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一章 魏晉時代
東漢宦官之禍
延康元年（220年）十月，東漢獻帝讓位於魏王曹丕。自公元前206年西漢高祖即天子位之後，為劉氏統治達四百年之久的中華帝國迎來曹氏新王室。曹丕繼承漢位後，次月即改年號為黃初，行天子特權——郊祭之禮，追尊祖父曹騰、父曹操為太皇帝、武皇帝，定都鄴城，另營建洛陽宮，居東漢舊都之上，具天子之形式。但魏實際統治範圍，僅限黃河流域的北中國，在漢室治下多年的百姓不免認為魏室威嚴不足。長期與曹氏一黨極力鬥爭的劉備在曹丕即帝位後次年稱帝，盤踞四川省擴張勢力。占據長江中下流域的孫權效仿之。魏蜀吳相爭，中國終成三分天下之勢。中國首次出現統一大帝國為秦漢之後。尤其劉氏所代表的前後兩漢長達四百年之久的統一產生分裂，此三國時代成為整個中國歷史中十分有趣的時代。漢究竟如何走向滅亡，這是了解三國時代必知之事。
記載東漢歷史的《後漢書》中，作者范曄在《宦者列傳》中寫道：「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因宦官是受過宮刑之人，在王室內宮中與婦人交涉較為便利，歷史上，遠在周代就已出現掌握某種勢力的宦官。秦以及前漢時期，內官之中既有宦官，也有士人。及至東漢，則內官已盡用宦官。之後，設立員數與階級，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等皆為當時的規定。因宦官職責主要為近房臥之內，交於婦人之間，自然而然普遍被賤視為奴隸。但對於東漢王室而言，不幸之處在於幼弱的天子和帝即位，外戚竇憲兄弟把弄權勢，隔絕外臣與和帝之間的聯繫，於是和帝與宦官鄭眾合謀除去竇憲。一般認為，此乃宦官邁向大權的第一步。
和帝死後，皇后鄧氏聽政。作為中國傳統，宦官逐漸手握重權。依清朝史家趙翼所說，其後宦官與權臣相倚為奸。權臣若欲排擠對自身不利的宦官或其他權臣，必同一派宦官結盟。自此，宦官實力愈加不容小覷。
依趙翼觀點，縱觀中國歷史，東漢及唐、明三代的宦官之禍最為慘烈，然而唐、明宦官先害國而及於民，東漢則先害民而及於國。換言之，東漢宦官之禍的特點為直接波及百姓。趙翼為佐證其自身觀點，列舉群臣的各類奏摺為例，其中儘是奪人田宅、掠人婦女、掘人墳墓之事。如此濫用權力，非僅宦官，皇族外戚及其他權臣亦多為之。而宦官之所以成為輿論攻擊的目標，是因為其長期被賤視為低人一等，雖一躍成為權力階級，卻只是習得權力階層的缺點與流毒。總之，宦官囂張跋扈，遭一般百姓所怨憤已是事實。
126年，順帝即位。順帝雖在宦官孫程等人的擁立之下登基，但因其曾遭外戚、宦官排擠而陷失意境地，故在登基之後，即有志匡正時弊，揚漢室勢威，措施之一是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任用於中央，予以破格待遇，令其擔政治改革重任。南陽（河南省南陽府）有名為樊英之人第一個被推舉至朝廷。此人在范曄所著《後漢書》中被歸為方術者，其品行大略可以推知，但他在地方聲望極高。拔擢在地方有名望者是漢初以來施行的制度。今順帝雖想趁政治改革之際，通過推廣舊有制度收穫成果，但依范曄之意，此舉徒然沿襲前代弊害，且實際上樊英並未確立任何匡正時弊之策，樊英等所謂地方名士多為同類之人。朝廷權臣中亦多有非議，稱其為處士之輩，貪圖虛名，一無是處。名士黨首領李固對此甚是憤慨，在寫給好友黃瓊的書信中稱，王室自身志在改革，此乃輔政濟民之良機。順帝曾派遣周舉等八人作為特使巡按各州郡，糾察收審地方的貪官污吏。他們檢舉揭發與宦官同道之徒的不法行為，並請求免去其官職。李固極力聲援，順帝遂聽從其建議。但李固之所以能短暫實現其想法，受外戚梁商庇護之處頗多，而外戚正是與宦官串通才得到彼時地位，因此，李固企圖通過梁商排擠宦官的想法本就不可能成功，只不過可以匡正地方的部分宦官弊害。待順帝駕崩，迎來沖帝治世，梁商之子梁冀反而與宦官勾結，陷害李固，順帝發起的改革毀於一旦。據范曄記載，梁冀的殘暴非宦官之跋扈可比。而其在權傾朝野之時，有人結黨對抗之說並非事實。大概是因為與天子關係緊密之人無人在背後施以援手。當時天子桓帝曾因一私事與梁冀發生爭端，於是借宦官單超等五人之力誅除梁冀，成功後將五人封為列侯，可謂將天下重爵送一家僕役。《後漢書》記載，自此宦官濫用權力，恣意妄為，地方官的反抗態度愈加明顯。例如，汝南范滂、南陽岑晊在地方嚴厲排斥與宦官串通之人，聲望極高。此股風潮最終從地方傳到王都洛陽，言論相對自由的太學，諸生三萬人，與當時中央政府中聲名顯赫的陳蕃、李膺等人相互推重，無所顧忌地抨擊時政。處士橫議即發端於此。原本梁冀伏誅之時，官宦們為了收買人心，便讓黃瓊、陳蕃等名士執政，黃陳暗自認為此乃改革良機，照例推舉地方名士擔起改革重任。但當時被推舉的五名名士皆對時勢持悲觀態度，無一應允。
如此，一方面有人冷靜地對漢室前程持悲觀態度，另一方面熱心時政改革之人所採取的行動卻又不免有矯激的傾向。處士派首領李膺利用當時司隸校尉的職務，權力所及，處處抑裁宦官之眾，聲望極高，宦官遂向帝誣告李膺等人是黨人，望其下達逮捕黨人的命令。此為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之事。官宦讓反對派背負鉤黨之名，本是希望以鉤黨諸人為對照，表明自身為清流，殊不知此舉反而掀起地方上的反宦官浪潮，朝中則有鉤黨之眾陳蕃以及外戚竇武。尤其是竇武，以其高位，成功進諫桓帝解除鉤黨之禁。桓帝死，靈帝立，竇武以定策之功，權威益高，遂與陳蕃同心，計劃在新朝之初，徹底掃滅閹黨。不料竇武關於誅滅宦官的奏章被發至一內官手中，全體宦官如自夢中驚醒，決定團結一致反抗竇武，先是收掌禁軍，其後利用西北猛將張奐剛剛返回國都洛陽，對情況一無所知，以天子之名令其討伐竇武。最終，竇武與陳蕃雙雙被殺。其時靈帝建寧元年（168年）。翌年，宦官再次以天子詔書，下達黨人逮捕令。此命令有多驚悚？且看黨人張儉遭受的迫害。
張儉系山陽高平（安徽泗州盱眙縣北）的名族。宦官侯覽的家族恰好在該地附近，其同夥恣意妄為，飛揚跋扈。張儉遂集合志同道合之人為黨，與宦官勢力相抗衡，最終落得黨人之名，而被下令通緝。張儉遂開始亡命天涯。天下之人知其名者都將其藏匿起來。張儉輾轉各地，最終從河北北面出塞，逃至遼西地區。因藏匿張儉而伏誅者數以十計，張儉宗親皆被殄滅，郡縣為此變得殘破。類似事件雖然不及張儉嚴重，但仍在各地上演，層出不窮，宦官一日不亡，此現象一日不息。伴隨全國範圍內黨爭之事日益嚴重，黃巾賊人突然發起內亂，彼時宦官陣營中有心之人認為應停止黨爭，靈帝聽信呂強之言，發布大赦黨人的命令。據稱，黨人被釋放回鄉里後，地方士大夫慕名而來爭相歡迎。但此時全國因受黃巾之亂的影響，依范曄所述，「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
內亂發生及權力分散
東漢一代，有人以盜賊之名擾亂地方秩序，不久成為中央政府一大問題，後被記入《後漢書》帝紀，安帝之時擄掠緣海諸郡的海賊張某，以及渤海、平原郡的劇賊劉某、周某等皆在此列。之後，關於海賊、盜賊、妖賊等的記載屢屢見於帝紀中，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渤海郡妖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制有玉印、珪璧、鐵券，署置部下。不過，規模最大者非黃巾之亂莫屬。《後漢書》帝紀記載，靈帝中平元年二月（184年），巨鹿郡一個名為張角之人，自稱黃天，其部帥分為三十六方，皆頭戴黃巾，在同一天反叛。既然同一天反叛，可推斷在其同黨之間，統制確立已久。張角借某種宗教集結徒黨。不過，關於張角與信奉類似宗教的其他人的異同，依據今日所能考證的史料，還存在矛盾之處，學者觀點亦多少相互齟齬，尚無定論，綜合各家之言，筆者判斷如下：
東漢順帝之時，今陝西省南部漢水上游漢中地區，有名為張陵之人，創立一個新宗教，集結徒黨。其借宗教之名，稱太平道，自命太平道師，入道之人起初皆稱為鬼卒，後從中選拔祭酒與奸令。道師持九節之杖為符祝，以治病為名，令病人叩道思過，後賜與魔力符水，口念咒文，言稱病人若誠心信教，則病痛必然痊癒。祭酒為誦讀《老子》五千言之人，奸令則為執掌病人祈禱方法之人。因其一般令教眾上交五斗米，所以又被稱為五斗米道，現一般被視為今日道教的起源。張陵將該術傳與其子張衡，張衡再傳與沛人張魯。
另，據傳，四川省巴郡有張修，巨鹿有張角，皆與張陵一派之術相近，雖無證據表明他們存在師授關係，但應該可視為同本同源之物。與此同時，有名為駱曜者，以陝西西安為中心，向民眾教授幻術緬匿法，集結徒黨。駱曜一派向來被歸為左道妖術之類，張陵一派則系統有別。張陵創建的太平道在漢中與巴郡雖勢力不大，但經張角之手，得以在巨鹿廣泛宣傳，因此徒黨人數劇增。依范曄記載，張角宣教以後十餘年間，信眾數十萬，從直隸、河南、山東的大平原到揚子江流域，皆為其勢力範圍。然而，張角不滿足於單純宣教，他還冊封三十六將軍，將徒黨組成軍隊，宣揚「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同時預言自己將取代漢室即帝位，蠱惑天下人心。事情敗露，被政府知悉之後，遂奮起謀反，令徒黨頭纏黃巾，作為黃天之表象，所到之處，掠奪、焚毀村莊。
黃巾賊的爆發令朝廷大吃一驚。天子立即下詔，令各州郡防備，從河南陝西邊界的函谷關到小平津，在洛陽周邊的黃河、伊洛的要隘八關，皆設置都尉官，加強帝都防禦，爾後令皇甫嵩、朱儁討伐寇賊。皇甫嵩為名將之才，為了收攬天下人心，他請求解除拘禁黨人的禁令。宦官呂強助其一臂之力，禁令終於得以解除。皇甫嵩雖率領精銳部隊暫時在賊寇起事的這一年就平定了內亂，但與黃巾聯手起義的黑山、白波賊寇占據太行山脈，在山西、直隸、河南交界之處橫行。不僅如此，朝廷任命的地方大官，多數認為難以挽回漢室的命運。信都令閻忠甚至向剛剛平定黃巾之亂而威望顯赫的皇甫嵩提出熱心忠告，稱此時若不拋棄漢室謀求自立，將危及自身。雖然皇甫嵩最終拒絕了閻忠的忠告，保全了自身名節，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中央高官之中已有人認為漢室不可救，需在地方謀求自立。漢朝宗室劉焉見四方亂離之狀，上奏朝廷說當今朝廷任命的地方刺史威權甚輕，不足以保境內安寧，建議中央派遣重臣鎮壓地方。其自身則考慮秘密前往交趾以謀自立。當時，劉焉的建議雖未被立即採納，但隨著地方刺史在叛亂中遭殺害的事件頻頻發生，這一建議最終被採納。劉焉任益州牧，太僕黃琬任豫州牧，宗正劉虞任幽州牧，皆為本官之外兼任地方官，范曄注稱「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漢家統一之政在此完全崩壞，地方分權之實成立。新任州牧之中，劉虞等人雖心歸傳統名節，奉戴漢室，但遭地方事情左右，只能憑藉自身在管轄範圍的威信，貫徹奉漢之心。總之，漢室威嚴不再，已無力統制地方，個人聲望僅能維持秩序而已。當聲望有朝一日為武力取代之時，天下必然呈現群雄割據之勢。
董卓之亂
陳壽著《三國志》，其《魏書》列傳開頭便是《董卓傳》。董卓實為開啟英雄時代的第一人。欲了解此人，且先一瞥當時朝廷的情況。
黃巾之亂爆發之時，朝廷深感有必要加強帝都洛陽戒嚴，於是封外戚何進為大將軍，修理武器，統帥近衛軍鎮壓城內。何進本是卑微屠夫出身，但通過賄賂來自同郡的宦官郭勝，順利將胞妹送入宮中（參考惠棟《補註》）。後此女得靈帝寵幸，且誕下皇子辯，於是成為皇后。何進成為外戚，開始手握大權。當時，宦官首領張讓等人與黃巾賊首張角勾通，天下對宦官憤慨之情愈加痛切。不想，宦官更加恣意妄為。他們奉勸靈帝開賣官之口，且手段愈加露骨，如有議論其缺點者，立即誅殺。他們還揮霍得來的金錢，在洛陽城內擅建宅邸。據傳，為不讓靈帝看到自家宅邸，他們還想方設法奉勸皇帝不要登高望遠。范曄憑藉史學家的敏感，認為該插曲已昭示漢將滅亡。靈帝實際上被困於小小宮城之內，終日為宮妾奴才所圍繞，全然不想知道世間動態。
何進作為大將軍，名義上手握洛陽兵權。彼時城內妖言盛起，更有人稱城內將起叛亂。何進陣營中有人提議，為威壓四方，必須擁有更加強盛之兵力。何聽信此言，在西園新設八校尉。靈帝駕崩，和皇后所生的皇子辯即位，何進的地位更加穩固。八校尉中有一人名為袁紹。此人為名家之後，常與四方名士相交，他建議何進實施誅滅宦官的計劃。何進雖採納其建議，但內有宦官及何太后阻擾，因而未能立馬實行。袁紹召集四方猛將，引兵進赴洛陽以挾朝廷。西北猛將董卓受命領兵赴河東（山西省）（參考《通鑑》）。此等事情皆以誅滅宦官為名，若何太后不以朝廷命令貫徹實行，將導致朝威難立的情況。但另一方面，宦官又千方百計向何太后哀求救命。何進試圖以兄長之威說服太后，不料密談遭宦官竊聽，宦官持兵器在殿前斬殺何進，將其頭顱拋至尚書省，企圖協商善後之策。袁紹得知消息後，當即令部下殺入宮中，誅殺所有面白無須者（生理上，宦官不長鬍須）。事變起於薄暮，軍人火燒宮門，突入宮中，不論年少年長，面白無須者皆被誅殺。少帝辯與陳留王協艱難逃出宮中之時已是夜晚，二人借螢光輾轉至洛陽北部的邙山，恰好遇見朝洛陽進軍的董卓軍隊。董卓於是擁帝入城。
董卓系涼州（甘肅）人，曾跟隨皇甫嵩討伐黃巾軍，後與皇甫嵩意見不合，於是違背朝廷命令返回地方，集結多名部下。董卓所在之地與西方蠻族氐、羌相接，因而有大量軍隊駐紮，但到了東漢末期，中央政府的權威難及此地，對軍人的資助補給也不到位，軍隊自然變得獰猛殘忍（參考後章）。董卓巧妙地對軍隊施以懷柔之策，董卓之名對中原人士而言乃是一大威脅。因而，袁紹為誅滅宦官將其招至帝都時，指責之聲高漲。據傳，八校尉之一曹操也嘲笑其做法。果不其然，董卓擁帝進入洛陽之後，自封司空，廢少帝辯，立陳留王協（獻帝），並弒少帝及何太后。昔日曾是何進手下的袁紹及曹操遭受壓迫離開帝都。董卓日益專橫。據傳，其曾面對滿堂賓客放言：「我相，貴無上也。」《三國志·魏書》記載其殘暴一面：「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牛車，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奸亂宮人公主。」故事究竟有幾分誇張，無從考證，但足見中原人士對他們的恐怖印象是何等鮮明。
董卓廢棄天子以及種種不得人心的舉動，終於導致中原地區大員興兵討伐。他們一致推舉袁紹為盟主，進軍洛陽，董卓得知此事後，知道久駐洛陽不利，於是遷天子至陝西首府長安，自身則暫留洛陽，迎戰聯軍，但屢次敗於袁紹之弟袁術之部下吳人孫堅，遂火燒洛陽宮室，盜掘墳墓，逃至長安。此時，聯軍諸將已全無追擊董卓之心，盟主袁紹也急於劃定自身地盤，唯有曹操孤軍奮戰，但無奈失利，只好收兵。自此，天下完全呈現群雄盤踞各地的局勢。其時為獻帝初平元年（190年）。
董卓擁獻帝至長安後，遣軍至北方、東方，擴充勢力。他在長安還肆意殺戮隨獻帝而來的舊漢室大臣，涼州人與漢室之間逐漸產生強烈反感。最終，漢室名臣王允煽動以驍勇著稱的董卓部下呂布誅殺董卓。如此一來，群龍無首的涼州諸將復仇心切，殺入長安城中，與呂布展開巷戰，呂布失去軍事優勢，逃出長安，王允被殺。涼州諸將紛紛被獻帝委任為高官，但他們毫無統制，終日忙於爭權奪勢，長安一帶陷入一片混亂。據傳，連天子都沒有米與牛骨可吃。天子趁此機會逃離長安返回洛陽。《魏書》如此描述當時的洛陽：
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飢窮稍甚，尚書郎以下，自出樵採，或飢死牆壁間。
曹操統一北中國
董卓在洛陽極盡專橫之時，曾在何進麾下的八校尉袁紹、曹操等人，不齒為董卓效力，紛紛離都東歸。其中，袁紹的做法頗有英雄之姿，而為天下所讚賞。董卓為昭示自身權威而廢立天子一事，袁紹始終極力反對，大呼「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將符節懸掛在上東門，逃奔冀州。據說，袁紹家世四代宰相，門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紹夙與天下之士相交，自身亦被認作豪傑之士，現討伐董卓讓其更加聲名遠揚。如此一來，山東強吏一致征伐董卓，袁紹更被推舉為盟主。但其自身並無誅滅董卓的雄圖，而是作為名門之子，每日與各地方強吏置酒高會。後來，董卓放棄洛陽，遷至長安，袁紹立即回歸根據地冀州，計劃擁立漢朝宗室幽州牧劉虞即帝位。據《後漢書·劉虞傳》記載，劉虞以大義名分為由嚴詞拒絕袁紹，反而遣使長安，表明奉戴漢室之意。此人在黃巾之亂時，安撫大量顛沛流離的百姓，踐行東漢傳統政策統治境域，就此點而言，部分人對其評價甚高，但其實際勢力歸於手下公孫瓚之手。公孫瓚是遼西人，屢次與外族烏桓、鮮卑交戰，自然養收眾多徒黨，加上試圖不斷壯大自身勢力的英雄型性格，於是常常壓迫劉虞。請求劉虞即帝位的要求遭拒後，袁紹與公孫瓚聯絡，希望在冀州獲得穩固地盤。依照范曄的說明，袁紹當初作為盟主討伐董卓之時，董卓大怒，將在洛陽的袁氏一門悉數趕盡殺絕。一家遭遇慘禍的事實成為天下同情袁紹的機緣，各州郡有多人借袁紹之名蜂擁而起。冀州牧韓馥剛好是袁氏故吏，而袁紹當時名望甚高，為了得到冀州地盤，早已同公孫瓚等英雄取得聯絡。韓馥不堪壓迫，於是主動將冀州牧拱手讓於袁紹，後朝廷加以追認，袁紹終於成功割據黃河以北。冀州州治為今直隸省冀縣，地處直隸南部，其北部直隸易縣為公孫瓚地盤，劉虞則居北京地區。此時，實際上的勢力範圍之爭，問題已不在劉虞，而在公孫瓚與袁紹的對立，最終二者之間爆發激烈戰爭。《後漢書·公孫瓚傳》中記載，其在討伐袁紹的檄文中，向天下揭示袁紹的罪惡，其中值得注意者是以下兩條：
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皂囊施檢，文稱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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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克會期日，攻鈔郡縣，
此豈大臣所當施為？
自刻印章，任命官吏，或妄稱自己的命令為詔書，都表明袁紹以天子自居，且利用世俗迷信，施與財物，攻略州郡，亦是亂世之雄所為。公孫瓚最終不敵袁紹，不久即被袁紹所滅，河北一帶歸屬袁紹勢力。在此期間，曹操勢力名望急速飛升，大有壓倒袁紹的氣勢。
曹操原本與袁紹共同討伐董卓，常年奮戰，據稱其不滿袁紹等人優柔寡斷之態度，無奈戰事失利，只好東歸。此時，黃河下游南部兗州地區最為混亂。今河南省黃河以北的湯陰縣有一座山名叫黑山。此山屬太行山脈，有名叫黑山賊的強盜以此山為根據地，大舉過河，亂入東郡（郡治為濮陽直隸大名府開州南），又有山東省青州黃巾餘眾南下侵入兗州境內。地方太守無力應對。曹操與賊徒開戰，屢次得勝，後得袁紹推舉，任東郡太守。兗州之南是徐州，為江南人陶謙所坐鎮，其部下曾劫殺曹操之父。曹操借為父報仇之名，大舉攻入徐州。此時，曹操屠戮泗水流域郡縣，殺男女共計數十萬，雞犬不留，泗水為之斷流，地方行旅完全斷絕，其殘暴程度可見一斑。恰逢原董卓部下，以驍勇善戰著稱的呂布從長安遁逃至兗州，得袁紹從弟袁術的聲援，並受地方強吏相擁，得以進犯曹操根據地。袁術雖為袁紹從弟，但認為自身比袁紹擁有更為純正的母系血統，常常憤憤於袁紹的名望，於是與呂布及公孫瓚串通，抵擋袁紹。袁紹只好同曹操結盟，與之對抗。結果，呂布大敗，兗州重回曹操之手。袁術仍未放棄在兗州地區擴充勢力的野心，親自率兵從南陽根據地向東進入陳留，然而再遭袁紹曹操聯手擊破，於是退守九江郡（安徽壽州）。袁術有一友人名為陳珪，名家之後，與袁術交好，時任安徽北部下邳之相。當袁術意圖與其聯手剷除曹操時，陳珪回信嚴詞拒絕。據《三國志·袁術傳》記載，其回信如下：
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
由此可見，曹操的威望在黃河淮水流域日益高漲。其時恰逢漢天子從長安逃至洛陽，曹操迅速出迎天子，並擁立至許。此實為曹操勢力凌駕於袁紹之上的重要契機。
興平二年（195年），獻帝逃離長安，在曹陽（河南省陝州）為董卓部下所破，東漢命運幾近斷絕。袁術聽聞消息後，隨即召集群臣，討論取代漢室自登帝位之事。勇將孫堅長子孫策建議率兵出迎漢帝，復興漢室，未被聽從。另有袁紹謀臣沮授向袁提議迎立漢帝，但袁紹多名部下否定該提議，他們認為若現在擁立漢室，恐怕袁紹的獨斷行動將遭到牽制，袁紹聽信部下之言，於是甘心成為割據地方的英雄。而曹操謀士荀彧一向曹提出該建議，曹操就立即進入洛陽，擁立天子至許，改年號為建安。天子下詔，責袁紹地廣兵多，專立朋黨，卻未盡力勤王。天子下詔是否為曹操一派的獻策，尚不可知。總之曹操以擁立之功受封大將軍，位居袁紹之上，袁曹之間漸生嫌隙。不過，就彼時形勢而言，曹操的位置未必安全穩固。因為徐州陶謙剛死，勇將呂布取而代之，淮南又有袁術，二人皆對曹操大本營兗州虎視眈眈。曹操與二人屢次激戰。幸而建安三年（198年），呂布伏誅，翌年袁術為曹操大敗，自去帝號，投奔袁紹，未能達成野心，最終吐血身亡。河淮之間，已無人可與曹操抗衡。就在此時袁紹滅公孫瓚，統一河北，於是曹袁雙雄以黃河為界呈對峙之勢。
袁紹陣營中觀點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田豐、沮授為代表的名義派，勸諫袁氏匡扶漢室，另一派則建議袁紹即帝位，極力煽動袁之驕心。袁紹並無充分調和兩派觀點的度量，縱使田豐等人奉勸其趁曹操苦於應戰呂布、袁術之時，從曹手中奪回天子，袁紹亦不為所動。而曹操將內部之事委任謀士荀彧，並且深信不疑，自己則穿梭於兵馬之間，迅速討滅反對者。
軍事設施上，同樣能看出曹操施行的組織方法。裴松之所引《魏書》中，有如下記載：
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許位於今河南省許昌附近，當時屬於潁川郡管轄。潁川郡在兵荒馬亂之時成為天下四戰之地，荀彧等人早已率領鄉人前往河北，據此可推測土地已全部荒廢。曹操採用屯田策這一軍事性質的開墾法，恐怕也是權宜之計。
袁紹最終挑起袁曹雙雄的衝突。彼時，袁紹剛討平公孫瓚，欲趁勢降服曹操，然而出師無名，遭多位部下反對。總之，雙方和平局面已被打破。《魏書》記載，建安五年（200年），在黃河之南官渡（河南省中牟縣）的大會戰中，袁紹一敗塗地，自此天下無人可匹敵曹操。第三年，袁紹鬱鬱而終，其後代亦悉遭誅滅，除了陝西地區，北中國大體歸於曹操之手。
天下成三分之勢
曹操基本統一北中國後，開始朝長江流域進發。河淮流域與江漢流域交界之處，縱觀漢代，西為河南省南部的南陽，東為安徽北部的壽春，南陽向南可達湖北荊州府江陵，自壽春越過山地出合肥，即可乘江潮牽制大江下游，因此，南陽及壽春在漢代乃是重地。東漢末南陽為袁術所毀，當地名族多數南下移居湖北北部襄陽，彼時荊州太守劉表坐鎮襄陽，招撫湖廣之地，又有孫權以吳郡（江蘇蘇州）為根據地，經營江北。二者之間，從當時聲望而言，劉表地位可謂遠高於孫權。他本身是漢朝宗室，並且還是東漢末山陽郡（郡治為昌邑縣，今山東省南部金鄉縣西）八俊之一，聲名顯赫，作為荊州刺史，鎮管轄內頗有手段。當時湖北省南部至湖南省北部，被稱為「宗賊」的勢力猖獗跋扈。依據惠棟的解釋，當時長江流域，地方人民以家庭為中心集結，組成名為「宗部」或「宗伍」的地方團體，趁漢末喪亂，劫掠郡縣。朝廷稱之為「宗賊」。從性質推斷，他們是反對官府的徒黨，劉表充分利用地方名望，以恩撫之法成功鎮壓宗賊。但其做法仍是沿襲東漢傳統方策，以地方治安為主，與中原喪亂毫無關係。可在中原曹操袁紹雙雄將一決勝負的時勢下，其自然亦被卷進潮流之中，遂與曹操斷絕關係，聲援袁紹。袁紹被打倒後，曹操前後花費五六年時間討滅袁紹餘黨，並趁中原喪亂之機騷擾直隸北部的鮮卑、烏丸等少數民族。袁紹戰敗的第二年，劉備從北方逃至荊州，投奔劉表幕下。劉備奉勸劉表，在曹操北伐之時乘虛而入偷襲許都，擁立天子，不過未被劉表採納。其間，曹操完成北方經營，眼看將要壓向荊州之時，劉表病逝，其少子劉琮成為繼承者。
劉琮之兄劉琦一直對少子繼承家統懷恨在心，因此，劉表勢力一分為二，劉琮一派舉荊州降於曹操，劉琦則與劉備一道，據夏口（今漢陽地區），試圖與曹操對抗。
劉備為直隸北部涿州人，雖號稱是漢朝宗室，但出身貧寒，據說他的母親織席販履以餬口。年幼之時，舉動便異於常人，深受地方信賴，黃巾之亂波及當地之時，某位商人贈其重金，募集義軍，維持地方治安。劉備屢次激戰黃巾之賊，獲得勇名，但一直未擁有固定根據地。徐州牧陶謙臨死前將徐州讓與劉備，但劉備自謙不受，推舉當時身在壽春的袁術。但漢末名士孔融，以及後為曹操經營江蘇北部的陳珪之子陳登等人，均推崇劉備為人，並熱心勸告。雖然劉備最終聽勸，但卻為袁術所苦，被呂布所破，一時託身曹操，享受上賓禮遇，但終選擇背叛，投靠袁紹。袁紹表面敬重而暗中疏遠他。袁紹戰敗後，劉備投靠劉表，待遇同在袁紹手下時無異。他擁有被人信賴的非常素質，劉備到荊州後，多人向其示好。劉表死後，其子劉琮舉荊州降於曹操之時，劉備在襄陽北方，完全未曾參與其議。曹操軍隊即將侵入襄陽之時，劉備狼狽逃至湖北南部的當陽縣。曹操急忙追擊，但劉備與劉琦及部將關羽會合，據夏口迎擊曹軍。
在此之前，劉備成功將諸葛亮招至帳下。此人本籍琅邪郡陽都（山東省沂州北），但隨從父移居荊州。諸葛亮居於襄陽附近一個名叫隆中的山村，靜心讀書，起初並無出世之志。但友人知其才華，將其舉薦給劉備，才有劉備三顧茅廬的佳話。彼時，諸葛亮還是二十七歲的一介書生，知其名者僅友好數人而已。劉備對其行三顧之禮，足見其愛才之切。諸葛亮的獻策可歸納為：劉表不足為靠，若要對抗曹操，必須與吳國孫權聯手，爾後據荊州取巴蜀。現劉備為曹操所破，僅能保住夏口，於是派諸葛亮至吳，商議聯合之計。
當初，曹操南征奪取襄陽後，就親筆致信孫權，勸其投降。吳國此時正在猶豫是戰是降。孫氏是吳郡富春人（浙江省富春縣），漢代以北中國為中心建成國家時，其出生地已是邊鄙，且其家世並非名人。及至孫堅作為武將顯露頭角，尤其在袁術幕下，與董卓血戰洛陽，屢次破之，一躍成名。雖然他後來受袁術之命攻打荊州之時被劉表所殺，但其子孫策繼承父業，利用袁術的援助，平定江東（即江蘇、浙江地區），以豁達的性格網羅北方名流。後袁術自稱尊號，孫策與袁術絕交，並尋覓機會稱霸中原，但不幸早逝，其弟孫權繼承事業。曹操進軍荊州之時，孫權還是一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對於曹操的勸降，心有不甘，意欲反抗。但以張昭為首的輔助孫氏的北方名族認為，此時投降曹操方為上策，因此孫權的決心產生動搖。此時，恰好諸葛亮受劉備之託，以洗鍊的辨舌巧妙地勸解孫權自立。另一方面，孫權部下魯肅在劉表死後為探查荊州狀況渡江北上，曾在劉備敗退當陽途中與其相遇並交談，魯肅被劉備的為人所折服，歸吳後熱心提倡主戰論。此時，孫氏陣營中兵力最強者為周瑜，與孫策為知己。魯肅勸孫權與周瑜商議，周瑜堅決贊成開戰，並願一人承擔戰爭的所有責任，孫權遂下定決心，與劉備聯手迎擊曹操。建安十三年（208年），曹軍與聯軍相戰於赤壁（湖北省嘉魚縣），曹軍大敗，曹操南下大計遭到重挫，三分天下之局勢就此確立。
曹操、劉備稱王
曹操敗走赤壁之後，致信孫權稱：「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王粲《英雄記》稱曹軍在湖北南部雲夢澤遭遇大霧迷路而失敗（據梁章鉅《三國志旁證》所引）。此類記載究竟幾分是事實不得而知，但在此戰中真正導致北軍潰敗的是赤壁水戰。當時，北軍總數六十萬，號稱八十萬。周瑜保守估計仍覺得敵軍擁兵二十餘萬，這恐怕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軍隊。曹軍之中配有多少水軍尚不可知，總之，曹操給孫權的信中自稱水軍八十萬。依據張昭所說：「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沖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可見荊州水軍是當時軍中中堅，配以大量北兵。多艘船艦首尾相連下水，周瑜令部下黃蓋將大船與走舸相連，火燒敵船，北軍潰敗，曹操退至陸上遭劉備追擊，無奈逃至根據地鄴城。（王鳴盛曰：「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至九年，滅袁氏之後，則又遷都於鄴。」余按：本紀、《荀彧傳》並雲九年曹拔鄴，領冀州牧，操之遷鄴當始於此，漢百官隨而遷，固在其後，史不詳記耳。）此番戰敗之後，曹操屢次從合肥進攻孫權，均未得手，統一長江流域的機會一去不復返，但其勢力成功延伸至西北部陝西、甘肅地區，以下對此略作敘述。
甘陝之間，其中心毫無疑問當是渭水流域，首都為長安。董卓被殺，天子逃亡洛陽之後，董卓舊部互相殘殺，多死於亂軍之中。彼時，身在長安的漢朝廷官吏鍾繇，對曹操懷有好意，曹操謀臣荀彧亦向曹操進言，稱鍾繇足以信賴。曹操將該地事務全部委與鍾繇，全力經營中原。但此地與董卓系統全然有別，在董卓之前更早埋下地方混亂種子的甘肅人馬氏（馬氏本貫扶風茂陵人，今從其居住之地也）、韓氏等人，與出生地不明的一眾豪族各擁部兵，割據此地，曹操與袁氏一家相爭之時，豪族或依附曹操，或依附袁氏，地方動盪蔓延至山西、河南地區。鍾繇與張既在此間為曹操擔起經營重任，利用馬氏勢力，坐鎮關中。其間，曹操完成河北的經營，大舉南征，為消除後顧之憂，壓迫馬族首領馬騰，召其至鄴城，並令其子馬超統轄部兵。但馬超常對曹氏心存疑慮，江南曾風傳馬超欲趁操南征之時起兵，周瑜還以此為理由勸說孫權。曹操敗走赤壁後第三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馬超等人終於起兵反曹，占據潼關之險。其間狀況頗不明了，根據《三國志》記載，曹操欲討伐盤踞陝西南部漢中的張魯，馬超質疑其意，最終謀反。曹操親征，用奇襲之法，從山西入陝西，馬氏兵敗，退回根據地甘肅。渭水流域盡歸曹操之手，他又派部將攻占甘肅，前後五年許，先平定甘肅，後降服張魯，在進軍四川之時，被劉備軍隊所破，曹氏勢力範圍大體確立。馬超逃離甘肅後，一度投靠張魯，後歸於劉備帳下。
曹操眼前的對手顯然是劉備。劉備與孫權聯手，在赤壁大破曹操後，上表以劉表之子劉琦任荊州刺史，自身則在劉琦之下經營湖南西部沅水流域，漸收其功，劉琦病逝之後，劉備取而代之，成為荊州牧，居於公安（湖北省公安縣東北）。建安十六年，曹操將討伐漢中張魯的傳言散布至南方，此時盤踞四川的劉璋因此甚為恐懼，於是招劉備共御曹操。劉備紮根四川的機會終於到來。
劉璋為益州牧劉焉之子，雖繼承父業坐鎮四川，但世間普遍認為他暗弱無能。據《英雄記》記載，河南東南部流民大量湧入四川，劉璋集結流民整編成軍，名為「東州兵」。此部軍隊利用劉璋統制寬柔，大肆侵略四川舊民，一時導致四川四處騷亂。劉璋在四川毫無威望，諸葛亮與劉備初次會面之時，就向劉備進言應取蜀地。曹操大舉南下之時，劉璋曾派使者面見曹操，但此時曹已攻取荊州，故未禮遇劉璋所派使者張松。張松對此懷恨在心，於是與其同黨法正商議，在風聞曹操將伐張魯之際，引劉備入蜀。
劉備命謀士諸葛亮及股肱部將關羽留守荊州，親率大軍入蜀，為劉璋防禦北面。據說，劉備長於籠絡人心，令他人心甘情願為之效力，入蜀之後，名望漸高。劉璋部下張松、法正甚至起了以劉備取代劉璋的心思，並在內部密謀此事。劉璋知悉後，張松被殺，兩劉的爭鬥公然浮上水面。劉備最終攻下成都。建安十九年劉璋投降，翌年曹操入漢中，其部下進攻四川西部時，被劉備軍隊所破。自此，劉備曹操開始在漢水上游展開對抗。
起初，赤壁之戰劉備孫權聯手之時，迫切希望得到援助的是劉備。為此二者之間達成何種條件，歷史上無明文記載。但當戰後劉備在荊州扶植勢力時，孫權言稱荊州只是借與劉備，屢次要求劉備將荊州奉還。史學家趙翼所著《札記》中記載，荊州原為孫權勢力所不及之地，故讓劉備還回荊州道理上不能成立，《先主傳》稱，得到蜀地的劉備面對孫權直接索要荊州的要求，態度極為曖昧，始終未予明確回復。據此推測，劉備向孫權求援時，應該曾與孫簽下密約。當然，正史文面沒有任何證據。拋開借荊州的問題不論，湖北本為天下要衝，能否支配此地，很大程度事關勢力消長。赤壁勇將周瑜原為孫權之兄孫策的莫逆之交，其志在天下，不甘心偏安一隅，心藏必取荊州的計劃，其目標為湖北北部的襄陽，令劉備取蜀，自取襄陽，謀霸中原，可正要實施該計劃時卻因病早逝，他推薦魯肅擔起荊州經營之重任。魯肅始終堅持與劉備同盟，共同抵禦曹操，他面對孫、劉勢力在湖北交錯的局勢，一心調停雙方。另一方面，為劉備守衛湖北的關羽在樊城（襄陽對岸）打敗曹操大軍，中原為之震撼。然而，此時魯肅已死，取而代之的呂蒙暗中與曹軍勾通，襲殺關羽，孫權勢力擴張至湖北，三國勢力範圍大體確定。荊州仍橫亘在劉孫兩勢力之間，雙方注重和諧的原因在於均想聯手打倒曹操。相較於奪取天下的大計，孫權自身更想偏安一方，及至呂蒙殺關羽，其目的亦已達成。與此同時，三國鼎立的局面業已確立。中國史學家中，屢屢有人討論呂蒙攻取荊州的功過，拋開是非不論，事實上其攻取荊州確實是將統一已久的中華大帝國引導至分裂狀態的大事件。其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
建安十八年，漢獻帝下詔，合併天下十四州，恢復為古時九州之制。同年，策命曹操為魏公，封冀州十郡之地。梁章鉅認為上述二事相互關聯，即：建安十七年已擴大魏郡範圍，今又增益冀州區劃，使其十郡中含括魏郡，令曹操之勢力逐漸占據王畿中樞，不久即可取代漢室。合併十四州成九州之說，建安九年即已出現，但其時遭謀士荀彧反對，故未能實現。當年正是曹操攻占鄴城，獲封冀州牧之時。因此，九州合併說的目的，可能在於增強曹操勢力。今在曹操封為魏公之前施行該宿論，未嘗不可視為令曹操名實相副之計劃。曹操得天下之信望本是借奉戴漢室之名，而將王畿中樞之地納入其統治範圍之內，明顯將漢室置於孤危的境地。不僅如此，嚴格來說，異姓封侯本身即有違漢朝之法。今曹操即魏公之位，即為更新漢制。因此，若站在以漢室為中心考慮的立場，上述兩個事實皆表明曹操不臣之跡。通過《魏書》可知，其篡奪行為被極為華麗的言辭與壯麗的儀式所粉飾，且裴松之注釋的《魏書》及《魏略》也詳細記載，曹操一度採取辭讓形式，後來難阻大員一致勸進。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魏王。既然是預定的計劃，自然陳壽未在魏志中記載獻帝之詔。雖然距帝王之位僅一級之遙，但曹操終其一生還是未背負篡奪的污名。趙翼認為，曹操仍殘存名分的觀念，隨著時代發展，篡奪行為在愈加華美的形式下變得愈加露骨。不過，這正是發源自曹操。
曹操封魏王后第三年，劉備在部將勸進下即漢中王之位。其理由為：曹操圖謀篡奪漢室，而劉備作為漢朝宗室，可採取權宜之計，將現有四川地區建成王室之藩屏。該理由究竟有幾分誠意暫且不論，但如此主張，足可見其已與魏完全水火不容。孫權則游離在曹劉之間，《魏略》記載，孫權為了奇襲關羽，甚至以臣自稱，向魏上表。關於此點，王鳴盛等人一直攻擊孫權太過狡猾。總之，孫權方面在形式上並未與魏蜀（劉備原以漢為國號，今稱蜀者，從通名也）對立，此事實值得注意。
三國鼎立之爭（一）
如第一節中所述，漢延康元年正月，魏王曹操死於洛陽，當年十月曹操長子曹丕取代漢室，成立魏王朝。那麼，魏取代漢究竟經歷何種步驟？
該年三月，《魏書》本紀記載黃龍現於譙一事，且附記太史令單颺的預言。梁章鉅在《宋書·符瑞志》中發現此時十三郡國出現黃龍的記載；根據《水經注》，發現譙改名龍譙國的事實。梁認為魏將黃龍現身視為秉受天命之符。文獻可證，至少自三月開始，已出現以魏代漢之運動。其後，祥瑞的發現屢見於史，左中郎將李伏遂上表魏王曹丕，稱其履天子之位已是既定的命數。術師姜合得讖書——《孔子玉版》，稱書中寫有「定天下者，魏公子桓」，而子桓正是曹丕之字。此次勸進之後，彼時的名臣辛毗、劉曄之徒也聯名勸曹丕即帝位，曹丕每每推讓拒絕。之後，太史丞許芝又引天文讖緯之說，列舉數條魏自當取代漢的理由。《春秋玉版讖》（錢大昕曰：此書即上文所言《孔子玉版》也）中記有「代赤者，魏公子」。所謂讖記為孔子以其聖知，洞察未來，密藏其言，書刻於玉版而成，時機一到則自己現身於世間。此為內學，即術師之學。此說成為根本，為證明之，種種符瑞、天數等都被利用起來。用如此不可思議的幽冥之理證明天位的尊嚴，是當時尤為顯著的一種潮流。
對於許芝發起的運動，曹丕仍以人心尚未歸附為由進行推讓。此時，以御史府官僚司馬懿為首之團體，具陳人心謳歌魏德的情況，至此，漢全體官僚一致勸進，漢室終於發出禪讓的詔書。但曹丕與漢室之間猶有數次形式上的應酬，漢室方面對禪讓之後自身的地位心存危懼，而魏方面，天下尚未一統就即帝位，存在名義不完備的缺陷。對於漢室的危懼，可憑「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有餘慶焉」輕鬆調停，但無論如何，魏都難免欠缺受帝位的資格。不過，魏的政令實際上早就在北方實行，如今只是帝號轉移而已。總之，曹丕雖然數度推讓，但最後無法阻止群臣勸進，最終取代漢而即帝位。
如前所述，明確反魏者是蜀。魏篡奪漢室，漢後主為曹丕所害的傳言不絕於耳。此乃作為漢朝宗室的劉備為存續漢室而自立稱帝的絕佳機會。魏黃初二年三月（221年，蜀章武元年），漢中王劉備為漢帝發喪舉哀，在群臣勸請之下，遂即皇帝之位。其形式與魏相同，皆以讖記之文為名。當時，蜀之名臣費詩反對眾議，上表劉備：「殿下（指劉備）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此觀點雖最終未被採納，但卻足以看出，費詩的著眼點，即將曹氏視為漢賊的主張並未被蜀中人士所遺忘。劉備即帝位成為漢室繼承者，如此一來，劉氏與曹氏之間更加勢不兩立。
蜀先主劉備稱帝後翌年，為報舊臣關羽被吳國孫權所殺之仇，大舉東征。此舉恐為劉備的獨斷行動。清朝史學家王夫之極力批評劉備的行動，認為劉備明明肩負復興漢室之大任，卻為報一名部下之仇，而濫興大軍。非獨後世對此有批評聲音，當時也有人勸諫劉備勿輕舉妄動，吳國有之，蜀國有之。蜀勇將趙雲認為應先滅魏國，吳名臣諸葛瑾告誡劉備，毫無理由見漢帝遇害而不救（可見傳聞及於江南），卻反而為關羽復仇。劉備皆未採納，親自率兵越過三峽之險，出湖北，進湖南。這次出動本是兵行險招，他又棄船登陸展開步戰，蜀軍水陸聯絡斷絕，吳名將陸遜抓准機會，從四面猛擊，蜀軍大敗，劉備狼狽逃往白帝城。
當初吳將呂蒙與魏相通，襲殺關羽之後，孫權常恐劉備復仇，為此一度營都武昌，且向魏進貢，自稱藩屬。彼時，魏朝新立，曹丕頗為高興，遂冊封孫權為吳王。關於此事，魏吳兩方面均有強烈反對意見。魏方面有人認為，吳言辭輕卑，自稱藩屬，究其動機，實為懼怕劉備發起復仇戰，為博得魏好意，使魏保持中立而採取的策略。因此，劉曄倡議，從魏之立場而言，應趁南方吳蜀相爭之際，一舉滅吳。吳方面，一般輿論認為，既受魏冊封，則歷來奉戴漢室的精神已然消失。總之，大一統主義在輿論中仍舊保持濃厚色彩。但事實上，魏吳盟約的短暫成立，令吳得以舉全力擊潰蜀軍。
蜀先主劉備被吳所破，逃往白帝城，重病在床，將丞相諸葛亮從成都招至白帝城託付遺孤，並將蜀政委以諸葛亮，之後病逝。此時，蜀地人心動搖，南中（即雲南、貴州一帶）悉數叛蜀，甚至有人通吳。另一方面，魏又發起奉勸蜀人歸附的運動。《魏略》中記載，魏名臣王朗曾致信蜀許靖，內容如下：
皇帝（魏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沉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敕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
面對困局，諸葛亮專心內部整治，並看破唯有與吳重溫舊交方可抗魏，於是派鄧芝為使者至吳通和親之意。
在此之前，吳為博得魏的好感，對魏態度卑屈，以求和親。往來兩國之通使觀察之後，帶來形形色色的情報。簡而言之，魏作為上國擁有優越權，強使吳居屬國之位，而吳國群情對魏使者的驕橫態度甚為反感。從事實來看，魏方面試圖以屈服的形式，令吳將孫權之子孫登作為任子交與魏朝廷，孫權口頭答應斡旋此事的魏人浩周，實無履行承諾的意志。對此，魏朝廷輿論沸騰，《魏略》記載，魏朝三公聯名上奏，要求責罰孫權。於是，魏文帝態度堅決，動員軍隊，責問孫權是否交出任子。面對威壓，孫權決定據長江以御魏軍，自改年號為黃武，以示斷然不奉曹魏正朔之義氣，甚至還派使者前往白帝城探視劉備。如此一來，魏與吳之間，戰端正式拉開，而魏不占優勢，只好撤軍。此時吳部下發起勸進孫權即帝位之運動。但此時，吳尚無與魏徹底斷絕和親的意志。總之，吳國態度可概括為，不甘心作為臣子屈服魏國，但又顧慮蜀國復仇，不想與魏斷交。就在此時，蜀國丞相諸葛亮公然派遣和親使者來吳。孫權下定決心會見使者鄧芝。其結果，吳蜀結盟共同抗魏的舊約得以復活。兩國為完全對等的關係，長江流域同盟對抗北方的形式，從外交角度而言，大可視為南北分立之狀態。時為魏黃初四年（223年）十月，三年後孫權下達的命令中，已明確稱魏為「北虜」。
吳國拒絕魏國要求並自定年號，標誌著事實上吳的獨立已經完成，與蜀通和更加表明其態度。但只要孫權一日不即帝位，則仍不可說，形式上已成三國鼎立之貌。吳蜀兩國通聘之時，互貢土產，行完全對等之禮（裴注所引《吳歷》）。然而，蜀國已稱帝號，吳致信蜀國之時，文書形式無法使用對等辭令。今日尚無史料可得知當初兩國來往文書的形式，但據說當時陸遜坐鎮荊州，常與蜀交涉，孫權刻本人印章交與陸遜，當孫致信漢主或諸葛亮之時，必先請陸遜過目，如有不妥之處，則在改定之後再行封印。就此點而言，吳國的獨立尚未完成。魏太和三年（229年），孫權初即帝位。其告天文中，昭告曹氏罪惡，稱漢室已處於絕祀的狀態。肩負繼承漢室重任的蜀國，理論上無法承認吳的帝位，且實際上蜀國輿論認為應斷絕與吳之盟好。但諸葛亮認為，當前大敵為魏，於是遣使至吳國祝賀即位，更公布文辭，與吳更新盟約。總之，吳蜀兩國視魏為共同敵人，兩國之間締結攻守同盟，一起分割魏的領土。三國鼎立的形式自此完成。
三國鼎立之爭（二）
魏國方面，文帝曹丕即帝位之後，國家的活力遠弱於曹操時代。普遍認為原因在於曹丕疏離骨肉。《魏書·武文世王公列傳》中，陳壽評論稱：
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
陳壽指出魏雖封賞親戚，但限制其權力，約束其自由，使其有名無實的弊害。彼時宗室究竟遭受何種束縛，為探其梗概，且看裴注引《袁子》一節：
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為匹夫。懸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此政策對魏王室永續甚為不利，該點將在外篇論證，現主要論述曹丕對其兄弟採取陰險手段以致破壞國家活力一事。
曹丕有曹彰、曹植兩名弟弟。曹彰曾在直隸北部大破烏丸部族，使其淪落至今宣化、蔚州地區桑乾河流域，順利平定北方，被譽為將帥之器。而最好地遺傳了父親曹操才略器識之人實為曹植，曹操也特別鍾愛曹植，甚至有傳位曹植之意向。《魏書·崔琰傳》中記載，曹操初封魏王之時，立太子之議論興起，曹操發密函探問朝臣意向，崔琰呈露板，公然提議應立長子曹丕為太子。此觀點為一般朝臣的公論。曹丕順利成為太子，但列傳中記載，其後，廢曹丕而傳位曹植的運動在某方面仍未絕跡，曹丕常常戰戰兢兢，裝出絕對恭順之狀，以討曹操歡心。曹操歿於洛陽之時，曹植隨父身在洛陽，而曹丕在鄴城。曹彰在長安，接到父親命令之後正在趕往洛陽途中。曹彰抵達洛陽之後，認為此次父親召他前來，一定是為了擁立曹植，並相問於曹植，但曹植矢口否認。據記載，曹彰確是想擁立曹植，遂問父親璽綬所在，但遭大臣賈逵制止。爾後，拋開家族內部的糾紛，曹操靈柩被送至鄴城，曹丕憑正當順序，繼承王位。此時，洛陽城人心動盪，有人提出宿衛軍應悉數使用曹操故鄉沛譙之故人，而且據說山東的青州軍鼓譟退出洛陽城。在如此不安之氛圍中即王位的曹丕自然對兩個弟弟實施嚴密監控，曹彰、曹植不得留在京師，前往封國。曹彰在黃初四年（223年）入朝時暴斃。有史書記載，他是被毒殺的。而與曹植關係親近之黨派在曹丕即位之後不久便被一掃而空，曹植欲試雄略，屢次上表，但常被壓下。由此可見，魏國連自家曹氏一族的人才都未能充分使用。
曹丕頒布法令，禁止宦官當政，且防遏外戚輔政——此為東漢滅亡之兩大禍根，也是後漢末輿論攻擊的目標。但魏國以王室為中心之國家統制卻並未因此增強。此事將在外篇中論及，在此不予贅述，且看曹丕對吳國的態度。
當初曹丕從父親曹操處繼承魏王王位之時，恰逢孟達攜新城（湖北省勛陽府房縣）投降魏國，又有武都（甘肅階州成縣附近）氐王楊朴內附。曹丕認為這些事件完全可證明自身德化，於是極盡誇張地宣揚。《魏略》中載有其令文：
吾聞夙沙之民，自縛其君以歸神農，豳國之眾，襁負其子而入豐、鎬，斯豈驅略迫脅之所致哉？乃風化動其情，而仁義感其衷，歡心內發，使之然也。以此而推，西南將萬里無外，權、備將與誰守死乎？
曹丕即帝位時，吳國孫權稱藩，向魏進貢。此事更加助長其虛榮心，甚至不顧先朝以來的重臣劉曄的諫言，冊封孫權為吳王。但向吳求任子之時，竟遭孫權拒絕，魏國朝臣輿論頓時高漲。曹丕遂尋求動用武力解決問題，向前線將士下達動員令，且親自率兵南征，在故鄉譙縣大饗六軍及百姓，此事在《隸釋》聞人牟準的碑文（據《全三國文》）中有詳細記載。其時，魏軍從長江中下游兩道並進，曹丕在廣陵（今江蘇揚州）督戰。軍事方面主要負責人為魏宗室曹休，欲渡江作戰，意氣風發。但先鋒軍將臧霸等人久居富貴之位，本來就不好戰，魏軍整體暮氣沉沉。因而兩道屢屢失利，曹丕於是下令全軍撤回。他在給魏朝三公的詔書中，直言南征之過失（《魏書·王朗傳》，裴注引《魏書》）。大概因先朝舊臣賈詡、王朗等人一開始便批評南征之非。其後，曹丕再度發動南征，至廣陵檢閱軍隊，此時，吳蜀聯盟正是堅固之時，曹丕試圖分裂二者，但未能成功（參照《吳錄》）。從其詩文即可看出，他原本就沒有討伐的意志：
誰雲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魏文帝曹丕在位僅七年即身死，其子明帝曹叡承襲帝位。關於曹叡的年紀，眾說紛紜，但可以確定其即位之時應正是二十二三歲的青年。《魏書》記載，曹丕特意命令曹真、曹休、陳群、司馬懿四人輔政。其他列傳記載中，四人之中未見曹休之名，《曹休傳》中也無曹休接受遺命的記載。且《晉書·宣帝紀》中記載，此時曹丕詔告太子，縱若有人中傷此三公，也不許懷疑他們。因此，親聽遺命者為上述三人無誤，不過曹休亦可能被算作其中一人。原本曹休、曹真皆為曹氏疏族，封爵在曹操外舅——夏侯氏一家夏侯惇、夏侯淵之後，作為軍人派的統領，擔當邊防重任。而陳群、司馬懿皆是曹丕親任之人，與朱鑠、吳質一道並稱文帝四友。此時，鍾繇、華歆、王朗等先朝元老宿望猶在，因此，特令此三人輔政，說明曹丕不免認為帝位乃是一家私事。
曹叡任太子期間，不與朝臣相交，居一室讀書，世人完全不知其為人如何。當時大臣為此心生憂慮。據說曹叡萬事獨裁，輔政大臣大抵被送往邊地以當防禦之任，中央政治全憑其決定。曹叡即位之初，魏國重臣之間，黨同伐異的弊害已相當嚴重，陳群上疏曰：
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仇黨，有仇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
此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二人，為皇帝身側之官，逐漸執掌朝廷政務。法制上被委以天下政治之任的三公等人，事權漸輕。此二人探知天下公論後，告知曹叡，曹叡才得以憑此控制群臣。但從官制體裁而言，帝王身側手握事權並不妥當。因此，大臣蔣濟等人據此強烈攻擊中書監令執掌實權一事。但鑒於當時重臣之間已有朋黨弊害，因此於曹叡立場而言，用君權獨裁加以控制乃是彼時之妙用。
曹叡的做法，對外自然有消極主義之傾向。規劃制定整體方針之人實為中書令孫資。孫資認為，魏若攻蜀，經陝西斜谷道（鳳翔府眉縣南有斜谷關），出漢中府，極為險阻。魏若伐吳，則水軍須做充分準備。無論是攻蜀還是伐吳，就當前現狀而言，皆無確實的勝算。但若作為防禦一方進行規劃，則三分之一的兵力就已足夠，兵糧轉運也不困難。魏國的一貫做法多基於孫資的規劃。
蜀國方面則是丞相諸葛亮幾乎一手執掌內外大權。劉備戰敗，在白帝城病死之時，蜀國頓時人心動搖，但諸葛亮泰然處之，完成內部整治，爾後用兵南中，親渡瀘水（長江上游），深入雲南不毛之地，成功征服當地。出征初始，馬謖論述力取之非，建議必須使南方蠻族心服。諸葛亮大讚其言，並在征服之地廣揚恩信。諸葛亮的夙願如陳壽所說，進可包括四海，退可震盪宇內。為此，其布法度，治戎旅，細至工械機巧，皆親自考案，而打倒自居上國的魏乃是首要目標。在此精神指引下經營的蜀國，三國之中土地雖最為狹小，但在人心、活力方面最為卓越。魏曹丕死曹叡立，翌年，諸葛亮向後主劉禪呈上《出師表》，邁上北伐征程。
漢水上游，漢中府之西，今日的勉縣（時名沔陽）是諸葛亮大軍駐紮之地。此時，蜀軍就戰略出現異議。丞相司馬魏延道：今鎮守長安的魏國主帥為夏侯楙，此人除去王室主婿之身份，並無特別才能。因而自漢中經斜谷道出郿縣，沿秦嶺山脈向東，直達長安，若占據儲藏軍糧之橫門邸閣，無須費心軍糧之問題。自己可作為先鋒，決行此事。即便魏軍大部隊前來支援，在其到來之前，仍有充分時間加以應對，屆時丞相大軍從斜谷進軍。如此便可一舉將關中之地納入蜀國範圍。但諸葛亮認為此計危險，故未予採納。遂駐營沔陽，而後出甘肅西部，以祁山為大本營，計劃從上游入陝西。《蜀書·諸葛亮傳》對當時情況記載如下：
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甘肅鞏昌府隴西縣）、天水（甘肅伏羌縣）、安定（甘肅平涼府東北）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方面，曹叡親自坐鎮長安，派勇將張郃迎敵。恰逢馬謖違背軍令，在街亭（甘肅清水縣東北）為張郃所破，諸葛亮無奈之下，命令全軍退還漢中。
筆者在前詳述魏延北伐之計，其理由為：陳壽評論諸葛亮「奇謀為短」，後世學者也多以其未採用魏延提出的計策作為陳壽評論的佐證，但也有諸多學者為諸葛亮進行種種辯護。若省去一一介紹的繁冗，直截了當而言，筆者以為陳壽的評論最為準確。中國自古以來就奉行「兵者，詭道也」，戰爭之時，必定利用敵軍的漏洞加以討伐，制勝於眼前。但諸葛亮的做法，完全與之相異。他先治理軍政，大處從統一全軍士氣到肅正軍紀，小處到搬運糧食之技巧，全局之上塑造渾然一體之組織。他擅長正攻法，以堂堂之陣進攻敵軍。若行動涉險，則努力避開。顯然這樣容易貽誤戰機。但其偉大之處在於，即便失敗，也可迅速整理軍容，處之綽然。《漢晉春秋》有云：
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據《蜀書》記載，諸葛亮前後五次率軍北伐。最後一次北伐為魏青龍二年（234年）。蜀國派出休養、訓練三年的精兵出征，且與吳相通，讓吳進攻合肥新城。諸葛亮自身則取道斜谷，出至渭水之南，駐軍於郿縣之西五丈原，分兵屯田，做長期駐守的準備。此時，魏國對吳蜀兩面，完全採取防守策略，尤其對於蜀軍，更命令統領軍隊的司馬懿據守堅壁，不許出戰。吳軍先攻合肥新城，但未得手。蜀軍熱盼野戰，但魏軍不出。諸葛亮遂向司馬懿贈送婦人巾幗加以羞辱，魏軍將士時有動搖，司馬懿為鎮撫士氣，特向魏王申請出戰。魏王知司馬懿心意，特派辛毗傳敕命不得出戰。如此，兩軍相互對峙百餘日，不料諸葛亮期間染病，薨於五丈原。魏軍得悉此報時，不敢相信，徒然失去追擊之機，蜀軍得以結營返還。
蜀國諸葛亮遵循漢代傳統精神，欲滅魏而統一中國，故魏蜀之間爆發多次激烈戰爭。其間，吳國雖不時與魏上演小衝突，但大體奉行和平治理本國領土的方針。原本孫權領有的揚、荊、廣、交四州土地，接受漢族文明時間較短，孫權接替長兄孫策之後，才開始割據江東，其內部最大問題當數鎮撫山越。據王鳴盛《商榷》記載，山越是南部少數民族的總稱，喜好伏處深山之中，不入城邑，故而被稱為「山越」。山越分布之地，包括湖南南部至廣西以及現今江西、安徽、浙江三省鄰接地區。浙東山地也可計入。這些被稱為「山越」或「山寇」之少數民族往往依附地方豪族，成為內部禍亂之源頭。原來漢族發展的區域大體是沿大河流域之平地，平地與山嶽交界處所設之縣當時稱為劇縣。孫氏令勇將程普、太史慈、韓當、周泰、呂蒙等人任縣之令長。上述武將多為北方人士，孫權借其之力將華歆、王朗等漢末名士類郡守逐出江南，代以武力施政。《吳書·賀齊傳》中記載，賀齊在任會稽郡屬縣剡縣長官之時，知悉縣吏斯從奸惡，欲誅殺之。其時，主簿奉勸道，斯從為縣中豪族，有山越歸附，若今日殺之，則明日山寇必來。蠻族與地方豪族的關係可見一斑。賀齊先殺斯從，震山越，後征服浙江福建鄰接地域，最後平定安徽南部，即今黟歙地區。之後，在該地區設置新都郡（浙江嚴州府淳安縣西），以黔歙土地設四縣。據《抱朴子》記載，黟歙地區之山賊知曉某種禁咒之術。
而對付山越，計劃最為全面周詳之人當數諸葛恪。面對漫布於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數千里山谷的山越，諸葛恪命令各郡治理地方的太守以及屬縣長吏，用軍制將轄區人民編成部伍，將遵從漢族法制的平民全部聚集起來居住，進行屯田。同時，派遣軍隊至幽阻之處，建造藩籬，不與山越交戰，穀物成熟之時，派軍隊協力收割，如此，縱使山民襲擊平民屯所亦無所得。最終，山民陷入飢窮，出山投降者漸而有之。諸葛恪見狀，再下命令，若山民乞求從化，可遷至外縣，絕不迫害。於是山民老幼相攜紛紛出山，其數量達四萬之多。諸葛恪將此等山民分與諸將，自收萬人。如此一來，漢族的威令逐漸傳播至江南山地。
孫權在以武力統治境內之同時，還任用江南土著名士，使其與北人共擔朝政軍事大任。在他手下作為宰相執掌大權的是南人顧雍。據本傳記載，顧雍探查民間政治後，密告其主孫權，若其說被採納，則歸功於上；若未被採納，則絕不外泄。立公朝之上表達意見之時，「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王夫之等人盛讚他，認為三國時代他最得大臣之體。又如在荊州上游，履行吳國藩屏重任的陸遜，政治寬弘，當時未見匹儔，此人也是江南人。孫權之所以能重用南人，在三國鼎立之間施行寬鬆的政治，是因他能拋開名分之論，堅持獨特立場。
魏室衰而司馬氏興
三國初期，統一思想猶強勁地流於一般輿論之中。及至分立形勢確立，此種議論實際上內容已發生變化。但蜀國諸葛亮仍以之呼號天下，甚至導致後世部分史家將正統所在與蜀相系。諸葛亮死後，天下不再主張漢家正統，三國各自安於偏安狀態，王室威權隨之失墜，大有強臣奪權、朋黨漸繁之勢。在此時局之中，巧妙扶植自身勢力的是魏臣司馬氏一家。三國後期歷史以司馬氏為中心展開記述，有助於對事情的理解。
司馬氏一家興於司馬懿，後司馬氏統一天下，成立晉室時，他被追諡為宣帝，其名列於《晉書》帝紀之中。根據記述，司馬氏出自傳說中的帝王高陽，秦滅而楚漢相爭之時，司馬卬與諸侯伐秦，封殷王，建都河內郡，子孫定居此地。司馬氏自此成為河內溫縣豪族。當然，無人相信司馬氏之先出於古代帝王高陽，但司馬氏為楚漢之際司馬卬的子孫則當無疑義。《三國志·魏書》中，司馬懿之兄司馬朗以及同族司馬芝傳卻都未記載此事。總之，司馬氏為河內溫縣豪族確屬事實。查其婚姻關係，從各郡名族聘娶諸婦。司馬懿仕魏室之初任文學掾，應當有名族必備的儒術教養。河內溫縣為黃河要津，是漢時著名都會，因而漢末動亂之時常遭掠奪，司馬懿之兄司馬朗遂攜全族逃往東方的黎陽。後司馬朗為魏武帝曹操效力，其弟司馬懿不喜屈於魏，曹操召其入宮，他以身染風痹為由拒絕。據說某日司馬懿在家晾曬書籍，突下暴雨，他慌忙收書。下婢一人目擊此狀。夫人張氏恐司馬懿裝病一事泄露，故殺下婢。曹操對司馬懿始終保持警戒，司馬懿遂專心事務，裝恭謹之禮，曹操方才漸為安心。唐太宗在《晉書·宣帝紀》的論中，評價司馬懿「情深阻而莫測」，就是指司馬懿這一面。在曹操時代，司馬懿隱晦其才器，但與曹丕甚為親近，甚至名列曹丕四友之一。曹丕繼承大統之後，逐漸嶄露頭角，文帝駕崩之時更面聽遺命，被委以輔佐明帝曹叡之重任。
如前所述，明帝曹叡對內萬事獨裁，對吳蜀則任同族曹真、曹休及司馬懿處之。兩曹在將才方面皆不及司馬懿，且離世較早，之後軍事實權逐漸落入司馬懿之手。此時，蜀國諸葛亮正舉全力經營中原，攻擊力甚為強悍。司馬懿以防禦為重，雖無赫赫功名，但得以阻止了蜀軍侵入魏國境土。諸葛亮死後，司馬懿相當活躍，首先是經營遼東地區。
景初二年（238年），為防備蜀軍居於長安的司馬懿為明帝曹叡所召，受命討平遼東。因遼東公孫淵自稱燕王，大有獨立的氣勢。原來兩漢之時，自今遼河以東、鐵嶺以南至朝鮮半島北部，漢設置三郡進行統治，即遼東（郡治在遼陽西北）、玄菟（鐵嶺西北）、樂浪（平壤附近）。三郡之中，遼東處在最中心之位置，其屬縣遼隊（遼陽附近）設鹽鐵官，而且沓氏（一說沓浦，在金州附近）位於山東及江浙兩省的海路交通要地。在後漢末年動亂之時，公孫度在遼東崛起，平三郡之地，越海而將山東東北部之東萊收入囊中，曹操統一北中國時，成為魏的屬國。魏許諾：「海北地土，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公孫度死後，其子公孫淵繼承其跡。與公孫氏接壤之地區的魏國大員，如幽州刺史、東萊太守等，皆不滿公孫氏獨立之態度，隔閡自然產生。魏欲恢復北中國秩序，勢必壓迫公孫氏。公孫氏為保獨立，遂派遣使者向吳國大帝孫權稱臣，並結同盟。據《魏略》記載，孫權曾送舟百艘，與遼東通商，並向其求名馬。然而，公孫淵並無斷然與魏為敵的決心。當時幽州刺史毌丘儉對遼東採取壓迫政策，公孫淵遂稱燕王，一副獨立的態度。於是，司馬懿奉命出征。公孫淵本非魏國敵手，在其都城襄平遭受三十日圍攻之後，終於提出有條件投降，但遭拒絕。公孫氏滿門伏誅，其勢力範圍再次歸屬魏國之下。
魏國勢力剛進入東北地區之時，不幸魏明帝曹叡病逝。司馬懿從遼東凱旋，屯軍幽州治所薊城（北京），天子下詔，召其再赴長安。然行至汲（河南衛輝府）時，又傳詔命，催其火速入京（據《通鑑》）。前後詔命相異，司馬懿察覺宮中有變，遂急赴洛陽。明帝對司馬懿委以重任，請其與魏之疏族曹真之子曹爽共同輔佐嗣子齊王曹芳。當時的情況大抵如下：
明帝原本無子，遂養同族曹芳及另一人。曹芳究竟為何人之子，《三國志·魏書》記載：「宮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曹芳後封齊王，定為太子。但關於其身世，未見有關聯的大臣發出一言。司馬懿在遼東之時，明帝病重，太子曹芳孤立無援，急需有力輔佐。起初，明帝考慮讓同族之中最為親近的燕王曹宇及同族之人輔佐，並發出命令。曹宇不喜司馬懿掌內，遂建議令其再次鎮守長安，獲帝同意。然而長期近侍帝側，負責各種政治計劃的劉放、孫資與燕王不和，且認為燕王一派並無能力保全魏室。於是，二人引用決不可令同族擔負政治重責之文帝方針，以此為由，排斥燕王勢力，在明帝病床之前，逼其免去燕王等人官職，並令曹爽、司馬懿取而代之。燕王等人泣而出宮。因此，明帝將太子囑託於司馬懿其實並非本意。司馬懿在明帝病床之前的情景，《魏氏春秋》如此描述：
時太子芳年八歲……帝執宣王（司馬懿）手，目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
另外，《魏略》還記載，明帝教太子芳抱宣王頸。雖陳壽《魏書》修正上文，做穩當敘述，但此情此景，以小說式的描寫更能道出事情真相。若下無負責大臣，則此等大事絕不會依照正常程序進行。
對於明帝獨裁君主式的統治，史家孫盛等人極為讚賞，但其多有任性妄為、大興土木、耽於遊獵等缺點，曾遭當時大臣嚴厲批評。著名一例見於《魏略》：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賤也。吏屬君子，士為小人，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鮮不危殆。」明帝失行多遭名流所指摘，加之齊王曹芳非正統出身，以孤弱之姿繼承大統，魏室的命運已然處於非常危險之境地。
與司馬懿共同輔佐幼帝的曹爽作為魏室疏族，世代與夏侯氏充當軍人派的棟樑。明帝後半期，司馬懿主要活躍於軍事上，但如今曹爽再得重權，於是二者自然開始對立。關於曹爽的為人，陳壽評論其「德薄位尊，沉溺盈溢」，史書記載了不少其違背當時形式道德的行動，但當時史料多成於晉時，故當中幾分屬實尚不可知，因而不可盡信。與曹爽最為親密的何晏、鄧颺，以及支持曹爽的夏侯玄、諸葛誕等人，當時被稱為「浮華之士」。所謂「浮華」，意為只重理論而不重實行，大概是不尊重形式道德。若從當時以容貌表德行的寫法，何晏等人乃是極為柔弱的貴公子之風。《魏略》載：「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更有甚者，裴松之注引《管輅別傳》評論何晏、鄧颺：「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又「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後面的記載以觀相預知成敗，絕難相信。與前面的記載相反，《世說新語》記述何晏容貌過美，以至魏明帝懷疑他面上傅粉。劉孝標根據《魏略》懷疑《世說新語》的記載，但二者之中究竟哪方可信？《世說新語》記載明帝之言豈非直接，《魏略》作為後世記事豈非間接？無論如何，何、鄧等人被形容為「神識明徹」的思想家式人物，聲名遠馳。以曹爽為中心，名流何晏、鄧颺等人為左右，下有謀士，結成的團體試圖獨占政權，對司馬懿給予名義上之待遇，實則謀劃令其遠離實權。但其做法急於進取，頻出舉措排斥前代遺老，被視為自然秩序的破壞者而遭受人們指責。現列舉《傅子》所記曹爽一派的李勝在擔任河南尹時的做法如下：
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網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魏書·傅嘏傳》裴注所引）
筆者之所以詳細介紹曹爽勢力，是因為此後與當時士族門閥意向相反的進步方策，提出者往往背負失德的惡名，其端緒發於此時。司馬懿一時遭曹爽黨派排擠，因而裝出遠離實權的態度，及至魏嘉平元年（249年），乘曹爽奉幼帝出洛陽時，突然發動政變，強迫太后發令解除曹爽一派的實權。此時，雖然先朝遺老蔣濟等人同意司馬懿的做法，但其本意僅是排擠曹爽勢力，將政治導向正途。爾後，司馬懿對曹爽一派之處置極為殘酷，《晉書·宣帝紀》中如此記載：
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
該事件之後，司馬氏的勢力更加牢固，司馬懿受九錫之禮，違逆者漸次被誅滅。司馬懿死後，其子司馬師（景帝）繼承父親實權。此人與何晏、夏侯玄一樣，以思辨聞名，誅滅曹爽一派時，在父親帷幄之中積極出謀劃策。其執掌事權之初，天下名流各司其任，或鎮守邊境，或主政州郡，或執掌選舉，或參與謀劃，或參加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唐太宗評論司馬懿「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捲」，恐怕司馬師也有這一面。相較漢末以來的名分論，更想審時度勢而善處之，這或許是司馬氏家族代代相傳的思想。《魏書·司馬朗傳》有云：
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為長。
在統一傾向強烈的三國初期，司馬朗提出分離主義的統治策略，開闢了西晉思想之先河。司馬懿以寬容而得時望，及至其子司馬師，繼承父親遺德，巧妙擴大家門權勢，為此不惜訴諸殘忍手段，甚於父親數倍。以下特舉例敘述其梗概。
魏嘉平六年（254年），司馬師掌握實權的第三年，誅殺彼時名望李豐、夏侯玄等人。關於此事，陳壽的記載極為曖昧，《魏略》的條理倒是更加完整清晰：李豐此時任中書令，為齊王側近之臣，常受帝召入宮參與密議。司馬師對此事起疑，問於李豐，但李豐稱不知秘事，遂殺之。事實上也許李豐確不知情，密謀誅殺司馬師、擁立夏侯玄等記述應為之後廷尉公布罪狀時所捏造。當時，擔任廷尉者為鍾毓，收到李豐屍體時，其一度拒絕審理，但受敕命強壓，不得已作辭狀稱李豐與夏侯玄沆瀣一氣，圖謀不軌。《世說新語》記載，鍾毓裁決夏侯玄之罪時，夏侯玄指責道：「你位居公卿，卻受公府指示，像獄吏一樣來訊問我，這算怎麼回事？我的罪狀，你隨便寫吧。」獄期即將結束之時，鍾毓寫完判辭，令罪狀與事件相吻合，呈於夏侯玄。當時，鍾毓涕淚交垂，夏侯玄則默默頷首。《資治通鑑》採信記事，但關於李豐之事卻沿襲《魏書》。若細加閱讀，可發現前後明顯存在矛盾。夏侯玄為當時推重的名流，與曹爽、何晏關係密切，是司馬氏最為懼怕的對立者。
李豐事件結束後不久，齊王曹芳即遭司馬師廢黜。雖實際情況不明，但表面程序明了。司馬氏奉太后之命，稱齊王芳多有背德行為，難承天緒，召集群臣，痛哭流涕，告知百官廢齊王乃是出於無奈。群臣無不贊同，彼時大官聯名公布齊王背德之行。其全文載於《魏書》，可歸納為：齊王耽於女色，棄辱儒士，廢捐講學，延小優至殿中裸袒遊戲，蔑視禮法等。此形式對後世歷史影響甚大，可謂開廢立天子極其容易之先例。
齊王遭廢之後，高貴鄉公曹髦被擁立。正元二年（255年），在壽春城與吳對戰的勇將毌丘儉起兵反抗司馬氏。根據檄文，其造反之根本原因在於，此時司馬氏集兵權於中央，對邊疆將士之補給極少。此外，毌丘儉還公然揭露司馬師恣意廢君，反而歸罪於君主的事實，並極力喚起輿論。對此，司馬師親自率兵討滅毌丘儉一眾人等。
司馬師在平定毌丘儉叛亂之後不久即在許昌病逝，此時，其弟司馬昭（文帝）統領六軍，居於京師洛陽。借司馬師之死，天子親自下令，使司馬昭移軍許昌，並令尚書傅嘏取而代之守備洛陽。但中書令鍾會與傅嘏互相串通，私改命令，使司馬昭與傅嘏共返洛陽。如此一來，司馬昭繼承父兄實權，實際上已統攬天下政令。據此可以想像，魏禪於司馬氏即所謂禪讓運動便是自此開始在司馬氏集團萌發。彼時，諸葛誕原本被視為曹爽、何晏一派，但其始終與司馬氏共同行動，征伐毌丘儉，占壽春城，居住於此。因為此人態度甚是可疑，司馬氏謀士鍾會、賈充等人計劃討滅之。尤其是賈充，《魏末傳》記載，賈充為了密查諸葛誕的行動，特意出壽春城，以禪讓說進行試探。對此，諸葛誕威儀嚴正，羞辱賈充，表明應報魏恩的心跡。《晉書·賈充傳》也載有此事。禪讓應是洛陽名流的熱議話題。如此一來，諸葛誕遭司馬師一黨所嫉恨，最終在淮南以市賣私恩、抱不臣之心等藉口被誅滅。至此，天下已無人可反抗司馬氏。這時，突然發生高貴鄉公具有浪漫色彩的反抗事件。司馬師廢齊王后迎立高貴鄉公並非其本意，而是完全出自太后之懇求。高貴鄉公才華橫溢，在儒學方面亦有一定見識，他在著書自序中自認深受上天恩寵。他與裴秀、王沈、司馬望等名流論評文籍，自以為才識過人。因此，他對司馬昭的壓迫甚為反感，於是向近侍之臣王經、王沈說道：「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並告知二人討伐司馬昭的決心。二王為司馬氏之黨，且實際上宿衛兵士極少，遂奉勸高貴鄉公斷此念頭。然而，高貴鄉公以死相赴，率領童僕數百人，鼓譟出宮。二王早已將此事告知司馬昭，因此高貴鄉公慘烈敗死。不久，太后下令，廢高貴鄉公為忿戾無道之君，其屍以庶民之禮下葬。如此一來，天子被弒之事實在名義上便不復成立。
陳留王曹奐繼位後，司馬昭受封十郡，加九錫之禮。景元四年（263年），伐蜀之令下達，翌年蜀國滅亡，天下在司馬氏手上再次出現統一可能，下文再敘其事。
西晉統一
諸葛亮死後，蔣琬掌握蜀國文武大權。蔣琬深得諸葛亮賞識，諸葛亮病逝時遺命委以大任。因此，其一心遵循諸葛亮規劃，身在漢中，經營四方。但漢中之地與蜀都相隔甚遠，適於積極經營，卻不便消極守國。此時，蜀國之輿論正轉向消極，費禕、姜維二人告知蔣琬，並勸導之。於是，蔣琬徙屯涪城（綿州），軍事方面重用姜維，使其負責甘肅方面的守備。不久後，蔣琬死，費禕承其後。其時，魏方面，曹爽正謀劃大舉伐蜀。普遍認為，這是曹爽一黨為與司馬懿競爭而策劃的對內性遠征。實際上，此次遠征並未與甘肅方面深受司馬懿恩顧的武將取得充分聯繫，因而只是輕率策劃之舉。但對蜀國而言，這是相當重大的問題。鎮守漢中的蜀將雖產生動搖，但首將王平應對得當，加之費禕軍從涪城抵達漢中，魏軍未能如願，只好退卻。蔣琬、費禕先後掌管文武實權期間，雖然二人身在涪城，但政治萬端皆在諮詢二人後才許施行，且對姜維屢次欲在甘肅地區推進經營一事進行抑制，只予以兵卒一萬。因此國家未曾動亂。但隨著費禕遭魏國降人暗殺，蜀國勢力出現轉折。
姜維是渭水上游天水郡（甘肅鞏昌府優羌）人。原本渭水、漢水以及洮水上游地區為羌族雜居之地，姜維深得羌人之信任，故利用其勢力，經營甘肅一帶，以謀取中原作為夙志。費禕死後，姜維承襲其後，終於得以依照此意圖制訂全盤計劃，自然從消極政策轉向積極政策。舉其中一例，諸葛亮之後，對魏防禦的根本在於漢中，以之為中心，西營漢城（漢中府沔縣），東營樂城（漢中府城固縣），漢水上游平野地區則廣布軍事據點，密切相互聯繫。曹爽曾橫跨秦嶺駱谷入侵，但蜀軍在漢中北部興勢山成功阻敵。後姜維改變計劃，撤消軍事據點，專守漢、樂二城，放任敵軍自由進入平原。他認為，縱使敵軍占據平原地帶，只要諸城守備堅固，敵軍便無法永久屯駐。待其疲乏之時，再率上游關頭城重兵即可一舉滅敵。魏蜀邊界大抵為西傾、秦嶺山脈，魏國在狄道、隴西（甘肅鞏昌府）、南安（鞏昌府東）、祁山（甘肅秦州禮縣）布設重兵嚴防。姜維唯獨視狄道為攻擊目標，將大軍集中於西方，漢中守備自然疏略。
魏嘉平五年（253年），費禕去世。前一年，吳主孫權去世。吳國方面，諸葛恪統攬軍政大權，改變吳國方針，一心熱衷北伐計劃，於是邀請姜維，東西呼應舉事。姜維極力北伐即始於此。之後，姜維連年施行此計劃，一度在洮水流域取得良好戰績。但好景不長，姜維不久即為魏國鄧艾大軍所破，蜀人無不嗟嘆其出兵無謀。學者譙周更作《仇國論》，力陳時勢，論說北伐之非。此事之後，姜維在內政上勢力日漸失墜，最終軍事與政治分為兩途。但蜀國後主劉禪是有名的暗愚君主，宦官黃皓開始弄權。吳國來使如此描述蜀國內政：
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魏國方面，司馬懿誅滅曹爽一黨之時，夏侯玄的叔父夏侯霸向蜀投降。姜維問魏國是否有南伐之意，夏侯霸答道：司馬氏忙於營立門戶，無伐蜀之意。但有一人鍾會，若其得志，必將伐蜀。此言應是魏國有權有勢者的普遍觀察。如前節所述，司馬氏一心擴張家門權勢，但若以為其做法不得人心，則是非常大的誤解。吳人張悌曾將魏國曹氏與司馬氏進行對比，評論如下：
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計立矣。
此處雖用「奸計立矣」一詞對司馬氏進行道德批判，但顯而易見，司馬氏憑藉寬柔政術安定彼時民心。司馬師平定諸葛誕之後進行善後處置，安撫其黨類，即便是與司馬氏對立者之子孫，只要乞降，就既往不咎，還予以重用。史學家習鑿齒極為讚賞其文德，說：「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我們若不用儒家原心誅罪之法，而是具體考察史事本身，可知司馬氏的治法足以使天下歸心。
司馬氏政術梗概如上，以下為其經營之跡。司馬懿平定遼東，確實將東北歸於其勢力之下。而其經營淮南的方法同樣不可忽視。《晉書·宣帝紀》記載，正始三年（242年），司馬懿「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翌年，「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於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參照《魏書》，提倡該政策之人為鄧艾，他擔憂河南東部陳、項地區（陳為今河南陳州府淮寧，項為今安徽潁州府太和）至壽春城之間良田稀少，認為應開渠以盡地利、盈軍實，同時軍事上通漕運之道，更並行屯田之策，打牢經營南方的堅實地基。屯田策原本是曹操在河南中部施行的政策，開渠通漕運在此之前也見於多處，例如賈逵早前已將其作為對吳政策之一實行過。但大範圍詳密施行該策為司馬懿採納鄧艾提議之後。淮水南北地區，如此一來盡歸司馬氏之統治，後在壽春反抗司馬氏的諸葛誕等人主要依仗吳國人擔當軍隊中樞。
這樣一來，司馬氏內以寬厚之政，得民心歸向，在外統一軍權，確定勢力範圍，北部中國基本成統一之勢。因此，司馬昭依據此勢，見蜀政不振，認為討滅蜀國的大好時機已到。恰逢鍾會推進征蜀之計，司馬昭於是決意討蜀。
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令鍾會率左翼軍，自關中進攻漢中，諸葛緒率中軍從祁山進發，鎮撫甘肅的鄧艾統領右翼軍從狄道進發，另派廷尉衛瓘持節監視諸軍。此時，蜀國姜維率幾乎全部精銳之師與鄧艾之軍對戰，漢中守備極其空虛。鍾會乘機一舉攻陷漢中。姜維只好借劍閣之險，阻止北軍入蜀，同時將大軍調往東方。從西部進軍的名將鄧艾未放過此機會，從陰平（甘肅階州府文縣）取近道直出蜀國綿竹。該行動實為大膽冒險，《魏書》如此記載：
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蜀國大軍為防禦鍾會，集結於劍閣，不料鄧艾出其不意發起襲擊，只好緊急商議防禦之策，但其策未立。且蜀都輿論不主張決戰，蜀國後主更親自前往鄧艾軍門求降。其時，通過鄧艾呈與魏國的降書為譙周所作（一說為郤正所作）。降書內敘述了蜀偏安一方的理由，以及當今魏運隆盛，順依天命不得不降的理由。鄧艾書面回覆說：黃河流經之地，是帝王的居所，這是天之定數，違逆它的無不傾覆。蜀國就此滅亡，其時為263年。
此前，魏國中軍將領諸葛緒因貽誤戰機而遭免職，鍾會接手統其軍眾，但未能打敗姜維軍隊，對峙劍閣之時，蜀國已亡。姜維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遂向鍾會投降。據當時記載，姜維計劃先向鍾會投降，煽動其討伐鄧艾，取回蜀都，爾後再斬鍾會，令蜀東山再起。實際上，此時鐘會與鄧艾之間確實存在巨大的嫌隙。為此，鄧艾因落得謀反之口實遭免職，最後被殺。平定蜀國後，鄧艾以為應趁機討平吳國，為此大力收攬蜀國人心，他又獨斷處置。監軍衛瓘警告鄧艾此舉已超出命令範圍，但鄧不聽。此事為鍾會一派提供可乘之機，鍾會報告司馬昭，鄧艾終遭免職厄運。當時，司馬昭致信鍾會，稱自己將率十萬大軍前往長安，並令心腹賈充率大軍進入漢中。表面上稱是為了防備鄧艾謀反，但實際上處置鄧艾一人，鍾會大軍完全綽綽有餘。顯然此舉完全是因為鄧艾失勢後司馬昭對鍾會的態度存疑而採取的措施。
根據當時史料，鍾會一開始便有謀反之志，近於小說的種種故事流傳下來。總之，司馬昭從不充分信賴鍾會、鄧艾等計略之士。史家記載司馬昭曾說：「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此話雖與曹操「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緩急程度不同，但其意幾乎無異，司馬懿也曾有過此類言論。相同之語例足見三國以來北中國支配者的心理。當時已握征蜀軍大權，且統轄姜維部下蜀軍降卒的鐘會可能容易誤入險途。果然，鍾會與姜維過於親密，為此魏軍對於新附的蜀軍抱有極強的猜疑之心，最終嫌隙引發叛亂，鍾會、姜維雙雙死於亂軍之中，監軍衛瓘進行善後整治。如此，蜀國在司馬氏治下秩序得以維持。
司馬昭因討平蜀國之功，受封晉王，翌年病逝，長子司馬炎繼承父親位權。此時，吳國南邊交趾地區叛吳，與魏通使。又吳臣之中多人暗中請求歸附於魏，討平吳之機會已到，輿論亦偏向伐吳，司馬氏為修飾帝業，炫示文德，對吳示以恩信相臨的態度，又對內廢屯田，昭示和平意向，出拔擢賢能之令。按照《晉書》之記述，此時，晉德已洽，四海歸心。魏帝曹奐遂讓位於司馬炎。魏亡，西晉立。其時晉泰始元年（265年）。
晉朝新立，司馬炎即廢除魏之苛政，建立全新之治，恢復五等爵，行封建制，諸王得以在領國選任長吏，廢除前朝禁錮宗室之制度，且取消諸將征戍或長吏仕於州郡時向朝廷送納質任的習慣，外在已顯和平統一之治世風貌。此前，吳國國內一片混亂，距離滅亡僅是時日問題。
252年，吳國大帝孫權病死。陳壽評論其為人時，先讚賞其英雄之姿，但隨即急轉直下：「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若要求證事實，其獨斷專行在229年由武昌遷都建業後不時出現。及至老年，禍起宮闈之內，溺於所愛，不聽群議，終於打破國家體統。孫氏嫡長孫登早逝，其後定孫和為太子。然其弟魯王孫霸之母深得孫權寵愛，欲讓孫霸取代孫和，引發蕭牆之禍。想當初，孫和之母亦得孫權寵溺，孫和定為太子之時，還令彼時名流擔教導太子之任，孫和亦修習文德，得時流之譽。但孫霸之母得寵後，孫權喜愛孫霸，令其與太子居於同宮，禮秩亦與太子相同。群臣認為此舉將擾亂統制，孫權於是令孫霸居於別宮，但卻未戒飭孫霸，因此反而加深兄弟之間嫌隙，群臣亦分為兩派相爭。大眾輿論皆聲援太子和，當時名臣陸遜等人也屢次規勸孫權，孫權反而壓制甚至誅戮太子的支持派，陸遜為此憤恚而卒。之後，孫霸一黨愈加露骨地排擠太子，孫權大怒，殺孫霸，孫霸之黨被誅殺牽連者甚多，又廢黜太子，令末子孫亮取代之。參與該計劃的當權者有孫權族孫孫峻。其曾祖父孫靜在孫氏一族中因重學問且禮遇學者而享有盛譽。孫峻自身無此名望。因此，擁立孤弱且尚無羽翼的孫亮，孫峻還是分量太輕。當時，取代陸遜鎮守武昌之人為諸葛恪，頗為時人所器重。孫權病重之時，主要令諸葛恪輔佐幼主。孫權死後，諸葛恪獨裁萬事，初期他開誠布公，廢隱秘監察之政，免除諸稅，重結民心，對內抑制諸王權力，借陳壽之言，其做法與魏國鄧艾有相似之處，存有三國前期人物的風貌。在吳帝代立時，魏國趁此機會南征，諸葛恪於合肥抵禦魏軍，大勝。前節所述毌丘儉起兵反抗司馬師，源頭實為此次大敗。但對於吳國而言，此次大勝則是諸葛恪轉為對魏積極方針的契機，他與遠在蜀國的姜維聯手，推進北伐計劃。諸葛恪由於太過銳意進取，對外錯誤估計司馬氏勢力，對內則與吳國實情相疏離，借用鄧艾之言，此時吳國的名宗大族各有部曲，蓄兵杖，單憑一紙軍令已難以調動，因此，輿論亦頗為反對北伐。其結果，北伐為魏軍所阻，不久即無奈退兵，對諸葛恪的批評聲不斷高漲。尤其諸葛恪在外期間還置換朝廷內部職官，種種不滿終於令孫峻起了殺諸葛恪之心。魏嘉平五年（253年），孫峻讓吳王召諸葛恪入宮赴宴，入殿之後即將其殺害，自己取得軍政實權。孫峻在百官之中本無聲望可言，現妄居高位，為了保其威嚴，於是迫害諸王，吳國政治陷入混亂。
孫峻死後，同族孫綝繼承其位。孫峻執政以來，魏國淮南將士對司馬氏的反感日漸高漲，多人在壽春舉事，並向吳求援，孫峻雖答應，但未採取任何行動，自然無功。孫綝取代孫峻後，對企圖反抗司馬氏的諸葛誕施以援手，不料痛失多名名將，孫綝因此遭到猛烈抨擊。恰逢天子已達盛年，躬親政務，對孫綝的做法多有不滿，於是策劃誅滅孫綝，不料反遭孫綝廢黜。按照慣例，孫綝借群臣之名宣布天子孫亮的惡德，稱「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江南為水鄉之地，如此描述別有一番趣味，同時也為後世南朝之歷史提供先例。
孫亮被廢後，孫休立。孫休為孫亮之兄。即位之初，孫綝以擁立之功，極盡專橫，一門五侯，為吳開國以來所未有。孫休不滿其所為，於是暗地令心腹張布、濮陽興共商計策誅滅孫綝。《世說》注引《條列吳事》評論孫休「在外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尤得好學之美名。但宮內之事主要交與張布，外政則委以濮陽興，自己則終日埋頭於典籍之中，無心朝野綱紀。其在位時發生災異，《晉書》認為全因政治不當所致。交趾地區反叛吳國統治而與司馬氏相通，亦發生於孫休晚年。據《吳書》記載，其時總督交趾的孫諝（《華陽國志》「諝」作「靖」雲）選送手工工人千餘人至建業。爾後又來一名察戰，當地民眾恐其又為征人而來，於是奮起反抗。所謂察戰乃是朝廷直接派遣之使者，吳國一般委用宦官（參照《三國志旁證》）。孫諝為反叛者所殺。彼時，司馬昭剛剛平定蜀國，諸將之間征吳之議甚為高漲。吳正處於內憂外患之時，孫休病逝，廢太子孫和之子孫皓被擁立為帝。
據記載，新立的孫皓才思敏捷，但十分放縱，實為一名敗德少年。此類天子在後來南朝歷史上屢出不絕，孫皓可謂模板。其要點如下：孫皓即位之初，司馬昭曾派使者送來勸降書一封。吳國對此未採取明確拒絕態度，而是用穩當辭令予以回應。大概是因為司馬氏集團也無立刻用兵之想法，此種關係可維繫國交。然而，北方再度派來一名國使，大肆宣揚北方優長，孫皓怒而殺之。其後，司馬昭死，司馬炎立，受魏禪立晉。當時吳國不聽名臣陸凱之意見，妄圖北伐，最終斷絕魏吳通好關係。其後，孫皓率大軍由建業城西進。據《江表傳》記載，孫皓當時信奉術者圖讖之說才欲實施北伐，豈料途中遭遇大雪，道路堵塞，兵士百人牽推一車。此時，天子與其母、其妃同在車上，當此苦役之兵士，多有凍死者。正因如此，軍中有傳言稱，若遇敵軍則倒戈投降。孫皓聽聞後引兵折返。此記述虛構痕跡較重，因此《吳書》未收錄，但由此可見，孫皓與北方斷絕通好關係時並無確定方針。
孫皓行為古怪還有一例，即短暫遷都武昌。這據說是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闡上書的建議，遷都理由不明，可能與北伐計劃有關。為此，下游江浙地區的百姓不得不溯流供給武昌，十分痛苦。於是，陸凱引用民謠「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奉勸天子返回民心所歸的建業。孫皓聽從其意見，不久即返回建業，但同時興建昭明宮，為此還令地方太守以下的官吏到山中監督伐木，並讓原本負責江防的兵士從事苦役。軍備因此鬆弛，詳見賀邵與華覈表文。直接導致民心叛離的是義兵的設置與宮女的徵發。所謂義兵，就是將民兵編入兵籍，用國費養之。被徵兵的家族飽嘗一家離散之苦，費用負擔者則在困憊之餘，賣子交租（《陸凱傳》）。宮女徵發方面，朝廷派遣使者巡走各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陸凱傳》）。陸凱還歷數孫皓二十過。綜合觀察，當時吳國多位名流直言上諫孫皓。可能孫皓只用左右近侍之言，獨斷專行，全然不顧名流之輿論，才被鮮明地記錄為敗德少年。
《江表傳》記載，會稽（浙江紹興府）與湘東（湖南衛陽府）兩地太守因反抗孫皓虐政，被用刀環撞殺，又有人因暴亂被處以車裂之刑。《吳書》記載，孫皓將急流引入宮中，若有不合意的宮女，則殺之拋入水中。或剝人皮，挖人眼。裴松之注釋認為該類記述全不可信。先不論此類記述是否屬實，全體吳國名流已放棄孫皓卻是事實。若北方出兵，則吳國滅亡幾乎指日可待。
如前所述，鄧艾心念伐吳，言稱吳國大族各自擁兵，不服中央命令。該情況早在孫權時代即已萌生，所謂吳國四姓，即朱、陸、顧、張，在吳國的勢力非常強盛。《朱治傳》中有云：
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
《世說·規箴》篇中記載，孫皓問丞相陸凱，其同族在朝中有幾人。陸凱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注引《吳錄》道，陸凱屢次直諫孫皓，之所以免遭屠戮，全因孫皓懼怕陸氏宗族強盛。總之，吳國得以維持命脈，多賴陸氏正宗陸抗。
當時西晉主要推進南征計劃之人為名臣羊祜。此人深得晉武帝親信，曾向武帝建議，若欲滅吳，必先在上游蜀地訓練強大的水軍。他還舉薦名將王濬當此經營重任。其時恰逢吳國西陵督步闡謀反降晉。羊祜欲趁機完全將西陵收入手中，但為計劃綿密的陸抗所阻而未能成功。於是，羊祜一心等待王濬水軍治成之日，自己則身居湖北，整理荒地，向吳人施以恩信，以德義綏撫敵人。與之相對，陸抗亦以德相應，嚴禁吳人侵入晉境，雙方各守邊界，陸抗向羊祜送酒，羊祜則以藥相贈，邊境竟然相安無事。然而，及至陸抗身歿，南征之期已到，羊祜舉薦杜預取代自己，自身回朝勸說武帝南征。
西晉王室心腹諸大臣長期習慣司馬氏歷代寬柔之政，多反對南征之計。羊祜回朝後，尋求同心之人，覓得中書令張華，於是將心意詳細告知張華，並鼓動張華奉勸武帝。他也許是擔心孫皓死而吳國另立君主，伐吳之機一去不復返。當時，杜預在襄陽繕甲治兵，奇襲吳國西陵，奪得大勝。西陵督張政為此被免職。張政是吳國名將，其被免職對晉而言，乃是南伐良機。杜預上表請求出兵。其上表送達武帝之手時，武帝正與張華下棋。張華十分贊同，武帝於是下定決心南征。
晉咸寧五年（279年），討吳之師出發。晉軍總數二十萬，兵分多路。中堅力量為從四川東下的王濬軍，由湖北襄陽出發、欲屠江陵的杜預軍，以及由安徽壽春城出和州直奔建業的王渾軍。此三軍主帥中，王濬官階最下。因此，晉最初計劃為王濬軍抵達建平（四川東境夔州府巫山縣）之前可獨立行動，入湖北境，則接受杜預的命令；入下游江西境，則接受王渾的命令。但杜預主動向武帝上表，乞望武帝允許王濬自由發揮才能。王濬聞之，大喜，率領經營已久的蜀地水軍，四處破敵，取武昌後率大軍沿江東下。其時，建業欲向長江對岸的王渾軍發起一擊，令張悌率精銳橫渡長江，不料大敗，建業兵力遽然空虛。王渾部將建議趁機攻奪建業，但王渾認為此舉已超出朝廷的命令，猶豫之間，王濬軍攻陷建業西北要塞石頭城。於是，孫皓奉上降表，王濬先行抵達建業城，接受其投降。據《江表傳》記載，孫皓將敗之時曾致信其舅，淡然承認吳國滅亡全因他一人敗德。還致信群臣，勸大家在晉統一之下各自致效。其時太康元年（280年）五月。
西晉衰亡（一）
晉討平吳國，完成了天下統一的大業，但就伐吳之事，晉內部曾出現強力的反對者，輿論並非一致。反對者之首為晉開國功臣賈充。當時，賈氏一派身居朝廷要職，武帝司馬炎欲令賈充任征吳軍總帥，以示國論一致。賈充拒絕任命，武帝說道：「君不行，吾便自出。」賈充無奈之下只好接受，入駐襄陽。雖然將軍王濬已攻陷武昌，但賈充仍持非戰論，赴宮中上陳其說，請求處死朝臣中唯一主戰論者張華。武帝回答，主戰計劃乃是其本人所立，張華僅是同意其說而已，從而將賈充駁回。其間，王濬軍迅速攻破建業。從安徽對岸進攻吳國的王渾與賈充同屬一派。王渾在和州地區按兵不動之時，王濬攻陷建業。王渾對此非常不滿，因為王濬擅自行動，並未按原計劃聽其指揮。為此，王渾訴陳王濬之罪。王濬差點被檻車征還，重蹈討平蜀國的鄧艾覆轍。幸虧王濬陳辯，加上武帝睿慮，才得以平安無事。南征功臣照例被封以重賞，當然，反對論首領賈充亦在受賞名單之中。其後，賈充一派舊臣依然獨攬朝廷大權，名臣杜預身在江陵，但常常重賄賈充，勉強保住其地位；張華則被疏遠，鎮守幽州；王濬優遊自得，不關心世事，以求保身。從石崇的上書中顯然可見，南征功臣全部身居不遇之境。
一般認為，晉施寬政而得民心。《晉略》作者周濟評論說：「晉之代魏也，忌才而不忌德，……是故夷才以靖禍，貴德以示寬大。」西晉開國之初，魏朝遺老中享受特殊禮遇者有鄭沖、王祥、何曾、荀等人。他們在事務之外，作為社會風氣維持者，常受王者景仰。例如，《鄭沖傳》中描述其「以儒雅為德，蒞職無干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對於何曾、荀，傅玄曾大加讚賞：「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王祥的孝行故事，天下聞名已久。總之，上述人士皆為清議的維持者。所謂清議，即為維持社會、家族道德而開展討論的形式，主要以家族道德形式為主，偶爾也廣泛論及社會道德形式。例如，賈充曾設宴招待群臣，庾純最遲到場。賈充譏笑之：「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暗指庾純先祖做過兵頭，即當時伍長一職。庾純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這是指賈充先祖曾任管理市場的小吏即市魁一職。為此賈、庾二人之間爆發激烈口角。庾純因而欲辭去官職，賈充亦請求卸去職務。此為朝臣的問題，何曾、荀等人偏袒賈充，於是免去庾純官職。理由是：庾純的行為，對禮、律都沒有違背，但其不願行至孝之道，而犯常人過失，應付清議。即清議作用於禮、律範圍之外，甚至可免高官官職。總而言之，先朝以來的高官子孫，憑藉司馬氏之寬政得其位，其發起之輿論可使萬事運轉，故當時朝臣多持南征反對論，實為彼時時勢風氣所致。如前節所述，吳國大宗強族較多，孫皓因傷害其感情導致亡國。今觀晉政，該點完全與吳相同。風氣之蔓延，大概不會受限於由長江劃出的南北界限。以先朝遺老為首的晉朝廷中，各種制度自然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吳滅亡當年，武帝下詔撤去天下州郡之兵，大郡設武吏百人，小郡設五十人，企圖一掃漢末以來地方刺史手握兵民兩權之弊害，恢復至漢朝全盛期的模樣。交州牧陶璜評論，南邊之地事實上不可貫徹詔意；僕射山濤亦力陳不可撤去州郡武備。其論未傳至今日。武帝稱之為天下名言，卻未採納。惠帝永寧之後，盜賊群起，但州郡未設武備，而無力擒制，遂天下大亂。此前後關係可見於《資治通鑑》。《晉書·武帝紀》卻未收錄撤兵之詔，難道《晉書》作者對此事不夠重視？《杜預傳》記載，其討平吳國後，在江陵銳意開發地力，並傾注心力於兵備。這明顯與詔意相矛盾。大概詔書所云屬一般形式之事，未曾期待徹底執行，且消極而言，中央高官可憑此控制地方疆臣，雖有此妙用，但一旦混亂發生，反而難以收拾，誠如《資治通鑑》所記（《通鑑》基於《晉書·山濤傳》）。至於地方官如何拘泥表面形式，可以王沈之做法為例。如前所述，其背叛魏高貴鄉公，密告賈充，終使天子死於非命，為此受朝臣非議，外出任豫州（治在河南許州）刺史。至豫州之後，頒布教令，陳長吏得失者賞穀物五百斛，言刺史寬猛者賞穀物千斛。其手下主薄認為教令完全無理，尤其設賞令民訴陳長吏之得失，甚為有害，「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王沈認為，設賞令民面陳刺史（即自己）施政之寬猛乃是恩威並舉的做法，但遭到主薄強烈反對後，最終撤回。可見當時為政者的心理為：為得民譽，縱使濫賞亦在所不惜。
賈充帶頭反對討吳之策可代表朝臣普遍觀點。其理由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即懼怕日漸強盛的蠻族勢力。《晉略》記載了當時的蠻族情況：遼水東西皆鮮卑，山西北部至黃河、汾水為匈奴，陝西北邊至甘肅一帶則胡人、鮮卑、氐羌族皆守塞雜居。討吳論興起之時，甘肅一帶晉軍屢為羌族所苦。羊祜為了說服朝臣，力陳吳若滅亡，則胡人自然平定。此言之意不甚明晰，平吳之後，郭欽倡導實邊論，提議趁兵威雄振之時，充實邊備。時議雖存此一派，但輿論隨著時勢而朝形式和平論傾斜，此為不爭的事實。
唐太宗評論武帝司馬炎「心屢移於眾口，事不定於己圖」。從重視輿論、廣聞眾議的角度而言，反而可見武帝充分發揮晉政的特長。當時，朝臣之間盛行奢侈之風，武帝對此甚是反感，擬用質樸之風進行匡正。但被世人景仰的清望首領何曾自身也以生活奢侈而聞名於世。何曾受邀參加朝廷饗宴，竟不吃太常官所做的食物。據說，其食費一日萬錢。正因如此，武帝放棄了獎勵質樸風氣的意志。於是，奢侈之風漸盛，石崇作為代表人物而載入史冊，其傳有云：
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曜日。
奢侈之風常伴淫虐之風。《世說·汰侈》篇記載，石崇設宴必使客醉，若有客不醉，則斬殺行酒之美人，且面不改色。其注稱，王敦便曾遭遇此事。總之，此為當時權勢之家常有之事，亦常為百姓口中話柄。吝嗇之風則與此完全相反。相傳，王戎手拿籌策徹夜核算賬目。其家中有眾多品種優良的李子，賣之可得利益。為防止他人竊其李子之種，王戎還鑽取李子的果核。這個故事非常有名。由此可見金錢力量之大。南陽魯褒《錢神論》中有如下表述：
（錢）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始終。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
東漢王符痛斥當時洛陽權貴吝嗇之風，稱其為妻妾犬馬豪擲百金，卻不為他人付出一錢。言語之中猶有憤激之情。而魯褒此文徹頭徹尾充滿嘲笑與諷刺，甚至對流行的吝嗇風氣顯示出些許興趣。
如前所述，晉武帝未能貫徹樸素意志，抑制奢侈之風，反而陷入朝臣夸炫財寶的旋渦之中。平吳之後，吳國宮廷的財寶美人大量流入晉廷，據傳武帝自身沉溺於淫蕩生活，耽於享樂，為之傷身以至早逝。《胡貴嬪傳》中記載其事如下：
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武帝常倦怠於政術，外戚專橫之端愈加顯著，朝臣樹黨爭權之風在其晚年萌發。
武帝所立太子為惠帝司馬衷。其在太子之位時，便以愚鈍著稱，坊間認為其非繼承晉國大統之才，但毫無疑問他又是正統王位繼承者，因而對於太子朝臣之間存有種種意見。賈充一派極力擁護太子，因賈充之女乃是太子妃。武帝有弟名為司馬攸。此人深受父親司馬昭鍾愛，據傳司馬昭曾欲讓其繼承大統，其為人溫良，喜讀經書，為一般世人所歸仰。朝臣之中，認為太子愚暗而欲廢太子擁立司馬攸即位之人有之；沒有前者極端，但欲令司馬攸輔佐太子把握實權之人有之。後一派代表穩健的輿論。武帝自身本就與司馬攸交情極深。但帝之近臣，執掌內廷機要的荀勖、馮紞二人，是徹頭徹尾的賈氏黨羽。二人不欲司馬攸手握權力。武帝時期封建制度復興，朝中議論可將帝室一族封於地方強臣之間，令其相互牽制。荀勖一派遂以此為理由，向帝建議遣諸王至其封國。起初，武帝仍將司馬攸留於都內，但之後還是接受荀勖等人的建議，命司馬攸前往封國——齊。此時，平吳名將王渾等人上表力陳此事之非，以為外戚之禍將至，應將宗室重望留於都內，擔協濟之事。雖此論共鳴者人數眾多，但武帝未予採納。齊王在之國途中得病，翌年去世。據說武帝為此慟哭。宗室柱石倒塌之後，汝南王司馬亮曾短暫留居京師，但其並無聲望。太熙元年（290年），武帝病重，欲求可託付太子之人，但舊臣多數已故，或遠離內朝，無奈只好令外戚楊駿與汝南王司馬亮共同輔佐。然而，皇后楊氏趁武帝病重迷亂，排擠汝南王，令楊駿一人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司馬氏的家難，以及相關的朝臣權力爭鬥即發端於此。
身為外戚，楊駿與其兩個弟弟自武帝在世之時，就倚仗權勢為所欲為，號稱「三楊」。如今楊駿擔當輔佐大任，加之天子詔命皆通過楊太后發出，自然其意志可左右政治。他行事苛細，與輿論相背，世人以為其必敗。他的失敗，原動力其實源於惠帝之賈皇后。
賈皇后為賈充之女，武帝曾為太子求妃，有人推薦賈充之女，但武帝不中意，因為賈氏家風妒心極強，且其容貌醜陋，缺少做太子妃的資格。但武帝皇后極力推薦賈氏，近臣荀勖、馮紞二人也屬賈氏一派，武帝無奈同意。賈氏成為太子妃後，嫉妒之心顯露無遺，曾向懷有身孕之妾擲戟而殺之。武帝一度有意廢賈氏，但遭到楊氏一派阻止，大概是因為外戚多有仰仗賈黨勢力之處。而賈后身懷與其矮黑容貌遠不相符的才氣，挾惠帝排擠楊太后及楊駿，圖謀取得政權。當時，禁軍將校之中多人不滿楊駿做法，但楊駿並不知情。賈后一派暗自與不滿楊駿之人串通，欲借有人批評楊氏專橫之機，安排宗室棟樑汝南王司馬亮入朝，但被拒絕，於是轉而讓膽大無謀的楚王司馬瑋入朝，統領部分禁軍。楊駿同意了該建議，恐怕還未察覺賈黨的陰謀。楚王入朝之後不久，賈黨一派便在暮夜向帝啟奏，令帝下詔廢去楊駿。同時，派禁軍赴楊府誅殺楊駿，且以叛亂之名誅殺其三族。至於國母楊太后則令有司以惑亂社稷之名廢貶為庶人，剝奪先帝皇后的資格。這大概是賈皇后所下的指令。對於此等殘酷處置，朝中非議之聲不絕於耳，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
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取代楊駿，表面上被委以輔政大任之人為汝南王司馬亮與晉開國遺老衛瓘。衛瓘作為有德之士，享有盛名。據傳，武帝曾想封其女為太子妃。因為此層關係，衛瓘深為賈后所惡。家族間的相互排擠，加上賈黨試圖獨掌政權的陰謀，使楚王司馬瑋成為傀儡，突然興兵誅滅司馬亮以及衛瓘二人。對於兇手司馬瑋，賈后又將其誅殺。至此，天下暫歸賈黨之手。
賈后一族的賈謐，生活極度豪奢，廣交文學之士，能讀書作文，當時名流競相歌頌其德。他甄選優秀之人，稱「二十四友」。賈謐憑藉聲望成為賈黨智囊，舉薦彼時人才張華、裴頠擔當大政，以求改變天下人心。如前所述，張華在武帝時期為賈黨所忌，久居幽州，治理地方之手段卓越，深為朝臣所認可。彼時，其雖為惠帝太子司馬遹的官屬，但久為時望所歸，最終被委以大任。據其傳記記載，他盡忠彌縫補缺，雖身處主暗後虐的朝廷，仍致海內晏然。但是賈后的淫虐程度在得權之後日益增長，甚至被記載為史上少有的淫婦。其傳記中有下面一則故事：洛陽城南盜尉部有一少年小吏，容貌俊美，為部內雜役，某日忽然身著華美高貴的衣物。眾人都懷疑他偷竊財物。尉官於是責問少年。賈后的一名遠親為了得到被盜物品，專程前往傾聽少年對詞。少年答稱，某日其在街上偶遇一老婦。老婦稱，其家有一名病人，巫師告知，若能尋得家住城南的少年，便可除病消災。少年被裝至竹箱之中，約行十里之後，再過六七道門，方才打開竹箱。只見眼前瓊樓玉宇，富麗堂皇。少年驚問此為何處，老婦答曰此為天上，並以香湯洗淨其身，賜以美食與華服。之後，少年入房內，只見一婦人，年約三十五六歲，身材矮小，臉色青黑，眉後有小疵。他被此婦留下數晚，每日耽於淫樂。臨走之時，獲贈大量現在所有之物。毫無疑問，此婦即為賈后，眾人聽罷，訕笑離去，尉官亦洗清其盜竊嫌疑。據說，被賈后玩弄的少年基本無人生還，唯有此城南小吏深得賈后歡心，才得以活命。
賈后淫虐之風為世間所知。且其為了掌握政權，秘密將賈謐一族之子養於宮中，處處排擠已被定為太子的司馬遹，意圖將帝位傳與其養子。此為晉室瓦解第一步。
惠帝太子司馬遹年少之時才思敏捷，武帝特別寄予厚望。他明知惠帝愚暗，卻未廢之，其實全因信任皇太孫司馬遹。武帝最為注重司馬遹的教育，令權勢人物做其師友，豐滿羽翼。惠帝即位，其繼任太子之時，官屬皆為當時名流。但他遷至東宮後，便與勢家子弟耽於遊戲，漸疏學問。在此可舉其敗德一例。據稱，其曾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用手拎一拎即知酒肉斤兩，輕重絲毫不差。大概因為其母本是屠家女，故太子亦好之。又在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面等物而收其利。上述記載究竟包含幾成事實尚未可知，總之賈后一派在朝中朝外宣揚太子敗德。《司馬遹傳》記載，世人皆知賈后有謀害太子之心。某日，惠帝稱病，召太子進宮。太子進宮後，賈后在別室令婢女呈上醉棗，趁其酒醉之時，令其抄寫文士潘岳所作禱告神明之詞，其內容是詛咒惠帝及皇后。但其時太子因醉酒昏迷，僅執筆完成一半，於是婢女從旁協助補抄完成全文。憑此文書證據，翌日惠帝召集群臣決議賜死太子。大臣張華、裴頠質疑文書真實性，議論持續至日暮，賈后生怕情況有變，提出可免太子一死但貶為庶人，最終解決此事。太子被廢之後，被軟禁於許昌，世間皆表同情。宗室之中有人不滿賈黨專橫，甚至有人心存為太子復仇之念。孫秀利用洛陽權貴的混亂局勢，玩弄權術，引起「八王之亂」，宗室諸王相互爭鬥長達十五六年。西晉王室伴隨內鬥完全走向衰亡。
西晉衰亡（二）
如前節所述，以晉都洛陽為中心，賈氏一派逐漸排擠異己，表面上賈黨專制已然實現。但只要晉之封建制猶在，賈氏一派便無法將宗室徹底去除。晉宗室之中，欲通過與賈氏結成親善關係而得利之人亦不在少數。他們多執掌禁軍，作為武臣瓜分洛陽政權。大概因為賈黨表面裝作順應天下輿論，重用張華、裴頠等名臣，將其置於台閣首領的地位，因此所謂文臣一派還能在賈黨及宗室圈外苟延殘喘。但他們的規劃，與一般政治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彼時台閣大臣之中，王戎及從弟王衍皆為清談之士，以不理世務聞名。《王戎傳》載：
（衍）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以清談取人，推舉至朝廷。朝臣皆為不問實務的思想家，當此淫虐之朝，他們似可避免禍患。總之，當時朝臣若關心負責一般政治，反而難免遭受愚昧的譏諷。以利慾為中心的家族群體鬥爭愈發露骨激烈，無可阻止。
洛陽城中，一些家族正埋頭爭奪權力之時，地方邊境的胡族勢力逐漸壯大。關於漢胡關係，後章將詳細敘述。當時，在甘肅一帶得勢的氐、羌兩族中，氐族主帥齊萬年公然從甘肅東北挺進陝西。原本司馬氏頗為重視陝西長安，將其視為西北警備重地，還委派一名宗室在此地駐防，但在任者處置失當，以致氐帥窺視陝西腹地。宰相張華十分擔憂，他欣賞擔當京師禁衛的孟觀的才器，於是予以拔擢，令其統領宿衛之兵與陝西士卒伐氐。結果，孟觀大破齊萬年，斬殺之，陝西地區暫時得以維持原狀。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上表朝廷，希望將進擾陝西省內的氐、羌二族遷回甘肅原地。其文曰：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
但對於當時洛陽城中的權貴而言，邊境之事乃是其不願過問的瑣務。且讓我們回到彼時要事——權力爭奪，繼續敘述。
賈后一黨廢太子司馬遹後，廢除賈后的討論亦聲滿洛中。文臣領袖裴頠曾抱有此議，督統禁軍的武官也頗多贊同者。裴頠的主張因未徵得張華同意，故未被實行。禁軍將校等人與宗室趙王司馬倫相通，意欲舉事。趙王倫是宗室之中最為凡庸之人，身居長安，親任幕下孫秀，為此貽誤邊境經營，受到地方大吏的一致排斥。為此，趙王被召還京師，孫秀還差點因地方大吏的請求而被問斬，幸虧代替趙王駕臨長安的梁王彤庇護而勉強保命。孫秀隨趙王進京之後，巧妙加入賈黨，傾力提高其主趙王的地位。孫秀原是山東地方的小吏出身，《晉書》描述其子孫會的容貌「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言語極盡輕蔑。孫秀是趙王的智囊，禁軍將校企圖排擠賈氏之時，第一個將消息告知他。然而，孫秀並不希望排擠賈后而壯大太子司馬遹的勢力。他向趙王建議讓賈氏先廢太子，隨後昭告其罪，最終殺之。一如其計劃，賈氏廢掉了太子，於是孫秀讓趙王與禁軍將校及侍奉殿中的一二人串通，誘請惠帝出殿，讓他下達斬殺賈派智囊賈謐的詔書，將其斬於殿前，爾後捉拿賈后並廢之，最後全面收捕賈氏親黨。本次事件，張華以下的朝廷大臣全然不知。孫秀為讓趙王掌握實權，想方設法屠戮當時朝廷德高望重者。張華、裴頠成為第一批犧牲者。因孫秀曾向二人求位遭拒，宿怨由來已久。石崇以下的名臣多死於其毒牙之下，洛陽完全籠罩於恐怖氛圍中。一代豪富石崇為孫秀家奴逮捕時說：「奴輩利吾財爾。」奴回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石崇無言以對。
孫秀既誅名流，為保其權威，於是使趙王取得文武大權，王府置兵二萬，足以同禁軍匹敵。此外，為牽制鎮守鄴城之成都王穎、鎮守許昌之齊王冏、鎮守長安之河間王顒的勢力，在上述地區配置孫秀同黨，最終強迫惠帝讓位趙王。然而，在新天子之下得官者，都是超越正常階次胡亂任命的，甚至有奴卒都被加封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當年，選舉人才不必通過考試，天下守令皆封侯，為此無法鑄造足夠侯印，遂以白板封之，故稱「白板侯」。《晉書》記載：「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趙王倫奪得帝位之後，最先謀劃用兵討伐他的是鎮守許昌的齊王冏，其向四方發送檄文，鎮守鄴城的成都王穎、鎮守常山（直隸正定府）的長沙王乂都響應他。三王親率國兵朝洛陽進發。
其時，地方大吏大多猶豫向背。兩黨之爭，所到之處皆訴諸武力。至此，以洛陽為中心的爭鬥正式波及全國，天下亂離的徵兆已十分明顯。
趙王一派對齊王冏進行全力防備，但北方之成都王穎的軍隊在河北大勝趙王軍隊，孫秀乃知洛陽不可久留，於是開始策劃逃離。正當此時，負責禁衛的一個將校突然叛變，活捉趙王倫，逼其下詔還位於惠帝。被軟禁於金墉城（洛陽北）的惠帝再度返回洛陽，成都王、齊王共同擁兵入朝。起初態度曖昧的長安河間王顒與新野公歆此時也都入朝。諸王齊聚洛陽，各自擁兵，危險一觸即發。新野王意欲返回駐地，與齊王同乘一車拜謁皇陵，便對齊王說：成都王功勳卓著，可將其留於都內，否則應奪其兵權。另一方面，長沙王乂與成都王一起拜謁皇陵時，勸成都王穎奪取政權。聽聞此言者無不對齊王與成都王的關係感到擔憂恐懼。幸虧成都王幕下有一名謀臣盧志，勸成都王返回駐地，收攬四海人心。成都王最終聽從盧志建議，遠離了危險。
齊王冏為武帝之弟中最得人心的齊王司馬攸之子。據《晉書》記載，其人仁惠好施，頗有其父之風。但如今在洛陽手握大權，終日沉溺酒色，面對多事之時局，不施任何計策。有朝臣上書建言，但他卻沒有勇氣採納。但是針對繼承惠帝的皇太子缺位，他請求立清河王司馬覃為皇太子。其動機是預防後患——成都王穎將來可能繼承皇位。當時，世間對成都王穎的評價極高。司馬穎雖大破趙王司馬倫軍隊，功勳卓著，但將高位讓與齊王，此舉博得相當高的人望。且其為河南因戰亂而窮困潦倒的百姓開河北倉庫，施以糧食十五萬斛，並將八千戰死者入棺收葬，十分體恤民情。因此，優秀人才紛紛投奔成都王帳下，其所在的鄴城，繁榮程度甚至超過當時洛陽。與之相反，齊王司馬冏的朝臣無不戰戰兢兢。據說，吳人張翰在秋風起時，思念江南土產菰菜、蓴羹、鱸魚膾，於是辭官南歸。處士庾袞恐禍亂將起，於是攜妻子兒女逃進山中隱居。
河間王幕下有一人名叫李含。李含是當時的一名禁軍將校，身在洛陽，因與齊王冏府的將校意見不合，遂逃回長安。他自稱受惠帝密詔，勸河間王廢齊王冏，立成都王穎。河間王採納其建議，命武人張方率十萬軍兵進發洛陽，並向諸王發送檄文以廢齊王。成都王穎在外，長沙王乂在內，相互呼應。但其實河間、成都、長沙三王之間並非同心。《長沙王傳》記載，河間王希望齊王冏殺長沙王，然後以之為藉口殺齊王；另外成都王還令刺客行刺長沙王。內爭愈加險惡。
長沙王乂為諸王之中最為勇敢決絕之人，洛陽城內的軍將皆對其心服，以至於齊王動念殺之。長沙王於是親自率兵闖入宮廷，斬殺齊王，夷滅其一族。此時，洛陽軍權事實上已盡歸長沙王掌控，但凡是政治上的大事，長沙王每回必遣使至鄴城徵詢成都王的意見。大概因長沙王、成都王皆為武帝之子，皆存協力輔佐王室的誠意。但彼時分屬長安、鄴城、洛陽三個中心的群臣，相互間的利害關係極為複雜，尤其河間王顒的謀臣李含遭長沙王一派所害，遂與長沙王勢不兩立，並欲再次舉兵誅殺長沙王。成都王對此事的態度為天下所關注，謀臣盧志等人建議守鄴自重，但成都王被河間王所打動，遂加入征伐長沙王的隊伍。河間王帳下武將張方已越過函谷關，直逼洛陽。成都王親自出師至朝歌（河南省衛輝府淇縣），先鋒由吳人陸機統領。然而，陸機戰敗，張方失利。朝廷欲趁機令長沙王與成都王和解，長沙王更親自寫信給成都王，期望達成合作，但成都王要求極為苛刻，長沙王苦心化為泡影。此時，河間王帳下將領張方掘開環繞洛陽城的千金堨，城中民不聊生。千金堨為魏時利用流經洛陽東的谷水而建成的運河，當時洛陽城中舂米的水碓遍布兩岸，貴族還以水碓謀利。現如今千金堨決潰，朝廷於是徵用王公大臣之奴婢以手工舂米供給軍糧。另外，為補充匱乏的兵力，除了一品官員以下免徵力役者，男子十三歲以上全部服役，奴隸也免去奴籍從軍。洛陽與外部之通商徹底斷絕，以至一石米要價萬錢，天子之命令不出洛陽城。
長沙王司馬乂雖面臨如此重重困難，卻屢破成都王之軍，且對惠帝一心一意態度恭順，城中無離心者。但常釀禍亂的禁衛及大將軍府之中的將校，有厭倦戰爭者秘密擁立東海王司馬越，幽禁長沙王。至此，洛陽城大亂，東海王司馬越遂引入張方軍隊，殺死長沙王。
長沙王被殺後，成都王入都，把兵士授與部將，令其鎮撫洛陽，自己則返回鄴城總攬萬事。成都王起初聲望頗高，但歷史上稱其貌美而神昏，手握大權之後，缺點徹底暴露。因此，身在洛陽的東海王司馬越逐漸掌事，並將成都王的部將驅逐出城，奉天子進擊鄴城。但此舉終歸功虧一簣，司馬越敗走洛陽，逃至東海（山東省沂州府郯城縣），成都王迎天子至鄴城，一度定帝都於鄴。
諸王互相爭鬥之時，幽州刺史王浚一直態度曖昧。但如今成都王勢力強盛，其深感壓迫，於是與幽州邊境的烏丸結盟，並與東海王司馬越之弟東嬴公司馬騰（時為并州刺史）聯手。東嬴公司馬騰亦藉助陝西邊外的鮮卑族力量，意欲討伐成都王。成都王聽聞消息後，與山西境內之匈奴族結盟。蠻族勢力被用於中央政治鬥爭即始於此。王浚、司馬騰軍逼近鄴城，匈奴酋長劉淵稱願為成都王拒退敵軍，但成都王懼怕烏丸鮮卑的勢力，於是放棄鄴城逃至洛陽。鄴城此後被王浚部兵及蠻族大肆掠奪。
成都王與天子共還洛陽之時，已無最初的威權。當時，張方還在洛陽，但洛陽城內已被張方軍隊掠奪殆盡，因此成都王與天子也無久留洛陽之意。在眾人勸說之下，張方欲同天子及成都王共赴長安。天子與朝臣無力拒絕，甚至天子還親赴張方之壘，完全聽其安排。於是，張方為天子備車，載走部分宮人寶物，其餘則交由軍人處置。「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以來之積，掃地無遺矣。」據說，張方還焚毀宮殿宗廟，斷絕天子及群臣的顧返之心。
起初逃回封國東海的司馬越被其兄弟，山東、直隸地區的同族刺史，以及幽州刺史王浚等人擁立，以迎回惠帝至舊都洛陽為名，舉兵討伐河間王。此時，長安的張方等人太過專橫，河間王聲望掃地，甚至已無力控制陝西一帶。不久洛陽即落入東海王之手。河間王斬張方，欲與東海王媾和，但未達成目的，及至敵軍逼近長安，河間王逃至長安南部的太白山中。東海王奉帝返回洛陽。其後河間王司馬顒、成都王司馬穎皆被東海王黨羽所誅滅，不久惠帝亦病死。河間王所擁立的太子司馬熾（懷帝）繼位，東海王獨攬政權，但當時天下已是四分五裂的狀態，帝都洛陽幾同廢墟。現調轉筆頭略述地方亂離的情況。
如前所述，賈氏專制之時，甘肅氐族齊萬年常侵擾甘肅陝西一帶。而該地區除遭受氐族騷擾之外，還連年饑荒，地方流民為求得食物，成群南下。渭水上游，現甘肅省秦安縣地區（當時被稱作略陽縣），氐族的一個部落——部之酋長李氏自三國以來便定居於此。當時酋長李特護送北方流民抵達漢中，並上書朝廷希望准允流民定居四川這一沃野。朝廷沒有同意，但當時的漢中大吏貪受賄賂，答應李特的要求。於是，李特得以越過劍閣之險，沿嘉陵江出保寧大平原。李特見山川悠闊，長嘆一聲：「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其所率賨部之人以及北方流民入蜀之後，與當地土著發生激烈衝突。之前晉廷有人主張徙戎，如今蜀地也有人主張將賨人驅逐出境。然而，當時身在成都的益州刺史趙廞原本與賈氏有姻戚關係，賈氏敗亡後有意自立於成都，於是利用李特的兵力。爾後，趙廞兵敗被殺，晉朝廷任命新刺史羅尚前來成都，當時蜀地多股勢力糾纏交錯，與混亂不堪的中原幾乎如出一轍。蜀人也普遍想要驅逐新來之流民，但沒有統一的力量強制進行，因此，流民反而愈加服從賨部李氏，其團結力之強，以刺史之權威也無可奈何。因此，李氏勢力逐漸被蜀人所認同，又因李氏只征蜀人之馬，而不掠奪他物，因此蜀人開始對李氏抱有好感。後李特遭羅尚襲殺，其子李雄將羅尚逐出成都，並被蜀人擁立為帝，國號大成。自此，蜀地遂被李氏統治。其時晉光熙元年（306年），恰是惠帝去世之年。
李特護送甘陝流民南下之際，「義陽（河南省南陽府桐柏縣）蠻」張昌偷偷逃至湖北，在途中奪取官軍幢麾，招募土民，自稱台遣，即中央政府派遣之官吏，藉此掩人耳目。此時朝廷下達壬午詔書，命荊州即湖北地區發兵入川鎮壓李氏之亂。但平民不願遠戍，當局強壓之下，往往聚眾掠奪。另外，此時湖北地區一帶適逢少有的豐收之年，北方流民就食者達數千口。張昌於是趁機巧造謠言稱「當有聖人，出為民主」（據《通鑑》），將諸多流民及逃避戍役者招至麾下，攻掠郡縣，後擁立一位名叫沈丘的縣吏，稱其為聖人，更名為劉尼，宣傳他是大漢子孫，命當為天子，自封宰相。之後，在石岩之中造宮殿，岩上以竹編鳥，以五彩飾之，旁側供以肉品。群鳥齊聚之時，詐稱「鳳皇降」。張昌憑此計得以巧妙收攬江夏地區的民心。「眾至三萬，著絳帽，以馬尾作髯。」（《通鑑》及《胡注》）張昌組織了一支奇怪軍隊，從湖北突入湖南，又令部下石冰出擊安徽、江蘇北部地區。石冰肆意劫掠之後，又突入江蘇省揚州。當時身在壽春城，在都督劉准之下負責南北漕運的陳敏，率漕運軍大破石冰之軍，因此受到東海王司馬越的重用，但他在安徽和州自立，並肆意擄掠江南。
據以上概說可知，東海王司馬越掌權期間，長江流域皆在動亂之中。後張昌被名將劉弘討滅，但山簡接替劉弘後，北方宛地（河南南陽）爆發王如之亂，湖南零陵爆發杜弢之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曾停息。而給西晉最後一擊者仍是北方少數民族。
匈奴酋長劉淵起先在山西為成都王司馬穎抗擊以鮮卑、烏丸為主體的王浚、司馬騰軍隊，在成都王敗死之後，改變計劃，自立於離石的左國城（山西汾州府永寧縣），建立漢國。據說他想繼漢室劉氏大統，統轄北方蠻族，進而君臨晉人。其時永興元年（304年）（《通鑑》紀），剛好是張方擁帝入長安之年。之後，劉淵破司馬騰，將其逐出并州，並將羯族石勒以及在其他中原地區釀成騷亂的王彌、劉靈等人招致帳下，派兵南下取河南鄴城，又令石勒攻掠山東地區。如此一來，劉淵勢力縱橫於河南山東之間。東海王司馬越遂著戎服拜見懷帝，請求親自率軍討平蠻族，蒙允後親率洛陽悉數名將勁卒，經營於項縣，結果洛陽宮省中毫無守衛，饑荒日益嚴重，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然在府寺營署周邊掘塹自守。此時一位名叫周馥之人上表建議從洛陽遷都壽春。其文一節如下：
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
可知僅東南地區尚有幾分平靜。東海王見此表後勃然大怒，因周馥沒有通過他而直接上表。當時，懷帝與東海王之間感情疏遠，而東海王身在項縣，征伐胡族無計可施，又無法鎮壓洛陽城內的反對黨，憂憤成疾，於永嘉五年（311年）逝世。洛陽無人可取代東海王，時望王衍等人慾藉故奉東海王靈柩返回東海而逃避責任。途中為石勒軍襲擊，十餘萬將士多數被俘虜或虐殺。此時，劉淵已死，其子劉聰取而代之並令其部將大舉進攻洛陽。當時洛陽城中興起遷都之議，正忙於準備，因此幾乎未作任何抵抗便已淪陷，惠帝皇后羊氏被劉淵族子劉曜掠走，懷帝被迫攜國璽遷至劉聰當時的都城山西平陽，西晉王室宣告滅亡。秦漢以來久居天下中心的黃河流域中夏之地，蠻族開始充當主角，文明的保持者漢族的墳墓遭受肆意凌辱，三國以來逐漸瓦解的北中國統制至此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