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七章 秦楚時代

內藤湖南 《京都中國通史》
秦代的相關史料 秦史在古代歷史中是採用比較準確的史料書寫的。在始皇以前就已經留有一些確切的記錄。雖然因為被秦滅亡,六國的記錄沒有遺存,但《史記·秦本紀》是根據留存下來的《秦記》編撰而來。《秦記》的寫法與《春秋》相同,司馬遷在寫《史記》時,為了便於理解進行了一些改動。《史記》中關於六國及其他的記事,主要依據《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其中很多是依據真正的史料來寫的,不能斷定是取自傳說。到編寫《秦始皇本紀》時更是依據確切的史料。《史記》成書的時間去秦未遠,所以相關史料應該多有留存。如《史記》提到的「金匱石室之書」,大概就是當時留存下來的資料。又金石文字特別是碑文等作為史料準確性非常高。始皇本紀中包含的很多詔令奏議,可以作為《史記》取材於原始書籍的證據。甚至其他記事,例如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張良在博浪沙行刺始皇的事,被寫作「為盜所驚」,這顯然是根據秦始皇時代的記錄書寫的,且應該是秦的史官記錄的事件。後世的歷史學家,也許會拋下原始記錄而憑著歷史家的喜好來書寫,但司馬遷著筆不尚修飾,如果當時的記錄並非如此,他就不會這樣寫。以金石之文作為寫史的依據,現在仍可以通過一些從當時留存下來的實物得到證實。現存的秦碑中,泰山碑僅有十字,保存在岱廟中。二三十年前,琅邪台刻石還殘存著一部分,後因雷擊而沉沒于海。好在琅邪台刻石年代不算久遠,往往有確切的拓本。又鄒縣嶧山刻石今已不存,但有宋時所刻摹本全文。此後因為秦統一了度量衡,今天也常見所傳衡,即秦權,其後量往往也有留存。它們大體都有刻文,將其與《史記》的文句相比較,幾乎是相同的。由此可以得知秦朝史是採用當時正確的史料書寫的,《秦本紀》《秦始皇本紀》的記錄在古代歷史中可以說是相當準確的。 秦始皇和天下一統 秦把以往分裂的中國統一起來開創了新局面,實行統一的始皇是順應時勢的人物。他非常聰明、精力充沛,不交權力於臣下。當時的學者侯生、盧生評論說,天下的事無論大小,皆由天子直接定奪。文件奏摺用衡石作為計量單位,不問日夜,有文書皆上呈給天子,若不見文書則官吏不得休息,對權勢的執念到了如此的地步。他在十三歲時成為秦王,在位第二十六年統一了天下。統一天下後仍沒有閒下,常常巡幸、微行地方。在中國的天子中秦始皇是罕見的喜歡活動的人。 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六國強盛時的實力並未持續到始皇時期,其國力逐漸衰微,秦的勢力逐漸強大。始皇的曾祖父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間,秦的勢力得到擴張,接壤的韓、魏、趙、楚皆被秦所蠶食,周邊全然為秦所亡。昭襄王之後的兩代秦王皆在位時間不長,孝文王兩日,莊襄王三年。此間六國由魏信陵君率兵擊破秦兵,這是一件前後少有,堪稱僅此一回的事。其時六國兵卒迫近函谷關,雖只是一時,但韓、魏二國侵略了一半的秦地。此時始皇幼年即位,其間呂不韋理政,致力於輸入中原文化,並吸取六國的優秀文化,侵略的企圖尚未產生。但始皇到三十歲時便急於侵略。十七年(前230年)滅韓,十九年亡趙,二十一年吞燕,二十二年覆魏,二十四年破楚。燕國的餘黨逃往遼東,二十五年復亡,二十六年齊亡,天下終成一統。 始皇的政治 始皇一統天下後,雖然在位僅十一二年,但是其間他為中國之後的統治開創了標準。第一,皇帝自稱為朕,確定了具備統一君主資格的稱號。其次,在政治方面採取的最重大措施,是廢止封建制,實行郡縣制。如前所述,郡縣制並非創於始皇時,六國時各國已經實行,此時趁天下統一而全面實行。但如《史記》記載,當時對實行封建制還是郡縣制意見並不統一,後來採納李斯的建議實行郡縣制。關於廢止封建制、確立郡縣制的這一決策眾說紛紜,儒者認為其本質是天下為私因而大力攻擊,這頗不合理。對此,王夫之的評論應該是最妥當的,即使今日的議論也多認為其合乎邏輯。即昔日的封建政治,是諸侯代代領有其國,大夫世襲其官,士之子代代為士,農夫之子永遠為農夫的封建政治,即便士人不才而農夫賢能,其天生的才能也因士農的身份而無法區別。因此,郡縣政治選用有才能者治人是合理的,通過選舉使用人才理所當然。封建國家持續時間很長,而郡縣國家僅存續了十六年,但是封建長久持續的本質是王室的持續,其間戰亂不絕,人民受苦。但郡縣制不利天子,所以國家持續時間不長,與世襲的諸侯或大夫殘虐人民相比,即便出現惡官也僅限於一時。國脈不長是就王室一姓而言,但從天下公義來說,郡縣制不執著於天子宗室的延續,多造福於民,是好的決策。始皇之所以廢封建而立郡縣政治,或許是因為吝惜分封子弟功臣,然而上天借始皇的這種私心而行大公,即便終不利於王室,卻可以說對天下有大功。在儒者的眾多議論中這是最卓越的。此時秦全面推行郡縣制,初劃三十六郡,後達到四十郡。其疆域南至今安南地區,北、西至流沙,東則至朝鮮大同江邊。 其次,另一項顯著的事業是內部文化的統一。《秦始皇本紀》中「車同軌,書同文」的記載,是此後凡談論大一統時不能略過的。它是中國一統政治的最初標語。與它有著相同意味的是「中庸」的「中」。今天普遍認為《中庸》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但我認為它是秦始皇時代的作品,其記載的內容,無論從哪個角度都在表達始皇時代的理想。如「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敘述的始終像是始皇的理想,同樣的文句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也有記載,因此這不是偶然。尤其這是荀子學派的觀點,大概是由李斯實行的。列舉其中的細目,有不議禮則行同倫,不制度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不考文則書同文(統一文字)。顯然這些對政治和社會而言都是重要的方面。 書同文方面,據《漢書·藝文志》載,此時李斯作《倉頡》七章,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這三種書當時既通用「倉頡」之名,則字體上也應是同一的。它們都是當時的字典。這種字體在周時的字典《史籀篇》基礎上對篆書稍做變化。這三種字典的字體,被稱作秦篆。琅邪台刻石等所見文字就是這類。羅振玉、王國維研究始皇統一文字的原因,發現戰國時通行籀文和古文,六國採用古文,秦和周採用籀文。秦興起於西周舊地,故繼承了周的文字。六國文字則可能傳自殷代,所以字體有差異。始皇時代以籀文為基礎作秦篆,六國使用的文字遭到廢除,這就是書同文。此外,秦朝還出現了隸書。這是由於官獄事務繁冗,簡省文字變得必要,因此隸書是徒隸用的文字。徒隸是沒有為官資格的下級職員。缺乏文化素養的人也能書寫的隸書於是逐漸產生了。到漢時,隸書大為通行,文字進一步統一,成為今天的楷書的起源。 至於行同倫,《史記》中雖無確切記載,但事實上存在。始皇好立碑刻文,而從會稽碑開始,記載發生了一種變化。顧炎武《日知錄》最先注意到,碑文對男女關係做出規定,為了防範淫亂之風,有兒子的女子,喪夫後棄子改嫁為不貞;男子去別人家行不義的,殺之無罪;妻子棄夫逃跑而改嫁的,兒子不以其為母親。按顧炎武的說法,會稽昔日屬於越國,越國是新興國,經三十年「生聚」而破吳。當時越國政策重視繁殖人口,對淫亂之風不加制止,所以越與其他地方相比淫亂成風。為移風易俗,秦特地在會稽山刻寫相關規定。當時的儒者認為始皇做出了亡國的行為,然而這樣施行人倫教化,可作為美事讚賞。且不提六國儀禮倫理的異同,這顯然是一項志在統一、去除弊風的舉措。從這點來看,《中庸》也是為始皇申辯的史書。 其後《秦始皇本紀》在二十六年(前221年)記載了封域之事,寫了四至以及領土的大小,這在琅邪台碑上也有記載。此例表明記述前代之事時中國人一定會標示「四至」,我認為可能是以始皇為范的。暫不論秦始皇的其他事業,僅論其疆域的異常廣大,就給當時的政策增賦了特別的意義。 再往後,發生了始皇將十二萬富戶遷徙至都城的事情。這也是始皇為後人效仿的創舉之一。漢以長安為都,周圍有五陵,於是將南方的富豪安置於此。這不僅能繁榮都城,也有助於都城集中資本,提升財力,對於大一統政治是必要的措施。此舉一開始遭到反對,但後來卻形成一種風俗,使人為之自得。如唐詩屢屢提及的五陵少年。這是由秦始皇開創的範本。日本在以奈良、京都為都以及豐臣氏建設大阪時,江戶開府時也採用了類似的做法。這在政治上是相當重要的大事,後世的君主也紛紛效仿。 始皇的統一事業中,還有一點尤為重要,即統一貨幣。最近中國學者特別是羅振玉認為,貨幣自古就有的說法並不可信,貨幣始盛於周,這在古代史書中能找到證據。《說文》提到,「古者化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這清晰地顯示了古代貨幣的變遷。十三四年前羅振玉發表上述觀點的時候,貝幣尚未被發現,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貝幣第一次被發現,其後又陸續出土。最初殷代以子安貝為貨幣,而自殷墟出土的貨幣比子安貝先進,它是用骨雕刻而成。隨後出現了蟻鼻錢這種銅幣,這可能起自西周時代。西周銅器上銘文常見「賜貝」字樣,《詩經》也提到過「貝百朋」。朋,古文作,字形與貝有關。就這樣在春秋時代貨幣迅速發展。西周與春秋之間,有兩種貨幣盛行,如前所述,一為布,一為刀。布寫作,其中空首布最為古老,或許是仿農具之形。以後有方足布、圓足布、尖足布等形,布逐漸變化發展。刀有齊刀、明刀、尖首刀,廣泛使用齊刀的地方為齊,即山東至河南,明刀、尖首刀通行的地方為趙、燕,即今直隸、山西。布流行於韓、魏、趙、周、秦。戰國時代通行的基本就是這兩種貨幣。若干階段後,它們發展為圓形圓孔錢。圓形圓孔錢起自趙、齊邊境,形狀像是刀的下部。隨後圓形方孔錢出世,還有稀少的方形圓孔錢。始皇時統一貨幣,推行半兩錢,實現了貨幣的統一。漢時,半兩錢太重,不便於使用,政府允許百姓自由鑄造小錢,即榆莢錢。半兩錢當時仍具有很高價值,這種形狀的貨幣此後基本變為五銖錢。半兩與五銖的重量一如其文,半兩近於今天日本貨幣五匁。(一兩合二十四銖。唐開元通寶重二銖四參,十枚為一兩。一兩約為日本的十匁,一枚開元通寶為一匁,故云通寶一文,意為一匁。) 遺留後世的惡例與焚書坑儒 始皇的其他行為也成為後世天子惡行的範本。即封禪、巡幸、神仙等,這些都為後世君主長久效仿。封禪是祭祀泰山的禮法。在泰山頂上築土祭祀稱作封,在泰山山麓掃梁父之土稱為禪。中國的征服者開始吸取被征服者的文化正是起於此時。封禪本就不是秦國之禮,而是齊魯地區的土地祭祀。齊魯以泰山為中國中心,改朝換代時帝王必須祭拜泰山的信仰盛行。於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也在泰山封禪。由此秦不祭祀本國古來的上疇或西疇,改為信仰他國流行的觀念。這種祭祀活動非同尋常,需要攀登險阻的山峰。此後在和平時期,成大業的天子都去泰山封禪。然而相關的資金問題隨之出現,封禪對人民成為流毒之事。結果宗教性質的封禪,導致君主揮霍金銀、煽動天子誇張的妄想。其次為巡幸。始皇統一天下後立即執行此事,其目的之一是向被征服的地方誇耀自己的權威。他幾乎每年都要巡幸,給人民帶來沉重的苦難。天子巡幸耗費極大,即使是國富民安之時,人民也深受其苦。明武宗南巡,清康熙、乾隆南巡,都令百姓受苦。但這一做法是受到當時學者們的煽動而產生的。《堯典》和《舜典》中記載的巡行之事,或許正是為了煽動始皇的妄想而附加進書中的內容。對長生的渴求或許是天子最真實的想法。天子認為貴為人君就可以恣意妄為,所以討厭老死,這也導致始皇迷信神仙。始皇既開此先河,此風遂在中國綿延不絕,即便到了清朝,也有雍正帝這樣在晚年篤信仙術的皇帝。因此,始皇是這一風氣的始作俑者。秦始皇為了求神而造船等,也開闢了與日本等國的交通往來。 焚書坑儒是始皇最受詬病之處。這是一個議論紛紛的問題。殺掉一批人,這種激進的行為,在任何一個時代中統一國家或兼併他國時都是常事,不足為奇。焚書是因為此前六國記述了自己本國的歷史,並以此作為批評始皇新政的標準,這些書的後果除蠱惑人民外沒有其他好處了,所以始皇下令焚燒這些書籍並學習秦律。始皇是一個相信法家的人,從這一立場看,禁止迷惑人民視聽的學說並坑殺其宣傳者是理所應當的事情。總之,秦始皇在統一之後僅十年成績就如此顯著,即使在今天也稱得上有為的君主。 秦的亡因 秦統一天下後,國內出現了兵器過剩的情況,秦與六國兵器均有剩餘,於是始皇命令銷毀兵器,將銅集中在都城,製造十二金人。同時,用殘餘的兵力征伐外敵,派兵三十萬討伐匈奴,用兵數十萬征南方五嶺。經過這一時期,今廣東至安南的地區皆被納入秦朝版圖。到此為止的施策我認為是合理的。從本質上看這些政策雖然不錯,但其補充外徵士兵的方式存在缺點,最終成為秦滅亡的原因之一。始皇憑藉武力巧妙地統一天下,自認為很聰明,以為自己死後李斯與趙高等人也會延續自己的理想。然而在這種唯天子獨尊的獨裁統治下,始皇崩於巡幸途中的同時便發生了皇家的騷動。始皇遺言讓位於太子扶蘇,但李斯與趙高擅自篡改遺言,迫使太子扶蘇自殺,擁立二世皇帝。中國學者認為,秦不遵循先王之道所以滅亡,因為專制政治下君主賢明則治,暗愚則亂,這是定則。然而即便如此,爭亂起自人民,不是起自良民,而起自更替征討外敵的士卒時輸送手續的不完備。始皇好法律,以天子身份兼任最高審判長的職責,此時地方罪犯眾多,這些罪犯用以充實兵源。此外又徵發百姓戍邊。長途輸送戍卒前往邊疆是錯誤的根源。因降雨而延緩抵達的士兵,在嚴苛的秦法下必受重懲,這些人因此起兵,這是秦亡的直接原因。如果及早設置屯田兵,或許就不會引發這場爭亂。 王夫之指出秦法雖然嚴苛,但仍有許多疏漏。例如,後來對秦起兵的項梁是楚將項燕之子,殺人後因得到獄掾的書信介紹,躲去了其他地方,逍遙法外。[1]王夫之的觀點值得注意,如張良等人刺殺始皇未成功,但逃脫了追捕。這揭示了戰國以來的社會狀態。六國諸侯領地廣闊,政令難及,百姓間往往自發地進行自由的裁斷。遊俠與貨殖即是如此。遊俠不藉助政府的力量而支配地方,貨殖依靠財力支配地方,藏匿於地方的罪人得以逃避刑法責罰。在大一統時代這種情況數見不鮮,因此儘管法律表面上嚴苛,其實漏洞百出,不逞之徒隱匿以避刑。於是一旦謫戍引發動亂,便蜂擁而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逋亡人、贅婿、賈人等被列入流民之中,編入軍隊遣派戍邊,三十四年又將失職的獄吏充作戍卒。調動這些社會剩餘力量前往邊疆,從人力經濟的角度來看雖然是好的,但埋下了禍根,秦因此天下大亂。這樣一來,始皇為了將來的和平而銷毀兵器,地方官軍和民軍卻因此失去兵器,兵器和兵種沒有了甲乙優劣,使人數多寡決定了勝負。叛亂者孤立無援,人懷必死之心,地方官不敢效仿昔日諸侯死守,故反亂之勢一發不可收拾。唐末的龐勛之亂與此同理。駐雲南的邊防士兵,期限到了卻等不到返回的命令,於是擅自返回都城。既已觸犯法律便抱著必死的決心,地方官也無法遏制這些叛卒,任其通行。這些士兵一旦不怕死就會變得很強。然而秦都畢竟兵器裝備充足,最先帶兵鎮壓的章邯便擊破民軍,項梁等戰敗而死。秦兵抵達直隸巨鹿,民軍的聯絡被破壞。此時民軍全面崩潰,然而項羽趕到解救了民軍。此時項羽處於全然不利的地形,卻憑藉其天才和勇氣取勝。章邯戰敗而降項羽,秦軍的潰敗自此開始。在秦朝內部則李斯被殺,二世皇帝被趙高所殺,其後所立的孺子嬰向漢高祖投降。 秦朝滅亡,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走向崩潰的過程,因此值得後世君主引以為戒。漢初賈誼的《過秦論》詳論此事。《過秦論》凡三篇,論說秦如何才能避免亡失天下;秦亡根本在於不施仁政,對叛亂採取守勢(「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二世時尤其應有的作為。與後世學者將暴虐之政作為秦之亡因的陳腐說法相比,賈誼的議論顯然更有價值。然而聰明的君主能否持續出現是無法預期的,中國各朝大多是最初兩三代君主賢明,不然國祚就無法延續。秦始皇是比較聰明的,相比之下其子孫暗愚,這是秦室的不幸。 布衣白身的抬頭 如前所述,秦亡始於謫戍之人延誤期限將被處以死刑,所以引起暴動,但這不單是普通的謫戍騷亂。此時秦剛剛統一天下,戰國末期以來養成了一種民間風習,即遊俠與貨殖富者廣布,人民不安於太平政治。更有一群不逞之徒伺機起事。這是因為戰國末期以來,王侯將相常起自民間,風習猶存,顯得和一統政治的規則不相適應。謫戍中最先起事的是陳勝,打著「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口號而舉兵。其口號反映了戰國末期的習俗,即戰國時,誰都可能出將入相,稱王封侯,而不論家世出身。或許只有陳勝確實說過這樣的話。項羽見始皇巡幸,說要取而代之,漢高祖說大丈夫當如此,實際上是後人附會之言。陳勝舉兵後的七八年間,中國的局面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巧妙地論述了此事。如其所言,漢初臣子中出身最為尊貴是張良,他是六國時韓國宰相之子。次一等中,張蒼曾任秦御史,叔孫通是秦博士,蕭何是沛縣主吏掾,曹參是沛縣獄吏,這些人地位居中。然後是王陵、陸賈等無官職的平民,稱為白徒。在此以下,樊噲是殺狗的,周勃是辦喪事的,灌嬰是賣繒的,婁敬是車夫。然而這些人最終都出將入相。這種事是前所未有的,因為秦漢易代是天地間一大變局。趙翼解釋其由來道:「自古皆封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為固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臣大族又篡弒相仍,禍亂不已。再並而為七國,益務戰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遊說則范雎、蔡澤、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為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王翦等,白身而為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併之力,尚在有國者。天方借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以開一統之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無賴之徒……」亡命無賴之徒多的原因在於秦的一統政治沒有深化,百姓還沒有因習慣太平而懼怕動亂,所以經常引起動亂的情緒。趙翼接著說道:「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即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韓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所封異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故見,而天意已換新局。」 趙翼的議論大體上得其要領。秦朝興起的動亂,始於以陳勝為首的謫戍之徒,但此後六國殘餘相率起事。當時楚國第一策士范增,認為秦亡六國的過程中,亡楚時最殘酷。當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諺語廣為流傳,故立楚宗室後裔為王。總之,顛覆秦的統治的是楚人項羽,項羽為六國之後,與新起豪傑聯合而割分秦的天下,因在分割方法上引起不平,導致楚漢之爭。楚漢之爭期間,有人稱應當擁立六國之後,酈食其便這樣勸告高祖,但明察時勢的人自然知道此舉無益。如張良雖然是韓宰相的後代,但自知當時已不是能靠立六國之後來分割天下的時代了,因此勸誡高祖停止擁立六國宗室。果不其然,在楚漢相爭的五年中,立六國之後者皆亡,布衣取而代之相繼興起。隨後漢滅楚,雖然漢陣營中的韓信出身普通,彭越、黥布則本是群盜,但漢通過他們的力量達成了天下統一。此時離爭亂興起僅七年,但此時活躍的人物發生了極大變化,昔日的世家名士不再發揮其作用,布衣白身的平民大為活躍。例如范增失意而死,張耳、陳餘等無處施展本領,即便他們一度作為名士而為人所知,如今大展拳腳的卻是楚漢相爭之前無甚名氣之人。蕭何等人即便出任宰相,也仍像郡縣主吏掾的一個俗吏,採取處理一縣事務的手腕來做天下的宰相。至此六國以來實力逐漸歸於民間的趨勢已暴露無遺。 東西局面 這裡需要注意,此時中國天下的局面是由古來的文化中心區域決定的,形勢上還未像今天一樣明確劃分南北。秦亡六國諸侯時,也是據關西消滅作為對手的關東諸侯。楚這樣的大國雖然在南方,但是真正的實力中心、財力中心是在六國中除楚以外的五國之中,尤其是在商賈雲集的三晉和齊之間的地區。楚國的東北部,流行中原文化,富裕且有實力。項羽破秦將章邯的地方巨鹿,在今直隸南部,即三晉與齊的交界處,而楚漢的鬥爭多在滎陽和成皋之間進行。這裡是黃河橫斷太行山脈流經之地,也是今日河南中心所在,處於山西、河南和直隸的交界處,也是當時決定天下大勢的地方。此時天下形勢一直是僅分東西而不分南北,這表明南方文化整體仍然處於不發達階段。直到三國時期才出現南北之爭,而此前一直只分東西,即以黃河流域劃分東西,此種局面在《史記·項羽本紀》中有詳細的記述。 * * * [1]此處敘事有誤。《史記》卷七《項羽本紀》說:「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可見項梁受獄掾關照和後來殺人逃亡是兩件事。——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