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與新世界 · 第一章 家世

康有為曾頗為得意地說，康家13世都是「士人」出身，未嘗有一人執過其他的行業。[1] 這一說法並不很實在。從他家世看，19世紀前並未出過著名的學者，而且有些族人絕不是士人。[2] 康氏大約在南宋時自南雄遷至南海，住在西樵山北麓的銀塘鄉（又稱蘇村）。首先擇居於此的康氏袓先康建元，身世未明。康惟卿（建元後第九代）始讀書。康涵滄（第十三代）曾在湖南任幕友職，時約在清初，有為認為他是康家「創業傳緒之祖」。[3] 康家的地位在18世紀以及19世紀初時，逐漸上升。康世堯（第十五代）「為儒為吏」。直到康輝（字文耀，第十七代）才於嘉慶九年（1804）通過鄉試，稍有文名，後來成為極具聲望的教師，前後有生徒千人。他尊崇程朱學派，並建立第一個袓廟，紀念惟卿公（康家第一個學者）。有為曾說：「吾宗以孝弟為禮學，昌自公始。」[4] 康式鵬（文耀之幼子、有為之曾祖）承繼了家學，然他不再固守程朱學派，亦尊崇極受陸王影響的劉宗周。式鵬有子四人，除第三子自修生平未詳[5]外，餘子曾任小官。學修候選知府；道修「高行而篤學」，佐治耒陽縣（湖南省）；贊修（有為之袓）篤守程朱，中道光丙午（1846）舉人，歷合浦、靈山、連州訓導（在廣東省）。[6] 贊修長子達初，即有為之父，受業於朱次琦（以朱九江聞於世），後有為亦游於九江之門。達初曾任江西知縣。[7] 有為的祖上並非都是學者出身。達遷（贊修之次子）曾統兵數千於藍山（湖南省）平亂，既而入知縣，從馮子材入安南定亂。[8] 達守（達遷之幼弟）則營實業而不仕，雖然他亦頗通經史。[9] 式鵬兩位長兄（有為之曾伯袓）之一亦經營商業。事實上，據有為自謂，文耀的70個後裔中，僅有11人是「士人」。70人中之14人系文官或武官，由軍職而入仕，9人在政府機構任職，但無科名。因此，自文耀至有為歷五世（自17世至21世），學者僅占康氏家族的少數。康有為所提及的13世族人（自第9至第21）中，學者所占的比例，也不見得比從事其他行業的來得高。[10] 有為對他祖先從事學問之估計雖不確實，但未嘗沒有意義，對其家族作學者式之尊重，反映了他自身的志願，以及自我激勵。 他並不是認為非學者身份的族人對他沒有好處，他特別感激其中二人。一是懿修（又名國熹），為其叔袓之一，以布衣募集壯士，與紅巾戰，平定南海及鄰近三縣，以軍功而受知於左宗棠。懿修雖非學者，然亦好學，他藏書萬卷，有為自小涉獵，自謂「得博群籍，賴公書」。[11] 另一人是國器，即懿修之幼弟，在道光季年從軍。當太平軍於咸豐初入侵江西時，「募兵拒賊」。不久轉戰於江、浙、閩、粵間，所向有功。咸豐七年（1857）累遷至廣西布政使，十年（1860），護理巡撫。[12] 他是有為族人中唯一得此顯榮者，有為曾說，「吾宗光大自公為之」。[13] 懿修藏書以供有為閱讀，國器則提供了較為優越的境遇讓他俯讀和仰思。同治四年（1865）國器新授福建按察使，衣錦回里。[14] 他建築了華麗的亭園和房舍，使鄉里生色。所建兩萬卷書樓與澹如樓乃有為常到之地。光緒十年（1884）有為即在澹如樓首次獲得哲學上的啟悟。[15] 同治四年（1865），有為8歲，在歡樂中過其童年。他的聰慧贏得長輩們的喜愛，使他能分享許多樂趣，如宴會、音樂、遊戲，以及於同治五年親見新樓之起。[16] 他生平首次體會到豪奢的生活。不過這種生活並沒有斷了他追求學問之路，反而更加提醒他，猶如一種「伊璧鳩魯式的制力」（Epicurean urge）始終出現在他的一生中，平添了他的思想和行為的色彩。 他童年的快樂歲月並不很長。同治七年（1868），他僅11歲，父親便已去世。[17] 一家生計的擔子都落在他的寡母身上[18]，外家原是七世素封。[19] 他與他的母親及幼弟在很不寬裕的情況下，共住了幾年。光緒六年（1880）時，窮得「不能出遊，不能購書，乃至無筆墨」。[20] 有為對他母親的敬愛，自不待言。他長久感恩於她，特別是他幼年多病而得到她的照顧，以及她對他的支持和嚴格的管教，即使他成年後亦如此。她用她的私房錢作家庭開支，事事不讓他操心，使他能全力讀書。她對他早年的引導和鼓勵，對他一生的事業尤其有助。民國二年（1913），他母親逝世後，有為曾回憶道： 為少讀書無宦情，不欲就科舉。母強之曰：「汝祖以科第望汝，汝不可違。」及光緒乙未成進士，則曰：「宦途多危，吾欲常見汝，不可仕也。」[21] 她不是一位溺愛孩子的母親。有為在民國二年回憶道：「為年雖五十，舉動起居，少失禮，必面譴，不少寬。」[22] 我們可以說，他的母親以及姊妹的性格和才智使有為敬佩，以至使他相信，女人的人格和智慧不下於男人，終於得到他的結論：傳統對女人的看法必須修正。[23] 他愛他的母親，使他在逃亡期間常以母為念，一有機會，即往侍母。[24] 有為很少提及他的父親。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其父短暫的一生中，遊宦福建和江西兩省，大部分時間不在家。有為的祖父以及叔伯們負起他早年讀書的責任。他尤與其祖父親近，像其他傳統式的中國祖父們一樣，對於長孫特別垂愛[25]，事實上是有為的老師和伴侶。同治七年（1868）的春天，他父親剛去世不久，有為就開始積極地讀書。如有為所說，他的求知慾和進度都使他自己感到滿足： 公（祖父）日夜摩導以儒先高義、文學條理，始覽《綱鑑》而知古今，次觀《大清會典》《東華錄》而知掌故，遂讀《明史》《三囯志》。（是年）六月為詩文，皆成篇。於時，神鋒開豁；好學敏銳。日昃室暗，執卷倚簷柱，就光而讀，夜或申旦務盡卷帙。先祖聞之，戒令就寢，猶篝燈如豆於帳中，隱而讀書焉。頻閱邸報，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26] 一年後，當他12歲時，祖父開始教他寫作制藝文，他援筆輒成，但並不好之。[27] 他的祖父既是風趣的友伴，也是認真的老師。這位年老的連州公常帶他到附近風景區散步，並告訴他先賢的生平和學問，諸如兩廡之賢哲、寺觀之祖師，以及碑帖詩文中才名之士。有為深受這些故事的啟示，而自比某些先賢。有為說： 於時，動希古人，某事輒自以為南軒，某文輒自以為東坡，某志輒自以為六祖、邱長春矣。俛接州中諸生，大有霸視之氣。[28] 有為由其祖父引導，初知理學，得窺史事，植下綜合論的種籽，奠下好學之基，並形成他終生不移的自信心。不過，他有一事與乃祖不合，即不願寫八股文以應試。同治九年（1870）祖父發覺他不好八股文，於是專督責他為此業。[29] 有為的兩位叔父也曾教他讀書。知他早熟，他們在他祖父教他之前，已開始教讀。由於他們的教導，他5歲時已能背誦幾百首唐詩。[30] 達棻（他父親的堂弟）開始教他為文和讀《書經》。難懂之處讀幾遍就可以記得，那時他只有8歲。[31] 達節（國器之子）教他作文，從同治十年（1871）至同治十三年（1874）時教時輟。[32] 有為對他二人都甚感念。 有為對他的唯一弟弟有溥（以廣仁名世）亦敬愛有加。他比有溥大9歲，光緒六年（1880）一度曾教乃弟讀書，堂弟有銘和有霈也參加，教的是經史，並引導他們讀旁的書。[33] 有溥和有霈後來積極參加變法。有霈曾負笈美國多年，並曾於20世紀初參與憲政黨。有溥則在北京加入變法運動，幫有為提建議、作顧問，並創辦女校，以及其他改良活動，包括上海的反纏足會[34]。有溥於戊戌（1898）死難後，有為哀慟逾恆。兩年後，當他流亡新加坡時，特請友人到北京找回有溥的遺骨埋葬。[35] 有為於光緒二年（1876）與張妙華結婚。[36] 他19歲，她22歲。[37] 他大都不在家，因此他們並沒有一個完整的婚姻生活。從戊戌年他出亡外國到宣統元年（1909）她與他在檳城（Penang，舊譯缽）重聚，其間十餘年她一人照顧他的母親和全家。民國四年（1915），她抵押香港住宅以資助康梁的反袁運動。[38] 她受他的敬重可見之於民國十一年（1922）她去世後，他「執拂送喪，悉如古禮」，並銘其墓。[39] 有為於光緒廿三年（1897）納妾[40]，因他已40歲而尚無子嗣。[41] 十年後，他在美國時又納一妾：何旃理系一粵籍留美女生，因見到他的相片而仰慕他，自願為妾。她陪他旅行，做他的舌人（通譯）和秘書。[42] 當她於7年後（1914）24歲時死去，有為寫了「金光夢」以資悼念。[43] 他納妾顯未符合他在《大同書》和《孔子改制考》中所闡述男女平等的原則。[44] 不過，他並未違反當時被接受的傳統。身處社會的理想國未來到之時，他覺得不妨從當時一般士大夫之俗。 他經常提到他的孩子，尤其是兩個女兒——同薇和同璧——先後出生於光緒四年（1878）和光緒六年（1880）。[45] 他甚是愛護她們，讓她們受現代教育。她們常伴他在國內外旅行。[46] 同薇翻譯他所收藏的日文書，幫助他於光緒廿二年（1896）完成寫作十年之久的《日本變政考》。[47] 她嫁給麥仲華，麥氏曾編纂《皇朝經世文新編》，收了80餘位作者的變法文章，包括有為之作品在內。[48] 有為說他的妻子選了這個女婿[49]，但很可能是他介紹這準新郎給丈母娘。同璧嫁給羅昌，羅是梁啓超的學生，在庚子年（1900）曾參與反慈禧太后的陰謀。她於光緒卅年（1904）赴美途中，在日本與他相遇。[50] 同璧於光緒廿七年（1901）的春天與她的父親在檳城會面，然後陪伴他到印度、歐洲和美國旅遊。光緒廿八年歲暮，當他在印度時，他要她到香港探望她的祖母，然後再往歐美「演說國事」。[51] 在她離開大吉嶺時，有為寫了十首詩送勉，其中兩首是： 美歐幾萬里，幼女獨長征。豈不憐孤弱？其如哀眾生！流涕言故國，□□□□□。女權新發軔，大事汝經營！ 民權乃公理，憲法實良圖。此是因時藥，真為救國謨。光明布宗旨，感激為馳驅。聖主猶無恙，蒼蒼意豈無？[52] 從這些詩句可見有為對她此行之重視，以及對她能力之估價。五年後，當他抵紐約時，她每上完哥倫比亞大學的課後，即去見他。[53] 有為與他孩子（以及孫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亦可見之於他晚年繼續與他們一起做伴[54]，以及他從未忘記某子或某女的生日或忌辰。[55] 一首寫於民國六年（1917）陰曆除夕的詩——「開歲忽六十」——最可看出他對子女們的感情： 除夕飲團欒，群兒鬧鼓吹。……嚴服事上帝，酒醴祀祖妣。燈燭爛廊檻，兒女歡。[56] 有為在言行上都遵從傳統的家庭倫理觀。例如光緒三年（1877），當他驚悉祖父逝世後，十分哀痛： 吾少孤，自八歲依於大父，飲食教誨，耳提面命，皆大父為之，親侍十餘年。聞而哀毀，三日水漿不入口，百日內食鹽菜。及從父扶柩還……與諸父結苫廬，棺前縗絰，白衣不去，身不肉食，終是歲。於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逾。[57] 民國二年（1913）他母親去世時，同樣遵從古禮，一絲不苟。[58] 翌年，流亡外國15年後，他重返故里，即到宗祠和祖墳祭掃，完全遵照儒家的傳統。[59] 他在許多文章里也擁護古禮，如在《春秋董氏學》中說，家和家庭倫理乃人生之最根本因素。仁固然是儒家道德的中心，但家乃是發揚以及執行道德的首要所在。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60] 有為特別提醒大家，儒家制定三年喪並作《孝經》。[61] 並不是只有儒家重視家庭。墨子兼愛，「號稱尚同，而必施由親始」。[62] 「佛教號稱冤親，平等眾生」，而亦先度其父、其妻、其子，後度他人。[63] 有為認為孔子學說不僅與他教相通，而且順天理之自然。[64] 所以說「事父孝，故事天明」。三綱實是天所制定。[65] 有為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教育無疑決定了他的純粹舊倫理觀。 有為甚至用舊道德來攻擊慈禧太后。戊戌政變後不久，他致友人一函中辯稱皇上無論在道德上或法律上，都沒有對慈禧盡孝道的義務，因她實非他的生母。有為的原文是： 按六經諸說、朱子《綱目》《大清通禮律例》，天子無以庶母為母者。皇上既繼文宗，孝顯嫡後乃得為母，除此皆無母名，皇上亦無子義，則那拉後者，只能為先帝之遺妾……故不知那拉之非母，皇上之非子者，則不敢聲其罪而討之。[66] 庚子事變起，有為致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函中，亦數太后之罪，欲張、劉勤皇。[67] 有人說太后自稱是「保守派」，並聲言「反對任何人焚毀祖宗牌位」。[68] 她也被說成是靠儒家倫理來維護她的權威，以國母和攝政的身份，她自可要皇帝服從。[69] 她確受到當時許多官僚和士大夫的擁護。[70] 因此，有為想打破她的立腳點，並不奇怪。他於變法失敗後，指責她違反儒家倫理，也不奇怪。戊戌年（1898）九月二十九日的上諭，斥康「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因而有害禮教立國之旨。[71] 很明顯的，有為及其政敵都以儒家傳統作為思想戰的武器。 接著的問題是為什麼有為後來拋棄了此一保守立場，而以家庭為人類痛苦之淵，且預測家庭終將消失於烏托邦呢？[72] 有幾樣東西影響了他。佛教的出家思想，有為自光緒五年（1879）研究佛理時，即已熟悉[73]，從中他可能得到家庭阻礙快樂的啟示。一些親戚和朋友的不幸遭遇更加強了這一想法。例如，他甚以兩位姊妹——逸紅和瓊琚——的苦命而難過。逸紅與一不健康的年輕人訂婚，然後於同治十年（1871）嫁給病危的未婚夫，新郎於婚後19天即病逝。逸紅守寡43年，眼見其故夫兄弟的揮霍，親歷一個大家庭的衰敗後，於民國三年（1914）死亡。[74] 瓊琚亦於婚後不久而守寡，並於光緒十四年（1888）窮困而死。[75] 有為甚以她們的不幸而痛苦，自慚未能對她們有所幫助。有為的一個學生孔昭焱在一封信里也訴說所遭遇的家庭問題，他希望做一個學者，但他的父母強迫他放棄學業以謀生計。[76] 譚嗣同從小喪母，而被他父親的妾虐待。[77] 光緒皇帝也遭他「母親」慈禧的虐待，當時許多寫文章的人常提到。[78] 這些都使有為感到：雖然他自己的經驗並非如此，雖然他信奉儒家倫理，但家庭畢竟不是純粹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