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六章　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的相關史料 書寫戰國時代的歷史並保留至今日的史書有《戰國策》。從劉向在《別錄》中記載且存於現今《戰國策》開篇的內容，可知此書的大概性質。此書原名《國策》《國事》，又稱《短長》《事語》《長書》《修書》。劉向認為其主要內容是戰國時代的遊說之士為其效力之國策謀，故名「戰國策」。但是不清楚原作《國策》是「策謀」之意，還是「策書」之意。若據「國事」等名稱推測，可能是「策書」之意。《國事》的「事」可解作「史」之意，《短長》可解作「縱橫策謀」之意，「長」也可以解作「長篇策書」之意，像《長書》《修書》一樣，或許是因為其既有長文又有短文，故名「短長」。《事語》大概是因為其初次紀事，故有此名，相對地，《國語》之名則與其是留傳下來記載傳說的專門典籍有關。當然，也有可能是因其初次記載長篇策書，故名「事語」。漢初時，過去的書開始載於竹帛，此前短文借簡書而傳續，長文賴語言而流布，而《戰國策》的出現，意味著策書首次形成了。 《戰國策》堪稱縱橫家的教科書，年月不明這一點顯示出當時的中國人尚未意識到以紀年體敘述歷史的必要。以前的《春秋》，是孔子一派特別保存簡冊的結果，可以推知這並非一般風氣。據司馬遷說，特別是戰國時代的列國史學記錄均在秦時遭焚毀。另一方面雖有類似於《竹書紀年》的史書，但司馬遷稱，他依據《秦記》作《六國年表》，也未按時間記載。現今《秦始皇本紀》末尾的附錄仍不明出處，有人認為這也許是《秦記》原本。若果真如此，單純記秦紀年本是容易的，這樣的記載可能就是當時真實的錄史風格。與此相比《竹書紀年》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它是魏的國史，與現今的《竹書紀年》體裁有所不同。魏國較早開展學問，對曆法的考證出現得也很早，或許它是用曆法編寫歷史。除此以外，像一般的編年史還沒有被實際運用。《孟子》提到的晉的《乘》，也許就是《竹書紀年》一類的記載，而楚的《檮杌》專記惡行，非常粗略混雜。即便如此，春秋時期有明確的編年史，戰國時代則沒有，由此可以說春秋時期的編年史保存下來了，這在當時大概是一件特別的事。孔子一派沒有意識到記載編年史的必要性，僅重視記錄春秋時期各色事例的確實史料。因此，想根據今日殘存的史料了解戰國時代的紀年，確實比春秋時代要難。以《孟子》提出的問題為中心對年代進行考據，也常常缺乏實據而困難重重。如梁惠王與襄王之間的年數，《史記》記載惠王三十六年，其後是襄王；《竹書紀年》在三十六年之後有惠王元年，又持續了十六年。《史記》則在第二個元年後加入襄王。《通鑑》取《竹書紀年》的說法，近年也流行此說。且《史記》和《孟子》中齊宣王與湣王的年數也不一致，因此有人主張將《史記》宣王的年代往下推延以與《孟子》一致。然而對從哪一年往下推延，也沒有確切的提議。因此關於這一時代，司馬遷也只是簡單地以《秦記》為基礎將列國之事分開，至於比春秋更遠的時代就難以確定了。《戰國策》創作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作為縱橫家的教科書，而非記錄事件，故年月不明。其記事較少像《春秋傳》那樣在間隔很大的年數後面附加話題。有的地方《史記》要比《戰國策》記載更詳細。《戰國策》雖然年月記載不明，但關於縱橫家的內容是可信的。 劉向談到此書成書時，說本字誤脫而成為半字的地方有很多。與現今戰國時代的文物相對照，可以得到有意思的結論。如劉向說「趙」為「肖」，「齊」為「立」，而現存古璽上，「趙」皆寫作「肖」，又將「齊」寫作「」，或許是可見「立」形。因此，此書並無誤脫，使用的是當時通用的文字，在當時就形成了策書。可以認為《戰國策》是較早寫成的書籍，「肖」「立」等文字在秦李斯、趙高作字書以前就存在。 要想知道戰國時代的事情，可參考《六國年表》及其他一些書。儘管各國的事情不能對年表所記信之無疑，但至少可以從中推測出世代嬗變的大致情況。 三晉的興起及其影響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出現的三晉，也就是趙、魏、韓的興起，作為戰國時期的著名事件廣為人知。三家原為晉的大夫，此時被威烈王封為諸侯，《通鑑》等書即從此事開始記載。不久後，齊大夫田和也奪其國從而成為諸侯。這些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被視為戰國時代出現的標誌與基礎。但是崔述的《考信錄》提出疑問：威烈王以晉大夫為諸侯這一點與《史記》中的記載有矛盾。《周本紀》《晉世家》等有封諸侯的記載，而《趙世家》的說法是諸國「皆相立為諸侯」，此後又有諸國稱王、互相稱王的事。崔述以此認為封諸侯並不是出自周的命令，但可能兩方面都有一部分是真實的。如東漢末期的英雄任意成為州牧，但表面向朝廷上表，受命成為州牧的體制依然延續。這種情況在日本戰國時代也出現了，即在遵從足利氏的教書、天子敕書的體制下行事。因此在這種場合下，也許兩方面都有可信的部分。總而言之，三晉成為諸侯，田氏代齊，是進入戰國時代後的標誌性政治事件。 此事給當時帶來的影響是，列國的形勢因新興諸侯國的出現而變得十分緊張，戰國初期的各國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有效治理，可以稱得上治世。春秋中期以後，中等諸侯國力量轉衰，在孔子去世前後變得混亂不堪。但自孔子去世後到三晉興起，列國內政的效率都大大提高。由此看來，當時的諸侯中必有偉人。如三晉的開創者中，有趙襄子等賢人。魏文侯、武侯甚至失敗的惠王，都有所作為，韓昭侯也非常賢明。這些主要人物，都活躍於此前後時代。齊則繼田和之後，出現了威王、宣王等明君；秦則有獻公、孝公等。此時楚國因為吳伐楚之後出現白公之亂，國勢不振，內亂綿延。 游士的活躍 如前所述，此時賢君輩出，但對這些賢君的記載不顯。在此時，游士始開一家之學，自成一家者為列國所用，其志亦有所實現。最初，即孔子死後至三晉為諸侯之間，孔子弟子為諸侯所用且受禮遇。在魯國，孔子之孫子思受到的待遇也比孔子要好。特別是這一時代的游士常作為諸侯的賓師，而非臣下。這和孔子之前，子產和晏子為臣入仕而發揮作用有所不同。這是個游士作為賓師發揮作用的時代。與此同時，孔、孟之間，儒家及諸子百家的學問大盛。據《孟子》記載，有楊子、墨子、農家等諸學派。為韓昭公所用的申不害是刑名之家的鼻祖，李悝是法家鼻祖。這些人立一家之言，採用其言可奏實效，各國爭相用之。即便流派各異，但憑一家之言便可大展治國抱負，這與德川末期的二宮尊德、佐藤信淵為各侯國所用而有所成效的情況十分相似。採用各家之言的結果是，諸侯國力強盛，開始頻生衝突，落敗而受壓制的國家轉衰。梁惠王、齊宣王就是例子。然而各國所用游士的數量一旦增加，便自然開始走向衰亡，在治國上顯得力不從心，於是縱橫家出現了。這個時代是游士的全盛期。此前孟子就有提及這些游士對各諸侯自矜身份，如田子方不答魏武侯之禮。這只是受國君優待的例子。到蘇秦時則情形大異，蘇秦為六國之相，從約之長。從約之長是蘇秦本人，而非諸侯，這本身就說明游士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張儀對蘇秦言連橫，在各國任宰相，備受優待。這兩人中，蘇秦有大丈夫氣，與諸侯夫人戀愛以及失敗的方式也有男子氣概。張儀相反，有詐欺的嫌疑。游士的地位在這個短暫的時代達到了頂端，並隨著數量的增加，開始走向衰落。 四君時代，秦孝公與趙武靈王 此後是四君時代。四君即齊之孟嘗君、趙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此時諸國大體上皆稱王，儘管其中也有趙武靈王排斥稱王。然而諸侯中不通政務的昏庸者很多，因此出現了實際代王理政、背負一國重任的人，即「四君」。四君也好蓄游士，往往聚集了一些平庸之輩，他們待遇微薄，缺乏自信。這個游士自甘墮落的時代持續了百年有餘。其中孟嘗君地位特殊。他從齊土獲得領地，卻在秦任相。齊宣王伐燕，幾乎滅亡燕國，此後湣王時齊又幾乎為燕所滅，然而此時孟嘗君居其領地袖手旁觀。相比之下，平原君、信陵君更樂意為國效力。信陵君最有人望，是中心人物，但其地位非常微妙。儘管沒有得到魏王許可，他仍以私人關係發魏兵救趙。為信陵君所用者，與其稱游士，倒不如稱遊俠，這是一個自孟嘗君以來衰落的群體。信陵君、春申君末年已是秦始皇時代，二君與六國勢力同時薪盡火滅，終併入秦。 自獻公、孝公以來，秦逐漸興盛。尤其是秦孝公任用魏之游士商鞅並委以國政，力圖富國強兵。商鞅一改由來已久的貧富平均政策，鼓吹自由競爭政治，在戰場上也推行此法，立功者受重賞，秦國由此強盛。商鞅雖然被孝公之子惠王所殺，但其改革措施被保留了下來。秦也用游士，但與三晉不同，並不是在國政陷入困境時使用游士，而是作為新興之國在上升期使用游士，此法奏奇功，使秦最終成為第一強國。從秦國國情看，它缺乏如晉六卿、魯三桓等在古典文化興起地掌握政權的中間人物，因此在推動富國強兵之策的同時，國君權力加強，君主獨裁的傾向也出現了，這是值得注意的。比起當時因歷史原因而多有礙難的國家，能實行君主獨裁政治而以強勢制服他國，這成為秦國兼併六國的原因之一。三晉游士進入秦國，想必也會與李斯、韓非同道，竭力提倡強化君主的權力。 趙武靈王在秦之前就有統一天下的資格，或許稱得上最成功者。在同時代昏庸的諸侯中，唯獨他堪稱賢明，以胡服騎射攻破胡人。這得益於趙國的地勢、兵制，但利用這一點討伐新興的秦國，也是一個很偉大的想法與舉動。胡服騎射使春秋以來的車戰向步戰轉變，數量的多寡成為勝敗的關鍵。趙國因地勢與胡相接而有騎射的想法。據王國維考證，胡服是其冠去冕旒而用武弁（如漢時貂蟬冠形制），並開始廢履穿靴，衣為窄袖。這樣的服飾裝扮越來越流行，傳統服裝由累贅變為簡易，由此逐漸成為一般的風俗。趙軍穿戴這種裝備經過胡地攻打秦國。《史記》提到趙武靈王曾親自派間諜入秦偵察，他還獨自稱君而不稱王，大概是他隱居而為自由之身，不為他人所並的意向的反映吧。然而他不幸因為家庭內亂被殺害。如果這一事件沒有發生，戰國形勢也許會截然不同。在他的感化下，趙國出了廉頗、李牧等名將，這些名將至死都在保存趙的實力。六國就是這樣在文武人才枯竭後，被開化較晚，人民質樸而不受傳統歷史桎梏，順利實施正規改革的秦所並。可以說這一結果的起因是出現了秦始皇這一偉大人物，但也可以認為是秦始皇順應了兼併的趨勢。 統一的前提 顧炎武在《日知錄》「周末風俗」條簡述春秋與戰國時代的差異，其大意為：（一）春秋時重禮、信，而戰國不然。（二）春秋仍以周王為宗，而戰國不然。（三）春秋猶重祭祀和聘享，而戰國不行此事。（四）春秋論宗族姓氏，而戰國不然。（五）春秋時宴會賦詩，而戰國無此風習。（六）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戰國則無，原因是國無定交，士無定主。比較《左傳》與《戰國策》，可略見差別。從儒學者的立場來看，戰國是禮崩樂壞、風俗淪喪的時代，但又有逐漸走向統一的趨勢。只是統一的過程中舊事物被破壞，由新人實施統一的傾向明顯。 如《日知錄》所言，諸侯並不以周王為宗，而事實上，周王也不具有作為諸侯之宗的資格。因此《戰國策》不載周王，只記西周君、東周君。通常認為赧王向秦獻地之前的是正統之王，但據崔述研究，周王室名存實亡或許還要更早。即使有王，也僅稱西周君、東周君。在戰國威烈王的上一代，即周考王弟弟的時代，分為西周君和東周君。戰國末周亡，西周、東周向秦獻國，已經不具備一個完整的王室。普遍認為周經八百餘年，「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對周亡的預言，其年數恰好是西周、東周分立之時，因此認為周結束於威烈王時代是合理的。諸侯不稱王由來已久，並不是出於顧忌周王的考慮。雖然也有證據反對此說，但這種見解基本上是切中肯綮的。且諸侯中有地位提高而稱王的。秦昭襄王時，以齊為東帝，以秦為西帝，魯仲連甚至認為以秦為帝是一種恥辱。這是首次稱在世君王為帝，儘管很短暫，但在秦統一的過程中，把在世君王稱為皇帝的現象究竟產生了。此時逐漸產生了一人獨尊的傾向。西帝、東帝二人中稱為皇帝的只有一人。這是新舊交替，趨於統一的過程。與之相對應的也出現了上位者淪落為下位者的情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周王室的分裂與東周君、西周君之稱。戰國諸侯大抵稱公，勢力稍下者稱侯，再下稱君。 如顧炎武所說，郡縣制的基礎是春秋時代奠定的。《左傳》中有相關記載，縣是指君主直轄的土地，而非分封給人的。從戰國時的郡名也能推測出來。郡是更大的地方直轄地。君主此時有直轄新得土地的傾向。雖然這些新得土地中，有取自夷狄而成為郡縣的，但大體是隨著世祿之家滅亡後合併而成，這成了統一的基礎。其中也有小國滅亡後合併而成的。小國滅亡的事例自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增多，但也有小國出乎意料地留存下來。如魯一直留存到東周滅亡之時，衛雖稱下君，但到秦二世時才滅亡。七國因吞併這些小國而變得非常強大。 秦國是其中增強最快的。秦壓迫山東諸侯，伺機奪取土地，六國不堪其擾，向東遷移。趙都自晉陽翻越太行山遷至邯鄲，魏都自安邑遷至大梁，楚遷至陳，後遷壽春。六國中心自河南、湖北移往安徽一帶。秦越發壯大，范雎的遠交近攻策略功不可沒（從前諸侯國越國境攻伐較遠的國家，很難獲得領土，而採用此策則容易取得攻克的土地）。特別是秦壓制楚，其結果是開闢了西南夷之地：楚的陝西漢中落入秦國之手，最後貴州、雲南的一部分也被吞併。《禹貢》中的梁州大概就是於此時為人所知，地理學家自此開始注意梁州在內的九州。由於秦的重心是侵略東方，西邊的甘肅方面的情況依舊蒙昧不明，《禹貢》也只是把崑崙、析支、渠搜歸入西戎而含糊其辭。漢代的記載中可見月氏，但其來由也不詳。若其起自戰國時代，那秦人應該知道，然而當時的書籍並未提及，因此月氏出現的時間可能更早。而且也無法確認西方中亞文化經此傳入中國的跡象。 受秦壓迫的其他六國，此時也在擴大其疆域。楚向東擴張，戰國初期合併了蔡，中期合併越，末期合併了魯。越被楚滅亡後東移，開闢現今的浙江東南為甌越，隨後又開墾閩越地區，因此楚的東遷使東海岸得到了發展。齊國原處東隅，難以發展，只與魏楚分割了宋。既然無從對外擴張，便著重內部發展。齊初以臨淄為都，瀕臨海岸，土地肥沃，且濰縣之地自夏朝起就得到開發，自北方渤海沿岸到南海岸的膠州即墨，經濟發達，與吳通過海路交通。齊自古就被稱為富庶之國。《史記》將之歸功於太公望和齊中興之際的管仲。但這是在解釋戰國時代現狀時歸功於此二人，而事實上齊從此並沒有多少發展。與秦和胡（匈奴的舊稱）相交的趙，在軍事和經濟上都迅速發展。趙將北方的代（今大同）作為軍事中心，將邯鄲作為經濟中心（邯鄲因處於交通之要衢而昌盛，據說此地盛產美人）。軍事發展促進了對林胡、樓煩等夷狄領土的侵奪。燕國本不強大，卻因周圍無強國而得以發展。燕與東胡相接，燕國將領秦開討伐滿潘汗，掠地二千餘里，大致為鴨綠江以南、大同江以北的土地。燕國很早就擁有這些土地，揚雄之《方言》多次提到燕至列陽使用大體相同的方言。列陽在大同江北側。據《山海經》記載，其實際的勢力範圍已延伸到大同江以南。大同江之南有朝鮮，其南有蓋國（韓），再往南有倭國，倭是位於朝鮮南岸的國家。《山海經》稱倭屬燕，最近在南海岸康津出土的明刀證明，這未必是牽強附會的說法。齊的經濟實力雖然很強，但和朝鮮不通往來，今天的遼東朝鮮也並沒有出土齊刀。戰國時期人們認為廟島列島是神仙居處，據說羨門子高居於此，這也許可以作為齊未向東擴張的依據。因此，可以說燕是單獨向朝鮮發展的大陸國家，但它與大同江以南僅有經濟關係，沒有納為領土。 交通、經濟發展的同時，防禦也成為必要。長城顯著地表明了這為領土一點。顧炎武《日知錄》中《長城》一節稱，秦始皇以前長城已開始建造，後來始皇帝想聯結燕、趙、秦三國長城，其中燕長城是從造陽（居庸關附近）至襄平（遼陽）。如此，長城的內側實行郡縣制，可以知道在秦始皇統一之前，郡縣的基礎就已漸漸形成。 文化中心的移動 以上是外部的統一趨勢，在內部則出現了文化中心的移動。魏是戰國初期的文化中心，魏文侯作為儒家的保護者享有盛名，子夏在西河便受到了文侯的尊敬。此地今屬陝西，夾河與山西接界，古時為秦晉間的交通必經之路，儒士匯集。此時的游士皆為儒家，道家尚處於萌芽期，其餘諸家皆未興起。附近的少梁，後成為秦魏爭奪之地。魏惠王時因失去少梁而受到重大打擊。這是第一階段的文化中心。齊是下一階段的文化中心，威王、宣王時，在稷下（臨淄城門外）學者雲集，學問興盛。魏為文化中心時，從文武二侯到惠王持續了數十年；齊的稷下則歷威、宣、湣三王間的數十年。後來齊被燕樂毅打敗，燕昭王聚集游士，建黃金台，但這只是一時之舉，並未持續。接替稷下而興盛的是楚春申君所在的原吳國。荀卿曾從齊來到此地。吳在闔閭時代初次昌盛，春申君時代再次繁盛。楚文化中，《楚辭》流傳至今，不過春申君要稍晚於以《楚辭》為代表的屈原、宋玉時代。歷來認為《楚辭》是在屈原、宋玉時代編纂的，但楚文化的昌盛應該說是在春申君時代。從荀子也作賦這點，或許可以推測《楚辭》的編纂可能正是在這一時代。原本《楚辭》就不是憑一己之力而成，它匯集了《九歌》《招魂》《大招》等關於古代祭祀的民謠，《天問》等來自中原的開闢傳說，如果它編纂於屈原、宋玉之後，那只能是春申君時代。此後文化中心自楚向秦轉移，呂不韋曾聚學者著書。這種文化中心的轉移，不久便成為趨向統一的原因。 文化中心移動期間，文化興盛的國家各有其特色，對後來的漢代文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漢代《詩經》這種詩體並不流行，反而楚的辭賦十分流行。這可能與漢高祖是楚人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漢代繼承了戰國時最後成熟的文化。當然漢代包含了戰國各地方的思想，因此漢初成書的《淮南子》，多處有戰國末期作為文化中心的秦國的丞相呂不韋編寫的《呂氏春秋》痕跡。畢竟這是漢代繼承的戰國時最後成熟的另一種文化。這也是漢代文化表述的體裁形式多用辭賦的原因。這顯示了文化發展上的一種必然趨勢，即不屬中原的秦楚文化對漢代影響深遠。 財富的分布 同時，不得不思考另一種趨勢，即財富中心的轉移。細讀《禹貢》《職方氏》《史記·貨殖列傳》等記載便能知道，開化較早的地區，如渤海岸的青州、兗州和河南的豫州，盛產手工紡織品；較晚開化的地區，如荊州、雍州、揚州、梁州，天然物產較多（《禹貢》《職方氏》）。《貨殖列傳》記載，齊早先開發了天然物產多的臨海地區，後對交通便利的地區進行開發。陶朱公之「陶為天下之中」便表明了這一點：交通的便利有助於貿易的方便和活躍。陶在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等地中心，為諸國間的交通要衝，是財富集中的地區。 其次考察貨幣流通的區域。根據現今發掘的文物來看，秦、韓、魏、趙布幣很多。布幣由農具變化而來，空首布最為古老。秦幣較小，且只有布，但趙和東邊齊往來後也用刀幣。齊和燕部分地區通行刀幣。今日出土的貨幣多屬於齊與趙，說明戰國末期時此處貨幣流通活躍。羅振玉認為楚國沒有本國鑄造的貨幣。秦國貨幣很多，有點不可思議，恐怕是因為開發魏之西河因而貨幣發達。從空首布到尖足布、方足布、圓足布，布幣逐漸失去農具的原形。刀也從起初的形，變成形，最後成為形。《國語》記載，周景王時鑄大錢，其寶貨即形，然而景王時代是否有形貨幣值得懷疑。自刀變化而來的證據是燕的明刀，它是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製造的半兩錢的前身。商業發達地區，貨幣形狀往往更富於變化。這樣來看，從齊、趙到燕的直隸地區最為發達，其中心想必為邯鄲一帶。且現存古璽中關於經濟的也較多見，廩、計之璽等就是此類。 思想統一的傾向 其次，思想層面也值得注意。大多數中國學者認為，春秋時期原本從事古代官師職務者在失去職務後，逐漸將其作為家業而成為專家。如汪中在解說《左傳》的由來時認為，與天道、鬼神、夢、災祥、卜筮有關的職務，在春秋末期落入史官之手，而後又從史官之手落入儒家之手。以儒家為範式衍生出九流百家，戰國初期又出現了各自學派的專家。其趨勢大體為先湧現出一批人，然後逐步融合，最後在秦時走向統一。儒家首先興起，各家隨後競興，九流各家皆稱以其言易天下，提倡己說，排斥他說，其證據見於《孟子》《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等書。《呂氏春秋》最終把各家學說歸納為一，統一了各家學說。學說的統一要稍早於秦始皇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在內容上也具有統一的傾向。如名家之言共通於各家而融入孟、荀二子的學說，也融入了道家。其思想基礎可能是道家學說，思辨手段可能是名家學說，這種現象已經顯現出學說歸一的形式。另一方面，道統思想興起，為推重自己的道統而稱己說歷史最悠久，但最終做出妥協而形成秩序： 平民力量的發展 世祿之家的滅亡使得君權擴大，也促進了平民階層的發展，這是戰國時代的特殊現象。就像顧炎武所說的，春秋時代位高權重的宗姓氏族到戰國時代大都已消亡，士無定主，有才能的人，無論出身，仕於何處，都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機會，立身之道開闊，因此統一的可能性很快就出現了。出於這個原因，《史記》設列傳。世家等處除記載與一個天子、家族有關的事之外，還重視個人之力，記錄為個人而行動的人，這是太史公作為史家的偉大之處。同時，戰術由車戰變為步戰，因此需要擴充兵源而使用平民，後來還徵發無賴之徒。這種傾向到秦統一之前最明顯，即使是下等身份的士兵也可受到重用。以至於罪人身份的人消滅了世家出身者。使用這類不逞之徒以及富人的產生，二者結合，使得富人也有了自衛能力，君主不得不重視富人。另一方面，遊俠有自己的部下，趁治安力量缺失之機，憑藉武力在鄉里橫行。因此，雖然君權得到擴張，卻使得過去帶有自治性質的、嚴密的、不成文法的秩序遭到破壞，通過個人自衛產生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因此，戰國是一切秩序被破壞，社會持續動亂分裂，卻又趨向統一的時代。此時應運而生的就是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