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六章　文學的變遷

辭賦的興盛 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中說：「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蔡邕建立漢代石經，在有關校正經書的學問上很有功勞，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另一方面，他也是文章家。他的文章十分優美，善用對句，開之後魏晉以下文章的先河。顧炎武說，在此人以後，過去漢代學者質樸地把經書作為教誨手段的風氣消失了，把經書當成文學一樣的玩具成為風氣。蔡邕自身也不在意節義，為覆亡漢朝天下的董卓所用，生命的最後階段不太光彩。但是，當時的人過於崇尚文學的弊害，蔡邕本人是知道的。蔡邕向天子上奏了七件事，其中第五條說到當時的文章。他說，書畫辭賦是小才，當時諸生的辭賦，有的低級地用俗語的對句，類似於俳優，有的原樣抄襲過去的成文。這樣看來，顧氏所說弊害是從蔡邕開始的看法，有將時間推得太確定的嫌疑。我認為形成這種弊害有一定的原因，有一個過程。 想要尋找起源的話，可以發現，從西漢末年就多少存在這種傾向。總體而言，西漢辭賦興盛，作為文章的體裁，它使用許多美辭、對句來修飾文字，在敘述事件時，喜歡儘可能地誇大其詞。在西漢初年，已有枚乘和司馬相如等人喜歡這種體裁的文章。這種文章，模仿的是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辭。到了漢末，揚雄等人更加喜歡這種文章。不過，在這種文章中，可謂非同尋常的雄篇大作、極盡鋪陳誇張能事的，還是要從東漢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算起。這類文章不單為記事，也鋪陳誇張。這種傾向在西漢就已經存在，但特別顯著地表現出來，是始於《兩都賦》和《二京賦》。這樣說是沒有問題的。當時的《潛夫論·務本》篇，也指出並抨擊了辭賦的弊害，說道：「詩賦者，所以頌善丑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憨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 模仿文學時期 此外，特別是從西漢末年開始，文章進入模仿時期。這一點在揚雄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可以說是當時一般的風氣。模仿，不單是表達自己的思想，而且在仿效別人的時候，加入了鑑賞的情緒。當時即使不說揚雄，與王莽有關的政治性文章也說明了模仿的全盛，這就是對《尚書》的模仿。王莽的《大誥》，是《周書·大誥》的改編。王莽自己為之十分得意，而且知識階級的人對這種東西都十分佩服。模仿大概與文學鑑賞的趣味是一致的。王莽的政治，真實的政治，最後是以模仿為主。模仿政治很有趣，完全不是出自當時的實際需要，而去模仿當時不存在的東西。要從事政治，必須有充分的愛好；模仿沒必要的東西，必須有充分的財力。政治鑑賞力和財力都是必要的。中國政治的文化性質就在這裡，很有意思。這種模仿政治後來也存在，但與其說是因為愛好，不如說是出於必要，所以即使在中國，按照欣賞的趣味而行事的政治家也是稀少的。然而這種模仿政治，不能是忽視政治的實際需要，耽溺於其他東西，一點都不嚴肅地實行；也不能是極力復興古代政治，為改革現實政治而竭盡全力地苦幹。它必須由生活有幾分從容的人來做。從事政治有趣的地方，是一半是為了好玩。唐太宗差不多就是這樣，他想實行三代的政治。如果像玄宗那樣將政治置之度外，實現不了中國式的文化政治。宋神宗、王安石模仿《周禮》的政治，可謂盡心盡力，那樣是不行的。像宋朝徽宗皇帝那樣，耽溺於自己的愛好，也不行。乾隆皇帝、新井白石[1]也是如此。王莽是這種模仿政治的鼻祖，在中國政治上十分重要。然而，王莽製作的詔敕、告諭，模仿得太過了，沒有了文學鑑賞的餘地。在這方面留有餘地的是揚雄。但是他的作品如模仿《論語》的《法言》、模仿《易》的《太玄》等，為寫成哲學性的著述花費了太多氣力。揚雄還有一篇《解嘲》，模仿的是西漢東方朔的《客難》，這篇文章有文學鑑賞的餘地。因為它是辭賦，所以與模仿有關。這是因為伴隨模仿而產生的鑑賞能力，大體而言是辭賦的特點。這些辭賦吸收了楚辭的傳統，辭賦是楚辭派文學的延續，寫作辭賦的人都是在模仿。今天的《楚辭》有王逸的注。屈原、宋玉以後，到王逸為止的作者都是模仿型的。通過模仿，文學的鑑賞力漸漸培養起來，到了東漢，這種鑑賞力已經得到普及。《解嘲》之後，有班固的《答賓戲》。這些都是一種模仿文學。另外還有揚雄的《劇秦美新》，是對司馬相如《封禪文》的模仿，班固與之相對寫了《典引》篇。西漢枚乘的《七發》有八段，辭藻華麗，東漢末年建安年間的曹植模仿它寫了《七啟》八段。 文學性實用文的創立 總之，因為楚辭的影響，鋪陳誇張的風氣本來就已經存在，揚雄出現後，這種風氣更加盛行，並把它看成文學的趣味。從上述的模仿中產生了文學鑑賞的思想，而這種思想在蔡邕之後又產生了一個變化。蔡邕的文章，有的極為誇張，但另一方面因為他是學者的緣故，減少使用這種手法，企圖以此產生一種新的文學趣味。蔡邕在撰寫碑文上很有名。漢代的碑文，剽竊經書文句的很多，蔡邕這樣的人，與其說是記錄事實，不如說意在給別人寫頌德文之類的東西。蔡邕自己也說，無愧於自己所寫碑文的，只有郭泰（林宗）一人。由此可知，他寫的其他碑文，都是誇張之作。無論如何，蔡邕或多或少地減少寫作辭賦這樣的東西，將文學與實用結合，開始寫作帶有文學性趣味的實用文章。這種形式的文章，恐怕是從蔡邕開始的。 文章評論時期 如上所述，蔡邕本人承認辭賦的弊害。後來他雖然也承認這一點，但又給實用文學添入辭賦的趣味，這時文章的評論時期就到來了。本來從戰國、漢初以來就有大文章家了，例如司馬遷等人，但對文章的評論之前是沒有的。《史記》中也有對前代諸家學術的評論，但僅僅是就其內容，不評論文章。劉向、劉歆在為各種書籍做內容簡介和評論時，設立了詩賦之部，這裡已經有了鑑賞的意思。但是，大體而言他們都是按照自己的新想法從事著述，一般不怎麼做比較評論的工作。從西漢活到東漢的班彪（班固之父）評論《史記》，說它「文質相稱」，但這也是對內容的評論。經過東漢時期，普通的實用文學中也加入了辭賦的趣味，到了蔡邕之後的建安時期，文章的評論變得興盛起來。蔡邕之前的馬融是經學家，而且也是文章家，但他的著作與此無關。將實用之文和辭賦結合起來的是蔡邕，其結果是建安文學評論時期的到來。這個時期的評論家中，時至今日必須提到的，是魏文帝曹丕和他的弟弟曹植。文帝的《典論》今日不存，但其中的《論文》留存在《文選》卷五十二中。這篇文章評論當時的文人，為了評論，還提到了前代的人物，包括張衡、蔡邕、揚雄、班固。通過舉出這些人，評論當時的文人，當時這四個人被視為寫作文學性文章的人的標準。文帝評論的人有王粲、孔融、陳琳、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他們被稱為建安七子。他說：王粲和徐幹擅長辭賦，張衡、蔡邕也超過不了；陳琳、阮瑀長於表章和書記；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而不善辯論，詞句美而內容差，但他的長處與揚雄、孔融相同。文帝兄弟似乎都喜歡評論，文帝的《與吳質書》和曹植的《與楊德祖（修）書》（《文選》卷四十二）等，也是對建安七子的評論。可以看到，這個時期的人為了獲得好評，競相寫作名文。另外也可以看到，有人繼承從前的傳統，巧於辭賦，但也有人擅長製作表章、書記這樣的實用文，在實用文學中加入鑑賞的趣味。 曹操的文學趣味 一般認為，建安時期是中國自古以來文章最盛的時代，東漢以後文章衰退了。雖然有的時代推崇不使用對句的古文（例如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但在清朝，古文家推崇建安時代的文章。總之，評論的精神旺盛，實用和文學一致，實用文變得有文學性，這些趨勢興盛起來，形成漢末到魏初的風潮。一方面，這是因為有蔡邕這樣的大家，造就了上面的形勢；另一方面，大概也與文帝和曹植的父親曹操的文學趣味有關。曹操實行的主要政治，與其說文化性的，不如說是實用性的。另一方面，他嗜好文學，與蔡邕很有交情。蔡邕死後，他的女兒，傑出的文學家蔡琰（文姬），在戰亂中被匈奴擄走，成為南匈奴左賢王的妾。曹操惋惜蔡邕沒有了繼承人，用重金將文姬贖回。後來文姬嫁給了董祀，但董祀犯法被判死罪，文姬向曹操求情。曹操問她：「你們家原來有很多書，你現在還記得嗎？」文姬回答說：「亡父有天子所賜書籍四千多卷，戰亂中全部丟失，現在我能背誦的只有四百餘卷。」曹操說：「那麼我給你派十名書吏，你通過口授把它們抄寫下來。」文姬說：「我聽說根據禮法男女授受不親。如果給我紙筆，我將遵命用楷書或草書將它們寫出來。」於是曹操讓文姬來寫，結果沒有一點文字等錯誤。這是一個有名的故事，說明曹操愛好文學，而且曹操的兒子文帝、曹植也寫了很多文章。這樣，漢末魏初的文章時代出現了，而且最進步的文學評論時代也出現了。 社會的風氣與文人學者的好尚 顧炎武認為，東漢崇尚名節，但因為出現了黨錮，使得守節義之風衰落，出現了蔡邕那種無節義之人，於是，華美的文風開始盛行。這大部分是事實。但是，雖然節義衰落，然而另一方面，就如蔡文姬的事例那樣，也存在著在家中守持經書中的禮儀的事實。也就是說，社會一般風氣和文人學者的好尚，變遷不一定一致。 文學的家傳 這一時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人形成了一種階層。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三說：「《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文苑傳》始於東漢，這是說寫文章的人開始把文章當成一種交易。「而文始卑」，說的是王應麟的想法類似唐宋八大家，將對句看成是文章的弊病，因此他將之稱為「文卑」。但是從文學鑑賞的角度來講，漢末魏初的文章反而有長足的進步。因此從這些人中出現了家傳之學。家傳之學並非專屬文苑中人，在儒生中也有代代從事家學的傾向。比如，東漢馬融的族孫馬日磾就和蔡邕一起校正過石經的經文。在文苑中，這種家學相傳的風氣十分盛行。高祖的兄弟楚元王就是楚辭家學的始祖，在他的後裔中出了劉向一族。另外還有司馬談和司馬遷兩父子，班彪、班固父子及班固的妹妹曹大家。王逸曾為《楚辭》作注，其子王延壽因撰寫了《文選》中收錄的《魯靈光殿賦》而聞名。蔡邕及其女兒蔡文姬我們在前文已經講過。還有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也是跟隨其父劉梁學習文學的。這些事例從一個方面說明，文學工作逐漸落入了門第之手。總之，東漢末期黨錮以後，崇尚名節的風氣變為了崇尚文章的風氣，並且出現了文學評論。 * * * [1]此處對三互法的解釋似乎不太準確。史籍中對三互法缺乏詳細記載，但可以知道這是一種擔任官職的迴避制度。可參考《後漢書·蔡邕傳》、《通典》卷十三《選舉一》及相關研究著述。——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