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四章　學問的後果與毒害

程、顧二人關於學問興盛後果的議論 一直以來，有各種關於兩漢學問興盛所產生的後果的議論。除上述《後漢書·儒林傳》外，《後漢書》的《逸民傳·序》和《左雄傳·論》中也有論述。此外，宋代的程頤（伊川）所著《程子遺書》卷十八及近代的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也有討論。總的來說，後兩者充分討論學問興盛的一系列後果。程頤的主要觀點是：秦始皇時代焚書坑儒，因暴虐亡國。漢興後鑒其弊端，崇經術之士，因而學者以經學為宗，識義理者甚多。即使在王莽篡漢之時，守節之人也頗多。東漢光武終於中興漢室，自然不能不崇尚名節，因此東漢名節之士頗多。然東漢之士，雖然知道名節，但不知要節其名節，當以禮為之，因此成了苦節。苦節趨於極端。因此，魏晉之士多曠盪，尚虛無，無禮法。而無禮法則無異於夷狄，遂有五胡亂華。顧炎武的論述中也有同樣說法，顧氏認為：漢代自漢武帝表彰六經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這便是為什麼王莽攝政之時天下人都歌頌其功德，認為他有做天子的符瑞。漢光武帝有鑒於此，尊名節，勵名實，選用的都是明經修行的人，因此風俗為之一變。東漢末年朝政紊亂，國事日非，黨錮之人、獨行之輩也能遵從仁義，捨命不變節操。顧氏還引用《後漢書》的《儒林傳》《左雄傳》的相關論點，認為東漢的風俗之美三代以來無出其右者。 關於東漢，顧、程二人觀點大體相近，但是，兩人對西漢末年王莽的評述卻不同。即顧氏認為王莽執政時期，因不明大義而附莽者多。但程氏的觀點相反，認為守節者甚多。舊來學說多與程氏觀點相似，如《後漢書·逸民傳·序》也說：王莽篡位時有許多人「棄冠去朝」。不過，顧炎武所論也是事實。儘管當時講釋之學盛行，「以禮正身」卻尚未真正深入人心，於是王莽利用當時的學問奪取了天下。然而到了東漢，禮學的真義才在社會真正普及，即使中央有人利用學問行不軌之事，世人也不會受其矇騙。 崇尚名節 東漢崇尚名節，這一點在《廿二史札記》卷五中分為數種加以論述。根據《札記》，兩漢的士風延續了戰國以來的傳統。戰國的士尚義氣，尊重做事有始有終、行他人所不敢行的人。《史記》的《刺客列傳》中記載的那些事跡被推崇。這種風氣盛行到漢初，變成遊俠之風——為了他人能夠忍耐任何困苦的風氣。這種風氣到東漢更加盛行，當時舉薦、召起官吏時，任用名望高的人，因此一般士人汲汲於得名，喜歡去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雖然《札記》將東漢崇尚名節之風，溯源於戰國以來的刺客、遊俠，但不能將之看作全部。還是像程、顧二人說的那樣，尊重學問的結果，使刺客、遊俠之風向好的方向改變。遊俠之風直至漢初還很盛行，但到西漢末年就不振了。這是因為政治秩序已經確立，破壞秩序的人被壓制。武帝的時候，俠客的頭目郭解，就作為有害秩序的人被殺，後來刺客、遊俠就不再流行了。荀悅的《申鑒》中有關於復仇的議論，復仇似乎也不像戰國時代那樣沒有限制了。但是在中國，經學特別是公羊學將復仇作為美事，褒揚齊襄公因為九世以前的舊仇滅掉紀國，而且認為百世之仇也該報。然而在漢代這樣天下統一、秩序漸漸嚴密的時代，這種事情是有害的，因此被加以限制——不僅從法律上，而且從道德上。《札記》說戰國漢初的風氣一直遺傳到東漢，是言過其實了。歸根到底，風靡當時社會的，還是合乎當時的秩序、從學問禮儀中產生的一種風氣。 總之，《札記》中分類列舉了崇尚名節的事例，其中有一條是「盡力於所事，以著其忠義」。本來秦漢天下一統之後，天子之外別無君主，與封建時代不同。然而漢代仍有幾分封建之遺風，郡吏對長官太守的態度如同對君主一樣，這在宋代以後的中國是沒有的。在漢代，上至三公，自己選擇屬下的官吏，即使是地方官，也可以自由任用官制中規定的下級官吏，即自己任命掾史等。在這種風氣下，被任用的人受到的待遇如同家臣一樣。這樣的官吏往往為了長官可以捨棄性命，事情再難也要全力而為，並把這種行為視作忠義、名節。他們為長官服三年之喪。不僅如此，當時的事務官中還有對最初向朝廷舉薦自己的人盡情分的風氣，有人為之服三年之喪，也就是為感激知遇之恩而服喪，可是當時也有人對父母也不服三年之喪。因此《札記》也認為為長官服三年之喪是過頭了。 下面是「讓爵」。這在西漢就有，東漢盛行。把爵讓給兄弟等人，像伯夷、叔齊那樣，似乎將之視為高尚。請求讓爵，有的被許可，有的不被許可。這有幾分追求名譽的意思。《札記》也認為，即使請求不被許可，在提高名聲上也會得到實惠。其次是「復仇」。為父兄報仇之事不時發生。雖然在當時來說這是擾亂政府秩序的行為，但在某種程度上是被認可的。還有代人復仇的事情，這是遊俠的餘風，既不合秩序，也不合道德。《札記》也認為，單單為了對友人的情分而輕視從父母那裡得來的身體，是非常錯誤的。但是這種行為，是培養在國家危急之際支持國家傾危的力量。有人將這種氣節之盛，看作政治上存在缺陷導致個人懷有義憤的結果，是世運衰落的徵兆。但他不知道，如果連氣節都沒有的話，衰落會更嚴重。 服侍名士的風氣 此外，在《困學紀聞》卷十三的《考史》中談到，當時社會上還流行服侍德高望重之人的風氣，即《曲禮》《少儀》之禮被廢除後，像年少者服侍年長者，不肖之人服侍賢德之人這類事情就不復存在了。但是，到了東漢，這一美俗又復興了。在《困學紀聞》中列舉了一些事例。東漢年間，有一個名叫魏昭的少年找到當時的名儒郭泰（字林宗），請求做他的僕人。郭泰問他：小小年紀應當讀書，為何執意要來我身邊？魏昭答道：「經師易遇，人師難求」，像我這樣純白如絲之人，希望能染上美麗光鮮的顏色。郭泰便將其留下作為僕人。有一天，郭泰在半夜裡三次讓魏昭為自己熬粥，而魏昭始終面不改色。像這樣的事例還有：荀爽甘願為名士李膺駕車；黨錮名士范滂獲准回家時，同鄉人殷陶、黃穆充當范滂的侍衛。《考史》列舉了這類尊崇名士的事例，並認為過去孔子門人服侍孔子也不過如此。這些事例都是東漢末年作為學問的後果而出現的。 獨行與逸民 在《後漢書》中，新增了過去《史記》《漢書》中未曾記載之人的傳記，即《獨行傳》《逸民傳》。在《後漢書》中《獨行傳》替代的是前代的《遊俠傳》。《獨行傳》中列舉了孔子所講的「狂狷之人」，即不得中庸，但將所行之事貫徹到底的人。《獨行傳》大概代替的是前代的《遊俠傳》。《逸民傳》中記載了以不出仕為榮的人。儘管當時也不是沒有通過此舉沽名的傾向，但這些人確實如普通民眾從事勞作，崇尚道德，以此為樂，不去做官。這些都是東漢的學問帶來的特別的風氣。西漢武帝時期，學問興盛是因為開闢了新的為官之道，司馬遷等人對武帝的政策不滿，認為雖則為官之人中沒有學問的減少了，但從前那種崇尚和遵守道德的風氣也隨之消失了。然而，由於這一風氣又出現了為做學問而不做官的風氣，這顯然有悖於最初的意圖，但這是學問普及的後果。 學問的兩種極端後果的衝突 無論如何，到東漢末年，學問的普及大體上帶來的是好的結果。但是，這也給當時的社會狀態帶來了衝突。東漢的政治，大致情況是光武帝鑒於西漢的政治，試圖革除其弊端，但還是陷入了同樣的麻煩。東漢末年出現的顯著弊端，是外戚專權和宦官跋扈。宦官跋扈始於元帝時期，光武帝因此只任用受過宮刑的人為宦官。但即便如此，弊端還是出現了。西漢幾乎是因外戚而亡，對於外戚，光武帝和明帝都注意到了。像明帝的馬皇后，就禁止親戚干預政事。但這種限制後來漸漸放鬆了。總體來說，東漢的天子大多夭折，沒有後嗣，每到這時就由親屬擁立年幼的天子。像和帝的鄧皇后，曾幾次立年幼的天子，自己長年執政。這樣一來，宦官和外戚又得勢了。後來外戚梁氏跋扈，桓帝想要打倒梁氏，但前後左右都是梁氏的天下，沒有人可以商量，於是與宦官謀劃滅亡了梁氏。當時宦官一度有五人被封為侯（所謂五侯），他們都做了中常侍。就這樣，宦官得勢，自身的弊端不斷醞釀。《廿二史札記》卷五詳細記述了這些弊端。於是，一方是宦官荼毒人民，一方是重視名節的士人，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札記》卷五中詳述了漢末朝廷內外的臣下不滿宦官的惡事，全力予以壓抑。上面的情況，是同一原因產生的兩種極端後果，它們互相衝突起來。也就是說，東漢因為學問興盛，天子也從名門中挑選皇后，結果外戚的勢力崛起。為了摧毀這種勢力又起用宦官，引起宦官之禍。另一方面，由於學問在民間普及，產生了名節之士，他們又要起來打倒宦官。 學問的毒害 學問興盛，學者們開始自立門戶，結果出現黨派。學者自立門戶，西漢就有了，不過那是經師的流派，屬於家法之爭。在東漢，為了融會這些流派產生了《白虎通》等著作，於是通學興盛，家法之爭變少了。但是因為東漢的士人重視名節，所以產生了弟子們為老師的名譽而爭的情況。桓帝還是諸侯時向老師周福問學，等到他即位，周福也就做了官。當時和周福同郡的房植很有名。因為周福是被提拔的，所以當地人褒揚房植而譏諷周福，他們的門生學徒也互相爭吵。這件事成為當時名士黨派之爭的發端。那時，在太學的學生有三萬人，他們各自標榜自己的老師，砥礪名節。其中名士李膺的名氣很大。當時河內有一個叫張成的人擅長占卜，他的兒子殺了人。他是預先知道將要發布大赦令，才讓兒子殺人的。當時李膺是河南尹，將張成的兒子抓獲，不顧大赦令而將他殺了。然而張成和宦官有關係，得到他們的後援，說李膺等人結成朋黨，譏諷朝廷，擾亂風俗。當時宦官與天子關係很好，所以驅逐李膺的黨人。這些人雖然一度得到赦免，但被禁錮終身。然而這並沒有懲戒黨人，反而成了對他們的獎勵。黨人中甚至有人以未遭此禍而感到羞恥。據說後來蒙受迫害的黨人張儉，被別人藏匿在家裡，藏匿他的人不顧自己家將遭受滅頂之災。這些不如說是學問的後果異乎尋常，成了毒害。也就是如前所述，按程頤的看法，人們知道崇尚名節，卻不知道以禮來節制名節，勉強去做無理之事，變成了苦節。即使是當時的名士，也有人覺得這是過激的行為。黨人岑晊被追捕，逃到賈彪那裡，賈彪關上大門不予幫助。面對非難，賈彪說，為了樹立自己的名節而麻煩別人，這是不對的。要而言之，這是學問的毒害，特別是倫理學的毒害。學問的毒害，在西漢的大學者中就能看到，例如博學的劉歆教給王莽篡奪的方法，但這是因為學問僅僅集中到中央的一部分人，只有特定的人群是博學的。與之相反，東漢末年學問的毒害，是學問普及的結果。 對學問毒害的反動 這種毒害的結果，必然是對它的反動。程頤說，極盡苦節的後果，是士人不思節義，崇尚放任自由。從東漢末年就有這種傾向了。《困學紀聞》卷十三中載有西晉傅玄的上疏，提到「魏武（曹操）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據此認為士人放任自由之風始於魏文帝時期。然而自曹操時期開始，就有這種風氣的傾向了，《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指出了這一點。東漢末年曹操掌握實權後曾三次發布「求賢令」。建安十五年發布的詔令說，不論是像太公望那樣才德很大卻歸隱的人，還是因品行惡劣而即使有才也不得任用的人，只要他自己有才，即使是隱遁或品行不好，曹操都想任用，請大家舉薦這樣的人。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再次發布同樣的詔令，他在詔令中以盜兄嫂的陳平和戰國時期的蘇秦這樣品行不好的人為例，認為品行好的人未必是上進之人。一個有缺點的人，只要他也有優點，用人之時就可以考慮他。建安二十二年八月，曹操第三次發布相同宗旨的詔令。就這樣，曹操選擇了與東漢相反的用人政策，並不考慮個人品行的優劣。曹操選用了仲長統，仲氏的《述志詩》中有關於與當時崇尚禮節的風氣相背離的內容，詩中說：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敖翔太清，縱意容冶。 這些話與魏晉後的清談之徒的言論類似。張燧在《千百年眼》中說到，清談開始於東漢末年。曹操排除道德方面的約束，學者中也有仲長統這樣的人。漢武帝元豐五年發布過求「茂材」「異等」的詔書，詔書中言，若要成就非常之功，須待非常之人。有的馬雖踢人，卻能行千里，有的士雖有「負俗之累」，卻能成就功名，這全在於如何駕馭。這封詔書的宗旨與魏武的求賢令無異。漢代秩序建立，兩漢三百年間恪守禮節，但魏武的手段成為打破漢代秩序的命令。世界上的治亂，一旦命數來臨，無論掌權者如何能力卓越，一樣回天乏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