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七章　風氣的變化

偽君子的出現 大體而言，從漢末到魏初，是中國風氣變化的時代。就像前面提到的程頤所言那樣，崇尚名節，把它極端地加以實行，就變成了苦節。不論是什麼名節，當它走到極端時，弊端就出現了。另一方面，與崇尚名節的時代相應，偽君子出現了。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分居》引用《抱朴子外篇》卷十五《審舉》中的諺語：「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這句話說的是東漢桓帝時期胡亂舉薦人才的情況。中國人基本上把兄弟父子分居看成不德，把同居看成榮譽。顧炎武說，即使是這個時代，分居也被看作是不體面的。孝廉本來是因品行方正而被舉薦的人，但這種人其實是分居的。由此可以看到，當時的虛偽之風十分嚴重。《潛夫論·務本》篇也說： 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為列士也。今多務交遊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炫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 優柔寡斷人物的出現 另一方面，崇尚名節的教育，自然地有讓人變得優柔寡斷的傾向。東漢快結束時，黨人有了「三君」「八俊」「八及」等名稱，以此互相誇讚。其中有一個主要人物，就是活到曹操時期、「八俊」之一的劉表。劉表做過荊州牧，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物。在當時的人中，他學問相當出眾，但被評價為「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每當遇到大事，便狐疑不決。他甚至還有文集，在當時是出色的文人。他給袁譚及袁尚的信，見於《三國志》卷六的注文，據說不遜色於蔡邕等人的文章。另外，據說他也擅長書法，作為當時的優秀紳士，具備各種修養。然而，在曹操和袁紹爭奪天下時，雖然他沒有依附任何一方，但最終在曹操前來征伐時死去了，他的兒子投降了曹操。太平之時有作為紳士的修養，但大事發生時不能決斷。這就是由虛名產生的弊害。當時在蜀地有漢朝宗室劉焉、劉璋父子，他們是特別出色的紳士，父子相繼為益州牧。但大事發生時，他們也不做任何處置，平定不了轄區內爆發的張魯的叛亂，因而依賴劉備，卻被劉備奪取了政權。（近來的徐世昌和劉表很相似。） 曹操的矯正辦法 此種風氣自然而然被看作弊害，於是就有人想加以矯正，在這方面最有名的是曹操和諸葛孔明。二人所採取的方針基本相同。關於曹操，《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評」說他「攬申商之法術」，這是史家對曹操施政方針的概括，即評論他採用的是戰國刑名家申不害、商鞅的政治理論。另外，在曹操建安十九年發布的命令中，有選擇明習刑罰法理的人在軍中執掌典刑的說法。因此，晉代傅玄在談及曹操時曾說道：「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晉書》卷四十七本傳）曹操運用這種方針政策，因此與之相應的人物大量出現。漢末建安年間，曹操掌握政治實權，他便運用此法治理天下。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卷十也說，「進崔琰、毛玠、陳群、鍾繇之徒，任法課能」，也就是根據法令施政，讓有實際能力的人來做事。通過這樣的做法，一時改變了漢末綱紀廢弛的現象，建安時代得以延續。如果像東漢時期那樣，只重視互相的讚譽，只根據這個來選用人物，那麼一個人是否有實際業績就成為次要的了。曹操的政治，是效率主義的，從實際效果出發考慮問題。這種方針不考慮名譽，一個人即使品行有些差，但只要在政治上有實際功績，就予以任用。這樣的政治，只依靠法律。當時有恢復漢初以來已被廢除的肉刑的討論。漢代多使用笞刑、朴刑等不會導致外部可見傷害的刑罰，但是這種溫和的法律沒有效果，因此有了肉刑的主張。魏中期的劉劭在所作《新律》十八篇中有相關的討論。除此之外，劉劭還作有《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即「官吏管理法」）。漢律在漢代逐漸進步。曹魏時期，過去沒有寫入律法正文的內容成為明文。魏律對漢律做了很大修改，它在曹操的孫子明帝時期頒布，曹操的政治方針一直延續到那個時期。 諸葛亮的矯正辦法 另一方面，關於諸葛亮，《三國志》的注中有一段有名的記敘。不過，是不是事實尚不清楚。書里是這麼說的——劉備從劉璋手中奪取益州後，諸葛亮採取了「刑法峻急，刻剝百姓」的治國方略，致使君子小人皆有怨言。因此，有一個叫法正的人勸諫諸葛亮：「過去高祖入關時，曾約法三章，秦民對此感恩戴德。如今你奪取益州，卻未能施惠於百姓。你是作為外來人治理當地，希望你能在刑罰方面稍稍寬容。」但諸葛亮答道：「你說得不對。秦時嚴刑苛政，高祖於此情形下入關，自當採取寬大政策，以撫民心。但是，如今的益州因為之前劉璋的愚蠢，法度廢弛，所以百姓既不知恩的可貴，也不知刑的可怕。故此，我才要用律法威懾百姓，只有嚴格執行律法，百姓才知感恩。」當時的歷史學家也對這段記載表示過懷疑，列舉了法正進諫的年代與事實不符等反證，以為這段話不可信。但我認為，大體來說，諸葛亮在益州確實實施嚴格整肅的政治方針。《三國志·諸葛亮傳》的「評」說諸葛亮「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又說他「循名責實，虛偽不齒」。他的政治方針政策大體上與刑名家一致。「評」也說諸葛亮「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由此可以看出，諸葛亮的政策是公平且實際的。 意外的後果，權謀家輩出 整體而言，在整肅漢末散漫的社會狀況這點上，曹操與諸葛亮的政治方略是一致的。我想這是優秀的政治家所見略同吧。不過，這樣的政治只能在像益州這樣的地方，在命令可以直達社會每個角落的地方實施。倘若在整個中國實施這樣的政治，能否達到相同的效果值得懷疑。當時，蜀國統治著一個州，吳國統治著三個州，而魏統治九個州（魏號稱有十州、十二州，實為九個州），可以說，曹操實際上統治了整個中原地區。所以，曹操若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政治上取得成效，是很困難的。這樣一來，曹操的政治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問道：曹操不拘品行、任人唯才的做法，給當時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什麼？書中的回答是：「權詐迭進，奸逆萌生」。關於這一點的證據是，在曹操去世十餘年後，魏明帝太和六年（232年）時，董昭的上疏（《魏志》卷十四《董昭傳》）中提到末流的弊病：「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曹操的政治的目的，當然是排斥那些偽善之徒，但是當今的年輕人不以學問為本，而專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不僅如此，這些人還結成黨派，常常互相吹捧或是攻訐。這種種行為，完全背離了曹操當初要改造當時士大夫的做法。在《三國志》卷二十八《諸葛誕傳》中就記載了魏明帝時期，諸葛誕、夏侯玄、鄧颺等人互相浮華虛譽、結黨營私之事。總而言之，根據律法對社會進行整治，其目的在於恢復東漢的、偽君子出現之前的質樸的社會風氣，然而在此過程中出現了與東漢時期虛偽地互相吹捧的現象相類的傾向。三國時期權謀家輩出，《三國志》卷十中列舉的荀攸、賈詡等人還是不錯的；但是卷十四中列舉的程昱、郭嘉、董昭以下諸人，是「明智計之士」，他們見利忘義，是不可信賴的人（《十七史商榷》卷四十）。這是一種弊害。 尚流蕩之風 除此之外，當時還有一種弊害，就是流蕩，即不崇尚品行的風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十四中認為，建安七子開創了後世文人浮華輕薄的風氣，他們目無中國傳統禮儀，書中列舉了這樣的事例：曹丕和建安七子是一夥的。在他還是太子時，曾設宴招待這伙文人。在觥籌交錯、酒宴正酣之際，曹丕請上了自己的夫人，即美人甄宓向眾人問候。當時，在座者均俯身低眉，不敢直視。只有劉楨滿不在乎地緊盯甄氏（《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注）。另外，魏文帝在宴請吳質、曹休等人時，也請了郭皇后出面行禮問候，魏文帝更是直接請二人直視皇后面容（同上）。天子如此破壞禮法實屬罕見。還有，當時的陳留太守夏侯惇，任命一個名叫衛臻的做會計官。夏侯惇請出了自己的夫人來招待衛臻。衛臻認為夏侯惇的做法是一種奇怪的末世風俗，因而當場被夏侯惇捆綁起來（《魏志》卷二十二《衛臻傳》）。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當時的風氣是打破常規的。在這種風氣中，破壞現有禮法的有一伙人。前文中已經講到晉代傅玄評論曹操的那段話，後面還有一句針對魏文帝的評論——「魏文帝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即東漢末年崇尚苦節的風氣漸漸被打破，不再裁抑虛名之人、崇尚名節。這種打破並非要回到從前的質樸，而是演變成了崇尚流蕩。 清談之風 下面到了正始時期。在魏國，是明帝的繼任者齊王芳在位。這一時期只有短短九年時間。這一時期開創了一種對後世頗具影響的風氣，即所謂魏晉清談之風。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引用《晉書·儒林傳》的序文：「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書中還說：「講明六藝，鄭（玄）、王（肅）為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為開晉之始。」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在認真研究經書方面，鄭玄、王肅（王肅是反對鄭玄的，他採用的是賈逵、馬融的學說。但是鄭玄和王肅在全力以赴研究經書這一點上面是一致的）是集漢代思想的大成者，而王弼、何晏研究老莊，始開晉代學術。也就是說，正始時期是王弼、何晏出現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