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新世界 · 第八章 經濟改革

中國需要經濟改革乃是康有為及其同時代人的共同信念——中國若不能變停滯的農業經濟為工商經濟，則永將貧弱。本章所述乃康氏對經濟現代化的建議及其內涵。我們將從當時經濟思想的間架上來審察他的立腳點，他所思與歷史環境的關係，以及說明何以他的經濟改革思想未能實現。[375] 第一節 經濟現代化的建議及其內涵 康氏在1888年訪問北京時表達了他對清廷經濟事務的看法。他說他曾研究中國的內政與外交；1884年馬江之敗使他覺悟到：中國除非覺醒而改制則無以自存。[376] 不過，直到1888年秋，經由御史屠仁守（亦甚關心國家命運），他所見始上達清廷。康氏替該御史上了好幾道奏摺，要求制銀元以為初步的幣制改革。同時，他贊成張之洞建築蘆漢鐵路，並建議屠仁守利用沿漕運的十八站，以減縮建築費用。[377] 甲午辱敗以及事後的和議促使康提出較全面的改革。在公車上書中，他與其他的赴試者要求大幅度的改革，包括軍事、行政、教育和經濟。[378] 康氏不再像1888年那樣只限於一兩件特殊的問題，而提出經濟發展的大計劃。他籌劃六點計劃來保證國家未來的經濟繁榮：健全的幣制、發行銀元、製造機械、開礦、鐵路與汽船，以及一個現代化的郵政。他並建議四個政策以改進人民的經濟：重視農業（採用新技術）、提倡工業（發展科技）、鼓勵商業（由政府協助與保護）、解救窮困（適當資助無一技之長者、失業者，以及殘障者）。[379] 這些建議都基於一個重要的設想，即經濟改革的目的不僅僅要富國，也要裕民。換言之，康氏並不以「富」為獲得「強」的手段（此乃1860年代自強派的企圖）[380]，而視為目的之本身，特別是對中國一般老百姓而言。康氏在另一方面也超越自強派領袖。他認為現代化的過程必由私人企業來主持。不過因為一般大眾之無知，政府尚須主動輔導經濟成長的趨勢。他希望在最初私營與國營能攜手並進。因此，在1895年上疏中，他建議私人投資的現有銀號須為經政府銀行認可之發行紙幣本金的一部分。經政府認可的私人企業家可附和政府的計劃與規定，在18省築鐵路。有執照的私人投資者應可製作任何機械，以及從事任何形式的工業，包括國防工業在內。最後，為了顧全私人企業家的利益，政府必須授予現代礦業技術，並廢止現有對開礦的種種限制。 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教導性的。政府要培養企業精神以及開創能力，諸如幫助企業家獲致現代農學與工商業的管理與科技能力。例如，在各地輔導設立「農會」，提供耕種、漁業和林業新技術的傳授予交換。用了這些知識才能增產，才能從勉強餬口提升到經濟繁榮。政府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逐步輸入現代工業技術，諸如發行教科書以及在全國各地設立學校。此外，還要建立專利制度以保護髮明，並對新型工業設計和製作的發明者加以讚譽。但是康氏說得很清楚，政府雖要積極起領導作用以發動工業起飛，然不宜直接從事經濟活動。過去的經驗顯示，國營事業的效率與生產終點偏低。此不僅中國如此，西方國家也如此。他說：「彼克虜伯炮、毛瑟槍，為萬國所必需，皆民造也。」 政府領導乃是要刺激私營工業，而非取代私營工業。康氏對「惠商」的建議亦以此為準。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啟導、鼓勵、協助以及保護私人企業，特別是大規模的合股公司，具有充足的資金，以及廣泛的運作，使其能在外貿中有競爭力。 政府還可做一些事，諸如減輕一些人口的壓力以減輕經濟的負擔；政府須採取行動給失業者工作，教育無業者一技之長，以及開拓農地殖民。這些作法除了有助於經濟外，尚有利社會秩序的維持與人道感的提升。慈善事業如照顧窮困殘障，最好由政府與私人機構合力來做。以康之見，僅願及公眾利益而忽略一般百姓的福祉是錯誤的。就經濟生活而言，國家與人民的利益是分不開的。兩者同時發展的最好辦法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先。他說：「百姓匱乏，國無以富也。」[381] 康氏在1895年所持的立場仍然是儒家的：「百姓足，君孰與不足。」[382] 康氏所述很可能就是此一看法的反映。他也可能受到近代思想的啟發，如他所知的近代英國經驗。[383] 同樣可能的是他在仿效明治日本，明治政府可在1860年代末期的有力領導，導致1880年代初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的顯著發展。[384] 更直接的，康氏一定受到他前一代人士以及當代人士或多或少的影響（康氏故很少提及他所受的影響），如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385] 他是否超過這些人的思想，他是否替前一輩的變法思想家所提出的議案作了總結[386]，都可在細察他確切的思想後，愈趨明朗。 （一）農業 康氏反對傳統輕視工商之見，然他與一些20世紀開發中國家的領袖有異，他並不過分強調非農業的其他企業。他明確希望一個各方面都均衡的經濟。 他強調，中國要在現代世界生存，必須拋棄落伍的傳統態度： 凡一統之世，必以農立國，可靖民心。並爭之世，必以商立國，可侔敵利……古之滅國以兵，人皆知之；今之滅國以商，人皆忽之。[387] 此同一論點曾在別處重申。舊日重農而輕工商的政策，在經濟是不妥的。政府不去開發國家資源（康氏認為中國資源豐富），而只知剝削鄉村農民。這些舊政策實在亟須放棄，而努力針對「經濟帝國主義」的威脅。[388] 康氏並不曾說農業不必重視。農業成長與工業發展都是拓廣商業所必須，道路與船舶便於貿易，農、工、礦業則為市場提供成品。[389] 康氏也不曾說工業化必須犧牲農業（近人有此指責）。[390] 以康氏所見，農業不應僅追求維持生產者的「生計」，而是大量生產，提供市場之需，以獲得利潤。因此，他的農業觀近乎工業化社會，農業生產的形態應取決於消費者，而非生產者所需。 康氏沒有發展農業的詳細計劃。在1890年代的著作中，他僅泛指政府應該注意的一些地方。為了轉變對外貿易的逆差，他建議政府採取步驟，就對外貿易上占一席之地的土產品（如絲與茶），幫助其生產者改良品質並增加產量。他也建議要教導農人近代耕種技術，讓他們具備西方土壤分析、肥料學、動植物學，以及機械化等知識。他還建議應鼓勵在全國各地設立農會，以便傳播這類知識。康氏並指出，同樣措施要運用到林業與漁業，以及其他有關工業。[391] 後來在戊戌年，他建議在各州各縣設立農業學校，有關農業的西文書籍要譯為中文，要邀請西方化學家來中國研究各地不同性質的土壤。另外，在京城裡要設置「農商局」，各省置分局，以領導近代化措施。[392] （二）工業 康氏認為引進西方礦、工、商業知識同樣重要。他指責同時代的人在未獲得知識之前迫不及待地從事礦業，此即國家礦務局在雲南、熱河等地失敗的原因。[393] 他認為這樣做猶如在未學習藥理前就要把脈一樣。他接著說： 今日欲開地中之礦，宜先開心中之礦，眼底之礦、心中之礦眼底之礦者何？開礦學、譯礦書是也。[394] 比利時在當時礦業技術既然最先進，政府應邀請比籍專家到中國礦校教導，並調查地下富藏。同時要引進機械以替代人力，並建築鐵路，便於運輸。[395] 康氏在不低估農業的重要性之餘，大力倡導工業。他自1895年後二十餘年中不斷長篇大論討論此事。他指出19世紀初葉以來歐美各國的許多發明，諸如輪船、鐵路、電報、氣球、電燈以及農業機械等，都增進了國家的力量與人民的財富。的確，自曾國藩倡導之後，中國一些省份已輸入機械製造。但由於未能以近代工業知識教育民眾，這些企業並無顯著的成績。[396] 換言之，依康氏之見，在工業化之前必先有技術教育。 康有為不僅止於要求賦予本國工業以近代科技，事實上他還要求改變國人對經濟生活的態度，他追究中國一向少有經濟上的進步，由於在一直孤立於世的情況下，中國的皇帝及其子民都安於現狀，以「寡慾」為皇帝之德，而臣民以「不飢不寒」為無憾。他認為此種態度不適於近代世界，因其不能滿足人性的需求。人因要滿足其欲望而後有進步。「夫人之願欲無窮，而治之進化盡無」。在西方人們不求節慾，以至有令人羨慕的技術進步。發明的快速出現導致工業化，使一般人民滿足一再提升的消費欲望，使他們的國家獲致前所未有的富強，而「改易數萬千年之舊世界，而為新世界」。[397] 轉化不僅是經濟的。自農業轉化成工商社會過程中，「守舊愚民」為「日新尚智」所替代。康氏觀察到，西方國家在創建「工業世界」時，已為「日新尚智之宇宙」；中國若繼續堅持「農國與愚民之治」，而要生存於新世界是完全不行的。欲使中國適存於新世界，一定要使它成為一個「工國」，同時「移民易心」，使他們「去愚尚智，棄守舊，尚日新」。[398] 值得注意的，康氏認識到近代技術根植於物理科學，如謂： 夫工者因物質生化之自然。[399] 康氏所冀望實現改革的個別措施不必在此細表。簡言之，與其建議光緒皇帝發展農業者略同：設「專門學以育人才」，鼓勵科學上著作新說與創造新器。[400] 他於較早前更明白提到[401]，私人企業應自由地對工業發展有所貢獻；政府只須授予執照，提供原則性的指導即可。 上述可顯示康氏在1890年代的建議觸及三個項目。首先，他呼籲工農並進，坦白批評舊日的低水平農產。其次，他懷疑政府管理以及倡導經濟事務的能力（此應是基於他對全國各地國營企業成績的觀察），然同時他承認民間尚未有從事近代企業的準備。因此，他要政府在經濟近代化初創之時起帶頭作用，然由私人企業實際上維持此一過程。最後，他確認為舊日對經濟生活的態度有礙進步——即儒家，或更確切地說理學之見，以為強調人慾不利於道德與政治的穩定。[402] 因而要求改變民眾的心態，使這些欲望成為正當。在此他找到了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源頭。他確信先要有心理上的突破，然後才能有經濟上的突破。 戊戌之後，康有為的注意力轉向中國的政治問題，很少寫經濟改革的文章。直到1905年，他又關心工業化。他的《物質救國論》一書在別處已討論過。[403] 在此僅指出他思想的大方向。 由於時代已變，康氏在此文中強調了一些新問題，但保持了許多舊看法。康氏有鑒於在海外知識分子中，孫中山及其同志們所領導革命運動的高漲，乃認為任何破壞現有政治秩序，或損害固有文化的行動，不僅沒有效果，而且極端危險。舶來的「自由」「權利」「憲法」等，在他認為「空談的學校」中傳播給年輕人，與「八股」一樣，無補於解救中國的危亡。只有一事可以救中國：快速地且全面地工業化。也只有一事應該學自西方：即科技知識。[404] 至此康有為益加相信工業必經私人企業之路。中國的政府不適宜此道，因不僅政府不能統御足夠的財經以及其他資源，而且國營企業不能養成競爭的精神，以及鼓勵精緻的欲求，而兩者都為經濟進步所必須。他又指出克虜伯與阿姆斯壯為私人企業的光輝典型，值得效法。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化，但警告不能操之過急。他不像孫中山一樣主張「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時進行[405]，他以私人資本主義為經濟發展中自然的中間過程，介於停滯的農業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烏托邦之間。 尚有一點可述。他雖然大力反對用武力來推翻現存政權，然認識到徹底政治改革改良的必要。他在文末說： 夫成物質學者在理財，理財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然不行地方自治，省、府、縣、鄉開議院，吾出此無謂。 顯然，康氏知道不能依恃無能的清廷來實現經濟近代化。 （三）商業 康氏對商業的基本論點前已提及。與工農業一樣，他認為政府的領導不可少，而私人企業才是經濟發展的主力。他與同時代人一樣，注重外貿。 長久不平衡的貿易使中國財源不斷流出，以至於經濟枯竭。為了反擊外國的商戰，康氏呼籲政府鼓勵、開導，以及保護商人，以使其能以當地土產售於國際市場，平衡進口的外國貨。他的議論使人想到「重商主義」，雖說他的經濟理論似乎主要得之於工業革命。 政府可在幾處起作用。他自近代西方與明治日本的經驗中，得知設置商業學校，發行商報，以及提倡商學比較場（譯案：即博覽會）的重要。這一些措施都可加速近代商業知識的流通，並培養發明與競爭的精神。在京城裡還要設立商部，以處理全國商業事務。商會須在全國各地設立，以有利於企業人士。商稅須輕，商法須立，還要有保險公司，在外國設領事、海軍武官以保護本國商業利益。他認為這一切將給企業家們以便利與安全。如此，政府與商界可有順利的合作，最後可產生富庶國家的富裕人民。官員蔑視商人，商人不信任官員的情形便不會發生。[406] 為了促進政府與商界的合作，康氏建議在各省設商務局。每一局由商人之間選出有才幹的人來主持，具有設立商業學校、發刊商報，以及組織商會的義務。假如政府一時認為不宜設置商業部，總理衙門應有權來管理這些局。康氏參考明治日本的政策[408]，吾人可見兩者相似之處。他一定會覺得不難與日本自由黨人（在1887年組織了亞細亞貿易商會）共同宣稱：「讓我們成為東方的北佬（Yankees）。」[407] 康氏可能還受到明治維新後經濟發展（以及工業化西方）的啟示，認為少數人經營的小企業在近代外貿中不易扮演有力的角色。中國必須要有大公司，由股票持有者支持，由政府協助，然後才能有足夠的財力有效地在外國經商。[409] 這種商業巨無霸與舊時家庭式小公司大不相同。康氏之意乃在反對國營企業，以及「官督商辦」的方式。[410] （四）交通與傳播 康有為並不特別留意經濟學家所謂的交通事業的投資，但他對鐵路、汽船，以及郵政事業有他的想法。他同意他同時代人所認為的，鐵路在西方經濟發展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因此，中國必須立即從事有系統的鐵路建設。其效果將不止於經濟上的。鐵路除了提供大量工業與農業產品的運輸功能外，還可在戰時迅速運送人員與物質，而在平時則可消解各地語言風俗的差異，使各地來往便捷。建築鐵路需要大量經費，缺少資金為最大阻礙。因此，他建議政府應鼓勵並幫助私人鐵路投資，給予他們可行的計劃、合理的規定，以及可資依賴的保障。基於未經現實環境證實的樂觀，他說：「吾民集款，力自能舉，無使外國，收我利權。」[411] 是以，外國資金並不宜於建築中國鐵路。康氏與一些當時的人有異，他完全排除外國投資或籌借外資來築路的可能性。事實上，他要減少上海與天津兩大商埠的重要性，故鐵路無須經過這兩座城市。此為他力主建筑北京—青江浦一線而反對天津—通州一線的主要論點。[412] 在此康有為是一「民族主義者」，高估了中國的財力，也不知道工業發展地區可以累積資本，以發展不發達地區的經濟。 康氏在一個奏摺（1898年仲夏）中說，凋敝的漕運應該取消了，以便將款項用之於鐵路的建設。他指出漕運在經濟上一直不是成功的，現在已成「萬國騰笑」奇謬之弊政。近代鐵路可快速地運送穀物。事實上，政府不需介入食物的運輸。現代貨物交易系統成立後，「民食所重，商賈自趨」，政府不須干涉。[413] 在此康氏似已接近自由經濟的概念。 現代航運是同一情況。他說：「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414] 不過，政府需設立弁從事郵政。康氏借英國經驗說，一個國營的現代化郵局可增加帝國收入，同時給予民眾絕大的便利。它可有助鐵路系統，增進其用途。[415] （五）財政 在19世紀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康氏有時述及資本累積乃是發展現代企業的先決條件。他的方案不免有些簡單化，甚至一廂情願，但仍不無所見。 他認為理財為迅速累積資本之鑰。一個合適的帀制和全國性的銀行制度為貧窮帝國積蓄的最好辦法。 此乃他於戊戌年所取的主要立場，那時他簡述明治日本的銀行與貨帀制度，以應皇帝詢問有關舉財的辦法。[416] 若干年前他提出一個銀行制度，有點像1864年成立的美國國家銀行。以康氏之見，私營銀行應將資本（銀子）存在戶部或省級庫存，作為由戶部印發鈔票的預備金。全部鈔票的總值將是政府所存銀價的，在十八省流通的錢據康氏估計約1億兩。同時，為了抵制外國銀錢流入中國，政府要自鑄銀元。他說，遠西各國都有銀錢，「如俄用盧布，德用馬克，奧用福祿林，英用喜林」。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允許外國錢在本國流通。[417] 戊戌之後，康氏繼續談論財政問題。他一直想運用他的方案：由準備金以及經由銀行發行的鈔票，以活絡財政。他說，這是「以無為有」。[418] 不過，他知道維持鈔票價值的必要，並堅持足夠的銀子作準備金。[419] 民國初年的財政紊亂促使他寫了「理財救國論」，除了重申以銀行發行鈔票的舊說外，他強調建立金本位和銀本位的需要。[420] 假如我們認為康氏完全依賴幣制和銀行來積財，並不正確。他也見及政府公債以及合股股票為舉財的方法，以為農、工、商業之用。[421] 除了發行鈔票外，包括中央銀行、地方銀行以及勸業銀行的銀行系統，將負責買賣股票與公債。[422] 康氏也見及土地價值的升高為一般經濟成長的原因和後果。他在1908年寫道： 百業日興，地價日漲，公債可日增，地方應興之利可日舉，銀行可日多，數者互為因果，互為母子，同盛而並起，相扶而互成者。[423] 因此，他不同意孫中山所主張的，因經濟發展而增值的地價應該歸公。[424] 康氏深信幣制穩定的重要（特別是與外幣有關者），因此他主張金本位，認為是改進財務紊亂的唯一途徑。他於1904~1908年間所撰一系列文章中論及此事[425]，顯示他對這一問題的歷史與實際都是相當了解。他認為利用錢帀為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金子很早就被認為是最好的交易媒介。金帀最早出現於古埃及。後來，銀子也在帀制中占重要地位。不過，近來因英國在1798年與1816年的法案中採用金本位，一般趨勢不再金銀並行。世界各地乃輕「銀」而重「金」。他認為此一趨勢早在中國出現，金銀的比例由秦漢之時的1∶5到20世紀初的1∶30。如果中國這樣繼續保持銀本位，無疑是財政的自毀。 他認為中國必須立即採用金本位，固定金銀比例為1∶20，鑄造不同價值的金帀，附以銀幣及銅幣。但是因中國沒有足夠的黃金儲量以鑄造大量金帀，或可採用一過渡辦法，採用「法定金主幣」，略如印度的辦法，即政府保持金儲備，規定金子與其他流通錢幣的兌換率。[426] 康氏對外債與外資的看法並不一致。前已述及，他有時與當時人同樣憂慮外資的侵入。截至1916年，他仍然認為「不必徵引外人」來參與發展雲南及四川的經濟，不過他不反對向外國購買武器。[427] 在1912年的仲夏，民國袁世凱政府議借外債，康氏強烈抗議。康氏說這種外債等於是把「中國分贈之與外國」。[428] 但在另一場合，康氏同意援用外資，只要能夠有利於國家的經濟發展。因此，他雖徹底譴責袁政府考慮上述外債，但卻贊成在必要時，可借用外資來設置現代化的銀行和幣制。若干年前，在戊戌年之夏，他建議皇帝派遺容閎到美國商議巨額借款，相當於6億兩，以便儲存於中央銀行為紙幣60%的儲備，可作為10億兩的資金之用。他說此足可作為現代化計劃以及刺激私人企業之用。他解釋道，過去的外債未能產生好的效果，因未曾真正用到發展經濟上。這種未能增產的外債更加消耗經濟力，全不能發展經濟。[429] 他在民國元年給袁世凱提了相同的建議，主張籌借外債10億元以上。[430] 以上簡述康氏大半發之於1890年代與1910年代對經濟改革的想法，給我們留下一種印象：他將中國未來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基於市場經濟的私人企業。他的思想似乎有重商主義和國家經濟的色彩。[431] 他也可能被指責為「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的代言人。[432] 無論如何，作為一實際的改革者，在《大同書》中的理想主義社會設計對他全無用處，他亦不認為國家控制或國營經濟有效。他要求政府發動經濟改革，但他懷疑政府有能力推動農、工、商經濟到較高度的階段，這些他認為要讓私人企業來進行。他的目標不僅在維持現存政權，他希望能變之為憲政以便導致中國走向光明的經濟前程。[433] 他不僅關心國家的富強，更主要的是要給他的同胞們富足的生活——一種西方人已享有的生活。 第二節 同時代人的見解 康有為經濟改革思想的理論上之有效性與實際上之可行性，容後再述，在此不妨將其與通行於1870年代至1890年代的經濟思想相證驗。下文所述將顯示，康氏與其同時代人所想的，有很多相同之處，我們只須舉出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樣本。 李鴻章與張之洞的親信朱采似是最早重視科技教育之人，他在1873年寫道，除非士大夫階級從事器數之學，中國不可能自造輪船。政府須嘉賞新機械的發明者以及新科學原理的發現者以鼓勵之，以至有才有志之人不再藐視科技知識與技能。[434] 翌年，他建議在京師以及沿海各省設置科技學校，教授造船、工程、數學、地理以及其他相關學科。學生在學期間給予薪俸，畢業後授予政府職位。[435] 御史李璠更主直接應經濟帝國主義的挑戰，「以商敵商」。他在1878年5月20日上疏中認為中國之患唯有一源，即與外國通商。他說在西方，政府與商人攜手從事商業，如此則商人得到很大的力量，並反助其本國的富強。近代西方國家不似過去的侵略者，為了征戰勞民傷財，而從商業擴張來達到領土擴張的目的。中國的情況與此完全不同，政府不支援商人，而國家日弱，日窮。 李璠主張政府拿出辦法來鼓勵沿海省份的愛國人士效法外國商人的榜樣，組織股份公司，從事國際貿易。政府須幫助他們籌集必要資金組成合適公司，政府應給他們體恤，商人知道有所倚賴，無所顧忌從事「商戰」。李氏估計二十年後，中國可遏制外國兵力，「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也」。[436] 無工業則無商業可言。李氏認為外貿仍是進出口商，進口中國所需之物，出口國際市場所需貨品。中國商人須進口洋貨，中國的製造業者須製造商品，供銷外國之用。政府必須幫助私人企業家獲得科技，購買必須器械，以使中國的紡織業與其他工業現代化。[437] 李璠折上清廷一年後，貴州候補道羅應旒對工商業有相同的建議，羅氏說西方人以商業為國策的基礎，而中國講究禮樂教化，成為西方經濟剝削的犧牲品，要改弦更張，中國必須追求富強——通過發展工商業的途徑，換言之，中國地土之利，西人之所垂涎者……中國所需於外洋者，吾自製造之，外國之所需於中國者，吾自運販之。 質言之，中國須開礦，發展近代工業，築路造船，開拓外貿。為了培養企業精神，政府須鼓勵以及保護工商業的利益。對商業有特別成就者授予榮譽，採用保護關稅，進口稅重於出口稅，特別是在中國製造的外國貨，以及在外國設立領事館，如新加坡、檳榔嶼、舊金山，以及其他有相當數目中國僑民的商埠。很顯然的，指導原則乃是政府對發展私人企業要起領導作用。[438] 郭嵩燾在1870年代後期駐節外國熟悉西國情事，響應李、羅二氏之說，倡導同一模式的經濟發展：政府鼓勵，私人營業。在致李鴻章一函中（大約寫於1878年），郭氏說西方因民商而致富強，民商奠立國家經濟的基礎，而政府只給予他們安全與保障。是則政府與人民攜手共同發展經濟資源。在中國，官民之間太少共同的利益。郭氏以此為數十年來自強措施失敗的原因。[439] 郭氏在約略同時致某友人的另一函中，提出另一值得注意的觀點。他說富強要基於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實難想像人民困窮而國家能達到富強之事。他繼謂： 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抑不知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440] 當時另一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更加贊成私人資本主義，他在1895年所上奏摺中（他當時仍駐節歐洲），指出： 泰西諸國競籌藏富於民之法，然後自治自強，措之裕如。 發展商業乃是致富的主要途徑。為了致富，政府應讓百姓投資築路（不必投入公款），用現代化方法從事紡織及其他工業（此可由政府協助私人公司成之）。[441] 薛氏在1891年所撰一文中說明「導民生財」之道。西方國家人口較中國為密，而較中國富裕，此因他們能經由農、工、商的發展來開拓富源，中國再不趕緊效法西方，隨著人口增多，經濟上的苦難將日益加厲。[442] 翌年他又撰一文，指出西方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西方國家的政府比中國政府所抽的稅要重，但西洋人少覺稅重，只因「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之故。即使軍事費用亦認為主要是為民謀利。再者，當軍需製成、船艦造就、鐵路通車，許多技工和非技工都有了生路。更重要的，西方政府都努力要求其經濟事務將導致「藏富於商」的結果。[443] 事實上，薛氏十分相信私營的想法，他甚至要私人繼政府之後來築鐵路。他說鐵路畢竟要以便民為主要方針。[444] 更具興味的是，薛氏認識到謀利乃經濟生活的原動力。他在「論商務」一文中說，為了解決中國貿易上長期的逆差，必須使國內工業現代化，特別是茶業、絲業和紡織業，以及發展現代化的交通。他認為這些都由私營。像招商局那樣的官督必須廢止。[445] 他論證他的看法說： 人之篤於私計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內，商旅非無折閱，而挾貲而往者，何也？以人人之欲濟其私也。惟人人慾濟其私，則無損公家之帑項，而終為公家之大利。[446] 一位中國作者論薛氏之見，以為他雖對資本主義並不完全了解，他所談的商政完全是資本主義式的發展。[447] 此為一公正的評斷。 薛福成知悉工商業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工業化的重要性。在論述發展工業一文中，他批判傳統輕視技工的偏見。他指出西方國家的勃興乃是由於尊重工業（工為商之骨幹），且為國家的支柱。士人提出原理，工人運用原理達到技術上的成就。是則，學者與工人發生密切合作。政府亦參與其事，給予科學家和技師在重大發明上的嘉賞與認可。顯然的，中國必先解決古老的歧視工匠的傳統——此一偏見因科舉制度而益牢固，然後才能作技術現代化的起步。[448] 他警告國人，除非中國向前進，從手工製造到機械製造，否則決不能與外國平等貿易。他不贊成現代化的工廠將剝奪手工業者的生計之說，他認為要窮苦的百姓停留在手工業上，事實上是要他們更加窮困，更加無助。[449] 薛福成像許多他同時代的人一樣，以不開採中國的自然資源為貧窮之因。因此，他建議政府積極開礦。他認為政府與民間須共同參與。[450] 另外，他也贊成當時人廢止厘金的主張。[451] 馬建忠由李鴻章派送到法國留學，他在1877年一函中報告他之所見。他說留學一年後，覺得歐洲國家保護商業的利益為致富之基，而求強必須先得人民的支持。[452] 他在1890年春所寫的「富民」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為使中國富裕必要增加出口減少進口。為了實現此一計劃，必須使農工的生產方法現代化，然後中國貨才能贏得外國市場，使煤、鐵、銀和金礦開發，以盡地利。[453] 他也主張建築鐵路。為了籌集築路資本，他建議向英、法的政府和私人銀行借款。[454] 馬氏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討論稍嫌簡略。作為英商買辦達三十年之久的鄭觀應較有詳細的闡述。他藉個人的經驗以及書本上的知識，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發展中國經濟的遠大計劃。[455] 他認為一個妥善的政治體制乃是求致富強所不可少的。顯然不滿古老的專制政府，他建議設立議院，統治者與老百姓能藉此相互了解，為國家福祉共同努力。專制給統治者太多的權力，而在共和國則人民權力太大。唯有君民共治，權力才算均衡。他在確定所期望的政制之後，提出發展經濟的指導原則。中國追隨先進國家的先例，須致力於三事；「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暢其流。」[456] 鄭氏此書的絕大部分涉及農、工、商，以及財政與交通等整個經濟領域[458]。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較任何同時代人要徹底且有系統，但他的見解與細節常與同時代人相呼應。試略舉數則以見他的立場：鄭氏見及農業的重要並建議使其現代化。他借鑑西方模式擬設農部來籌劃農業政策，在各省設立永久性的展覽館，提高技術，設立農校來傳播新知識。[457] 為了促使工業化，他建議設立專門學校來教授科技。下面是一段值得引述的話： 夫泰西諸國富強之基，根於工藝……不先通算法，格致諸學，亦苦其深遠而難窮……我國亟宜籌款，廣開藝院，教育人才，以格致為基，以製造為用，庶製造日精，器物日備。[459] 當然，鄭氏對商業更有話可說。在「商務」與「商戰」兩文中，他重申以彼之道來對付西方的經濟侵略。他呼籲設立商部以給企業以指導與保護；他呼籲發展機器製造為發展商務的支柱。然他雖要政府提供經濟發展的大綱，卻堅持私營與私有企業。他本人的經驗所示，政府干預只有阻礙經濟成長。他舉出官吏如何用不同方式侵奪商人的錢財，擾亂商業經營。他特別反對讓毫無商業訓練或經驗的人來參與商事。這些人不僅是阻礙，而且多半會貪污作歹。由於這種干預，很少股東能獲利，而許多人在過去幾十年中蝕光了老本。一個補救的辦法是像西方國家一樣訂定商律，保護私人企業，不受官吏侵奪。[460] 為了進一步的商務發展，交通與資訊必須要發展[462]，一個現代化的銀行與幣制必須要建立。[461] 陳虬的《治平通議》曾列入梁啓超的《西學書目》之中，對經濟事務所述甚多[464]，涉及眾多項目，諸如有關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商業發展、開中國之商埠以與通商口岸相競爭，以及銀行與紙幣等等。陳氏與其同時人一樣認為私利是正當的。企業家製造，商人販運於市，各為其本身之利。但同時他們都對國家有貢獻。因此，政府必須給私人企業以鼓勵，如給予官階等。更重要的，政府要讓他們在鐵路、郵電、礦業、紡織以及其他事業上盡展其才。[463] 在結束這一段論述之前，尚可一提另一更具代表性的作者——陳熾。陳氏為戶部職員，曾積極參與康有為的戊戌變法[466]，他從閱讀與旅行中熟悉時務。[465] 陳氏強調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性，與工業發展的迫切性不相上下。他至少含蓄地見及在經濟成長中農業有餘裕的價值。他指出在西方國家中發展工業並不忽視農業。事實上，由於應用新的耕種技術（由於科技的進步），產量增加十倍，解除不斷的人口壓力。中國應設立一特別的政府機構，用合適的方式促使國家農業現代化[467]。 陳氏於近代工業對西方社會的衝擊有云： 自有機器之後，一人之工可當十人。而聚財後所建的工廠更可為成千窮人提供職業。富者雖取利之一二十，但窮人工資可以倍增。因此機器製造實在主要有利於窮人。[468] 因此，工業化之後不會奪取中國百姓的生計。相反地可以解除長久的人口壓力，平息飢餓死亡與動亂。 他認為近代科學知識為工業的初基。他讚揚三百年來的西方科學。說西方科學家追根究源，從已知者求得未知者。並且運用這些知識來發展新的技術與機械，他們使國家與百姓都得到好處，結果產生了一個新世界。[469] 陳氏總結道，中國採用西方科技不僅可自立，且可在新世界中得到應得的位置，以最後達到「聲教大同」。[470] 陳氏認為此一美好的目標可以獲致，因明治日本提供了線索： 夫日本東瀛小國耳，通商卅載，乃舉西人之所能者，而盡能之，舉華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471] 日本既已走向現代化文明之域，中國必即踵其跡而前進。[472] 科技教育甚要。西方國家的工業成長植基於劃時代的發明，如蒸汽機和電報，而這些東西又根植於自然科學。[473] 他指出數學為科學之鑰，而中國人不予重視，不知所有的科學原理和技術發明都有賴於數學。[474] 當然，科學本身在學校中要認真教學。化學（包括生化）、機械、光學、電學和地質學，都對農、工、商有直接關係，都應納入課程。[475] 技術訓練也應該實施。[476] 陳氏撰寫有「工藝養民說」一文，以反駁機器製造將破壞手工業剝奪人民生計之說。[477] 他責怪持此觀點之人為導致中國貧弱的罪人。他引用英國的例子，說明手工業者在新建的工廠中工作來維生。他說沒有工業化，中國將不能與西方國家在商業上競爭，結果反而將毀滅手工業經濟，使無數的人民窮困。他繼續歌頌機械，說是具有超人的智能，實為人類的福音。人類唯有擁有機械才足稱天、地、人三位一體。[478] 這種對機器的膜拜態度使人想到陳獨秀的「賽先生」。不管如何，這種看法為康有為1905年論工業之文作了先導。 以上所述八家之見都指向一個結論，即他們所強調的或有異，然對大問題都甚一致：改善農業生產為經濟成長所必需；工業化極為迫切；為了工農的現代化，科技知識必須由西方輸入，傳播於國中，由國內學者研究；鐵路、輪船、電報、郵政等為現代經濟所必要；為了累積與流通資本，現代化的銀行和幣制必須建立；最後，政府須鼓勵與幫助私人企業家在經濟各領域中開拓，但政府必不應介入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他們無一人贊成國家管制和經營企業。他們與1860年代的自強派不一樣，他們更加重視人民的經濟福祉，而不如是強調富為強國之本。[479] 前已述及，康有為同意這些看法。事實上，他的立場正反映了當時經濟思潮的大趨勢。 第三節 西學與經濟改革 不同背景和經歷的人而有相同的看法，可見他們大致得之於同一靈感的來源——「西學」，大都由傳教士譯介過來[482]，由日文轉譯而來[480]，由個人在通商口岸學習，或在外交接觸中得來。[481] 廣學會經由其出版品起了廣泛的影響，銷路在1893年與1897年之間，增加尤速。[483] 積極的會員如林樂知（Young J.Allen）、艾約瑟（Joseph Edkins）、傅蘭雅（John Fryer）、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及李提摩太等在《萬國公報》（特別是1874年後），及一些其他的出版品[485]上介紹了西方的科學、技器、經濟。康有為在1883年就已是此一公報的讀者。[484] 他同時還閱讀了一些有關經濟事務的著作。[486] 李提摩太「可能是倡導變法而最具影響力的在華傳教士」[488]，他一定給康有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管如何，康氏的許多想法似乎來自李提摩太，此可瀏覽李氏著作得知。[487] 「新政策」一文尤與此有關。[489] 李提摩太於簡短的序文中提出，應付人口壓力挑戰的唯一辦法是發展商業，用武力來關閉商務往來是嚴重的錯誤。他界定了必須改革的四個領域：一為教民之法，二為養民之法，三為安民之法，四為新民之法。[490] 養民之法一詞與康氏在1895年5、6月之間上疏中所言完全一樣。[491] 此疏在內容上與「新政策」的相似程度令人驚訝。李提摩太所提十事：翻譯、郵政、開礦、丈量、工業、機械化、銀行與紙幣、銀元、商業和報館，只有最後一項不見於康疏之中。[492] 比較李氏其他著作與康氏其他討論經濟之文，也有相同的結論。康氏幾乎完全接受了李氏對經濟改革的見解。李氏在1894年所寫的《時務新論》[494]等文，一部分涉及「養民」、「財源」、「科學」、「外交」和「築路」。這些也都是康氏喜談的論題。在可能寫於1890年代之初的「求儒救民說」中，李氏呼籲18省中的讀書人研究中外養民之法，要求皇帝批准他們的發現，以付諸實施。他所介紹的美法為康氏收入戊戌變法的計劃中，如丈量、開礦、築路、幣制改革、郵政，以及工業化。[493] 兩人都認為農業現代化[496]和移民為解除窮困和人口過剩的辦法。[495] 兩人也都同意改善人民福祉為變法的首要目標。 我們不必要進一步追究康、李兩人的共同點，或其他提倡經濟改革者與廣學會的關係。不過有一點必須一提。如近人研究所示，在1889年組成廣學會中心的39人中大都來自英國，其次來自美國。很少德國人、法國人或俄國人參與其事。在39人中，有16人為商人，9人為傳教士，8人服務于海關，一個律師，一個醫生，一個報人，其餘3人在外交界工作。[497] 很自然的，中國的經濟問題是他們注視的焦點，而他們關心中國經濟發展應走的道路，充滿了英美的觀點。康有為以及其他的變法人士大大地受到這些人的影響，他們自然反映19世紀後期英美的看法，特別是私人企業、外貿的重商觀，以及依賴銀行業和幣制來籌集資本。不過，他們並不完全借自西方人士意見。日本現代化的驚人成績使康氏以及其他人相信，東鄰島國也大可借鑑。 第四節 明治日本為經濟現代化的模式 戊戌變法正式開幕前幾個月，康有為曾建議皇帝，中國大可採用明治日本的現代化模式。[498] 康氏有關明治維新後政經發展的知識得自他編纂《日本書目志》以及撰作《日本明治變政考》一書。[499] 略觀日本經驗即知康氏何以選擇日本模式。島國的成就確是光輝。在19世紀初，該國的經濟尚不及西方國家的中古時代，絕大部分的人沒有自由，窮困的農民支撐一個由將軍、大名和武士所組成的統治階層。年產量的40%由大名和將軍支配。在這樣無望的基礎上卻迅速地興建了一個富強的國家。[500] 維新一年多，年輕的武士改革派開始廢除他們起家的封建制度。在1871年，藩封取消，全國分為縣。老大名們逐漸離開政界，他們之中有一些人成為新進的資產階級。不接受新秩序的武士們起來造反，但1877年薩摩叛亂的失敗正式結束了封建社會。一種接近中產階級的人士出現了。商業家與金融家之中，有些是舊時代的武士和大名，對國家的經濟發展作了貢獻。後來，他們的下一代成為政府官員、軍官或商人。在商人中出了商業帝國的領袖——財閥。[501] 近人有謂，「這些年輕的改革者自1866年起，致力使日本成為與西方強權地位平等的國家，終於在他們有生之年實現」。[502] 他們成為康有為等改革派的靈感，一點都不奇怪。 中國的改革者以明治日本為藍圖以設計自己的計劃。研究日本經濟史的學者指出，農業發展在國家成長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於採用新技術耕種——擴大使用商用肥料，選種、分配稻種、改良用水，以及控制蟲害等——所有這些知識都來自政府設立的農校、研究與推廣服務中心，以及實驗站。再由於來自外國的專家和留學歐洲大學的本國學生之努力，農業在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初有了快速的發展。[503] 更由於土地產量的增多，以及積蓄不用之於消費而投資經濟發展，日本因此累積資本來發展工業及其他設施。[504] 康氏知道這些情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建議政府應主動輸入農耕科技很可能源自他所知的日本經驗，當然他另外也從「西書」中得悉一二。 日本的農業成功可與工商領域的成功匹比。政府在現代化的初期扮演了重要角色，並繼續在國家經濟中起作用。有人認為日本工業化的開始主要是一政治事件。即使後來工業化已在各種領域中形成，政府仍然起領導作用。[505] 經濟改革的有力領導大大刺激了成長。明治政府建了日本第一條鐵路，造了第一批輪船，設立第一條電報線，資助各種用外國顧問以及新方法的西式工廠，開辦了特別銀行，採用金本位，輸入各級專科教育，教授有關農、商、工技各種廣泛的知識。此外，政府在各方面幫助新企業、新工業。[506] 成為國家政策的主要目標[508]，當然在措施方面也考慮到建立軍權的重要。[507] 政府在經濟企業中的投資與介入雖非絕對的普遍[509]，即使有限的介入也足以促使日本很快地成為一富強的現代化國家。 雖然明治初年實權操之於維新派之手，年輕的天皇仍是國家統一的主要象徵。[510] 儘管「尊皇攘夷」一詞帶有保守色彩，他們的運動實際上是復興古時皇權以作為現代化的中心力量，天皇的象徵價值不能低估。有時天皇的名字就可破除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阻礙。[511] 因舊式商人和製造業者缺乏知識與資本來開展現代企業，故政府積極採取經濟轉化的第一步。[512] 然後再逐漸地靠私人企業來發展。[513] 當政府遭遇到財政危機時，如當因工業大量投資引起通貨膨脹，取消封建體制的花費，以及1873年對台灣用兵與1877年對高麗用兵的費用，不得不重大地改變經濟政策。1881年新任財政部長松方正義顯著地節縮政府開支，以及主動出售政府企業（經常以甚低之價格）。後者尤能阻止資財外流，即使政府仍然直接或間接補助工業家，並授予特權。此為趨向私人資本主義的決定性步驟。[514] 明治維新的領導者並未將整個國家經濟自由化。在明治時代的晚期，國家和財閥共同操作企業。[515] 再者，明治的私人企業照英語世界的理解，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大企業家——即大資產家族的領袖——通常稱為財閥，並不是普通的商人。他們是所謂的「政商」。政府出售工廠、政府契約，以及政府津貼助成重工業和交通事業，集中於少數與政府中黨派有聯繫的家族。有時，財閥與藩閥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在明治早期。這些人在1890~1910時期對日本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貢獻尤大。[516] 自1890年代後，由於機械技術之吸收、銀行與工業資本的累積，以及世界繁榮的深切影響和物價上漲，日本的工商系統在產量與獲利方面有顯著的成長。兩次獲勝的戰爭更刺激了運輸、銀行和戰略工業的發展，這都在政府和財閥雙重領導下獲致。雖然在1910年代的早期，日本的工業資本主義仍然比先進的西方國家為弱，但無疑已進入形成的階段。[517] 有人說英國的工業革命是一思想革命，更確切地說，工業的成長是與一群在歷史上反教會的人有關。[518] 明治日本的工業革命，也有一思想革命相伴，只是情況不同，方式有異。政府領導人覺得經濟發展有賴文化與思想，一如物質，釆取了一系列的辦法來培養一種對生活的新看法。鼓勵旅遊西方各國。在1870年制定義務教育。文部省依據福澤諭吉的教學經驗編定西式教科書。[519] 整個大目標是傳播文明開化。西式樓房的建築、西式理髮與服飾的通行，更象徵了此一運動。[520] 文明開化運動很是成功。[521] 「心態上的進步」為日本經濟發達的重要因素。[522] 此種心態在英國是從本土產生的，而在日本是移植的。由於日本本土的接收以及歷史環境，新的心態很容易地扎了根。[523] 對新技術和新工業的信仰先在企業家中形成，然後普及到所有的民眾。傳統武士的輕視物質開始消失。[524] 企業家們自稱為實業家並以此自豪。[525] 此一經濟成長的關鍵性看法[526]，對日本工業和商業的開拓具有實質上的貢獻。 康有為等改革派略知近代經濟史，為明治模式所吸引，自在意中。康氏的計劃與日本經驗相合之處，不止一端：諸如政府起領導作用，皇帝扮演重要角色，私人企業為基本動力，以及教育與經濟現代化齊頭並進。康氏相信以日本成功的經驗為引導，中國可以創建自身的經濟前途。不過，康氏未能見及，19世紀中葉的中國與日本在某些地方大致可以比擬，但日本有若干有利因素，乃中國所未有的。日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德川時期的日本已具歷史轉化的有利因素。事實上，這一國家對迎接西方思潮並非全無準備。由於蘭學的存在，西方技巧已在19世紀初廣泛傳播了，特別是在西藩武士之間。若干大名，如薩摩與長洲已著手現代化計劃。[527] 在美國培理（Perry）於1853年率艦叩關之時，日本已經超過自農業經濟到重商經濟的初階段，即使是製造工業，諸如紡織、開礦和造船，已經開展。[528] 這一切都有利於明治改革派。[529] 由於都市的快速成長以及交通的發達，株仲間（一種類似歐洲的專業組織）的形成，地主開始放棄舊業而從事貿易製造，都促成金融經濟的產生。這一切使最近一位研究亞洲經濟史的學者認為：日本從封建到現代工業社會主要是德川時期工商業進步的結果。外來的壓力不是原因，只是偶然地促使明治時代的大變。[530] 另外一點也許更加重要。明治日本似特別能夠將舊社會的因子轉化為新秩序中經濟發展的有利點。由於強有力的領導以及歷史機緣之助，不同階層的民眾有意無意、直接間接地完成共同目標。地主與農民，城鎮或鄉間的商人，自求與新環境相適應。許多不能適應的武士起事失敗，但同時許多低層武士自動進行思想改造，無論在明治維新運動之時，或在影響明治新秩序形成之時。即使大名也參與經濟的現代化。[531] 封建倫理不僅未阻礙改變，甚且給予明治社會以道德上的支援，事實上成為大規模政府和商業行政的基礎。正如一位日本經濟史學者所說：「尊重上級、群體紀律和合作——封建制度的特色，並未妨礙現代化的輸入。相反的，對整個現代化過程起了積極的振興作用。」[532] 儒教適應日本所需成為一種「生活和思想的方式，廣泛傳布於社會的每一層」，不但不阻擋進步，反而協助在平民與武士之間，培養出新的領導人。[533] 其影響所及，更促成「一種關注人民經濟生活的思想基礎，此亦是德川時代的特色」。[534] 日本農村的社會特色也受其影響，特別是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日本不分產業的傳統促使次子們抓住機會離開農村。人口移向城市不斷而快速。次子們從事工業，而長兄繼承家產，在緊急時可津貼工作者的低薪。此有助於工業資金的累積。[535] 更有甚者，富裕的商人和大地主們不在奢侈品上花費，而將積蓄投資於棉織工廠的現代化；有錢的農人也將他們的積蓄用之於紡織。如此就形成了一個富裕的階層，誠為「日本的工業發展提供了初步的條件」。[536] 政治穩定和有效的中央行政為明治維新的兩大成就，對經濟發展貢獻至巨。但這些政治上的優越，卻有一部分來自過去的封建遺緒。有人已經指出，明治承繼了強而有力的德川政府[538]，因此在明治之初已有政治、社會，以及制度上的成規可以依據。這替早期的明治政府提供了強而有力的領導層，減少保守與改革兩派人士間的異化與衝突。[537] 君主復辟的確結束了將軍體制，但事實上多半是在統治階層內重新分配權力，而不曾摧毀原有的政治結構。故此乃一「貴族革命」，不會導致民主傳統的建立，但卻能使國家自農業走向工業社會，而無嚴重的內爭。其間在新舊之間、革新與保守之間，沒有階級與黨派的鬥爭。不論社會地位和職業，大家「多少都是改革派，多少都是傳統派，多少都是現代派」。[539] 由於持續與穩定，日本雖經巨大的經濟改革，但沒有喪失社會的和諧。[540] 「強迫的工業化」可能給日本經濟雙重性格，「大企業與上千的小企業共存」。[541] 但這種與舊經濟的聯繫現象，對經濟的現代化並無障礙。 我們可以說，維新後的日本本身具有雙重性——新與舊的合璧，為傳統與創新的結合。最近一位學者曾說：「現代部分的成功乃是由於立腳於傳統部分之故。」[542] 或者如另一位學者所說：「日本將其劍換作槍炮和蒸汽機以圖存……而以其菊花作為國家的認同和自尊。」[543] 明快地說，此乃意味：日本完成了經濟的現代化而不必經由文化上的全盤西化。[544] 第五節 中國的情形：發展遲滯之一例 僅僅有正確的方向以及選擇正確模式，並不能保證成功的經濟現代化。事實證明，康有為的建議只受到清廷一點點的注意。他夢想中國從停滯的農業經濟變成工商經濟因而甚是渺茫。我們不禁要猜測，在19世紀結束時期那種歷史情況，即使清廷實施他的全部計劃，是否能像日本一樣成功，頗令人懷疑。很明顯的，造成近代日本的因素與動力並不存在於中國。 兩國最不相同的是：明治維新為一個基本上健全的行政體制而注入了新觀點和新力量，戊戌變法時滿洲統治的中國則已因內在的衰弱而趨於死亡。[545] 不管德川政府如何不好，卻能給國家大致上以和平、秩序，以及稱得上有效率的行政，這一切都成了明治日本寶貴的遺產。清政府的表現遠為遜色。源自專制制度的弱點在朝代的全盛時期已見端倪，成為長年積久的行政腐化。[546] 滿漢之間的對立與猜忌，1890年代和1900年代帝後的不和，無能、無知、腐化屢見於中央和地方政府，早已過時的行政程序和規範——這一系列的政治衰微的徵兆，雖引發康氏及其同時人要求改革[547]，卻不能給經濟改革帶來有利的條件。唯有西力東來不恰逢中國衰微之世，如在康熙和雍正的時代，其結果才會不同。 與日本武士略等的中國士大夫階級，無論在知識上和道德上也有病兆。早在1810年代，一位有名的學者早已提出警告，各階層人民的智力都在衰退，即使是小偷也顯得笨拙。[548] 一般人經常認為中國的傳統意識，特別是儒家價值，傾向於阻擋革新，藐視功利，成為經濟發展的消極力量。[549] 這可能有點言過其實。明治日本也帶有傳統力量以及儒家影響，但仍然能夠有長遠的經濟變革，使舊勢力為新目標所用。[550] 中國經驗與日本經驗之異，似有別的原因。 顯然的，維新的力量來自具有活力的傳統，而決不能得之於已經喪失活力的傳統。封建日本的價值系統之所以能在心理上或道德上支援明治維新，乃因直至德川時代的最後時期，一般人民仍然尊其傳統為實際上的行為規範。但中國的儒家傳統卻未能如此。政治上的鉤心鬥角、派系傾軋、官員貪污，以及官僚失職[552]，在在不符儒家教條，可視為精英分子在朝代末期道德淪落的指標。嘴巴上仍然稱頌儒教，但實際上經常是空言不實，毫無信念。中堅分子中絕少具有相當於「武士精神」者。[551] 雖然公開講論傳統價值，但他們少能保存這些價值。他們不能力行，事實上已使傳統價值式微。改革派亦因而難能找到積極的人員來推行新法。即使光緒皇帝授權給他們，也無用處，所謂「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553] 衰亡的傳統無法擔當復興的重任。當然，這並不是說，傳統必定會阻礙創新。當我們討論傳統與變革之間的關係時，應有明治維新的例子在胸。 領導人的素質自為現代化成功的要素。[554] 中國改革派領袖的能力頗令人懷疑。[555] 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國雖無武士階級，但一些變法人士確有某種程度的識見和毅力。康有為和他的同道們可能對中國傳統經濟以及經濟發展的問題，並不全然了解。但就當時歷史環境而言，他們的變法議論，並非完全錯誤。戊戌六君子（至少如譚嗣同）不下於吉田松陰之願意犧牲奮鬥。我們不得不想到中日兩國面積的差異（中國本土約2279234平方英里，日本僅有142726平方英里）以及人口的差異，可能對中國不利。少數人的影響力在億萬人之中自然顯得微弱，而明治領導階層可能比康黨還多，在島國自會起一定的影響力。最近有人指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需要建立一公眾行政的機構，以及有教育的一群，才能進一步啟蒙大眾。[556] 在中國，啟蒙的工作——「培養創新的精神」[558]——必定是較日本困難得多。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中國的識字率遠較德川日本為低。不僅是領導人的素質，一般群眾素質之低對中國也有消極的影響。國土廣大對經濟發展也有不利的情況。小巧的國家如日本，一點點的創新便可變革整個經濟結構。日本在明治初年的成就，若移之於中國，可能也只有一點一滴而已。相反的，中國在1912~1949年間的成就[557]，如移之於明治初年，也可能有更驚人的成就。 在此可簡略地觀察一下當時中國的經濟大勢。中國經濟的遲滯發展毋庸諱言，不過自1860年代以來，有限度的工業化已經開始。[559] 19、20世紀之交，許多不同的工業計劃也已著手，有的是由本地人推動，有的由通商口岸的洋人推動。這些未能使整個經濟結構起變化，但「成長的信號」已在1890年代出現。[560] 棉織業的成長尤其顯著。1891年開始時只有11個廠（6.5萬匹），到1928年增至120個廠（385萬匹）。[561] 除了農業因持續災荒和政治不穩而停頓外[563]，在其他部門都有所發展。[562] 「買辦資本」與私人企業，大多數在通商口岸和沿海省份，都有一些進展。[564] 這一切仍不足以與日本的成就相比。[565] 但無論如何，中國已開始走向康有為及其同時代人所企望的道路。 不過進展是既緩慢又遲疑的，經常不走陽關大道，而走羊腸小路。一位研究近代中國經濟史的學者將工業發展分為三期：1914~1920，1926~1936，1938~1942。其間既無長期的停滯，也無持久而快速的發展。中國在1933年的工業生產（大約11%成長率）與1880年日本的9%可相比擬，但與1900年日本的22%相較，則望塵莫及矣。[566] 自1862~1911年，官商以及中外企業不能說無成，但未能改變經濟的主要性格。[567] 這就引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如何能逃過經濟停滯，二是中國的現代化努力為何不能持久發展並導致經濟結構的改變？ 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應該指出，一些導致經濟發展的條件，如創新的能力、經商的精神、技術的智能，中國並不缺乏，但愚昧尚在。「保守的態度」似乎不一定排除創新，英國的例子最為顯著。當鐵路系統在1830年代提出時，許多不同階層的人，包括律師和醫師在內，都大聲反對。他們認為如讓像魔鬼一樣的火車頭馳過原野，將有嚴重的後果。但他們的反對並未使創新沉寂，也未阻止英國修建鐵路，對經濟成長作出貢獻。[568] 中國歷史也可支持這種推測，在宋朝時就有一些儒家官僚暗中從商。[569] 法律和道義上的責難並未阻止19世紀的官紳從事商業，他們之中較成功者成為「紳商」[571]，可說是後來官僚資本家的先驅。張謇的成功說明傳統理念和現代企業並不一定水火不容。他是當時感到必須改變，並立即放棄舊式的製造方法，而改用機器的人之一。[570] 中國人無論保守與否都具有企業精神和才能，在南洋的經濟成功[572]，現代資產階級在內地的興起，以及上海買辦資本家的崛起，都可為證。 中國現代資產階級的發展恰在歐戰之時。在此之前，外國的公司霸占了沿海各省的工商中心。大戰改變了此一情勢。本地的企業家大多受過西式教育，或在現代工廠和公司中學到經驗，繼承了洋人留下的事業。由於現代工業技術和管理方法，他們的努力獲得豐碩的成果。[573] 買辦在洋大人面前不能忘記自卑，卻從他們那裡學到工商知識，有效應用於本人或國家企業之上。[574] 在19世紀中最有名的買辦資本家有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575] 唐廷樞（字景星）並未完全擺脫傳統色彩，但他在上海一英商那裡當了十年買辦，使他獲得足夠的知識和技巧來主持中國初創的航業，特別是招商局（他當總辦）和中國沿海商船公司（他當經理）。他對現代方法的充分了解，以及高超的管理才能，使一個外國商人說唐某人的想法完全像一個外國人，而不是中國人。[576] 徐潤（字愚齋）在上海的洋行當學徒時僅14歲。在十年之中，他在公司中取得領導地位。他相信與政府掛鉤的重要性，乃在1862年買了光祿寺卿的官銜，翌年又買了員外郎一官銜。同時，他著手自己的商業，不久政府即要他協辦招商局，並為開萍煤礦的協辦。[577] 鄭觀應即《盛世危言》的作者，其見解前已述及，也在洋行中學到經商。像其他一些買辦一樣，他經營茶、絲和航運事業。1877年他36歲時，被任命為津滬電報滬局總處，不久其職權又包括其他地方。此外，他又受命建立機器織布局、造紙廠和上海造船廠。[578] 中國也不缺少具有現代技術知識和能力之人。雖說在近代科技都落後於人，卻在從前曾對這方面有過貢獻。[579]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所做的努力也並非全無結果。華蘅芳和徐壽曾成功地為曾國藩建造了一台蒸汽機。[580] 留學美國的詹天佑成為北京一張家口鐵路及其他鐵路的主要工程師，並在1911年在上海成立中國工程師協會。[581] 事實上，在1930年代中國的技工已可替代從前指揮他們如何經營鐵路的外國人。其中一些本國人員足能操作大規模的土木工程。[582] 當時一個外國觀察家就覺得，中國工人已經可以學習複雜的機器運作。[583] 有了企業和技術的人才，雖然不多，情況並非無望，然而何以中國經濟成長未能達到現代工商業經濟的地步？ 第六節 有關的政治因素 經濟的成長不會在社會真空狀態下產生。在任何一社會中，必須要有若干條件才能發展經濟。假如一個國家能夠「建立一個能促使新型企業產生的社會結構」，實屬幸運。[584] 一個健全的政府應具有這些結構的基本要素。[585] 日本在短期內完成了經濟的現代化，乃得力於若干有利的因素，有一些因素早見之於德川時代。除了其他一些重要因素外，最主要的是明治政府起了決定性的歷史作用。當然，僅靠新的政治秩序，不足以將農業社會轉化成現代國家；但同樣可以說，沒有此一政治秩序，日本不可能成為一全盤的工商經濟。不錯，明治領導人不過是在維新後草創工業，而且逼於經濟上的需要在1880年代之初以政府企業來取代私人企業。[586] 然而，假如沒有政府的領導，日本是否能產生具有特性的經濟革命，甚可懷疑。 中國則完全不能表現有效政府與經濟轉型之間的關係。中國雖有一些促進經濟發展的因素，但卻沒有武士階級。假如士大夫階級中主張改革者有權位的話，也許可以像明治官員一樣，執掌一個有效的行政系統。中國沒有「大名」作為國家工商業的先驅，但一些封疆大吏也做了一些同樣的工作。中國沒有產生「財閥」，但也有一些具有企業才能的人運用西法製造與經營，贏得外人的讚賞。不過，由於兩國政情的大不同，中國阻礙了工業發展，而日本迅速成為近代強權。[587] 中國比日本大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將農業經濟轉化為工商經濟。日本需要幾十年完成「明治奇蹟」，「歐洲一線文明得以在日本口岸上發生有建設性的影響」。[588] 中國需要更多的幾十年以滲透廣大的腹地，使帝國經濟轉變。不管如何，沒有決定性的政治改良而要使經濟成功地轉變，誠可懷疑。[589] 當中國逼於西力而現代化時，國勢已迅速地走下坡，最後導致國內權威的破產。[590] 歐洲工業革命及其擴張時期正值中國衰微之時。這是中國的不幸，當時中國的皇帝遠不如他們的前任有才子。[591] 衰弱的政府及其無精打采的官僚，無法帶領經濟與其他方面的改革。事實上，甚至連維持基本的秩序與安定都辦不到。 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大都認為政府領導的重要。他們指出，較後發動的工業化不能像先進國一樣從容不迫。後進者必須依賴政府的計劃與指導——「政府主持的強制」——以導致快速而有秩序的發展。[592] 只要有良好的工業化計劃與其他經濟設施，不管政府的主義如何，都可促進成長。[593] 公家計劃自不必涵蓋經濟的全面，而不予私人一點機會。不過，政府須明確地規定國家的目標，動員與分配主要的資本和勞力，開拓公家部分的經濟，引導私人企業。[594] 政府至少要能提供促進經濟成長的政治條件，治法必須維持，制定規章以便商人決策與推廣業務，保護私人權益不受侵奪。沒有法律與程序，工商業不可能平穩地發展。[595] 政府也要在公眾事業上投資，從公路、鐵路、水運、電報、電話到電力廠、學校與醫院都要顧及。沒有這些設施，發展便有障礙，在這方面私人資本不足以產生大效果。[596] 當然，不聰明的以及過度的政府干預也有礙經濟。[597] 但一個沒有法度的政府當行不行也足以阻遏經濟。適當的政府領導經常是有利的。[598] 一位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提醒大家，需要有一個經濟發展的全國性方向。他不否認地方官吏對現代化作出的貢獻，但認為像李鴻章那樣地區性的權力不足以取代全國性的權力，不能與明治當政者之總領全國相比。假如戊戌變法有較好的結果，經濟情況可能會改善。[599] 另一位學者贊同此一說法，說是「中央政府在經濟改革中大都扮演重要的角色」[601]（康有為會全心贊同此見，他甚重視中央領導，以至主張廢省[600]）。 簡言之，有利的政治條件為經濟發展所不可或缺的。中央行政要足以保障政治統一和社會穩定，官僚基本上要誠實，能確實贏得工商人士的信賴，而且政治精英分子要有足夠的智慧和知識來引導大家——這一切將構成一經濟發達的整個環境。不幸的是，這些都非19世紀的中國所具備。式微的政權無能追求有意義的經濟政策，或執行任何有成效的實際計劃。[602] 某些地方或私人興辦實業，但政府不能指導或控制。相反地，政府只有讓錯誤的計劃、不善的管理、經濟上的浪費、官吏侵奪或不公平的外國競爭，自食其果，而毫無辦法。[603] 清政府連提供企業的最基本條件都沒有。大小起義在各地不斷發生，從鴉片戰後連遭外國的羞辱，無論實力與聲譽都大受損害。太平天國之亂嚴重威脅到朝代的生存。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敗的政權，但民國政府並未能提供較好的經濟發展的環境（可能更壞）。不斷的內戰連政治秩序和社會安定都談不到。多少年中，中央政府雖未漠視國家所遭遇的經濟難題，但無力起領導作用，即使有關國家安全的方面也是如此。[604] 中華民國不如明治日本之幸運，沒有承繼到一個有能的行政機構。負債纍纍的政府足以阻嚇長期投資，使老百姓只敢用傳統的老辦法來賺錢，避免將「財富暴露」，以至招忌招禍。[605] 即使最有膽量的人，要在重要而有利的工業計劃上投下資財，也要三思。[606]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精神」難以發生。幾乎不可避免的，這方面都讓給了外國人，特別是通商口岸里的外國人。[607] 官吏和政府本身（至少在清朝時如此）是工商企業的障礙。中央和地方機關侵漁奪取。[608] 其中最有害的是讓親友干擾實業的經營和管理。不夠格的人員不僅有礙，而且使士氣低落，專事逢迎，而不好好做事。[609] 雇用無能之人不是好的商業做法。[610] 即使官方影響力存在的本身也可以抑制企業的發展。著名的中國企業家張謇曾抱怨說官員干涉，商民袖手，任何有希望的事業可隨時失敗。[611] 從事企業的商人可能想勾結官方以自保，而卒成官方的附庸。[612] 但這種做法對企業精神毫無裨益，而且將官場伎倆用之於企業有更進一步的壞處，容易養成官僚的生活方式，結果是： 中國商人未能建立自己的行為模式，而只是效法官僚作風，並在他們的行業中，輸入官僚式的做法。於是各種各樣的壞習慣，如無效率、官樣文章和營私，來自政界，而出現於商界。[612] 當然有許多例外，但中國的「政治式商人」畢竟不同於明治日本的「政商」，未能成為財閥，給國家帶來極多的經濟發展。再者，我們不能忽視有些商人不曾與官員勾結，對官員無信心，經常也不願或不能大事投資。[614] 政治因素有關經濟發展更可見之於一事實，即在中國某些地方以及在某一時期中，當政府能提供某種程度的領導和穩定，經濟便向前進。有人已經指出，在1930年代早期，中國政府的行政較前幾十年穩定，經濟情況大為好轉，對國家前途有了信心，信心由於穩定顯著地生長——無論在政治、財政和經濟事務都有改進。這種有希望的情況未能持久。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經濟成長的希望隨著難得的國家安定一起消失。[615] 南京國民政府不僅僅達成穩定。事實上，它「在經濟上也扮演了肯定的角色，並帶來制度上的改變，長遠地影響了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在1930~1936短短几年中，實施了幾項主要的經濟措施，包括關稅自主（1930）、取消厘金（1931）、改革幣制（1935），以及決定四年經濟發展草案（1931）。計劃雖未實施，但證實政府要工業化的決心。在這幾年中，中國雖仍遠落後於日本，但成長率上升甚速。[616] 政治因素的重要也可見之於近年來的香港[621]、東北[617]和台灣[618]。當然我們不能高估政治因素。在缺少其他有效因素時，有效政府不一定促進經濟成長。但有理由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政治穩定和適當的政府領導，即使有其他有利因素，也不會有持久不斷的經濟發展[619]。康有為請求中國政治和行政的重整（特別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時，可能已經知道這一情形。[620] 他相信有結果的工業化有賴於健全的財政管理、有效的行政。他更進一步宣稱，一個妥善的政治秩序如果不能建立，他所說的一切改革毫無實際意義。[622] 此一程序從未出現，他的工業化中國前景，一直是政局衰敗和社會混亂中的幻想。 第七節 一個備取的途徑 康有為現代化的方案一部分取法於19世紀的歐美，一部分取法於明治日本。在此之前，帝國政府必須重生，像明治政府一樣，發動經濟發展，以達成一個依賴私人企業的工商經濟。此一計劃本身看來合理而誘人，但造成現代日本的環境不存在於晚清。光緒皇帝就不是明治，不論他個人的能力，他所處的情況大不如明治。戊戌之後沒幾年，他就去世，不久朝代也被推翻。 被稱為國父的孫逸仙採取了一個不同的途徑，來解決經濟現代化問題。孫與康主要的不同點，可以簡單地說是：康寄望於私人企業，而孫傾向社會化。孫氏有關經濟發展的早期見解，可見之於1894年上李鴻章書之中。[623] 當時他的立場與改革派雷同。他認為歐美富強之基，並不全在堅船、利炮、強壘和勁旅，而且也在人盡其才和地盡其利。他特別主張設置農局以幫助農人，輸入現代化的農業機械，並設立農校發展科學知識和技巧。科技乃是工業的基石。儘量利用自然資源才能工業化。商業生成可使貨暢其流。政府必須扮演雙重角色：給私人企業以幫助和保護，以及發展航運和鐵路交通。[624] 不久之後，孫中山的看法就已改變。他看到當時的政府不願也不能改革，乃決心革命，創建民國。整個環境逼迫他辭掉新建民國的臨時大總統（時在1912年的4月1日）。當年8月24日他接受袁世凱之邀到北京，與新總統討論建築鐵路和發展工業的問題。接著的幾個月中，他在一些演講和文章中發表他的意見。在這個時候，他雖已明白道出社會主義的意向，但並未祛除工業化中私人企業的一席之地。因此，10月10日在《中國新聞》（China Press）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為了實現全國的鐵路網，必須要利用外資，即邀請個人或私人公司在與政府無關的企業上投資，乃是「純商業性」的。[625] 不過，在同一篇文章之後，他又說： 蓋實業主義為中國所必需，文明進步必賴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近世資本主義之天然演進，對於勞動者常與以不平之待遇，故吾人當力避之。間嘗熟思深慮以求解決此問題之策，其策維何？民生主義是已。[626] 「民生主義」仍是他為社會主義所選取的獨特招牌。他並不要將所有財產都重新分配，他認為這樣做是荒謬的。他不過是要能給勞動充分報酬的經濟制度。這樣的話，所有的鐵路、公共設施、運河和森林必須國有，以及所有來自土地和礦產的收入要歸國有，以支付行政所需與社會福利的支出。[627] 同樣的想法也可見之於別處。民國元年稍早，孫氏就承認工業是外國富強的根基，故工業化乃中國的緊要課題。不過他說：「所惜者，社會主義未能明了，以至貧富不均，實業不易發達。」因此中國講求實業者必要得此教訓，學習社會主義。[628] 當一個記者批評他主張鐵路國有時，他反駁說，反對者乃基於資本壟斷的經濟理論，而他所採用的乃是民生主義。[629] 此後他的想法大致未變。[630] 「民生主義」乃是孫中山和康有為及其他改革派不同之處。然而孫氏計劃中所包含的經濟現代化項目大致與康氏相似。孫在1913年替國民黨所擬政綱的經濟部分尤其可見。他要求農業、工業、商業和財政的現代化，更詳細地說，他要求政府的計劃應包括開墾荒地、國家森林的設立、洪水控制、開礦製造、推廣外銷以及發展交通和通信系統。此外，他認為必須徹底整頓財政制度，建立中央銀行，得以全權發行紙幣，並採用金本位。[631] 孫中山不曾明白地排除私人企業，不過他予人的印象是要全心全意的社會主義，或用他的名詞「國家產業主義」。[632] 他說話像是共產主義者，而心目中要的是一種混合的制度，結合某些有節制的民主因素和國家社會主義。這一立場不能為傾心於西方政治經濟自由主義者所接受[633]，也不能為對私人企業更有信心的康有為所接受。 孫氏在《實業計劃》一書中說得尤其清楚（寫於歐戰之後）。[634] 他認為中國的實業發展須經兩個途徑，一是個人企業，二是國家經營。他接著為此兩個途徑作界說。國家經營包括具獨占性而不能讓私人插手的行業，其他則為個人企業。但政府並不高高在上，它必須鼓勵和保護個人企業。廢止一切不利經濟的稅收，改正不良的幣制，排除其他有礙經濟成長的一切。政府應提供有效的交通設施以利個人企業的推進。[635] 但他明確地強調國家經營，在此一長文的結論處，他發出自由企業危險的警報。他深怕經濟發展將不免產生大企業家，導致經濟上的不均——與民生主義不符的發展。因此，所有由經濟發展導致的大企業都應收歸國有，僅讓小企業由個人經營。他的實業計劃之最終目的是利用「外國之資本主義來建設中國之社會主義」。[636] 結果，在孫中山的心目中，國家經營和個人企業原是雙管齊下的經濟發展，而終是兩個層次的發展，以社會主義為最高的成效。 孫氏的廣泛計劃，包括全國鐵路網、公路、運河、電報、電話、無線電設備、鋼鐵水泥工廠的設立，各種礦產的開發，總之包羅了先進西方國家重工業的每一部門，自不必細表。輕工業也受到他的重視。他見及製造消費品的「工業本部」之需要，以供家庭之需，生活之舒適[637]（在此可指出他與康有為在工業化最終目標上，相當一致，即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而不汲汲於國家的「富強」）。 孫氏寄重望於外資來實現其志願。[638] 他一度估計，如中國能每年有1000萬元的資金，將需60年完成20萬里的鐵路。因此，開放門戶吸引外資以投向鐵路，是聰明的辦法。[639] 他曾說，由於外國資本以及外國技術，日本在幾十年中成為強國。[640] 歐戰後的情況使他深信，國際合作來發展中國工業，完全是可行的。[641] 孫氏認為政府的積極行動，為發動工業化之所必需。無論如何，政府必須主動推動基本工業，如礦業和機械製造。[642] 即使在中國已經現代化之後，政府仍須扮演重要角色，擁有以及管理這些工業，使其國有化。[643] 顯然的，政府為了執行國家企業，必須熟悉技術與管理方法，且要有高度的行政效能。 有點奇怪的是，孫氏至少在一處曾辯稱，中國在未能改善經濟情況之前，政治問題不可能解決。他在1912年8月寫道： 民囯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大有設施……若只從政治方面下藥，必至……每況愈下而已。必先從根本下來，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搖，而政治乃能活動。[644] 但我們難以理解，如無健全的政治秩序，工業化又從何開始？ 這並不是說孫氐的計劃未盡妥善。如他所說的發展港口、水道、鐵路、通信網等，都是現代經濟建設的要務。[645] 不管列寧的殖民地理論以及從左而來的反對外國公司呼聲，仍有接受外資以及外國技術協助未開發地區的餘地。[646] 但不論計劃如何妥善，斷不能在缺乏政治能力的情況下實施。不穩定的民初政局畢竟使經濟無以發展，也未能鼓勵外資和國際合作。當政治情況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略微好轉之際，經濟開始上升。但中日戰爭接著而來，中國必須為生存而戰，暫時將經濟建設置諸腦後。戰後的大部時間用在重建以及與共產黨力爭控制已經貧窮的中國。 就此看來，孫中山解決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方案（不止一點與康有為的相同），並不比康氏的方案成功。之所以如此，大都是因政治環境不佳。康氏想重振衰敗的帝國來實施現代化，而孫氏理解到現代化必有賴於一個新的政治秩序。戊戌變法以及後來立憲的失敗，使革命難以避免。但中華民國並未能提供有利發展工商業的環境。此足以證明政治因素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 第八節 對集權方式的看法 孫中山和康有為都不贊成用集權方式來從事經濟現代化。但這種方式在今日為開發中國家的領袖們所樂用，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問題是：集權方式會比孫、康的方式更有效嗎？ 開發中國家的領袖們無疑是反殖民地主義的，他們經常懷疑殖民主義者，如英、法等國所施用的方法（這些國家正好是民主國家）。這些領袖人物多少都是民族主義者，亟思迎頭趕上工業化，但並不要抄襲英美資本主義模式。他們對西方議會政府的失望，又受到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評的影響，遂傾向接受共產主義所信仰的，以集權方式來完成現代化。[647] 有一些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最近試圖解釋此一集權取向。有一位提供了歷史原因。經由「自由企業」推動工業成長的19世紀，其條件已不存在於20世紀，更不存在於今日的開發中國家。隨著歷史環境的改變，人們的思想和態度也隨之改變。工業革命基本上是一演進過程，而非事前可計劃的。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看到工業經濟之必要，而想強力以行。當然也就取集權的計劃求成長。再者，他們不知個人乃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斷者，以及個人的企望與社會福利之一致性，自不必理會「自由的傳統」，而採取集權方式來解決經濟問題。[648] 另一位作者的結論大致相同。他深信「民主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模式，不可能行之於西方之外，至少是在這一代行不通」。為達成經濟現代化的「大躍進」，「落後國家」也許必須犧牲人身自由，甚至於犧牲人命。[649] 這種議論未嘗無理。落後國家的人民對現代經濟生活所知不多，對民主價值也不太在乎。大眾的無知和漠然正好使領導人自求獨裁。孫中山和康有為未能達成他們的目標，也可以證實用集權方式現代化的論點。 不過另外的一些經濟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他們指出貧窮國家的領袖，在尋求政治穩定和經濟進步時，用了各種不同的集權方式，但並未實現夢想。此一問題的解答不必遠求。「集權並不比較為鬆懈的議會政制更能排除保守的歷史因素，而促進工業的進展」。[650] 另外一種看法是：現代化用不著政治恐怖與經濟集中，集權統治只會阻礙而不是促進成長。經濟成長是可以在民主統治下發生的。當然，集權主義並非無利，如能強制轉移經濟盈餘以累積資本[652]，能不顧一切地執行計劃。[651] 事實上，導致18、19世紀西歐工業革命的力量和環境並不存在於今日開發中國家，此自然成為一種說法，認為蘇俄而非漢諾佛英國，乃是經濟發展的模式。[653] 但集權統治仍有某些不利處。實際經濟顯示，集權主義和獨裁政治並未提供解決經濟問題的最佳方案。不理會人身自由，經濟上的成功也無保障，濫用政治權威可以導致愚笨的經濟策略。權力不一定腐敗，但一旦在不懂經濟事務者的手裡，想改善經濟，卻反而害之。有無限制權力的人不一定是對國家和經濟有可靠識見的人。嚴格的控制和設計不能鼓勵企業創新，或對經濟發展所必要的發明精神。蘇俄的確在工業化上有相當的成功，但我們也可以說：「較多的自由很可能避免史達林對農業作強制增產的惡果」，而「較多的變通可能避免因中央控制所造成的絕大浪費」。[654] 我們可以說，毛澤東強逼中國老百姓工業化達於極點，但並沒有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655] 研究亞洲六國情況使當代一位學者相信，遲滯以及不智的政府決策（不管是否集權）證明有礙經濟成長。由不變通和不能批評的計劃而產生的政策——如把資源投向不具經濟價值的計劃，不合理的限制私人工業、商業，設限阻礙外國私有企業，以及忽視農業所需等等，都有害進步。[656] 完全依賴國有經濟將會自取失敗。 至少在理論上，我們不能排除用多元方式來解決發展的問題，一種「公私雙方合作」的方案，使經濟權與政權儘量分散到社會之中。[657] 「民主方法」甚至可與社會主義經濟共存。即使資本主義在先進國家中功成而亡，也不會過時。「普選、政黨、議會、內閣以及首相，仍可能是處理日常工作最便捷的工具」。[658] 政治因素與經濟建設相關，並不支持集權方式的說法。預測政府控制的有效，一如傾向於自由經濟，都可能犯錯。政府行動和個人努力應該合起來，而不必相互排斥。兩者乃互相配合，而不能任選其一的。[659] 明治日本的經驗顯示一種可能性，即政府經常主持現代化，同時妥善地讓私人企業參與行列。[660] 集權領袖們以為不會有錯[661]，他們實難以自制，或允許私人創業。 在此不能評判此兩種方式——集權與民主——對經濟發展的優劣。專家們意見並不一致。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康有為和孫中山使中國工業化的努力失敗，並不證明民主方式缺乏其本身的價值。蘇俄、中共以及一些亞非國家的經驗似乎告訴我們，集權主義方式並不是對付經濟落後的萬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