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二章 東晉五胡時代
秦漢以來漢蠻關係梗概
為了方便，可將今日中國本土的自然地形分為北、中、南三帶加以說明。自甘肅省西部向東綿延的西傾山脈與嶓冢山相連，劃分漢水與渭水上游，向東為桐柏山，為淮水上源，到安徽省為霍山山脈，及至江蘇省一帶的山脈以北，萬里長城以南，即為北部中國。此中央山脈與南嶺之間為中部中國。南嶺以南為南部中國。所謂南嶺，即橫跨雲南、貴州兩省的苗嶺沿東北向延伸為仙霞嶺，再到浙江沒於大海之間的山脈總稱。此三帶被稱為今日中國本土。普遍認為中國文明在三地同樣發展，該說法也被證明基本屬實。但在中國文明黎明期——商代，中華民族或多或少開始對自身文明引起自覺，其舞台實為華北平原中心——黃河下游流域。待周取代商，實行封建制度，武力成為統一要素大顯威力之後，所謂的漢族文明更加清晰，同時影響範圍亦變得更加寬廣。春秋時代，漢族文明延伸至北、中兩帶，即黃河、揚子江流域；之後漢族與其他外種族之間的區別，即漢蠻之別，逐漸被漢族強烈意識到。中國主義即萌芽於其時。一般認為，《春秋》一書為孔子所著，而傳播《春秋》學說的學者們認為，孔子意圖通過此書明確揭示內外之別，即漢蠻區別。其後，四裔之說為孔子學徒所倡導。《禮記·王制》一書中為四裔分別取名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此分類法以五行思想為根據，將漢族置於中央，為四裔分別取不同名字，而根據為《王制》作注釋之人的說明，四裔名稱全部帶有貶義。例如，夷為簡單而無禮儀之意，蠻為執心違邪之意，戎為強惡之意，狄為辟易無別之意。如此瑣碎的解釋是否為《王制》的真意暫且不談，但可確知，書中確實將漢族置於中央，其文明凌駕於四裔之上。而以貶義闡釋蠻名之人同是漢人，因此應當承認，及至漢代，漢文明中心思想已經愈發突出。
通覽中國歷史可知，一般漢族所遭受的「蠻族」入侵主要來自西方與北方，與之相反，漢文明在南方則漸有擴張之勢。秦漢帝國建立之時，操控帝國運行之人主要為北中國一帶人士，代表統治者的王室大政方針為對西方及北方採取強固防禦政策，防止「蠻族」入侵，同時逐漸向南傳播漢族文明。本節將簡要敘述漢代對西方及北方蠻族採取的方針。
普遍認為秦始皇修築了萬里長城。但時至今日，也有人認為，戰國時代七國割據之時各自在國境修築長城，其中主要與北面蠻族相接的秦、趙、燕三國長城被始皇帝連接起來。連接長城一方面是為了防禦，同時也包含劃清漢胡界限之意。實際上，秦始皇所設定的對蠻族第一道防線遠在長城以北。《漢書》中有如下記載：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
塹溪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上文可分為三段進行解讀。到「至雲陽」為第一段，河南之地為今日河套或鄂爾多斯等地。黃河流經甘肅省之後，繼續流向東北進入沙漠，並在陝西省外一度形成一個三角洲，在陝西、山西境內北部突然向南直轉，加之河道變窄，水流湍急，猶如瀑布般南下，被迂迴曲折的黃河所包圍的陝西邊外部分即為河南之地。秦驅逐此地的蠻族，臨河建造都城，流放罪人到此充當守衛，並在黃河南折處之九原（內蒙古烏拉特旗）至雲陽（即陝西同州）段鋪設規整的軍用道路。據說，秦首都咸陽是今日西安府，但其實當時是在渭水北岸。同州府即秦雲陽同樣在渭水北岸，雲陽與咸陽之間原本便有平坦道路，因此首都咸陽可通過軍用道路直達九原。另外，上述引文中「陽山」位於沙漠中黃河三角洲以北，山脈與黃河之間之地稱為「北假」。因此，秦對北方蠻族設置的第一道防線其實是借陽山山脈將黃河盡收手中，萬里長城遠在內側，作為漢蠻界限，令漢族安居於長城以內。伴隨秦的滅亡，該方針雖略微弛緩，但及至漢武帝時代，該方針反而得到大規模施行。
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記載了武帝以前西漢初期的漢蠻對立情況。漢初期，內外蒙古皆處於匈奴族統轄範圍內，匈奴將這一廣闊地域分為三部分，左將統管今日克爾倫（Külren）流域牧地及內蒙古東四盟[1]牧地。右將統管注入貝爾加湖的色楞格河（Selenga）以西，科布多至新疆的部落。但左右將的王庭位置不明。而在中央，色楞格支流鄂爾渾河（Orkhon）上游，三面由杭愛山及其支脈包圍的豐饒牧地設有匈奴大單于的王庭——龍城。漢對匈奴左部（即東部方向）之防備中心為上谷郡（直隸省宣化府），對右部（即西部方向）之防禦地為上郡（陝西榆林），對中央的防禦地則是代（山西省大同府）、雲中（山西特別區歸化城[2]附近）。從一般政情而言，漢初期，支配王室的政策為對外國採取和平政策，但因此不僅屢遭匈奴侵寇，且常：被侮辱輕視，導致當時年少之士大都主張對外強硬，並逐漸煽動輿論。及至武帝時代，漢與匈奴之間終於爆發戰爭，結果，短暫歸於匈奴之手的河南之地得以收復。在東邊，漢將戰國時代燕國所修的長城一帶，即陰山山脈東部，上谷、右北平（直隸省熱河東[3]）、遼西（盛京省錦州）、遼東（遼陽地區）把握在手，在遼東半島部分地區至朝鮮北部地區設置郡縣。在西邊，甘肅北面的酒泉、張掖、敦煌等地設置諸郡，勢力延伸至新疆地區，設置都督，施行屯田策，對所謂的城郭諸國採取撫綏法。內蒙古自此無一匈奴王庭，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帝國誕生。
始於漢武帝，成熟於漢宣帝時的中國對北政策，基本持續到東漢盛世。而蒙受漢族壓迫的匈奴，部屬勢力逐漸衰弱，一部分降於朝廷，漢以為漢室抵禦外族勢力作為條件，向匈奴酋長提供保護。東漢光武帝時，還有部分匈奴請求遷徙至陝西邊地，漢同樣以抵禦外族為條件應允。該部在匈奴史上被記載為南匈奴。自此，漢室與匈奴之間的關係愈加緊密，二者聯合起來足以壓迫外族。
西漢武帝以來對外族施行強硬政策後，漢族顯著發展，逐漸在邊境蠻族中壯大勢力，漢蠻雜居難免產生種種利害關係。東漢光武帝之時，班彪上表，提出如下意見：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
上文大意為，涼州（甘肅）、益州（四川）、幽州（直隸北部）三地分別有羌、氐、烏桓等部落與漢人雜居，存在種種不便，因此需在三地設置漢人統率者，從而維護蠻人正當利益，示以安撫之意。光武帝採納班彪意見。東漢政策本就是以德而治，對蠻族亦不例外，對比前漢時代對匈奴的激憤論調下誕生的政策，可謂截然不同。而在東漢盛世，漢族處於優勢地位，因此得以保護蠻漢二者周全，但漢室內部已顯現瓦解徵兆，反而令蠻族得勢。
東漢永初四年（110年），隴西、金城地區的羌族大舉內侵。隴西為甘肅鞏昌府，金城為甘肅西寧府，臨近黃河支流大通河，與青海相接。當時羌族取何道、利用何種方法進行內侵不太清楚，總之，從山西、直隸、陝西，到首都洛陽所在的河南地區，皆遭受羌族侵掠。王符《潛夫論》中如此敘述：凡遭羌族侵擾的地方，百姓慌忙收割穀物，居室搬空，流離分散，或死於道路，或丟棄老弱，或成他人仆妾，人口減半。而羌族開始反叛之時，並沒有精細的計劃，其徒黨亦不在多數，兵器方面，或取竹竿、木枝，或空手，既無營寨，也無統領全局的都督。之所以能順利入侵內地，全因地方戒備鬆弛，士氣渙散。總之，羌族入侵對東漢而言乃是一大事件，當時朝廷輿論就對蠻方針相當迷茫，總體分為軟硬兩派。軟派認為，事到如今漢最好放棄甘肅，放任蠻族自由。事實上，金城郡被撤，轉移至隴西郡屬縣襄武，上郡從山西北邊榆林府轉移至左馮翊（陝西省同州府[4]），安定郡（甘肅省固原縣）轉移至扶風（陝西省鳳翔府）。這意味著西北防禦第一道防線基本被撤消。之後，桓帝時代（146—167年），鮮卑族檀石槐占領遼西棘城（盛京省義州府附近[5]），由此漢與東北地區以及朝鮮的聯絡受到威脅。總而言之，東漢末漢族逐漸受到西北及東北方向的蠻族壓迫。
漢代邊境之所以出現蠻漢雜居的現象，固然由漢族勢力在蠻族內部發展所引起，但也是執政者故意施行的政策。例如，東漢名將馬援在甘肅邊境征伐氐羌二族後，將其部分族人遠徙至陝西中部地區，從而達到分散氐羌族勢力的目的。氐羌族本為居于山地的種族，部分族人被轉移至陝西腹地之後，地位孤弱，恐遭漢族虐使。總之，漢室勢力尚存期間，該政策並未成為禍根，但及至東漢末群雄割據狀態顯現後，割據北中國的諸雄紛紛主動藉助蠻族力量，將其強大部族引入長城內，北中國境內的蠻族勢力急劇增強。陳琳的《檄吳將校部曲文》（載於《文選》）以曹操謀臣荀彧之名發布，文中云：
大舉天師百萬之眾，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捲，自壽春而南。
由上文可見陳琳借外蠻軍隊夸炫曹操勢力並壓制敵人之用意。當然，中國學者認為此文非出自陳琳之手，而是晉代的偽作，筆者亦同意該說法。即便三國時代無夸炫外蠻勢力之想法，但事實上從魏、蜀所採取的政策足以看出其必須依靠外蠻勢力。從東漢末期開始蠻族便在北中國內部確立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新傾向。
蠻族在中國內部確立勢力，換言之，即漢族認可蠻族力量。該事實明確出現在史書中始於西晉。例如晉代名臣張華以「命世之器也」評價慕容廆。慕容廆有次謁見東夷校尉何龕時，著巾褠，行士大夫禮，然而何龕卻嚴兵以待加以接見，慕容廆見狀後說道，「主人不以禮，客獨何為」，遂改換戎裝再面會何龕。另外，匈奴的劉淵跟著漢人范隆學習，晉代多位名族讚美其為人並與其訂交。名將王渾還將其推薦給晉武帝。但當時朝臣之中有人以劉淵非漢人為由反對任用。總之，這名蠻族酋帥受到漢族名家的賞識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類似情況也許未必始於晉代，但就文獻上而言，晉是劃時代的。總之，可認為對蠻族的一般認識反映在文獻上。
蠻族勢力既已得到漢族認可，與此同時，漢族對蠻族的恐懼警戒意識也在逐漸增強。其一端在第一章中已有敘述，現再探討以郭欽、江統為代表的徙戎論梗概。
郭欽之論部分被《晉書·匈奴傳》所引用，其中心意思是將匈奴從山西內地遷徙至邊外。其文簡略，故難充分知曉其意。江統之論見於《晉書》本傳，《通典·邊防·氐》曾引用，主要針對氐羌二族，但他對匈奴及句麗族也抱有同等甚至更強烈的警戒之心。由此文可見，漢族對因苛待蠻族而招致的復仇心、怨恨心究竟是何等恐懼。此點已在前章論述。觀其論點，氐族遍布陝西，約占人口一半，羌族遍布甘肅，山西的匈奴無論從其統制或其戶口數而言，在諸蠻中占據絕對優勢。另外，河南滎陽一帶，三國時代從遼東塞外遷移而來的句麗族繁衍滋長，不久後也將成為禍根。《晉書》記載，江統之論提出後十年不到，夷狄果然攪亂中國，因此時人皆佩服其遠見卓識。但《晉書》編撰者反而對其加以批評：「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大意是，如果踐行徙戎論，反而可能加速禍亂爆發，依當時的形勢，萬不可實行。例如當時鮮卑慕容氏已在教民農桑，且採用中國之法制。以此可推斷，一般漢族之中已出現強烈傾向——在蠻人武力的庇護之下營生。而晉室爆發「八王之亂」，北中國全境逐漸牽連進鬥爭旋渦中，秩序崩壞達到頂峰，浮民流離四方，所受殘害恐怕甚於東漢末期。實際上這也是蠻族得以在中原活動的契機，而最先嶄露頭角之人即匈奴酋長劉淵，此點前章已有敘述。
北中國匈奴興亡始末
如前章末節所述，永興元年（304年），匈奴劉淵據左國城立國，國號為漢，並試圖將蠻族糾合於自身力量之下。永嘉二年（308年），他自立為帝，後其子劉聰在晉永嘉四年（310年）改立自己的年號。翌年，取洛陽，晉室滅亡。這通常被稱為「永嘉之亂」，正式拉開蠻族統治北中國的序幕，對於北中國而言是劃時代的事件。
傳說劉淵本為一普通匈奴酋長，但確切來說，其與整個漢代北蠻之中最為顯赫的大單于大不相同。《漢書》記載，匈奴單于姓孿鞮氏，東漢初被允許在陝西邊地、西河、河套地區居住的南匈奴單于姓虛連鞮氏，中國學者認為兩者是同一個詞。且漢宣帝之時，向朝廷申請保護的單于稱為呼韓邪，東漢初南匈奴單于亦稱呼韓邪，因此，南匈奴單于本就是出自匈奴一系的單于。與南匈奴相對，居於外蒙古匈奴根據地的匈奴稱為北匈奴。《通典》記載，自東漢初期開始，鮮卑部落逐漸在外蒙古東部得勢，漢章帝元和年間（84—87年），入侵北匈奴東部，北廷陷入大亂。南匈奴單于欲趁機合併北匈奴，遂向漢室求援。時漢章帝已死，和帝在位，外戚竇憲答應南匈奴請求，遠征漠北。此次遠征最終以漢軍勝利結束，並留下著名的班固《燕然山銘》，其中一節如下：
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高闕為從歸化城越過陰山，與陽山之間的缺口，之後沿陽山至黃河北的雞鹿塞，繼續北行，穿過遍布碎石與鹽鹼的沙地（磧鹵），進入戈壁沙漠，最後抵達金山支脈尼赤金山，即外蒙古南端，涿邪即指此。一路向北出翁金河，此河流經涿邪山脈與杭愛山脈之間的曠野，沿河越過杭愛山脈，抵達外蒙古中心鄂爾渾（Orkhon）流域，稱作安侯。自杭愛山向北，至龍庭（從丁謙說）。由此可見，班固的描寫極為精準。此次遠征後，北匈奴遠行至阿爾泰山，遁走康居（Sogdiana）。漢室方面認為，竇憲遠征本就是外戚竇氏為展現一家威勢所策劃的行動，因此一般輿論並未表示同情。因此，其後蒙古地區的狀況除西部部分地區外，幾乎未見於中國史料記載。大概是因為此地漢威未及。一方面，南匈奴雖借漢室之力討伐北匈奴，但無餘力統制蒙古高原北部，反而在其內蒙古勢力範圍內屢受鮮卑族進犯，每次均向漢室求援。到東漢安帝時代，南單于的譜系仍可追溯至匈奴大單于的血統，但其後稱單于之人是否真正為匈奴王室後裔則不得而知。例如，靈帝時有一位羌渠單于。據《晉書·北狄傳》記載，羌渠為匈奴內部族之名。而根據《晉書》記載，劉淵為羌渠單于的曾孫。但《晉書·北狄傳》中又寫道：匈奴部屬中，屠各勢力最強，遂成為單于，統領其他諸種。而前節所引的陳琳檄文中，匈奴與屠各卻是完全不同的種屬。劉淵是否屬屠各？《晉書》中列舉了呼延等四種匈奴大姓，但其中未見漢代匈奴王室之姓孿鞮氏。綜合以上考量，東漢末期時，南匈奴正統王室是否就已經消亡？及至三國時期，曹操將匈奴分為五部分，在山西內地分別指定居住地，選帥統領之，並設置漢人司馬從外部進行監督。至此，匈奴完全成為漢族隸屬，即便仍然使用單于的稱號，也不過是漢族認可的匈奴十九種部族中最強大的部族酋長。及至晉代，請求移居北中國的匈奴部族愈漸增多，晉武帝常常應允，因而山西一省幾乎沒有無匈奴居住之地。
《晉書·北狄·匈奴傳》中有云：
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辟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唇成俗，鳴鏑為群，振鴞響而挻災，恣狼心而逞暴。
晉所採取的撫綏方策反而加劇了內部漢蠻之爭，即便是小事也激發蠻族團結一致奮起反抗的態度。晉內患如此，終於在「八王之亂」時，朝廷統制完全消亡。如前所述，人們利用蠻族勢力沉迷爭鬥，而蠻族劉淵採取自立行動。劉宣勸劉淵謀反時說道：
晉為無道，奴隸御我……鮮卑、烏丸可以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
大概其已看出劉淵作為成都王盟友對抗反對派與鮮卑、烏丸所結聯盟的過錯，於是勸其團結蠻族共抗漢族。
劉淵（匈奴稱劉姓始於劉淵之父劉豹）自立之心愈加堅決，最後終於自稱漢王，糾合徒黨，石勒、王彌二人率先歸服其下。石勒是匈奴部落中羯部的小帥。《晉書》記載，他與劉淵同為羌渠之後，但奇怪的是，羯部之名並未出現在匈奴十九種當中。根據其傳記可知，石勒年少時曾在首都洛陽行販，後被轉賣至山東，成為漢人的奴隸，後投奔群盜並成為魁首，開始掠奪生活，最後歸附於樂平（山西遼州和順縣）的蠻族部大之下，並勸說部大加入劉淵隊伍。但樂平地區從屬烏桓的部族不願加入劉淵勢力。石勒遂向烏桓投降，並巧妙煽動其部眾殺死酋長，攜烏桓的力量歸附劉淵。王彌原為漢族名家之子，晉末為盜，肆掠山東地區，一度攻掠河南郡縣，逼近洛陽，後被晉軍擊退，於是渡黃河北上，投奔劉淵。劉淵將居所搬至平陽，糾合所在地的匈奴族，命令王彌、石勒等人經營河南山東地區。此時，自山西邊境至直隸北部，鮮卑勢力頗強，匈奴軍在上述地區屢次失利，於是將手伸向中原地區。當時中原地區一片混亂。例如，王彌軍隊攻打河南中部南部時，該地區的外來人口頗多，他們長期為土著居民所苦，於是走上險途，燒城邑、殺地方長官等事件頻出不窮，王彌軍隊兵臨城下後，全部歸附王彌麾下。
永嘉四年（310年），劉淵逝世，劉聰繼後。翌年，令劉曜、王彌二人率軍攻入洛陽。此時，洛陽正忙於遷都，對敵軍毫無抵抗。劉、王二將順利占領洛陽。漢族王彌之軍或因先入洛陽之故，大肆掠奪，挖陵墓，焚宮室，百官及平民遇害者達三萬人，而劉曜頒髮禁止掠奪的命令，還斬殺了王彌手下一名違抗禁令的將領，二人之間產生嫌隙。王彌向劉曜講述遷都洛陽之說，但未被採納，王彌於是破口大罵：「屠各子，豈有帝王意邪！」漢蠻對立的感情甚為露骨。
洛陽被攻占後，晉懷帝被送至平陽。劉曜滿載珍品凱旋，王彌則在洛陽東方的項縣安營紮寨，據守根據地山東地區，意欲自立，悄悄令其部下執行計劃。其時，石勒正轉戰河南地區，如前章所述，他在途中殲滅王衍軍隊。此時，王彌同石勒取得聯繫，意圖利用石勒，勸其共同經營山東地區，但暗地裡又密謀將其除去。但石勒看破了這一卑鄙計劃，先下手為強，成功襲殺王彌。於是，劉聰令石勒接管王彌軍隊。石勒南進，駐屯於葛陂（河南省汝寧府新蔡縣），經營江漢地區。
此時，漢主劉聰勢力尚未確立。陝西至甘肅地區，匈奴勢力尚未觸及。以太原為中心，占據山西北部的晉將劉琨，意圖與山西北邊至歸化城地區勢力龐大的鮮卑一部拓跋氏聯手襲擊劉聰首都平陽。另外，以直隸、北京地區為根據地的王浚，一直抱有借鮮卑段氏一部的力量謀求自立的野心。石勒雖乘勢席捲河南一帶，但仍無固定根據地。石勒屯於葛陂之際，劉琨寄來書信，邀其同盟共抗劉聰。信中一節如下：
將軍發跡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
大意為，若憑劉聰之名，即便取地亦不可擁有，不如擁立晉室。對此，石勒回信稱自己的首要職責是平定當前禍亂，而對晉室盡忠是劉聰應盡之責。傳說，此封回信應是出自石勒幕下漢族名臣張賓之手（參照《十七史商榷》）。張賓是最先計劃「合理利用蠻族勢力建立北中國秩序」之人。然而，石勒駐屯於葛陂後，翌月該地就暴發大洪水，給石勒軍隊以巨大打擊，其幕下有得力漢人建議向坐鎮江南的晉宗室司馬睿投降，又有蠻族將軍等人建議出壽春攻掠江南，二者皆近空論，石勒於是聽取張賓之言，確立計劃經營河北，建立穩固地盤。石勒一方面推進自立行動，另一方面非常注意與劉聰之間的聯絡。之後，石勒整軍北上，終在襄國（直隸省順德府[6]）建立根據地，與盤踞北京地區圖謀自立的王浚之間的接觸由此開始。
王浚是晉室開國功臣王沈之子，「八王之亂」時，任幽州刺史，身在北京，早有自立之志，將女嫁與徙河（奉天省錦州）鮮卑部落段氏酋長，與之建立牢固關係。石勒到襄國後，王浚命段氏伐石。此戰整體而言王浚為獲勝一方，但段氏族人被石勒生擒。石勒恭敬地將其送回段氏，獲得不少段人的好感。段氏內部產生的異論給王浚勢力帶來巨大打擊。其後，石勒勢力逐漸擴展至直隸一帶，王浚僅能在易水防禦。石勒雖欲一舉將其擊潰，但還是聽從幕下張賓之言，擁立王浚即帝位，在文章中以「小胡」自稱，誇讚王浚「州鄉貴望，四海所宗」，極盡殷勤之態。王浚聽信部下自古以來不曾有過蠻族帝王之言，相信石勒的忠誠，未曾懷疑。石勒見計謀奏效，於是在建興二年（314年）襲殺王浚。
漢主劉聰將河北完全交與石勒經營，同時令同族心腹劉曜專心經營陝西與山西北部。劉曜為劉淵族子，後為劉淵所養，曾在洛陽犯罪，險些被誅，後逃至朝鮮，改名成為縣卒。劉聰時代與王彌共同奪取洛陽，直入陝西，征服首都長安。但當時陝西西部之漢族大吏團結一致將匈奴勢力橫掃出陝西，擁立晉武帝之孫司馬鄴。劉聰手下所擒的晉懷帝遭劉聰弒殺後，司馬鄴自然被視作晉室繼承人，後追諡為「愍帝」。司馬鄴勢力之微弱，由如下記述可知：
是時（即位之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荊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通鑑》建興元年四月）
建興三年（315年），劉曜再度入陝西。從陝西北邊侵入後，直指長安之北、渭水對岸。其時，漢族大吏、土豪盤踞於陝西西部至甘肅一帶，身在長安的愍帝為討其歡心，濫授爵位，即便卑微如村鄔小帥者都可得封銀青將軍等顯職，但天子恩威不及於下，諸將驕恣，士卒離怨。因而當劉曜殺到之時，各地勢力瞬間瓦解，第二年十一月，愍帝降於劉曜軍門。西晉在名義上徹底滅亡。匈奴統治覆蓋陝西台地。
王浚死，愍帝降，北部中國僅剩劉琨一人殘留山西北邊。劉琨家與晉朝宗室有姻婚關係，「八王之亂」時，自然被卷進旋渦之中，永嘉元年（307年）劉琨初任并州刺史，赴晉陽（山西省太原府）。其在赴任途中向朝廷上奏，描述目睹的民生情狀如下：
臣自涉州疆，目睹睏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
文中主要描寫了河南彰德府至山西潞安府黎城縣（當時稱壺口關）與長治附近（即壺關等地）的狀況。上述地方離首都洛陽不遠。劉琨抵達晉陽之時，「余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斗至晉陽，府寺焚毀，殭屍蔽地，其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恆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流民聚集於武力強盛之人身邊純粹是時勢所致，於是乎，投奔劉琨之人日益增多。劉琨本是晉代豪族子弟出身，生活奢侈，喜好聲色，雖短暫自我矯厲，但不久之後即放縱懈怠，與鮮卑拓跋氏結盟，借鮮卑之力，進犯幽州境界，王浚大怒而入侵，劉琨慘敗，之後名望漸漸失墜。因此，并州多名漢族大官寄望於劉聰，劉聰於是令其子劉粲進攻晉陽。劉琨雖借拓跋氏之力打敗劉粲，但晉陽也成為拓跋氏戍兵鎮撫之地，劉琨自身只好徙居南面的陽邑（太谷縣）。其為得抗擊匈奴族之名，反而在內地樹立起拓跋氏勢力。之後，伴隨石勒據襄國滅王浚，以及劉琨依賴之拓跋氏發生內訌，其處境愈加困難。最終劉琨與石勒開戰，遭遇大敗，未能守住并州，只好投靠王浚死後盤踞北京地區的鮮卑段匹磾。段氏內部石勒黨眾多，唯獨段匹磾始終懷抱抗擊匈奴之志。但即便如此，因劉琨一派與段氏一部感情疏隔，最終段匹磾將劉琨殺害。時在東晉元帝大興元年（318年）。至此，北中國較為強大的漢族勢力歸於消亡。
318年，漢主劉聰逝世，剛好是劉琨被殺之年。劉聰精通中國學藝，又重用劉曜、石勒等人，可見其才略。但其嗜酒且多有酷暴之舉。據傳，劉聰曾想為一名妃子建造一座宮殿，遭漢族大臣勸諫後，勃然大怒：「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隨即殺之，並放群鼠共進墓穴。總之，劉聰一代不可思議地出現天變，在歷史上留下陰影。他死後不久即發生內亂，其子劉粲繼位，但不久為一部首領靳准所殺。於是，劉曜從長安往皮氏（山西省河津縣），接管劉聰手下官員，被推舉稱帝。石勒從襄國進襄陵（山西省平陽府東南）斬殺靳准。然而，石勒不甘居於劉曜之下，於是焚首都平陽，返回襄國。劉曜也返回長安，應群臣之請建立趙國。石勒也在襄國即趙王之位。因劉曜的趙國先行滅亡，於是史家稱之為前趙，稱石勒的趙國為後趙。匈奴勢力在此一分為二。
兩趙對立，各自圖謀擴張勢力。劉曜勢力主要向北方及西方延展。劉曜殺愍帝之後雖坐鎮長安，但其勢力範圍不超過陝西渭水流域。陝西是氐羌族繁衍生息之地。地形上，渭水流域南北均是險峻山脈。當然，北方與其叫山脈，倒不如說是黃土塬被侵蝕所成，而其南部據稱高達四千英尺。《魏書》中往往以「北嶺」稱呼該地帶。據傳強大的氐羌族團體居於此地。因劉曜曾對一巴氐酋長施以苛酷刑罰，因此渭水平原周邊四山的氐羌族人一齊反抗，長安城門為此緊閉。當時被推舉為渠帥的是以陰密（甘肅省涇州府靈台縣）為根據地的句氏。但此族並非如北狄匈奴、鮮卑等那般勇猛，叛亂僅是怕因罪淪為奴隸。劉曜對待他們採取溫和方法，不久，歸服趙國之人越來越多，其間繼續反抗之部落被輕易討平。由此，劉曜威勢遍及甘肅，又降服在南安（甘肅省鞏昌府）自立的漢族，並擊敗嶓冢山麓仇池的氐酋楊氏。雖說如此，其活動仍比後趙石勒遲鈍得多。
石勒以河北為根據地，統治了山西大部分地區，但其北方與東方皆被強大的鮮卑部族所包圍，對匈奴而言，這實在是一大威脅。不過，其南方河南、山東一帶的中原地區，漢族各股勢力分散其間，此時在江南復活的東晉朝廷雖利用這些勢力對抗蠻族，但忙於內部整理，且各方割據的漢族絕非團結一致奉戴東晉之輩，因此石勒勢力在中原地區逐漸壯大。尤其是經營黃河以南最為盡心盡力的東晉名將祖逖逝世之後，對東晉相對忠誠、防守在第一線的晉將逐漸退居後方。例如，郗鑒放棄鄒山（山東省鄒縣）退至安徽合肥，祖約從豫州（河南省汝寧）退至壽春，卞敦從徐州退至安徽盱眙。曾經扶助劉琨的鮮卑段匹磾被石勒所擒，山東雜軍多被平定，後趙的威勢逐漸拓展到廣固（山東省青州）。石勒勢力延伸至河南洛陽一帶時，終於與同樣覬覦此地的劉曜爆發大衝突。
以洛陽為中心的河南一帶自西晉末開始荒廢，甚至公然出現食人的風氣。洛陽東北成皋（河南省汜水縣）的賊首侯都專門掠人而食，地方大員多人成為犧牲品。該地只有出身平凡卻遭推奉的李矩孤軍奮戰對抗蠻族。然而，後趙平定山東後乘勢殺到河南，李矩軍屢戰屢敗，於是投降趙主劉曜。劉曜趁機率軍潛入山西，在蒲坂[7]擊破後趙猛將石虎之軍，渡黃河南下包圍洛陽，地方軍士陸續投降劉曜，襄國為之大震。於是，石勒親自率軍，令石虎之軍從山西南下，共圍洛陽。其軍事行動極其敏捷，劉曜不知，未做任何準備而沉醉於美酒之中。兩軍交戰後，劉曜被石勒生擒，石勒乘勝令石虎經營長安。如此，劉曜的太子最後據守的上邽（甘肅清水）也告陷落，氐羌各酋長全聽後趙號令。石勒終於登上天子之位。其時東晉咸和五年（330年），北中國中原地區臣服於一王之下。
咸和八年（333年），石勒死。太子雖然繼承其位，但實權盡歸石虎之手。猛將石虎古今聞名，石勒的成功一半依賴其力。石虎擁立太子而手握實權，在石氏陣營中激起強烈反對，各地發生兵變，石虎鎮壓成功，後趙勢力未有絲毫動搖。由蔡謨言論可見，此事已為在江南的東晉所知。石虎執掌實權後，隨即制定征討四方之計劃，第一個目標即今奉天義州至直隸北部朝陽府之間根基牢固的鮮卑慕容部落。慕容部落之南，遼西地區即今錦州至直隸北京以及直隸、山西北部地區，鮮卑部落段氏勢力龐大。慕容、段氏兩個部落常年爭鬥。適逢慕容氏為牽制段氏向石虎求援，石虎趁機派大軍征討遼西，自己則在金台（直隸省涿州附近）建大本營，並在漂渝津（天津附近）集結水軍進行聲援，其先鋒遂長驅直入占領燕郡北京。段氏酋長段遼從令支（直隸省遷安縣）單騎北逃，段氏領土盡歸石虎之手。石虎又以慕容氏在此戰中未與後趙採取同一行動為由，迅速令其部下從錦州地區攻打棘城（義州）。慕容的都城（今之朝陽市）頓時陷入恐慌。但酋長慕容皝從容防禦，大戰結果竟然是石虎軍隊一敗塗地，段氏故地從趙手中歸於慕容氏。雖然石虎立馬計劃再次征討慕容氏，但慕容氏勢力其後延伸至直隸保定府地區，而石虎計劃以失敗收場。
石虎還制定南伐江南東晉的計劃，東晉輿論因之大受刺激，但此計劃並未實行。最後石虎又想滅亡在甘肅涼州（姑臧）北部中國唯一一支獨立的漢族力量——張氏，不想又遭大敗，後趙的威勢逐漸轉向衰落。永和五年（349年），石虎病逝，陣營中發生內亂，北中國再次陷入大亂。在敘述此事之前，且先看石勒、石虎為政的概況。
中國史書記載，石勒是一名優秀的統治者。起初，他在直隸南部征伐漢族雜軍，而不與被漢族視為秩序破壞者的王彌交戰之時，雜軍陣營中有一人對石勒說道：
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
一般漢族唯願生活安定，為此可不顧名節如何。謀臣張賓在推舉曾出仕晉室且清望甚高的趙彭之時，趙彭以名節為由拒絕仕奉趙室。石勒感到不滿。張賓曰：「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因此，趙彭等人可謂最為賢明之人。變節是常態，而能始終堅守名節之人，朝廷皆祿養之以遂其志，王者傳統才能存續，而石勒踐行之。
石勒堅持用漢族傳統進行統治，保護漢族，尤其是收用衣冠人士作為時望中心。另外，還組織君子營，轉戰四方之時，常令其擔當顧問。根據地確立之後，建立官制，門臣祭酒主要由蠻族擔任，以主持蠻人的辭訟；門生主書主要由漢族擔任，司典蠻人出入，使之不得侮辱衣冠華族。蠻族與北中國豪族相結合的政治方針由此確立，並對後來歷史產生強烈影響。與此同時，《上黨國記》《大將軍起居注》《大單于志》等書籍皆編纂於此時。現在雖然無法得知其具體內容，但可知石勒已是漢族樂於奉戴的君主。他又以中國禮儀教化蠻族，例如規定嚴禁娶兄嫂為妻，喪中不得結婚等。但火葬隨其本俗而不在禁令之列。
石勒的為政概況大體如上。當然，同一朝廷下，蠻漢不免衝突。蠻族基本離不開酒，曾有一蠻人騎馬闖入禁門，負責守衛的漢人被問何以失職時答曰：「胡醉甚，不可與語。」此為醉胡不理睬漢人之言的一個例子。因此，石勒下令禁止造酒。又有某位漢族高官衣冠敝壞，石勒問其故，答曰：「頃遭羯賊，是以蕩然。」此言雖出自不經意之口，但也直接反映出漢族對羯族的反感。
石勒與漢族學者問答的軼事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他嘲笑曹操、司馬懿等人欺孤兒寡婦而奪取天下的行徑。石勒推崇漢高祖，自比東漢光武帝難分優劣，放言「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但其曾欲建宮殿於鄴城，遭群臣勸阻，乃嘆息：
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
石勒之所以博得漢人高度評價實因其忠於漢人傳統。然而，石虎的做法與石勒完全背道而馳。據稱，石勒晚年時，有一派企圖排擠石虎，石虎於是在夜裡令部下侵入主謀者宅中，姦污其妻女，掠走衣物。其掌握實權之後，徹底成為暴君。虐使勞苦人民大興土木工程之外，石虎所到之處，社會秩序盡毀。詳情見外篇，其淫虐行徑令人吃驚。
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宮臣家，淫其妻妾。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他可謂極盡淫虐之事。這僅是宮廷內的私事，而波及一般百姓的，是在宮中、東宮以及諸公侯七十餘國設置女官，百姓之女二十歲以下十三歲以上，計三萬人，分為三等進行分配。地方為了完成任務，必須甄選美女，於是強奪已嫁為人婦者達九千餘人。豪族趁此機會，掠奪百姓美婦，多人為此自殺。
此外，石虎還挖掘歷代王侯之墳墓，取盡珍寶。另一方面，其性格又如小兒。例如，田獵之時，揚起天子旌旗，令十六軍十八萬戎卒先發，自己則登凌霄觀目送，笑道：「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其愛子石韜被另一子石宣所殺，石虎知悉後，十分憤怒，將石宣幽閉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縛之，作數斗木槽，將羹飯置於木槽之中，如同豬狗一般餵食，又取來石宣殺害石韜的刀與箭，令其舔之，石宣哀嚎之聲震動宮殿。又在鄴城之北堆起柴垛，上立標樁，標樁末端設置鹿盧，用繩子貫通，通過梯子將石宣升至柴垛之上，站立於標樁之處，首先令宦者拔其發，抽其舌，其後用繩貫其頷，以鹿盧絞上。又砍斷其手足，斫眼潰腸，一如石韜之傷，之後四面縱火焚燒。石虎與昭儀以下數千人登中台觀看。
石虎在鄴城營建宮殿，襄國作為陪都。在他晚年，家中內亂引起自暴自棄性質的叛亂，太子石世成為家庭騷亂的犧牲品，其「高力」即服雜役者萬餘人被流放至涼州[8]。眾人抵達雍城（陝西省鳳翔府）時，雍城刺史奪走馬匹，令其徒步推鹿車，為兵士駐屯之處運送糧食。高力頭目漢人梁犢利用眾人的怨恨而加以煽動，不久唆使駐屯軍隊反向東進，沿途大肆掠奪，一時間洛陽附近皆成廢墟。當然，暴亂很快被討平。自古以來，蠻族居於統治者之位，破敵之後便將其部落轉移至內地，整編成軍隊。統領者須為朝廷信任的武官，此點自不必說。其中有的軍隊在部落酋長率領之下駐屯於要害都城，雖然如此可保留集團的威力，但降卒屯戍之人本就是不安分子的集合，往往成為叛亂的根源。梁犢叛亂之時，石虎旗下軍將屢次戰敗，加之其家庭內部鬥爭，後趙瓦解的徵兆已經出現。待石虎去世，冉閔之亂突然爆發，羯人勢力在北部中國徹底消亡。
冉閔原叫石閔，本是漢人，但因為勇猛過人，而成為石虎養孫。石虎末年家族內亂之時，冉閔擁立石遵即帝位。當時，石遵曾許諾立冉閔為太子，但未兌現諾言，冉閔於是密謀叛亂。他深知羯人不為自己所用，於是利用漢族對蠻族的反感，發布虐殺蠻族的命令。於是，鄴都發生慘絕人寰的虐殺。
冉閔親自率漢人誅殺胡羯，死者二十萬，屍體棄於城外任由野狗豺狼啃食。影響波及四方，凡高鼻多須者約有半數被殺，「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飢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此次騷亂的結果，居於直隸邊境的鮮卑慕容部獲得挺進中原的機會。敘述該變化之前，且先回顧東晉在江南復興的歷史。
東晉江南復興
「八王之亂」將近尾聲之時，司馬氏一族中有一人名叫司馬睿，在某個月明之夜秘密逃出洛陽，回到封國山東琅邪。琅邪的王氏一族系貫穿晉代的第一流名族。其族中有一人王導，與司馬睿為熟交，傳說司馬睿正是受王導之勸說才逃離洛陽。後司馬睿聽從東海王司馬越的命令，鎮守江蘇下邳，王導隨行。永嘉元年（307年），司馬睿受晉帝之命，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坐鎮建康（即今日南京）（參照《通鑑考異》）。此時，長江下游三吳平原又是何種狀況呢？
如前章所述，氐族賨部酋帥李特率領流民侵入四川之時，部將之一「義陽蠻」張昌秘密脫逃，在湖北煽動流民建成一支怪異軍隊，其黨羽石冰東進，從安徽進擾江蘇江北地區。督押江淮運船向北方供給糧食的安徽廬江人陳敏後來率運兵討滅石冰，保護東南地區秩序免遭破壞。但他眼見北方晉室已不可救，於是在安徽和州自立，後坐鎮建康城，欲繼承三國孫吳大業。與其秘密串通的正是孫吳勇將甘寧之後甘卓。
雖然原來孫吳的三吳名族在晉統一後多效命於北方朝廷，但在著名的陸機兵敗之後，皆對北方朝廷斷念而返回故鄉。名族們的心愿本就是東南秩序安定。現如今陳敏據建康城謀圖霸業，必先取得東南名族的支持。陳敏於是推出優待東南名族的政策。但其出身太過卑微，以門第自傲的東南名族無人從心底歸服。於是，陳敏轉而萌生誅滅諸名族的念頭。此時，被尊為東南名族之首的顧榮為了保住其地位，在陳敏帳下受封官爵，並諫勸陳敏切勿採取暴行：
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勛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
由上文可見，顧榮認為陳敏可以輔佐。但廬江內史華譚斥責顧榮接受陳敏所封的官爵，四處傳檄責問其罪。檄文中有雲，「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嘲諷陳敏成不了大事。這恐怕是東南名士的共識。吳興強族周玘率先興軍討伐陳敏，其時顧榮已對陳敏失望，於是勾結陳敏最為信任的部將甘卓共同討陳而殺之。至此，陳敏叛亂終被平定。司馬睿與王導一起渡江坐鎮建康正是在陳敏之亂被討平後。
誅殺陳敏的顧榮等人接受北方晉室封賞成為高官，於是踏上北上之途。行至徐州，才知晉室之亂已不可救，於是再次南歸。當時執掌晉室大權之人——東海王司馬越欲以軍禮強行召其進宮，顧榮一行竟棄牛車，解船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返回揚州。當時，身在建康的王導正勸司馬睿收攬東南名門望族。關於此事，《晉書·王導傳》中有如下記載：
（司馬睿）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
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
上述記載與《王敦傳》相比略有出入，《資治通鑑》中隱去二者出入的內容，周濟《晉略》則完全略去不講。作為尊崇準確的史家，抹去全部內容無可厚非。總之，此為江左之人相傳之故事，由此故事也可推知當時的情況。
司馬睿取得江南人士歸服後，北方政情惡化，首都洛陽城內，遷都壽春之說動搖群臣之心，天下動亂之際，僅有長江下游三吳平原得以維持秩序。北方名族庶民紛紛逃至江東避亂，王導遂勸司馬睿從中拔擢登用俊賢之人。其中有名為桓彝者，原為譙國（夏邑縣）[9]的名族，渡江來此，見司馬睿勢單力薄，十分失望，但與王導共論世事，信賴其為人，這才安心。能收用安定各路北方來人，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王導的雅量。
其時，北來的諸多名士曾在建康西北的江渚新亭聚會，聊慰旅情，因想起北方江山易主而流涕，只有王導以克復神州的大義勉勵他們。總之，在王導協助下，司馬睿逐漸穩固根基，在北方對抗蠻族的晉國諸將中也萌生支持司馬睿執掌大統的傾向，尤其當洛陽被匈奴劉聰奪取，懷帝遭擒之時，此種聲音更加高漲。在長安被擁立為帝的愍帝駕崩之後，司馬睿終即帝位。這主要歸功於北方諸將的推戴，其中包括鮮卑族段氏、慕容氏。此為建武元年（317年）之事，史家稱之為東晉，司馬睿即元帝。
司馬睿稱帝之前，江西地區已歸其勢力所轄。北方晉室曾派一名叫華軼之人管轄此地，其治理有方，境內受晉末動亂影響最小，但其心在北方，輕視司馬睿命令，最終未能逃脫被討滅的命運。江西從地理上而言，可謂「吳頭楚尾」。今日若將湖南、湖北稱為長江中游，則江西即為長江下游的開端，因而，元帝實際上是在長江下游建立根基。
湖北、湖南地區位於長江流域腹部，後成為九州腹地。建康的勢力究竟如何延伸至此？先前蠻人張昌侵入此地，誘致北來流民發起叛亂，幸虧被北方晉室所派的劉弘所平定。劉弘原為烏丸校尉，在幽朔之地勇名遠馳，至湖北後又顯示出優秀統治者的實力。其在軍事上委任江南人陶侃平定張昌黨羽，後又拔擢該地有力之士擔當實務。被拔擢者之一為牙門將皮初，劉弘薦舉他做襄陽太守之時，朝廷有司以其資望不足為由駁回劉弘的請求，欲改而任命劉弘的女婿。劉弘上表拒絕，力陳以姻戚關係決定任官的弊害，自始至終貫徹其主張。又，當時湖北首府襄陽南部有峴、方二山，其間的水澤久遭封禁，劉弘都予以開放，允許捕魚。鄰交之策方面，劉弘為時任四川益州刺史的羅尚供給湖南零陵的米谷，以此加強聯防，常寫書信寄與各地方大吏聯繫感情，他鎮守天下四達之區，長年維持安定和平。然而在其辭世之後，後來者山簡、王澄之輩雖然都以清談聞名一世，但經營實務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詳細考察該地內情，四處隱伏禍機。
有一人名叫王如，原為陝西地區的一名武吏，後流落至河南南部宛城（南陽）。其時山簡應朝廷之命，將流民遣回本鄉，王如難逃北歸的命運。他深知陝西地區荒殘，拒不北還，遭山簡強制遣返，於是奮起反抗。從北方來的各類團體應聲而起，叛軍數量達五萬，此時北方蠻將石勒的先鋒行至河南南部，王如遂與之結盟，掠奪漢水流域，包圍山簡所居襄陽。但是襄陽守備堅固，無法攻破，加之王如軍中滋生紛爭，其勢力隨之瓦解。其間王澄作為荊州刺史鎮守江陵（《通鑑》胡注）。而叛亂在四川流民當中再度爆發。
部李特之亂後，四川人士流寓湖北、湖南之間者達四五萬家。其中有一人名為杜弢，才略出眾，任零陵太守[10]。新來的四川流民屢遭土著湖北、湖南人所虐使，其中不乏叛亂者。杜弢作為太守起初負責平定叛亂，其後王澄部下對四川流民十分暴虐，流民等人於是團結一致憤而起義，擁立州里名望杜弢，請其支持叛亂。杜弢攻破零陵、武昌，勢力強盛，王澄毫無招架之力。當時建康的勢力已臨江西，司馬睿帳下被委以軍權的王導同族王敦起用名將陶侃、周訪、甘卓討平杜弢，最終成功平定叛亂。杜弢在寫給他人的信中陳述苦衷：
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荊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
其心可鑑，其情可明，但《晉書》還是將其列為叛臣，大概是史裁拘泥形式的弊處。
平定杜弢之亂，實際功臣為陶侃、周訪兩將，尤以陶侃之功為最。但二人皆受制於建康軍閥頭目王敦。王敦不喜南人勢力統治湖廣地區，因此排擠陶侃，將其調任廣州刺史。其時河南人杜曾在襄陽地區自立，並與北方長安愍帝派遣的一員軍將相勾結，嘗試反抗王敦勢力。王敦令其腹心征討，反而敗下陣來，最後借周訪之力才勉強鎮壓叛亂。周訪也是南人，且與陶侃有姻戚關係。起初王敦曾許諾在破杜曾之後將荊州給周訪，但未履約，最後令其調任梁州刺史鎮守襄陽。也許因為上述善後處置皆為王敦獨斷，軍將自然對王敦心生嫌怨，且建康政府中反王氛圍甚濃。王敦在長江中游勢力過大，王、馬共治江南，以王室為中心者難免因此不快。但其時有名為祖逖者，聲望可與王敦匹敵，且堅強抵擋源自黃河下游的北方壓力。他的存在也讓王敦獨霸軍界成為不可能。
祖逖原為直隸范陽的豪族，眼見洛陽大亂，於是率親黨數百家，遷至淮泗之間。途中祖逖將車馬贈與老弱者，自己徒步前行，藥物衣糧與眾人共用，自然被推舉為行主。抵達泗口（江蘇省清口浦）[11]之時，他接到建康命令，定居於京口（江蘇鎮江）。
其幕下賓客、義從之輩都是從北方來的暴桀勇士。適逢長江下游地區發生大饑荒，此輩往往出而為盜賊，掠奪富室，建康政府內部時有非難之聲，祖逖皆予以庇護。他常胸懷復興北方中原大地之志，並以此勸元帝。但元帝忙於經營江南，只給予其豫州刺史的名分以及兵士千人、廩布三千匹。於是他率流徙而來的部曲百餘家踏上北征路途，在江陰（恐非地名，或為江北之意）興鍛冶之業，造兵器，然後出發。當時，淮泗之間為石勒先鋒所擾，秩序全亂，各村落紛紛設塢，推舉土豪成為塢主，以此作為自衛手段。塢主的向背並非取決於匈奴石勒、晉司馬氏名義上誰為正統。而祖逖恩威並施，得塢主心服，屢次打敗石勒之兵，成功御匈奴勢力於河南之外。其居所主要在雍丘（河南杞縣），曾在該地召集父老舉辦宴會，席間有耆老流涕歌曰：
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
但建康政府不知充分利用其才能，先是任命吳人廣陵戴淵為豫州都督，加之晉室與王敦之間禍難將生，祖逖深感壯志難酬，最後鬱郁病終。
深受元帝寵任的劉隗、刁協二人，皆以提升東晉權威為目的，屢次壓制強族之權，尤其採取壓制王氏勢力的方針。東晉開國元勛如王導等人皆為此受朝廷疏遠。王敦其時正在武昌鎮守，厭恨劉、刁等人的處置，向元帝和劉隗寫信勸誡改易方針。但二人不聽，王敦原在北方以清談收穫人望，兼具機略，巧招名流之士於幕下，又很有軍事手腕。祖逖逝世之後，王敦以為終於無人可與之匹敵，今竟遭劉、刁之輩所侮，難以忍受，向東晉問鼎輕重的志向由此萌生。而劉、刁二人的做法又招致多家名族怨恨，王敦於是宣布劉、刁等人的罪行，以討伐劉、刁為名，率軍逼近建康。其在此際發布的檄文將罪責尤其歸於劉隗，其中一節為：
（劉隗）外托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
身欲北渡……
據檄文看，大量北方流民輕易被權力者所利用，建康內部疾患已生。劉隗聽聞王敦之言後反而意氣矯矯，策謀誅殺建康城內王導以下的王氏一門，提高帝室權威，結果遭到所有朝臣反對，元帝也不同意，由此可見朝廷上下已對其不信，勝敗之數已定。因此，王敦由姑孰（安徽當塗）駐地出發行進至石頭城時，元帝特去信一封請求講和。
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
後來劉隗遁逃，刁協遭擒，元帝將江西地區軍權賦予王敦，暫時達成媾和。
王敦以討滅劉隗為名的軍事行動暫時取得成功，而讓王敦行此舉者主要為其部下軍將，如此一來，軍將橫暴愈加嚴重。建康朝廷內擁有重望的周和戴淵等人皆被殺，吳興豪族周氏一門亦被誅滅。如此做法與以王導為代表的建康寬治之風迥異，帶給東南百姓的恐怖相比劉、刁之徒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初王敦逼近石頭城之時，其大本營所在的湖北平原傳言有人慾與建康為伍，情況危殆，遂回武昌將反對派首領甘卓（襲周訪後，鎮於襄陽）斬殺，其根據地更加穩固，其本人專權更甚。
建康方面，元帝死後，明帝即位。明帝在太子之時便以勇決聞名，為王敦一派所厭惡。因此，王敦再次移鎮姑孰，一方面監視朝廷，另一方面令部下軍將在京師腹地江蘇平原植根固勢。對此，王敦幕下名流謝琨等人極力諫止，但王敦不聽。建康內部舉朝上下瀰漫著反王的氛圍。《晉書·王敦傳》中對其軍將的橫暴行為如此記述：
（沈）充等並兇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
西晉末大亂之際仍能維持秩序的東南平原在王敦部下引發的禍亂中逐漸沒落。其時，王導再次承擔輔政大任，擔心因王敦惡名牽連王氏一門，於是寫信給王敦親信的同族，言辭懇切地進行勸誡，不料對方不聽，而建康朝臣則團結一致反對王敦。本傳記載，此時王敦本人染病，頗想返回武昌保全家門，但其帳下軍將仍力勸攻取建康，王敦無力阻止。對此，朝廷隨即召集固守北方淮水流域的軍將祖逖之弟祖約以及蘇峻等人擔建康警備重任。戰事隨之展開。其間王敦病死，隨後同黨皆被誅滅，戰局終定。時為太寧二年（324年）。
王敦之亂時，北方石勒勢力逐漸南進。在山東泰山地區得到多數流民支持的東晉之藩屏——郗鑒不堪孤軍奮鬥，只好南歸。此外，為平息王敦之亂，郗鑒還將祖約、蘇峻等勢力引入建康城，如此一來，祖逖多年經營毀於一旦，石勒勢力挺進河淮之間。不僅如此，王敦之亂平息之後，祖約受命鎮守壽春，其南部歷陽則由蘇峻把守。祖約、蘇峻等北方勇將常猜疑建康政府，大亂即將再次爆發。
明帝在位三年之後駕崩，成帝即位。其時把持朝政之人為明帝外戚庾亮。庾亮為人方嚴，因此被世人推重，但有「任法裁物」之風，與王導寬和之政不同。王導亦厭其人無雅懷，建康內部對其總體評價不高。又，王敦之亂後，建康朝廷對蘇峻親信有加，蘇峻則倚恃朝恩收用亡命之徒，不問是否有罪，且屢次向朝廷索要軍費，軍糧漕運日夜相繼。庾亮為制衡蘇峻，欲解其軍權，歸為朝臣之列，並任命自己的兄弟為後任。此處置對蘇峻而言，並非不妥。但蘇峻認為庾亮有意害己，於是萌生進攻建康之心。其時祖約也對庾亮懷恨在心，於是同蘇峻聯手。東晉禍亂終在江北安徽爆發。
蘇峻之變突然爆發，庾亮防備不及，叛軍渡江從安徽太平府直逼建康，縱火燒台城，後攻陷宮城，令士兵大肆掠奪。其部下形同暴民，遇朝廷高官亦照樣捶撻無誤，將物資運至大本營蔣山，或裸剝士女衣物，令其以壞席苫草自障，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其時，官庫之中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數億，蘇峻皆揮霍一空。
蘇峻攻入建康後，庾亮倉皇逃至江西，投身鎮守該地的溫嶠之營。原本溫嶠見庾亮對蘇峻壓迫過激，憂心忡忡，甚至還親赴建康，請求加入守備之列，但當時庾亮對粗暴的蘇峻並不在意，反而對荊州刺史陶侃心有所懼。陶侃在王敦敗後接手荊州，起初就對庾亮存有疑心，庾亮遂托溫嶠牽制陶侃勢力。如今蘇峻之亂爆發，溫嶠認為須借陶侃之力進行鎮壓，於是言辭懇切地勸其出兵。之後陶侃率軍下江之時，庾亮更親自拜訪陶營，態度極其溫雅，陶侃釋然，二人解開宿怨，共同討伐蘇峻。義軍從上游陸續向建康進發，與此同時三吳地區的豪族起而防備北人入境，又有居於下邳的徐州刺史郗鑒也同步南下，東晉軍勢復振。蘇峻以死相搏，雖然屢次打敗義軍，但難挽頹勢，最終被陶侃部將所殺，叛亂得以平息。其時咸和四年（329年）。
經蘇峻之亂，建康宮室宗廟全部被洗劫一空，朝中興起遷都之議，溫嶠認為應遷至江西豫章（南昌），三吳豪族認為應遷至會稽，最後王導力排眾議，留在建康。戰後如何論功行賞不甚清楚，總之諸將各回駐地，長江流域恢復和平。諸將之中，陶侃起初鎮守江陵，後遷任武昌，他行事周密，曾在造船之後將竹頭木屑收入官庫中，後在桓溫北伐之時派上用場。又湖北地區官吏中有好樗蒱之風，且流行談論老莊思想，陶侃都嚴格取締，曰：
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
在陶侃手上，荊州秩序安定，東晉西藩安泰。但此時的北方，石勒勢力延伸至陝西高台，石勒死後，石虎專政，游騎南出至歷陽，建康一時戒嚴，而向來在名義上奉戴東晉的鮮卑慕容氏在此時獨立稱燕王，大勢漸分南北。
342年，成帝死，康帝即位，在位二年之後，穆帝治世。在此之前，陶侃去世，庾亮代之鎮守武昌。當時，建康城內王導再度為成政治中心人物，其方針極為寬縱，南北豪族肆意招募游食之徒謀取私家利益之情勢愈加明顯，朝廷有志之士往往對此頗有非議。庾亮也計劃排擠王導。總體上，樹立東晉權威、建成有節制的國家的想法常在一部分南遷北人心中迴蕩，而北伐並從蠻族手中收回中原之地的期望也未磨滅。鑒於此，庾亮從武昌再次入朝廷，北伐計劃一度得以樹立，但還未充分實行之前，其軍已遇小敗，朝廷多有異議，最終以取消北伐落幕。
王導死後，擔朝綱重任者為庾亮之弟庾冰，有雅素之風而為一世推重，不喜王導之寬縱，稍用微刑。曾有人就此諫之，其乃答曰：
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此為當時少見的儒家之言。庾冰之弟庾翼亦頗有大志。成、康二帝時期，庾族勢力之盛，無出其右者。穆帝初年，庾翼鎮守武昌，屢次同遼東慕容氏以及獨立於甘肅涼州、遙向東晉盡臣藩之禮的漢族張氏互派使節，謀劃共取四川、恢復中原。庾翼為此改鎮襄陽，但未盡此事便已身故，其遺策由桓溫繼承。此時，若以東晉王室為中心來看，則它正進入衰亡期。在就此展開敘述前，再次一覽北方形勢或更為方便。
前燕、前秦始末以及北中國諸國
北部中國在後趙石勒及石虎二人手上基本完成統一。石虎死後，冉閔趁內亂紛爭之機，利用漢族反蠻情緒，對羯人實施慘無人道的虐殺。除暴行之外，他還打開石虎在鄴城以及各地倉庫，糾集漢族無賴，依靠其軍事力量同羯族勢力下之氐羌族交戰，戰事幾無暫歇。戰亂之下，北中國中心——河南地區之原野已無耕農。鑒於當時負責平定叛亂者實為鮮卑慕容族，且先簡要敘述鮮卑族在中國史上大展拳腳的因緣。
鮮卑作為一族之名為正史所記載，需追溯至《後漢書》。書中記載鮮卑風俗時，有如下表述：
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飲宴畢，然後配合。一般認為，該記載源於王沈《魏書》，但《魏書》的表述為「嫁女娶婦，髡頭飲宴」，相較「婚姻先髡頭」，似乎意思更為明了。「饒樂水」在《魏書》中作「作樂水」，普遍認為二者皆指今日的老哈河。季春時節在河邊舉行部族大聚會，則該部族的根據地亦明晰可知。常常與鮮卑並稱者名為烏丸，二者風俗幾乎相同，僅有結婚風俗相異。烏丸風俗為：
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幣……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發，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
與鮮卑族男女在曠野中自由配合的做法相反，烏丸已有娉幣儀式。另外，南北朝時南人嘲笑鮮卑人為索頭，所謂髡頭即此意，可視為辮髮之風。但烏丸婦人到婚期之時，將蓄髮結髻並加以裝飾，則似受漢人風氣影響。《魏書》與《後漢書》均將此二族視作早早出現在中國史料中的東胡余裔。關於烏丸，東胡在西漢初期遭匈奴打敗之時，其殘餘據烏丸山，於是得名「烏丸蠻」。烏丸一名早見於《漢書·匈奴傳》中，而烏丸山依據丁謙觀點為今日烏遼或烏蘭山，系內蒙古東部阿魯科爾沁旗與烏珠穆沁旗交界處興安嶺的最高峰。此觀點與《漢書·匈奴傳》中的烏丸記載吻合，此部族之根據地應在西拉木倫河上游。鮮卑方面，不論《魏書》或《後漢書》均記載其部族居於鮮卑山，故得名鮮卑。惠棟查閱《隋圖經》後指出鮮卑山位於柳城東南二百里處（據王氏《集解》所引）。然而，白鳥庫吉博士和王國維發現，鮮卑一詞早在戰國時代即指戰士服裝帶鉤，在漢代時指文官之冠，廣泛用於中國全境，彼時中國人即便不知鮮卑種族，亦曾間接傳播其名。若依照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云，東胡一詞為戰國時代山西地區的漢人對東邊蠻族的稱謂。可推測，東胡實際上應是鮮卑族的一部分。但根據後來在中國史上扮演最重要角色的鮮卑拓跋部之傳說，只要不能證明此傳說是從其他民族借來，則其曾經活動的地域可謂頗為廣闊，如此一來亦不可將鮮卑之名局限於老哈河流域之其中一部族。鮮卑乃是包含各類部族之大名，換言之，其與種族名更為相近。當然，筆者對此完全未開展積極的立證研究。本人認為，與其說烏丸、鮮卑得名於烏丸山、鮮卑山，不如反過來理解。
烏丸部族在西漢時代就為中國所知，西漢末期王莽對匈奴採取高壓政策之時，此部族被迫遷往山西內地並對抗匈奴。東漢光武帝將烏桓渠帥安插於山西、直隸、東北各緣邊之地，供給衣食，令其與漢人雜居，置護烏丸校尉於上谷寧縣（張家口西萬全縣）負責管理。烏丸內徙之後，其外部的鮮卑族伴隨匈奴衰弱而強勢擴張至蒙古高原，及至東漢明帝永平中期，更擴張至甘肅西北敦煌、酒泉等地，但全在遼東（遼陽西北）向漢朝朝貢。其後鮮卑勢力日益強大，東漢末桓帝時，老哈河地區一鮮卑部落出現一名叫檀石隗的酋長，將廣泛分布在各地的鮮卑各部族統一成為一個有節制的團體。據《魏書》記載，其先據直隸北部熱河，後據遼西棘城（今遼寧義縣）。當時其勢力基本遍及內外蒙古全境，北接丁零族（貝加爾湖以西），東連扶餘族（吉林附近），西從天山北路接伊犁附近的烏孫，其廣闊領土分為三部，右北平（即直隸遵化府）至扶餘為東部，右北平至上谷（直隸宣化府）為中部，上谷至敦煌為西部，各派大臣統管。檀石隗死後，鮮卑再次失去統一，慕容部定居檀石隗故庭——棘城，並逐步將勢力延伸至中原。
慕容部定居棘城為晉惠帝元康四年（294年）之事。在此之前，該部族為中國所知，可追溯至其跟隨三國時代的司馬懿征伐遼東。其後，遷居至遼河東西，在慕容廆時代定居棘城。彼時，棘城之南的昌黎（即錦州地區）仍有鮮卑段氏勢力，其東北有宇文部，慕容氏一面同上述二部展開激烈鬥爭，另一面則努力引入漢人勢力及漢族文化，由此不斷增強部族勢力。適逢西晉滅亡，匈奴勢力統治中原，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地區的流民大量出山海關，來到遼西地區，酋長慕容廆將流民按其來源地區分為團體，設僑郡進行管理。例如，直隸冀州人歸冀陽郡，河南豫州人歸成周郡，山東青州人歸營丘郡，山西并州人歸唐國郡。與此同時，廣用北中國人才，完全採用中原禮制，承認東晉帝位，對匈奴則始終保持抗爭態度。彼時，東晉剛剛平定王敦、蘇峻的內亂。慕容廆寫信給陶侃，勸其攜手討滅羯族。東晉朝議雖已否決北伐，但被北地名望圍繞的胡族酋長鼓吹北伐，恐對東晉的北伐論多有刺激。
慕容廆死後，慕容皝繼立。如前所述，其借石虎勢力消滅仇敵段氏，後遭石虎攻擊，卻反而擊敗石虎。之後慕容部勢力逐漸蔓延至直隸平原，並寫信給東晉執政者庾冰表達決絕之意，自稱燕王，徙都於龍城（朝陽府）。及至其子慕容儁之時，中原爆發冉閔之亂，慕容部趁機由直隸大舉進軍河南平原。關於此次出兵，《晉書·慕容儁載記》中收錄了一則有趣故事。當初，冉閔為拉攏慕容部，特意遣使宣揚冉閔為天命所歸，慕容儁乃回道：「聞閔鑄金為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趙翼《札記》中也收集了鮮卑族好以鑄金人預測成敗的事例。大概此風俗與鮮卑相通，或廣泛應用於蠻族間亦未可知。總之，慕容儁斬冉閔後取其所居鄴城，並在直隸中山（順德府）即帝位，政權被稱為前燕，時在東晉穆帝永和八年（352年）。後遷都鄴城，君臨中原。
穆帝永和八年（352年），中國史料記載氐族酋長苻健在長安自立稱帝，是為前秦。因此後趙滅亡後，北中國兩分為燕秦，加上在甘肅涼州（即當時的姑臧）獨立的漢族張氏前涼國，則北中國呈三國鼎立之勢。總之，氐族此時在中國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且看該族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羌族的概況。
氐羌族恐怕是最早出現在中國歷史中的部族之一。然而，《漢書》為蠻夷立傳之時，並未為氐羌單開一卷。居於今日青海西北柴達木盆地的婼羌國則在《西域傳》中。它雖可能為羌族一種，但之所以被記述，恐怕是因為其地處中亞與漢的交通道路上。又，《西南夷傳》，也僅提及武都（郡治在於今甘肅嶓冢山下）的氐族。其實，漢族與氐羌族的關係不淺。例如，漢之所以在大通河流域以及甘肅西北邊設立郡縣，完全是為了令匈奴手下的羌族歸伏於漢的威勢之下。另外，對漢而言，經營文化上與經濟上至關重要的四川，完全無法避開與氐族之間的關係。因此，《漢書》中無氐羌之傳，應是由於此部屬尚未建成有模有樣的政權。然而，東漢末期，羌族發生大叛亂。《後漢書》立《西羌傳》，詳細記載羌族之事，並且也有提及氐族。王沈《魏書》中有氐羌之記載，《三國志》中無氐羌之傳。一般來說，氐羌雖自古以來常常以連稱出現，但細細說來，其實二者根據地有所差異。大體上，氐族主要散居在甘肅南部，即長江支流漢水及汶水上游至四川北境山地。羌族則散布在青海至黃河上游及其支流大通河、洮水流域。根據《後漢書》，包含氐族在內的所謂西羌種族為居住于山地的住民，各部族相互獨立，易為武力強大者所兼併。畢竟西羌作為卑弱種族，常常被漢族及北狄種族所使役。然而，氐羌族因為卑弱，卻反而在廣闊的中國內地擴張。江統《徙戎論》將原因完全歸結為中國武將所採取的政策。即東漢之初，馬援將羌族遷至陝西內地；三國之時，魏將氐族遷至秦川（甘肅秦州）；及至晉時，陝西、甘肅兩地已遍布氐羌族。故在晉全盛期，有識之士就已對氐羌族後患深深擔憂。江統對所謂三國時遷至秦川的氐族雖無詳細記載，但自三國初期開始，略陽（秦州東北）就已經是氐族根據地。如前章所述，巴氐賨部酋長李特趁晉內亂侵入四川平原，後其子建立成漢國。其後，氐族楊氏或騷擾漢水流域，或侵入湖北，或進入四川接受成漢李氏的保護，但最終在漢水上游仇池（武都故郡）獨立。詳情在別節另說。興立前秦的苻氏也作為略陽氐酋出現在歷史記載中。當然，毫無疑問，苻氏本就是氐族主帥，但法國學者一致認為苻氏一系應出自蒙古系的鮮卑族。假設此觀點為真，則苻氏採取的各種的政策便不難理解。但此觀點是否有確證，筆者尚不清楚。
《晉書·苻洪載記》中記載，略陽氐人蒲洪，家裡的水池之中生長的蒲草十分特別，被視為奇瑞，因此眾人稱為「蒲家」，以蒲為氏。又因為此人出生於洪水發生之時，故取名洪。永嘉之亂時，蒲洪被推舉為盟主，後歸附前趙的劉曜，之後降於後趙的石虎。當初石虎攜陝西地區豪傑與羌戎遷至都城——鄴，就是蒲洪的獻策。後其受石虎之命，管理河南枋頭（濬縣南）的流民。石虎死後，冉閔之亂爆發，他自稱秦王，改蒲氏為苻氏，不久之後意圖進軍長安，遭部下所殺。其子苻健繼承父親遺志，進入陝西，強行讓漢族「懇請」自己即帝位，最後終於如願稱前秦皇帝。
在此之前，陝西地區爆發冉閔禍亂之時，有一支漢人勢力強大，以遠奉東晉為名，糾合各類勢力，東晉威勢籠罩於陝西地區，東晉以此為機，再度興起北伐之議。但因其內部未達成一致，故此議未得到充分施行。期間，苻健挺進長安，扳倒反對者，建立前秦國。但其建國之初，勢力仍舊微弱，僅能控制一小部分渭水流域。此時東晉桓溫勢力漸強，甚至強制朝廷斷然北伐。其以湖北襄陽為根據地北上，長驅直入，逼近秦都長安。苻健成功防守，未讓其得志。成功躲避南方壓迫後，苻健一心鞏固內部勢力，籠絡漢族人心，努力建立各類設施。又在豐陽（陝西山陽）立荊州，引入南方奇貨、弓竿漆蠟，並設關市，招遠商，國庫日漸充足。因記述過於簡單，無法知其詳情，但國家重點發展商業乃是貫穿苻秦一代政策的特色。
苻健死後，苻生立。此人繼位時年僅二十，但歷史上完整記載了其殘虐的行徑及言辭。不問是漢族大臣還是氐羌渠帥，他恣意殺戮，因此對其不滿的聲音不絕於耳。他竟下詔曰：
朕受天命，君臨萬邦，有何不善，而謗瀆之音布滿天下？殺不滿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奈朕何？
暴君治下，妖祥自生。潼關至長安大道上有殘暴的虎狼，不食六畜，唯獨食人。群臣於是勸苻生禳解此妖，其又曰：
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不言而喻，以上皆是暴君之言。尤其前者以詔敕形式發出，大有朝臣故意公布苻生罪行之嫌。後苻生遭同族苻堅所殺。秦在苻堅之時到達勢力巔峰。苻堅在苻生在世之時，就深得秦宿將之心，加上學養深厚，自然得到漢族名望的支持。其即位後，沿用漢族傳統的治世方針。政治上對其幫助最大的人名叫王猛，世人常將之與輔助石勒的張賓相比較，但從功業顯赫程度上來講，其實王猛遠超張賓。王猛先是奉勸苻堅強勢約束羞辱漢族的蠻族渠帥。因法治森嚴，氐族權豪皆抱不平。氐族豪強樊世對王猛說：「吾輩耕之，君食之邪？」大概征服者蠻族認為，漢人耕耘田土，自身則享有食用的權利。王猛答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樊世大怒，欲殺王猛，但苻堅反而誅殺樊世，而重用王猛。苻堅整理內政，確立法制，抑制工商，獎勵開墾田地，又修建首都長安到各地的道路，道路兩側種植樹木以便旅人，一時間前秦境內路不拾遺，太平安定。在此列舉一抑制商人之例。趙掇等豪商「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苻）堅之諸公競引之為國二卿」。因其擾亂傳統政治，敗壞社會風氣，多遭漢族大臣的非議，苻堅於是降其官爵。
苻堅銳意進取、整頓內政之時，西方甘肅渭水上游發生自稱苻氏的氐族叛亂，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有武將不聽秦令，苻堅東西出兵，力樹威嚴，皆獲成功。尤其是令王猛用心經營東方河南西部，甚至開了漢族名將率領蠻族從事軍事活動大獲成功的先例。
伴隨勢力往東延伸，苻秦難免與盤踞鄴城的慕容燕勢力相衝突。當時，燕為慕容主政，其正年少，慕容氏一族發生內訌，已出現內部瓦解的徵兆。南方東晉朝廷方面，桓溫再次實行北伐，軍事策源地為建康，因此主力軍自江蘇北上。慕容燕首當其衝，正面面敵，慕容氏於是派遣使者前往苻堅處，提議聯手共抗晉軍，並劃洛陽東方虎牢（《晉書·苻堅載記》作武牢，今隨《晉略》而改焉）作為秦燕邊界。苻堅聽取其建議，送大軍至燕，終破晉軍。但事態平息後，燕拒絕將虎牢割給秦。秦於是以此為由對燕發動征伐。
此前，在年少的慕容之下對自身地位深感不安的慕容一族猛將慕容垂率部眾投靠苻堅。現如今討燕命令一發，全軍統治者王猛胸有成竹，出戰之前就向苻堅商討對即將投降的鮮卑族的處置方法。果不其然，王猛從山西出兵，一鼓作氣屠鄴城，降服慕容。慕容氏暫時被逐出中原，部分族人遠赴舊根據地遼西，或者與慕容一起降秦來到長安。而攻陷鄴城的王猛則立刻著手戰後經營，並向苻堅上疏稱：
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
在控制好蠻族、安定好漢族地位的方針之下，萬事順遂。東晉太和五年（370年），前燕滅亡。
秦向東滅燕，又在西北滅前涼。前涼為漢族張氏建立的國家。張氏原為安定烏氏（甘肅平涼府東北）的豪族，西晉昌盛之時，有名為張軌者，人望甚高，進入朝臣之列，恰逢「八王之亂」爆發，洛陽極為混亂，於是主動求任涼州刺史，鎮守姑臧。姑臧城在西漢武帝之前是匈奴王族的居所，武帝驅逐匈奴，設武威郡，後成為涼州治所，晉以來又被喚作姑臧，可能是匈奴語「蓋臧」的誤傳（據《讀史方輿紀要》）。南有天梯山，二水流經此城東西，在城北交匯，向沙漠之中北流，漢以來成為牧馬供給地，若據之而臨甘肅西北部，則西域交通可自由打開。張軌於是在此地自立根基，同時奉西晉正朔，終身為王室效力。西晉滅亡，前趙劉曜勢力擴張至甘肅地區時，姑臧有名為張駿者繼承父祖遺業，受劉曜所壓迫，於是向前趙稱藩，但始終向建康朝廷通使，奉其正朔。適逢劉曜、石勒之爭，張駿趁機擴充南北領地，前涼之勢達到頂峰。在南部，取黃河以南地區，在洮水流域設武街（渭源縣西）、石門（狄道南）、侯和（洮州）、漒川（洮州衛南）、甘松（洮州衛西南）（參照《讀史方輿紀要》）五屯護軍，與石勒劃界，最後使獨立於仇池的楊氏暫時承認其威勢；在北部，討伐龜茲、鄯善，令西域諸國朝貢；在內部，擴張姑臧城，沿用漢族政化，在北中國一帶蠻族相互糾纏之際，獨自承擔起維持漢族文明的任務。張駿身故，張重華立。其時，石虎勢力逐漸擴張至洮水，前涼在此地的領土遭蠶食，但面對石虎的強壓也做出了激烈反抗。前涼名將謝艾與石虎將領麻秋的交戰戰況生動展現了蠻漢雙方的軍容。
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
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勛、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
前涼的威勢在張重華手上到達巔峰，其後內部分裂，張氏勢力轉向衰退，雄踞長安的苻秦勢力擴張至甘肅，前涼不堪壓迫，於是行藩臣之禮。東晉桓溫北伐之時，前涼之主張天錫與之同盟，共抗苻秦，最終苻秦與張氏勢不兩立。秦苻堅率大軍壓至涼境，以武力為背景，派遣使者勸張天錫投降。張未應允，竭力死戰，最後力盡無奈投降。其時東晉太元元年（376年）。
苻堅勢力延伸至甘肅全境，甚至一度遠至當時東晉勢力範圍內的四川，一路順暢讓他開始幻想討滅東晉、統一天下的大業，而他的一次敗北最終導致北中國全境陷入紛亂至極的境地。
苻堅本是依靠部分氐族打下霸業的根基，但為擴張勢力，竟不問鮮卑、漢族或是羌族，都委以軍權，尤其對前燕一族予以充分信任。例如，給予燕叛將慕容垂以重權，又燕降主慕容之子慕容沖及其姊皆憑殊色得到苻堅寵幸，以至於長安城內有歌謠唱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此外，與苻堅長期聯手抗敵的羌族主帥姚氏之主姚萇亦得到重用。因上述異類的各個首領都盤踞在首都統率部人，苻氏一族的重望苻融以及奉戴苻氏的漢族首領王猛不由得擔憂內部形勢，並勸苻堅重視內部統一，放棄征伐東晉的計劃。不久後，王猛去世，再無人可壓制苻堅的驕心，苻堅的措施逐漸帶有空想性。例如，他曾嘗試將當時在長安繁衍的氐族廣泛散布至河南、山東地區，由苻氏一族進行統領，成立與古時封建制相近的組織，最終實現統一中原的目的。作為此空想性措施的犧牲品，能夠作戰的氐族壯丁不得不悉數與父兄相別，遠赴東方。此舉招致全體氐族的不滿。為遠赴他鄉的壯丁召開的送別會上，趙整在苻堅面前援琴唱道：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
氐人對遠離愛戴的王室，卻將之託付於仇敵鮮卑保護抱有無限危虞之念。誠然，苻堅心中深信，率慕容垂、姚萇等猛將，以漢蠻九十七萬的兵力，大可輕鬆討滅江南，利用鮮卑的力量是實現其願望的必經之路。總之，苻堅未聽取苻氏一族重望苻融及其信賴的釋道安的諫止之言，東晉太元八年（383年），大軍從兩路南下。主軍輕鬆攻陷安徽壽陽，苻堅留在此地擔當全軍指揮，但苻軍先鋒在淝水遭東晉名將謝玄打敗後，全軍統制忽然陷入混亂，混戰之中，苻堅身中流矢，單馬逃亡到淮水北。亂軍之中軍容依舊齊整者為鮮卑慕容垂，苻堅於是投靠其軍，共同北上返回陝西，此時慕容垂已有獨立之志，以巡察直隸、山東地區，參拜祖先墳墓為由，獲苻堅許可東還。
慕容沖在山西平陽叛變，向西進據陝西華陰，姚萇則在長安北方北地（陝西耀州）叛變，苻堅向來倚重的異族強將紛紛離開，如今僅能勉強守衛長安城，其統治下的各蠻族也衡量各自利害而採取相應行動，北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亂，毫無理由的屠殺在各地輪番上演。現就當時較為統一的中心勢力進行簡要敘述。
護送苻堅至長安的途中，單騎東歸的慕容垂先是赴燕舊都鄴城，祭拜宗廟。當時，鄴城由苻堅之子苻丕坐鎮，恰逢丁零族翟氏叛亂，洛陽城情況危急，苻丕於是趁慕容垂來城之際，向其付兵二千以救洛陽。苻氏一族中，多人對慕容垂抱有猜疑之念，甚至有人想勸止苻丕。但苻丕未予理會，只派遣苻氏一族的將軍監視慕容軍。然而，慕容垂渡過黃河時，斬殺了苻姓監軍，直接發布號令宣布獨立。意欲攻占洛陽的丁零族翟氏提議奉戴慕容垂為盟主。慕容垂抵達洛陽後，四面受敵，深感此地並非久安之處，於是將同族子弟派至直隸地區，令其糾合散布在各地的蠻族勢力。他集聚徒黨，屢次同苻丕部下諸將開戰，局面逐漸有利於慕容氏，慕容垂於是據直隸中山（直隸真定府定州）立國，稱為後燕，東晉太元十一年（386年），正式即帝位。
慕容垂護送苻堅至陝西時，同族中有人勸其除掉苻堅，慕容垂回答道：
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
黃河下游北華北大平原，厭倦中國豪族禍亂而自重之人很多，對比陝甘二省高台地區氣勢洶洶的蠻族，更有一種怡然自得圖謀霸業的境界。事實上以慕容垂為中心團結一致的慕容一部先是降服丁零翟氏，後又將苻丕逼至山西晉陽（太原），基本控制北華北大平原，慕容垂又讓其子慕容農經營直隸至遼河東西一帶。此地雖是慕容族舊根據地，燕滅亡後，遭高句麗族及漢人騷擾。慕容農至龍城（朝陽府），討滅騷擾者，再立法制，省賦役，居民富贍，前來此地之四方流民前後計數萬口。其時，直隸平原地區因蠻族之間的鬥爭，人民只能靠吃桑椹度日，直隸北邊之地在慕容氏手下再度成為流民的樂土。又有大量流民流入遙遠的高句麗族中，慕容氏為招撫此類流民，特意設置有力漢人為遼東太守，擔當民事管理之責。（據《通鑑》）
苻堅勢力瓦解後，後燕成為北中國最大國。慕容一族中，又有慕容沖建立西燕國。如前所述，慕容沖是一名美男子，深得苻堅寵愛，苻堅敗退長安之時，其在山西平陽揚起叛旗，劍指長安。當時，前燕降主慕容仍在長安，於是私下聲援慕容沖，最終被苻堅所殺。如此一來，其弟慕容沖自認燕之正統，即皇帝之位。此事發生於慕容垂即帝位前一年，史家稱該國為西燕。苻堅對慕容沖軍展開了持久且勇敢的防衛戰，但畢竟長安城內與四方交通隔絕，食糧匱乏，飢人相食，諸將啖人肉後回家吐出以養妻兒。長安城中尚且如此，周邊慘狀可想而知。《通鑑》記載：
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
各村落隱藏於堡壘中，念及苻堅往日的恩德，於是向苻堅送兵糧，但大多被慕容軍所奪去，苻堅於是從長安逃至甘肅，意圖東山再起，途中被姚萇軍隊所擒。如此，慕容沖代之入主長安，成為西燕之主，但當時黃河下游已歸入慕容垂的版圖，無法東歸據其部落舊根據地。其勢力只可止於長安，而無其他選擇。然而其部下無人就此滿足，於是殺了慕容沖，擁立同族慕容永，從長安退出，一度據山西南部的聞喜，後割據長子（山西潞安府）。
苻堅被慕容沖逼出長安後，又被姚萇所擒並被要求交出傳國玉璽。苻堅一口回絕，曰：
小羌乃敢幹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苻堅不堪受辱，最後選擇自殺。難道誠如苻堅所言，羌族在蠻族之中尤遭賤視？《通鑑》認為，苻堅謾罵姚萇的言辭完全出於苻堅平日對姚萇恩顧有加卻遭無視的激憤感情（卷一〇六）。恐怕事實確實如此。原來羌族主帥姚氏的家世始自姚萇之父姚弋仲，其為後趙石虎所重用，該點與苻氏祖先蒲洪完全相同。蒲洪鎮守河南枋頭時，姚弋仲鎮清河（臨清縣）灄頭，二者同為後趙南藩。梁犢之亂時，後趙名將屢次敗北，所幸姚弋仲軍力強大才得以平息叛亂（參看第二節）。姚沖死後，其子姚襄繼任，石氏亡於冉閔之亂，姚襄一度降於東晉。其浸染漢族之教養，馳名東晉，且有武勇之名與撫綏之法，更加深得人心，但東晉權貴恐懼忌避，於是率領部眾北上，途中雖屢次為晉軍所破，但許多百姓拋妻棄子堅定跟從。其在流民推戴之下遠出山西邊境，並欲攻入陝西，最終為苻堅所殺。姚萇為姚襄之弟，其兄戰死之後，率領部眾投降苻堅，並逐漸得到重用，苻堅敗退至長安之時，他在陝西北部自立。其時，慕容沖正進擊長安，姚萇無意爭奪長安，於是平定自陝西北部至甘肅涇水、渭水流域，煞費苦心經營穩固地盤，其計劃日漸收穫功效。適逢苻堅逃離長安被捕自殺，於是即帝位。後秦即為姚氏之國。其時太元十一年（386年），恰為後燕建立之年。後秦姚氏雖勢力微弱，但其治軍所採取的統制值得注意。當時，各類系統軍隊均結營散布各處，但從屬姚萇的軍隊稱為大營，強力軍將之子弟留於長安，守備大營。隸屬大營之人皆享受特殊待遇。下文可證：
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
苻堅自殺之時，其太子苻丕仍在山西晉陽，後為西燕慕容永所逼，戰敗而死。但苻氏一族苻登在甘肅西部狄道為其他氐族所擁戴，向姚氏復仇的欲望極強。苻丕於是自狄道至上邽（甘肅秦州），恰逢該地為旱魃所害，人民受飢，道殣相望。苻登每戰殺賊，必熟食之，乃謂軍士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卒皆食死人之肉以飽腹，人人驍勇善戰。擁有如此強力軍隊的苻登屢次對姚萇挑起戰爭，激戰在各地上演。尤為有趣的是，每逢開戰之時，苻登必立苻堅神主，告知其作戰計劃。言曰：
昔五將（五將，山名，苻堅被俘之處）之難，賊羌肆害於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眾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
在如此感情支配之下，苻登軍先鋒極為精銳，姚萇軍屢遭大敗。姚萇於是也立苻堅的神主於軍中，祈禱曰：
陛下雖過世為神，豈假手於苻登而圖臣……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
姚萇死後，苻登為其子姚興所殺。其時東晉太元十九年（394年），苻秦遺族盡亡。
苻氏敗亡之後，姚氏的勢力漸及甘肅地區，但直接間接推戴苻氏的各種勢力散布甘肅境內，保持相互獨立的狀態。其中較為團結的勢力是後涼呂光。其原為苻堅部將，受苻堅之命遠征西域，攻下龜茲、焉耆之國，聽聞苻堅之難後東還。《晉書》記載，呂氏原為山東沛人。西漢之時，遷至甘肅略陽（天水東北），之後成為氐族主帥。其在東歸途中，逐個擊破各種反對勢力，後來進入前涼張氏所據的姑臧城，將甘肅西北部收入手中，苻登亡後即帝位，其國稱涼國，也就是史書中的後涼。其時太元二十一年（396年）。
甘肅地區的獨立勢力還有鮮卑乞伏氏、禿髮氏二部。關於乞伏氏，依《晉書》記載，往昔鮮卑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外蒙漠北南出大陰山，路上遇一巨蟲，於是祭拜之，大蟲突然消失不見，只見有一小兒在。恰好乞伏部有老父無子，於是將此小兒作為其養子。其人長大後驍勇善騎射，四部心服其雄武，於是推之為統主，稱為乞伏部可汗。西晉之初，遷徙至高平川牽屯山。據楊守敬《水經注圖》，高平川位於今日甘肅東北境寧夏鎮寧靈附近，系黃河支流清水河。因此，牽屯山必為其流域內之一山。其後乞伏部討伐苑川的鮮卑莫侯部，並定居於此。苑川又稱子城川，該川是在今甘肅中心蘭州東注入黃河之一小支流。後遷移至度堅山（蘭州府內長城北）或麥田（麥田川亦為寧夏境內小川，北流注於黃河），為苻堅所用，其部族定居苑川，酋長乞伏國仁則居長安城，後隨苻堅征伐江南，及至苻堅失敗，於是據苑川獨立，新建西苑城。此類新來的部屬猶未浸染漢族之風，常在山谷溪流之間移動。其情況可從禿髮利鹿孤意欲稱帝時，部人鍮勿崘勸諫之言中窺見：
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啟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
可見他們常據山城，令城郭漢民伏屬。乞伏國仁死後，其子乞伏乾歸遷至金城允吾（大通河與黃河交匯之處），破武都仇池氐族楊氏，勢力擴張至渭水上游，稱秦王。其時太元十七年（392年）。史家稱該國為西秦。
鮮卑禿髮氏被稱為河西鮮卑，其遷移史書不傳。錢大昕認為，禿髮氏與後來統一北中國的北魏拓跋氏是同音異譯，故北魏人忌諱禿髮，未書其事，所以禿髮氏之遷移史湮滅。禿髮氏後被乞伏所滅，而乞伏熾磐的妻子中有吐蕃氏人（《御覽》引崔鴻《十六國春秋》）。拓跋、禿髮、吐蕃應為同一詞的轉訛。此部族自西晉之初就屢屢在涼州境內飛揚跋扈，成為西北邊的患害，呂光據姑臧立涼之時，禿髮酋長烏孤在今大通河支流湟水之北，甘肅碾伯縣東方谷地築廉川堡，並以之為都，後據西寧，稱西平王，史家稱其國為南涼。
黃河自甘肅東部北流進入內蒙古，其西方一帶稱為河西，除了今日阿拉善盟之地外，蘭州、涼州、西寧皆在此範圍。而河西地區的中心在當時是涼州姑臧，據守此地的後涼始祖呂光死後，國勢日益衰微，沮渠蒙遜遂在張掖自立。傳說沮渠氏是匈奴一部，沮渠為匈奴官名。其世代居於臨松，臨松位於張掖南方，是鄰接青海的山谷。如此一來，河西地區東有乞伏氏，西有禿髮氏，北有沮渠氏，三者相互攻戰，而姑臧為三部族的目標，沮渠氏最終成功據之，史家稱其國為北涼。
河西三國中，南涼禿髮首先被乞伏消滅，匈奴赫連氏據鄂爾多斯擴張勢力至西南。後來統一北中國全境的鮮卑拓跋在山西北面逐漸建立穩固地盤。這些小國的始末將在第四章進行敘述。其中一二小國被東晉末期的一代英傑劉裕所滅，相關情況將在下節敘述。
東晉衰亡
東晉在成、康二帝之時，憑三庾的聲望，實現內外統一，政治上顯現治平之象。穆帝初年，庾翼死，東晉王室周圍的北來諸強族之間漸生暗鬥。其時，建康朝廷官僚之首為何充。此人受王導的推舉，背後多少有牽制庾族專權的意圖。總之，其受王氏一派的影響，代表和平主義。何充出身淮南廬江，所以並非純粹北人，又其為人較為公平，無黨派之心，所以能妥當對待極易發生感情衝突的強族族群。但是他死後，會稽王司馬昱主持朝政，其間，出於對湖北地區實力漸強的桓溫的反感，建康城內逐漸拋棄和平方針，長江中游與下游分庭抗禮的氛圍日漸濃厚。
桓溫是北方強族桓彝（見前）之子，桓彝在蘇峻之亂中被殺，後桓溫對兇手之一江氏一族成功復仇，聞名於強族之間。庾翼與之交往甚密，庾翼死後，桓溫繼之鎮守江陵，統管湖北一帶，並繼承其遺志，伺機光復中原。適逢上游四川地區氐族賨部李氏所建成漢大亂，於是桓溫趁機成功討平此地。
如前篇所述，李氏成漢由李雄奠立國基。助李雄成霸業者為漢人范長生，他代表巴蜀豪族的利益，巧妙利用李氏的純樸性格，成功施行最簡單的政治。《晉書》描寫當時政治之情狀為「刑平、年豐、賦輕」。然而，及至李壽時代，因為他與李雄的系譜不同，於是將國號由「成」改為「漢」，與此同時，習染中國之風，一意孤行而屠戮勸諫的漢人。後面聽聞石虎愛好用刑立其威勢，於是模仿之，其在一般漢人中的聲譽完全掃地。其子李勢繼任後，巴蜀山地的「獠蠻」大肆騷擾進犯平地漢族，李勢未能妥善處理，漢人豪族投靠強力統治者之心自然愈加迫切。此時桓溫統管湖北軍事，窺見上游地區的形勢，遂大舉侵入蜀地，一鼓作氣滅亡成漢，其時東晉穆帝永和三年（347年）。
桓溫平蜀後，長江流域盡歸東晉版圖。對建康朝廷而言，此成功毫無疑問乃是大事一件。而《晉書·桓溫傳》卻對這一功業記載極為疏略，不知其中緣故。總之，可以推知桓溫聲望已打入建康內部。但桓溫平蜀之年，當時總領朝政的宗室會稽王司馬昱拔擢殷浩，任為揚州刺史，付予建康軍權。殷浩長於清談，並憑藉此點在北來諸強族中博得重望，深為當時名流所信賴，有云：「深源（殷浩之字）不起，當如蒼生何。」故司馬昱起用殷浩以牽制桓溫的用意恐為當時普遍所知。對於朝廷的此種做法，桓溫漸生疑貳之心。據桓溫傳記載，桓溫與殷浩少時是竹馬之友，二人相互競爭之心十分強烈，都不想輸給對方。桓溫對人說：「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桓溫剛愎自用，殷浩在其眼中輕卑如此。恰逢北中國石虎離世，中原極度混亂，後趙蠻漢諸將多人請求歸附於東晉，東晉於是迎來北伐的最好機會。桓溫隨即上疏請求北伐，同時令其部將從湖北安陸出動。建康朝廷得悉此消息後，派遣司馬昱一黨的褚裒率北伐軍從江蘇出征。此恐出於針對桓溫內政問題的考量，而非計劃縝密的舉動。東晉初期的名將郗鑒身故之後，鎮京口（即今日鎮江）的蔡謨等精通軍事之人常論北伐之非。北伐全軍果然大敗而歸，但朝廷並未吸取教訓，翌年再度北伐，殷浩當此重任。其以安徽壽陽為根據地，援助後趙降將羌族主帥姚襄，努力擴張勢力，但最終未能充分利用姚襄的勇武，反而令漢族脫離東晉推戴姚襄。殷浩討伐姚襄，大敗。至此，殷浩聲望完全失墜，北伐計劃成為眾矢之的。桓溫自江陵下武昌，以雄厚軍力為背景，向建康請求剝奪殷浩軍權。至此，長江流域軍權悉數為桓溫所統，其乃率步騎四萬，自湖北襄陽北上，經河南南部，自武關入陝西之地；又令一軍自漢水上游進入陝西。主力軍途中破前秦苻健之軍，桓溫自身則駐營長安城東南灞上。《晉書》描寫此時光景：「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後來助苻堅統一北中國的漢人王猛與桓溫會見也正在此時。而王猛對桓溫統一中原的熱心存有疑意，而桓溫持重灞上而不進擊的做法也使此地漢人豪族心懷不滿，甚至有人孤軍奮進而遭遇苻秦的兵禍。其間，北伐軍中糧食盡絕，桓溫於是改變方針，整頓大軍東向進入洛陽，並在此時與直指洛陽北上的羌族主帥姚襄展開決戰，大破之，並修復洛陽園陵，派駐屯戍之兵，堂堂正正凱旋，返回根據地湖北。其時永和十二年（356年）。
桓溫取洛陽對於注重名義的東晉朝廷而言可謂是最為顯赫的成功。但大軍離開後，洛陽一帶立即遭慕容燕勢力侵犯，東晉守備屢陷危殆境地。於是，桓溫上書提出遷都洛陽之議。其中一節如下：
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為九州，制為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盪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荊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
由上文可感知遷都乃出於正理，而非出自對蠻族的強烈復仇之情。那麼，桓溫自身實行遷都的意志有多少呢？作為對照，可以看看反對遷都的孫綽上表的一節：
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遷都難以實行本就無需多言。但建康政府實力不足，難以用這等明白的理由壓下桓溫之議。其時，穆帝死，哀帝即位。哀帝一面向桓溫示意遷都難以實行，一面將經營中原之全權委與桓溫，令其都督中外諸軍事。桓溫勢力得以充分延展至建康政界，他對內政改革提出七條建議，並進駐建康城。所謂七條改革包含抑制朋黨、淘汰冗官等內容，《晉書》對此記載極為疏略，因此難知其實際意義。哀帝興寧二年（364年），著名的庚戌土斷實行，由此可推知桓溫對王導之後東晉的寬縱政治實行了徹底改革，其詳情無從得知。總之，內政既整，建康的權勢人家競相將子弟托於桓氏之門，桓溫聲望甚高。當時，慕容燕方面，慕容在位，其內難之兆似聞於江左，於是桓溫嘗試第二次北伐，以燕為目標大舉進軍。他自江蘇北上，入山東南部，穿巨野之澤，抵達枋頭。但燕主慕容與秦主苻堅結為同盟共同御之，最終在枋頭打敗晉軍。桓溫經此一敗，狼狽退還徐州。其後燕、秦武力南進，桓溫退至廣陵（揚州），勉強抵擋北軍進攻，至此，桓溫勢望急劇衰退。
東晉方面，哀帝死後，史稱海西公的司馬奕即位。此人基本沒有缺點，但當時北伐失敗後，暫居姑孰的桓溫聲望日漸衰退，幕下的郗超勸其廢司馬奕，重振權威。於是桓溫向民間發布流言稱，司馬奕有先天之疾，其子並非親生，爾後更突然召集百官提出廢立之議。這場事先編排好的戲碼如期上演，會稽王司馬昱被擁立，稱簡文帝。如前所述，簡文帝原與桓溫敵對，其稱帝時，已無力控制桓溫，建康政治盡歸桓溫專擅。桓溫擁立簡文帝是為了讓他將帝位禪讓給自己。簡文染病之後，桓溫幕下之士露骨地發起禪位運動。當時朝廷中有一人名叫謝安，此人身懷明識，大得勢族人望。桓溫深愛其才，於是屢次薦舉，但謝安對桓氏禪位一事堅決反對，並與建康名門王坦之共同巧妙周旋於晉室與桓溫之間。簡文帝去世，遺詔傳位於其子孝武帝，而非桓氏。桓溫暴怒，親自入京，強制禪位。此時，桓溫已罹患重病，坊間傳聞桓溫或將有誅滅王、謝二族的暴行，謝安等人於是故意延遲禪代的時日，其間桓溫身故。其時寧康元年（373年）。
桓溫死後，謝安總領建康政治。其人好風流遊樂，馳譽當時，與先前所述的殷浩同為傑出政治家，被寄予重望——「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但在處事縝密上，謝安遠勝殷浩，雖然桓氏的根據地湖北地區之軍權交給桓溫之弟桓沖統領，但以建康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則軍權完全收歸朝廷。此時，北中國秦王苻堅勢力正值巔峰，其軍隊上游往四川平原，下游過淮水，同時侵入東晉疆域之內，對朝廷而言，堅守淮水流域是最為急切之事。此時必須拔擢有力軍將統領江北淮南軍事。謝安於是推舉其同族謝玄，並委以此任。謝玄原本被桓溫所器重，憑藉將才在桓溫幕府中深受賞識，因而縱使對謝氏心有不滿的桓氏一黨中也少有人批評其登用同族。謝玄也未辜負世人期待，以京口為中心糾集北來諸強族劉牢之、何謙等人，將他們招致幕下。謝玄幕府（即北府）軍隊，以勁勇著聞一世。其軍隊屢屢在淮水下游擊破苻秦軍將。《晉略》作者記述稱，此事成為苻堅大舉南伐一大刺激。而苻堅南伐，在淝水一戰中徹底失敗，此事已在前文敘述，故不贅述。總之，以謝安為執政首領，以謝玄為江淮軍事主帥，建康政府憑藉二謝之力打破北方的強壓，其結果，東晉勢力一時越過淮水而北進。但其實這不過是北方統一勢力瓦解的必然現象。
謝安是與東晉開國功臣王導相提並論的人物，始終貫徹寬治方針，於長江中游樹立桓氏勢力，未曾採取與之相爭的政策，對朝廷又不好強立權威言行，於是得一代之治世，但也被孝武帝身邊的權貴忌恨，於是假託北伐，率全體同族遷至江北廣陵，最後染病身故。他死後，孝武帝親理萬事，逐漸沉溺逸樂生活，朝政則全部委於同族之琅邪王司馬道子，道子亦耽於酒色遊戲，自此，東晉滅亡的徵兆愈發明顯。
且說東晉王室奠基建康以來，從未有過獨裁的權勢，作為北來強族與江南土豪聯結的折中代表，晉王室發揮巨大作用。東晉一流政治家王導、謝安等體察此間情事，貫徹寬治方針，及至孝武帝末年道子專權時代，他們使王室勢威為自己的權勢乃至逸樂所用，建康人心歸於渙散。今歸納晉史記載，分析司馬道子政跡之失：（一）不用名族人望，而只用阿附自身之人，非但如此，還拔擢寒族之士擔任要職。例如，王國寶身為道子最為信任之人，其家門雖高，但無節操可言，因此遭王氏一族排斥。又啟用優倡出身的趙牙、在錢唐（杭州）任捕吏的茹千秋等人，他們在建康腹地江蘇地區徵發人民，課以重稅，濫用權力，恣意妄為，又勸道子大興土木，享受窮奢極欲的逸樂生活。（二）被委任為地方長官者多是內閣及各府的局吏、直衛武官、仆隸、婢女等在鄉邑中無品第之人。（三）一般世俗間的卑穢佛教為寒門所濫用，同時傳入朝廷內部，為此，淫亂與驕奢之風競起。建康政府漸失人心，於內引起勢族反感，於外則引發孫恩等的社會性叛亂。
396年，東晉孝武帝死後，安帝即位。道子一派仍然專橫。其時，統領北府的軍將為王恭。其在建康強族之間享有重望，對道子的專橫屢加抑制，及至深得道子信任的王國寶日漸掌握建康軍權，王恭欲挫其勢，於是與代桓氏鎮守江陵的殷仲堪相謀，以兵力威脅朝廷，最終成功逼道子殺死國寶。但自此之後建康朝廷群臣與王恭一黨之間產生難以彌合的裂痕，琅邪王道子（時為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年少氣銳，想給王恭一擊，利用王權將黨羽安排至要位。王恭之黨勸其排擠道子，殷仲堪及桓溫之子桓玄則在長江中游響應。但是，王恭最為倚重的北府主帥劉牢之對王恭不滿，反而與道子之子元顯相通，王恭敗死，殷仲堪及桓玄狼狽逃回根據地。
王恭死後，借其舉事的湖北方面的殷仲堪及桓玄與日漸代表建康的道子一派呈對立之勢。桓玄是桓溫之子，有慷慨之風，又富有文學之才，當時的有名文士多入其幕下歌頌其德，名望甚高。統管湖北地區軍事之人，表面上是殷仲堪。其在文學德行方面雖然也享有重望，但與桓氏累代資望相比尚不足道。因此，殷仲堪與王恭結黨計劃進攻建康之事，主謀者實為桓玄。王恭敗死後，湖北湖南方面的大官出於自我防衛的需要，建立新盟約，而被推舉為盟主之人是桓玄而非殷仲堪。自此，桓玄勢力穩固，後滅殷仲堪及其同黨，盡收長江中游之域，建康道子一派對其無可奈何，反而予以統管四川、河南地區軍武的名義，而桓玄則憑藉此名義向建康索要大額軍費。
道子一派明知西方有強大對立者，卻仍只顧擴張權勢，放免江蘇腹地的奴隸，轉移至建康，以樂屬為名令其就兵役。當時，長年苦於財利薰心的小臣苛政的地方人民日漸對建康朝廷抱有不平，孫恩叛亂因此爆發。
孫恩是山東琅邪逃至浙江會稽（紹興）的孫泰之侄。孫泰世代信奉道教一派五斗米道，跟隨錢唐杜子喬學習幻術，借五斗米道與幻術取得百姓信仰，信其教者被要求上交所有財產及子女以求福慶，朝廷以煽動人民之罪名將其流放至廣東。但朝廷內部也有多人迷信其幻術，道子之子元顯就是信眾之一。因此，不久孫泰就從廣東被召回。他看到朝廷內部的混亂，東晉運祚將終，故在赴任新安郡（浙江省淳安縣西）太守後，又私下糾集徒眾，最終獲罪被殺。其侄孫恩逃亡海中，教眾不信孫泰已被殺，認定其蟬脫登仙，於是向逃亡海中的孫恩供給大量資財。孫恩藉此再次糾集徒黨。適逢江浙地區人心顯現離叛建康朝廷的傾向，孫恩於是從海上進犯浙江東部郡縣。其同黨皆自稱長生人，其婦女有嬰兒拖累而不能跟從孫恩的，則將嬰兒放入簏中投水，祝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在此信仰之下，其徒黨皆不懼死亡。
孫恩攻略浙東中心會稽，進而進犯江蘇。對朝廷抱有不平的當地強族多人私下對其予以聲援。與此同時，江蘇地區因久居和平狀態，武備完全廢弛，因此，孫軍所向幾乎未遇抵抗，得以大肆掠奪。晉朝廷拔擢北府強將劉牢之，令其討伐孫恩。孫恩聽聞劉軍南下的消息，自知不是對手，於是再次逃亡海中。劉牢之錯失追擊的機會。關於當時情況，《晉書》記載如下：
（孫恩）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
其後孫恩再次從海上侵擾江蘇地區，更溯揚子江威脅京口（鎮江），直逼建康城。
孫恩直逼建康，為雄視湖北的桓玄提供了舉兵的藉口。於是他以救援建康城為名，率軍東下。實際上，劉牢之部下劉裕已在孫恩進軍建康途中設伏，打敗了孫恩。但桓玄醉翁之意不在酒，其軍東下已不可中止。建康城方面，元顯指揮全軍，決心抗衡桓玄，其最為依賴的力量是劉牢之的軍隊。劉牢之部下的英傑劉裕雖力勸其與建康方面聯手，與桓玄交戰，但劉牢之並未聽從。因此，建康沒有軍隊抵抗，桓玄軍幾乎未遭遇抵抗就輕鬆攻入建康城。道子一派悉數遭到排擠，桓玄以其黨支配政治萬端。其時，建康強族對道子一派的做法失望已久，對桓玄新政多少抱有期待，但其期待全部化為泡影。桓玄大肆任用己黨之人，是主要原因。勇將劉牢之等人遭桓玄壓迫，憤恨而死。桓玄自身徒有遠大志向，但其所為表明他完全是一名貴族的浪蕩子。東晉末期，貴族之間流行建造大型庭院、舟游等風氣。會稽王道子（琅邪王）的傳中有記載：
（趙）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巨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樂。
《桓玄傳》中記載：
（桓玄）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余。
此外，《桓玄傳》中還詳細記載其作為貴族子弟的惡德。此為東晉末期之後貫穿南朝史傳的形式性表現手法之一，究竟幾分真假實難判斷。但可知，當時輿論已認定桓玄並不適合擔任統治者。但他為同黨所擁，廢東晉安帝，自即帝位，國號為楚。其時安帝元興二年（403年）。安帝被流放到江西地區。
劉牢之部下的英傑劉裕，祖上籍貫為徐州，其曾祖父輩遷來京口。祖父與父親都是郡太守、功曹，因此其家世絕非卑微。但其家計卻極為貧乏，加之劉裕自身又是不惜錢財的英雄型人物，早年便投身軍界，在劉牢之幕下屢次同孫恩徒黨血戰，冒險立功，作為軍人可謂嶄露頭角。劉牢之為桓玄所迫憤死之時，劉裕暫時雌伏於桓玄之下，仍然盡力輔佐軍事，但據說桓玄同黨之中有人忌憚他，並勸桓玄早日除去他，但桓玄說大話，稱自己尚有北伐大志未實現，劉裕等英雄豈有不用之理。豈知劉裕對桓玄不滿，藉故返回京口，並與該地北方武將密謀施行討滅桓玄的計劃。他們某日突然對桓玄部將發起攻擊，逼近建康城。其行動敏速，桓玄防備不及，於是逃離建康城，返回根據地湖北。此時，若予以桓玄喘息之機，其恐有恢復勢力之可能，劉裕於是立即開展追擊，桓玄逃亡四川之時為亂軍所殺。如此一來，討滅桓玄的劉裕立刻返回建康，擁立安帝，再興晉室。其時安帝義熙元年（405年）。
此時，北部中國方面，鮮卑拓跋部勢力新興，將後燕慕容部逐出中原。但慕容一族的慕容德據今日山東青州府（當時稱廣固城），立南燕國，苟延殘喘。恰逢桓玄之亂，其欲向南擴張勢力。慕容德死後，慕容超繼之，屢次侵入淮南，擄掠吳人，劉裕於是在建康提議北伐，等候春水上漲之時，逆溯淮水，進入泗水，在下邳捨棄舟艦，步行推進，自山東東部直線北上。慕容部方面，議者多認為應據大峴山（沂、青二州境泰山山脈也）要隘，攻討南軍，並從海路出今日海州（江蘇北部），威脅南軍糧道，或堅壁清野，令遠來客軍疲乏應戰。但慕容超久屬後秦，早已習慣甘肅地區的戰鬥，而對南軍狀況全然不知，因此上述計策全未取用，任由南軍度大峴，專據廣固及其南方的臨朐進行防禦。此舉正中劉裕下懷，大軍翻過大峴山後，劉裕喜出望外，指天大呼：「吾事濟矣！」他採取最擅長的強襲法，攻陷廣固，生擒慕容超，並在建康市集將其斬殺。在此之前，孫恩已死，同黨盧循代之，糾集徒黨，趁劉裕北伐之機，從廣東侵入江西。其聲勢浩大，建康城內很快有了遷都的議論。當時，劉裕從山東南歸，身在下邳，正計劃揮師西進，收復兩京。建康危急的消息傳來，於是率領心腹部下數十人，風馳電掣抵達京口。到建康後，集結在此的諸將過分誇大盧循勢力，唯獨劉裕堅持決戰說，多人不喜。結果，盧循大敗，為防止其在廣東再起，劉裕又從海路派軍直抵盧循的根據地廣東。盧循取道江西，欲回廣東，不料被劉裕軍四處追殺，艱難抵達廣東之時，劉裕勢力已遍及此地，其黨悉數伏誅，多年內亂的根源終於被拔除。
劉裕憑其顯赫武功，勢力日益壯大。當初與其共同制定討滅桓玄計劃之劉毅也被世人尊稱為英雄，他使用金錢毫不吝惜，生活作風極為豪奢，且優待當時文人，因此部分人士對他的評價甚至在劉裕之上。劉裕與之相反，注重實功，對車馬之類從不用珠玉裝飾，平生從不聽音樂，好簡易。此二人曾賭博互爭勝負，傾盡全力後，劉裕勝出。總之，二人是一對好敵手，產生勢力之爭，最終以劉毅敗亡告終。至此，東晉已無人可抗衡劉裕。
當初劉裕討伐慕容超之時，慕容部向長安後秦之主姚興求救，當時姚興無法遣兵出關，但仍向劉裕派遣使者，威脅其退軍，實際上姚氏自身正為匈奴赫連勃勃所侵擾。劉裕當時已有討滅姚興的計劃，而今內部統一，於是踏上大舉北伐的征途。當時姚興已死，其子姚泓繼承其後，國勢日漸衰弱，無力抵抗勢如破竹的劉裕軍。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年），姚泓身故，後秦完全滅亡。
劉裕成功完成桓溫未竟的事業，其在長安期間，被安帝封為宋王。翌年，即義熙十四年（418年），安帝死，恭帝即位，兩年之後禪位於劉裕。東晉滅亡，宋朝新立，南北朝序幕拉開。其時4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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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井白石（1657—1725），日本江戶時代政治家、詩人、儒學學者。——編者
[2]日文原文誤作「卷七十二」。——譯者
[3]這是《通典》卷十六《選舉四》原文。這段文字來自沈約的另一段議論，而不是前面提到的上疏。——編者
[4]今稱作三市一盟。——編者
[5]今內蒙古呼和浩特。——編者
[6]今河北遵化。——編者
[7]今陝西省渭南市大荔縣。——編者
[8]今遼寧義縣。——編者
[9]今河北省邢台市。——編者
[10]今山西永濟市西南。——編者
[11]這裡的「高力」，是前任太子石宣的精銳部下，受石宣牽連而被貶謫為邊境的戍卒，他們不是石世手下服雜役者。《晉書》卷一百七《石季龍載記下》說，石虎處死石宣後，立石世為新太子，「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資治通鑑》卷九十八穆帝永和五年（349），「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胡注曰：「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宮，號曰高力，署督將以領之。」——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