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中國通史 · 第五章　春秋時代

《春秋》之經、傳的形成 平王遷都洛陽後為東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是魯隱公元年，這之後的兩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在《史記》中，共和元年（前841年）到春秋時代結束四年後這段時期用《十二諸侯年表》來表示，雖然是《十二諸侯年表》，實際有十三諸侯，此外，還包括周朝本國。實際上就是十四國年表。燕國不計算在十三諸侯國內，因此通稱十二諸侯國。 如果問起哪些史料有記載這段時期發生的事情，那就是《春秋》。《春秋》在當時的記錄基礎上經過編纂而成書進而成為「經」。但是《春秋》內容並不若後世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記述了整個國家的沿革，而只是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需求，將一些重要的事件進行了匯總。我們現今看到的《春秋》是魯國的記錄，但是《春秋》作為一國的記錄，也對別國之事情進行了記錄。這種情況，實際與日本平安時代以後，各種個人日記年表中，也記錄了別人的事一樣。尤其是日本寺院的記錄，與《春秋》非常類似。《春秋》中主要記載的是諸侯的會盟聘問。其原因是當時天子的中央統一式微，諸侯的會同盟約變得重要，自然以這類事為中心進行記錄。但「傳」中的記錄不限於此。《左傳》是主要的傳，所記內容不限於會盟。清朝的汪中認為，《左傳》中所記載的事不限於人事，還專門記錄了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幻類等。這些事情都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掌管，並負責進行記錄。後來因為周朝東遷，導致部分官職缺失，而各國中又無能夠代替這些官職之人，故而這些職務逐漸落入史官手裡，由史官將所有事情記錄在簡冊中。後來史官也被撤銷，轉而由儒士承擔這項工作，儒士們因此編纂了《左傳》。這種說法基本上是事實。《左轉》除了記錄政治上的事，還記載了與宗教相關的事，但不確定這些最終是否都記入了簡冊。原本《春秋》中的經、傳是分別記述的，傳是比較晚的時候寫成的，將二者進行匯總則是更晚的事，戰國中期才形成資料式的《左傳》。傳記式書籍的編成是從史學的立場出發的，在此之前的《春秋》並不是基於這樣的立場進行編纂的。《禮記·經解》中也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站在今天的角度去看，《尚書》具有史學價值，《春秋》則不具備史學意義。「屬辭比事」是把類似的事匯集在一起便於了解，《春秋》中匯集關於「禮」的例子，並不是基於史學的考慮。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的序文中說：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牒獨記世諡，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 很明顯，司馬遷上述的話運用的是史學的思考方式。司馬遷知道儒者依賴《春秋》，馳說者依賴《國語》《左傳》和天文、五行、宗譜等，還沒有一種書籍匯集了所有材料。 《春秋》的各種傳記中，《左傳》除了記錄「禮」之外，也記錄一些政治上的事。但是《公羊傳》《穀梁傳》相對簡單，只記述了「禮」。所以，最初的時候，儒者利用《公羊傳》《穀梁傳》，說明其中還存有《春秋》最初的意味。《公羊傳》中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表明公羊的意思是一切都按禮進行。但是春秋時期持續的時間很長，對這一期間的事情進行記錄有疏密的差異，所以寫《公羊傳》的人做了上述說明。漢代的何休將《公羊傳》中的上述內容加上了對應的時間，認為「所見」指的是孔子和孔子父親那個時代的事，對應魯國昭、定、哀三公的時代；「所聞」指的是王父即孔子祖父時代的事，對應文、宣、成、襄四公時代；「所傳聞」指的是孔子高祖父、曾祖父時代的事，對應隱、桓、莊、閔、僖五公時代。何休還將這段時期劃分為衰亂、昇平、太平三個時代。但是何休的這種劃分方式有失妥當。但是他以春秋時期義理通暢的程度來劃分衰亂、昇平、太平，這種方式十分有意思。何休認為，《公羊傳》最開始的時候所記僅為國內之事，後來記錄了一些與夷狄的關係，最後記錄夷狄進入國內，接受當地文化並與諸侯並立的事情，因此可以把《公羊傳》的內容分成三部分考慮。然而漢代才有這種理想的歷史觀，編纂《春秋》的時候未必有這樣的認識。《公羊傳》建立了「所見」「所聞」「所傳聞」三原則，這是其偉大之處。即使到了現在，面對古代的事情時，習慣上仍然想將之立即歸納成整體，用三原則來表述這種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確實是既有趣又深刻的認識。 對於《春秋》的成書，孟子最早有明確的想法。他認為「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這裡的「王者」可以理解為君主大一統的政治。君主大一統時期有采詩官，從各地收集詩，判斷是否符合風俗以作為施政參考。一旦大一統的君主沒有了，采詩官也就沒有了，采詩一事也就消失了。因此創作了以道理褒貶諸侯的《春秋》。《春秋》的素材來自各國的國史，楚國的《檮杌》、晉國的《乘》、魯國的《春秋》，這些書都是一樣的，所記載的大多是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內容多為諸侯會盟方面的。孔子按自己的想法，把這些故事整理後定書名為《春秋》。根據趙岐的說法，《乘》是根據田賦、乘馬等軍備記錄編撰而成的，所以將之用作書名。「檮杌」原本是一個惡人的名字，因為歷史多書寫壞人之事，所以將「檮杌」作為書名。另外，「詩亡」的「詩」所指為《詩經》中的《頌》《大雅》《小雅》及《國風》中的《周南》《召南》等。這些詩描繪的都是君王的活動。《國風》中其他十一個諸侯國的詩寫的是諸侯國的事情，稱為「變風」，這一名稱是相對於「正風」的《周南》《召南》來說的。其中也有春秋時代的詩。總而言之，通過孟子簡單的語言可以了解《春秋》是怎樣編纂成書的。十一個諸侯國的「變風」基本與《春秋》相對應，幾乎是直接套用了《春秋》的形式。所謂十一個諸侯國指的是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其中兩個不是國）。邶、鄘、衛三國為殷之舊地，周王將舊之殷地劃分為三部分，封紂王之子武庚於衛地，其他兩地分給管叔、蔡叔治理。王都所在地是東周，豳是西周舊地，魏、唐合為一體相當於晉地。孔子一派的人認為這時的君王與列國的王是一樣的，等同視之。雖然可以說《詩經》中已有《春秋》的理想，但實際上，這一時期的周王因為沒有權力，處於與諸侯同樣的地位。對「變風」進行研究之時，需要注意到它所唱的大概是春秋中期的事情。在春秋時期里，隱、桓、莊、閔、僖時期是一個特殊時代。 齊桓公、晉文公的霸業和楚的崛起 在東周初期大約一百年間，君王完全失勢，各諸侯國都忙於解決內亂。大多數諸侯國的內亂類似日本的「御家騷動」，起因是女人和家業的繼承人。十二諸侯國中比較重要的國家基本都發生過內亂。這種內亂持續了百年的時間，結果出現了在內亂中受到鍛煉的人物，這一時期，齊桓公成為了霸主。總的來說，各諸侯國的內亂與周幽王滅亡的原因一樣，一半在於王室的內亂。大體來說，從周宣王以後，周開始富有起來，與此同時，各諸侯國也富裕起來，由此出現了內亂。這種富有起來的現象不同於日本德川初期的諸侯。日本的諸侯在最初的時候就擁有財力，雖然內亂一直存在，諸侯的經濟實力也能應對長時間的戰爭消耗，自天正年間統一後，各國因為沒有了戰爭一下變得富裕。德川幕府致力於抑制諸侯的發展。在這之後的一百年時間裡，幕府以及諸侯各國要麼忙著解決「御家騷動」，要麼沉醉於奢侈生活。這一情況十分類似東周初期諸侯的情況。內亂促使各國產生了賢明的君主和丞相。日本也有同樣的例子，德川時代的享保年間以後，幕府和各諸侯國中都出現了賢明的君主和丞相。這一時期中國賢明的君主和丞相以齊國的桓公和他的輔佐者管仲為最。這時候，其他各國也出現了與桓公不相上下的明君。魯國在經過不斷的內亂後，出了僖公，與齊桓公大致處於同一時期。晉國的獻公從某些方面來說也是傑出人物，晉國後來又出現了文公。這些諸侯國中多少有共通之處，即明君之後又出現了得力的輔佐者。齊國的管仲，魯國的三桓，即桓公之後的孟孫、叔孫、季孫（這幾人後來成了國家的禍害），季孫後的季友，輔佐僖公建立了國家。 上述人物中最出色的是齊桓公，因採用管仲的良策，使齊國取得了很大發展。但管仲的政策是否如《管子》所言那般傑出是個疑問。《左傳》中所記關於桓公的事，也有必要思考其真實性。《左傳》中詳細記錄了有關齊桓公的事情：向北征伐山戎收復燕地，向西南方征伐召陵，召見楚國使臣，指責其不向周朝貢，以及其經歷的「九合一匡」等。所記很多，不能確定哪些是真實的。《春秋》中也記載了討伐山戎的事情，但燕國是周國的親族，不存在被山戎侵犯又收復的說法。《公羊傳》中完全沒有提及此事，只在《左傳》和《穀梁傳》中有記述。《穀梁傳》對此事的記述非常模糊。另外，《韓非子》中說，討伐山戎的時間是從秋天到春天，但《左傳》認為時間在冬天，認為從齊國到燕國，為討伐山戎進軍到孤竹，冬天行軍非常艱難。其中所記錄的翌夏將捕獲的東西送回魯國也值得懷疑。後來註解《公羊傳》的人說，討伐山戎後，在歸來的路上順便去了魯國。山戎與燕國沒有關係，好像是在中國曾經存在過的夷狄的一支。《穀梁傳》弄不清楚這類記述，在對「獻戎捷」進行解釋時，將「戎」說成是「豆菽」來敷衍了事。總的來看，幫助燕國的事情不實，可能是為了誇耀春秋時代齊國的霸業才編造的。另外，召楚國使臣至召陵，《公羊傳》中並未記載責備楚國不向周王朝貢和昭王南征不歸的事情，只是《左傳》和《穀梁傳》中有記述。這同樣是讓人懷疑的誇張記錄。這些說法類似於說書先生講的戰爭故事，不能完全相信。當然，這一時期楚國已經崛起，基於此，作為接觸政治家的管仲必然會考慮做些什麼，我想基本事實或許存在。 齊桓公的真正事業，在於邢國、衛國遭到狄（翟）人侵略，幾乎快要亡國時使其復興。在中國，歷來頗受讚賞的王霸之業是「繼絕興廢」，特別看重繼承絕國的功績。且不說文王、武王之後的姬姓諸侯，就是一般諸侯也被看作神聖的後裔，要消滅它是極大的罪惡，反之，如果使之復興，則被認為是極大的善事。尤其不是讓邢國、衛兩回故地，而是在別處另立新城使其復興。齊桓公為達成此事召集各路諸侯，運用了同盟的力量。差點使得邢國、衛國滅亡的狄人大致住在太行山脈附近，防禦狄人入侵也是齊國自身的大事。因此，不可能發生為了燕國跨越此地征伐山戎之事。再說平息周國內亂，保護王室的事。周朝東遷後國勢已經非常衰弱，這一時期，與周朝距離最近的鄭國也向東遷移，遷到東周的東邊，鄭國是分封時期（厲王時期）新生的國家。「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可以說明周對鄭國的信賴。但是鄭國與周朝的關係最糟糕，最先與周朝開戰，甚至有鄭人用箭射中周王肩膀的故事流傳。周朝向東遷移不久，剛嘗到國家滅亡的痛苦，此時王室緊張，才剛剛得以緩一緩，國內就發生了動亂。第一次是王子頹的內亂，第二次是王子帶的內亂。其中第二次內亂依靠桓公的力量得以緩和，沒有動用武力。在齊桓公的努力之下，離開都城的周王得以重新返回。後世傳言當時的諸侯都輕視周王室，齊桓公卻非常尊重周王室，使得周王室多少恢復了一些尊嚴。這樣的做法被後來的霸業者效仿。這樣的事情在內亂之後經常發生，讓我想起日本足利時代末期的情況。所謂「九合一匡」，是指兵車之會有三次，衣裳之會有六次。因此有人認為桓公的政策是和平政策。也有人認為是兵車之會六次，衣裳之會三次。這些說法都是傳說，不可信。總而言之，持續了百餘年的動亂局面暫時得到了控制。桓公在位長達四十餘年，成為了那個時期的中心力量。 這個時候，中國的諸侯中還有與桓公所起作用不同的人，那就是晉國的獻公。一開始，晉國的內亂較之其他國家就更為嚴重，本家的晉國與分家的曲沃一直處於戰爭中，分家逐漸強大而壓制了本家，後來乾脆攻占了本家。這時晉獻公出現了。晉獻公的做法與齊桓公的做法完全相反，他一開始就採取殘酷手段，將所有同姓諸侯全部消滅。這種做法不得民心，最終未能成就霸業。到了晉文公時期，晉獻公的做法產生了強大的反彈效果。獻公死後，晉國發生了大內亂，文公在國外流亡十九年。這時候齊桓公已死，齊國也出現了內亂。宋國的襄公作為齊國的保護人本想藉機繼承霸業，但迫於楚國的壓力沒能成功。這時候，流亡國外的晉文公回國，君主與侍從長期流亡，其間嘗盡各種艱辛，也因此出了很多其他諸侯國中沒有的人才。這個時期，晉文公想要成就霸業的理由之一是效法齊桓公，實現攘楚救王之目的。於是在城濮與楚國開戰，為整治王室內亂殺了王子帶。晉文公的做法與桓公相反，完全憑藉兵力權謀達到目的。儘管晉文公治世只有短暫的十年，但其下輔佐的臣子中傑出人物眾多，承繼了他的計劃，使得其霸業持續到了春秋時代結束。 這時面臨的問題是楚國的崛起。楚國在以周朝同姓諸侯為中心的中國同盟之外，形成獨占一方的勢力。關於楚國是怎樣興起的，有各種說法，《史記·楚世家》中記載了很長的宗譜。有說楚的祖先曾侍奉周文王，是文王的老師等，諸如此類。這些都是後世編造的。楚源自羋氏，「羋」是南方蠻夷中常用的名字。如同閩、苗、濮、沐、孟一樣，同屬南方的泰族，羋也是其中之一。《史記》也記錄了楚國最早時候王的情況，當時稱楚王為夷王。楚國人認為自己是蠻夷，不受中原王朝的統治，因此一個叫熊渠的人，將自己的三個兒子任命為王。這也是後人編造的傳說，當時的楚人不可能在如此早的時期就知道有王的稱呼。西周末期的宣王、幽王時期，楚地的王叫若敖，這之後的王叫霄敖，再然後是蚡冒，由此推測，大概前二者中的「敖」字在楚語中是「王」的意思。這些夷狄語言最初用來稱呼地位最尊貴的人，及至中國語言傳入後，也開始尊重中國的稱呼，使原有語言變得卑賤，我們從楚國把宰相稱為莫敖，即可知道降低了「王」的含義。因此，儘管楚地之前沒有王的稱呼，但蚡冒之後，他的弟弟成了武王，武王的兒子成了文王，於是有王的稱呼。此時是春秋時代的初期。根據《史記》的記載，說自己的祖先是周文王老師的說法，大概開始於楚武王時期。此時的楚國在江陵（郢，今天長江沿岸的荊州），後來不斷擴大領土，到楚文王時，齊桓公稱霸。楚文王之後，又出現了一個叫杜敖的人，杜敖以後是他的弟弟楚成王。楚成王時期發生了齊桓公的召陵之會和晉文公的城濮之戰等事。所以，真正給王加諡號是成王之後的事情，之前的武王、文王只是模仿周朝追加的諡號罷了。簡單來講，上面講了周以外的夷狄中崛起的大國最初是如何與周發生關係的，同時也是製造假宗譜的開始。這時候地處江漢的姬姓國家開始衰落。即使桓公稱霸，楚國的勢力依舊延伸到召陵，即陳、蔡之間（潁水、淮水附近），且楚國接連滅掉江、黃、息等淮水沿岸的小國，勢力擴張到了蔡國境內並即將與齊桓公發生衝突。晉文公時，楚國俘虜了宋襄公，楚國勢力進一步擴大，鄭國甚至已對楚國稱臣。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楚國的勢力將延伸到黃河沿岸。周朝即將陷於楚國的威脅之下，這關係到中原地區的局勢，晉文公為遏制楚國的勢力被迫對楚發起戰爭。宋國、鄭國是晉國與楚國的必爭之地，陳國、蔡國加入到楚國陣營，直到楚國完全控制淮水沿岸，晉國和楚國開始爭奪黃河南岸。上面所說便是晉文公稱霸末期時的情況。 晉、楚爭霸和吳國的崛起 齊桓公的霸業只維持了一代就結束了，而晉文公的霸業在他死後還持續了百年有餘。晉文公在位時間非常短，其子即位後保持了晉國的勢力，原因大概是晉文公有很多輔佐者。齊桓公除管仲以外沒有其他人輔佐，而晉文公在長期流亡過程中，身邊聚集了很多有才幹的輔臣，這些人在晉文公死後繼續輔佐襄公。如前所述，晉文公時期發動城濮之戰，遏制住了楚國對中原的攻占，晉襄公時期又遏制住了西邊秦國的擴張。原來秦國幫助晉文公回到本國，有恩於晉，並且在城濮之戰中幫助晉國一方，與晉國的關係十分友好。晉文公去世後，在襄公服喪期間，秦國想要進攻鄭國。秦國攻擊鄭國時，必須經過其他國家，這時候晉襄公選擇援助鄭國，在朝臣大力支持下阻止了秦軍。雖然此事獲得成功，其後果是此後六七十年秦、晉兩國不和。晉國對戰南方的楚國時，還要提防西邊的秦國。晉文公為了幫助周王室，甚至接納原本敵對的狄人。晉國執行以武力立國、稱霸中原的政策，與秦國、楚國展開激戰，一勝一負。因為與秦國關係不睦，晉國於秦穆公時期，堵住了秦國通往中原的道路，導致後來百餘年間秦國都不能到中原去。秦國雖與楚國同樣出自夷狄，但成立的過程不同於楚國，文化較為落後。但是，落後這一缺點，最終卻成為走向強盛的原因（馬驌《繹史》）。 儘管晉國三面受敵，但實際上是晉國在與楚國爭霸。楚成王敗給晉文公，後來的楚穆王等依舊試圖爭霸中原。到了楚莊王時期，楚國國力強盛，楚國成了春秋時代屈指可數的五霸之一。春秋時期的楚國處於鼎盛時期，在邲打敗晉軍，然後打著討伐東周附近陸渾的戎人的旗號，進軍抵達黃河沿岸，向當時周的使者詢問鼎的輕重，周朝的王孫滿回答說：「在德而不在鼎。」由於楚國的勢力太強，在宋國華元的斡旋之下，晉國與楚國在宋國展開了一次和談。這是和平會議的萌芽，為召開更大範圍的和談打下基礎。楚莊王是楚國難得一見的明君，十分注重德行，當時中原的諸侯紛紛加入以楚國為首的同盟，削弱了晉國勢力。 但是，從莊王參與了陳國內亂之後，楚國已然出現衰落的徵兆。晉國、楚國之間隔著陳、宋、蔡、鄭四國。其中宋國、鄭國較為強大，這兩個國家的變化經常會影響晉國、楚國勢力的消長。陳國、蔡國在楚國的勢力範圍內，是楚國進入中原的門戶，因此楚國經常干涉陳國的內亂。實際上，這個時候楚國事實上滅亡併吞並了陳國，將它變成了一個縣。那個時代滅掉別人的國家，斷絕別人的後裔，是為罪大惡極之事，尤其陳國為舜的後裔，這是絕對不能做的事。因此，後來楚莊王採納意見使陳復國。原本這可以說是莊王盛德的體現，但此事卻無端給楚國帶來了打擊，這發生在楚莊王去世之後。楚莊王在位二十三年，又過了七年，事情發生了。實際上，在楚莊王去世後的第三年就已經初見端倪，在楚莊王之子楚共王時爆發。陳國發生內亂。陳靈公與臣下夏徵舒的母親夏姬之間有苟且，同時陳靈公的兩個臣下也與夏姬私通。夏徵舒將陳靈公殺了。當時楚莊王討伐夏徵舒，平定了內亂，但楚莊王因為夏姬美麗想娶夏姬。這時候，楚莊王的臣下申公巫臣進諫說，美人是妖物，有很多的人因為她受到傷害，不能娶她。這時候，楚國有個掌握實權的名叫子反的大臣也喜歡夏姬，申公巫臣同樣加以勸阻。於是楚莊王把夏姬嫁給了別人，那個娶了夏姬的人果然沒有好結果。楚莊王的時代隨之結束。楚共王二年（前589年）申公巫臣出使齊國，不知為何中途改變了主意，偷偷把夏姬安排到自己身邊，不能回國就去了晉國。後來申公巫臣又替晉國出使吳國。此時的吳國處於壽夢時代，吳國自壽夢時代開始強大起來，其中申公巫臣起了一定的作用。申公巫臣逃亡後，他的家人遭到殺害，為向楚國報仇，申公巫臣認為應該極力促成晉國與吳國聯合。此前，吳國是與楚國接壤的蠻國，楚國根本瞧不上吳國。申公巫臣到吳國後，將中原戰法傳授給吳國，以謀求吳國強大，結果吳國成了楚國的敵對國。可能也是申公巫臣告訴吳國他們是太伯的後裔。申公幫助吳國與魯國接觸，想讓吳國與中原建立聯繫。周朝遺物在魯國為最多，吳國大概從這裡得知自己的祖先是周王室之兄，從此以後，吳國經常以「吳子」之稱參與中原的會盟。春秋時代，子是蠻人爵位的稱呼，楚國也一樣。在周朝，子是個曖昧的爵位，用它稱呼曖昧的國家非常適合。夏姬是有名的淫婦，但就像前面所說的那樣，她以一己之力使晉國、楚國的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楚國文化的進步也對邊境產生影響，藉此將一些小國吞併了。另一方面，由於申公巫臣的力量，原本的邊疆小國——吳國也強大起來，成了楚國的強勁對手，楚國對此很苦惱又無可奈何。楚國兼併了庸、濮、舒等國。庸國、濮國曾經幫助過周武王征伐，根據《牧誓》的記載，舒國在江淮地區。吳國則在偏南的地方。申公巫臣見吳國逐漸強大起來，便讓它保持獨立。因為楚國一直陷入與吳國的爭鬥中，國力損耗，於是不能專門對付中原。處於崛起時期的吳國又出現了賢人，這就是壽夢的第四個兒子季札。壽夢想讓季札繼承王位，但季札沒有接受，而選擇了出使中原，後聞名天下（季札是類似聖德太子與稚郎子合體的才子）。 這個時期，晉國、楚國爭霸不斷，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此戰晉國取勝。晉國與吳國之間有了聯繫，而且此時的晉悼公是繼晉文公、晉襄公之後的賢君，晉國的霸業終於又恢復了。當時是這樣的形勢：秦國獨立於西邊，晉國滅掉了狄人中的赤狄，東邊的齊國還有著齊桓公以來霸業的影響，依舊算是大國，常常持中立態度。因此，晉國、楚國想將齊國、秦國拉入到自己的陣營中。楚共王時期曾經試圖進攻中原以擴大勢力，但沒有成功，這之後再無新的舉動，於是楚康王時代真正的和平會議召開了。和平會議名為「弭兵會」。在宋國的斡旋下以停戰為目的，召開了各路諸侯都參加的和平會議。按規定盟主先歃血，晉國、楚國都想爭先，最終楚國人衷甲劫盟搶先歃血。這時候，晉國正處於霸業開始衰落的時代。由於晉國衰落，楚國也逐漸失去與晉國對抗的力量，這之後，諸侯中沒再出現過有名的盟主。 春秋末期的形勢 一旦失去盟主，各諸侯國被迫加強自衛。這是中等諸侯國中產生政治家的最好時機，此時大國卻苦於內亂。因為失去了外部戰爭的壓力，晉國發生內亂，楚靈王時期，國內也發生了大亂。晉國、楚國的勢力都因此減弱。這時，中等諸侯國中出現一些政治家，如鄭國的子產，齊國的晏嬰，時間再晚一點有魯國的孔子和衛國的蘧伯玉等，這些有名的政治家在各國加強自身防衛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作用。這一時期大概是春秋時代文化發展最快的階段。在各國依靠霸主就可以生存的時代，霸主國一心發動戰爭，各國響應其號令，很少會去專心思考本國發展的機會。到了現在，霸主已經不存在，各諸侯國都要獨立考慮自身防衛的問題，且這時候隱隱有了改革內政的趨勢。鄭國的子產作為改革的先驅為人所知。子產新政的一項內容是鑄刑書，它作為中國最早的成文法，可以說是很大的突破。子產的政治是法治性的，剛開始，民眾因嫌麻煩不願意執行。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人們覺得它確實帶來很大的便利，於是各國爭相效仿。從中國政治的發展過程來看，子產是這個時代十分重要的存在。這一時期，各諸侯國賢人輩出，據說吳國的季札出使中原的諸侯國時，曾與這些賢人有過交流。但這話可信度有多少不能確定。說季札在魯國欣賞音樂，評論各國的詩等，這很像後來編造的。不管怎樣，各諸侯國中都有賢人出現應該是確定無疑的。這個時期，多數的賢人並不是依靠明君施政，齊國的晏嬰侍奉了三代君主，三代君主皆昏庸，但晏嬰仍然推行了傑出的政治措施。《論語》中說衛靈公昏庸無道，憑著手下的賢人沒有亡國。在這些賢人中，孔子在政治上並不成功，他在這方面比不上晏嬰和子產。這固然與孔子本人有關係，但也與國情有很大關係。魯國雖然不是大國，但三桓得勢，其領地比魯公的領地還大，因此孔子削掉三桓、恢復王室的願望未能實現。 吳國的崛起給春秋的形勢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吳國在壽夢之孫闔閭時期迎來強盛，討伐楚國並占領了其都城。楚國幾乎要被滅亡了。楚國在秦國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恢復了國家。這時候幫助吳國的是來自楚國的逃亡者伍子胥。齊國的逃亡者慶封沒有向齊國報仇，伍子胥卻差點幫助吳國滅亡了自己的國家。到闔閭之子夫差時，吳國已位列中原大國之列，開始與晉國爭霸。晉國擁有被周朝稱為伯的家世，吳國擁有被周朝稱為兄的家世，現在這兩個國家爭奪霸主之位。夫差因為本國遭受越國襲擊，對晉國讓步。春秋末期，類似吳國、越國這樣的以地方為根據地進入中原爭奪勢力的情況十分常見。這與日本足利時代末期細川、大內等人以地方為根據地爭奪京都的情況是一樣的。總體來說，這時候已經沒有了占據優勢地位的霸主，大國苦於內亂，主要的士大夫家族飛揚跋扈，公室衰弱，中等諸侯國中一些有名的政治家應運而生，為文化進步做出了貢獻。這些便是春秋末期的整體形勢。 春秋時代通論 春秋時代的整體情況在一些地方與日本德川時代後半期的情況類似。春秋時代初期，眾多諸侯國中出現賢明的人，也類似日本田沼時代前後的情況。日本田沼時代因為國家窮困出現了很多賢侯，而春秋時代則因為各諸侯國忙於解決內亂或其他問題，使得很多賢侯出現。其中主要代表有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等，此外還有平王時期的晉文侯，桓王時期的鄭莊公，五霸時期的晉獻公、魯僖公、衛文公等。他們使瀕臨衰亡的國家得以復興。這之後，周王室日益衰落，其主要原因就像《繹史》和其他書籍中所記那樣，比起歸因於諸侯的跋扈，不如說原因在於王室內部不統一、大臣之間紛爭不斷，以及君王家族內部出現矛盾等。這時候正處於家族制度變遷的過渡時期。中國歷來延續少子繼承王位，隨著國事變得複雜，繼承方式改成了長子繼承。這一時期，年少的兒子備受寵愛，大臣也幫助他，這就使得同族不和，甚至導致王室混亂。針對這種情況，諸侯國中在較早的時候自然地順利改變家族制度的國家，沒有受到危害。但是在實現從少子繼承變成長子繼承的過程中，出現同族不和的情況較多。就像前面所說的，到了春秋後半期，有力的霸主已經衰落，中等諸侯國興起，但這時候多數中等諸侯國家興起並不是因為出了賢明的諸侯。大的諸侯國的一般情況是這樣的，公室衰頹，往往勢力大的卿大夫家族橫行霸道，其中也有卿大夫的家臣得勢，卿大夫反而受制於家臣的情況。春秋時代末期，卿大夫家臣橫行的現象很明顯，晉國、魯國都苦於家臣的叛逆。另外，一些比較小的國家中，也出現了一些賢能之人。總而言之，在諸侯或上大夫中產生賢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越來越多的賢人從下層中產生，這是向戰國時代轉移的過渡時期的特點。 此時同樣顯著的是兼併現象。很多春秋時代初期存在的國家逐漸消失，到春秋時代末期，只剩下了數量很少的國家，逐漸演變成為後來的戰國七雄。其中，齊國兼併了萊夷（自稱萊侯），宋國滅了曹國，衛國滅了邢國，鄭國兼併了許國。消滅小國最多的是楚國，不僅消滅了一些姬姓國，甚至還消滅了古代聖賢后裔的國家（如皋陶的子孫受封的英、六等國）。秦國成了西戎的霸主，據傳有二十個小國被它吞併。晉國先滅了同姓的國家，然後吞併了赤狄和其他戎狄。如此一來，各諸侯國都擴大了自身的規模，就像戰國時代初期的孟子所說，最初面積僅為方圓百里的國家都成了大國，就連較小的魯國，其面積也擴大了四五倍。事實證明，只有大國才能存留下來，這種變化隨之帶來文化方面的變化。 春秋向戰國過渡的這段時期，軍事上的車戰變為步戰，這一現象值得注意。似乎這一變化源自春秋時期與戎狄作戰的需要。剛開始晉國與肥、鼓等赤狄作戰時，使用的都是戰車組成的軍隊，後來臨時把車戰改成步戰才打敗了夷狄。可能這就是最初的步戰。進入戰國時期，又將車戰改為騎戰，還比較新奇，這個時候開始，車戰轉變為步戰是常見的。此事關係到戰士的名譽，據說此時晉國有人不聽命令。但總的來說，這一變化是由實際需要引起的。 還有一件應該注意的事，即春秋時代邊境的夷狄發展強大。最初，楚國的崛起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後來楚國逐步擴張，其勢力延伸到了中原，並與晉國爭奪霸主之位，甚至成為了主導中原的盟主，楚國在文化上也不斷發展，看起來似乎與中原相融合了。但根據《左傳》和《國語》的記載，對楚國與中原具有相同的文化是否起於春秋時代，仍然存疑。《左傳·昭公十二年》中記錄「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雖然《三墳》《五典》可解釋為三皇五帝之書，但不知此話是不是春秋時代的真實記述。有可能是把《左傳》成書時的話，當成了春秋時代的事從而收錄在《左傳》中。但總歸會有一些這方面的記述。孟子也曾說及檮杌之事，從其素樸的名稱可以知道其所記也是素樸的內容。楚國是大國，可以想像楚國國君及國內主要貴族的生活狀態應該與中原並無多大差異。楚國逐漸強大，同時位於其邊境的吳國也興盛起來，吳國之後，越國也逐漸強盛。《左傳》中記載，楚國曾有個叫熊繹的人侍奉過周康王。這一傳說產生的基礎是將楚國與當時的齊國、晉國等同視之。吳國為周太伯的後人，是周天子祖先之兄的後裔。而越國從更古老的宗譜關係來看，則是夏人的後裔。這些都不可信。燕國據說與齊國也有關係，是召公的後裔，這也是沒有根據的說法。魯昭公時期與齊景公時期確實有過燕的國名出現。最開始把燕國與齊國聯繫起來，大概是因為黃河口逐漸出現土地，使得齊國和燕國在黃河口接壤。邊境上興起的國家，除燕國外都能左右中原的會盟，而這些新興國家崛起時，最先與之結成強國同盟的是周的同姓國。與楚國接觸的國家中，不用說鄭國，就連魯僖公都與楚國來往且將楚國作為倚靠。魯國在吳國剛剛強大起來的時候就與之建立了親密關係，並慫恿它與齊開戰，同晉國爭奪盟主地位。據說孔子的門人子貢參與過此事。魯國素來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繼承國，它在國際間採取了上述做法。越國開始強大的時候，也是魯國最先與其建立聯繫，魯哀公甚至親自走訪越國，想藉助越國的力量抑制國內三桓的勢力。然而，新興國家都不長久，吳國僅僅兩代就亡國了。越國因為很快就與中原斷絕了聯繫，存在時間稍微久一點，但最終持續的時間也不算長。中國人口中夷狄國家不會長久存在的說法就是據此來的。更早就吸收、融合中國文化而發展起來的楚國和秦國，得以長久地存續下來。戰國時代大約持續兩百餘年，這時期文化方面也發生了各種變化。 儘管《左傳》中收錄的當時的文章和辭命等內容，其可信度值得懷疑，但似乎可以從中看出初期的辭命與中期以後的辭命有明顯的差異。齊桓公、晉文公從周王那裡接受的辭命，其風格多少類似《尚書》，後期的辭命則變成了大段文章。晉國的呂相以使臣的身份與秦國斷絕交往時所寫的《絕秦書》（名義上是絕秦書，實際上不是書，是口述的辭命）是一篇很長的文章。王子朝將自己的立場向諸侯宣告的辭命，也是從周初的事開始陳述的長篇文章。另外，鄭國的子產寫給晉國的叔向的信，據說也是一篇實在的名文，儘管不知道這一說法是否可信。這篇文章的體裁也不同於多少帶有《尚書》風格的《左傳》初期的作品，雖然都是辭命，但有進步，文章中帶有某些遊說的意味。從中期開始，《左傳》中收錄了很多長段記述的篇章，有點像《國語》的記言。但兩者所收文章的情況還是存在不同之處。崔述在《考信錄》中對《左傳》和《國語》進行了區別，他認為《左傳》是當時的記錄，《國語》是後世的創作。這個見解有些偏激，實際上，《左傳》可能因為有後人的加工，反而文章更為通暢。但無論如何，二者都收錄了當時的辭辯，因此在內容上有相似的地方。根據《左傳》《國語》大致的傾向來看，兩書均以《周禮》為基礎，認為依照這一原則記述的文章則榮，反之則衰。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下，時常同情小國，認為將小國滅掉是壞事，議論也相對保守，這些都與戰國時代不同。這種辭命或不成辭命的瞽史，是通過述說古代事實來告誡當代人，從而引起人們回顧思考。從《左傳》等的辭命及《國語》等的說書先生一樣的語言中，逐漸產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故事。不用說這時代的人，他們的語言多具有詩性，但即使是詩，實際上也有試圖讓人們回顧這一時代的傾向包含在裡面。《詩經·周頌》中有很多向神報告的文句，非常容易理解。但《魯頌》首先是回顧魯僖公功德的文句較多，並追溯到周人祖先，變得具有歷史性、回顧性的意味。春秋時代中期以後，很多辭命中都利用了詩，於是出現了不顧其原本意思，斷章取義的風潮。也就是將把詩作為當時所談到的事件的證據，並將之當成可靠史料來用。 另外，春秋時代末期，還盛行針對春秋時代所發生災禍所做的預言。當然，這當中很多都不能看成是當時確實存在過的事物。尤其是《左傳》或《國語》中所引的《易經》預言，很多都直接照搬了盛行於戰國時代的《易經》家的記錄。《易經》各家為吹噓自我而編造了一些事情，這是根本不能相信的，但春秋時代中期以後，與術數相關的東西似乎有了很大發展。新城博士認為春秋時代中期以後明確了曆法。而《左傳》中所記錄的四到處散布災禍論的梓慎、萇弘等人，也是春秋時代中期以後的人。這樣的事情，經常出現在擁有很多文獻卻又面臨衰敗的國家裡。縱然《左傳》所記不可全信，但應該可以確定，確實出現了這樣的人，並且成為了術數的始祖。大體而言，從周朝初期開始，延續到春秋時代，重視祭祀的風氣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對災禍的預言。也就是說，從以古代祭祀為中心的信仰轉變為相信預言，這是宗教發展的必然過程。 春秋時代末期出現了依靠術數建功立業的趨勢。此外，孔子門下的人也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孔子的門人均跟隨孔子學習周朝作為治國工具的禮樂。這無關乎人的地位，而是專門研討學問。學問需要找到用武之地，孔子在世時一直致力於尋找這樣的地方。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去了衛國，冉有效力於魯國的季孫氏，這些都不是孔子滿意的地方。據說後來子夏去了魏文侯處。這些人運用自身的學問，成為諸侯的老師或者輔佐諸侯，成了到處奔走謀生的官吏。這些人與前面所說的不被自己本國接納而出走他國的申公、慶封的流亡相比，雖然情況不同，但從實際功用的角度來看，結果幾乎是一樣的。可以說，他們在文化的發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另一方面，與官職相伴的文化從官職中分離出來，官吏也由過去的國人變成上面所說的流亡者。這是新出現的局面，是從春秋時代到戰國時代的過渡時期的情況。春秋末年之後的兩年，孔子去世，其後的數十年間是孔子弟子活躍的時代。這一時期，缺少詳細記錄和傳說，是一段十分模糊的時期，但姑且可以將之認為是孔子弟子的初期教會史的時期吧。 在此期間，制度也發生了變化。根據儒者的說法，周朝爵位中有非常嚴格的尊卑之別，但是到了春秋時代，隨著國家的盛衰，實際上爵位發生了改變。且不說從夷狄進入中原而獲得爵位的楚國和吳國，即便是中原的諸侯，也面臨著僭越的問題。像楚國君主自稱為王，其臣下稱公的也很多。在周朝，公僅用於稱呼三王之下的人，而這時出現了諸侯之下稱公的人。春秋時代「公」是內部的稱呼，對侯稱「公」仍被視為僭越。《尚書》中有「文侯之命」的記述，這表示使用諡號應當與爵位相匹配。另外，滕、薛、杞是從高位變為低位的例子。杞屬於公一級的國家，但最開始的時候將其記為「伯」，滕、薛屬於侯一級的國家，卻記為「子」。這說明爵位的登記隨著國勢的下降跟著下降。在春秋時代的諸侯會盟中，不能提供相應數量的玉、帛、幣的國家，只能列入低爵國家之中，依照的是實力本位制。大夫中隨意稱「子」的有魯國的季文子、季平子、季康子等。到這時為止，還與爵位無關。用伯、仲、叔、季等做諡號的，有齊國的管敬仲、魯國的臧僖伯、臧文仲等。帶有這幾個字的諡號，大概已經難以與爵位分出高低了。這個時候，禮樂也逐漸下移，傳言特別允許魯國使用天子的禮樂，後來作為臣下的季氏也使用了王的禮樂（《左傳》《禮記》）。從春秋時代中期開始，就出現了大夫享受華夏禮樂的例子。這意味著下位者已經能夠享用原本上位者所用的器物和禮法，上位者日益頹靡，中位者獲得了財富和勢力。崔述詳細研究了魯國的三桓、晉國的六卿、齊國的田氏得勢的情況。不知三桓肆虐鄉黨、六卿橫行都鄙的說法有多少可信度，需另外考慮但中間階層得勢是確定無疑的［殷代以來的古國舊族滅亡（例如顓臾、閼伯、實沈、台駘等），周朝同姓諸侯（十二國中的大部分）進入全盛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