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五章　東漢社會的停滯

保全功臣 東漢時期，社會秩序逐漸建立，但是當它長期延續時，又會導致社會的停滯。而且，這一趨勢越發明顯。它的直接原因是東漢初年光武帝想要保全有功之臣。光武帝的這個想法並非只是為了保全功臣，其實也是現實政治的需要。關於這一點，《後漢書》卷二十二《列傳第十二》的「論」有關於「中興二十八將」（因漢明帝時期在雲台南宮懸掛了他們的肖像，故又稱「雲台二十八將」）的議論。書中記載，西漢初年的功臣大多為軍人和一些出身低微之人，隨著太平盛世的到來，這些功臣獲得了巨額俸祿，有些被任命為王侯，甚至有些人官至宰相。但是，這種現象導致了嚴重的禍患，主要的有功之臣大部分被殺，有的被關入監獄。另一方面，西漢初年，尤其是漢武帝以前，很多功臣都當過宰相，很多有政治才能之人的晉升之路因此被阻塞了。大多數因為功績而受封為王侯的人，在一兩代內便沒了後嗣。漢武帝善於用人，經常親自加封所用之人，但人才一旦有了罪過，漢武帝又會毫不寬恕地將其革職。這樣，這些人中能有後繼者的，往往七八十人中只有十分之一。東漢光武帝綜合考慮這些情況，因此在加封非常的功臣如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等人時，大縣不過四，有的給兩縣，最高不過六縣，而且不讓這些功臣干預政治，只讓他們享有爵位和俸祿。同時，光武帝時期也不設宰相一職，中央政府只設能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事務官，讓他們盡責。它作為政治方法是進步的、最優的，這是後世的定論。將政治職務與爵位相分離，無論如何不讓功臣與吏務發生關係，因此功臣之後較少陷入犯罪和過失，終於得以保全。 取締外戚，永續家業 另一項出自光武帝，並且後來傳給歷代天子、皇后等人的政策，是經常性地取締外戚，也就是不讓外戚與政治發生關係，禁止外戚為所欲為。由於外戚多少容易肆意妄為，帝王就想讓他們去研究學問，因此特意為樊、郭、陰、馬四大外戚家族建立了學校。鄧太后還特意讓鄧氏的族人研修學問。結果未必達到了目的，但無論如何，外戚通過研習學問，謹言慎行，有些家族也因此得以長久地延續下去。另外，東漢中期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曾經下詔書讓高官的子弟都要去太學讀書（《後漢書·儒林傳·序》）。在這樣的舉措下，良家得到了指導，沒有因為驕奢而致家族敗落，家業延續下來。據《廿二史札記》卷五「四世三公」項記載，有名的楊震家族延續了四代，做了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袁安的家族也代代做了三公。這些情況是到東漢才有的，西漢時兩代人連續做宰相的僅有一家。《廿二史札記》卷五中還有「累世經學」項，書中記載，承繼累世家業，從西漢時就有此傾向。不僅是學問，從事商業、工業的家族，代代相傳的很多，這在班固的《西都賦》末尾有相關的記載。特別是經學，漢代有家學，從它的傳續情況看，自然是在同一個家族的人中相傳。其中傳續得最好的，是孔子的後代家族。傳授《尚書》的伏生家族，西漢以來傳續不已。從西漢末年延續到東漢的，有桓榮等人的家族。學者的家族世代相傳的傾向已經存在。上面的情況，無論如何是因為社會秩序建立，沒有激烈的變動。 尊重氏族 此外，到了太平時代，看重氏族的風氣日漸盛行。在時間上，這可以往前追溯。像把漢高祖奉為堯的後代這種事，是西漢末年才有的，初年還沒有。《史記》中沒寫這件事，到《漢書》則詳細記載。但《史記》也說，根據中國傳統的思想，一個人要成為天子，不能僅僅靠他這一代人的力量，他的祖先也要對百姓有功。這種思想在《史記》中屢屢出現，例如項羽統治天下五年，也許是因為他是舜的後代。把這種事煞有介事地說得和真的一樣，是從東漢時期開始的。無論如何，這種看重氏族的傾向，到了漢代，也表現為有關氏族的著述增加。東漢應劭的《風俗通》中有《姓氏》篇（無今本，但有清朝學者的輯錄），文中序言有說到姓氏正在逐漸盛行起來。除此之外，漢代還有《潛夫論》中的《志氏姓》篇和其他兩三種和姓氏相關的著作。但記錄詳細的，還是《姓氏》和《志氏姓》篇。這些著述都探討了漢時姓氏的起源，一致認為姓氏源自三代以前。隨著門第觀念的興起，各氏族都傾向於向前追溯自己姓氏的起源。《姓氏》《志氏姓》篇匯集了東漢時的名族為了將起源古老化而做出的材料。《風俗通》中的《姓氏》篇只留下了隻言片語的記錄，《潛夫論》中的《志氏姓》篇則得以原樣保留下來。其中所述的內容均按照「今之某某乃古之某某後人」的形式表達。這表現了當時人們的想法。實際來看，從東漢到六朝、唐代，得以延續下來的大姓氏族，確實大致上都源自漢代。至唐代仍留存的大姓中，最有名的當數西晉到東晉時期從北向南渡過長江的王、謝、袁、蕭等氏族。他們被稱作「僑姓」。此外，還有本就起源於江南的朱、張、顧、陸等姓氏。山東的郡姓是王、崔、盧、李、鄭等，關中的郡姓則是韋、裴、柳、薛、楊、杜等。從《新唐書》的宰相世系表可知，以上姓氏多數源自漢代。此外，唐代的大姓中有的來自夷狄，而不是漢朝的。唐代有不少關於姓氏的書，但留存至今的不多，流傳至今的有林寶的《元和姓纂》輯本。看這本書可以知道，大體而言，從六朝相傳到唐的大姓，多半是從東漢延續下來的。其中雖然有像張姓這樣的，傳自出身戰國時代韓國宰相家族的張良，但大部分是從東漢來的。崔、楊、袁氏就是如此。崔氏等姓，從六朝到唐代，勢力比天子還大。唐代帝室是隴西李氏，而像博陵崔氏這樣的，即使是在唐太宗時，也比太宗的家族更受人仰慕。 豪族的發展和奴婢的增多 總之，東漢時期，名門望族就這樣漸漸發展起來。每逢事變時，他們的勢力就會愈加強盛。即便不是這樣的情形，自然產生的貧富差距很大，很多人自己賣身為奴。王莽時期，奴婢非常之多，光武帝將他們解放，《廿二史札記》卷四中記述了這樣的事例。解放奴婢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如果形成大家族，家族的數量就會減少，租稅也會減少。於是，有作為的天子就會考慮解放奴婢的政策。但是，和平時期持續，社會發展停滯，這樣奴婢還是會增多，富豪也會增多。 門閥錄用的日趨嚴重 另一方面，選舉也有關聯，即官吏的錄用。最初，作為開明天子的方針，公平地選用人才是目的。東漢時期，從光武帝時代開始，也制定了選舉的法令，認為選舉必須相當慎重。西漢時期，武帝等對於出類拔萃的人，即使社會評價很差，也予以任用。然而，東漢採取慎重選舉的方針。光武帝規定，地方官赴任不滿一年不得舉薦人才，因為還不清楚人們對被舉薦人的評價。武帝的時候，社會還十分淳樸，所以修飾自己的行為，從而獲得選舉的人很少，但是東漢出現了造作誇飾的人物。到章帝時期，選舉方針還是良好的，但是實際選舉中已經多少產生了弊害。章帝建初元年（76年）的詔書中稱：「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圳畝，不系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跡。」[1]由此可以想像，當時選舉已經考慮閥閱[2]。關於這一點，在別的地方也能看到，即東漢中期的《潛夫論》的《交際》篇，其中說道：「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為賢，貢薦則必閥閱為前。」另外，東漢末年仲長統的《昌言》也說：「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於貴尊，三俗。」（這些話不見於《後漢書》本傳所引《昌言》，而是遺存在《意林》一書中。）因此可知這是當時的事實。東漢末年，因為選舉中存在弊害，連朝廷也相應地警惕起來。《通典·選舉典》說，桓帝時因為「凡所選用，莫非情故」的情況，制定了「三互法」。也就是有婚姻關係的家族不能互相舉薦，兩州的人不能事先約定互相舉薦。[3]這個辦法矯正了選舉的弊端，但選舉因此變得太過死板，因此蔡邕上奏陳說這個禁令帶來的不便。總之，設置上面的限制，是因為選舉中出現了弊端——選舉出於私情，而且看重家世。儘管當時有限制這些弊端的法令，但是這種傾向比限制的力量更為強大，後來終於發展成任用某人只根據他的門閥，這種情況起源於東漢時期。上面所說，是隨著太平之世時代進步，社會停滯的結果。 學問的變化，校勘學的發展 在上述傾向發展的同時，學問的方針也改變了，對文學等的愛好，不能不逐漸發生變化。從某個方面說，這是一種進步，對學問來說不完全是壞事。首先，從學問上來考慮，各種書籍漸漸大量出現，因此論爭也發生了，今天所謂的校勘之學也開始流行。校勘之學在西漢末年已經出現。成帝之時，劉向校勘天子的藏書，從此開始校對多種書籍，製作定本。劉向在他的著述中，說明校勘的經過，特別是對於經書，核對不同的版本，說明脫簡等情況。就這樣，一方面朝廷中校勘變得盛行，另一方面學者都認為校勘是必要的。東漢初年王充的《論衡》卷二十八《正說》《書解》、卷二十九《按書》等篇，列舉了當時書籍的流傳和異同。就是說，民間的學問也出現了這種比較的研究方法。這個時代與過去不同。過去把學問僅僅作為思想的產物，書籍和學派因為出現新思想而產生；而現在是對已經出現的學問，加以種種思考，通過複雜的程序加以研究。如果沒有學問的進步，這是不可能出現的。從劉向的時候起，人們根據各種書籍進行校勘工作，到了東漢，開始利用發掘出來的古本和不行於世的書籍。例如，就《尚書》來說，漆書的版本出現了，杜林根據它進行校勘。《說文》的序文中也說，在郡國的山川中鼎彝等銅器經常被發現，於是利用上面的前代古文來研究文字。就是說，學問具有了校勘學、考古學的性質，不再僅僅是思想的產物，變成了帶有歷史的學問。這是東漢時代學問的顯著傾向。 今古文學的融合，石經的建立 太學的學問，從西漢開始就存在博士的家學。到了東漢時期，引入了西漢時沒有的古文經學，《左傳》《周禮》《毛詩》之學因之設立。在民間傳授學問的人，原來分為今文學家和古文學家，現在出現了將二者合併的學問。 東漢的最後，興起了對經書進行大規模校勘的活動。這不僅是因為學問的發展，也是因為選舉的弊害。從學問上來說，當時的學問距離聖人已經很久，經書中的文字出現了不少錯誤，而俗儒對這些錯誤勉強加以穿鑿附會，貽誤後學。於是熹平四年（175年），以蔡邕為首的學者上奏天子，想要訂正五經的文字。靈帝同意了，讓他們製作標準文字的經書。蔡邕親自把經書寫在石碑上，並請人雕刻，立於太學之門，這就是漢代石經。（後來石碑不存，過去只有一部分宋代拓本傳世，但三十年前石碑的斷片被發現，數年前又有很多斷片被發現。）這對當時的學問影響很大，據說立碑時觀者雲集，每天來的車有一千輛。 經書文字產生錯誤，不僅是因為書籍經歷了長久的年代，也是因為選舉的弊害。當時的考試，必須背誦經書的正文。然而，學派分立，經書的不同版本很多。這樣，為了抬高和自己有利害關係的人、和自己同一學派的人，就不能不把這些人傳授的經書作為正宗，而沒有道理地更改別家的正確文字，使之與自己的主張相符。因為這種情況，產生了更改文字的弊端。為了掃除這種弊害，統一經書的文字是必要的。對經書正文進行大規模校勘，於是有了漢代的石經。就這樣，學問一旦進入對正文的比較研究階段，就變得複雜起來。一方面這是進步，但另一方面又不免產生抑制新思想的傾向，使學問停滯。這就是東漢時代學問的大致傾向。 * * * [1]引文據《後漢書》卷三《肅宗孝章帝紀》。——譯者 [2]閥指功勞，閱指經歷。閥閱，原指建有功勳的世家巨室，後泛指門第家世。——譯者 [3]此處對三互法的解釋似乎不太準確。史籍中對三互法缺乏詳細記載，但可以知道這是一種擔任官職的迴避制度。可參考《後漢書·蔡邕傳》、《通典》卷十三《選舉一》及相關研究著述。——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