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十一章　東漢時代

光武帝及其政治 王莽在位僅十五年便因叛亂而敗亡。此時各地盜賊蜂起，但漢的德澤似乎仍殘存於百姓中，因此取漢姓名的盜賊眾多。其中有假冒者，也有真正的漢室後裔。其結果是，漢的後裔，東漢光武帝，再一次統一全國。在此之前，已有更始帝（劉玄）被立為漢天子，又有劉盆子被赤眉軍擁立。二人雖被稱為「盜賊」，但也是被一種勢力擁立的，因缺乏統御的力量而失敗。此二人得到擁立之前，王莽政權已被亂民所滅，由於這二人未平天下，更始的部下，光武兄弟劉縯、劉秀崛起。其中，兄長劉縯，開始投身判亂勢力時頗有人望，像漢高祖那樣有遊俠風氣。弟弟劉秀為人謹直，劉縯常自比為漢高祖兄弟而恥笑其弟。然而劉縯因鋒芒畢露而失敗，光武獲得成功。與漢高祖不同，光武帝劉秀是治學之人，通曉《尚書》等。但他也不是志向特別遠大的人，如果生於太平盛世，大概會甘於做普通的事，作為一名廉吏結束一生。劉秀曾說：「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他本想成為一個皇宮警衛，手執棍棒威嚴肅立。總之，與漢高祖相比他更有修養，但沒有作為英雄的修養。起初他不過一介良民，經過一番磨礪，因環境造就而成為英雄。 在起兵之初，他的兄長富於豪傑氣概，人們都因無法預測其行動而自危。同時期發兵的光武的跟從者卻都感到安心。這自然成為一個造就英雄的環境。起兵之時，他作為漢室後裔，深孚眾望。與王莽的軍隊接戰，己方作為烏合之眾，一旦戰敗有潰亡之虞，但由於拚死奮戰，大勝王莽軍隊，因此大獲人心。漢高祖自己常常打敗仗，但是擅長用人。光武帝則既會用人，又能打勝仗。這是因為有年輕時的修養。高祖用人，即使性格無賴的人也可憑技能而受任用。光武帝則多用與自己同樣有修養的讀書人。高祖自起兵入關中起就作統一天下的考慮。光武帝則逐步擴張領土，順勢而為，最後應運統一天下。高祖是出了名的不講規矩，辱罵儒生，不講禮儀，叔孫通定禮法之後，才知道自己地位的尊貴。而光武帝一開始便有修養，這也與他之前的更始帝、劉盆子等農家子相反。當他進入洛陽時，由於隨他進城的屬吏都行儀嚴整，百姓們幾乎喜極而泣，說道：「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高祖完全是創業型君主，而光武帝則是創業、守成兼有幾分的君主。二人在平定動亂後制定製度的方法上差異最大。高祖靠多殺功臣平定天下，當然，這與功臣的為人有關。高祖的功臣多是自六國時期以來已充分施展了其才力、帶有幾分無賴作風的人。而光武帝的功臣多為有學問的謹直之人。不將政權交給功臣，同時盡力保全他們，這也是光武經過細緻考慮而採取的方針。在功臣中，有「中興二十八將」。二十八這個數字，根據當時的迷信思想，正與天上的二十八星宿相應。光武帝把這些人封於各地，給予厚祿，不令其參與政治，而政治完全交給負責執行實際事務的人。儘管設有「三公」，但西漢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是不理政事的。而光武帝設置的「三公」參謀政事，但天子掌握實權，可以說統籌了三公權力。開國英雄等人則多難以忍受，被封諸侯、做三公僅有一部分人，大部分人選擇避嫌。不參與政治，危險就少，也不會有企圖謀反的嫌疑。把功臣與政治分離，在當時可以說是一個較好的制度。《後漢書》關於二十八將的評論十分有名，對後世深有影響，連日本也有引用。如《神皇正統記》談及建武中興的失敗時，就引以為例，讚賞光武帝的做法。 後來五胡十六國之時，石勒曾將漢高祖與光武帝進行比較。他說如果遇到漢高祖就要做他的臣子，如果遇到光武帝就要與之較量，這是由石勒自身的情況所決定的。石勒有無賴的遊俠氣概，因此有輕蔑為人謹直的光武帝的傾向。而高祖與光武帝的差別也有時代的原因。光武帝是漢朝經過兩百餘年的太平，學問趨於昌盛，在一定程度上進入文化時代後才出現的英雄。他沒有像王莽那樣過度利用文化，他恰恰是當時具有普通程度知識的人物之一，因而他與高祖不同。在利用當時文化這一點上，王莽通曉一些深刻的知識，又有學者向他提供知識，他將當時流行的讖語利用得恰到好處，卻見不到有跡象證明他自身相信這些。而我們可以時常看到證據表明，對於讖緯，光武帝雖然並不完全相信，但大體上是信的。也就是說，王莽掌握當時最高的學問，借偽造讖語一時取得天下。但由於有過分迷信這些讖緯的人，反而利用偽造的讖的結果，把天下一同奪走。按照漢代五行學說，漢天子居火德，這在王莽時期已明確告知天下。王莽以自己為土德，將漢定為火德。光武帝全盤接受其理論，以為劉氏居火德，此後漢又繼續統治了一百多年。掌握著當時最高知識的人企圖矇騙世人，最終反被受騙的正直者奪走天下。在中國這類事情時有發生。 外戚、宦官之禍 光武帝至明帝兩代，政治上非常安定。明帝也是個明察之君。鑒於西漢的衰亡，光武帝和明帝都十分提防外戚篡奪。因此對光武帝的陰皇后家、明帝的馬皇后家，都沒有給予權力。而皇后自身也不給自己的同族謀求權力。王夫之認為，馬皇后實際上想給自己的族人謀求權力，但表面上予以壓抑，這樣的說法未免失之嚴苛。東漢以後，令人困擾的是天子短命的問題。光武帝享年六十二歲，明帝四十八歲，算是長命的天子。此後的君主，普遍在二三十歲就過世，即使天下太平也常有此事。日本的藤原時代便是如此。這成為權力下移的癥結。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明，多半是因為將天子的養育委託給婦人，天子長大後居處周圍也儘是婦女。 因此，第三代的章帝以後，漢的政權重歸外戚手中。其中勢力較大的是竇氏、梁氏。外戚跋扈，挾持年幼天子和其母后以弄權。天子長大後嫌惡外戚專橫，想奪得權力。為此天子只能從被外戚包圍的人中，尋找可以相談的助力，這樣的人往往是最親近皇帝的宦官。最初從竇氏手中奪取政權時，天子合作的對象是宦官中較好的鄭眾，因此沒有遺留後患。宦官可獲封高爵，並且封侯，就是始於此時。梁氏時，皇帝年輕，因為正統絕嗣，旁系入嗣承繼大統，以致擁立者專權。梁氏極其跋扈，此時與皇帝合謀奪權的也是宦官，即五名中常侍。後來滅梁氏，五人皆被封侯。由此一來，中常侍的人數增加，從桓帝到靈帝期間，被稱為十常侍時代。這是政權全歸宦官的時代。當然這時的宦官並不像《廿二史札記》所說的那樣都是壞人。從鄭眾起，也有一些好人，甚至有對中國文化功績卓越的蔡倫。蔡倫是今天製紙的鼻祖，「紙」本指帛，蔡倫造紙後，才指今天的紙。宦官中也有人對中國文化做出貢獻，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秦始皇時，趙高編寫字典，就是另一個例子。 一般認為宦官興盛會產生極大的危害，其主要原因是宦官封侯，官位顯要。封侯的宦官，會因一代而亡而惋惜，若欲立後嗣，就需要討他人之子為後繼者。其中更奇怪的是蓄女的行為。這是宦官令人費解的行為之一。宦官假有子嗣、聚斂財富的手段也極其惡劣。此時有臭名昭著的宦官侯覽等，強奪他人宅地三百八十餘處，自建邸宅十六處，活著的時候就開始為自己造墓，高度、寬度均達百尺。後來的宦官更是如此。當東漢末年發生動亂、皇帝宮殿被燒時，宦官邸宅常充作皇帝行所，宦官預先建好的墓，被充作遭廢立的天子的墓，可見其僭越的程度。宦官的兄弟等皆為高官、地方官，在地方橫徵暴斂，把強奪人民的財產視為平常事，這些就是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的根本原因。外戚也非常專橫，他們往往是以一人一家為單位，如梁冀等人被抄家時，據說發現他積攢了幾億金，而這還只是一個家族而已。宦官人數眾多，其子弟親屬也無惡不作。而滅掉一家外戚，便使一處的毒害波及全國。東漢的政治，大體上只有初期值得稱道，中期開始有腐敗之弊，宦官的跋扈，更加速了腐敗擴散。當時政治就這樣被外戚、宦官輪番把持。即使中央也沒有機關能抑制其專橫。光武中興以後，即使宰相也得不到權力，加上皇帝總攬大權，如遇光武帝、章帝這樣的明君先後在位，自然安然無事，若皇帝幼小而昏愚，政權自然轉移到君側之人手中，外部的力量無法抑制。 名節與「黨錮」 漢時官吏出身大體上分薦舉與徵辟兩種，且都以人望為依據。前者是由民間特別舉薦有學問德行者或有名望的官吏；後者是由皇帝或地方官直接徵召並登用。由於宦官專權，當時登用的人多與宦官往來密切，人為製造人望的現象也就開始了。西漢宣帝時所謂「良吏二千石」，此時也與中央政府中極其橫暴者沆瀣一氣。但此時社會上存在著足以抵抗這些加速東漢滅亡的人的力量，即當時的名士。於是其後黨獄和黨禁事件大興。本來桓帝即位之初，急於任用其師周福。但在周福的鄉里有比他更有人望的人存在，於是兩家勢同水火，門下互相誹謗，引發黨論。這也是因為東漢普及教育，民間文化進步的結果。另外則是因為國民富裕，結果接受教育的人眾多，求學於大學者增多。 東漢一代尊崇名節。西漢末年有學問者向王莽獻媚，加入其麾下的很多，東漢時則多有不願俯身折節者。這是因為自光武帝開始就獎勵尊重名節的風氣。光武帝想任用卑微時的友人嚴子陵，嚴子陵拒絕，皇帝待之如故，同床就寢時，他甚至以足抵皇帝之腹。光武帝曾問他自己比過去如何，答曰：稍勝以前。皇帝既寬容，又不惜獎勵名節之士，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明帝以後沒有誰再這樣做。《廿二史札記》中注意到，東漢重名節其實是遊俠刺客之風的殘餘導致的。尊重名節的原因顯然不只如此，但這也是其中之一。漢初的遊俠，對男性來說是一種磨礪，西漢末遊俠消失，盜賊興起。只是遊俠的風氣並未完全消失。最近有人認為遊俠之風源自墨子的思想。實際上，戰國以後普通百姓多有此風。武帝以後，學問統一，學問僅限於儒學。遊俠的風氣並不是消失無餘，而是匯入到儒學之中。一些非常極端的事也因此而生。東漢的人為博得名譽，為人之所難，由此演變成一種風氣。這樣的事例《廿二史札記》中列舉了許多。當時上司與屬官之間如同君臣，下屬為上司披肝瀝膽，為救上司之禍毫不顧惜其身，為上司治喪的禮儀與對父母相同。當時習慣用禮的理論來解釋這些不合理的事情。此時還流行把自己的爵位讓給兄弟。這或許是受《論語》中伯夷、叔齊的影響。也有在無人可讓時才自己接受的事例。總之，當時盛行這類講求名譽的風氣。為別人報仇也很流行，這與遊俠刺客的風格完全一致。針對這些事，《廿二史札記》評論說，因為朋友之私而捨棄從父母那裡得到的身體，是錯誤的。總之，當時人們已是在不合常理地博取名譽。這也是學問普及，效仿古人的結果。隨著學問的普及，那些與遊俠作風相近的東西也廣為傳播，這不僅僅是光武帝政策的結果，而是這種風氣蔓延的結果。隨著學問的普及，民間也開始重視禮儀。儒學的禮儀也不再局限於學問上，而被運用到實際生活當中。並非富人的普通百姓也有做學問的餘地，又出現了重視名節的富豪。王莽的政策並不徹底，自西漢以來豪族勢力逐漸擴張的趨勢沒有得到抑制。到東漢時，這種趨勢更加明顯，這些人對其家族感到自豪，又講究禮儀。此時宦官專權，地方荒廢，雖有附勢者，但反抗氣氛也強盛。當時重名節者爭相反抗，各種議論喧聲震耳。東漢宦官為害之大超過了任何時代，而東漢士人對宦官的抵制也是其他時代所無的。這也是學問普及，一般人磨礪名節的風氣的結果。 作為其結果，黨獄、黨禁之事興起。這是宦官對抗名節之士的策略。先冠以黨派之名加以禁錮，後來再將其殺害。漢末名士以能入黨禁而顯揚其名。其中最有名的是李膺、范滂。李膺遭黨禁時，有人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入李膺門下，未能入其黨者甚至因不平而罷官歸鄉。當時很多人都希望成為黨人而揚名。張儉為逃避禁錮而流亡，有人不顧自家破滅也要藏匿張儉。簡而言之，圍繞中央的專權者與民間知識階層的對抗引起了漢末的動亂。動亂興起後，宦官被名士所殺。正如取出蝕木之蟲也會使樹木枯萎一樣，去除了圍繞在皇帝周圍的宦官也導致了漢室滅亡。這些名士中也有一些明哲保身的人物，迴避過分激烈的事，穩妥地保全其身，務求免禍。但這樣的人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人捨身以求名，都捲入爭亂的旋渦。《廿二史札記》說，過去認為衰世重名節。如果氣節隨時代而喪失，其世更衰。東漢時還有抵抗作惡者的力量。這是武帝以來獨尊儒術的結果。當然其初衷並非如此，而是考慮到有學識者在民間遊蕩是很危險的事，因而採取讓他做官的方針。對此，司馬遷等人評論說，獎勵學問反而導致堅守節義的學者消失。這是因為在當時治學的人少，僅限於某些優秀的人物，這導致其不能守節。其結果是學者是為當官而做學問，致力於諂媚中央掌權者。至東漢時，做學問的人數增加，原來所具有的各學問的系統和氣氛，都匯入儒學當中，遊俠的風氣亦歸入儒學，於是尊重名譽的風氣盛行，導致了士人與宦官的衝突，這是騷亂的原因。但這種騷亂絕不是壞的，中央有惡人，卻無力抑制，因此借輿論來抑制。這是中國自上古以來形成的文化之力普及到普通人中間的時代。 之後各種變化興起，其結果是周末以來的文化成果普及至全體百姓中。當然其中並不是沒有反動的思想。近年有人引東漢仲長統的詩句「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裂風雅」為例，認為魏晉六朝流行的清談等打破名教的思想在東漢末就已經出現了。但這只是少數人，不能代表一般的風氣。明哲保身也並非一般風氣。行難行之事，好名節，才是當時的一般風氣。這不同於獎勵儒學的初衷，但這裡完全體現出儒學教育的真正結果。由文化觀之，中國自上古發展而來的文化自此可謂告一段落，中國上古史也在此收束。 東漢時代的對外關係 東漢時的要事是對外關係。東漢沒有西漢武帝那樣高瞻遠矚的君王。但是，西漢以來的威力繼續發揮著作用。王莽固然以浮誇妄想招致敗亡，但其國家威勢依舊留有影響。光武帝時採取不與外國發生關係的方針，而南北匈奴之爭使匈奴不得不與漢發生關係。有名的竇憲征伐匈奴，勒石燕然，班固為之作銘，深入邊塞三千餘里。自此匈奴式微，北方太平。東漢中期西域也發生了種種事件。班超作為西域長史，因仰慕西漢末年傅介子輕車簡從，出使西域諸國，使其歸附的故事，於是率少數隨從，進入西域，平定諸國。此事仍是仰仗武帝以來的漢之威勢。班超之時，甘英西行，自安息至條支，抵達海濱。此海大概是地中海，也有人認為是波斯灣，乃至黎軒（白鳥庫吉博士認為是亞歷山大港）。漢武帝時其影響範圍止於中亞，而無疑東漢甘英更向西行進，抵達海濱。之後中國與西方進行文化交通的道路得到了開發。從此中國藝術也得以吸收西域元素。今日的存世器物中，也有不少在模樣和製作上帶有西域風，而並未局限於三代以來中國的傳統風格。班超年邁，故其子班勇進駐西域。直到中期為止，我們所知的東漢與西域關係，大體如上所述，其後則不太明了。近年發現的龜茲將軍劉平國的摩崖碑，時代在班勇以後。因此，班勇以後西域仍有通曉漢文的人。但西域與漢的從屬關係尚且不明。 這一時代最著名的事件，是明帝時佛教的傳入。有人認為佛教此前即已傳入，這是不準確的。光武帝末年至明帝初年，漢與四方諸國一度斷絕的交通往來才重新恢復。光武帝末年，日本島的倭奴曾與漢往來。博多志賀島出土的倭奴國王印就是那時的東西。王莽之時一度斷絕的對外關係得到恢復，而佛教傳入也應該是在這一時期。當時，明帝的兄弟楚王英很快便信奉佛教。此後慢慢傳播開來，但人們只是將佛教當作夷狄之咒術，不知佛教的真義。東漢張衡《二京賦》中已出現了「桑門」一詞，恐怕是指東漢中期在京城活動的僧人，他們依據傳自外國的法術，過著一種異樣的生活。若說此時已開始翻譯佛經，此言不確。有人說此時已翻譯了《四十二章經》，但現在存世的《四十二章經》並沒有當時翻譯的。翻譯佛經是東漢末以後出現的，這是由社會形勢決定的。印度之所以盛行佛教，是因為當時有很多諸侯貴族對它進行保護。耶穌教新教也是受到諸侯大力支持才興起的，即便有平民基礎，也需要藉助貴族的力量才能流行。這一現象是對傳統的統一教權的反動，是由新興階級推動的。東漢中葉時，中國仍未進入貴族時代，此時民間經學普及，而佛教這樣面向貴族的宗教，不迎合時代，所以並未迅速傳播。但從漢末到魏晉六朝時代，隨著地方名族興起，佛教逐漸興盛。五胡十六國這樣分裂為許多小國的時代，也使佛教的傳播變得容易。 當時對外關係的情況大致如此。東漢對外國不像西漢那樣注重政治上的統御力，而是用文化自然地影響周邊。文化的傳播刺激了各種族的自覺，使各種族開始思考自己的起源。在普及漢字、傳播文化上，東漢的成就遠勝西漢。東漢時代馬援征伐安南後，中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安南地區，漢末時，安南甚至有能用漢文著述的學者。西漢在政治上的權力普及周邊，而東漢是文化普及四方的時代。文化的普及刺激了各種族的自覺。這是中國自上古以來的文化從中央向四方的擴展告一段落的時代。 附記 此處出版的《中國上古史》，是先父在京都大學講授的「東洋史概說」課程的一部分。先父曾在大學多次講述中國上古史，現在付梓的是大正十年（1921年）以後、大致是最後一次的授課內容。 《中國上古史》與預定另外刊行的《中國史學史》，先父生前都有出版的意願，雖然有所準備，但最終沒有結果。先父在講課的時候，只準備了記有講義大綱的卡片，沒有預先寫作原稿，因此後來準備著作成書時，開始徵集幾位聽講者的筆記，略加補充訂正。大正十二年，我在做完膽囊手術後到有馬溫泉調養避暑，在兩三個月里每天對本書做一點補訂的工作。但這件先父生前具體要做的事情，結局也就是這樣了。亨利·馬伯樂教授[1]的《中國古代史》出版時，打算參考本書等著作，命我加以翻譯。當譯完一部分後，我從中得到了啟示，雖然也說過要補寫一些東西，但也都不了了之。昭和九年（1934年）在病床邊侍奉先父的最後時刻，我問他《中國上古史》與《中國史學史》的出版意向，他說：「出版時當然需要本人改訂，但如果實在不行，按照原稿也可以。」事實上，根據當時的病情，由先父改訂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後只有在上述聽講者的筆記上用朱筆所作的修改，以及授課時的講義大綱等。那些筆記後面只有極少的字跡。 此書不得不作為先父的遺著出版，即便如此，筆記的文體因聽講者而各有不同，且文字沒有全部訂正的地方仍有很多，另外還有因文章過於簡略導致讀者難以理解的地方。對這些地方加以程度不同的補充修訂是必要的。關於這件事，我求助了與先父同時在京都大學，聽過中國上古史課程，且是我的恩師的小島祐馬博士。小島博士慨然接受了這份麻煩的工作，這樣本書有了最專業的校訂者，後來我又向百忙之中的他提出了種種不情之請。經過小島博士去年的校訂工作，本書終於迎來了出版。文字的統一、段落的分割、內容的校正這類枝節的工作本來應該由我負責，但由於弘文堂督促甚急，未能假以時日，因此很不完善，這是本書的遺憾。 必須注意的是，先父的講義原來不分章節，導致閱讀困難，檢索不便。後來雖然參照講義的大綱試著增加章節標題，但也有不恰當的地方。此外，先父的修改往往記在本文以外的一欄，在後文又為應該補充說明的事項添加備忘錄。但本書為了方便起見，已經將之放在正文中，或是採用註解的形式。尤其是註解部分，對聽講者以註解的形式做的筆記並不一定保持原樣，不一一加以區別。 先父臨終時，在枕邊的包袱里存放著用鋼筆疾書的三首詩。其中一首寫道：「聲名百代夢中虛，富貴浮雲久忽諸。只有寸心灰不盡，筐中一卷未成書。」如今此書問世，回憶起這些事情來感慨萬千。同時，此書的出版受到小島博士的極大幫助，在此必須深深表示感謝。 昭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內藤乾吉識。 * * * [1]馬伯樂（HenriMaspéro，1883—1945），法國著名漢學家。——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