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新世界 · 第二章 生平
康有為譽滿天下，謗亦隨至，為最具爭論性的人物之一。那驚世震俗的思想使他引人注目（他似乎並不在意），也使他成名（此顯然使他陶醉）。他特殊的脾性和行為幾令他常在公眾注目之下，或頌讚，或唾罵。[79]
我以為要了解他的思想，應從其性格著手，下文將簡略地檢視一些突出之點。
一
強烈的自信心，幾近乎自誇，是康有為性格最顯著的特徵。此一特徵，一些當時人以及後來的作者們都曾注意到。[80]
他很早就自以為有才。12歲時看龍舟競賽，即席寫出一首四十句的長詩，馬上得到「神童」的讚譽。他承受表面的稱讚，遂自以為較其他同學高一等，「大有霸視之氣」。[81]
此並非一時的。多年後，他仍然如此。當他31歲（1888）訪問北京時，與京里的學者們鬥智。他回憶道：「是時，學有所得。超然物表而游於人中。倜儻自喜。」[82]
謙虛顯非他的美德。
康有為很難自認有錯誤。當別人不同意他一些事時，他總認為是別人的錯。他曾在一封可能寫於戊戌年後的信中說：「道之不行久矣，孤鶴之難鳴甚矣……哥伯尼創言地之繞日，乃至下獄，而今古天學者，莫不尊於哥伯尼。凡義之至正確者，未有不得勝者也。」[83]
征服真理可以說是康有為信仰的要義。生而自信給予他道德的勇氣和學問上的堅持。他在認知上毫無疑惑[84]，故很少注意旁人不同的意見。他甚愛明朝宰相張居正的名言：「吾平生學在師心，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非，有所不計也。」[85]
此一不屈之自信使康氏無懼地與他認為的惡勢力作戰，幾如一傳教士，不顧成規不計後果，向世界宣布他所相信的真理。
康有為因而常受制於教條主義，如他的門人梁啓超於光緒廿七年（1901）曾說：
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於學術亦然，於治事亦然，不肯遷就主義，以徇事物，而每鎔取事物以佐其主義……故短先生者，謂其武斷，謂其執拗，謂其專制。[86]
二十年後，梁仍未改變此一看法，並回顧助其師寫《新學偽經考》的經驗：
乃至謂《史記》《楚辭》經劉歆羼入者數十條，出土之鐘鼎彝器皆劉歆私鑄埋藏以欺後世，此實為事理之萬不可通者，而有為必力持之……而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或曲解證據……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極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的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說我。[87]
這種教條式的心態使他有時看不見現實。例如，戊戌年（1898）當皇帝下詔變法明定國事時（6月11日），許多保守的官僚士大夫加強抵制康有為的活動，他卻說：「舉國歡欣！」[88]
不過，反對的聲浪大得使他不能不承認大事不好，他說：「於是歲科試均廢八股而改策論矣，時八股士驟失業，恨我甚。直隸士人至欲行刺。」[89]
再舉一例，庚子那年（1900），他宣稱籌有巨款和相當數目的軍隊勤王，事實並沒有這回事。梁啓超就極力反對這種不符事實的做法，在致康函中說：「常作大言，與中山無異，徒使人見輕耳。」[90]
自信心固然為一領袖所不可無，但若過於自信，則必損害信用，流於幻想，以至於自欺。
自信心有時也令康油然而生與實況不符的樂觀，無怪乎康廣仁於政變前不久向一友人抱怨道：「伯兄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91]
廣仁感覺到環境日惡，一再勸他的伯兄離京回里。[92]
但有為不聽，奮戰到底。廣仁自己未離開，以至因參加變法而就戮。
康有為過分自信還使他作出欠考慮的判斷。梁啓超就說過：「先生腦筋最敏，讀一書，過目成誦，一事片言而決，凡事物之達於前者，立剖析之。」但可惜的是，這樣的判斷常常「不悉當者」。[93]
陸乃翔和陸敦騤合寫的《康南海先生傳》亦說，康遇到問題時可以馬上作出決定，可以用幾句話打發很複雜、很困難的事務。因此，不喜歡他的人就說他武斷、執拗和專制。[94]
康有為在晚年亦自認，過去的一些看法由於未能深思熟慮而欠周。民國二年（1913），他在一篇跋中後悔當年奏請皇上易服一事，他說人有時感情用事，設想不能周到。[95]
許多歷史因素導致戊戌變法的慘敗，但我們不能不設想，康有為的性格使變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假如康有為不那樣莽撞，不那樣感情用事，不那樣自信，他能夠發動這一變法運動嗎？
二
康氏相信自己具有非凡的德智能力，故必須帶頭為人類服務。他12歲時，就「岐嶷能指揮人事」。[96]
有一度，他連孔夫子亦不稍讓。民國六年（1917）他寫道：
吾少嘗欲自為教主矣，欲立乎孔子之外矣，日讀孔氏之遺書，而吹毛求疵，力欲攻之。[97]
他雖終究拜服孔聖，但他未嘗放棄自身在聖賢之列的想法。[98]
他知道要躋身聖賢之列，必須盡己為人。這是他在感情上要求自己的，在理智上督促自己的。他對其他人的熱心——仁和不忍——是他心智的主要成分。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99]；並不止一次，口述他的人道胸懷。例如，他在解釋光緒廿年間（19世紀90年代）家鄉發生的一件麻煩事說：
既以大小無殊，但推惻隱之心，以行吾仁，不計禍患……不計成敗。[100]
這一原則在《大同書》里說得更明白：「大地萬國之人類皆吾同胞……致其親愛矣。」[101]
不管打什麼折扣，康有為可能是那個時代最講原則之一人。
康有為的言行既由其信念所支配，故不理會別人的感覺和社會成規，以至於成為批評和彈劾的目標。他結婚時（1876），為了「原則」，拒絕鬧新房的風俗，不理會親友們的不高興。[102]
光緒十九年（1893），他又為了原則，不遵從行之已久的習慣，稱選拔他為舉人的考官為「師」，當然引起一般士大夫的譴責。[103]
他連為了自己的「偉大理想」，也不作學術上和人格上的讓步。光緒廿一年（1895）之秋，他到南京去找張之洞，要求贊助強學會的南方分會。時任兩江的張總督有意變法，待康氏以上賓，但很不贊成《孔子改制考》中的論點。康有為拒絕修改或放棄他的任何意見，說他的意見來自大原則，不能因兩江總督的禮遇而改變。可預料到的，張之洞終於沒有支持他已答應贊助的強學分會。[104]
戊戌年（1898）之春，康有為接受皇帝歷史性的召見後，剛毅建議讓他在總理衙門供職；但他認為此職有辱於他，乃拒絕赴任。[105]
他自認清高，故不能在衙門裡行走。
有人或指責他自誇、高傲或爭權。辜鴻銘是一受過牛津大學教育的保守派，且曾在張之洞的幕府當英文秘書，稱康有為和他的信徒們為「極端派」，「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經驗、判斷力和方向」。[106]
仆蘭德（J.O.P.Bland）和班克豪斯（Sir Edmund T.Backhouse）也覺得「很難寬宥康有為的個人動機，以及奪權的欲望」。[107]
當代作者錢穆亦形容康有為是一「領袖慾至高」之人。[108]
有一些與康氏接觸過的同時代人抱怨道，他待人跡近傲慢和專橫。陳少白曾報道他於戊戌年（1898）在日本與康氏會晤的經過：
不久康有為果然出來了，同時廳內還有二個人，由梁啓超介紹，一個是直隸人王照……我們一共七個人，圍著一張大圓桌坐下。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邊——就對我說：「請你先生評評理，我們住在這裡，言語舉動不能自由，甚至來往的信，也要他們檢查過，這種情形實在受不慣。」話還未了，康有為覺得不妙，就忿忿的對梁鐵君說：「你給我領他到外邊去，不要在這裡羅嗦罷！」梁鐵君起來強拉著王照出去。[109]
王照曾被認為是一脾氣強烈的人[110]，此事也許不能全怪康。但梁啓超於光緒廿八年（1902）致康函中所說應不能說是誹謗康。梁曾在《新民叢報》中發表了一篇反滿的革命文章。康大為生氣，寫了一封罵梁的信。梁在回信中說了這樣一段：
來示謂此報為黨報，必全黨人同意，然（後）可以發言。無論黨人分處四方，萬無作成一文，遍請畫諾，然後發刻之理。即以黨人之意論之，苟屬立憲政休，必以多數決議，恐亦畫諾者十之七八也。[111]
梁未遵照黨魁所制定的政策，應該受劾責；但康借全黨人同意為口實，實屬獨裁。英哲羅素曾說：「進步黨原要努力創造一座樂園，然經他們自我陶醉地運用他們的智慧和仁心後，卻創造出一個新的暴政。」[112]
康顯未如此自我陶醉，並無意要製造暴政。不過，由於他過度的自信，難免不會掉進王安石曾經墜入的陷阱。最近一位史家曾指出：「安石全心服膺不合正統的思想，以至於使他愈來愈專斷，而不能容忍旁人的意見。經常將旁人的意見認為太尋常、太無價值，甚至於認為是搗蛋。」[113]
三
康有為的道德勇氣尚得之於一種信念，認為上天曾給予他一種歷史性的使命。這一點，他與孔夫子沒有什麼不同。孔子相信，他的一生賦有天命。[114]
康在民國六年（1917）寫的一首詩里，透露了此一信念，其中兩句曰：
吾生信天命，自得大無畏。
在同一首詩里，他提到自己出生時的異兆：
維吾攬揆辰，五日月維二；
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115]
戊戌年抵日本後三月，他細述上天賦予的使命。在講完十一次死裡逃生後，他說：
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其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萬民耳！[116]
信有天命，使他在好幾個場合中，克服恐懼和猶豫。光緒十四年（1888），他正要經御史上清帝第一書，由旅邸到目的地途中，受阻於菜市口，原來正有人被殺頭。此一不祥的巧合不禁令他三思：
為之動思念：吾上書而遇殺人，兆大不吉，家有老母，豈可遂死。既而思：吾既為救天下矣，生死有命，豈可中道畏縮？慷慨登車，從南繞道行。[117]
十年後，當他的弟弟廣仁鑒於形勢險惡，促他離京時，他回答道：
生死命也，我昔經華德里，飛磚掠面，若逾寸中腦死矣！假中風痰，頃刻可死。有聖主在上，吾以救中國，豈忍心去哉？[118]
到民國十三年（1924），天命仍然給他心理上的力量來復辟，雖然此種行動早已不行了。他曾說特殊的吉兆，能促成非人力或奔走所能之事。[119]
天命與迷信之間，差別殊小。戊戌政變前二日離京時，他的居室之牆，忽然傾覆，「心竊怪之矣」，不久事變作。[120]
在此一個月前，他替譚嗣同和林旭看相，私下告訴梁啓超，二人「形法皆輕」，將來變法成功後，不足以當大任。他預測大難之將臨。他提到曹魏時管輅（208~255）的術筮，能從看相預卜當時兩個官員的災難。[121]
康說：「吾今懼矣！」但又說，「卓如福氣過人」，或可消弭譚、林之禍。[122]
有二事可見，康不僅相信看相，還信風水。光緒三年（1877），他接受風水先生所說，而延遲埋葬他的祖父。[123]
他自己也曾於民國十二年（1923）看風水——他到山東濟南城外的千佛山遊覽，檢視該地地形，特別是濟南城、黃河，以及鄰近丘陵的相對位置，他建議濟南城必須遷移，因它的現址不合符風水的基本原則。[124]
他的信仰大致與中國傳統相合。孔子相信天是眾所周知的。[125]
《易經》基本上是一本占卜之書。《中庸》亦談鬼神之德，強調「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126]
據說孔子曾得一噩夢，一周前即預知自己的死亡。[127]
董仲舒以及其他公羊家學者，演繹古時的天神之說，並渲染預卜之重要。[128]
固然，孔子有時不談鬼神，以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義務。[129]
荀子進而完全拒斥鬼神，以及一切迷信。[130]
但當公羊學崛起於漢代時，荀子之說盡置諸腦後。康有為既承繼公羊學以及董仲舒之說，任意恢復兆示、地勢與風水諸玩意，固不足為怪。
四
康有為尚表現出另一種性格：對生命的一種歡樂感。讀《大同書》者大都能注意到，他對人性所作之坦率的享樂主義式解釋，即他所說：「人道無求苦去樂者也。」[131]
這並不是一種空想的哲學創作，只是他個人經驗和信念的表達。他的強烈欲望和感情，使他認為肉體之享樂與舒服，是良好生活的當然因素。他早年即已養成一種奢侈的習慣。他13歲時，跟祖父到廣州城裡去玩，「睹繁麗，日與友遨遊，不暇學也」（而兩年前他全心力學，曾一夜不眠讀畢全書）。[132]
後來，他流亡在外國，也維持高水準生活。1904年旅行於義大利時，他雇用了一個譯員，以及奧國籍的廚師。他的高貴時裝，使挽有女伴的羅馬紳士，坐在馬車裡，向他脫帽敬禮，把他當作來自中國的貴族。[133]
他顯然喜歡這種讚賞。好像是，他將長期流亡當作快樂的旅遊，滿足他的游癖，而無因挫敗嘗得苦果。[134]
他甚是欣賞西方的物質文明，經常讚美其所表現的華美生活。當他於己卯（1879）和壬午（1882）赴香港和上海時，該地的繁榮引起他對西學的濃厚興趣。[135]
後來，在光緒卅二、卅三年（1906、1907）間，花城蒙特卡洛（Monte-Carlo，舊譯滿的加羅）使他著了迷：
一英人語我以歐遊日曾至滿的加羅乎？不可不一游滿的加羅……滿的加羅宮室第一。滿的加羅服飾第一。飲食第一，戲樂第一，女亦第一。吾向僅聞巴黎之麗華而未知滿的加羅……及此親游，雖以告者過，然其妙麗几几有以甲歐土者焉。
他除盡情詳述在那兒所見暢快之事外，更將讚美入其詩，稱之為：「大地異境。」[136]
他對雅典的失望與對蒙特卡洛的興奮，正好是強烈的對比。他抱怨雅典「山陵枯索，飛塵滿天，烈日炎熇，蒸人如甑，蓋失氣運久矣。感喟欷歔，不能自己」。[137]
他對黃石公園也同樣感到乏味，於1905年9月游罷，數說那兒的山沒有樹，「石色枯黃，塵沙如山，蒸人若甑」。於是對此游的定論是：「游凡六日，意興索然。」[138]
對於人造奢華與自然景物之間，他的選擇是很顯然的。
他的享樂主義哲學可見不止一端，說得最明暢的是1908年在希臘時所述的一段：
農業之囯，務尚節儉；而工商之國，勢必享樂。……人類進步有其文化之指標，而文化由享樂之程度量之。聖人戒富豪特權淫逸以至覆滅……然若人人享樂，莫不富樂而能鑑賞美好，則不能謂之淫逸，而是進義理於至高之域。[139]
此一樂觀之哲學猶如「平民享樂主義」，自與康氏兼愛哲學有關，他於1918年指出：
吾既為人身，則惟愛吾身及吾同類……凡數千年聖哲之製作，大地之品物，吾皆宜享受之，而不必矯儉也。[140]
他既信人之欲望不宜壓制，更進而對宗教史作享樂的解釋。他於1904年寫道，凡強制禁慾之宗教都不能興旺，而宣揚慾念的先知最為成功。康氏認為馬丁路德能創立新教，因其敢於無視獨身的誓言，娶尼姑為妻。親鸞成為日本本願宗的教主，因他敢於娶親和食肉。[141]
的確，康氏更進一步認為，隨著大同的到來，一切加諸於人慾的限制將被除去，甚至性慾也可自由：
人之生而有生殖之器，則不能無交合色慾之事者，天也；以天之故則必不能絕，必不能絕則必有姦淫之事……雖有萬億婆羅門、佛、耶穌欲捄之而欲絕其欲，而必不能使全世界人類絕交合之欲也……故大同之世，交合之事，人人各適其欲而給其求……固又有好男色者，雖索格拉底已有之矣……人情既許自由，苟非由強合者則無由禁之。[142]
此簡直像1960年代放縱的美國。不過，康氏只允許無限制的性慾自由在烏托邦的時代發生，那時人們的思想與行動將不受壞制度的引誘，將超越善惡，將不再受尋常規範的約束。在這種幸福時代到臨之前，限制人慾的道德與法律仍須尊重。[143]
因此，他儘管雅不欲節奢，事實上卻過著與放任主義相左的規律生活。[144]
他雖欣賞聲色，然其行為仍不失為一彬彬儒者。[145]
五
為康有為寫傳的某些作者認為康氏一生中理論與實際常不一致，例如其中一位作者說：
他每天戒殺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談一夫一婦，而自己卻因無子而娶妾；每天講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嘗獨立；每天說人類平等，而自己卻用男僕女奴。[146]
康氏本人未嘗沒有覺察到這些不一致，但他有一解釋。蓋理論乃是將來的縮影，而實際必須符合目前的境遇。此一點在其論「殺生」一節，最為明顯：
吾好仁者也，嘗戒殺一月矣，以今世必未能行也……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殺矣。[147]
總之，人無須因有烏托邦之遠景而漠視傳統規範。或如康氏所說：「凡法律務適宜於其地與其時，苟其適宜，必能使其人日以發達，愈發達，愈改良，遂至止於至善，故不可以大同之法為是，小康之法為非也。」[148]
康是否已滿意解釋其言行的不一致，並不重要。也許他就是孟子所謂的「狂者」，亦為孔子所略讚許。孟子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149]
有人懷疑康氏在冷靜理智上提倡變法維新，但在感情上仍然緬懷舊事物，他的弟弟廣仁說他「規模太廣，志氣太銳」。[150]
梁啓超在1901年說得更明確：
先生為進步主義之人，夫人而知之。雖然彼又富於保守性質之人也。愛質最重，戀舊最切，故於古金石好之，古書籍好之，古器物好之。篤於故舊，厚於鄉情，其於中囯思想界也，諄諄以保存國粹為言。[151]
康氏的「兩極」觀點還可以追溯一下他早年的純傳統教育，以及後來信奉公羊學與熱烈研讀西學的因緣。[152]
不論康氏既進步又保守的立腳點是什麼，二者都隨時間和境遇而改變。我們可以說梁啓超說康是「先時之人物也」[153]，並不太正確（事實上他自我矛盾）。康氐憑藉理想、熱情和勇氣，成為替傳統中國開拓進步之路的先鋒。[154]
康氏當然具有這些優點，而且確是一拓荒者。但梁氏忽視了康氏心態的另一面，即保守主義，也是梁氏已經指出的。不管如何說，如我已在上文所示，這位南海聖人在個人操守上，大致是尊重禮俗的。[155]
六
上述一些康氏性格的特點可從他大半生中觀察得到。不過在少年時代一段時間，他似乎感到茫然。他於1918年回憶道：
至14歲（1871），覺吾身柔脆，有遺世思。16歲（1873）於象岡新鄉樓邊拾《紅樓夢》殘本，竟夕讀之畢，如黃粱熟後，人世富貴聲色，比閱還而棄之，惘然無出世意。[156]
此畢竟是暫時性的一面。隨後不久他就立定志向，勤讀中外書籍，以達「平天下」的目標。[157]
他變成一有自信、樂觀而自豪的人。這也是他親朋們所稔知的。
他對人生的看法後來又有改變。他的充分自信與樂觀卒歸於哲學式的寧靜，猶如他早年般的退縮。他於1879年後拒斥的道家觀點，重又好之。他雖從未明白承認此一轉變，但他於1904年在義大利訪古墟時所說的一段話中，透露了一些端倪。
在昔沉滅，則為奇災大禍；在今發現，則為考古巨觀。微火山，吾安得見羅馬古民？微秦政，吾安得有萬里長城？天下之得失，固有反正兩例而各相成者。故言道者，不可離陰陽也……僅知偏至之論者，其所見幾何耶？抑何足與論道哉？[158]
換言之，康氏不再如早年以真偽善惡為絕對，而必須抑制偽惡以揚真善。這一立場頗似老子的相對觀：「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159]；「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160]
此一變化至康氏晚年得到了結論。他不再要革新中國，拯救世界，而盡情於他所說的「天游」。他的《諸天講》就是他神遊太虛的收穫。[161]
在1923年，他自跋1898年致李提摩太函時，明白道出他所以作此「游」的來由。
老夫既負衣帶，不能救，無補於囯，埋恨無地，且作天游。[162]
然則，康氏到晚年又重有少年時的「遺世意」，雖然在形式和理由上，並不完全相同。少年時乃童稚的迷惘，而老年時則是挫折後的無奈。
康氏曾透露他新看法的哲學含義。他寫道：因人生而有欲以及不免勞累受苦，不同的教主倡說「樂園」「淨土」，以及「輪迴」以欲導人於快樂。不幸這些說法都不足以達到其所望的目的。因此，他自己提出解決痛苦的辦法：他神遊滿天星星的世界，自由自在，忘卻世俗的煩惱。他說：
歷劫無恙，日為天游。吾身在此地星之人間，吾心游諸天之無量。陶陶然、浩浩然，俛視吾地星也，不及滄海之一滴也。俛視此人間世也，何止南柯之蟻國也。[163]
他說不再關心與人變法圖強，遂謂在宇宙的浩陶中，塵世之事何值一顧。人唯想像其為萬物之靈，實亦隸屬於天。他的遺世之心使他得到超脫之福。
康氏抑制痛苦的靈丹只顯示他自認沮喪，承認他一度奮鬥的偉大使命，將永遠不能實現。[164]
《楚辭》中的幾行詩句很可表達他的心情：
形穆穆以侵遠兮，
離人群而遁逸……
朝發軔於太儀兮，
夕始臨乎於微閭…
涉青雲以泛濫游兮
忽臨睨夫舊鄉……
歷玄冥以邪徑兮，
乘間維以反顧。[165]
此時康氏已近生命的黃昏，寫《諸天講》後不到一年就與世長辭。他一生失望，但並不唉聲嘆氣。
作為一個「不設防」的人，康氏自有其缺點與錯誤，他並不是聖人。他的努力失敗，不能說是英雄。雖一度頗受人注目[166]，但情況迅即轉變。歷史總是以現實的社會和政治標準衡量人。一個先知的預見不能成為事實，便得不到掌聲。但是在思想的領域內，現實的裁判並不很相關。康有為的改革與烏托邦思想畢竟對中國思想史有重要貢獻。因為此一貢獻，他將長受學界的重視。
* * *
【注釋】
[1] 康有為，《自編年譜》（以下引作《年譜》），頁1；Jungpang Lo，Kang Yu wei：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p.23；Richard C.Howard，「Kang Yu wei（1858~1927）：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and Early Thought」，pp.296~300簡略地說明了康有為的家庭背景。
[2] 康同璧，《南海康先生自編年譜補遺》（以下引作《補遺》），頁75；Lo，Kang，p.144，n.2。另見康有為撰，「誦芬集序」，載《康南海先生文鈔》（以下引作《文鈔》），第五冊，頁33；又見《康南海文集》（以下引作《文集》），卷八，頁1。
[3] 康有為，「康氏家廟碑」。譯者按：此文已收入蔣貴麟編，《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下冊，頁502。
[4] 康有為，「康氏家廟碑」。關於康輝的進一步資料可看「留芬集序」，載《文鈔》，第五冊，頁35；又見《文集》，卷八，頁3。
[5] 康有為，「康氏家廟碑」。關於康輝的進一步資料可看「留芬集序」，載《文鈔》，第五冊，頁35；又見《文集》，卷八，頁3。
[6] 同上。有關有為祖父的進一步資料可看「連州遺集序」，載《文鈔》，第五冊，頁36；又見《文集》，卷八，頁12。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康有為，「康氏家廟碑」。有關有為祖父的進一步資料可看「連州遺集序」，載《文鈔》，第五冊，頁36；又見《文集》，卷八，頁12。
[12] 柯劭忞，《清史稿列傳》，卷二二〇，頁3~4；《清史列傳》，卷六二，頁21~28；繆荃孫編，《續碑傳集》，卷三九。
[13] 康有為，「康氏家廟碑」。
[14] 同上。並參看《年譜》，頁2；Lo，Kang，p.25。
[15] 《年譜》，頁5，6~7；Lo，Kang，pp.39~42。
[16] 同上，頁2；Lo，Kang，p.25。
[17] 同上，頁3；Lo，Kang，p.26。
[18] 同上。
[19] 康有為，「先妣勞太夫人行狀」，載《哀烈錄》，卷一，頁3。
[20] 《年譜》，頁5；Lo，Kang，p.36。
[21] 《哀烈錄》，卷一，頁2~6。
[22] 同上，頁5。
[23] 同上，頁18~22，「仲姊羅宜人墓誌」。參閱《年譜》，頁3，8；Lo，Kang，p.28。據趙豐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頁174），康有三姊妹，兩個年長於他。大姊最聰明，但三歲即夭亡。二姊逸紅和三妹瓊琚都是很了不起的女性。
[24] 《年譜》，頁27，28，29；Lo，Kang，pp.138~139。另見《補遺》，頁23，24，42，44，50。參看Lo，Kang，pp.103（未提到有為回到香港看母親），195（未提及他的母親），211（赴澳洲前回香港看母親），214（康帶他母親到檳城），217（他從新加坡到香港探視母親）。
[25] 康贊修，「聞長孫有為生」，載《文集》，卷八。
[26] 《年譜》，頁3（同治七年）；Lo，Kang，p.28。
[27] 《年譜》，頁3（同治八年）；Lo，Kang，p.28。
[28] 同上。
[29] 同上，頁3（同治九年）；Lo，Kang，p.28（1870）。
[30] 《年譜》，頁1（同治元年）；Lo，Kang，p.24。
[31] 同上，頁1（同治四年）；Lo，Kang，p.25。
[32] 同上，頁3（同治十年），4（同治十三年）；Lo，Kang，p.28（1871），p.29（1874）。
[33] 同上，頁5（光緒六年）；Lo，Kang，p.36（1880）。
[34] 康有為，「康氏家廟碑」。
[35] 《補遺》，頁3；Lo，Kang，p.184。
[36] 《年譜》，頁4；Lo，Kang，p.32。據趙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頁180，引康撰墓志銘，她的名字是雲珠，妙華是她的字，她與有為訂婚時，有為年僅8歲。
[37] 《補遺》，頁85。Lo，Kang，p.240。提及她死年為68歲，但略過了此處引用之資料。
[38] 同上，頁64；Lo，Kang，p.229。
[39] 同上，頁85；Lo，Kang，p.240，未提及此。
[40] 《年譜》，頁15；Lo，Kang p.78。據趙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頁193），她娘家姓梁，她是有為長子之母。
[41] 他的長子名同籛，生於檳城。有為時年50歲，高興之餘，作了一首詩，載《不忍雜誌》，六期，「文藝欄」，頁54。另見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頁51，74。
[42] 《補遺》，頁41；Lo，Kang，p.210。
[43] 同上，頁62；Lo，Kang，p.227。
[44] 康有為，《大同書》，頁193~253。另參看康有為撰，《孔子改制考》，卷九，頁15。
[45] 《年譜》，頁5。「（光緒四年）冬十二月廿一日，長女同薇生」，「（光緒六年）冬十二月廿二日，次女同璧生」（Lo，Kang，pp.34，36）。羅氏於頁145注⑧中指出有為所示同璧生日不確。事實上，她生於1887年，即光緒十三年（1887），並非光緒六年（1880）。有為及其妻妾一共生了九個孩子，三個早夭，見《補遺》，頁15，44，51；張伯楨，《南海康先生傳》，頁74；趙豐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頁174~175。
[46] 《補遺》，頁23，64；Lo，Kang，pp.193，227。
[47] 《年譜》，頁14；Lo，Kang，p.76。
[48] 麥仲華輯《皇朝經世文新編》計廿一卷。戊戍年（1898）由上海大同書局出版。
[49] 《補遺》，頁3。Lo，Kang，p.183未及此。
[50] 「羅文仲諱昌先生行狀」（稿本），頁1，3，4，20。另見《補遺》，頁30；Lo，Kang，p.196。
[51] 《補遺》，頁23。Lo，Kang，p.193說是她赴美「讀書並演說」。
[52] 同上。Lo，Kang未引這些詩。
[53] 同上，頁40~41。參看Lo，Kang，p.205。
[54] 《補遺》，頁64，101。參看Lo，Kang，pp.227，248。
[55] 如見《年譜》，頁6（1883）：「五月，三女同節生數月殤。」此段見稿本，但不見於油印本，Lo，Kang，p.38亦未譯。油印本《年譜》頁7（1886）：「四女同完生數月殤。」頁10（1890）：「八月生子殤。」（見Lo，Kang，pp.43，53。另看《補遺》，頁15，44，50。）
[56] 《補遺》，頁73。Lo，Kang，p.232未譯這幾句，但譯了結尾十聯。
[57] 《年譜》，頁4；Lo，Kang，p.32。
[58] 《補遺》，頁62；Lo，Kang，p.226。
[59] 「久亡還鄉祭先廟告祖文」，頁16和「久亡還鄉祭告先墓文」，頁26~27，倶載《哀烈錄》，卷二。
[60] 《孟子》「告子下」，第二章。
[61] 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卷六下，頁1；卷六上，頁24。
[62] 很顯然的，有為指的是墨子之徒夷之所說，愛雖無差等，然必自父母始。
[63] 《春秋董氏學》，卷一，頁7~8。
[64] 同上。
[65] 同上，卷六下，頁18~19。
[66] 康有為，「致蓮珊書」，《萬木草堂遺稿》，卷三，頁40。
[67] 《補遺》，頁4，9。Lo，Kang，p.188提及這些信，但未引述內容。
[68] 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p.175.
[69] Li Chien nung，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1840~1928，p.99.cf.pp.187~190.
[70] 例如看葉德輝，「與許恪士觀察書」，載蘇輿，《翼教叢編》，卷六，頁36。
[71] 陳寶琛等，《德宗實錄》，卷四二七，頁6（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72] 康有為，《大同書》，頁255~289。
[73] 《年譜》，頁5；Lo，Kang，p.34。
[74] 康有為，「仲姊羅宜人墓誌」，載《哀烈錄》，卷一，頁18~22。另見《年譜》，頁3；《補遺》，頁62；Lo，Kang，pp.28，227。
[75] 《年譜》，頁9；Lo，Kang，p.50。
[76] 此信收入蘇輿，《翼教叢編》，卷四，頁22~23。
[77] 梁啓超，「譚嗣同傳」（《戊戌政變記》第五章），《飲冰室全集》，冊一，頁106。
[78] 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頁57；Reginald F.Johnston，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p.73；Der Ling，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p.68。
[79] 對康氏行為譴責最厲的，可見之於葉德輝，「長興學記駁議」，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四，頁40。另參閱許應夔奏摺，載同書，卷二，頁3~5。葉氏顯對康加以毀謗，因所據並非事實。
[80] 例如柯劭忞，《清史稿列傳》，卷二六〇，頁4。
[81] 《年譜》，頁1~3（1862~1869條）。Lo，Kang，pp.24~27曾譯此段。
[82] 《年譜》，頁8。
[83] 康有為，「致高麗某君書」，微卷一。見《萬木草堂遺稿》，卷五，頁458。
[84] 羅文仲（即羅昌）於康逝世十周年演說，原稿藏羅榮邦處。
[85] 康有為，「與沈子培刑部書」，此函可能寫於1889年，時康約31歲。
[86]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合集》，《文集》六，頁87~88。
[87]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頁128~129。
[88] 《年譜》，頁18。
[89] 同上，頁20。
[90]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105~106。
[91] 康廣仁，「致（何）易一書」；頁58。此段並可見之於陳恭祿，「甲午戰後庚子亂前中國變法運動之研究」，頁189。
[92] 《年譜》，頁22。
[93]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頁88。
[94] 陸乃翔、陸敦騤，《康南海先生傳》，頁47~48。
[95] 《不忍雜誌》，第一期（1913），頁15。
[96] 《年譜》，頁3。
[97] 《參政院提議立國精神議書後》，《不忍雜誌》，第九、十期（1917），「教說」，頁9。
[98] 《年譜》，頁4（時1876年鄉試落第）。《補遺》，頁75（詩作於1917年）。
[99] 同上，頁5（見光緒四年條）。
[100] 《年譜》，頁12。
[101] 《大同書》，頁4。
[102] 《年譜》，頁4。
[103] 同上，頁11。
[104] 同上，頁14。
[105] 同上，頁19~20。
[106] Ku Hungming，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in China，pp.5~6.
[107] J.O.P.Bland and Edmund Backhouse，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si，p.189.
[10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709。
[109] 素痴（張蔭麟），「康有為戊戌政變之新史料」，《大公報》「史地周刊」，民國二十五年7月24日。另可見之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四冊，頁333~334。
[110] 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四。另可見之於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四冊，頁85。
[111]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158。梁致康另一函，不接受康責梁「專擅行事」，見同書頁190。
[112] Bertrand Russell，The 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pp.44~45.
[113] 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 shih（1021~1068）and His New Policies，p.68.
[114] 《論語》「八佾」，第四章；「述而」，第廿二章；「泰伯」，第八章；「子罕」，第五章；「憲問」，第卅八章。
[115] 《補遺》，頁73，75。參閱趙豐田，「康長素先生年譜稿」，頁175。
[116] 《年譜》，頁29。
[117] 《年譜》，頁4。參閱陸乃翔與陸敦騤，《康南海先生傳》，上編，頁14。
[118] 同上，頁22。參閱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58。
[119] 「請莊士敦（Johnston）代奏遊說經過」，載康有為，《康南海先生墨跡》，卷四。
[120] 《年譜》，頁26。
[121] 管輅事見《魏書》，卷二九，「管輅傳」，注引「管輅別傳」。
[122] 《年譜》，頁25。
[123] 《年譜》，頁4。
[124] 《補遺》，頁94。風水事可閱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2：259~264。
[125] 如見Fung Yu 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57~58。
[126] 《中庸》第十六章，第廿四章。
[127] 《禮記》「檀弓上」。
[128] Fung Yu 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vol.2，Chaps.2 and 3.
[129] 《論語》「先進」第十一章。
[130] 《荀子》「非相」（見首句）、「天論」（略看）。
[131] 《大同書》，頁9。
[132] 《年譜》，頁3。
[133] 康有為，「義大利遊記」，載《歐洲十一國遊記》，第一編，頁2~27。
[134] 《補遺》，頁75，載康氏長詩，有句云：「一生不入官，好游有癖嗜。」康將其漫遊投射於其理想世界，詳見《大同書》，癸部，第二章，第一、二節。
[135] 《年譜》，頁5，6。
[136] 「滿的加羅遊記」，《不忍雜誌》，第九、十期，「瀛談」，頁1~6。
[137] 《補遺》，頁43。
[138] 《補遺》，頁34。
[139] 「雅典遊記」，《不忍雜誌》，第六期（1913），「瀛談」，頁42。
[140] 「戊戌輪舟中絕筆及戊午跋後」，載翦伯贊等編，《戊戌變法》，第一冊，頁411。
[141] 「義大利遊記」，頁30。本願宗事可參閱George Sansom，A History of Japan to 1334，1：425~426。
[142] 《大同書》，頁420。
[143] 《春秋董氏學》，卷六下，頁16，曾論「有欲」。
[144]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276，見徐蘇佛致梁啓超函。
[145]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頁60：「常嚴重，不苟言笑。成童之時，便有志於聖賢之學。鄉里俗子，笑之，戲號之曰『聖人為』，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也。」徐蘇佛於1908年夏致梁啓超書，亦以康之健康由於其生活有規律（見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276）。
[146] 陸乃翔、陸敦騤，《康南海先生傳》，頁48。
[147] 《大同書》，頁434。
[148]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頁84~85對此說得甚明。
[149] 《孟子》「盡心下」等三十七章。
[150]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58。
[151]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頁88。
[152] 參閱本書第三章。
[153]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頁87。
[154] 同上，頁59。
[155] 陸乃翔、陸敦騤，《康南海先生傳》，頁47。
[156] 「跋戊戌與門人書」，載《康南海先生墨跡》，卷二。
[157] 《年譜》，頁5~6。
[158] 「義大利遊記」，頁11。
[159] 《道德經》，二章。
[160] 同上，四十二章。
[161] 此書內容之討論可閱拙文「Kang Yu wei's Excursion into Science：The Lectures on the Heavens，」（Lo，Kang，pp.375~409）。
[162] 「跋戊戌致李提摩太書」，載《康南海先生墨跡》，卷三。
[163] 《諸天講》，序」，頁2。此書約於民國十九年私印，作者之序作於民國十五年。
[164] 民國十一年當他受邀觀劇，看到戊戌時光緒皇帝與他的演出，不禁淚下。他寫了好幾首詩以志感。見趙炳麟，《柏嚴感舊詩話》，卷三，頁8，載《趙柏嚴集》。錄此事與康之四首詩。康同璧，《補遺》，頁85，僅提及此事，未詳。Lo，Kang，p.240則完全沒有提到這件有趣的事。
[165] 見《楚辭》「遠遊」。
[166]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頁88。即在當時反對者的眼中，康也是一外表堂堂之人。Tse Tsan tai（Hsieh Tsan T'ai）（謝贊泰），The Chinese Republic：Secret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p.11。對康（時43歲）有如下的描述：「他看來是極聰明之人。他的才學與經驗倶豐……他舉止高傲而獨立。猛見之，不似一普通人。」胡思敬，《戊戌履霜錄》（收入翦伯贊編，《戊戌變法》，第一冊，頁374），也提到康之長須和銳利的目光，神釆不凡。當客人來訪，每慎問來客本鄉的出產和名人，並用西式筆記於紙上，收入袋內。沈雲龍，《康南海評傳》，頁69也記道：章士釗於民國十五年七月在天津時，往訪有為。「而有為年六十九矣！口辯懸河，聲若洪鐘，精神矍鑠，見者辟易。」章退語人曰：「二十年前，聞之服南海者曰，天下之醜詆南海者，其人直未嘗見之耳！見之，未有不易侮為敬者也……而今見之，仍信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