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十章　西漢時代（下）

昭、宣二帝時代 武帝之後是昭帝。昭帝年幼即位，由霍光和金日磾輔佐。霍光做事極為謹慎，因此受到了拔擢任用；金日磾從匈奴降附，為人正直，因而與霍光一道受武帝委託。金日磾在昭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其後的十三年間，霍光作為大將軍一直輔佐在昭帝的左右，幫助他處理政務。從此大將軍就成為輔相，其權力堪比丞相。這一時代承繼武帝的內外著力擴張之後，需要緊縮調整。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對於這一點是有利的。所幸此時匈奴勢力漸漸衰退，不需要進行外征，可以專門治理內政。於是當時省去始於武帝的種種稅法，與民休息，又罷榷酤。當時《鹽鐵論》一書出現，這是一本臧否武帝新組織的稅法的書。當時地方出身的賢良文學之士與推行新稅法的桑弘羊之間的討論也記載於其中。賢良之士認為新法不便，主張廢止。桑弘羊則舉其優勢加以辯護。實際雙方各有道理。此書是關於對漢代稅法的議論的極其重要的資料。後來桑弘羊因為其他事而被殺害。主張維持新稅法的人沒有了，武帝時的新組織也廢止了。上面的「其他事」，是指一場對霍光及新皇帝的陰謀。這一陰謀純粹是統治者家庭的內鬥。武帝的兒子中年長的燕王是昭帝之兄。最初，武帝廢太子之後，燕王以為自己會被立為太子。結果武帝嫌惡其失德而不立，改為立昭帝。燕王的姊妹中最年長的長公主，與霍光不和。此外昭帝皇后的父親上官桀等也一同策劃陰謀。他們上書說霍光專權，疑有非常之事。霍光為人謹慎，故對此並未採取任何對策。幸好昭帝雖為年僅十四的少年，卻非常聰明，看破了他們的陰謀，置之不理。於是又企圖暗殺霍光，但因內情被泄露出去，燕王、長公主自殺，上官桀被殺，桑弘羊連坐被誅。昭帝在位十三年，剛過二十歲即早逝，霍光迎武帝之孫昌邑王劉賀即位。因其行為不檢，霍光與當時主要的大臣一同上奏皇太后將其廢黜。當時隨昌邑王來的兩百多臣下都被殺。歷史上雖未明確記載，但可能是因為針對霍光策劃陰謀。 其後宣帝即位。他是武帝時因謀反被殺的衛太子之孫。最初衛太子被殺時，他的妻子兒女都被殺。只有他的孫子，即後來的宣帝，因年紀太小未被殺。宣帝長於民間，通曉民情，因昭帝無子，於是年滿十八歲的他被迎立為天子。霍光因為在昭帝及宣帝初年輔佐幼主以及廢昏君，事跡成為後世不論是德政還是失政的範本。特別是他廢天子的事情，後人往往拿來與殷代伊尹廢太甲之事相比較，以「伊霍」並稱，後世廢立之事往往援引為例。霍光在職二十年間，社會安定，四海無事。他死後，他的兒子企圖反叛，被宣帝所殺。霍光雖然處事謹慎，但在大事上缺乏決斷。《漢書》對他的評價中有「不學無術」的說法。歷史上的實例說明，儘管霍光功勞很大，但無論對國還是對家的治理都不算成功，以致其後人受到如此殘酷的處分。其過錯之一，在昭帝時已有所表現。即昭帝已經成年且賢明，而霍光仍不肯交出權力。當時上奏者先將副本呈送霍光，霍光看過之後，才將正本上呈天子。宣帝時，對霍光的陰謀逐漸增多，處境的日益險惡，使霍光深具戒心。宣帝極其聰明，十八歲左右即位，但霍光仍未交出權力。宣帝由於是在不得志的環境中成長的，具有遊俠的氣質。也是因為他熟知民間事情，他認為天子不能僅注重行儀的風範。然而霍光是個極為謹慎正直的人，據說，宣帝即位，去參拜祖廟時，霍光作為驂乘，宣帝與霍光同乘一車，如芒刺在背。據說此事是導致霍光的後人被殺的開端。可見霍光也有未顧及的地方。宣帝在民間時，已與許氏訂婚，即位後便遵守約定迎娶許氏。霍光的妻子想讓自己的女兒成為皇后，而宣帝的婚約使她非常失望。她乘許氏分娩之際命令侍醫將其毒死，於是將自己的女兒冊立為皇后。宣帝還在民間時，比起了解霍光其人，更多的是從外面看到霍氏一族非常強盛、生活豪奢，由此心生不快。對霍光感到難以接近，也是由於一開始就反感霍氏一家。再加上此時發生了許皇后的事件。霍光起初不知毒死許氏的事情，知道後又不忍揭髮妻子，在躊躇之間霍光死去。宣帝最初是想誅殺霍氏，由於他是很謹慎的人，所以先把霍氏一族在軍中有職務的人都調離，讓自己的心腹之臣取代，於是與霍氏發生衝突，霍光之子及其兄之子憤而作亂，全部被捕殺。 此後宣帝親政，他既有一定的學問，又知道如何在民間施政，因此他不喜歡武帝時代那種以粉飾為主的儒家政治。因此大體上採用法家的學說，其政治專門實施彰顯君權實效的舉措。這一時代，不單純是繼承武帝政治之後的休養時代，而是相當緊縮的時代。用人的主要依據是才能，因此官吏都比較稱職。他在民政上尤其用心，曾說「朕與良吏二千石共治天下」的話。「良吏二千石」是指地方官吏。當時地方官的主要任務是處理好訴訟事務，並抑制地方豪強。其中，壓制地方上有錢勢大、為害人民的人是民政的主要任務。擅長處理此事的人在當時被稱為循吏。循吏若有實績，則加以拔擢甚至任命為宰相。宣帝初期任宰相的魏相、丙吉等人都是宣帝還未即位時的好友，也有為壓制霍氏勢力而登用的人，但都稱職。魏相任宰相之後，廢除了大臣上奏章先將副本呈遞丞相的制度，改用漢初的辦法，由丞相從中選出適當的奏章上奏天子。丙吉在宣帝身處民間時對他有恩，而宣帝即位後，他絕口不提以前對宣帝的恩情。宣帝通曉世情但也有殘酷薄情之處，據說性格寬宏的丙吉可以補救宣帝的缺點。繼之成為宰相的，是以循吏知名的黃霸。黃霸類似日本的大岡越前守，在明斷曲直上有特殊的才能，擅斷隱情。但他任宰相之後，聲望不如任地方官時那樣高。這是因為做宰相與做地方官的竅門有不同之處。做天子宰相，不一定需要知曉民間隱微、善於裁斷的人物，而是需要以宰相的重要地位來抑制天子容易有的任性行為的人物。然而，黃霸在這方面並非得心應手，有被天子寵愛的傾向，而缺乏節義與深沉。但他絕非無能之人。黃霸運用自己做地方官時的經驗，建常平倉以調節穀物價格，這成為後世中國民政長期相沿的重要制度（當然，武帝時就有常平倉，當時主要考慮的是為政府增加收入。然而黃霸的做法考慮的是使人民生活安定）。 宣帝中期以後用這些人做宰相，在民政方面做出了實績，但是對宮中的管理力量逐漸衰弱，最終給漢代後期遺留禍根。最初，用魏相、丙吉為宰相，不是宣帝真正的方針，從地方官中舉用有成績者為宰相，才是其真正的方針。即用取得有目共睹的效果的人為相，而不是用不顯眼的能糾正君主過錯的人。天子自恃聰明，任用的多為自己信任的人。天子不信任宰相這樣顯要的大官，外戚宦官受寵信的趨勢漸漸出現了。宣帝在世時，因為他聰明，宦官等唯命是從，如果君主在政治上並不賢明的話，受寵信者很可能壞事。秦始皇即為其例。法家自有法在，因此憑藉實效而有好評的人不為所喜；那些從自己立場出發、不肯屈從天子或外戚的人，也總覺得被嫌惡。趙廣漢這樣出色的能吏，後來被宣帝所殺。當時官吏和百姓為他求情的很多。宣帝這類人，對民間聲名好、人民為之不惜抵抗天子也要盡力袒護的人總是心懷不滿。這往往是中國政治發生矛盾的地方。在民間有人望的人，不一定是為了中央的掌權者，想調和二者的關係是非常麻煩的。此時已出現了這種徵兆。因此中國大多只有明君在位時管理有方，其後繼者往往難以維持這種局面。並且過去得到抑制的弊害會突然發作，往往因此走向衰敗引發暴亂。宣帝時所用的人物與武帝時不同。武帝對那些雖有缺點但有特殊技能的人，常破格任用，有過失則不加赦免地處罰。而宣帝多舉用堅奉天子之命的謹直之人，他們對其事務極為忠實，不越常軌。這種政治上的風格，也與一般社會的狀態是共通的。這是一個任何事情都緊縮的安定時代。 幸運的是對外國，這一方針當時也行得通。中國的歷史學家都責備武帝，褒揚宣帝的對外消極政策，這是錯誤的。昭宣時代一般被當作是從古到今中國對外最有威力的時代。但這是由於武帝時，竭盡國力、財力與人力壓服外敵的結果。中國雖然疲敝，但外敵則更早趨於疲敝。由此可知，昭宣時期的安定，完全是武帝政策的結果。昭帝時，對外只有誅殺樓蘭王一件事，此外邊疆沒有其他事；宣帝時，匈奴疲敝，以至於內部分裂，五單于相互爭鬥，最後僅呼韓邪、郅支二單于殘存。二人相互憎惡，呼韓邪敗而降漢，郅支雖然起初在國內勢力猖獗，但由於內鬥，勢力也自然衰弱，最後導致滅亡。呼韓邪降附，對匈奴勢力而言是自漢初以來的一次非常大的挫折，因而漢朝全國上下大喜，並以諸侯王以上的禮遇優待他（當時此事已向四方宣傳，十餘年前，在歸化城發掘出的磚刻有「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等字樣）。此次匈奴降附發生在宣帝時期。其原因當然是武帝此前的征伐。此時又發生了居於甘肅地區的羌族的騷亂。趙充國並未採取大遠征的對策，而用屯田以逸待勞的策略。其後，這一策略成為中國抵禦外敵的經濟政策的範本之一。蠻族的侵掠猖獗於一時，但不能持久，這樣則以獨力也可驅逐外敵。這些是對外敵侵略採取緊縮方針的例子。 武帝到宣帝之間，是西漢的全盛時代，其間人才輩出。這個時代的人物各有特色。荀悅所著《漢紀·宣帝紀·贊》已有論及。關於武帝時代的人物情況，前面已舉《漢書·公孫弘傳·贊》加以論述。總的來說，宣帝時的但人物與武帝時的人物相比有差異。武帝時既有缺點，但從才能上說屬於天才的人很多。宣帝時的人物大多修養深厚，謹慎嚴肅，在不脫出世俗道德範圍的情況下發揮其才能。這種情況部分是由宣帝的為人所造成的。武帝本是在貴族的環境下成長、接受教育且具有好奇心，但不通曉下情。而宣帝雖說是皇族，但從小在苦勞的環境中長大，通達下情。因此在選用人才時，武帝只從自己的喜好出發，根據其才能任用，而又輕易罷免。宣帝選人的習慣是，避免錄用徒有其名而無實效者。當時社會環境逐漸穩定，民間良民與不逞之徒清楚地區分開來，不逞之徒如果能得到抑制，政令自然易行，因而側重於提拔適合治理的人物。所以宣帝時的人物，能吏多於學者。正如張燧在《千百年眼》中所說，當時的人物多出自吏胥，而非學者。據其考證，漢代以後的宰相，大多不是功業顯赫的人，而功業顯著的人則多為吏胥出身。如趙廣漢（河間郡吏）、尹翁歸（河東獄吏）、張敞（太守卒吏）、王尊（涿郡書佐）等，這些多是宣帝時的人物。他們有可與大將、宰相併列而無愧色的功績。他們少時即對法律頗有心得，擅長訴訟，熟知民間惡棍的內情。一旦拔為大官，由於深知人民受吏胥之害，可以巧妙地加以抑制。本來吏胥之流，如果放置在下級則才能無處發揮，往往只做壞事；一旦提拔至高位，這些人力求向上，便可以脫離當年的惡癖，發揮與公卿大夫同等的作用。張燧的言論，本為諷刺明朝末年的情況，與漢代的情況有多少契合之處，固然值得懷疑，但總有一些相符。宣帝時是漢代學問盛行的時期，但像宣帝那樣，把施政重點放在實際的民政上，當然是由於他與吏胥出身的人更了解這些。這也是當時學者出身的人無處發揮的證據。 宣帝在位期間是中國歷代中民生尤其安定的大治時期。這歸功於他崇尚實效。宣帝認為漢採用的是和霸術交雜的政治。總之，大體上採取申商之說，即推行綜核名實的政治。為此皇帝需要像宣帝那樣通曉下情，並自己掌握實權。這非常困難，漢代也僅僅在宣帝這一代實現了。宣帝時，當時還是皇太子的元帝曾向宣帝諫言，稱刑罰過於苛刻嚴酷。宣帝說：漢代的政治與霸術交雜（「霸王道雜之」），並非專行王道，招致漢的敗亡的一定會是太子。 元、成二帝的為人與外戚、宦官的跋扈 元帝以後的皇帝大都在貴族環境中成長，沒有宣帝那樣深刻的經歷。此外，外戚參與政治給漢代政權帶來了重大危害。古之三代時，外戚參與政治的跡象全無。一個原因是記錄不完備，後人無從知曉。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整體上實行貴族政治，沒有出現以天子一人之意志決定政治的現象。秦始皇的獨裁政治雖無弊害，但獨裁政治下的天子若不夠英明，大臣或外戚專制的局面在所難免。漢代惠帝時已有呂后引起的禍亂，文、景、武帝時，因天子有作為，未發生大臣及外戚專權的現象。當時外戚偶有參與政治而流於驕奢者，天子加以刑罰或誅殺。武帝深知其弊害，曾因為昭帝年幼而殺其母，因而沒有外戚禍害。到霍光時，出現了大臣專權。但由於霍光為人正直謹慎，因而未引發弊害。宣帝死後，情況為之一變。宣帝時，由於天子英明，未引起禍亂，而此時登用的外戚，在元帝、成帝時，逐漸趨於跋扈。景帝後，漢朝削弱宗室之力，導致壓制中央大臣及外戚的力量逐漸喪失。 除了外戚、大臣，危害中國政治的還有宦官。宦官的弊害從宣帝時已有萌芽，至元帝時正式出現。宦官專權被認為是中國政治上的一種必然趨勢。武帝時，有一技之長的人，不論出身，都被委任，使朝廷成為有才能的人的競技場。宣帝時，則以權術加以約束，與這一權力伴生的，是宦官或外戚的專權，大臣的危害也由此產生。 元帝時，首先出現的是宦官與大臣的衝突。宣帝自己考慮到死後需要大臣來輔佐元帝，於是指定當時通曉學問、事務的蕭望之作為輔政者。另一方面，宣帝之時宦官中弘恭、石顯得到天子寵信。這兩派在元帝時發生衝突。如王夫之等所說，中國政治上的朋黨鬥爭起於元帝（《讀通鑑論》）。元帝時實際參與政治的人成為兩派，並且形成各自的勢力團體。這是因為元帝缺乏英明果斷的作風，不能制御朋黨鬩牆相爭。這場鬥爭以大臣一方蕭望之的敗北結束，宦官派弘恭、石顯取勝。由此開啟中國政治上宦官跋扈的時代。王夫之認為元帝自身沒有責任，但後來皇后王氏一族輔政，導致最後王莽篡漢。這被認為是外戚弊害最為慘重的一次。這是天子不作為的結果，元帝為人優柔寡斷，刑罰中殘酷的部分都被停用。從《漢書·元帝紀·贊》可以看出，此時皇帝的生活已經高度貴族化。據說元帝擅長才藝，精書法，好讀書，通音樂，鼓琴吹洞簫，自度聲曲，區分節度，窮極要妙。此時宰相多自學者中選用。政治上每有問題，皇帝、大臣都喜好引用經書，做出與之相合的判斷，而不是做與情況切合的正確決策。幸運的是當時社會比較安定，得以無為而治。據《漢書》的「贊」記載，當時詔敕等文章浮華、主意穩妥，有古代天子的風範。但另一方面，則反映了政治上毫無做實事的能力。 接下來的成帝時期，溫雅的學者風範流行，同時，不拘束的貴族風範也興起。成帝相當有學問，喜好讀書，甚至讓漢宗室劉向進行整理書籍的工作。又《漢書》的「贊」中記載他講究儀表，坐在車上筆直挺立，不左顧右盼，不快速說話，不自滿，臨朝淵默，尊嚴如神，有穆穆天子之容。當時大臣公卿等上書，引經書論天子失德時，他假裝將之作為直言接受，表面很平和，而實際內心卻不然。此外，成帝對婦女的態度很不符合禮儀，因美貌而被冊封為皇后的趙飛燕以及被封為昭儀的其妹趙合德，都是卑賤的舞妓出身。此二人行為也有不檢之處，成帝本身淫亂以致早死，因而沒有子嗣。此人儘管外在以貴族風格為飾，而內在有與之不相符合的缺點。由於沒有太子，外戚王氏大張勢力，最終走向王莽篡漢的結局。然而民政方面延續了宣帝以來的狀況，朝政的紊亂並未造成直接影響。正如日本王朝時代的藤原氏專權一樣，地方官大體行政正直，也能較好治理民間。漢代從宣帝時起，地方官中的能吏與宰相之器全然有別。從此時起，朝廷內部紊亂，並未出現宰相之器，但地方官並未行惡政，民政自宣帝以後到元帝、成帝時期仍然正常運行，人民安堵如故。 王莽篡奪 成帝無子，因此立哀帝為嗣，此後立平帝。這時開始王莽的勢力逐漸壯大。同時，學問普及，朝廷的政治、禮儀等均以經學為基準。王莽的陰謀也以當時流行的學問為基礎。王莽在王氏一族中本來是勢力最弱小的。成帝時代王氏一族的驕奢趨於極點時，王莽卻如學者一般儉約，通曉人情，多施善行。這未必儘是偽善，王莽當時可能以此走完一生。然而，王氏一族的其他人無後，於是王莽成為首位。當時元帝的皇后王太后，成為幾代朝廷的中心，而深得太后寵愛的王莽就是她的侄子。從此他的野心越來越大，這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經學的發展有利於王莽得勢是原因之一。此時普遍認為經學是孔子的思想，周公的政治成為模範，凡禮樂制度標榜周公的均獲得好評，王莽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哀帝、平帝以來，天子年幼即位，因而需要輔佐的人。由於王莽身為外戚，且是大臣，可以像周公一樣輔佐天子，尤其是在哀帝、平帝之後，更幼弱的孺子嬰被立為君主，王莽於是開始攝政。這以當時流行的經學來思考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據經書的說法，當年周公輔佐成王，因而稱王，王莽於是自稱「攝皇帝」，以至於後來成為真正的皇帝。此時，劉歆在學問上給王莽的行動提供正當的依據。劉歆在當時的學問之上巧妙地加以附會，助王莽實現野心。而王莽即真皇帝之位時，誘使各方上書，在順從輿望的美名下奪取漢朝天下。此時，王太后還在世，到了王莽篡位時，她才意識到事情不對。她怒斥王莽，稱自己作為漢家的寡婦掌管漢家的天下，王莽受漢家恩典輔佐，反倒奪取天下，令人難以置信。但為時已晚，王莽脅迫王太后，奪取了天子印綬。由此，西漢末年，漢朝由於外戚干政以致一時失去天下，這是說明外戚政治弊害的典型案例。然而，政治上由於權力集中在帝室，既不像三代時那樣有貴族勢力加以牽制，也不像漢代初年，宗室強勢，遇事可舉兵平定。這就是全部權力集中於天子身上的結果：如果天子英明還可以維持，然而天子周圍的人恣意專橫，牽制的力量無法形成。權力集中於一處的危險，在西漢末年已經得到證明。 王莽與經術 正如古來的歷史學家之言，王莽篡奪漢室，是漢朝制度造成的結果，內有宮室之亂，外部也缺少抑制的力量。但此時最為直接的原因是王太后長壽、外戚專權。《漢書》稱王太后為元後。《漢書》認為，漢朝一時喪失天下，是元後長壽、外戚專橫的結果。因此特別立《元後傳》，作為西漢的終結，這是班固作為史家的見識。 此外，王莽有人望的原因在於利用了當時興起的學問。學問以不同的利用方法而用於善惡不同的目的。王莽之前的時代，從學者層面來說是劉向的時代；從學問發展的層面來說，是中國歷史上學問前所未有地發達的時代。劉向正是妥善地利用了這一點。他的學說即便未被充分實行，其著述卻成為當時君王的參考，劉向自身的意見也成為政治的良好導向。當時學問已得以獨立，發展到可以用於善、惡兩方面的程度。到其子劉歆時，則完全將學問用於壞的方面。王莽篡奪，在學問上的根據，大部分都是由劉歆提出。當然，正如以往的歷史學家之言，王莽在實際政治方面，並沒有什麼作為。王莽成為篡漢的奸雄，是因為他一開始就是這樣的人物，還是順應其境遇的自然結果？這一點我們並不清楚。中國人往往用結果逆推動機。但王莽是否從一開始就是奸人，這沒有確鑿的結論。若是順其境遇的結果，那麼劉歆等人的學問便是主要原因。 王莽的行為總是以學問為根據。奪取漢室天下自不必說，其他的政治行為也都如此。學者之間，當時有所謂古今文之爭。劉歆這樣用古文之學助王莽行篡奪之事的人固然是有的，然而大體說來，因為如果不根據當時被普遍認可的學問的話，王莽的企圖就不會實現，所以不能與以今文之學為基礎相違。正因如此，王莽都是以今文說為根據發布命令。當時的學問以古代周公所行的政治為模範。王莽尤其努力效仿周公，這也成為他篡奪帝位的基礎，這都是以周公為范的結果。當然，今文之學以外，有時也根據古文之學行事。王莽在政治上的失敗很多都出於此。例如，自己攝政顯然是以今文之學為依據，但實際民政以當時新出的《周禮》作為依據運行，才是招致民政上失敗的原因。 實行周禮，在古來的中國史家眼中毫無價值。最近讀了社會主義作品的人，則對《周禮》中實施了一些社會政策表示讚賞。但兩者都是脫離實際的。《周禮》中的政治是出於當時的理想而規劃的，即出自漢初學者的理想，但它在中國歷史長河中絕非毫無效力。第一個用《周禮》招致失敗的人是王莽，第二個是王安石。不能說王安石完全失敗，某種程度上其政策在後世得到了執行。它的官制等，與後世自明代開始根據《周禮》之理想所制定的東西，是相同的。因此《周禮》的理想在任何朝代都可以實行，只是王莽時代尚早而已。此後一千五百年中，其中的一部分得到實施，如官制，但如果要在一千五百年前實施就是錯誤的。其中所記載的內容，隨著中國政治的發展，漸漸得到實行。王莽將人民的田都視為王田，擬實行昔日的井田制，且下令禁止買賣奴婢屬官，以一切商業為官業，制定統一的貨幣法，這些都是理想上的好事。但如果在國土廣闊且各地區文明程度參差不齊的中國，要實行劃一的理想的政治，從根本上就會失敗。王莽所做的這些事，都以失敗告終，當時推行的一些極其原始、幼稚的事其後也有被人效仿的。例如對符瑞和讖緯等的重視。王莽宣布實行《周禮》中的理想政治的同時，又利用當時民間盛行的符瑞和讖緯。漢光武帝等人也信符瑞和讖緯，作為天下歸心之本。對照這兩者，可充分了解當時的中國社會。因為實行理想的善政的人都以失敗告終。固然裁決民間訴訟，取締強橫的豪強，對實政確實有其作用，但所實行的政治一旦超過這一限度，就行不通了。因此，史家認為漢代政治的長處是整頓吏治，雖然王莽的政治確立了制度，但因為忽視吏治而招致失敗。而王莽的失敗也讓我們得以了解當時社會發展的程度。 當時對王莽篡位這樣的不符合常理的惡行，中國的道德沒有發揮牽製作用，令人感到驚訝。王莽的態度顯示出他從攝政到真正做皇帝，都不是自己的喜好。據說，到他做天子為止，上書頌其德的官吏與人民共達四十八萬人，成為後來袁世凱製造「民意」的模範。這應該是集中當時知識分子的輿論所造成的。若從當時學問發展的程度來看，學問有過分集中於官學的弊病。關於經學，經師各有家法，各自發展為家學，這是西漢時學問的特點。雖然近年來清朝學者認為有其益處，但由於學問被專門的階層占有，其門下所培養的博士、弟子等，都是為做官而做學問。博士之學並不能培養個人的道德，就像今天學法律的人只學習能成為官吏的學問，而不培養道德一樣。只要做了官，是漢的天下也好，王莽的天下也好，他們不加選擇。而這正好為王莽提供了便利。到了東漢末年，由於學問轉移到民間，所以產生了與此相反的結果。此時民間盛行學問，道德得到真正的發展。雖然這成為爭亂的源頭，但對個人人格的培養是有用的。而西漢末年還未發展到如此程度。 王莽統御蠻夷的失敗與蠻夷的覺悟 王莽的失敗與其不注意民政脫不了干係，而其最早的敗筆出現在處理蠻夷問題時。漢武帝時，傾國力制御夷狄，國家疲敝，向諸方徹底展示了漢朝的威力。因此，昭、宣之後，每當夷狄犯事，漢人都有輕易制御夷狄的自信。出使國外的使者有時處置果決，有時則臨機對天子之命做處理，通過壓制夷狄的暴動來彰顯漢室的威力。經過多少一些糾葛後，匈奴大體上被一分為二，降漢者榮，敵對者亡，大敵不存。因此，漢末以前的對外關係是安全的，夷狄的酋長都歸附了漢室。而王莽沒有思考過漢室對外安全的形勢是如何來的，也不認為這是武帝以來傾國力、派人才的結果，而只是計劃肆意伸張中國的威力。漢時匈奴的待遇在漢的王侯之上，王莽將諸蠻夷王的地位降為侯，於是引發自匈奴開始的各外夷叛亂。而對於征伐匈奴叛亂，他卻不能做到像漢武帝那樣用獨到的眼光拔擢將帥人才，而是像秦始皇和秦二世那樣，將罪人充軍征伐。這與秦的滅亡有著相同的命運。王莽此舉也成為其後暴亂突起的根源。如此因與蠻夷的關係，導致內部的叛亂。王莽相信憑學問可以治國，但他到死也不明白亡國的原因。 然而，王莽在統御蠻夷上的失敗，明顯影響了東亞整體形勢。可以說，因為王莽的失敗，中國的歷史開始轉變為東洋史。到此時為止，即有史以來至漢末為止，是中國文化波及四方的歷史。不同種族在中國影響下趨於中國化。很多昔日與中國語言、風俗不通的蠻夷之地也中國化，開始流行中國的語言與風俗。然而，王莽的失敗，使接受中國文化而有了自覺傾向的各蠻夷認識到，中國並不是那麼難以抵抗。歷史上，西漢時期蠻夷歸附漢的例子固然很多，但看不到各蠻夷思考自己的起源、有過作為獨立的種族的自覺。王莽時代以後，王充的《論衡》中才有扶餘國（在今中國東北農安縣）的起源說。它與周朝的起源說相似，這表示類似周代聖天子那樣的傳說在蠻夷國也有。這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四方的蠻夷中，恐怕或早或晚都將進入自覺的時代。當然，這是未開化的種族在接受中國文化後自然發生的現象。而王莽對蠻夷的虐待，刺激各蠻夷產生了自覺。到《後漢書》時，各蠻夷種族起源的說法都有了記載。從《後漢書》開始，東洋歷史不再單由中國漢族構成，而是由不同種族構成。漢時高句麗國的興起也是出於此。高句麗本在漢玄菟郡高句麗縣，在高句麗語中指「大城」，因而說明當時此地的確有種族集團存在，他們接受且滿足於漢的優待而封王（例如，濊王等）。王莽將其降為高句麗侯，後來又降為下句麗侯，高句麗因此大怒，以至於在整個東漢時期，雖附漢而不聽命，遂開高句麗大國之基。《漢書》中記載的「下句麗侯」，恐怕與高句麗祖先鄒牟是同一個人。 此時起，東亞的歷史成為各種族共有的歷史，不再單純是中國文化向四方擴展、統一異族的歷史，而是產生了因為各種族的反動，使得中國本部趨於動搖的巨大變化。王莽的失敗，成為中國的失敗，這在歷史上是一個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發達，使得漢武帝及其後來的一段時間內，學問的進步超過實際生活需要，學問的流毒甚至於擾亂了社會，其代表就是王莽。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這是個有趣的時代。當然，無論王莽還是劉歆，都沒能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自認為越是努力推動學問進步，結果就越好。此事在歷史上正是追求學問而收穫不到預期結果的證據。 西漢的風俗 此時實際的社會狀態也為中國史家所關注。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注意到，西漢的社會風俗，並沒有像後來的中國人想的那樣，因為學問而十分講究。書中還指出，漢代的皇后多出身微賤。文帝這樣優秀的天子，其母薄太后是從敵人宮中掠來的。雖然她的容貌也許並不算美，但她與其他被掠來的女子約定，最先被高祖召見而居高位者，應該再推舉其他人。隨後其他二人均被召見，而薄氏並沒有。高祖聽說他們恥笑薄氏，才召而幸之，生了文帝。武帝的衛皇后曾是武帝姐姐身邊的歌妓。成帝的趙飛燕也是一樣。他們之間確立夫婦關係，不像後世貴族出身的皇后那樣需要舉行儀式，而是靠女人籠絡男人的技巧，與平民百姓並無差別。武帝與陳皇后是青梅竹馬，據說她進入宮中就被武帝藏入金屋。陳皇后也專研籠絡男子的方法，這與地位低下者之間的男女關係幾乎相同。此外，漢代帝室的婚姻不講輩分，非常混亂。如惠帝立姐姐魯元公主的女兒為後，哀帝將相當於他母親嬸嬸的人立為皇后。小孩冠母姓，如衛皇后之子稱衛太子，宣帝曾起名史皇孫，這都是母親的姓。在日本，即大家族的女子，孕產時往往會回娘家，在娘家撫養子女長大，連孩子穿的衣服也要在娘家找，這種習俗從藤原時代以後一直延續到今天。從後來中國的情況來看，這是不可思議的。還有，據說漢代的公主不忌諱有情夫，漢代諸王的行為也不檢點，當然在後代也有同樣的情況。只是到了明清之際，才開始懲治這些現象，通過對皇族進行嚴格的教育，這些陋習才逐漸消弭。這大概是因為漢之皇室像暴發戶一樣，以微賤的身份突然興起，其子弟並沒有受教育的時間。像劉向之家那樣從祖先開始就喜好學問，成為一種家風，是不常見的。皇帝親屬中大多數人，生活上自由放任，也不具備特別的教養。這種現象不僅僅是在漢代才有，主要是因為皇族沒有受到嚴格教育所致。喪葬制度在漢時也無定規。文帝詔：以日代月。也就是將應當用二十七月辦完的喪禮在二十七日內完成。這實際上無法實現，國中一般都不照此行事。當時能做到三年之喪的很少，能做到的皇族往往會受到皇帝的誇獎。此做法往往以禮節的形式在學者間流傳，但並未成為制度。後世中國出現喪服之制，違反者將受制裁。而漢代並沒有三年之喪的制度。作為風俗，也沒有被普遍遵行，只不過是學者的理想。儀禮這類嚴格的東西，本就不過是儒家等的一種規則。漢武帝利用儒學完成思想統一的同時，也希望把儒家的理想變成一般的風俗，當時正是這種轉變的過渡期。而實際的制度在後來才形成。即使有人被稱嚴守服喪之制，但實際生活中往往並非如此。到東漢時期，據說有人服喪二十年，服喪期間生了五個孩子。總的來說，民間文化在慢慢向儒家的方向發展的風氣是存在的。王莽企圖一蹴而就，結果失敗。如果因勢利導，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光武帝與王莽做了同樣的事，只因為他是漢室的後裔，所以取得了成功。 西漢的官制 漢代的官制，西漢與東漢多少有些不同。西漢大體上沿襲了秦的官制。王莽採用了《周禮》的制度，東漢時王莽的制度大部分被採用。即東漢時期，王莽與西漢的制度並用。西漢時期，中央政府中最主要的官職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文官中的最高職，太尉是武官中的最高職，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手，御史中丞監察文武官員。此外，霍光輔政後出現了大司馬、大將軍這類重要官職。後來外戚專權時，往往不擔任丞相，而擔任這類官職。王莽時，改丞相為大司徒，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秦漢以後的專制時代中，實際上天子理政時必要的官是作為監察官的御史。後來的地方官中也開始把地方官與監察官分開。 漢代的官制中逐漸增加了一些自然需要的官，但並未考慮到像《周禮》那樣劃分六部以統率各種官吏。只是按需求次第增加，其統屬關係並不明確。這種統屬機關是王莽改制時建立的理想制度的優勢。從那以後，逐步確立根據官的大小相互統屬的制度。在西漢時期，起主要作用的官吏因時而異。武帝重視財政，所以這方面的官吏被重用。宣帝以後重視地方民政，地方長官又備受重視。另外，武帝以前，丞相一般出自功臣或其後裔、皇帝的外戚等。武帝時喜好學問，貧困書生也能受拔擢而為丞相。由於是武帝根據自己的特別賞識而提拔，因此沒有確定的採用標準。宣帝以後又變了，不少有政績的地方官被提拔為丞相，且在後來逐步形成制度上的秩序。 漢代官制的顯著優勢之一是對地方官的重視。宣帝曾說：「朕與良吏二千石共治天下。」一般認為這是地方制度完善的結果。由於當時處在制度發展的階段，所以地方的制度自然而然地與時勢相契合。其中，鄉官制度是後世眼中最好的制度。在地方官中郡有太守，諸侯國有相（西漢中期以後，諸侯實際上不參與政治，實際上政務執掌者是相）。其下設縣，大縣有「令」，小縣有「長」，再往下各郡國有丞、都尉；縣也有丞、尉，這些官都是由天子直接任命。與後世相比，郡太守的屬官即掾屬，由太守自己任命，而不由朝廷任命。雖稱為郡縣制，但封建制的殘餘仍很多。如長官與屬官的關係，二者仍以君臣相稱（《廿二史札記》）。此外，有鄉官，作為自治團體的官吏。縣下有鄉、亭、里（大體十里為一亭、十亭為一鄉）。鄉有鄉官，三老、嗇夫、游徼為其中的主要官吏。三老管教化，嗇夫負責訴訟與稅收，游徼查禁盜賊。當然鄉官是由上面任命的，但選用的都是當地有人望的人。對這個職務是很看重的。縣的令、長擁有一樣的權力，名義上稱為「相教」，實際可以相互命令。上述皆為地方官的職務，他們可以直接上書天子。衛太子叛亂時，壺關三老曾上書為衛太子辯護，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另外，地方官的屬吏上，漢時任用本地人為當地的地方官，以便辦理民政。此制度經六朝到隋朝時被廢除，這是對中國民政的破壞。其後，本省的人不再能在本省為官，開始實行迴避制度。因為人性的移易，而實行迴避本省的辦法。中國不適用自治制已經有很長一段歷史了。漢時情況還比較好，但後世並不能即刻復興。此事在中國政治史上議論紛紛，後來有人認為地方上的事應該完全委託給地方官，應恢復封建制，等等。但事實上復古是行不通的，因為漢代在政治演變的階段中處於最適合這種地方官制的階段。 漢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處理得很好。這是因為實行部刺史制度。漢時分全部領土為十三部，大體相當於以前的九州。九州並不是實際實行的制度，僅僅是學問上的理想而已。也有說法認為九州是十二州，再加上一州就變成十三部。這是將戰國以來地理上的理想區劃化為現實。在十三部中，分別設置刺史，這是由中央派遣的監察官，根據六條監察科目，流動監察地方。這一制度非常有趣，郡的太守為祿二千石（相當於米一百二十斛）的官，部刺史為六百石的官。六百石相當於縣的令或長的中間值（令、長的祿為千石至三百石）。刺史地位低，祿也更低，卻可以監督二千石的地方官，這是因為它由中央直接委派。據說這一制度在武帝開創時就已全面執行。地方監察官若有政績，可提拔為太守。在專制政治時代，刺史是對地方官非常必要的監察者。但到成帝時，有人對此制度產生了不同意見，認為讓卑官監督尊官是不合理的。於是在十二州重新設置十二州牧，給予二千石俸祿。但這一做法背離了原來的主旨。原來刺史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吏，而他成為州牧後，既是郡太守以上的統轄官，又是地方官。設置這樣大的地方官並非初衷。其結果是招致地方官專橫，對這一改制的非議也產生了。大體來看，在大小官統屬的問題上，漢朝官制是自然發展而來的。鄉官、刺史等地方制度的完善，也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成帝以後，到王莽時逐漸混亂。王莽時代開始試圖把理想的制度行之實際，這有可取之處，但失敗了，直到後世才被執行。 中國實際的制度，從漢代才開始實行，其後經歷種種沿革。如地方制度，人們都以漢朝的地方制度為最善。此後經歷種種變革，終於發現一個原則，即「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日知錄》）。這項原則也適用於中國以外的地方。按漢末王莽時的制度，郡國合計一百零三個，縣與邑共有一千三百一十四個。還有許多諸侯小邦。這是全國的行政區劃。縣以戶數一萬為基準，分為一萬戶以上的與一萬戶以下的。其幅員按中國的里數來說，以方百里為大體標準，大致相當於日本的一個大郡。一般來說人口多的地方則幅員小，人口少的地方則幅員大。中國的地方制度不是將自古以來諸侯的小領地直接變為行政區劃。秦漢之際主要按照上述標準人為劃分。此時戶數一千二百餘萬，人口六千九百餘萬。此時關於戶數及人口的計算不會有太大的偏差。西漢時確定了這一數字後，便成為後世的標準。後世只要國力強盛，人口總是大致保持這一數字，並不會增加多少。這與其他國家相比顯得有些奇特，但這是由中國的經濟狀況決定的。即東至朝鮮、北西至流沙、南至安南、東至海邊的這一疆域，使用祖先制定的耕作方法，決定了其發展程度。此外的地方，由於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且不能實行中國內地的政治模式，因此在最鼎盛時期最多達到西漢的程度，超過這個限度就開始倒退。由此一來，人口和戶數就自然得到了調節。西漢末年，中國政治、經濟的自然發展幾乎達到了頂點，可以說事情大致都已成為定式。其後的政治，僅會不夠全面，有一些缺陷而已。這就是漢初與漢末社會產生不同狀況的根本原因。司馬遷所見的社會是快速發展的文景之世，是武帝千方百計榨取自然積蓄的財富的時代。而班固時社會狀態則有很大的差異。這便導致兩人對中國社會持不同的觀點。如對貨殖、遊俠的態度，受到貨殖、遊俠的表現情況差異的影響。貨殖、遊俠在漢初很多，武帝時加以取締，在後世便消亡。到了漢末，富人寫入貨殖傳者極少。大富一旦超越法律許可範圍，便會招致失敗，因此也走向滅亡。因為漢中期以後確立制度，整頓秩序，不能違背法律，所以富者與遊俠都難以存世。王莽時雖有若干遊俠，但遠不及漢初。遊俠消失，取而代之在王莽時流賊興起。雖稱流賊，但與後世到處騷擾的流賊不同，他們在各地割據。流賊或許近於遊俠，但並不相同。遊俠可能作為地方警察的替代而維持治安，但流賊對他人的安全毫不考慮。整頓法律的結果是男性不能再四處遊蕩，而秩序混亂的時候，只以私利為計的盜賊就容易出現了。 西漢的學術 如前所述，在學問上，漢朝博士之學各以一家之家法的形式相傳，經書也是用家法來研究。武帝之後此家法之學雖長期流行，但到西漢末年時其內容已發生了一些變化。這是此時世間出現的書籍漸漸增加的結果。書籍一旦出現，都會被送到政府。到成帝時，匯聚到皇帝那裡的書籍已非常多，劉向的校書事業便由此展開。今日《漢書·藝文志》中所見的書籍，大體就是這些。此時，除了博士家的書籍，保存在中秘的書籍也逐漸增多。學問自此分為今文之學與古文之學兩派。今文之學是劉向校書以前的博士家傳之學，它把所有書籍的文字改為當時通行的文字。而中秘收集的大部分是古文書，以當時不通行的古文寫成。古文書籍出現後，學問就進入從實用向真正的學問轉變的階段。如今中國認為今文之學是古代傳承下來的東西，因此極為尊崇今文之學，其實仍是最初漢人看待經書的方式。而當時學問得以成為真正的學問，是因為古文的出現。當時以劉向、劉歆為首的學者調查了這些書，但由於兵書、方術等屬於專門的學問，所以皆由精通此道的人擔任調查任務。這就打開了中國的治學之路。以前中國人一般只考慮學問在政治上、社會上有何作用。只有很少人對深層次的學問進行研究，一般人需要的是其他方面的知識。為了滿足這種需要，讖緯之學興起。武帝開始舉行封禪，於是宗教的辦法被用來執行古代祭祀之禮。在此以前，禮具有宗教萌芽的性質，是祭祀天和祖先的原始的東西。武帝的做法傳到民間，結果產生了讖緯。讖是預言，緯是將經書以外的當時的科學知識與宗教糅合而形成的，其作者不明。到劉向校書時，朝廷的書庫中並未收集這類書。當然也不是完全沒有，只是皇室對之並不像對古代傳下來的書那樣重視，朝廷書庫並沒有專門收集這一類著作。王莽時大體是學問演變的階段，他巧妙地利用今文，在實際制度上又取古文的知識。他將利用讖緯作為策略，最終成為皇帝。這可能是劉歆等博學之人勸導王莽利用讖緯的結果。王莽迂愚，但在學問上不乏知識。他只是加以利用，自己卻不信讖緯，這對後世產生了影響。光武帝雖然有點學識，但對王莽所利用的讖緯深信不疑，以至於整個東漢時代都十分盛行讖緯，信者眾多。西漢末年，劉向、王莽之間，是學問的轉變期。當時許多東西受到利用，卻不被信仰，而在後來信仰它的人變多。讖緯之書、古文經書就是這樣的。總之，王莽時代是在政治上實際應用經學的特殊時期。此前的武帝時代雖然盛行儒學，但只是從文學角度考慮，喜好文章，而沒有把經書應用於政治。經學用於政治是從漢末至王莽這一時期開始的。到東漢，又出現各種變化。在這個意義上，西漢末王莽時代，從國勢上看是重要的時期，從內部文化上看，也可以說相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