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八章　西漢時代（上）

漢高祖的政治 經歷約五年的楚漢相爭後，漢高祖劉邦統一天下。此時昔日代代相續的學問治國，即以學問制定製度的方式，消亡殆盡，其中的情形，有陸賈為例（《史記》記載，陸賈時常在高祖面前談論《詩》《書》，高祖對他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陸賈著有《新語》）。陸賈撰寫的《楚漢春秋》等著作中，保存了相關的歷史資料［太史公所依據的漢代史料，主要有陸賈的《楚漢春秋》、案牘，曹參、周勃的傳記，實見者之傳聞、圖畫（張良的畫像等）］。陸賈在漢高祖治下沒有多大的作為，因為漢初的宰相都是隨高祖起事的亡命徒，叔孫通這類人只有在朝廷制定禮儀時得到任用。叔孫通帶領自己的弟子來到長安為漢朝制定禮法，漢高祖從此刻開始才知道皇帝的尊貴。當時有兩個沒有追隨叔孫通的魯國儒生，認為禮樂興起需要積百年之德，而叔孫通為當時剛奪取政權的漢朝起草禮法，是諂媚的行為。後世也有贊成這種說法的學者。不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人對此卻有異議，認為叔孫通制定的禮法，是適用於當時的樸實的制度，魯國的二生所說的禮，僅能粉飾太平，沒有實際作用。對當時來說，叔孫通所制的禮儀是有必要的，王夫之所言是正確的。尤其漢高祖由匹夫而成天子，昔日君臣箕踞而坐飲酒取樂的做法顯然不合適了，叔孫通定禮法正是要解決這類問題。 政治方面，蕭何等人雖然是俗吏出身，但對行政事務多少有些了解，因而在漢初也發揮了作用。蕭何本人才思敏捷，高祖剛入咸陽時蕭何就開始收集秦朝政治方面的圖籍。得益於此，在後來的楚漢戰爭中，劉邦對天下之要衝、人口繁密之地、繳納租稅多的地方都瞭然於胸。楚漢戰爭之後蕭何也頗有作為，尤其在彌補戰爭創傷、穩定政治形勢上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後世有人非難蕭何廣收圖籍一事，認為蕭何作為俗吏，僅採納圖籍，而舍卻三代以來的禮樂典籍。這種觀點是不合適的。漢高祖統一天下的時候，有百卷的《尚書》已經散落失傳，關於周代封建的典籍還有一些遺存，但這些東西在政治上毫無作用。幸好蕭何只是一介俗吏，舍經書而取圖籍，才對後來的政治有所匡益。 其後天下大局已定，政治都由高祖的意志決定，這似乎是一條正確的途徑。正如蘇老泉《高祖論》所言，漢高祖靠三傑取得天下，其後傳天下是憑藉高祖一人的力量。漢高祖集權於一身，剛一破楚便馳入韓信軍中，解其兵權，十分巧妙地控制了韓信的軍隊。後來彭越和黥布反叛，高祖親自平定。隨後雖封功臣為王，但其意圖可以從最先封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的做法看出。這些人滅項羽無功，但在叛秦時卻有很大的功勞。也可從劉邦對最先反秦的陳勝的態度窺破。劉邦視陳勝為王侯，派人為他守冢。從司馬遷的思想中也可以窺見一二，《史記》未將陳勝列入列傳，而是收入世家。漢高祖視陳勝為王侯，原因在於認可陳勝對秦發難引起群雄逐鹿，最後高祖自己才能奪取天下。其賞罰標準就是以亡秦為首功。高祖正是因為通曉全局，而具備了成為一個開國英雄的資格。 秦漢交替的六七年間是最引人注目的時代。韓信及項羽等人在帶兵上沒有特別的經驗，但戰術非常優秀，成為後世效仿的對象。漢高祖更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他此時已經在思考所有的治國方略。原來儒者的經書是世襲國家時的產物，對於以匹夫之身起而取得天下的劉氏政權來說，沒有實際作用。相反，漢高祖設想的政策很契合當時的實情。蕭何出任宰相，以其俗吏手腕，修訂法律，不製作禮樂，根據當時形勢的需要施行政策。當時實行與秦始皇時相同的中央集權政治，被分封的都是同姓諸侯，這種現象持續到漢末。此時強化中央權力十分必要，張良、婁敬等人極力勸諫高祖定都關中，正是出於這種需要。為此，還要考慮都城的宏偉程度。秦始皇的都城最為華麗，每當滅六國中的一國就會在都城周圍營建具有這個國家風格的建築，集六國之富貴壯麗於咸陽，然而大部分後來都被項羽破壞。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情，即富貴壯麗集中於中央。中國人素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說法，但人一旦成為王侯將相，就會汲汲於富貴，憑藉其富貴享受奢侈的生活。無論如何也要在富貴和壯麗上壓服天下的想法也就應時而生了。為此，漢初大興土木，建未央、長樂等宮殿，將六國後裔及豪傑（無賴首領）集中在關中。集中六國後裔及豪傑於關中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叛亂。這與日本的德川家將諸侯家室聚集在江戶是相同的做法。這種做法對後來關中地區的繁榮起到了推進作用。其他方面，則順應秦以來自然的變化，制度也大體與秦朝相同。但與秦朝相比，此時的漢朝版圖反而縮小了。秦之疆域，南至安南，而漢初尚未將今天的廣東、廣西地區納入版圖。這是由於秦吏趙佗乘楚漢相爭的混亂獨立，占據南越，稱南越王，因此五嶺以南並未劃入漢代版圖。在北方，秦據有沙漠以南的土地，在楚漢之爭期間由於對匈奴的壓力減弱，於是匈奴前所未有的豪傑冒頓單于迅速崛起，窺伺漢朝疆土。漢高祖就曾在山西地區遭遇被匈奴圍困之危，北方領土也縮小了。領土的縮小，解除了像秦時一樣將謫戍遣赴遠方及調軍守護的麻煩。另外，匈奴入侵也因採用婁敬的和親政策而得以免除，所以漢初反而不需要預備大量的財力和兵力。而在政治上儘可能沿襲秦朝制度，平穩的基礎也就建立了。 但仍有一個難題，在天下動亂之時需要強盛的兵力，可是今日海晏河清，需要遣返士兵回鄉。王夫之對此評論道：過去兵出於農，兵有家業，罷兵可以回家繼續農事，與後世募流民當兵是不同的，因而罷兵不會像後世那樣困難。此種情況秦始皇時代即已存在。始皇之時，天下遊民眾多，他們被遣往邊疆駐防。漢初內亂停止後冗餘的士兵能否回鄉務農成為一大問題。劉邦打敗項羽後，異姓王八人先後被滅掉七個，亡國的士兵大都無條件解散。高祖討伐項羽時，聚集了龐大的軍隊，而彭越、韓信分兵討項羽，也並非一次即成功，也就是說其士兵被重複使用。於是高祖一方不需要反覆訓練士兵，而敵對者的兵力不斷削減，所以戰爭結束後也不必擔心士兵無業的問題。即當時為消滅項羽而聚集的大軍，通過繼續消滅諸王而得到調整。儘管其初衷不是裁軍，但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方便。另一方面，經過七八年的動亂，壯丁數量大減，即便士兵紛紛回鄉務農，也不會出現勞動力剩餘的現象。對此漢初十分重視使田宅返歸原主。 在這個時代，戰爭造成的破壞已不令人驚異，而經歷了七八年的大亂鬥，終於迎來煥然一新的新局面後，採用何種政治來治理成為問題的關鍵。儒者津津樂道的禮樂之類無濟於事，幸而君臣也沒有採納。秦朝制度中，人們吸取了對當時有用的內容，摒棄了容易引起動亂的東西。然而在此七八年間，民間有勢力的人都競相爭鬥，結果或被殺害，或被制服。高祖之後，呂后輔佐惠帝治世，漢進入平穩時期。 高祖其人 漢高祖在位第十二年去世，不將做漢王的五年包含在內，實際做皇帝僅七年，不足八年。有關高祖的傳記在《史記》出世時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傳說化。如高祖之母感龍而生高祖，他是赤帝子，斬大蛇殺白帝子而起義，他躲藏之處上方常有白雲圍繞等傳說，都是後來附加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然而《史記》問世距高祖之時為七八十年，流傳的事跡應有可以確信的內容。特別是司馬遷作為史家不僅重視文書記錄，也看重耳聞眼見，因此《史記》中不少內容取自實際經歷。所以，高祖草創時期的英雄言行，得到了相當準確的記錄，《史記》中相應的記載因而特別精彩，大異於僅依據案牘文字記載寫成的史書。 如前所述，秦漢交替之時布衣也能大展拳腳，高祖劉邦就是其中的代表。歷朝帝王中，高祖是最能展現中國人特色的人，特別是他雖無學問，卻不好虛飾。他聽到蕭何去世的消息時非常苦惱，《史記》用「如失左右手」來表達其痛苦。有人說漢高祖寬仁大度，但又不忘其中的利害得失。也正因為他不忘利害得失，所以他的行為有時近於殘酷，或許正如注文之言，他是天生的英雄。此後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皆以高祖為理想。像堯、舜、文、武等神秘人物，不足為人間的範本。東漢光武帝曾發問，他與高祖有哪些不同，蜀漢的劉備也一直希望成為漢高祖一樣的人物。不過這些人都有虛飾之嫌。光武帝劉秀作為儒生，多少有些學問；劉備長於民間，有遊俠之風，即便不甘凡庸，但也不是生來如此。後世唐太宗、明太祖好虛飾，且殘忍。在這方面，漢高祖可以說是最偉大的模範人物，這也是時勢造英雄。高祖崛起時，恰逢戰國後列國學問頹廢，秦始皇廢毀學問，所以得以免除學問的弊病。不過，他平時聽到的前代逸事對其修養的提高並非毫無匡益。高祖最欽慕魏國的信陵君。他稱帝之後，為秦始皇及六國之後護陵，置守冢十家（秦始皇守冢二十家，陳勝三十家），尤其是為信陵君也置守冢戶五家，可見他對具有遊俠氣質的信陵君有好感。他雖然不如信陵君那樣謙讓和禮賢下士，但卻有「己不能為而任之以人」的度量，因此比信陵君更為自然。所以，若認為漢高祖多少有修養的話，應該是他效仿信陵君的結果。司馬遷在傳記中也有類似的議論，但以其為創業之君而略嫌拘泥，並未展開充分的議論。只將其作為順應天運循環、三統之序的天子。但總之司馬遷這樣的卓越史家的記錄，使高祖這等人物的故事令今人也頗覺合宜。 初期的無為政策 高祖死後，呂后立孝惠帝。《史記》不立《惠帝本紀》而作《呂后本紀》，主要是因為實權為呂后掌握。這一做法頗為後世史家非難，但卻是當時重視實權的思想的反映，為項羽作本紀有著同樣的意味。 自呂后開始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漢朝主要實行無為而治。關於這點司馬遷曾指出，孝惠帝呂后之時，百姓脫離戰國以來的痛苦，君臣安樂無為，呂后在內實際掌管政治，天下晏然。刑罰罕用而少罪人，百姓從事耕作，生活漸漸殷實。所謂少罪人，並非指沒有人犯罪，而是當時的政治方針是不刻意揭發那些邪惡之徒，儘可能不用刑。此時繼蕭何之後為相的是曹參，此人曾為獄吏，在征戰中顯示出了能力，但是個性格溫厚的人。因此最初高祖論功行賞時，一般人希望曹參的地位可以在蕭何之上。作為政治家，曹參推崇黃老之術，無為而治，尤其是自己為相後並沒有更改任何政策。曹參從最初輔佐高祖長子齊王時，就致力於推行無為政策。 呂后晚年，孝惠帝病死。對於是否立惠帝後嗣，朝野爭論紛紛。呂氏之亂結束不久後，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即位，行黃老之術，厲行節儉，其生活幾乎與稍富足的普通百姓無異。此時天下二三十年間都十分安定，百姓富足，很多人勸諫文帝效仿古天子的禮樂而創立新制，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賈誼，他提出了定製度、變服色、修曆法等措施。所謂變服色，來源於戰國以來的五行說，即制定與自己的「德」對應的服色。但文帝是謙讓的天子，以自己無德而不採納此說。其原因完全在於文帝的謙讓，即文帝認為那種空論不足為用，這並非出自其見識，而是出於謙讓。另一方面，他希望避免多事而動搖社會，盡力維持平穩的政策。 所以文帝時的第一要務是注意避免與周邊外國發生衝突。漢高祖時，曾偶然與匈奴發生衝突，這並非因為高祖好戰，是因為楚漢之爭導致邊防鬆弛，加之漢朝立國後大量誅殺異姓諸侯，其中與匈奴鄰近的韓王信、燕王盧綰等畏懼高祖猜忌，轉而依附匈奴作為自己的後路，最後引匈奴入內，高祖與其發生衝突，且吃過其苦頭。好在衝突消弭後，後繼者都避免與匈奴發生衝突。呂后之時，匈奴多次致信漢朝，其言相當無禮，例如揚言：「今漢朝太后呂氏為寡婦，我匈奴單于亦為鰥夫，何不結為姻親之好？」即便如此，漢也沒有出兵征討。隨後冒頓單于病死，老上稽粥單于即位，漢送其閼氏北上，中行說隨從前往。中行說不願隨行卻被強行派遣，所以他到匈奴後，頻繁做出不利於漢朝的事。這就是「漢奸」一詞的由來。漢給匈奴的文牘長一尺一寸，辭為「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而在中行說授意下，匈奴給漢朝的文牘長一尺二寸，印封也更大，且言辭倨傲，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中行說又說所謂匈奴的風俗落後（《史記》中記述，漢之使者謂「匈奴俗賤老」「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娶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也是出於生活的必要。若置漢朝於相同境遇，想必也是如此。中行說主張保存匈奴的傳統。當時匈奴頗好漢人的絹（繒）及食物，中行說都不以為然，他說匈奴即使黃毛孺子穿著旃裘也很好看，且作為食物，匈奴的乳酪也要更好。中行說的這些言論，作為對匈奴的忠告是有一定見識的，其本國漢朝卻頗受其患。儘管有這樣的事情，文帝始終認為應該和平相處，避免戰爭。此外，自高祖時就活躍的南越王趙佗，因呂后政策稍有不妥，一怒之下在廣東自稱武帝，侵略湖南。即使如此，文帝仍為其先祖守墓，厚遇其親族。趙佗本就無意與漢相爭，於是最終主動歸附，撤去帝號而稱藩臣，但在其領地內仍以王相稱，向漢朝派使臣稱「王朝命如諸侯」，文帝也繼續與他往來。 漢高祖奪取天下後，吸取秦始皇不行封建制，不分封功臣子弟，導致秦頃刻翻覆的教訓，將自己的子弟都分封為諸侯王，並賜予大量的土地。此後不久，擁有很多土地的諸侯王勢力漸漸擴大。如高祖之侄吳王濞就擁有非常富庶的土地。吳王廣招天下亡命者開採吳地銅山。尤其是當時允許私鑄銅錢，吳於是多造銅錢。且吳瀕臨大海，又有煮鹽之利。因此吳王不必向百姓徵收賦稅也財政富裕，傲慢之心日漸增長。不過文帝對他儘量予以寬恕，並未嚴懲。尤其是文帝之弟淮南王劉長傲慢，屢犯法律，也未受到懲罰，最後因廢黜而自殺。文帝常常忍耐諸侯的傲慢，一點也不想社會出現動亂。當然，這種極端的無為政策不可能一直延續，但在文帝統治的二十年間一直如此，並且一直與各諸侯相安無事。 無為政策延伸到經濟領域的體現是儘量不與百姓發生關係。最初，高祖認為民間崇尚奢侈之風的源頭是商人，因此對商人課以重稅以嚴禁奢侈之風。此時天下戰亂的局面剛剛結束，經濟凋敝，因此採取這種政策是妥當的。其後管束商人的法律逐漸鬆弛。不過由於漢天子、諸侯王均布衣出身，最初其生活是質樸的。何況他們各自都有私人收入，借徵收租稅獲取生活費全無必要。眾多官吏居住在都城長安，其衣食從東方運送而來，僅穀物一項，一年就需運送數十萬石。貨幣方面，由於允許私鑄，導致私鑄的榆莢錢泛濫，物價上漲，因此文帝時鑄造的四銖錢被稱作「半兩錢」。與秦半兩相比，四銖錢的質量已有所下降。由於當時貨幣質量的下降，繼續流通秦十二銖，可能會引發國內經濟混亂，故將四銖錢作為半兩錢發行。因為國家放任私鑄，吳王濞等靠私鑄而成巨富，文帝嬖臣鄧通也因文帝賞賜的銅山而暴富。此時納穀物贖罪的做法出現了，還有將穀物運至邊疆而封爵的，人民對上流社會生活的渴望，助長了奢侈之風。只不過因天下承平日久，又無大的災害，所以社會富裕，都城多有餘財，天子倉庫的穀物常有陳腐。生活優裕，食物充足，官吏形成了將自己職位傳給兒子的習慣，官員以官為氏的傾向也出現了。漢朝這樣自然發展，生活環境寬鬆悠閒。百姓大都行為馴良，恥於作亂，罪人稀少，社會安寧。然而放任也導致有錢人兼併土地，逐漸形成勢力進而統治鄉曲。事實上，這種太平景象背後，隱藏著奢侈成風、貧富懸殊的事實，這就是經濟上完全推行放任主義的後果。幸而文帝治下的二十三年間漢朝平安無事。 文帝在位期間也並非全無立新制、興禮樂的意向。如文帝在位期間出現了後元年年號的說法。文帝時最初稱元年，直到十六年。十七年始稱後元年，直到後七年。其以五行運行說為據，當時官吏中唯一的學者是丞相張蒼，民間也有人上書，建議改正朔，於是改元為後元年。當時對五行中漢居之「德」眾說紛紜。張蒼認為是水德，民間上書稱土德（魯人公孫臣持土德說，賈誼也持土德說）。秦始皇時已稱秦居水德，故秦以黑為尊，以十月為一年之始，張蒼也依照此說。這樣的改制雖有幾次，但大都沒有實際意義。於是賈誼獻策對國家整體組織進行大改革，認為漢朝若這樣持續下去會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他在太平無事的時期提出的這種悲觀論，勢必不會被採納，但其後果真出現了大動盪。 賈誼的《治安策》及封建制度 漢朝制度文物大體都是自文帝時期開始準備，也就是發起討論，大多到漢武帝時才逐步付諸實踐。其中最明顯的是封建制度。文帝時，賈誼對此有過透徹的議論。賈誼所著的《新書》記載了他對漢朝制度的論述。《新書》體裁順序各異，論述主旨也很晦澀，而《漢書·賈誼傳》對此則做了很好的歸納。但《漢書》的本傳太過簡略，所舉項目不能相合。宋代王益之的《西漢年紀》，選取較《漢書》所記為詳的《新書》敘事加以補充，因此若要考察賈誼的議論，《西漢年紀》是不錯的。 提及賈誼的論說，一般會講到《治安策》。此文分項列舉了「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中「可為痛哭者一」對封建制度的議論尤為深刻，指出了漢初對有爵位的諸侯封土過多的弊病。賈誼的觀點是正確的。漢賜給齊王七十餘城，吳王五十餘城，楚王四十餘城，即其例證。賈誼指出：高祖時分封的異姓諸侯大國已全部滅亡，其中長沙王吳芮能殘存，是因為其封地僅有二萬五千戶。韓信、彭越被封賞的如果也是這樣的小國，其家族或許就能延續至今了。非獨異姓諸侯，同姓諸侯也如此，特別是同姓諸侯，名曰臣下，布衣時都是當成兄弟的，實際上不認為自己是臣下，因此在自己的封土內享受與天子一樣的待遇。文帝之弟淮南王就正是如此。為了保全他們，賈誼提出「眾建諸侯少其力」的建議。 根據賈誼的建議，文帝時僅分封了齊悼惠王六子和淮南厲王三子，並未普遍分封。景帝時晁錯施策過急而失敗被殺，吳楚「七國之亂」爆發。文帝時優待如吳王等驕橫的諸侯，景帝時有過失的諸侯則會被削減土地。為此有兩三個諸侯王的土地被削，然而削吳王土地時，吳王與楚王聯合起來作亂。實際上齊王和梁王並沒有參與反叛。梁王作為景帝之弟，有希望繼承皇位，所以極力防守。在齊和梁防守的時候，漢派大軍滅掉七國。當初漢朝內部討論四起，為了向七國道歉，晁錯被殺。平息叛亂後像吳國這樣的禍首被滅國，像楚國這樣的，則將其土地分為小塊，再授予楚人後代。從此這種細分土地封賞的做法一直持續到漢武帝時期，也未引起爭亂。原因在於確立了劃分土地的制度。這種政策稱為「推恩令」，即諸侯把土地切分給自己所有的子弟，授予封號。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形成統一的推恩形式。這樣，不用中央自己出手即可施加恩澤，同時，諸侯之子通過封土得以存續，並且其勢力也逐漸減弱。 漢朝的各諸侯王國，最初大體都設丞相。這些丞相由天子直接任命，諸侯可自己任命屬官，因此封國內幾乎是一個獨立國。各諸侯王雖然奉漢之正朔，但封國各有自己的紀年，其制度一直延續。吳楚七國之亂以及漢武帝實行推恩令的結果是官吏逐漸轉由中央任命，諸侯王只能收取地租以供衣食。由於勢力減弱，諸侯有過失就會被削減土地，諸侯國因此逐漸消亡。這是封建制度的一大變化。像周代那樣的封建制度在漢朝僅存在了四五十年，說明必須採用這種制度的時代已經過去，適宜採取中央集權制度的時代來臨，這也是自然變化的趨勢。但是，其中也存在利害得失。漢初呂后讓諸呂姓人稱王，根據漢高祖劉邦的規定，「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為此最先舉兵的是齊國。齊是漢高祖長子的封國。呂氏派灌嬰去抵禦齊國，結果灌嬰與齊不戰而和。呂氏死後諸呂被殺，劉氏一族得以保全。這是在諸侯有勢力時才能出現的情況。景帝以後的小諸侯，很難做出類似的事情。因此，後來想依靠外部勢力來保護王室政權的事情變得很難。總之這是封建制度的一大變化。此後封建制度即便短暫恢復，也大多以動亂告終，司馬氏的晉朝就是一個例子。 賈誼及晁錯對匈奴的政策，賈誼的皇太子教育論 當時對漢而言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匈奴。文帝時對匈奴採取寬大的政策，即便屢遭侵略，也只做防禦，不出國境主動追擊。賈誼查考此事，說匈奴人口不過與漢朝大縣相當，以漢土之遼闊而屢受一大縣迫壓，是難以忍受的。漢朝每年向匈奴贈送大量物品，本來只有臣下向天子進貢，而沒有天子向臣下貢禮的。如果自己做屬國之官，「必系單于之頭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然而賈誼不過是說大話罷了，沒有提出明確的制服匈奴之策，他的謀策也不過是三表五餌之類。 晁錯對此提出屯田駐兵的明確主張。在談論屯田制之前，晁錯從各方面對漢與匈奴進行了比較，提出匈奴不足為懼的結論。其論是可行的，並在後來的武帝時期被採用。其著眼點在於比較雙方的優劣之勢，從地形等方面入手進行縝密的論證。晁錯認為決定戰爭的要素有三：一是地形；二是士卒的訓練；三是兵器的精良與否。匈奴地形多山坡深谷，不利於漢軍作戰；且匈奴士兵擅長騎馬射箭，漢軍騎兵難以與之抗衡；在忍耐饑渴方面，漢軍也比不上匈奴。這是匈奴的三個特長。但在平地車戰，突破匈奴軍隊就很容易；弓弩長戟這些遠距離兵器，也是漢軍戰勝匈奴軍隊的利器；在甲堅刃利上，漢強於匈奴；令擅長射箭的士兵發箭，是匈奴粗劣的鎧甲難以防禦的；在下馬的情況下戰鬥，漢軍憑藉優良的兵器，比匈奴更有優勢。此為漢軍的五個長處。大體漢軍兵器精良，平地作戰，漢軍比匈奴更有優勢。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漢人不輸於匈奴的觀點，是有根據的議論。特別是漢武帝時戰勝匈奴，與其說是運用漢軍的優勢，毋寧說是吸取了匈奴的長處。這也是參考了晁錯漢人不負於匈奴的論述的結果。 晁錯還提議強化邊防以抵禦匈奴入侵。秦時曾實行過守備邊塞政策，卻以失敗而告終。晁錯對此進行了縝密的思考，以免使漢代重蹈覆轍。秦北攻匈奴，南征兩廣，向兩地都派遣戍卒。但這兩個地方風土大異於中原，中原人難以忍受。因此秦時人認為去往兩處等於進入死地，「謫戍」之名就是這麼來的。起初，有罪的官吏被送往此地，後來又將贅婿、賈人發派到那裡，再到後來，祖父母、父母曾為賈人者也被遣派，謫戍人數增多。甚至居住閭左者亦被發遣，致使人民非常不滿，以致引發叛亂。而匈奴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難以預料其將侵略何方，因此僅在一地設防收效甚微。若從遠方向邊境派兵，兵未至匈奴就已經撤走。並且邊境戍卒需要定期換防，頻繁更換的軍卒不知道匈奴的長處，失敗也就理所當然。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屯田。也就是最初主要派遣罪犯及被赦免者，再到奴婢，分配土地讓他們屯住耕作，並且習武練兵。晁錯的方法是良策，漢武帝時的策略是一方面用屯田防止匈奴的侵襲，另一方面深入匈奴腹地，主動攻擊其根據地。當然，漢朝為此耗費了大量的財力。而文帝時少有需要大量費用的情況，所以晁錯的做法得到採用。文帝是對各種建言獻策具有足夠的判斷能力的人，但為節約資金和避免事務繁複，沒有全盤採納晁錯的建議。 賈誼的議論還涉及其他制度，但他用力最多的是將來要成天子的即皇太子的教育。他對此事非常熱心，自己也曾擔任諸侯王之子的太傅。後因王子從馬上摔下而死，痛感自己失職而過早地去世。文帝時，賈誼的主張通過晁錯部分地得到實施。在他影響下，晁錯主張賢君政治，但因為過於急躁，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針對賈誼的論述，王夫之認為即使賈誼的理論付諸實踐，皇太子也不會成為他理想中的人物。在生活優越放縱的環境中成長的天子，很難以斷定其品行是否能與其所受的良好教育相匹配。因為即使像成帝這樣謹慎的人也沉溺於女色。因此不如像文帝那樣自身修黃老無為之術，自然地感化其子，若教以學問或其他，難有成效。王夫之這種觀點，與漢初天子起自布衣，內部不尚規矩有關係。像賈誼這樣重視禮樂制度的人，自然會崇尚良好的教育。據說景帝為皇太子時，吳王太子來京，兩人以雙陸博弈，因吳王太子不懂規矩，皇太子用棋盤毆打他導致其死亡。這正是賈誼最為擔心的地方。 總而言之，這個時代有賈誼和晁錯兩個見識卓越的政治家，而且不可思議的是他們都非常年輕。賈誼死時剛三十三歲，晁錯雖然活到了景帝時代，但被殺時年紀也不大。可見能看清時勢的，有不少是年輕的學者。反之，《儒林傳》羅列的學者先生，則沒有如此剴切的政論。特別是賈誼學養深厚，晁錯也曾從伏生學《尚書》，但都並未專於治學。 景帝的政治 大體上文景時代持續了四十年，其間爆發了吳楚七國之亂，但幾乎沒有特別大的動盪，是最泰平的時代，漢朝的統治基礎也得以鞏固。文、景二帝為人做事有不少差異，文帝實行黃老之術，景帝則吸取一些法家學說，可以說晁錯實際上教授的就是法家學說，即以法律為實際的統治工具。這是因為文帝時代政治留下的善事惡事，都由景帝繼承。文帝政治的不少弊端，到了後來才暴露出來。文帝在世時多少意識到遺留下來的隱患，也預見到吳楚七國之亂並且給予了重視。例如文帝在長安集結軍隊時，看到周亞夫的軍隊紀律嚴明，才留下遺言，稱若有異變可用周亞夫。因此七國之亂一起，景帝便立即任用周亞夫。周亞夫治軍嚴格，以持久戰大破七國疲憊之師。此時天子的親弟弟梁孝王（他深受皇太后的寵愛）被叛軍圍困，向天子求援，但周亞夫因顧全大局而決定犧牲梁不予救援。梁持必死之心防禦的同時，周亞夫拖垮七國疲師，最終為梁解圍。由此可見他是一位精通戰略的將軍。當時的將領，為了增強勢力而起用有影響力的人物，就像如今利用土匪與馬賊一樣，將遊俠編入軍隊。當時洛陽有名的遊俠劇孟，頗有作為，周亞夫率先任用他，並說「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由於當時實行放任政治，地方勢力四處橫行，因此把遊俠收入便可壯大勢力。周亞夫在嚴整軍隊的同時，也察覺到了當時的社會中，這些人順應時勢。經過兩個節儉的時代，景帝時又嚴行規範，漢王朝的內部得到鞏固。其後，武帝則在外部頗有建樹。當時的政治主張也由過去的消極政治轉變為積極政治。 幸有《漢書》存世，漢史得以傳續。《漢書》是根據當時實際的記錄寫成，是可以信賴的史料。這些實際的事情，漢代自不必說，對考察其他時代的情況，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例如，人們普遍認為周代是理想社會，但並不知曉其實際情況。以往的學者稱，成康時代因周公之力而整頓了典章制度，但這是後來推測的說法，真實情況不得而知。從漢代的史實考察，文、景兩代實行的是無為政治，那麼周的成康時代是否也實行無為而治？是否可以認為周公設立的典章制度也是後來才發展起來的？賈誼等人倡導由無為轉為完善制度文物，但在議論中採取非常寬厚的態度，如大臣不予罰罪，令其自殺等。由此可以明白賈誼等雖是主張以制度為主的論者，但在當時仍持寬厚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