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三章　禮制的完備與禮學的進步

皇后出身的變化 如前所述，兩漢時期天子的生活有著很大差異。同時，這兩個時代立後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廿二史札記》卷三中指出，西漢皇后大多出身卑微。例如漢文帝的母親薄太后曾是漢高祖的俘虜。漢武帝的母親王太后起初只是嫁給了一個平平無奇的人，後來她的母親聽占卜的人說王氏日後有富貴之命，就把她要回來送去了漢景帝宮中。王氏生了漢武帝，也就成了皇后。而漢武帝時期的衛皇后，原村是漢武帝姐姐平陽公主家的歌姬。漢武帝去公主家時，見衛子夫唱歌，便將其帶回宮中。後來衛子夫生了戾太子，也就成了皇后。之後的漢成帝寵愛的趙氏姐妹，也都是舞女出身。當時把這些人立為皇后，沒有任何阻力。但是，到了東漢，皇后們大多是名家之女。漢明帝的馬皇后是將軍馬援之女；漢章帝的竇皇后是功臣竇融的曾孫女；漢和帝的第一位皇后陰皇后是光武帝的陰皇后的哥哥的曾孫女，陰家是所謂四大家族之一，他的另一位皇后鄧皇后則是光武的功臣鄧禹的孫女。漢安帝的閻皇后也是不錯的人家的女兒，祖上曾在宮中擔任叫做貴人的女官，為了避嫌，沒有封閻家人高官，但閻家門第較高。漢順帝的梁皇后是大將軍梁商之女；漢桓帝的梁皇后是漢順帝皇后的胞妹。另外，漢桓帝的竇皇后是漢章帝竇皇后的從祖弟之孫女；漢靈帝的宋皇后是漢章帝女官宋貴人的從曾孫女；漢獻帝的伏皇后（後被曹操所殺）是大司徒伏湛的第八代孫女，曹皇后是曹操之女。唯有漢靈帝的何皇后出身卑微。何皇后出自屠戶之家，但相當富裕，何氏靠著賄賂進宮，後來成了皇后。 納後的禮儀 如前所述，東漢的皇后皆出身名門，因而在訂婚禮儀上也是十分講究的。在《漢舊儀》《雜事秘辛》等記述漢代禮儀的書中，記錄了天子訂婚的情形。據載，彩禮一般是黃金兩萬斤、馬十二匹。漢桓帝立梁皇后時用了黃金兩萬斤，另外還有雁、璧、乘馬、束帛等彩禮。不過，《後漢書》記載此事，說這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後故事……一如舊典」，因此並不是東漢的禮儀。關於漢桓帝立梁皇后，《雜事秘辛》記載了選後的儀式和檢查身體的事情。但是，《雜事秘辛》被視作偽書，所載未必可信。不過，彩禮的記載應該是確有其事的。總的來說，西漢時期禮儀粗疏，不夠嚴格。《廿二史札記》卷三指出，漢惠帝的張皇后是惠帝姐姐之女，相當於他的外甥女，漢哀帝的皇后中有一位相當於他的姑姑。即便是天子之女即公主，也不以隨便擁有情夫為恥，有的甚至讓情夫去謁見天子。這種狀況的出現，是因為高祖是平民出身，所以西漢天子的家庭和平民家庭相同，在禮儀上並不煩瑣，沒有貴族化。而到了東漢，公主們大都會下嫁到相應的地方，西漢之風不復存在。在《後漢書·皇后紀》的末尾就列舉了皇女們的婚嫁情況。 禮制的完備與實施 此外，一般的禮制也逐漸完備起來並開始實施。中國人普遍認為，《禮記》《儀禮》中的禮由周公制定，在周代被嚴格執行，但到了秦漢時期，社會一度混亂，一直到了東漢，才改行周禮。我對上述觀點持懷疑態度。西漢開始，文化繁榮，與「禮」相關的討論逐漸增多，就拿《禮記》來說，它是專門研究「禮」的學者所著筆記。此後，在兩漢四百多年的時間裡，禮的制度逐漸確定，經書中的內容也得到了普遍實行。然而在此之前，周代的士大夫們是否按經書來做事是個疑問。各種學者都注意到了禮的不斷進步。趙翼《陔余叢考》卷十六有「漢時大臣不服父母喪」條，列舉大臣三年不服喪的例子，稱根本原因是漢文帝在遺詔中規定了以日易月，不必服喪三年之久的制度。然而，也許是因為禮的學問慢慢興盛，儘管有如此制度，但有的官吏願服三年之喪，並被當時的人稱許。到了漢安帝初年鄧太后執政時期，由於禮學的興盛，還頒布了不為雙親服喪者不可為地方官的詔令。當時還有人進言說，州、郡的刺史太守也應當這樣做，於是讓公卿們商議此事。結果，不少大臣認為服喪三年會帶來許多不便，只有劉愷上奏說，刺史是一個地方為人的榜樣，應當以身作則。如果百姓行三年之喪，卻說刺史行之不便的話，那不等於是濁源清流嗎？鄧太后最終採納了劉愷的意見。但是實際上這個想法在後來基本沒有實行。例如，趙岐建議刺史辭官歸家為父母守喪，荀爽也認為公卿大臣乃國家政教之本，如果不能為父母服喪，無法教人。由此便可知，即便在鄧太后定製之後，高官也未服喪。後來，行喪不行喪，直到漢亡時也沒有定製。不過一般來說，為官之人服喪三年也並不算是件壞事，這樣做是一種名譽。人們一般的傾向是尊崇守禮的行為，這是無疑的。 杜佑關於禮制進步的見解 另外，關於一般的禮在漢代的進步，唐代杜佑在《通典》《理道要訣》中也有記述。杜佑的《理道要訣》今已亡佚不存，但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卷五、卷六中載有其中的佚文。其中說到，禮制隨著社會進步而進步。過去周代人吃食物是「以手摶食」，即用手抓飯。所以，《禮記》中有「共飯不澤手」的說法，指的是與他人吃飯時手不要拍食物，也就是說以前的陋習還沒完全改正。今天夷狄、南海諸國和五嶺以南地區的人都以手抓食，相較而言，還是用匙和筷子進食更為進步。此外，三代時期，人們在祭祀時要立屍，這是因為在空無一物的地方祭祀沒有供奉物品的憑藉，所以立屍作為鬼神的替身。例如，祭祀自己的雙親時，將自己的子輩立為屍。子女不充當父母的屍，孫子孫女可充當祖父母的屍。秦漢以後，這種風俗被廢除，但在夷狄地區遺留到後來。北魏時有關於這種風俗的議論。北魏還在代北的文成帝時代，有個名為高允的官員上奏說，代北地區還有父母去世後以與死者相貌相仿者為屍來祭拜的習俗。這對教化和禮都有害。祭屍之禮本來已經廢止，現請求廢絕這個風俗。另外，南北朝時的四川一帶，存在以屍祭祀的風俗。在杜佑生活的唐代，湖南、廣西的邊境地區，與過去的屍相似，有迎接同姓之人與神明共同享受祭祀的習俗。這些是三代的遺法，本來是夷狄的風俗，到周代還沒有革除。另外三代還有殉死、殉葬的風俗，在周代終於改正了，但是沒有完全絕跡，在今天的戎狄還有，然而在中華已經滅絕了。《通典》卷四十八的「立屍義」中有旨趣相同的議論，認為這些都是野蠻風俗，它們都將會隨社會進步而滅絕。不過，中國那些尚古的學者並不這麼認為，比如《道理要訣》一直都遭受著許多非議，朱熹曾隱晦地攻擊此書是「非古是今」之書。清朝的學者也有各種議論。閻若璩解釋說，立屍而祭是古法，夷狄尚有此風是古法殘存。大體來看，對於《通典》的議論，即便是通儒也多半傾向於反對。不過，今天看來，杜佑的意見必須說是正確的，三代之禮包含迷信因素。 禮學的進步 禮學自西漢逐步興盛，戴德（大戴）、戴聖（小戴）先後對《禮記》進行了整理。到了東漢時期，禮學更加興盛，隨著學問的進步，形成了各種不同學派。不僅「兩戴」，和五經相關的所有學說都與「禮」有關。各學派均有自己的家學，被立為學官，傳續禮學。各學派的學說均不相同，這就有必要將各不相同的學說進行匯總統一，使之融會貫通，如此一來就促進了學問的進步。為了統一有關經書的各家學說，便讓各家學者在漢章帝面前進行討論，然後將皇帝最後裁定的結果收集整理成書，就是東漢時期班固編纂的《白虎通》。今天若要了解兩漢學者們的討論，根據此書最為方便。書中的大部分內容是有關禮的議論。到了東漢中期，著名學者許慎（死於漢安帝末年）撰寫了《五經異義》一書，記述各家學說關於五經的論述不相同的地方。藉由此書，可以了解各家學派關於禮的見解的差異所在。東漢末年學者鄭玄批駁《五經異義》，著有《駁五經異義》，他曾經為《三禮》作注，他精於禮學，因此批駁許慎論述的不足之處。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鄭玄的著述較之班固的《白虎通》，更優之處在於以「左氏雲」「公羊雲」的形式列出了各家學派的議論，這比《白虎通》沒有寫明哪家學派是何主張，讓人更容易了解各家學派所持的觀點。從此書中也可以看出當時禮學興盛的情狀。在這方面，鄭玄一派可以說是付出了很多心血，鄭玄的學問在其逝世後被匯編成集，即《鄭志》（現已亡佚，存有輯本）。《鄭志》針對各經書分別列志，諸如《易志》《禮記志》等，將對各經書的議論集中起來，許多鄭玄對門人提問的回答也收入其中。除此之外，還有一本名為《鄭記》的書，專門記載了門人之間的問答。《通典》中多次引用《鄭記》，兩百卷中有一半都是關於禮的內容。由此可以看出，直至唐代，禮學依舊很受重視。《通典》記錄了歷代的實際制度及對禮的議論，這些議論中，漢代部分根據《鄭記》記載鄭玄的門人有關禮的議論，從中可以了解到鄭玄的門人對禮的研究方法和見解。根據書中內容可知，當時關於禮的議論已經趨於平息，記載的是禮在實施過程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由此可知，當時除了要對書本內容進行解釋，還有解決實施過程中的問題的需求，因此，書中內容主要是對如何實行的思考。尤其是《通典》所引多為與實施吉凶之禮相關的內容。《鄭志》《鄭記》兩書中出現過冷剛、趙商、張逸、孫皓、劉琰、田瓊等人。綜上所述，漢代特別是到東漢末年，禮學興盛，明顯出現了實行的傾向。這樣看來，事實是禮學在漢代發展到了出現實行方面的問題的程度，由此可知禮學是到漢代才開始付諸實施。這與漢代的風俗有很大關係。如果說東漢的風俗是中國古今歷史上最好的，就是因為禮學的實行。作為它的結果，各種問題產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