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九章　西漢時代（中）

武帝的尊崇儒術 接下來是漫長的武帝時代。在五十餘年的時間裡，國內外形勢出現了徹底的變化。在對學問的喜好上，武帝異於文、景二帝。文、景推崇的是黃老之學，外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則崇尚儒學。武帝初期，儘管當時仍在世的景帝之妃竇太后好黃老之學而不喜儒學，武帝所用的申培等儒者被太后排斥，但儒學逐漸發展的勢頭已經出現。黃老之學崇尚無為自然，在政治上運用此說的弊端就是貧富懸殊，遊俠橫行，因此其逐漸被名家取代。所以景帝時代，外平吳楚之亂，內整官吏制度，政權得以鞏固。武帝承其基礎，時勢便傾向儒學。在政治實務方面，儒家重視整頓制度，這點和法家是相同的，再加上禮樂所具有的文化色彩，因此在文景以來國家強盛、秩序逐漸完備的基礎上，飾以儒教禮樂，是最適應時代要求的政策。由此不僅天子武帝，宰相田蚡等也同樣尊崇儒學。景帝時對諸侯的管理過於嚴格，小過皆罰，導致宗室諸侯也如履薄冰，而武帝沒有景帝那樣嚴酷。武帝初年在宮中設宴款待宗室諸侯時，武帝兄弟中山靖王聞樂而泣，武帝問其原因，他以作為血親的諸侯難以安居的實情對答，被稱為「聞樂對」，由此可知當時的實際情況。至武帝之世，逐漸採取對諸侯寬大的政策，而且形成喜好華美與好學的風氣。如武帝叔父淮南王劉安（文帝之弟淮南厲王之子），聚集眾多的文人學士寫成《淮南子》一書，被武帝所尊敬。武帝答淮南王的書信，常常由司馬相如審閱草稿。事實上《淮南子》不是代表武帝時期學術的作品，其代表的是前代的治學風氣，此書後來被分入雜家。此書仿效呂不韋《呂氏春秋》的體裁，《呂氏春秋》主要採用儒家、墨家的觀點，而《淮南子》又再收入道家之言。其文體與辭賦相近，是受淮南王喜好而聚其門下之文士的風格的反映。雖然武帝初期青睞司馬相如這樣的文士，但後來專重儒學。對學術偏好的劃時代轉變起自董仲舒的賢良對策。賢良對策因向武帝推舉賢良產生，這與淮南子統合百家之學而成雜家有所不同，其主張以百家之中的儒學為主，排斥他學。實際上漢代採用儒家學說在漢初就開始了，並不是武帝時代突然如此。昔日高祖命叔孫通定儀禮，是漢代最早起用儒生的例子，但尚未採用儒家的學術主張。儒學在秦時受到最嚴重的迫害打壓，因此儒者最為怨恨秦。陳勝起義時，就有孔子八代孫孔鮒作為博士跟隨。陳勝為王不過半年就有儒者歸附，可見儒生對秦的態度。至漢初，即便未到鼓勵發展學術的程度，但在廢除挾書律、放寬壓迫的同時，禮樂之風已經在魯地復甦，大射禮、鄉飲酒禮等的盛行即是其例。朝廷不用儒生，不過是因為高祖討厭甚至辱罵穿儒服的人。然而在民間，已盛行各種學問且成書甚多。現今被稱為先秦古籍的史書，多在此時創作。剛脫離黑暗時代的國家，總是盛產著作，其中也有借古賢之名而作偽書的人。這和日本德川時代初期的情況幾乎一致。《淮南子》成書最晚，因而不是偽托之作，可以說是秦以前學術的匯總。 秦時已設置博士之職，作為天子的顧問，但沒有教育上的用途，不過漢初，前代遺留的博士開始向民間傳播學問，民間的經學也因秦的壓迫消失，迎來復興。竇太后在世時，民間已經興起對儒學的傳習。太后死後，儒學便被公開用於朝廷。其中董仲舒的學說以《春秋公羊傳》為主，其以促使戰國以來的中國實現大一統為理想，與主張順應大一統時代形勢的孟子思想相近。董仲舒根據他的一統主義，將其對策廣泛地運用在政治、學術等方面，排斥百家學說而獨尊儒家學說。此時與董仲舒一同學習《春秋公羊傳》的公孫弘，任博士數年後成為宰相。學究而成宰相，是漢初以來少有的特例。漢初宰相有如蕭何那樣出身屬吏的，其後又多是有戰功或其他功勞，也就是有威望的人，但這些人多為不學無術之徒，像張蒼這種以秦博士而為漢宰相的例子並不常見。到了武帝時情況大變。《史記·儒林列傳》記載，當時人通過考試選用學者，對學術的實際作用展開議論。公孫弘對此制定法令，即功令，此人在沒有被登用時就努力迎合天子，因此被當時的老儒、齊人轅固生批判說「曲學阿世」，然而正是此人勸武帝建立任用學者的制度。根據《儒林列傳》記載，戰國以來的學者即便不被重用、受壓迫，也以死守道，即便窮困也不曲道，因此他們的學術思想受到尊崇。而任用學者的制度，為做學問的人開闢了做官的道路，雖然守道之學的逐漸衰亡令人遺憾，但儒學在性質上已經染上政治文化的色彩，因此這個新制度是順應時勢的。無論學者還是君主宰相，無疑都是認可這一制度的。董仲舒是君子，與曲學之徒公孫弘不同，但他們的學說在當時得以實行，是因為《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主張與漢代的政策相吻合，儒學能彌補當時法律的缺陷，因此具有實用價值。董仲舒著有《春秋決獄》，經常根據春秋之理裁斷法律上的疑問，於是形成了凡事都以儒學為依據以彌補缺陷的風氣。《史記》有《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頗為諷刺的是，在《循吏列傳》中，司馬遷只列秦以前的人而不列漢代人，而《酷吏列傳》又只列漢代人，其中又以張湯最為有名。張湯援引儒學為自己辯白，可見當時儒學相當普及，以致被用於弊政。儒學不單單是實用，它的盛行主要是因為具有相當的文化色彩，這也是當時社會上下的要求。像武帝尤其喜好文飾，最初多用文士，後來又逐步任用經學者，其獎勵的學術猶不免文化之風。 當時不少諸侯也尊崇儒學，如河間獻王。獻王是武帝之兄，其學風如其傳所說，以實事求是為主，即喜好經學一類，不重視淮南王這樣的浮華文士。據說他搜集的經書比漢代朝廷還要多，對後世儒者來說是有大功的人。只是此時的經學已不局限於名家、法家一類的實用政治，還加上禮樂為主的文飾要素，因此獻王收集的書中不少是講禮樂的。學術復古成為一種自然的趨勢。此外，武帝之兄魯恭王好興土木，為擴建宮殿而毀孔子舊宅，從牆壁中得到許多古書。傳聞他因壁中有樂聲而停止破壞，即便這是巧合，也必然如此。當時人稱古書多自山岩牆壁中出現，也完全是事實。 司馬遷用「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來評論當時的狀態。即自文景時代改黃老為名法以來，天下承平日久且國力充實，武帝利用國力，進一步推行積極的政策，甚至導致了對民間財富的掠取。 征服匈奴 武帝的積極政策中，最顯著的是對匈奴的征服，特別是這一政策起先針對的並非匈奴。戰國之前，最初的閩越王、東甌王等的領地被認為是中國以外的地方，秦時雖然併入版圖，但隨著秦的滅亡又重新獨立，直至漢初。此二王因領土相接而發生衝突，漢加以干涉後便著手擴張疆土。廣東的南越王趙佗歿於武帝初年，於是漢一改文帝以來的政策，轉而打算征服南越。 匈奴繼冒頓單于、稽粥單于後的軍臣單于活躍於武帝初期。文景時代，漢對匈奴主要採取防禦的對策，以致有時匈奴攻到長安附近，防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戰略意義。當時雖有周亞夫這樣的名將，也不過憑藉個人的才幹抵禦匈奴。但至武帝初年，防禦逐步發揮戰略作用，主要是阻止了匈奴對邊境的蠶食。當時有代表性的名將是李廣與程不識。其中程不識採用最消極的防禦法，晝夜整頓守備，深夜擊打刁斗以作為警戒，士卒苦於不得安眠，以此不給敵人乘隙而入的機會。李廣是位天才將軍，弓馬嫻熟，主張迎擊入境匈奴，令其畏懼。李廣因冒進，曾被匈奴俘虜。李廣經常遠遠地派出斥候，以預先察覺還未靠近的敵人的意圖，所以士卒都放心跟隨他。但後來因過於自負，遭到失敗而自殺。 武帝不單採用防禦之策征服匈奴，更常採用深入匈奴內地激怒敵人的積極策略。這種戰略上的變化是誰的發明，《史記》及其他史書皆未記載。此時，漢軍的武器比匈奴精良，並儘量採用匈奴的戰術，大量用馬與匈奴接戰。這個戰術會損傷更多的士兵，但漢軍丁壯是匈奴的數倍，損傷的結果對丁壯多的漢軍是有利的，這是一種用數量制敵的戰術。此時有代表性的將軍是衛青與霍去病。二人並非出身於武將之家，而是皇后親族。西漢時代的皇后出身本就非常雜亂，更不問家世。衛青的姐姐衛皇后，原是武帝的姐姐平陽公主家的歌姬，但武帝行幸公主居所時喜歡上她，後來將她封為皇后。衛青作為皇后之弟被任用，後成為平陽公主的丈夫。公主因衛青曾是僕從而拒絕過他，但衛青此時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將軍，因此強行娶平陽公主為妻。霍去病也是皇后的親族，容貌俊美，很被武帝看重，教給他騎射之術，後從軍而成為名將。衛青是大將軍，霍去病是驃騎將軍。衛青謹直，極力順從天子，更不會上諫天子的過錯。且地位雖然尊貴，但並不將交遊的名士舉薦給朝廷，司馬遷對此不滿，將其戰功歸於天運。霍去病是被作為貴公子養育的，也不會將軍中多餘的天子賜物分給士卒，缺乏同情心；士卒在苦難中時他自己卻在玩蹴鞠，司馬遷也對此不滿。然而霍去病在大規模的戰爭中表現優秀，且有將帥意氣。武帝曾為他營建宅邸，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對答。霍去病死時僅二十六歲，武帝深為痛惜（武帝偏愛霍去病，他死後，方士進言霍去病之姿可以在李夫人之兄李廣利身上見到，於是李廣利被任命為貳師將軍出征大宛[1]，與匈奴交戰，戰敗被殺）。由於此時戰術戰略的變化，缺乏弓馬素養的衛青、貴公子風範的霍去病均立下戰功，李廣這樣的將軍卻遭失敗，《史記》對此顯示出不滿的情緒。司馬遷青睞類似日本乃木將軍的李廣，欽慕其育於歷代將家的武士風采。對李廣之孫李陵也偏愛有加，以至當李陵征討匈奴失敗而降敵時，他因為在武帝面前為李陵辯護而受刑罰處置。因此，他對人物的評價是有偏頗的，因此對衛青、霍去病這樣立有大功的人不加以褒獎。但武帝的用人、賞罰方針也有貫徹始終之處，即用人不問出身而得以奏功，不能簡單地歸於天運。故戰爭的結局雖然損耗巨大，出征時十四萬匹軍馬，歸來時僅剩三萬匹，但終於以數量壓倒匈奴，屢屢追擊匈奴，將其驅趕到外蒙古一帶，匈奴日益疲弊，以致軍臣單于死後，其弟伊稚斜與其子於單互相爭位，其子最終降漢。這是武帝最為得意的時期，國防守備嚴整，取河南即今鄂爾多斯，設朔方郡，從長安到此郡亭障烽燧相連，匈奴一旦入侵，信號聲響起，即可應聲出擊。武帝曾親率十八萬騎至河南，向單于派遣使者稱「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此時南至南越，即今安南，北至大漠，盡收入漢朝版圖。 武帝時代的對外關係 武帝時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是開闢了與西域的交通。這項政策最初是出於牽制匈奴的考慮。武帝初年，自匈奴降漢的人告訴漢朝：「因匈奴打敗了月氏王，月氏逃往遠方，時常怨恨匈奴。」據說月氏原居住在敦煌、祁連一帶。其地在今甘肅西部的通往沙漠的道路上。月氏是什麼種族，仍是個問題。如果月氏原來就居住在此地，則應是漢時的羌（後之唐古特）。但他們是土著，還是移民，以前的情形很不清楚。總之，月氏從甘肅西部被匈奴驅逐，逃到中亞的媯水一帶。漢朝認為若與之聯盟討伐匈奴，便可削弱匈奴的勢力，於是打算向月氏派遣使者，但去月氏必須通過匈奴的地盤。這項任務非常艱難，朝廷募集使者，漢中人張騫應募出使，在百餘人伴同下奔赴月氏，但途中被匈奴俘虜。匈奴不允許使節通過本國前往他國，因此張騫在匈奴艱辛地度過了十餘年，之後逃亡到大宛國（今俄屬中亞地區。關於其都貴山城，是白鳥、桑原二人爭論之處）。大宛國人素聞漢朝富強，於是禮遇張騫。張騫講明情況後請求大宛人將自己帶往月氏。於是大宛人作為嚮導攜張騫自康居（多為吉爾吉斯族）到達月氏。月氏為大月氏（甘肅邊界殘留的居民稱小月氏）。這時的大月氏居處在媯水一帶，受周邊大族大夏族（巴克特里亞族）支配，安居於這片沃土，加上漢朝遠在一萬數千里外，所以並不願意與漢朝聯手向匈奴復仇。張騫未得到月氏的支持，於是返漢。張騫打算經羌人的地方歸漢，因此沿南山而行，卻又被匈奴捉捕，羈留一年多。這期間匈奴發生內訌，軍臣單于死後，其弟與其子爭戰不休，張騫於是乘其內亂逃歸漢朝。一往一返間已是十三年，同行者百餘人中僅有兩人生還。經過十三年羈旅的張騫，向漢朝輸入了很多有關西域的知識，如大宛出產葡萄酒、良馬，其城郭與房屋證明他們不是遊牧民族。其北面為康居，是遊牧民族。西邊為大月氏，也是遊牧民族。其他還有西南的大夏，東北的烏孫，東方在相當於今蔥嶺一帶，有扜罙和于闐等。又大月氏、大夏的西邊為安息，安息以西有條支。又說帕米爾高地以西的河水都向西流，東流的河是當時還未取名的塔里木河，流入鹽澤即今羅布泊。當時的說法是鹽澤經地下向南流動而成為黃河源頭。這成為黃河復源說的根本。塔里木河產玉和寶石，武帝以其地為崑崙，將于闐南山稱為崑崙山。 張騫足跡所到之處，似乎都誇張地宣傳漢朝的事情，受此影響，產生了兩件事情。一是烏孫與漢朝的聯合。張騫歸漢後，跟隨衛青討伐匈奴，一時被封為博望侯。後來因失去封號深感苦悶，便同武帝談論烏孫之事。烏孫被匈奴攻打，首領因父親被殺，很痛恨匈奴，月氏從前的居所祁連、敦煌一帶，因漢戰勝匈奴而成為空地，可與烏孫交通，然後讓他們進入此地，羌人與匈奴的交通路徑便斷絕了，這等同於是切斷了匈奴的右臂。若烏孫歸附漢朝，自此西部諸國都可以仿效烏孫歸附。於是武帝讓張騫帶領三百人，攜馬、家禽、金帛等大量贈物出使，並向烏孫承諾，若能按漢朝的指引遷往原渾邪故地，漢便派遣公主和親。當時烏孫因內訌分裂為三，不能直接回答張騫。張騫於是以烏孫人為嚮導，向大宛、月氏、大夏、身毒等國派出副使，贈送許多寶物，烏孫驚異於漢朝的富足。張騫歸漢不久便去世，但他的活動產生了效果，這些國家之後都開闢了同漢朝的交往。烏孫最終沒來渾邪，所以漢在此設置了酒泉、張掖、武威（後加敦煌）等郡。這裡是黃河上游土壤最肥沃的地方，漢在此設置行政官，與內地實行同樣的制度。其後漢將公主嫁給烏孫，又向南北兩道入口的樓蘭、姑師發動征伐，西域三十六國先後歸附，又在新郡築長城，置驛站，直通玉門關。始皇時的長城止於臨洮，而新長城延長至玉門關。 二是張騫在大夏時即考慮到的開闢西南夷，從武帝初年就有此計劃。前述的閩越（福建）和東甌（浙江溫州一帶）發生戰爭時，漢幫助東甌將其百姓移至內地，閩越和南越（廣東、廣西、安南北部）發生戰爭時，漢又救濟南越，後來把閩越與南越一同消滅。南越之事使漢開始注意西南夷，後在張騫時代因物產的傳播而發現了交通道路。赴南越的漢使者唐蒙見到了蜀地特產枸醬，發現沒有其他通路，只有從長江上游的牂牁江進入夜郎（雲南的一部分），再從這裡通往廣東珠江的道路。據此開闢的通往西南夷的道路，相當艱險。儘管如此，開闢西南蜀地，並在最後征伐南越時，漢軍走的就是這條路。然而由於交通極為困難，每三十石軍糧僅能送到一石，漢最終放棄了此路。張騫在大夏時見到邛竹杖（邛即今日雅州）、蜀布，問其由來，才知道大夏東南方有身毒，從身毒可達中國西南，路途並不遙遠。張騫認為經此路可不受匈奴妨害地與中亞往來。武帝採納其說，派人開闢與西南夷的交通，雖然沒有成功，但因此開闢了通往滇國（雲南府）的道路。這樣，閩越、南越的領土全部成為漢郡縣，漢在南越置九郡（秦時為三郡，跨越廣東、廣西、安南）。這就是漢向南開闢擴張的大致情況。 東北的朝鮮也被納入了漢之版圖。朝鮮在戰國時已有一部分併入燕版圖，其語言也與燕相同，使用這種語言的區域一直到列陽（列水即大同江）附近。秦漢之際的燕王盧綰後來因反叛高祖而逃至匈奴。燕人衛滿率一千人出塞（始皇時代的邊塞，不清楚具體位置。京畿道與黃海道之間有慈悲嶺，是京城、開城與平壤的分水嶺，邊塞似已延至其周邊），渡過浿水（白鳥、箭田二氏認為是鴨綠江，今西氏認為是清川江），向當時的朝鮮與秦塞（雙重塞）之間逃亡。當時的朝鮮是號稱箕子後代的箕准為王。但箕子後代的說法是後世附會，根據的是樂浪郡韓氏所作偽系圖。後來國王被衛滿追擊，逃至木浦附近的島嶼，衛滿占領了朝鮮。武帝時期，衛滿之孫衛右渠代為朝鮮之王。此時朝鮮以外還有真番（忠清或全羅？）、辰國（慶尚道，以後的新羅），兩國有和漢朝交往的打算，但受衛氏妨礙，漢警告衛氏不要干涉，後來衛氏拒詔，漢於是發兵征討。當時朝鮮以王險（也有說法指今平壤，存疑）為都。漢軍一路經陸路自遼東渡過鴨綠江，一路經海路，自山東進擊王險，但二軍因失去聯絡，一度被擊敗。後圍其都城，王在內亂中被殺，朝鮮於是滅亡。漢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真番多半為今忠清、全羅地區，臨屯在東南方，樂浪在大同江兩岸，玄菟為鴨綠江以北）四郡，後來廢除真番、臨屯二郡。 當時統治朝鮮的方法，可以說是漢朝治理新領土的標本，其法在《漢書·地理志》中有記載。即主要官吏由漢朝派遣，人民皆土人，漢的商人可以自由出入當地。不過中國商人在這裡的活動並非此時才開始，大概從燕就有了。最近在朝鮮的西南部康津便發掘出燕趙所用的明刀。此地最初是原始村落，沒有國家的形態，而中國人的進入對其形成刺激，各種知識傳入後也使得其風俗惡化，由此漸漸產生凝聚力，從而開始了對土地的開發。在新統治的地方中，沒有人會懷疑南越直至安南邊地為漢縣。但是到不久後的東漢及三國時期，朝鮮土著中的韓族抬頭，建立了眾多小國。也有說法認為武帝征伐時，沒有把南方小國納入漢的統治範圍內。但據漢朝的記載，當時漢支配了朝鮮的全部土地並實施統治。其間，在朝鮮南部的倭人，與日本人是同一種族。日本一般認為崇神天皇時代派遣鹽乘津彥往三已汶之地為宰時，日本人開始進入朝鮮半島，但實際上倭人本就居住在朝鮮半島，在有史料記錄之前逐漸渡來日本，其剩餘的人至漢時仍在半島，而武帝時並不承認半島上這一種族有自己的國家。到西漢末王莽時期，漢朝的統治力減弱，在中國人的刺激下，朝鮮土著開始組織小國家，從此初具國家形態。王莽時代，其他地區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漢在玄菟郡置三縣，其中高句麗縣在漢朝被視作縣，但到西漢末期統治力減弱後，在王莽時期土著建立了高句麗國。王莽時高句麗侯騊（在國內稱王，騊為騶之誤），可以說是高句麗的第一代王鄒牟王（又稱朱蒙王、東明王、都慕王）。這是朝鮮族中最早開國的，三韓的崛起恐怕就是從此時開始。由此認為武帝時代，高句麗、三韓均在漢朝版圖之內。 這樣一來，武帝時代漢朝的疆域是前代不能相比的。此時匈奴衰微，漠南無王庭的局面出現，甚至連居地都失去了。 武帝時代的經濟狀況 武帝一代持續五十餘年，對外關係發展顯著，內部財政狀況自然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有相關記述。《漢書·食貨志》也記載了這方面的情況，但《平準書》準確詳密地記述事實，細讀即能明了這一時期的經濟狀況。《平準書》不單純羅列事實，不僅包含了作者司馬遷的感情，同時當時人的思想感情也自然地反映在其中。但是其記述並未因帶有感情而牽強附會。因此當時的實際事情和當時人們對待此事的感情都匯聚在此書中。此時財政經濟的變化，從中國自古以來的情況來看，是突飛猛進的，尤其這是一個與時代相應的財政天才頻出的時代，後世為《史記》作注的一般學者難以接受其中的一些事物，注文也有不可信的地方。但如果仔細地閱讀文獻，再結合現今的情況考察，就可以大致明白《平準書》的寫法。 大體上，漢初承戰國之後。秦始皇實現了天下一統，但他的對內政策不過是沿襲戰國時的政策而已。如置郡守以代替大諸侯，郡以下的民政並無大變化。漢繼續沿襲其做法，到文景時代仍在沿用戰國時代的民政。戰國以來下層人物崛起，世族逐漸衰亡，但這並不意味著世族制度徹底改變。戰國終結後，卿大夫仍得以維持其世襲權力。這種情況在秦漢之際有所改變，自宰相以下官吏由天子任命，因此不能世襲。然而卿相多被封為侯（有土地之侯與無土地之關內侯），因此卿相以下的官吏自然多為世襲，《平準書》記載的以官為姓即為其例。此外，另一個顯著現象是商人階層即富者的崛起，高祖時雖一度壓抑，但並未成功。文景時採取放任的態度，官吏、商人各安其分。伴隨富者的增加，兼併逐漸增多，窮困的貧民與奴婢也就增加了。在世襲為官的反面是不能為官者的增加。由於任這種狀態自然發展，因此即便財富增殖，政府的歲入歲出也不會增加多少，從諸侯到官吏，都依賴領土內的收入生活，即使皇室生計再大也與政府財政無關。但政府在七十年間也自然增收，導致社會出現奢侈之風。此時武帝出現，以其雄才大略謀求對外發展，促進了財政增長。他的方法，首先是尋找適應新政的新人才，替代無能的世襲官吏；其次為補充軍費，確立獻納財物亦可得官，並可贖罪的制度。司馬遷認為此法降低了官吏素質。這可能是出於當時一般的社會心態，即習慣順其自然，不喜歡官吏的品位躍升，嫌惡冒險的投機者取而代之成為官吏。衛青、霍去病外征，不單需要軍費，還需要賞賜，耗費巨大。太平之後，對於有特殊才能的士，也有必要贈以財物。因此最初的數年間，素來有餘裕的府庫財物幾乎用盡，賣官政策等也無濟於事，因此財政政策為之一變。此時，以天子為首，宰相亦率先提倡儉約，公孫弘就是好的例子。然而據《平準書》記載，當時的節儉並不能抗拒社會生活的窘迫。政府財政匱乏，然而大富豪則坐擁巨資，貪求買賣物品之利。當時的諸侯（《史記》中的封君）都屈從於商人，謀求資金的融通（同樣，德川初期江戶旗本於太平後數十年窮乏，以抵當祿米換錢，從中牟利的札差因此得勢）。又，因允許民間自由從事產業，經營礦山、製鹽者獲利頗多，然而對當時財政的窮乏都袖手旁觀，無人伸出援手。 此時政府採取的第一個財政策略是鑄造貨幣。即鑄造惡貨，使其與常用的良貨具有同等價值，可以通用，以此兼併摧折富豪。此時，除鑄造通用貨幣和用於朝覲聘享的貨幣外，還廢止秦以來的半兩錢——四銖錢，改鑄三銖錢（一兩合二十四銖。戰國時有十二銖錢，其後漸漸降低），然而隨之而來的是物價暴漲。第二是實行鹽鐵管理。當時東郭咸陽是大鹽商，孔僅是大礦商，皆任大農丞。此外，桑弘羊是數學天才，因擅長稅法計算而得到拔擢。當時的政策罷免了歷來的世襲官吏，登用商人，司馬遷等因此心有嫌隙。然而鑄錢政策以失敗告終，之後改鑄五銖錢，盡力平抑物價。又當時剪鑿錢幣的現象很多，所以在錢周邊附加輪廓防止剪鑿。鹽鐵管理即鹽鐵專賣，禁止私人製造。漢武帝派東郭咸陽等人前往全國各地，召集失業的鹽鐵商人，任命他們為官吏，由此商人官吏越來越多。第三個財政政策，是徵收營業稅和財產稅。隨著人口自然增加，遊民多，商人也多，但多數無產者需要政府的救濟，漢武帝於是想從商人那裡謀取費用。營業稅、財產稅實際上被充作救濟金。這個稅錢即算緡，每千文徵收二十文稅錢。在固定場所經營的商人，按其持有的財物計算，每二千文徵收二十文，手工業者每四千文徵收二十文。此外，除三老、北邊騎士外，一般的車輛每車征二十文，商人的車加倍，且五丈以上的船征二十文。隱瞞私有財產的人，遣往戍邊，沒收財產。這時出現了一個名為卜式的怪人，最初他以畜牧積蓄財產，於是上書請求將一半財產獻給政府，充作外征軍費。天子問其緣由，他回答既不為做官，也不為伸冤，只是因為天子苦於征伐匈奴，才能出眾者應當以命相助，有財者應當貢獻金錢。天子問公孫弘對此事的看法，公孫弘認為不合人情而勸阻。後來在需要大量遷徙貧民轉移至外地時，卜式又出資幫助地方官，天子對他予以獎賞，以此教育社會上的富人，令其出資，但是此誘導捐獻政策以失敗告終。卜式任縣令後大興漕運，遂拜齊王太傅，其施策均取得成功。接下來是均輸法，這是桑弘羊提出的措施。遠處的地方向官府輸納時，交納當地產出較多的東西而平穩時價，官府考慮總體收入，易地買賣以獲利。 從上述政策的結果來看，算緡沒有獲得足夠的收入，於是開始實行告緡。告緡指的是告發隱匿財產者，沒收其財產，告發者得到一半沒收的財產。其結果是中產以上大部分被告緡。漢初商人處境寬鬆，政府聽任其發展，後來登用商人為官吏實行專賣制，對資本家課稅。其手段是出於商人本位的考慮，向不勞而獲者徵稅，商人被收取重稅。當時一方面下令嚴禁私鑄，另一方面五銖錢精緻而盜鑄獲利少，小規模的盜鑄因而絕跡。財產稅的徹底推行，持有大量金錢者破產，百姓貪圖一時之快，無心儲蓄。如此一來，政府達成當初的目的，收入變得豐富，以至於為司掌鹽鐵而設置的水衡官，成為專門管理所沒收的財產的官吏。為軍備計，在武帝和公孫弘倡導下，朝廷曾一度行節儉之風，如今卻盛行奢靡之風，以沒入官府的奴婢飼養狗馬禽獸，又令其附屬各官署。無償勞動者的增加便利了漕運。此後迫害富人的政策愈演愈烈，鬥雞、博弈、狩獵等遊戲均被視為犯罪，又讓犯罪者互相告發，稱為「株送徒」，即因一人之罪而引出與之關聯者。此外，貴門子弟出錢給官府便能為郎，郎素質降低，這也引發了司馬遷的感嘆。由於政府只考慮收入，百姓與地方因沒有積蓄多有不便，以致天子巡幸時，由富豪出資歡迎，武帝巡幸至河東時，郡太守因沒有做好歡迎準備而自殺。隴西太守也因不能給天子從官設食而自殺。當時漢新得河套，天子在此地狩獵時，見既無驛站，也沒有人巡邏，一怒將北地太守以下官員誅殺。於是允許百姓在與匈奴接觸的地區畜牧，由官府貸牝馬使出利息，也停止在此地告緡。封禪時由地方官負責做準備。此外，對南越、西羌的征討，由大農出資修繕道路，輸送糧食。由於馬難得，讓封君以至官吏準備馬匹，並讓亭驛貸馬畜牧，使其繁殖。此時作為官吏的卜式上書，提出以率先示範的方式，引導官吏捐錢，補上未征繳到的錢財，然而沒有成效。官吏與封君既不願出錢，也不隨軍征伐，漢於是採取打壓諸侯的措施。這一時期因酹金而亡國的諸侯很多。酹金是指根據諸侯國內人口的多少，向天子提供祭祀費用，並於祭日提供祭酒。如果交納的黃金成色不純或數量不足，則會被削地滅國。另一方面，鹽鐵專賣也陷入困境：官制鐵器因粗劣昂貴難以販賣，於是強令百姓購買。且百姓運輸鐵器需要徵稅，因此不願運輸，為此卜式與孔僅準備上書請求廢除此稅，引發武帝不滿。只有均輸法獲得了成功，司馬遷卻認為此舉等同於商賈，加以反對。讓遠邊的郡交納租稅，耗費巨大，但若取其本地特產，按兌換政策折抵，便可毫無缺憾地利用。均輸法使平準物價得以實現，這也是《平準書》得名的由來。官府以都城為中心，盡集天下物品，以物價的高低分品類買賣，奪取了商人的利益，但物價的劇烈波動消失了。此時的告緡法好像並沒有嚴格實行。卜式對桑弘羊的成功之舉表示反對，認為這是以官為商。當時久旱無雨，天子下詔求雨，卜式進言「烹弘羊，天乃雨」。這意味著他的溫情政策與桑弘羊的勞農政策發生了衝突。總之，戰國以來中國一直處於自然發展的狀態，但在漢武帝時，社會和財政發生了一大變革。 武帝政治對後世的影響 關於武帝內政，對後世的影響之一是封禪。司馬遷作《封禪書》，《漢書》收入《郊祀志》，《郊祀志》大體不過是依據《封禪書》撰寫的。但《封禪書》並未記述有關祭祀禮儀的詳細內容。司馬遷考慮到禮儀的細枝末節在有司存有記錄，因此寫自古以來人君如何被宗教欺騙即可。儘管司馬遷說這些細節性的禮儀是為封禪而作，不屬於昔日的禮儀，不足為取，但從另一方面看，載有詳細儀式書籍的存在，對《封禪書》也有影響。封禪指自古以來一統帝王祭拜泰山，本就與術士的附會有關。一統天子封禪，無疑始於秦始皇而成於漢武帝。其儀式細目若能流傳下來，或許可以顯示古代祭祀的發展狀況。今人僅能通過《後漢書》所引馬第伯《封禪儀記》了解部分情形。司馬遷不予詳談，是他作為史家見識卓越，但今人通常認為還是把這些無趣的儀式記錄保存下來為好。武帝之後，封禪成為大一統天子必須做的事。因此，這也成為當時官吏煽動天子好大之心，並加以滿足的方式，以至揮霍巨資，苦了沿途百姓。從政治上看，封禪無疑是一大弊害，但據此可窺見中國人宗教層面的一統思想。 當時與宗教思想相關的事件還有修改曆法。武帝太初年間產生的《太初曆》，使傳統曆法為之一變，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世的曆法奠定了基礎。在此之前，曆法有稱為夏、殷、周曆的，也有稱為顓頊曆的，議論紛紛，當然這些多數出自當時歷算家的理論。顓頊曆大概是夏、殷、周時代的曆法，但與其說它實行於那個時代，不如說是戰國至漢初歷算家的推斷。武帝時，出於各種原因而以十月為歲首。《太初曆》產生後曆法確定，據此可推算出前代曆日，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後世確立曆日提供了基礎。儘管後來仍有改歷的爭論，但當時據夏曆而定的陰曆正月制一直沿用至今，地位不可動搖。當然，這不僅牽涉到歷算，多少還帶有宗教意味。例如對於五德順序中漢天子應居何德，《太初曆》以漢為土德，在此意義上一切都以此為準則。 武帝時實行，成為後世典範的，是首次使用年號這件事。武帝建元元年是普通年號的開始。不過實際在稍早時元年就已經具有了一定含義，即文帝在位期間改元年為後元年，這是因為當時出現了某種祥瑞。景帝時也有中元、後元（不過此時並不稱中元元年，而只稱元年，但之後出現元年時，則稱前之元年為中元）。一代帝王於在位期間如此多作元年的例子始於文景時期。武帝之時每六年改元。當時在第五個元年中的第三年，規定了以天瑞立元年為宜。而此前，元年初稱一元，次稱二元。自此一元、二元、三元、四元的說法被廢止，將一元作為建元元年，二元為元光元年，三元為元朔元年，四元為元狩元年。至五元四年，寶鼎出土，此年遂為元鼎元年。其後每四年改元，從開始即定元號。這就是一直傳到清朝的元號的由來。武帝時存在後來附加年號的情況，而史家有意無意地將其用於歷史中，遂引起誤解。《漢書》記武帝冊封其子為王的策書頒布時間為元狩六年，似乎此時已稱元狩，但《史記》作「維六年」，這是當時沒有元號的證據。而後世年號屢改，不厭煩瑣。使用年號有利有弊，後世也長期實行。 漢武帝的舉措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將學問與思想結合。《漢書·武帝紀·贊》專門稱讚了此點，而對征伐匈奴、實現統一未加褒獎，甚至可以說將之作為窮兵黷武的實例而加以貶斥。最近史家開始讚賞其征伐，而對思想統一的褒獎從過去就一直存在。據說武帝統一思想的舉措主要是根據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完成的。賢良對策分為三部分，其一即統一思想策，主張排斥百家而統一於儒教。如前所述，董仲舒是一位公羊學者，公羊學主張統一主義。當時人們甚至認為孔子預先為漢而作《春秋》，公羊學順應了這種時勢。當然，實際上《春秋》部分內容是後人根據當時思想撰寫的，而且傳承過程中為了符合漢之情勢也有所改易。但主張統一的公羊學當時得到運用，可以說是中國統一思想的起源（近來思想家中，也有人攻擊此思想統一成為中國長期以來的弊端）。當時的宰相公孫弘也是公羊學者，他主張公羊學並在政治上加以運用。其政策上無處不體現了他的統一主義，一切都取決於政令，不允許將絲毫的自由作為理想，尤其不可在民間聚集人望。卜式申請向政府獻金，公孫弘以違背人情為由排斥，也就是出於這種思想。當時的著名遊俠郭解，是破落戶的首領，借施仁義而得人望。但他也有惡劣的地方，即對待仇敵實施復仇極為殘酷。武帝初年警備力量薄弱，他具有彌補警備不足的力量，因此在民間擁有勢力。然而他成為公孫弘統一主義反對的對象，結果並未犯任何重罪卻被殺。公孫弘不只在政治上運用統一主義，還將政治與學問結合起來。一方面雖然是因為董仲舒提出了思想統一，另一方面武帝原本就喜好儒教。武帝時代，天下太平富裕，儒教成為粉飾政治的便利工具，而且也迎合武帝浮華的性格。公孫弘順勢引導儒教與政治結合起來。他設置五經博士，其下置博士弟子員，登用弟子員中學問優異者為官吏。武帝時期，公孫弘這樣的由學者出任大官的人有不少。治學者為官，即可衣食無憂，這對後來的政治有深遠的影響。雖然後來形式有變化，但在中國，此主義一直延續。這就是董仲舒、公孫弘一統思想的結果。司馬遷對此事的觀察見於《儒林傳》序。他認為治學者為官是值得高興的事。在沒有制度保障的時代，學者為守道而身陷苦難。新制度產生後，守道開始衰微，出現了為功名利祿而做學問的人。他的說法不能明確說是對新制度的贊成，但總之充分揭示了這一制度的利弊兩個方面。雖然此制度也得到了後世儒者的讚賞，但不得不承認，把政治納入一個統一的模式，會妨礙學問通過競爭得到發展。由此看來，近世學者對此的批評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史學家所說，武帝是個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的偉大在於打破以前所有的慣例，樹立新制度。大體如前所述，在官吏的選用上，排斥傳統的無能者通過世襲可任高官的方法，卑賤者以其才能得到拔擢。與此同時，用學問粉飾政治，這成為中國長期的政治特色。《漢書·公孫弘傳·贊》記載，此時人才輩出。武帝非常歡迎人才，作為歷經五代的天子，卻不以己為尊，完全如布衣之交一樣禮遇民間人才。《公孫弘傳·贊》載，當時各色人才匯聚，儒雅如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如石建、石慶，質樸如汲黯、卜式，推賢如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如趙禹、張湯，文章如司馬遷、司馬相如，詼諧如東方朔、枚皋，應對如嚴助、朱買臣，歷數如唐都、洛下閎，協律如李延年，運籌如桑弘羊，奉使如張騫、蘇武，將帥如衛青、霍去病，受遺如霍光、金日磾。這些人都不是士人出身。卜式是牧羊人出身而被提拔，桑弘羊作為商賈被拔擢，衛青、霍去病是武帝姐姐家的奴僕，金日磾是自匈奴歸附的渾邪王之子。武帝做事親力親為，將自己的精力和國家的精力，全部用於整個時代，政治也是一統的政治，其政治方策與韓非子等相同，即選用從戰國流傳下來的最發達的方式：效仿戰國時齊國進行鹽鐵專賣，效法戰國時魏、韓統御臣下。但其政治過於嚴厲不留餘裕，以致其愛子衛太子劉據叛亂，這是由武帝苛酷的官吏與太子發生衝突導致的。武帝後來為此悔恨不已，但其集中權力的政策並未因此改變。在立繼承人時，武帝立最年少的昭帝為後嗣，並命其母自殺。這是因為天子年幼而其母年輕，擔心其母專權。武帝一生都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並實行那樣嚴苛殘酷的政治。以後史家經常提及輪台之詔。武帝晚年時，桑弘羊進行了周密的計劃，請求派屯田兵前往位於中亞地區的輪台。但武帝後悔因長年征戰導致的人口損耗和國庫靡費，於是下令停止輪台屯田。厭惡窮兵黷武的學者說因為此詔武帝晚年政治安定。但這是武帝年老氣衰所致，並不代表他回心轉意成為仁義之君。不過拔擢霍光、金日磾，委託二人輔佐昭帝，可以說是他最後的明智之舉。霍光是霍去病的弟弟，為人謹直，在殿內的步伐有一定的規矩。金日磾自匈奴降附，但好像比一般的漢人正直。這些事說明武帝雖然年老，但並不昏聵。武帝被稱作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英主之一。近代史家逐漸脫離了抨擊成就大事業人物的舊習，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即盛讚武帝之功業：武帝恢復了秦時的舊有領土，又開拓了新領土，使漢人領土數倍於舊時，貽利千萬載後。武帝對有功者大加封賞，但又直接摧折。因功成為諸侯的七十五人，到武帝末年有六十八人失去侯位；此外，一百七十五人的王子侯中，有一百一十三人失去侯位。外戚因恩澤而為侯者九人中有六人失去侯位。其殘酷薄情，成為後世一統君主的普遍作風。 * * * [1]此處敘事似有誤。據《漢書》卷九十七上《外戚傳》，武帝因為寵愛李夫人，所以任其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李夫人去世後，「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正文所說方士稱李廣利的姿容與霍去病相似，不知是何依據。——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