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十四章　「中等社會」

「中等社會」一詞，於古無征。它是中西社會衝撞、交錯與融合的產物，是20世紀初年的革命黨人所著力論說的一個概念。在這一概念背後，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產生和累積起來的一種力量。作為一個複雜的社會實體，它崛起於庚子之變後，不僅反映了那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階級結構的裂變與改組，而且反映了在歐風美雨浸染下中國社會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的變化。革命黨人出自「中等社會」，又代表了「中等社會」。當他們用這個概念把自己同上等社會和下等社會區別開來的時候，他們同時體現了「中等社會」自覺意識的開始。它的出現本身體現了中國近代各種社會實力的消長，並很快成為推進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決定性力量。 一、一個複雜的社會實體 在19世紀，曾有過以上等、中等、下等名人名事的說法。如太平天國時期，綠林人物張嘉祥就說過：「上等之人欠我錢，中等之人安枕眠，下等之人跟我去，好過租牛耕瘦田。」(1)這裡所區分的上等、中等、下等主要是以貧富貴賤為天然尺度，著眼於社會個體，因而它僅僅是直觀的結果。作為一個新的概念，「中等社會」則不僅僅是直觀的結果，而且是理性抽象的結果。義至而後名立，「中等社會」從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兩個方面概括了操各種不同職業而居於相同社會層次的人所構成的複合體，它著眼的是社會構造，因而它具有比前者更豐富、更深刻的社會內涵。就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而言，「中等社會」相當於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2)。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屬於「中等社會」。但出現於20世紀初年的「中等社會」又不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同義詞。當時人說： 湖南無兼併之豪農，無走集海陸之巨商，無鳩合巨廠之大工業，諸君占中等社會之位置，唯自居於士類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於商與士之間者附屬焉，出入於方術技擊與士類之間者附屬焉。(3) 這段話雖只以湖南一省的情形為言，但它對「中等社會」所做的界說是具有典型性的，反映了那個時候人們心目中的「中等社會」的狀貌。它用「豪農」、「巨商」、「大工業」(4)作對比，反襯出「中等社會」在經濟上類乎尚有剩錢余米之屬的中產地位。但更能說明「中等社會」特點的，則是它所例舉的諸種社會構造成分。 （一）「自居於士類者」。在傳統小農社會中，民概分為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為四民之首。學而優則仕，修身誠心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們恪守的政治信念，所謂「士而仕，猶農之耕也」。士可以通過科舉考試而取得「功名」這一特殊身份。但由士而進於政治行政系統的並不在多數，因為取得「功名」本身並不意味著得到官職。在中世紀的中國，「功名」具有特殊的社會價值，它不僅把有功名者同平民社會區別開來，而且賦予他們以各種權利。即便未能躋身於官僚之列，也能憑藉它左右鄉村社會的眾多事務，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一般說來，這批人在職的時候，是官；不在職的時候，則是紳。然而士與士之間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身份並不都是一樣的。其中之低級者，如眾多的生員，只是小紳士，實際上已經介乎紳與民之間，他們沒有上流紳士那麼多財富和權力，又比一般的「耕氓市井」之類多了一點兒功名。於是這些人天然構成了鄉村社會裡的中等階層。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階層，有人估計，在19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這一部分士類大約有91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萬分之二十四。(5)這個數目不可能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當然也不能直接用來說明20世紀初年的中國社會情況，但它提供了一個可資推算的依據。所謂「自居於士類者」，這是一部分。他們不屬於中產階級，也不具有多少新質，但他們又被歸於「中等社會」，這種事實說明了「中等社會」依然帶有舊時代的深刻烙印。 1902年前後，福建革命志士成立益文社，圖為社員合影 「自居於士類者」的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19世紀末開始的各種新式學堂所培養出來的近代知識分子，包括為數不少的留學生，以及從傳統經生、儒士脫穎而來的知識分子。同科舉制度下產生的八股士類相比，這類人已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新思潮、新學理的洗禮，是另一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他們不同於那種「舍帖括八股書畫之外更無其他學問」的「闒茸污賤驕蹇無恥之士」，對傳統經籍版本的熱衷與執著逐步讓位於一種積極的社會參與意識和救世意識。他們有新的知識結構，新的人生理想，新的價值觀念，新的行為選擇。在救亡圖存的總目標下，他們開始了新的追求。在傳統經籍之外尋求有益於社會進化的新知，尋求強國之道。所以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一經出現，即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注目，甚至被尊為「製造新中國之良工」。20世紀初年頗具聲勢的「學界風潮」之後，「稍有熱誠者，咸引領張目而望之」(6)，對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寄以殷切的期望。有人曾說，中國社會「殆已有多數之絕望，乃於各種絕望之中而單有一種焉，浮影於熱心家之腦中，而產生出一線之希冀者，此何物也？吾必曰：學生社會！學生社會！」「蓋學生者，實能於各種社會中獨樹一幟，有吸取新思想之資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腦筋，有擔任新中國之學問。社會主義方倒歐風傾亞雨而來，旁皇無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學生為之媒。」(7)把學生視作變外來為內在的觸媒，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它反映了隨時代變遷而來的社會觀念的變化，突出了學生在中國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特殊地位。與八股士類不同，新式知識分子不再拼搏於科場，不再執著於功名，但在久已習慣用士農工商劃分各色人等的社會裡，他們仍然「自居於士類」。據統計，1902年共有近代學堂35 787所，1912年增至82 272所；學生則從1 006 743人增至2 933 387人。(8)比較起來，這批人在數量上更多於八股士類。新的士類在近代中國的大批出現，體現了知識分子階層的新陳代謝。 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新陳代謝不僅表現於新的士類在數量上的激增，更表現於時代發展對舊的士類的淘汰。在這個時候，新的社會需要使舊的知識無用武之地，而科舉制度的廢除又斷絕了詩書墨卷中人的出路，使之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中等社會」里的舊式士類在斯文掃地之後另謀出路成了一種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投筆從戎即是一條重要的出路。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陳孝芬是在黃陂應募入伍的。「那次募兵結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個廩生，二十四個秀才。」(9)曾被山東學政賞識過的秀才吳佩孚，最後「棄卻儒冠，另就事業」，投身到武備學堂去了。(10)讀一讀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軍人物記載，類似吳佩孚者大有人在。除此而外，還有從事其他職業的，於是而有「出入於商與士之間者」、「出入於方術技擊與士類之間者」之類稱呼。舊式士類的這種變遷，不僅是職業的變化，而且是利益和感情的變化。在同一過程里，新式知識分子則成了時代的驕子，他們尖銳地掊擊王朝秩序，又向社會傳播各種新的觀念意識。隨著他們的產生，同時出現了種種前所未有的職業，如記者、編輯、律師、醫生（西醫）、近代學堂的教師以及職業革命家，等等。他們成為20世紀士類的主流，並因此而成為「中等社會」的中堅。 （二）「出入於商與士之間者」。在傳統的中國，士以求義為志，商以求利為本。士與商不僅道不同不相為謀，而且後者為前者所不齒。在以農為本、商為末的社會裡，輕商、卑商、賤商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傳統。在這種傳統之下，商是不可能有獨立的社會地位的。但從19世紀中葉起，這種人為的界線開始模糊了。西方商品經濟的衝擊，促使中國感受和認識了商品與資本的力量，於是而有洋務運動中出現的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傾力呼籲「商戰」，並形成一股社會思潮。「商戰」不僅包括商業，而且包括工業，它既重視商品的消費流通過程，也重視商品的生產過程，所謂「商戰」需以工業、農業為本。作為民族壓迫下所產生的反應，「商戰」非常自然地把四民之末的工商業者同民族自強聯繫起來。於是，為士類鄙夷的商人之業開始得到了知識分子和社會的承認。創設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在其初始的經營業務主要是印刷各種商業、商界的文件和賬簿等，所以稱「商務」，它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即透露出這種歷史信息。與這種觀念變化同時發生的是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外力侵蝕下的逐步改組，它比觀念更有力地改變著舊的社會結構，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三種新的情況： 商務印書館 其一，舊式商業向近代工商業轉化。外國商品的輸入改變了舊式商業的經營內容，隨著經營內容的改變經營方式亦隨之改變。上海「京廣雜貨鋪」之易名為「洋貨號」、「洋貨鋪」，當然不只是名稱的更易，更重要的是它所經營的商品內容的變化。當商業以經營農副產品為主的時候，商業的主要聯繫對象是農村，但當商業以經營洋貨為主的時候，其商業網絡會撒得更廣，其聯繫對象也會廣泛得多。《上海縣誌》記載了同光時期一個叫朱佩珍的人由「習賈」而獨資經營五金鋪。「起家徒手，無所資藉，徒以重然諾，審取與，為士大夫所愛重。東西各國人士來此經商或旅遊者，聞其名，爭結納焉。」(11)這段話生動地說明，舊式商業向近代工商業轉化的結果改變了商人本身。為士大夫所愛重，與東西各國人士相往來的形象是舊式商人所不曾有的。與其說這是「重然諾，審取與」所取得的，還不如說這是經營內容和經營方式的變化所造成的。在他們和士人之間，傳統的界線已趨淡化。 其二，舊式士類滲入了工商業。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出現的一種新風氣。它既是傳統價值觀念變化的結果，也是經濟與社會變動壓力逼拶而成的結果。這兩種結果里，又往往交織著愛國主義的情愫。張謇在中法戰爭後即認為「中國須興實業，其責任須士大夫先之」。甲午戰爭後，他目睹國事日非，毅然辭官，以狀元身份投身近代工商業，「士生今日，固宜如此」(12)，即體現了這樣一種情懷。在這個時期，僅川沙一縣就出現過好幾個操工商之業的「諸生」。例如：「黃彬，字紫文，高行鎮人，國學生，幹練有才。光緒初年，邑人朱其昂創辦上海招商局，章程皆其手訂」；「朱純祖，字麗生，市區人，監生。……年甫十齡，孤苦零丁，學習米業，中年創設朱麗記花米行，歷二十餘載」；「姚光第，號述庭，市區東門外人，南邑諸生。……光第感於清季地方貧瘠日甚，就其家設機器軋棉廠，實為川沙機器軋棉之始」(13)。「諸生」棄文經商，不再侷促於科舉——仕途之一路，固然是在「恥於言商，恥於言利」社會風氣轉變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的。但這種事實又有力地衝擊了舊時代的義利觀念，表現出舊式士類的價值指向逐漸由單一化走向了多元化，這無疑是一種進步。這批人由士類而來，因此他們並不是舊式商人。他們所操之業多為近代化的製造與貿易。因此也不是舊式商業。 其三，新式知識分子投身於工商業。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裡，各省開始興辦農、工、商、礦之類的專科學堂。這種新式學堂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加上學成回國的留學生，是一批數目可觀的專業人才。他們中的多數人沿著工商業徑直走向工商界。這部分人是更完整意義上的近代工商業者。 上述三類人物都是以工商為業的，但又不同程度地出入於「商與士之間」。他們的利益同新的經濟方式連在一起，並在經營實業的過程中逐步向近代人轉變。但他們中的一部分又保留著傳統的痕跡。1904年商部頒布《商會簡明章程》之後，全國各地大中城市紛紛設立商會。到1911年，除川、粵、桂、滇、黔、湘等省沒有統計數字外，各省市共設總商會34個，商會616個。(14)以工商業資本家為主體的商會之設，是20世紀初年出現的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儘管它仍帶有某些中世紀行幫的印記，有的甚至還受到行幫的制約，但商會取代行幫卻是一種歷史趨勢。它的大量出現反映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發展，同時也體現了工商業資本家群體意識的形成。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工商業資本家在抵制洋貨、收回利權、立憲運動等眾多社會事務中日益顯示出其自身的實力和存在價值。是他們，奠定了民主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 晚清蘇州蘇經繅絲廠 （三）「出入於方術技擊與士類之間者」。「方術」一詞，始見於《莊子·天下》，原指學術和治術。漢代以降，方術乃泛指一切神術，包括陰陽推步之學、數往知來之術、相術、醫術、神仙術、厭勝、符咒、祈禳、扶乩，等等。在中世紀的中國，它們大多出自傳統信仰或古代巫術，帶有很強的迷信神秘色彩。這裡所謂「方術技擊」者，泛指用一技之長以取得較為富裕生活的人們，例如名優、書畫家、以岐黃之術鳴者，以及其他種種自由職業者。 清末留日學生創辦的革命刊物 對「中等社會」 內部構造的分析說明， 「中等社會」 是一個反映特定歷史內容的複雜的社會實體。20 世紀初年， 資產階級的形象已經可以辨識， 但資產階級的陣營是不明晰的。不明晰是這個時候資產階級的一種特點， 它們同其他社會成分的交疊和粘連還沒有完全消除。然而，「 中等社會」的複雜性，並不僅僅表現在社會構造上的新舊交疊與粘連。單就其政治傾向來說，就可分為革命與改良兩大派別，而在革命與改良兩大陣營內又存在著許多宗旨各異的小派別。作為「中等社會」的代表，革命黨人在推翻清王朝這個總目標上是一致的，但它們顯然不是鐵板一塊，毫無分歧的。1905年同盟會的成立，固然表現出革命黨人很強的近代政黨觀念，但同時也存在著傳統的畛域觀念和宗派主義思想，而且後者往往模糊和掩蓋了前者。革命黨內的許多爭議的背後幾乎都有這種舊的意識在作祟。1908年《江漢日報》連載的《革命黨史》一文就曾對革命黨內部各派的政治主張做過介紹：一、以黃興、章太炎、陶成章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派」，它「承繼中國數千年來所謂『內諸夏外夷狄』之學說，恢復國權，發揚國粹者固有之民族主義也」。中國內地學界多屬此派；二、以孫中山、胡漢民、汪兆銘為代表的「民族民權主義之急進派」，它「法歐美之學說，倒現在之政府，建社會民主政體……且直以武力而期成功」。革命黨人多屬此派；三、以陳天華（陳死後由宋教仁「執其牛耳」）為首領的「民族民權主義之漸進派」，它「同第二派之主義，有其實行而大異其趣，不徒用武力，俟黨勢十分擴張，國民程度稍為發達，而後徐圖成功」。此派「黨員甚少、勢力微弱」；四、以張繼為領袖的「無政府主義派」，它主張「倒現在之政府，不建再後之政府」。在這四派之外，還有以「女子復仇」為宗旨的「尊女主義派」，由劉光漢指導；有主張「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派」，以「蜀魂」為領袖。(15)這種說法未必都符合歷史事實，但革命黨內部的政治分野卻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是所有的革命黨人都有建立民主政體的自覺意識。孫中山曾說： 所有抱著革命思想的中國人，約略可分為三類：第一類人數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無力謀生的人；第二類為憤於種族偏見而反對滿清的人；第三類則為具有崇高思想與高超見識的人。這三種人殊途同歸，終將以日益增大的威力與速度，達到預期的結果。(16) 這段話極好地說明了革命的社會基礎的複雜性。作為一個整體，革命黨人都有反對腐敗王朝的要求，是清王朝的叛逆。但「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榨而無力謀生的人」和「憤於種族偏見而反對滿清的人」首先不是把清朝當作一個君主專制政體來反對。翻開那時的報刊，撲眼而來的，不是反貪官污吏，就是仇滿情緒（當然也有借這種情緒來宣傳民主革命真義的）。這種事實不僅牽制或遮掩了那些「具有崇高思想與高超見識的人」的民主追求，而且說明了他們不是或不全是傳統社會的叛逆。 「中等社會」的複雜性並不是個別人為的產物，歸根結底，它導源於中國近代社會，是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複雜性的反映。「中等社會」所表現出來的複雜的社會歷史內容，是近代社會新舊兩種因素互相交織糾纏而又矛盾衝突的產物。中國近代社會是「將幾個世紀縮在一時」的社會。微弱的若干工商業都市與普遍停滯著的農村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與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17)，「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18)也都是摩肩挨背地存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物質形態上社會發展序列的重疊交錯，決定了「中等社會」的社會關係及其觀念意識的多重性。「中等社會」的出現，是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深刻變化，但它的複雜性又說明它的不純粹性。不純粹性是正常的，天底下沒有絕對純粹的東西。但「中等社會」的這種複雜性和不純粹性，毫無疑問又給後來的歷史布下了濃重的陰影。 《民報》時期的黃興（坐臥者）、章炳麟（左五）與同志合影 二、「破壞上等社會」與「提挈下等社會」 「中等社會」介乎「上等社會」與「下等社會」之間，它不僅區別於「上等社會」和「下等社會」，而且承擔著「破壞上等社會」和「提挈下等社會」的雙重責任。它的作用和使命就體現於這兩種責任之中。 愛國學社成立時師生合影 大致說來，「上等社會」是代表既得利益的統治集團，包括政府諸公、鴻儒碩彥、各地疆臣、領兵大員、駐外公使、州縣官吏等。「彼夫出道而呵，人闕而趨，氣焰熏熏，挾持政柄者，大率皆頑鈍腐敗之魁傑也。彼輩除考據詞章以外無學問，除奔競鑽營以外無閱歷，除美缺優差以外無識見。加之數十年陶熔於宦海，養成一種柔滑狡獪、麻木不知痛癢之性質，治內專務壓制，對外只知唯諾，任列強弄之股掌之上，波譎雲詭，罔測其端。是豈能立於今日世界競爭風潮最劇烈之旋渦而不墮落者乎？則位置之上於學生者無望矣。」(19)這部分人所代表的是一種舊的社會勢力，因而是革命和「破壞」的對象。「下等社會」則是以農工為主體的勞動者階級組成的龐大的社會力量，當然也包括會黨、馬賊、鹽梟、娼妓、江湖術士、無業游民等流氓無產者在內。它受「上等社會」的壓迫，因而有革命的要求。但是，「下等社會之中，識字者蓋寡，廿四朝歷史、十八省地理、自幼稚而少壯而老大，眼中耳中腦中，未嘗經一二之感觸，愛國之心何由而起？且蠻野橫悍，動輒蟻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釁端，其愚更可憫矣。以與世界高掌遠蹠之文明國民相競爭，如卵投石，如湯沃雪，安往而不敗哉？則位置之下於學生者更無望矣」(20)。它像是「一個布袋裡的馬鈴薯」，並不能自己代表自己，需要新的階級來代表它，「提挈」和「卵翼」它。學生之位置介於「上等社會」和「下等社會」之間，為「過渡最不可少之人」。它不僅代表了「中等社會」的自我意識，而且自覺地意識到了它比「上等社會」更先進，比「下等社會」更先覺。楊篤生說： 諸君（即「中等社會」——引者）在於湖南之位置，實下等社會之所託命而上等社會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會以矯正上等社會者，惟諸君之責；破壞上等社會以卵翼下等社會者，亦為諸君之責。(21) 「矯正」和「破壞」具有革新的意義，「提挈」和「卵翼」具有指導、啟蒙的意義。二者相連，又說明了其間的內在聯繫，即要「破壞上等社會」就必須「提挈下等社會」，「提挈」是「破壞」的前提條件。對於「中等社會」來說，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時論云： 上等社會既誤於前，崩潰決裂，俱待繼起者收拾之。為今日之學生者，當豫勉為革新之健將，使異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於亞洲大陸之上，毋使一誤再誤，終罹亡國之禍，以為歷史羞。前途茫茫排山倒海之偉業，俱擔荷於今日學生之七尺軀，則對上等社會所負之責任重也。下等社會為一國之主人，如何使完其人格，如何使盡其天職，必養其獨立自營之精神，而後能為世界之大國民，以立於萬馬奔騰潮聲洶湧之競爭場而不踣。今日之學生，即下等社會之指向針也，則對下等社會所負之責任重也。(22) 這段話里既有強烈而深沉的社會民族責任感，也有先知先覺的救世意識。但在那時的中國，正是依靠這種救世意識才產生了「中等社會」同「下等社會」的最初聯繫。從救世意識出發，還有一部分人達到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支那民族經營革命之事業者，必以下等社會為根據地，而以中等社會為運動場。是故下等社會者，革命之中堅也；中等社會者，革命事業之前列也。」(23)因此，「中等社會」必須走向「下等社會」，「與下等社會為伍」，並用新的社會理想「經紀」「下等社會」，使他們成為「革命的中堅」、進行「有價值之破壞」和「有秩序之革命」。 （一）「與秘密社會為伍」。秘密社會即通常所說的會黨，是獨立於中國社會行政系統和行會制度之外的「第三種社會」。它源於南方而流布全國，分枝極多，除天地會外，還有三合會、三點會、哥老會、江湖會等，在下層社會有巨大的革命潛力。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出於反清革命的需要，與秘密社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試圖在利用它的同時改造它，把它納入革命的軌道。這種改造與利用的方式大抵有四：一是走訪各山堂，進行民主革命的說服動員。如陶成章、魏蘭之遍訪浙東哥老會諸堂口(24)，萬武、劉道一之密訪馬福益(25)，譚人鳳之遊說長江會黨(26)，黃申薌之聯絡湖北會黨(27)等。二是打進去，以個人身份參加會黨組織，取得會黨的信任，獲取對首領進言、參謀的地位。如陳少白之參加三合會受封為「白扇」(28)；井勿幕在西安與哥老會首領歃血為盟結成三十六弟兄(29)；秋瑾、劉復權等人之加入橫濱三合會，受封為「白扇」、「洪棍」（掌刑）、「草鞋」（將軍）(30)；林述唐、黃興之在湘、鄂入哥老會被封為「龍頭」（首領）等(31)。三是拉出來，使會黨分子加入革命組織。僅以興中會為例，有姓名、事跡可考的興中會286名成員中：會黨分子入會者共44人，近六分之一。(32)四是建立聯絡會黨的秘密機關或外圍組織。前者如光復會在浙江利用溫台處會館，並在上海設立聯絡點；後者如華興會為聚集兩湖哥老會而組織同仇會。革命黨人在與之為伍的同時，積極向他們宣傳民族、民主大義，以冀改造其宗旨、組織和作風。這些事實說明了革命黨人在「轉移其舊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轉移其舊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方面，確實做了許多實在的工作，會黨因之也成為反清革命的重要力量，為民主革命作過貢獻。但秘密社會有它自己依以生存的土壤，自己的組織和作風，並不容易被改造。它是一個動搖的階層，「缺乏建設性，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在參加革命以後，就又成為革命隊伍中流寇主義和無政府思想的來源」(33)。它的組織和作風，如江湖義氣、山頭主義、分散主義，蘊含著頑強的生命力，因此革命黨人在改造它的過程中又往往被它所改造，在利用它的同時又往往被它所利用。1908年，革命黨人（胡漢民）已說「會黨首領難用，與其烏合不足恃」。孫武等也認為「對於各會黨只可採取聯絡，不可依為心腹」(34)。於是把運動「下等社會」的重點從會黨轉移到新軍上來。 馬福益 鄒容及其《革命軍》 （二）「與軍人社會為伍」。這裡所謂「與軍人社會為伍」主要指的是與新軍為伍。新軍的兵源多數來自破產農家的子弟和其他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本來就懷有不滿現狀的反抗情緒，自然容易接受革命宣傳，何況他們由分散的家庭生活集中到部隊中來，更能表現出多數人的力量。但是，新軍畢竟是清政府直接控制的武裝，要使他們投身到革命一邊來，還必須積極地宣傳和爭取，即所謂「破壞其舊勢力而聳動之以新勢力，排斥其舊事功而歆羨之以新事功」。革命黨人對新軍展開的活動，首先是投入新軍或入伍為兵。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即在日本選拔軍事骨幹李烈鈞、程潛、唐繼堯、張鳳翽、孔庚等28人，組成「鐵血丈夫團」，回國分赴各省參加新軍，掌握實力。文學社首領蔣翊武也投入了新軍。有些軍事學堂畢業的革命黨人被分發到新軍中去後，和士兵生活在一起，暗地裡宣傳革命，如雲南講武堂的學生在1911年就有相當一部分投入新軍第十九鎮各步、騎、炮、工等兵種的標營中活動。其次，通過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秘密地散發革命書刊，其中如陳天華的《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在新軍中的影響很大。武昌起義老人所寫的《武昌首義回憶錄》，其中許多人都說到他們曾讀過和傳遞過這類小冊子。此外革命黨人還組織講演會，向士兵灌輸民主革命思想。再次，利用組織形式開展活動。就湖北來說，最初出現的革命組織，有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成員多為新軍中的中下級軍官，他們在開展活動方面比士兵方便，影響也更大。革命黨為了和新軍互通聲氣和爭取有革命傾向的官兵，在新軍駐營附近、交通要道或租界，設立酒店、雜貨店以至住宅，這種商店和住宅也就成了革命的秘密機關。在湖北以外的革命黨人較活躍的地區，在新軍中組織秘密團體，積蓄革命力量的也不少。如熊成基在安慶新軍中主持的「岳王會」，第二十鎮中的「武學研究會」，即其實例。 革命黨人運動新軍革命，到武昌起義前夕，已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統計，當時湖北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1.5萬人（按：李春萱回憶為1.6萬多人，熊秉坤回憶為1.87萬多人），純粹革命黨將近2 000人，經過聯絡而同情革命的約4 000人，與革命為敵的至多不過1 000多人，其餘則是搖擺不定的。(35)除清政府控制較嚴的新軍外，多數地區新軍中的革命或同情革命的力量，到武昌起義前夕，也大都逐步取得優勢。如「灤州北門外師範學堂駐有七十九標一二三三營，自排長以至土兵，十九皆傾向革命」(36)。辛亥革命主要就是依靠新軍的起義而取得勝利的。 （三）「與勞動社會為伍」。「勞動社會」以農工為主體，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是比「秘密社會」和「軍人社會」遠為龐大的社會群體。20世紀初年，「中等社會」已經意識到這一巨大的社會力量，認為「革命之業，斷不能破碎滅裂，僥倖其或成矣」，只有「鳩集群力」才能成功。「勞動社會」日在饑寒交迫中，有很強的革命性，因而是民主革命最天然的同盟者。但它受封建的錮蔽既長且久，受專制政體的鉗制最嚴且酷，胼手胝足，愚昧無知，因而又具有極大的落後性，必須「改革其舊智識而注入之以新智識，變易其舊習慣而注入之以新習慣」(37)。否則「雖有千萬之大眾生，終不得不寂滅」(38)。「夫以富有壯快驍悍之性質之民族而倡破坏於暗敗卑劣政府之下，而無政治思想以經紀之，雲興鼎沸，糜爛生民，不可收拾，使赤眉、銅馬、黃巾、青犢之群，盧循、徐道復、黃巢、朱溫、宋江、李全、張獻忠、李自成之屬，披倡宇宙間。」(39)其結果非但無功，反遭「野蠻破壞」之禍。因此「與勞動社會為伍」，首先，必須教育「勞動社會」，「指示破壞之方針，指示以收拾破壞之目的，率種姓、風俗、能力、道德同一之民族以趨之。其用在於群，群天下之思想而為有意識之破壞；其事主於積，積天下革命之材力，而為有價值之破壞。故有積極之破壞，即有積極之建設」(40)。引導和教育處於蒙昧狀態中的下層群眾，把他們納入民主革命之軌道，使他們成為革命力量，避免盲目的破壞，而進行「有意識之破壞」，「有價值之破壞」，顯示了「中等社會」的自信，本身並沒有錯，但問題在於「中等社會」並沒有真正深入到「勞動社會」中去，而是寄希望於幾個「達識之士」和「聰明睿知之大人」「率而用之，振臂一呼」；或用暗殺、「灑血炸彈」來「使四萬萬眾恍然驚覺」。這除了說明「中等社會」的天真幼稚外，還說明了它與中國社會現實某種程度的脫節。 水災後等待賑濟的災民 革命黨人「與下等社會為伍」，主要是與秘密社會和軍人社會為伍，但在同一過程中也已意識到引導勞動社會的重要性。這種事實說明，他們不僅看到了「下等社會」需要「中等社會」的指導，而且看到了「中等社會」需要「下等社會」的力量；不僅看到了「下等社會」里的秘密社會和軍人社會，而且看到了秘密社會和軍人社會後面的勞動社會。當然，在他們眼中的勞動社會還是朦朧的，但他們已經開始注目於此了。 三、「中等社會革命」：承先啟後的歷史環節 在20世紀初年的時論中，法國大革命是常常被引用以說明中國的論題，並一度成為革命與改良大論戰雙方用以闡發各自的政治理想的論據。改良派從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得出「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41)的結論，故而反對革命。梁啓超說：「泰西革命之主動，大率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則其所革者，而下等社會，又無革之思想無革之能力。」泰西革命源於生計問題，「故中等社會，常以本身利害之關係，故奮起而立於革命之場。若中國則生計之與政治，向固絕無影響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機關，而我獨闕如也」。因此中國歷史上只有「上等下等社會革命」而無「中等社會之革命」。革命之業「必賴多數人」，革命派「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數下等社會，其血管內皆含黃巾闖獻之遺傳性也」(42)。與改良派不同，革命派則從法國大革命中汲取戰鬥激情和理論依據，認為「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會主持其事；中國革命之所[以]不成功者，在無中等社會主持其事」(43)，中國革命的前途「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44)，才有成功希望。 革命黨人贊成第三等級，但以革命黨為代表的「中等社會」不同於第三等級。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是由納稅者組成的，它包括工商業資產階級、農民、工人、城市貧民和為數眾多的小生產者，如小業主、小商人和工匠等。納稅把他們連結成一個陣營，與不納稅的僧侶、貴族等特權階級相抗衡。在第三等級中，資產階級（包括金融、工業、商業資產階級）是新生產關係的代表者，是大革命的領導力量，他們不僅代表第三等級，而且代表「百分之九十六的國民」。20世紀初年的中國社會與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社會是不同的。那時法國的資本主義已有了相當充分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具備與封建生產方式抗衡的力量。因此，在第三等級背後，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社會變革要求。而20世紀初年的中國提供給中等社會的社會變革的基礎是不成熟的、薄弱的。新式知識分子是「中等社會」最進步的部分。但他們的思想、觀念並不是從中國社會裡直接孕育出來的，而是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因此，他們與他們所代表的社會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脫節。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第三等級的陣營相比，在「中等社會」與農工所組成的「下等社會」之間又有某種程度的脫節。在中國這樣特殊的社會環境下，脫節是正常的，但它又必然影響到改造中國社會現實、建立近代生活的實效。 《民報》發刊詞 近代中國的改革是從上層開始的，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農民起義的雙重壓迫下邁開第一步的：依次推移，由上層肇始，逐級延及中下層，它的發展形成一個塔形。作始於洋務運動而登場於甲午戰爭後的改良派曾寄希望於「上等社會」，他們看不起「下等社會」，極言革命之禍以推動清廷變法，並賦予變法以防止「下等社會」揭竿而起的意義。所謂推行君主立憲便可以「防家賊，靖內亂」，「永絕亂萌」，避免「流血的破壞」。直到20世紀初年的「中等社會」，才認識到「中等社會」必須以「下等社會」為依託，為根據地，並自信有能力領導「下等社會」進行「積極之破壞」，「有秩序的革命」。儘管這種認識仍然是不明晰的、朦朧的，「中等社會」也並沒有真正把「下等社會」發動起來，但它卻使「中等社會」和「下等社會」有了一定的聯繫。顯然，由「中等社會」領導的中國革命，已經不是「湯武革命」或劉邦、朱元璋之類的英雄事業了。它與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國自秦以降，革命者多崛起民間，於平民革命較近之」，實際上只不過是改朝換代的工具。而「中等社會」革命則「出於國民」，「革命之後，宣布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45)。也就是說，「中等社會」革命的目標是推翻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因而已具有近代民主革命的品格，走出了改朝換代的軌轍。「五四」以後，新的宇宙觀、人生觀一齊湧來，新的一代改革者科學地認識和闡明了下層群眾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下等社會」的力量得到了真正的發揮。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大眾革命。而「中等社會」領導的革命則是一個承先啟後的歷史環節。 【注釋】 (1)竇昌榮選註：《天地會詩歌選》，134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廣西天地會民謠，流傳頗廣。張嘉祥後來投順了朝廷，並成為太平天國的主要敵手之一。有人因此而不願意承認這種飽含反抗精神的話出諸他口，其實大可不必如此。 (2)《毛澤東選集》，2版，第1卷，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楊篤生：《新湖南》，第四篇，1903。 (4)這裡所謂「大工業」究系何人，待考。若按常理推斷，當指居於上等社會或與上等社會有密切聯繫的張之洞、盛宣懷輩。 (5)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99. (6)《倡學生軍說》，載《蘇報》，1903-06-24。 (7)《江南水師學堂之鬼蜮》，載《蘇報》，1903-06-20。 (8)參見[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冊，62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70頁，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10)參見瀨江濁物：《吳佩孚正傳》，見榮孟源等編：《近代稗海》，第5輯，617～618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民國《上海縣誌》，卷17，游寓，見黃葦等編：《近代上海地區方誌經濟史資料選輯》，321頁。 (12)張孝若：《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附年譜年表》，傳記，82頁，上海，中華書局，1930。 (13)方鴻鎧等修，黃炎培等纂：《川沙縣誌》，卷16，人物誌，統傳，見黃葦等編：《近代上海地區方誌經濟史資料選輯》，324、315、312頁。 (14)據《各省商會詳表》統計，見《中國年鑑（第一回）》，1544～1570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15)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3冊，45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6)《中國問題的真解決》，見《孫中山選集》，上冊，6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7)參見《毛澤東選集》，2版，第1卷，188頁。 (18)《魯迅全集》，第1卷，34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19)李書城：《學生之競爭》，載《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2期。 (20)李書城：《學生之競爭》，載《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2期。 (21)楊篤生：《新湖南》，第二篇，1903。 (22)李書城：《學生之競爭》，載《湖北學生界》，1903年第2期。 (23)《民族主義之教育》，載《遊學譯編》，1903年第10期。 (24)參見陶成章：《浙案紀略》，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三），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5)參見萬武：《策動馬福益起義的經過》，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集，245～247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26)參見《石叟牌詞》，見《譚人鳳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7)參見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人物傳》，上冊，黃申薌，31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 (28)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80頁，建國月刊社，1935。 (29)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陝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31、173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 (30)參見王時澤：《回憶秋瑾》，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225頁。 (31)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4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32)據馮自由：《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一文列表統計，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30頁。 (33)《毛澤東選集》，2版，第2卷，646頁。 (3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508頁。 (35)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1輯，125頁。 (36)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六），291頁。 (37)《民族主義之教育》，載《遊學譯編》，1903年第10期。 (38)《中國之改造》，載《大陸》，1903年第4期。 (39)《民族主義之教育》，載《遊學譯編》，1903年第10期。 (40)《民族主義之教育》，載《遊學譯編》，1903年第10期。 (41)康有為：《法國革命史論》，載《新民叢報》，1906年第85期。 (42)梁啓超：《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載《新民叢報》，1904年46～48期合本。 (43)《中國革命史論》，見《陳天華集》，215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44)《絕命辭》，同上書，236頁。 (45)《中國革命史論》，見《陳天華集》，214、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