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二章　漢武帝教育政策的影響

漢武帝的教育政策 在漢武帝的諸多治國政策中，給後世留下深刻影響的，除了財政政策，還有教育政策。就像司馬遷等人譏諷的那樣，武帝為做學問的人開闢了利祿之路，卻也使得這些人失去了節操。總之，過去做學問的人不能以學問為生，漢武帝開闢了僱傭文官的途徑。這見於《漢書·儒林傳》的序中（大體取自《史記·儒林傳》）。據這篇序記載，凡是精通任何一種經書的人可以據此成為官吏。與此同時，做學問的路也打開了。當時，太學中有五經博士。五經之中，每種經書又有好幾家流派，都為之設立博士，又據之設博士弟子。太學在漢代是太常之官。當時，太常官除直接選擇博士弟子外，也從各郡、國、縣選拔人才，這些人拿著官費與去都城交納政府收入、賦稅的官吏同行，來太常研習學問。當時的學問，就是背誦經書，對經書的解釋也要背誦。根據背誦的多少，決定他們被任命的官職等級。這些博士弟子，武帝以後不斷增多，武帝之後的昭帝時約有百人，宣帝末年人數加倍，之後的元帝時有上千人。到成帝末年，天子以為孔子以一介平民而有弟子三千，那麼天子不能少於此數，於是增加到三千。但是不久又恢復如舊。博士弟子中，每年都有甲課、乙課、丙課的差別，根據成績任命為官。當然，博士弟子在求學期間是免去租稅的，這樣在西漢末年，出身太學者非常之多。 東漢的教育制度 據《後漢書·儒林傳》，上述制度一直延續到了東漢。在東漢時代，還專門為國家功臣的子孫後代以及四姓（指東漢樊、郭、陰、馬四大外戚。樊姓為漢光武帝母親本家；郭、陰兩姓為皇后本家；馬姓則是漢明帝皇后本家）建立學校，如同今天日本的學習院一樣。如此一來，尚武之人亦可有研習學問的機會，就連當時的匈奴也派了留學生。到了東漢中期，遊學之風日益盛行，常在京城的遊學者就達三萬餘人。而這也成為了後來漢代太學生騷動的根源。除了太學，在東漢有學者個人辦的私塾。有許多人不遠萬里自帶糧食到太學博士所在的地方學習，其門下記錄在冊者不下萬人。因此產生學派之爭，導致種種學問上的弊害。但是，從總體上來講，漢武帝的教育政策帶來學問的普及。此外，如果只是想擔任低級的吏人，還有其他途徑，不必學習經書那樣的高深學問，只憑簡單的學問就可以成為吏人。這在《說文》的「敘」中有記載。律令是由執掌法律的廷尉之官來執行的，要成為這種官吏，十七歲以上的年輕人可接受考試，如果能閱讀九千字以上的文章便可成為「史」，即書記官；其中成績最為優異者可成為尚書史。這些都是與法律相關的職位，因此，主要要求是能夠準確無誤地書寫文字。為了能準確無誤地書寫文字，在中國人們被一味地要求寫一筆好字。 學問的普及，天子、皇后的學問 制度上既然大體流行這種風氣，學問最終得到普及。對比西漢和東漢，二者在各方面都有著很大差異。漢高祖劉邦幾乎是個文盲，十分憎惡儒生。而東漢的光武帝劉秀卻是中國歷代帝王中最有學問才識的人之一，他在年輕時就研習過《尚書》，如果世道太平，本想以學問立身。王夫之（船山）《讀通鑑論》卷六稱：在研究學問的人當中，學習經學而後成為天子的有三人，即東漢光武帝、蜀漢昭烈帝和梁武帝。這三人在成為天子後所實行的治國政策與那些草莽出身的英雄有很大不同。其中光武帝即便作為經學學者也很優秀。在他之後的明帝也很有學問。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卷四說，漢代天子往往親自撰寫詔書。原本詔書多由尚書郎等撰寫，隨著天子學問漸精，便開始親自撰寫了。此事始於漢武帝。武帝以文章自誇，像他那樣雄才大略的人也有可愛的虛榮心。當時，淮南王劉安擅長作文章。因而，漢武帝每次賜信給劉安時都會先交由司馬相如等潤色修改。漢哀帝的一些詔書，也是親自撰寫的。這樣的例子，在西漢並不多。到了東漢，光武帝、明帝特別是明帝的馬皇后等，大都親自寫過敕語。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漢的天子沒人有學問，只是東漢的帝王大都在學問上有所造詣。另外，東漢與西漢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即東漢女子做學問十分盛行。在東漢，有許多皇后既有學問，又擅寫書法。特別是馬皇后，亦稱明德馬皇后，她年輕時期就好讀書，不僅通讀《春秋》《楚辭》一類書，也博覽《周官》和董仲舒的書，儼然是一位出色的學者。她文才很好，為漢明帝寫起居注，並將其編纂入自己的著述中。繼明德馬皇后以後，又有漢章帝的竇皇后、漢和帝的陰皇后以及鄧皇后、漢順帝的梁皇后等，都相當有學問，擅長書法。當時還有一位曹大家，做過宮中皇后和女官的老師，她是班固的妹妹，據說補全了班固《漢書》沒寫完的地方，並將研究《漢書》的方法教給了後來有名的經學大師馬融。她繁榮了宮中的學問。這些都是經學興盛的結果。 臣下的學問 談到臣下的學問，在太平盛世，當然常見的是他們如果是做學問出身，就要靠學問立身。但在東漢，從一開始光武帝的臣下中有學問的就有很多。這也與西漢初年不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卷二及卷四）注意到了這一點。西漢的將相多為布衣出身，有像樊噲那樣的屠狗戶，亦有為喪事奏樂的周勃，而奠都長安的婁敬原本是個拉車的。除此以外，更有像彭越、黥布這樣出身盜賊的大臣。再看東漢的功臣，有很多近於儒生的人，比如鄧禹、寇恂、馮異、賈復、耿弇、祭遵、李忠、朱佑、郭涼、竇融等人。這些人年輕時期便從事學問，後來成為大將軍亦沒有停止，謹直的君子很多。這首先是因為光武帝本人就是學者，當時學問廣泛普及，在戰亂中立功的人也有學問。只有東漢是一群書生不可思議地奪取了天下。 學問的後果和弊害 由此可知學問已經普及，但這個時代，學問的另一面後果是產生了大量的弊害。關於學問的後果，《後漢書·儒林傳》的「論」說，因為東漢學問的興盛，國勢卻不斷衰頹。即使是有權勢的大臣，也懼怕學問中教授的名分而不敢幹大的壞事。豪傑中起兵的人，也因欽佩書生無足輕重的言論而不做太過凶暴的事。國勢衰頹後，天子得以長保其位，帝室沒有立即覆亡，這是學問的後果。但是，因為學問商賈化，學者為學問而學問，儘可能地小題大做，把學問作為自己的營生。《漢書·儒林傳》的「贊」說，「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即如果做學問，就開啟了做官的途徑。《漢書·藝文志》中也列舉了學問商賈化的事例，即在論說六藝時最後寫道，過去做學問的人，只是記誦經書正文，玩味它的意思，但後來經後附傳，經傳分離，學者各自隨意加以解釋，不懂多聞闕疑之義，致力於穿鑿細微的含義，能牽強附會地回答別人的問難就行。有人解說《尚書·堯典》開頭的「曰若稽古」四個字，用了三萬字，解釋「堯典」這個標題的意思，用了十萬字。上面所說的可能是事實。就這樣，學問變得儘可能地煩瑣，這是學問中毒的一大弊害。 學問範圍的擴大，讖緯之學和方術 上面說的是經書方面的學問，經書以外的各種學問也產生了。武帝時代，憑諸子百家的學問是不能做官的，因此這些學問在漢代衰落了，但經書方面，種種牽強附會多少得到許可，各種這樣的學問出現了，其中最著名的是讖緯之學。讖是預言。漢代的預言之學很興盛。緯是和經相對的，在經書的傳和注之外，緯不斷出現。緯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呢？大約是西漢末年。成帝時劉向調查天子的藏書時，還沒看到讖緯之書，所以他編制的圖書目錄里一本也沒有。東漢末年荀悅寫的《申鑒》提到，荀悅的叔父荀爽認為緯書是西漢末年、東漢中興以前出現的，要說它們是孔子的製作，根本就是撒謊。根據東漢張衡的說法，緯書是西漢哀、平之際出現的，這有確實的證據。東漢初年的學者張純在建武三十年的上奏中，引用了樂緯的文字。另外，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五對「夏小正」的論說中，舉出了緯書是在劉歆以後出現的證據。緯書中往往有一些不像中國思想的東西。現在緯書都殘缺不全，只有易緯的一部分是完整的，因此想要調查它們的思想與經書有多少不同是很困難的，但確實有不是源於經書的思想。這大概是因為武帝時開始與西域交通，西域地區的知識傳入，因此這些思想被吸收進入對經書的解釋之中。 對讖緯大加利用的是王莽，他通過偽造讖篡奪了漢室。不可思議的是，光武帝也利用讖緯為武器推翻了王莽，實現中興，這是因果報應。光武帝非常相信讖緯，什麼事都根據它來決定。學問固然重要，但讖緯作為聖人的製作，被認為與經書具有同樣的價值。不管是怎樣的學者，如果不喜歡讖緯，就不被信用。當時就有反對讖緯的人，桓譚是其中之一，雖然他所著的《新論》沒有流傳下來，但他是堅決反對讖緯的，因此不被光武帝所用。鄭興也不信讖緯，當他被光武帝問詢的時候，委婉地回答說自己不曾學讖。東漢時期讖緯相當盛行，同時方術也是如此。王符的《潛夫論》有《卜列》《巫列》《相列》《夢列》各篇，對這些盛行的東西加以攻擊。東漢末年的大學者鄭玄也曾為緯書做注。從某些方面講，由於過去學問普及，當人們把它當成一種玩具時，就不滿足於對經書的一種解釋了，根據古怪的知識加以牽強附會。學者的思考範圍擴大了，將知識運用到各種不同的事情之中。 佛教的傳入 也正是這個時候，佛教傳入了中國。關於佛教傳入一事，見於《後漢書》中光武帝之子楚王英的傳記和《西域傳》。《後漢書》大部分是後來劉宋時期編纂的，不知道這部書是根據什麼寫成。現存的書籍中，在《後漢書》之前記載佛教傳入的，是東晉成書的袁宏《後漢紀》。在漢代就記載了這件事的大概是牟子。他們記載是同一件事，即漢明帝夢見金人，召群臣解夢。在佛教傳入後，最先信奉的是楚王英。明帝時楚王英因為犯了過錯自殺身亡。明帝知道英信奉佛教，在下賜給英的詔敕中，還專門提到楚王崇尚浮屠之仁祠，故歸還他獻上的縑帛，以助伊蒲塞（優婆塞）桑門之盛饌。似乎佛教已在王族間廣泛傳播。《牟子》記載，漢明帝在為自己建造的陵墓上畫了佛像。雖然《牟子》等書往往有誤傳，現已無從考證究竟有多少內容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佛教已相當流行。張衡在《西京賦》中也曾提到「桑門」一詞，還將其與「展季」（柳下惠）並列，合稱「桑門展季」。由此可見，早期佛教僧人是嚴守戒律、行儀端美的。總之，在某一方面，與經學相對的緯書出現了，從而滿足了當時對知識的欲望；到了東漢，在此基礎上又出現了外國學問傳入的機遇，佛教逐漸傳入。東漢末年經文也漸漸被翻譯出來。這些從某些方面說，是武帝繁榮學術，開通與西域地區的交通，開闢新知識傳播的道路的結果。 學術興盛的功罪 上述學術興盛結果，如果往壞的方向加以利用，就會出現王莽那樣奪取天下的人；若是往善的方向加以利用，也有像漢光武帝那樣以之為利器安定天下的人。當然，王莽之亂是天下學術過度興盛引起的中毒，但它也有作用好的地方。因此，很難輕易去說學術與社會治亂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皇后中間學問盛行，結果是以學問過分粉飾其行為。《讀通鑑論》卷七談論這種作偽時說，明德馬皇后以學問粉飾其行為，雖然想對外戚施以種種恩惠，卻裝作討厭施恩的樣子，實際上後來的天子都對外戚施恩。但東漢的外戚不能像西漢的外戚那樣放縱，關於東漢皇后從事學問的效果，王夫之的觀點有點太過嚴苛。 帝王行為的變化 說起兩漢的差異，帝王的行為也顯著不同。不僅天子，就連尋常士大夫的行為也有不同，只不過其表現並不如天子那般明顯罷了。關於天子的行為，差別相當明顯。大抵說來，西漢的天子只要是有學識的，多少都有些隨便。像武帝那樣的人，對待大臣也很怠慢，會見大臣時常常是箕踞而坐，但對汲黯例外。總之在禮儀上比較粗疏。後來的漢宣帝非常聰明，但年輕時喜歡遊俠，會鬥雞、賽馬。他深知歹徒藏於民間，也清楚官吏的得失。日本的水戶義公就屬於這類人。宣帝的皇太子（元帝）好儒教，而宣帝認為僅憑這個是無法搞好政治的。後來，從漢元帝開始，有了天子的風度。他擅長藝能，精通音律和書法，有的甚至能夠自行譜曲。此外，他也好儒教經學，處事穩重。不過也有人認為因此導致了外戚專權的局面。接下來是成帝，他的行為有很多矛盾。據《漢書·成帝紀·贊》，班固由於父親班彪的姑姑班婕妤在後宮侍奉天子，十分了解宮中的事，他說漢成帝善加修飾自己的儀容，其舉止做派都相當有天子的風範。漢成帝乘車時坐得筆直，不左顧右盼；說話時緩慢有力，也不以手指物；臨朝時不說多餘的話，尊嚴若神。並且他也好讀書，做事嚴謹認真。然而，另一方面漢成帝又喜歡做不良少年之事。這在《漢書·谷永傳》中有記載。谷永多次上奏向成帝進諫。其中說漢成帝常常不顧萬乘至尊的身份，喜歡民間的一些俗事。比如他討厭天子的尊號，喜歡匹夫卑賤的名字。當時他喜歡微服出行，樂於讓別人用張公子、富平侯家人等名字稱呼自己。此外，他還時常召集一些行為不軌的少年，同他們一起飲酒作樂，而宮中侍衛總是守著一座空宮。因此，谷永屢次進諫，恐漢成帝這樣下去會有不測。然後，漢成帝也十分聰明，他看穿了谷永進諫的目的，那就是外戚王氏家族被封侯者甚多，享盡各種榮華富貴，然而，他們若想爭權，就必須常常針砭天子，使其依賴外戚，這樣看來，谷永也正是為了討好外戚才頻繁上奏天子的。這樣，即使他說的是良善之言，也不會被聽取。由此可見，西漢時一方面學術興盛，表面上天子、宰相沒有理由行儀不好，但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這是西漢的貴族風氣。但是，到了東漢，情況便截然不同了。漢光武帝沒有漢宣帝、漢成帝那樣的不良傾向。而漢明帝也因皇后賢明，幾乎沒有做過有失禮儀的事情。此外，東漢的天子大多短命，他們中活到三十歲的也是少數，還未等到因厭煩繁文縟節而胡作非為的時候便已駕崩。這樣，東漢的宮廷自然沒有大的動盪，十分平靜。王室家族謹慎節制，一般士大夫家族也就不會不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