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十五章　變革中的兩大動力

革命與改良之於社會，如燕鵲之有雙翼，舟車之有兩輪。革命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築，即打碎那種由於和新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時候就要瓦解的上層建築」(1)，變舊質為新質；改良則是以漸進的鬥爭形式推動舊事物向新事物轉化，它們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矛盾對立的，二者交叉地出現，或緩或急地促進社會的新陳代謝。近代中國就是在革命與改良的不斷變革中曲折前進的。 一、相互交替的兩個歷史階段 在歷史前進的道路上，新的力量往往不是以單一的形式出現。而在歐風美雨飄打下的近代中國，各種思潮一齊湧來，形成為政治實力，更是如此。1894年至1895年間，北洋艦隊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洋務派30餘年的「富強」設想也被擊得粉碎，醞釀已久的維新變法思潮便形成一股富有朝氣的政治力量出而領航了。他們通過「公車上書」，組織強學會，把旨在「變政改制」的政治思潮推向政治運動。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開始活動起來，組織興中會，發動廣州起義。在甲午戰爭的民族災難中成立的興中會和強學會，一個以革命為宗旨，一個以改良為依歸；一個要把皇帝拉下馬，一個向皇帝上書請願。它們揭出了革命與改良兩面大旗，都想為衰落的中國尋找新的出路。 1897年秋，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合影 同時登場的這兩股新的政治力量，不是相等地開展活動的，而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各有其變化，新舊遞嬗的邏輯決定了它們各有其自己的時代。從1895年5月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到1898年9月戊戌政變的幾年間，改良派被時人看作「新黨」，其變法活動以北京、天津、上海、長沙、廣州等地為樞紐，有風靡全國之勢，確曾給人以開創局面、迎接富強的希望。那時的興中會仍只是在海外華僑中和港粵之間聯絡，且被士流目為「亂黨」。即便是到了1900年10月的惠州起義，也不過是南海一隅閃電式的一擊，並無全局性影響，顯然居於次要地位。 改良派在甲午戰爭之後躍登歷史舞台，其思想淵源和鬥爭趨向，是由戰前30餘年的改革思潮發展而來，也是由對洋務派的批判和發展而來。洋務運動中與頑固派相峙的洋務派，雖不完全具有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形態和性能，但洋務思潮的掀起和失敗，在上層社會引起波動，為戊戌維新準備了現成的基礎和前提，同時規定了繼之而起的否定者（既克服又保留）只能是改良運動。維新運動之代洋務運動而起，成為時代中心，正是歷史運動的自身邏輯使然。而這時的革命派自身又為時代主流所吸引，不但與改良派分不清涇渭，就是對洋務運動破產之後仍有政治權位的洋務派頭目也沒有完全排除幻想。孫中山在1894年，章太炎在1898年還分別向李鴻章上書論政，想通過他在政治上有所興革。革命派與改良派既有熱愛祖國、要求改變現狀的共同願望，他們曾經尋求合作。就是到了1899年農曆六月康有為已在加拿大成立了名聲不好的保皇會，革命派也還是沒有放棄同康、梁攜手的活動。這種事實說明，在近代中國，革命一開頭並不是改良的對立面，而是改良的合作者。 孫中山斷髮易服照 戊戌政變把改良運動從頂峰上推落下來，作為變法主持人的光緒帝被黜，作為變法策劃人的康有為出亡，盤根錯節的舊勢力一巴掌擊倒了頗有聲勢的維新變法，意味著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這個結果同時顯示了新與舊之間的力量對比，康有為曾以他的思想「力攝勝人」，但他沒有與之相應的物質力量。所以，儘管康有為為中國社會選擇了變法維新之路，但當時的中國社會並沒有選擇康有為。隨之，改良運動退出了主流地位，它以自己的失敗，為革命準備了基礎和前提。在宗旨矛盾的自立軍失敗之後，特別是經過接踵而至的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清朝的腐敗兜底暴露，國內的反清情緒日增，革命的聲勢日漲，逐步取代改良而成為時代的中心。從歷史發展的鏈條看，前為戊戌維新，後為辛亥革命，戊戌與辛亥是近代中國在前進道路上的兩個交替的歷史階段。革命與改良歷史地位的變化，反映了辛亥對戊戌既否定又發展的歷史辯證關係。因此，在近代中國變革的道路上，如果說19世紀最後幾年的時代象徵是康有為，那麼到了20世紀初年則進入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時代。雖然，康有為生於1858年，孫中山生於1866年，他們近於同一輩人，但在社會政治思潮及其實踐的急遽變嬗中，他們的腳步卻是後浪推前浪，顯示為兩代人。 歷史階段的交推，並不是按照一定尺度的階梯。在有的歷史階段的交推中，一種新的力量敗陣下來，另一種新的力量在前者的敗局下成長起來，接應上去；而前者在敗退中尋求機會，經過新的組合，捲土重來，並與後者抗衡。清末革命派與改良派之由交替而並峙，就是這種複雜歷史現象的展示。20世紀初年，民族矛盾的強烈刺激使一大批知識分子由愛國走向革命，其中包括原來參加維新運動的如秦力山、楊篤生、章太炎等一批人也都投到革命的旗幟下來了。時局的震盪，甚至連梁啓超也有「中國實舍革命外無別法」(2)之想。這是一股潮流。繼興中會之後，在這個潮流的影響下又相繼產生了一批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如華興會、光復會等，並造就了一群有影響的領袖人物。這說明，以興中會為契機的革命組織活動由海南跨向了長江。1905年8月成立的同盟會「集全國之英俊」，匯聚了新團體和新人物的精粹，形成了成熟的具有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黨，它的理論體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正式公之於世，並擴大武裝起義和開展思想戰線上的鬥爭，標誌著革命的成熟而有了勝利的希望。 華興會會員黃興（前左一）、宋教仁（前左四）、章士釗（後左一）等合影 此時的革命雖已成為時代主流，歷史卻並沒有一邊倒。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日俄戰爭，不僅以暴力摧殘了中國人的生命和財產，而且以其出人意表的結局極大地影響過一代中國人的思想。大而強的俄國何以會敗於「蕞爾島國」日本，勝敗之由安在？特定的社會環境決定了特定的眼界和目力，許多人就他們所知道的世界得出了一條道理，認為俄國之敗於日本，不是俄國的兵力財力不如日本，而是日本為君主立憲國，俄國為君主專制國，俄國之敗於日本是專制敗於立憲，或者說是日本之打敗俄國是立憲打敗了專制。這個論證，對那時的上層人士既有借鑑又有切膚之感。張謇所說的「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意識。於是，在戊戌維新中曾經提出而被視為過激的立憲，此時卻成了有極大魅力的字眼，皆以立憲為挽救清朝、振興中國的唯一途徑。就在俄國戰敗的1905年7月，洋務官僚張之洞、袁世凱、周馥及出使大臣孫寶琦等都出面而奏請立憲。在「百日維新」的變法高潮中，對立憲不置一詞的清朝統治者，這時也把它看作救生圈，派五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以德、英、日三個君主立憲國為考察的主要對象。次年8月發布「預備立憲」上諭，給立憲派的活動提供了合法條件。儘管清廷所取的不過是立憲之名，但它的立憲姿態卻使真心相信立憲有回天之術的立憲派從中看到了莫大的希望。作為一種反應，國內出現了一批由張謇等人組織的立憲團體，為中國的立憲事業搖旗吶喊。「雲破月來花弄影」，奔營于海外的康有為也為之一振，宣布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梁啓超、蔣智由等則在日本設立「政聞社」，發刊《政論》雜誌，打出立憲的旗號向國內策動，並宣布「絕無干犯（皇室——引者）尊嚴之心」(3)，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泯除前此的恩怨，原諒了西太后；滿懷立憲理想的楊度，在日本創刊《中國新報》鼓吹立憲，旋即回國活動。這樣，戊戌年間失敗了的改良派又重新崛起，形成為朝野呼應、內外聯絡的立憲勢力。 楊度 立憲派是與維新派、保皇派一脈相承的資產階級改良勢力。因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爭奪的著重點不一樣，依次形成為三個不同段落的分稱：戊戌變法時為維新派，戊戌政變後為保皇派，日俄戰爭後為立憲派。這些變換的稱號反映了各自的主旨，也略寓褒貶。但改良派一直是它們的總稱。總稱表示了它們的改良主義路線的一貫性，分稱表示了它們各自的時間特徵及對革命派的關係的變化：維新運動時的維新派在於除舊布新，挽救危亡，以消弭革命於方萌；保皇活動中的保皇派以保護光緒帝、反對慈禧太后為宗旨，與革命派又聯繫又爭奪；立憲運動中的立憲派則呼籲開國會，立憲法以挽救清朝的危亡，與革命派尖銳對立，互爭成敗。作為維新派領袖的康有為在立憲運動中雖仍岸然自尊，但已漸失昔日的聲光，而活躍於立憲運動中的卻是戊戌時還不太露頭角的張謇等人。可見改良派自身的血液也在經歷著循環和代謝，並在立憲運動中發展了他們的勢力。以他們為主體而連續出現的抵制美貨運動、召開國會請願運動、收回利權運動和保路運動顯示了立憲派在當時中國社會的基礎和聲勢。這種基礎和聲勢說明改良還沒有走完自己的歷史路程。因此，在革命成為時代中心之後，立憲派又成為與革命派橫向對峙的政治力量。 二、共和與立憲：兩種模式的爭奪 立憲派與革命派在20世紀初年主要表現為兩種政治理想和分道揚鑣的對抗形式，無非是君主立憲制與民主共和制兩種模式的爭奪。 改良派與革命派在甲午戰爭後相繼登場的初期，即以各自的鬥爭形式表現出了它們的不同面貌。但在維新運動的高潮中，互不干預，且以互為中國的前途履險而默認。直至因自立軍的宗旨矛盾，興中會的畢永年與唐才常激辯而去，由改良向革命轉變的章太炎也割辮明志，開始表露出二者的「道不同，不相謀」。自此，它們在活動中的齟齬、文字上的辯難就層見疊現了。1903年12月，曾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謀求同改良派合作以實現中國社會變革的孫中山在《敬告同鄉書》中公開宣布：「革命、保皇二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4)他的話表達了對改良派的失望，同時又明確地劃分了革命和改良兩個陣營的界線。章太炎在同一年發表的產生過很大影響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一文，則用更加尖刻的語言說明了二者的對立，從而揭開了革命與改良大論戰的序幕。 汪精衛 1905年至1907年之間以《民報》和《新民叢報》各為一方的兩派大論戰，已遠遠超出了單篇文章和個別人物的範圍，在《民報》與《新民叢報》之外，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其他報刊也是唇槍舌劍，互不相讓；就是局外旁觀的報刊對雙方的論旨也不能不曲折地、隱晦地表示自己的意見。這固然體現論戰的規模，同時也表明此時的革命派與改良派已由原來的互不干預走向了全面對峙，前此的革新與守舊兩種思想的衝突一變而為在革新的道路上革命與改良的衝突。這場大論戰所涉問題至廣，其論旨由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為核心，波及與此相關聯的各種理論和實踐。要乎言之，論戰主要圍繞三個基本問題展開：一、要不要推翻滿清政府；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體；三、要不要實行社會革命。在這三個問題上，革命既是那時的趨勢，自然也就代表了正確的方向。但是，在很多實際問題上改良派的議論又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並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曾是章太炎「莫逆之交」的孫寶瑄說過： 今日海內，黨派有四：曰變法黨，曰革命黨，曰保皇黨，曰逐滿黨。變法黨者，專與阻變法者為仇，無帝後滿漢之見也。保皇黨者，愛其能變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敵也。革命黨者，惡其不能變法之政府，欲破壞之，別立政府也。三黨所持，皆有理。惟逐滿黨專與滿人為仇，雖以變法為名，宗旨不在變法也，故極無理，而品最下。(5) 這段話出現於革命與改良大論戰之前，但它所作的評論已經觸及了論戰中的若干問題。孫寶瑄是個要求變革的知識分子。他的話公允地反映了革命與改良在中國變革的道路上的地位和價值。革命派和改良派用激烈的論戰來證明自身的合理和進步。但對這一時期中國的民族意識來說，這種論戰又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互補，二者都在近代思想的發展歷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印痕。大論戰本身雖然沒有結論，但在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兩種反抗形式——武裝起義和請願鬥爭之間的分途較量必然要決出分曉。 欽、廉、上思起義軍事指揮黃興 革命派的武裝起義，在1906年的萍瀏醴起義後，由間歇而頻繁，由小試而大幹。幾年間，革命勢力大大地激盪起來。與此同時，立憲派由少數人的局部的立憲活動，至1910年末發展為數十萬人一再簽名的全國性大請願。他們滿想通過清朝政府實現他們的立憲主張，「俾希望立憲之人心迎機而大暢，鼓吹革命之患氣不遏而自熸」(6)，避免革命的流血破壞。一個旨在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政體；一個力爭改造清朝，使之走上君主立憲的軌道。雙方各自對著同一個對象——清朝開展鬥爭。過去說的「逐鹿中原」，是指同一形態的起義英雄們的武裝角逐，清末則是資產階級內部兩種政治勢力採取不同方式的角逐。這是隨社會形態發生變化而來的階級結構和鬥爭方式的變化，不僅對封建時代的角逐是一個進步，即與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來的反封建鬥爭比，也是一種進步。革命派和立憲派在角逐中各自的力量都在增長。增長的社會因素，固然有不少原來的改良派分子投向革命，但也有許多從舊營壘中游離出來的分子還不能一步跨進革命的門檻，只能成為立憲派的補充力量。由於革命派與會黨、新軍的結納日多，而千波萬瀾的群眾自發性鬥爭也有利於革命派的武裝起義，革命的聲勢已大於立憲，它代表了時代的大方向。但立憲派在晚清社會政治格局中能夠成為站在革命派與清政府之間的「第三種勢力」，作為一個頗有聲勢的社會群體而存在本身，說明了他們仍有其依以生存的社會基礎，他們作為新派人物的顏色並沒有完全脫落。比照革命派，立憲派在社會經濟、文化領域也有優勢。在經濟領域，立憲派直接從事工商業的人不少，與工商界有較廣泛的聯繫；革命派直接從事工商業的人卻罕見，與工商界聯繫不密切。所以，與工商界利益攸關的抵制美貨運動、收回利權運動和保路運動，多為立憲派發動，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產生過很大影響。立憲派基於保護和發展工商業的要求，敢與帝國主義進行挽回利權的鬥爭，卻害怕革命帶來破壞，他們更要堅持立憲以抵製革命。在文化領域，在那時的學堂、報刊、著譯等資產階級新文化事業中，革命派固然已很活躍，但立憲派和傾向立憲的人數卻要大得多。如從戊戌時期創辦起來的作為新文化教育事業重鎮的京師大學堂和商務印書館，大抵仍以立憲人士為核心。如梁啓超的論著，嚴復的譯書，儘管他們的影響已大大地超越了立憲的政治界線，然而梁、嚴的立論畢竟是為立憲說法的。由於這種複雜的社會歷史關係，在1900年至1911年間，武裝起義和群眾鬥爭雖已如火如荼，但立憲思想在知識群及其他領域仍很流行，為許多人所接受。這裡且以1911年2月23日黃尊三的一段記述為例： 晚，（熊）芷齋來談，多為人處世之言。余詢其對國事之主張，則不能明白答覆，只雲立憲即足救亡。余謂立憲不過一種制度，制度之運用在人，今之政府，能運用立憲之制度乎，吾殊未之敢言。況立憲之空名，政府亦未敢輕與。以余拙見，簡直說非革命不可。熊君聽余言革命二字，勃然變色曰，宋遯初素稱革命巨子，今日尚不言革命，汝輩何幼稚乃爾，可謂不知時務。余曰，宋之言革命與否，非余所敢知，不能以宋某個人不言革命，使天下人均不言革命，足下未免太迷信遯初，而輕視天下人。況遯初未必真真不言革命也。足下蓋中立憲黨之毒而於國情為昧昧也。熊君聞余言憤甚，欲繼與余辯，下女報客來，而餘二人之談判遂中止。(7) 黃尊三、熊芷齋當時同在日本留學。20世紀初期的留學生是中國政壇的晴雨表。過去相關辛亥革命著作大都強調了留日學生的革命化，其實那十年前後留學日本的兩三萬人中，持熊芷齋這種態度、堅主立憲的人比比皆是。前此，胡漢民所說「其學業將成而自命前輩者，輒畏言革命，且信仰至日本維新立憲而止」(8)，就是指的熊芷齋這類留日學生。 清廷頒布成立內閣上諭，稱年限不再更張 20世紀初年，革命與改良之由縱向的遞嬗變為橫向的對峙，除了上述所說的情況外，還有外來和內在兩個原因。 就外來因素而言，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都不外採取君主立憲制或民主共和制，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構成資本主義世界的兩種基本政治模式。對於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來說，兩者都是現成的榜樣。革命派和改良派各自擇取一種榜樣以打倒另一種榜樣。康有為曾經作過統計，得出了君主立憲比民主共和多的比數，藉以闡發他的主張。但因為兩者的成功都已被過去的實踐所證明，所以就理論論爭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徹底打倒另一種。這種情況又決定了兩者都能用自己的邏輯來說服一部分愛國的中國人。那時來自西方的外部條件有極大發言權，日俄戰爭的勝敗既是那樣令人信服，何況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在西方是同一社會形態里兩種並存的政治模式，改良派也就更有理由與革命派爭奪，要求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然而，中國究竟應採用哪種模式，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並不是一廂情願的事，而是由特定的時代、國情、社會環境與文化傳統決定的。厚此薄彼，以一方否定另一方，是缺乏歷史依據的。但在新興資產階級前進的歷史上，採用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對封建勢力的打擊程度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民主共和對封建勢力的打擊大於君主立憲。在那時的中國，不把皇帝拉下馬，歷史就不能前進。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兩種政治模式的爭奪，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過程中的矛盾和曲折。 就內在關係來說，在當時中國，封建制度是社會進步的最大障礙，而帝制又是這種制度最直接的體現者。革命派以剷除帝制為己任，固然代表了中國社會的客觀要求，革命之具有主導意義，其理由正在於此。但是，把實現立憲政治作為革故鼎新的最高目標的戊戌變法的失敗，並不同於沒落階級的失敗，而是新舊勢力的懸殊、新的暫時不能克服舊的而遭致失敗。戊戌後，立憲仍是一個為人們憧憬的新圖案。而且，在戊戌時光緒皇帝曾經支持過維新變法，並在變法失敗後飽經折磨，與改良派同歷劫難。所以，在不少中國人心目中的光緒是主持新政而有立憲希望的「皇」，是維新變法的象徵，他們深信老耄的慈禧總賽不過年富的光緒。難怪康有為揮舞著「衣帶詔」在海外華僑中有很大市場，在國內也仍然有影響。特定的歷史條件使得保守的形式具有了進步的內容。當革命派把握了正確的方向，以破竹之勢行進的時候，改良派卻把根須扎進了現實的社會變動之中，以捕捉時機，實現立憲的政治理想。兩者展開競賽，但兩者都不是倒行逆施。須知立憲在中國的實現並不是全無可能的，即便是到了1905年之後，也還存在著立憲的微弱前景，還有一些號召力，特別是對那些從舊營壘中漸次甦醒過來而又害怕革命的人們。其一，日俄戰爭之後，公使孫寶琦和總督周馥、張之洞、岑春煊、袁世凱在統治集團內部先後籲請「變更政體」、推行立憲，主張內而依順輿情，外而跟上時代潮流，這種事實說明了洋務派向改良派的大步接近。儘管他們各有用意，但這種時局逼迫下的變化畢竟能夠容納比洋務運動更大的改革。其二，立憲派於1910年1月、6月、10月相繼舉行的「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曾遍及了16個省，牽動過數十萬人，光是參與簽名者，就達20萬人。它顯示了擁護立憲的社會基礎。其三，在20世紀初期的風雲變幻中，國內出現了一批改良派的後勁人物，其中尤以張謇最為著名。他沒有康有為那麼多理論，但他比康有為更富於策略；作為眾多實際運動的領袖，他的才幹又高於康有為。他以狀元的身份而毅然辭官南歸，創辦實業，體現了由一個中世紀的儒生到近代中國人的轉變。(9)但他並不能從封建的束縛中完全脫穎而出，仍只能把戊戌提出來的立憲作為自己追求的政治目標，並把各項新政集中到立憲這個總目標上來。就這一點來說，立憲運動是戊戌維新的繼續和發展，而康有為是立憲的前驅，張謇則是立憲的後勁。前驅和後勁既體現了改良派自身的代謝，又表現為立憲的社會接力。以上三者的存在，是一種歷史的安排。「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它們為立憲派的目標提供了可能實現的條件。然而，可能實現的東西最終並沒有實現，革命以先聲奪人之勢推翻了帝制。造成這一結果除了當時中國的客觀情勢外，還有兩個方面的契機： （一）立憲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是中國社會的一種變革，立憲派要求限制君權，推行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要的是真立憲，因而有其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它又是對早該淘汰的清王朝的一種挽救。只有變革王朝才能挽救王朝，二者是統一的。新政的實施說明了清王朝已有自我挽救的意識，但慈禧太后只取立憲之名又說明它並沒有相應的變革意識。立憲派一再警告清政府：「國運非收拾人心，無可挽回；人心非實行憲法，無可收拾」。並「以假立憲者真革命之說儆之」(10)。但種種跡象表明，「自先帝（指光緒——引者）立憲之詔下，三年以來，內而樞密，外而疆吏，凡所為違拂輿情，摧抑士論，剝害實業，損失國防之事，專制且視前益劇，無一不與立憲之主旨相反」(11)。當時人曾說：「今日之政府，所謂以振作為敷衍者也。昔有再醮之婦，嫁續娶之夫，人贈以一聯云：又是一番新氣象，依然兩件舊東西。可以為今日政府寫照。」(12)雖然形容太過刻薄，但意思是很傳神的。老耄昏聵的西太后和繼起的少年貴胄載灃均非百日維新中的光緒之可比。歷史提供了可能的條件，但清王朝卻沒有一個認識這種條件的人。他們用假改革來欺騙歷史，而欺騙歷史是不可能不受歷史懲罰的。1911年年初外國人已經看到：「中華帝國正在沒落，其四肢已經爛掉。」(13)顯示了局外旁觀者的敏銳與清醒。 載灃與溥儀 （二）這一時期中國正處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大變革前夕，「政府之專己自逞，違拂民心，摧抑士論……於是人民希望之路絕，激烈之說得而乘之，而人人離畔矣」(14)。以下層群眾為主體的民變如千波萬瀾，起伏於南北各地。他們用自發的形式反映了20世紀頭十年中國社會矛盾的激化。民變以動亂的形式為革命創造了社會環境。歷史矛盾運動常常互為因果，這些民變大都是清王朝為籌集新政費用攤派捐稅而引起的。新政以自我挽救為動機，但當新政成為人民群眾頭上沉重的經濟壓力時，它又變成了加速王朝覆滅的催命符。在革命和改良的對峙中，下層群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作出了抉擇。這是一種不自覺的抉擇。但它一經出現，就會改變歷史已有的安排。 三、不同一性中的同一性 立憲派與革命派是一對矛盾，它是近代中國社會的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兩對基本矛盾派生出來的一對矛盾，是在反帝反封建要求下產生的一對矛盾，二者的並峙表現了它們的不同一性，也有對抗性，但這種矛盾反映的是同一個階級的不同階層在改革方式和道路上的分歧，對立著的雙方都在為沉淪中的中國尋求新的出路，都要求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地位，建立近代化的制度、國家和社會，因而又具有同一性。複雜的社會環境及歷史條件決定了革命與改良在互相對立中又互相聯結，在不同一性中具有同一性。 革命派和改良派是在同一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兩股新的政治勢力，它們的主張和要求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要求。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突出地表現為南北間的差異，資本主義首先是從南方興起並長期占優勢，這與西方勢力首先進入這個地區有關。1893年有人寫信給張之洞說：「方今機器之利，粵人知其益者，十之八九；兩江閩浙，十之二三；河洛以北，百不得一。名卿巨公，以為是者半，以為非者亦半。」(15)這些話大體反映了當時南北間對認識和接受西方事物的差距。所以，近代的新興力量大多肇始於得風氣之先的南方或以南方為主。倡導改良與革命的首要人物都出自南方。同盟會在1905至1906年有統計的會員為976人，其中廣東170人，湖南158人，四川130人，湖北125人，余為其他各省。江、浙、皖人數不著者，因三省主要為光復會活動地區。光復會不像興中會、華興會的人幾乎全體加入同盟會，而只有少數人陸續加入。從改良思潮的醞釀到改良派的形成固然起於南方，即便是後來的立憲運動也以南方為基地。如江浙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北的憲政籌備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均是。兩派的組織及其活動地區說明了它們的社會基礎的同一性。儘管我們通常區分它們一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一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這是就其社會地位和政治態度說的。若就其經濟關係而言，立憲派同工商業的關係還多於革命派，對提倡實業有更大的興趣。 孫中山與同志在東京合影 革命派與改良派同時以「救亡圖存」為自己出世後的第一聲吶喊，愛國是二者共同的歷史起點，反帝是他們共同的旗幟。康有為為「救亡圖存」而謀求政治上的改良，孫中山也因列強的「虎視鷹瞵」而指出革命旨趣，由愛國走向革命。其後，革命派固然是高舉愛國革命的旗幟，立憲派又何嘗不以民族安危為念！在革命派與改良派的大論戰中，一方害怕革命引起列強幹涉而召瓜分之禍，一方則以革命在於謀國家之獨立可以避免列強幹涉為辭，二者對帝國主義的本質都還缺乏應有的認識和堅決的反抗宗旨，同樣表現出雙方固有的軟弱性，但都想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使中國並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收迴路礦權利的一系列鬥爭中，大抵為立憲派發動或立憲派與革命派相率投入鬥爭。如山西省立憲派首領梁善濟先是與革命黨人解榮輅聯名上書清廷外務部，要求收回盂縣等地礦權；繼而他又與革命黨人一道解除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的合同。1911年6月上海成立「中國國民總會」時，同盟會會員與立憲派人士分別擔任了正副會長，該會受同盟會的指導，是以反抗列強侵華相號召而廣泛吸收各階層參加的愛國團體。保路運動中，湖南、湖北、廣東三省都是大批立憲人士發動而有革命黨人參加的愛國鬥爭；四川立憲黨人發展為保路同志會武裝抗清，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不可否認，在改良與革命的道路上，立憲派與革命派常處於對立的地位，但又應該看到，在愛國反帝的要求上，立憲派與革命派更有相互配合、共同鬥爭的友情。這種友情不僅表現為上述挽回利權的許多事例，而且深藏於榮辱與共的民族情感中，無論革命還是立憲，其反對外來侵略，反對清朝賣國，都具有極大的同一性。 《國際公法大綱》 革命與改良兩派都取法於西方，向西方學習。作為革新中國與打擊舊學的思想武器，最初取自西方的社會契約論、三權分立說、進化論和以實驗科學為基礎的歸納方法等，是由改良派與革命派相率譯解的。對這些學說的理解和運用，一方得之為漸進量變，為君主立憲；一方得之為躍進質變，為民主共和。這種異趨，是由外來變為內在的社會機制和兩派各自的政治傾向造成的。我們固然應看到這種異趨，但兩派畢竟是同取一瓢水，目的在於衝擊中國的舊學，導中國於革新之路。即使在兩派激烈論戰的立憲運動期間，《新民叢報》也沒有喪失對舊營壘的衝擊作用，論戰可以說是雙方對舊營壘從來所沒有過的剖析。所有這些學說的譯解，除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書刊外，還有其他方面的譯述，對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和睡眼方開的士人還是思想啟蒙，不一定先存在政治的涇渭，如進化論、實驗科學的方法主要引導他們突破舊的樊籬去觀察和分析歷史與現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盧梭、孟德斯鳩、達爾文、華盛頓、林肯、彼得大帝以及明治維新崇拜的英雄形象，成為兩派人汲取思想和戰鬥激情的共同來源。民族的、時代的追求，在近代中國社會具有極大的意義，它們常常超越政治分野的廣度而馳騁於人們心中。 革命與改良兩派都把中國的去路寄託於實現資本主義，因此反封建同是二者的奮鬥目標。改良派一開始就是向封建挑戰的，想以漸進的方式使資本主義體製取代封建主義體制。戊戌維新運動對封建頑固派勢力曾經鬥了一場。立憲運動同革命對峙雖削弱了反封建的作用，但要求發展資本主義，其矛頭是指向封建的。革命派標舉民主共和，進行暴力革命，與改良派比較，是全面而一貫地反封建的。在反封建這個大目標上，立憲派與革命派有較大的差距。立憲派之所以與革命派對峙，主要是如何對待代表封建統治的清朝。本來君主立憲制的君主、民主共和制的總統，只是兩種模式的國家的元首，儘管在其開始對打擊封建的程度不無差異。然而在中國曆兩千年的君主高於一切的封建專制統治，不把皇帝拉下馬，對封建政治勢力就會是極大的保留。正如恩格斯指出：「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裡，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16)辛亥革命時中國面臨的情況也是如此，不廢除君主，那是非常不現實的。就這點而言，革命派具有更徹底的反封建程度，而改良派在反封建的同時又帶有某種保留。話又得說回來，君主立憲畢竟是資本主義體制，不屬於封建主義體制，立憲派對封建誠然有較大的妥協性，然而基於資產階級的要求，畢竟又是反封建的，這是它與革命派具有同一性的基點。 在歷史社會的新陳代謝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一切對立的事物，都在不同一性中寓同一性，沒有不具同一性的對立面。立憲派之與革命派，除了上述在社會基礎、政治背景、理論指導和反封建這個總目標上都有若干聯結外，事實上，從甲午戰爭到義和團運動，不僅改良派的鬥爭有全局性影響，是時代的呼聲，而且兩派在愛國革新的要求下，都為中國的處境而冒險犯難，彼此不無惺惺惜惺惺之意。他們曾經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等地尋求合作，興中會的參與自立軍起義，就是這種合作的明顯標誌。武昌起義，革命派以武裝推翻清朝對立憲派的長期論爭給出了答案，建立了中華民國。至此，立憲派也是一片共和呼聲，群起而組織共和黨。不管叫投機也好，叫轉變也好，革命派接納了他們，他們表示趨從革命，可以說是前度的合作在新的情況下的再現，也是潛在的同一變為表面化的同一。當革命黨人以為「破壞告終，建設伊始」的時刻已經到來，倡議發展實業，以厚民生，立憲黨人對此表現了極大的興趣，積極響應，組織協會，籌建企業。凡此種種，表現了二者的最終目的都想把中國建成一個資本主義強國。 隆裕太后與侍從太監合影 在清末，革命派、立憲派與清王朝的三角關係中，革命派一面要發動武裝起義推翻清王朝的戰爭，一面又要從政治路線上同立憲派作鬥爭；反過來，立憲派一面要花很大的氣力對付革命派，另一面為了實現立憲的政治目標，仍要與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派爭奪；同樣，清朝政府也是在同兩面的格鬥中掙扎。其中，革命派與清王朝是誰消滅誰的問題，而立憲派與清王朝、與革命派則各有其互相對峙和互相聯結的一面，其對峙和聯結又是互為進退的。立憲派對清王朝的立憲失望時，同革命派的聯結就增長，並現其同一性。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對峙，也不同於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不同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峙，它們是在資產階級這個統一體中為建立資本主義國家而產生的分歧，其間具有較大的同一性；而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如何對待封建主義的各個方面，比人民群眾自發的反封建鬥爭也具有更實際的內容。革命與改良兩派的對峙與聯結，同一性與不同一性，決定了它們各自在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中的歷史地位。 【注釋】 (1)《列寧選集》，3版，第1卷，63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31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115頁。 (4)《孫中山全集》，第1卷，23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5)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422頁。 (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一輯，10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 (7)黃尊三：《三十年日記》留學，316頁，長沙，湖南印書館，1933。 (8)《胡漢民自傳》，22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 (9)參見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傳記，68頁。 (10)楊立強等編：《張謇存稿》，2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1)《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3，40頁，上海，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1。 (12)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上冊，547頁。 (13)[澳]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683頁。 (14)楊立強等編：《張謇存稿》，18頁。 (15)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四《漢冶萍公司》（一），5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4卷，215～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