨賀拔岳討平万俟丑奴，執原州即高平（甘肅固原縣）州事。後投賀拔岳帳下，暗自與魏孝武帝相通，策劃壓制高歡。賀拔岳失敗之後，被推舉統帥軍事，不給高歡可乘之機，且討平侯莫陳悅，在陝甘地區建立勢力。
洛陽方面，以孝武帝為中心的一派朝臣排斥高歡的行動愈加劇烈，爭鬥體現在種種方面，高歡推薦的朝臣在其位也不得安心，相繼逃出洛陽。高歡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上表朝廷請求以大軍西征關中，南討河南賀拔勝，東則討伐江南。對此，孝武帝回信示以強硬回絕之意。他說宇文泰絕無不臣之跡，賀拔勝開墾南邊為國效力，又列舉高歡不臣之處，文辭激烈，稱「王（高歡）若舉旗南指……猶欲奮空拳爭死」。高歡於是決意進軍洛陽。孝武帝似乎忘了當初的豪言壯語，還未嘗試與之交戰，就西逃關中尋求宇文泰的保護。高歡於是擁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即孝靜帝。當年，由洛陽遷都鄴城。至此，北魏分為東西兩魏，長安與鄴都並立，共同支配北中國。其時534年。
北齊北周之興亡
534年，孝靜帝在鄴城即位，魏室呈東西對立之勢。十六年後（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受東魏禪讓建立北齊，又七年（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覺受西魏禪讓建立北周。北齊、北周兩朝在北中國的對立，形式上始於此年。但東西兩魏掌握實權者本為高歡、宇文泰，因而實際上高氏、宇文氏的統治自東西兩魏分立之日起開始。高歡後被追諡為齊神武皇帝，宇文泰則稱周文帝。
高歡、宇文泰之對立導致北中國連年爆發激烈戰爭。高氏勢力囊括北華北大平原，其面積、物資遠勝宇文氏，但在北魏時被譽為歷世武門的名族多仕於西魏輔佐宇文氏，其勢力同樣不可輕視。《北史·韋孝寬傳》稱，齊兼併有餘，周自守不足。如其所說，則高氏與宇文氏對立之初，齊的攻擊力遠勝於周，但周仍頑強承受而求得獨立。
537年，齊神武親率大軍，由晉陽南下渡黃河，出陝西渭水之北、洛水之南的沙苑，又令一軍從南部越過潼關西進，合圍長安，意圖粉碎宇文軍。然而宇文泰殊死防禦，頗奏其功，齊軍所到之處皆吃敗仗，高歡大怒，試圖繼續奮戰，但已不得其勢，只好撤軍。而宇文泰也未追擊，可見其也無滅齊的實力。沙苑戰敗之後，齊所受的最大打擊實為河東險要之地蒲坂被周奪取，自晉陽南下之路遭封閉。
沙苑大戰之後第二年，主要經營河南地區的高歡勇將侯景得知周文帝參拜洛陽陵，遂大舉進攻洛陽，與宇文泰軍大戰於洛陽北方河橋、邙山。恰逢濃霧四塞，宇文軍前後失聯，以致大敗。消息傳至長安時，沙苑之戰中被俘的齊國降將等奮起謀反，一時間長安人情危懼，宇文泰迅速加以處置，幸得無事。其時，高歡因河東要地被周所奪，未能一路南下，於是迂迴從孟津渡黃河西進，但聽聞宇文泰已入長安，於是放棄追擊。此戰之後，齊深感河東地區被奪造成的不便，546年，高歡親率大軍進攻其地，但周將韋孝寬防禦極其巧妙，故高歡未得志，又在軍中染病，最後去世。
高歡死後，其子高澄成為東魏事實上的主權者。北齊追諡高澄為世宗文襄皇帝。當年，長期統治河南地區的勇將侯景勸誘河南東魏諸將謀反。侯景本是北鎮戍兵出身，謀反的動機完全是對高澄之反感。高歡在世之時，侯景就揚言「王（高歡）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高澄）共事」。但令侯景敢於謀反的氛圍同樣存於北齊內部。名臣杜弼對高歡說，在位的文官多有貪污者，勸其治理。高歡答曰：天下貪污之風盛行已久。而今附屬齊之軍將，其家屬在周者人數眾多，宇文泰常勸誘這些將軍歸附。又江東梁武帝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皆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此時若急於匡正綱紀，則武將皆西走，漢族豪家皆南走。杜弼又勸其除去掠奪百姓之勛貴。高歡不語，令軍士張弓挾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令杜弼行於其間。杜弼戰慄流汗，高歡徐徐諭之：「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勛人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高歡以恩賞驅使蠻族武將，得其死力，從高歡臨終之言亦可見其最為親信之人是蠻族武將而非漢人。恐怕此時高歡部下之中也是暗流涌動。總之，侯景叛亂之後，與南方梁國結盟，西通宇文，穩固其位。對此，北齊的處置極為迅速，直接派遣名將慕容紹宗在渦水討伐侯景。如前篇所述，侯景戰敗，降於南方梁國，後成為梁朝覆滅之因。
北齊文襄帝高澄在位一年，就被梁國降人暗殺，其弟顯祖文宣帝高洋繼後。翌年（550年），高洋受東魏禪讓即帝位。形式上北齊建立，正是始於此年。但禪讓運動在高澄之時就已浮出表面，《北史·東魏孝靜帝紀》中記載孝靜帝與高澄的惡劣關係。據稱，孝靜帝武藝精熟，且文學修養深厚，高澄十分忌憚，於是派腹心崔季舒監視帝的行動。高澄曾致信季舒：「痴人復何似？痴勢小差未？」猜忌之心甚是露骨。又向帝勸酒，曰：「臣澄勸陛下。」帝對其無禮之言露出不悅之色。高澄見之，怒曰：「朕，朕，狗腳朕！」還令季舒毆打孝靜帝。當然，高澄雖然屢次與孝靜帝起爭執，但每次都以謝罪告終。然而二者畢竟難以並立，禪讓只是時日問題，隨著高澄意外被暗殺，禪讓自然延後。高洋即位後，禪讓之事由其親信高德政發起。當時只有名臣杜弼持反對意見，他認為高氏、宇文氏各自推戴魏室而號令天下，今篡東魏之位，對高氏不利。但高德政認為，宇文氏懷有奪取西魏的野心。譬如滿市追兔，一人得之，眾心安定。因此，先奪東魏之位，陝西地區亦可受此影響。此話應該說出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當然，諸朝臣之間沒有什麼議論，禪讓就付諸實行。但高氏對元魏王族的迫害十分慘烈，孝靜帝遭毒殺，王族二十五家三千人也同時被殺，屍體投入漳水。高氏向諸軍人下詔，改姓為元氏者需改回本姓。
《北史·齊高祖神武帝紀》論中記述高歡掌控蠻族的情況說，南與梁國和解，北懷柔然，吐谷渾、阿至羅，一一招納而得其力，規略宏遠。又《韋孝寬傳》記載，高氏借四胡之勢，據有山東。伴隨北魏瓦解而來的蠻族南侵之勢，全靠北齊武力方才得以阻止。文宣帝高洋更是對北方蠻族立下了最耀眼的功業。此時，內外蒙古新得勢的兩個蠻族，北為突厥，東北為契丹。兩蠻族在南北朝以後，在中國史上擁有重要勢力，其詳情本書暫且不講。總之，突厥殺柔然阿那瓌，柔然舉部屬降於北齊。北齊將其安置在馬邑川（桑乾河上游），破突厥，直至其投降。這也是隋唐統一前中原王朝最後一次用武力向突厥展示威勢。此外，對於契丹，高洋親赴平州（直隸永安府遷安縣東北）破之。此次遠征完美發揮了其武勇的優點，之後又討平山胡。山胡或汾胡或絳蜀等山地蠻族究竟屬於何種種族系統不得而知，他們廣泛分布在汾水上游的山谷之間。晉以後直至北魏統一之時，其勢力都未能被完全壓制。《爾朱榮傳》又稱應先平河南，乘勢討平汾胡，其根基之牢固可想而知。高洋平定北魏軍隊未曾到達的石樓（山西隰州石樓縣），誅滅十二歲以上的男子，遠近山胡紛紛投降。高洋武功顯赫，但其另一面則以標準的暴君形象載於史冊。《北齊書》未記錄之事詳見於《北史》，雙方史料多少存在差異，現筆者嘗試意譯二者共通的記載。如下：
帝登基六七年後，逐漸耽於飲酒，暴行也愈加嚴重。例如，從早到晚狂舞，晝夜不分。或全身裸體，施粉黛，散頭髮，著胡裝，上披錦彩，拔刀張弓，遊行於市肆。或在盛夏之時，暴曬身體於日中，或在酷寒之時脫衣奔跑。或坐於街上，或寢於巷間，四處遊玩，多由劉桃枝、崔季舒等力士背負前行。身側有各式人等相伴，雜然無等級區別。
集合淫奔之嫗，悉數剝去衣裳，令從官監視，或收集棘條作馬，編草為繩索，強行令其騎乘，見血滴於地，以此取樂。凡有人犯死罪，則先肢解或直接投於火中焚燒。酒醉後，持兵器入市郊。乃問婦人：「天子如何？」婦人答曰：「顛顛痴痴，何成天子。」立刻殺之。或在大街之上撒錢，以目睹行人爭搶為樂。
高洋基本與南朝齊國的東昏侯同等暴虐，也許是一般漢族輿論中最不得人心的君主。北齊百官因鮮卑之風而不得納妾。而北齊王室的淫亂之風始於世祖高歡，在高洋之時最盛，對此趙翼《札記》中有詳細敘述，出處為《北史》本紀。所幸高洋不久去世，其弟高演（孝昭帝）殺高洋的太子而自立。他在位不過兩年時間，據李延壽的評論，當時北周君臣之間猜疑甚深，陝西名流皆矚目高演政治，高演亦有兼併之志，常由平陽窺伺北周，但還未得志就駕崩。他被贊為「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始於高歡，及至高演，北齊到達全盛期，國富兵強，在當時對立的齊、周、陳三國中處於最優位置。
且回看北周的情況。宇文泰迎魏孝武帝並擁立之。但高歡建立東魏同年，孝武帝遭毒殺，無疑應是宇文等人所為。後西魏文帝元寶炬新立，萬端政治置於宇文泰的獨裁之下。文帝死後，廢帝元欽、恭帝元廓相繼被擁立為帝，期間宇文氏勢力遠及四川地區。南朝方面，侯景之亂後，梁朝宗室間的爭鬥反覆上演，導致四川成都的空虛，情況如前篇所述。宇文泰認為此乃征伐蜀地的大好時機，於是命令名將尉遲迥率大軍奪取之。《北史·尉遲迥傳》中記載此次征伐情況，但其文簡單，情況不明。總而言之，《北史》周代的記載徒仿古文，內容空虛。例如，尉遲迥向宇文泰敘述征蜀之計且被採用的情況記載如下：
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徵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
雖言意莊重，但難充分理解其所指。總之，尉遲迥平定四川的捷報傳至朝廷之時，恰逢宇文泰怒懲吐谷渾後自姑臧歸來。宇文泰末年，南並四川，西北則以姑臧為中心，將甘肅一帶置於統治之下。
李延壽評論宇文泰：「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恆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雲。」事實上宇文手下北魏名將子弟眾多，他們通過北魏孝文的政策而獲得漢族文明的教養，其風俗自然不像北齊般混雜，加上漢族名臣蘇綽等人以古道加以教導，宇文的治術得以確立。詳情將在外篇敘述。
宇文泰死後，其子宇文覺繼承大業。宇文覺猶年少，從兄宇文護受宇文泰的遺命攝政。當年，宇文護使西魏恭帝禪位給宇文覺（556年）。北周在形式上始於此時。宇文覺稱孝閔帝。宇文泰在世之時，對曾與其地位相同的北魏名將，充分給予獨任的權力，處處優待，由此得以利用他們的力量。今宇文護擁立北周，挾勢弄權，宿將勛臣心生動搖。非但如此，宇文覺周邊士人也漸生不滿，有人勸帝壓制宇文護。但宇文護準備周到，宇文覺以失敗告終，慘遭廢黜，其後宇文毓（明帝）新立。宇文毓是宇文覺之兄。明帝宇文毓即帝位之後，親臨朝政，唯獨將軍事大權委以宇文護。但明帝與宇文護之間猜疑極深，最終明帝被毒殺，繼承其後者為著名的武帝宇文邕。武帝即位初期，仍然由宇文護攝行政事。
北周宇文護掌握實權之時，北齊方面武成帝高湛取代高演即帝位。高湛之母為柔然之女，高歡為獲得柔然幫助，選擇與之結婚，故齊人呼為「鄰和公主」。武成帝深信佛教，其為人「神情幽遠」，高歡向諸子傳遞的好戰且以嚴法臨下的風氣在武成帝時徹底改變。寵臣和士開曾對武成帝說：「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武成帝於是將政治委任於臣下而全然不予干涉，由此內部綱紀廢弛，且武成帝的性格也導致其在外交上傾向和平主義。
此前，北齊高洋以鐵腕破突厥，名主高演在與北周交接的汾水右岸晉州平陽郡設置堅固城壁，與周的壘城蒲州相對，設置每年輪替的屯戍兵。對於南朝陳，則在石鱉（江蘇寶應）實行大規模屯田，為淮南軍士提供充足糧食供給，如此一來西方南方都在不久之後做好大規模攻擊的準備。然而，北周方面，世祖宇文泰之時，就向興於外蒙的突厥族求援，呈上賄賂討其歡心，共抗北齊。適逢北齊高演去世，高湛新立，其內部紐帶業已鬆弛。北周宇文護於是借用突厥之力進攻北齊。563年，周派名將楊忠由北方直抵齊的根據地晉陽，又令勇將達奚武從河東發兵。楊忠軍得到十萬突厥兵的援助，翌年正月冒雪進攻晉陽。但當時晉陽兵備猶強，突厥人知其堅不可破，於是抱怨被周人所騙，自發撤退，導致全軍敗北。對於從河東來的達奚武，北齊名將敕勒人斛律光鎮守平陽，此時楊忠已退兵，斛律光於是寫信給達奚武，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達奚武收信後，命令全軍撤退。但《通鑑》記載此戰稱：「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渡，每至冬月，守河椎冰。及世祖即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兩國進入攻防轉換期。齊國方面，擊退周軍同年，將宇文護之母送返周國，嘗試緩和雙方關係。宇文護之母在北方動亂之際與子分離，留在齊國。此後兩國關係多少有所好轉，但在突厥強請之下，戰爭再度爆發。突厥在攻打晉陽城時，雖然幾乎不戰而退，但退卻之時肆意掠奪，為此晉陽以北七百里之地，人畜無遺。他們嘗到甜頭，於是強制宇文護再度發起戰爭。對於突厥的強請，名將楊忠等人抱有強烈反感，但宇文護並無拒絕的識見與度量，於是應突厥要求再度出兵。因主力傾注於攻擊洛陽方面，再次被齊軍所破而無奈退兵。北齊雖然兩度防住北周攻擊，但其深恐突厥勢力，於是向突厥進貢大量貢品以修和睦。
北齊方面，高湛死，後主高緯繼承其後。高湛之時就已生廢弛的齊國政治在後主執政期間加速崩壞。今據《北史》記敘其性行之一端，如下：
（意譯）王的意志極為薄弱，不喜與朝廷大官深入接觸，身側若非昵狎者則緘口不語。但他感情敏銳，發怒之時，縱然是朝廷大官也不敢仰視。若發生天災，則在各處設齋，以表修德，但實際上對救濟無任何作用。他相信天下自然將治，作《無愁曲》，自彈琵琶唱之，且令近侍之人附和。世間於是稱其為無愁天子。其信任之人皆為便佞之士，他們為害政治的程度非同一般。宮廷內召使的奴婢、閹人、西域胡商、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數以萬計。錦衣玉食的宮女有五百餘人，一裙之價萬匹，鏡台一個值千金。宮廷費用甚高。又興土木事業，尤其以寺院營造為盛。在離宮晉陽城的西山建造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對騎乘的馬匹餵以十餘種食物，廄中鋪罽賓（Kashmir）絨氈。
公母行將交配之時，搭蓋青廬，備以牢饌。以粱肉養犬。馬、鷹、犬之類竟有儀同、郡君等封號。在鄴城華林園建造貧窮村舍，帝著弊衣作乞丐，或建窮人市場躬親交易。地方官多半是富商大賈，貪婪放縱，行政紊亂程度到達頂峰。為此，異變屢現，昭示齊之將亡。
高緯殺名將斛律光，親手破壞對周的有力防禦，而主導者為漢人祖珽。在其提議之下，齊新設文林館，齊國的知名學者李德林等人悉數在館內編撰書籍，表面上漢人風尚瀰漫朝廷內部，但李德林等掌權者並未為齊盡力，而對帝阿諛奉承的一派人則對漢族萌生強烈的反感，甚至冠以「漢狗」「漢丐兒」等名稱。總之，帝與側近之人肆意把弄政治，民心早已背離齊國。此前所述南朝陳奪取齊淮南之地就是發生在高緯執政之時。
另一方面，北周武帝宇文邕殺掉長期掌握實權的宇文護，親裁萬機。572年宇文邕殺死宇文護，實屬計劃周密的突發事件。宇文護常入宮謁見太后。其時，周武帝必定站立侍奉宇文護。宇文護被殺之日同樣如此。謁見行將結束時，周武帝對宇文護說：「太后雖已老，卻好飲酒，恐對身體有害。遂作《酒誥》一篇戒之，請在太后面前誦之。」宇文護正誦讀之時，帝突然從背後以玉珽（笏）擊之，宇文護倒地。同時，武帝呼來宦官，遞與佩刀令宦官斬之。宦官十分恐懼，斫之，尚不能傷宇文護。此時，一名與帝久謀之人從隱身的戶內跳出，斬殺宇文護。當時，平日與周武帝相熟之人皆不在場，此事是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執行的。不久後，宇文護的黨派全遭清掃，周武帝的獨裁由此確立。此前對政治一言不發的周武帝在執政之後，一心採取富國強兵之策，靜待伐齊機會的到來。當時，汾水之西，負責對齊守備的名將韋孝寬上奏對齊三策：（一）此時伐齊的計劃；（二）若不急於開戰，則實行屯田策；（三）若採取萬全之策，則應獎勵商工，徐蓄國威，坐謀兼併之途。第一策的理由為，齊被最為弱小的陳奪走淮南之地且無力收復，因此可與陳結盟聯合討齊，此為最上乘的計策。此上表深得武帝之心，武帝於是向心腹詢問可否討齊，心腹當即聲稱可伐，武帝方才下定決心。該計劃未遭泄露，但周建德四年（575年），武帝突然召集文武百官公布此計劃。其理由極為充分，因此群臣之間無人反對，於是發出討齊的詔書。軍事規劃方面，多人認為應從汾水方面直擊晉陽，但武帝反對，認為應進擊洛陽。然而洛陽方面的齊國守將防備堅固，周久攻不得，空返長安。但此戰也暴露出齊國內部不統一的事實，翌年武帝採取直接攻擊晉陽的策略。周大軍首先攻擊晉州，齊因守將內訌，難以招架，最後淪陷。晉州陷落之日，齊主高緯與寵妃正遊獵於天池（祁連池）。急報頻頻傳來，齊主仍認為是邊境小事，不願犧牲行樂，及至周軍逼近晉陽，方才返回宮城。其時，晉陽猶有精銳之軍，齊主親自應戰，更令士氣大振，意欲南出一鼓作氣奪回晉州。兩軍之間展開激戰，一時間，齊軍戰鬥漸入佳境，最終奪回晉州。武帝暫時返回長安，得新軍後再次發起攻擊。兩軍激戰之時，與齊帝共同出陣的寵妃先行逃走，帝前往追其蹤跡，這成為齊國大敗的原因，大軍向晉陽潰敗。此大敗後，齊帝意氣沮喪，於是令同族鎮守晉陽，自己則計劃逃亡突厥，此時，齊已無人認真應戰。唯獨高延宗始終堅持主戰態度，帝委以萬事，自己從晉陽逃至鄴城。如此一來，周軍直接包圍晉陽。高延宗善戰，屢得奇捷，但畢竟大勢已去，高延宗被擒，晉陽陷落。此前逃至鄴城的齊帝不知如何處置，被群臣逼迫禪位於太子。但周軍已長驅直下逼近鄴城，齊室完全滅亡。其時577年，齊主高緯年僅二十二歲。
周滅齊後，天下統一的時機業已成熟。而南朝陳方面趁周齊交戰之際，出兵北方，主動與周斷絕和平關係，周軍乘滅齊的餘威南下，聲勢浩大，但武帝去世，對南方的軍事行動暫時中止。
周武帝去世之時，曾擬遺詔而向群臣託付後事。其大意如下：
我在王位十九年，未能令百姓安居，刑罰廢而不用。因此，天未明即起，至半夜仍未睡以盡瘁政務，立志統一分崩離析之天下，幸得王公將帥共同平定東夏（齊），但人民苦勞尚未能免。思之，常心中懷憂，渴望統一天下，建立統一的制度，如今罹患大病，氣力衰竭。王公以下應當輔佐太子，實現我的遺志。
可見武帝心懷統一天下之志。武帝有躬率群臣的美德，只是因刑罰過嚴而受非難，普遍認為他若再長壽二三年，大可實現其志向。但武帝最大的缺點，史家認為是對待太子過於嚴格。太子宇文贇有「非才」的風評，因此武帝對其施以嚴格教育，朝見之時與朝臣無異，無論寒暑皆無休息。又聽聞太子好酒，於是在東宮禁酒，稍有過錯，則立刻捶撻。太子行動全在監視之下。太子對此早已習慣，於是巧妙經營表面，隱藏缺點不被武帝所知。武帝死後，太子立，即宣帝。雖在喪中，但宣帝惡聲已廣為傳播。他成為天子後翌年，樂運上表數宣帝八過，加以勸諫。但宣帝不知悔改，其苛烈刑戮成為眾矢之的。如今統一天下的機運已到，但得如此昏君，世間十分失望。
宣帝在位二年即去世，靜帝宇文衍繼承大業。然而，宣帝去世的時候，太后突然發出命令，令外戚楊堅輔佐靜帝並掌握內外兵馬大權。楊堅是名將楊忠之子，本為純粹的漢族，但常與鮮卑通婚，有個鮮卑名字叫普六茹堅。楊堅在武帝在世時就遭周室一派重臣忌憚，及至宣帝時代，楊堅似與反對派展開了激烈暗鬥，而其自身出至地方，所以得以一時遠離爭鬥的旋渦。放棄周王室的人們，主要是漢族一派，積極推進擁立楊堅取代周室的計劃。適逢宣帝暴卒，帝側近的漢族朝臣暗自與楊堅相通，下達偽詔，令其輔佐王室接受大任。
楊堅成為周室實權人物。漢族名流李德林、高熲之輩紛紛起誓為其盡力效忠。但討平四川的周國宿將尉遲迥原本地位遠勝楊堅，不願屈居於楊堅之下。且周宗室中多有人與尉遲迥通款。楊堅於是將其從鄴城轉調他地，尉遲迥表示出反抗態度。楊堅懼怕的另一名將韋孝寬彼時仍在徐州推進討陳計劃，已平定陳所奪走的淮南之地，正在返回北方的途中。韋孝寬和楊堅意志相通，雖然尉遲迥千方百計進行拉攏，韋孝寬都巧妙躲開，順利北進抵達河陽城。此城有八百鮮卑人鎮守，其家人皆在鄴城。因韋孝寬只率領了一小部分兵將前來，鮮卑守將心懷輕蔑，欲相謀響應尉遲迥。韋孝寬約定給予他們大量恩賞，攜其返回洛陽。
恰逢楊堅以周帝之名從長安大舉出兵，任命韋孝寬為主帥，征伐尉遲迥。當時，長安人心動搖，此地的名將高官不知與誰為伍。楊堅意圖誅滅態度猶疑之人，李德林諫止，說現在人情不知去就，更應以寬大示人，只管監視與敵通謀之人即可。此方針出台後，人心多少安定下來。起初尉遲迥勢力極為龐大，但其年已老耄，無法擔當實務之規劃，舉兵兩個月就戰敗自殺。同時，在四川反抗楊堅的王謙也遭討平。此亂之後楊堅的地位徹底穩固，580年受封為隋王，翌年受周禪讓建立隋室。隋文帝即楊堅。
文帝興隋之後，或起新都於長安，永固定鼎根基，或討突厥，受沙缽略可汗之朝貢，帝業已隆，於是在開皇八年（588年）下詔大舉伐陳。翌年滅之，確立天下統一大業。隋與陳的交涉詳情已在前章述及，其時589年。李延壽《北史》中包含隋代之記事，筆者認為隋播揚了赫赫大唐帝國的先聲，因此將隋唐歷史綜合為一體也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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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桓彝，譙國龍亢（今安徽懷遠西北）人。——編者
[2]據《晉書》卷一百《杜弢傳》，杜弢初任醴陵令。——編者
[3]古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淮安市西北。——編者
[4]此處作者記述有誤。根據《魏書》卷三二《崔逞傳》，北魏天興初，姚興攻打東晉襄陽戍，戍將郗恢遣使求救於北魏常山王拓跋遵，信中說「賢兄（即北魏太祖）虎步中原」。常山王向太祖報告。太祖令崔逞、張袞替常山王回信答覆，以為「賢兄」一詞無君臣之體，令二人亦貶低東晉君主司馬德宗之號。但二人依然稱司馬德宗為「貴主」，因此激怒太祖。——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