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九章　日本衝來了

從鴉片戰爭起，日本人就滿心憂慮地注視著中國的遭遇。19世紀50年代中期，由馬登·培利率領的美國東印度艦隊到達江戶，用炮口強迫開港並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這種境地，使他們的心情和痛楚與中國非常相似。因此，中國的歷史命運促使他們反省體察，並思考自己的民族出路。60年代初期，英法聯軍在中國造成的種種災難，越過一衣帶水，使日本感同身受。正是這種危機感，成為維新自強運動醞釀和爆發的契機。但是，歷史喜歡捉弄人。日本的自強，對於中國來說，卻意味著後起的東方資本主義踏著先行的西方資本主義的腳印，洶洶地破門而來。其擴張主義一開始就訴諸武力，比之西人用商品和傳教開路，顯示了更多的急迫和無情。 培利艦隊到達江戶 一、日本的崛起和迫來 1862年，載負著調查中國社會的使命，名為「千歲丸」的第一艘日本輪船駛入上海港。如果聯繫1816年英國輪船「阿美士德號」在上海的偵探活動，那麼，相隔近50年之後，歷史仿佛又重現了。風起於青萍之末，這是一個預兆。 8年之後，即1871年，中日之間簽訂了兩個條約（《中日修好條規》十八款；《中日通商章程》三十三款）。在中國政府的立場，與日本簽約本是一種俯就，不過是藉此免使日本成為西洋的「外府」，「彼時不允則饒舌不休，允之則反為示弱，在彼轉聲勢相連，在我反牢籠失策，與其將來必允，不如此時即明示允意，以安其心」(1)。但是，日本的要求是按「西人成例，一體訂約」，其提案則「薈萃西約取益各款而擇其優」(2)，力爭互惠之一體待遇。在他們看來，這是效法西洋的一大步。那個時候，多數中國人對日本的了解，往往來自摭拾傳說。存防禍之見，有輕視之心。因此，對他們「一體均沾」的願望頗以東施效顰視之。安徽巡撫英翰在奏疏中說：「日本向來為臣服朝貢之國，非如英法各國曾經明定條約者比，今乘我之隙，而忽來嘗試，其心實不可問。」(3)就是說，不能把黃膚黑髮的日本人與高鼻深目之屬列為同等的對象。其時，日本不但比不上英國，甚至比不上秘魯。（當中國同秘魯訂約，許以列強所得權益的時候，日本尚未得一體均沾之權。）最能表現這種意思的，是1873年，同治皇帝接受外國公使覲見那一回，主持儀式的中國人，把品級較高的日本外務大臣副島種臣的班次排到了品級較低的英、法、俄、德、美公使的後面，以寓區別對待之意。結果，副島以回國相脅，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但從1874年起，中國人的這種觀念開始變化了。這一年，日本用斷然出兵台灣向人們顯示了它的另一方面：黷武擴張的方面。其理由是台灣土著居民殺掉了54名琉球漁民。這件事，在上一年曾經是中日交涉的內容之一。總理衙門的大臣用兩種回答來對付日本的詰難：（一）「二島俱屬我土，土人相殺，裁決固在我，何預貴國事」(4)。意思是台灣和琉球都是中國治下的地方，其民人毆爭致殺，本是中國家事，無須外人多嘴。（二）「番民皆化外，猶貴國之蝦夷，不服王化，亦萬國所時有也」(5)。這段話出自毛昶熙之口，他置台灣土著於中國王化之外，用政教所不及為理由以解釋其越軌好殺。前一種回答強調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與對琉球的宗主權(6)，以此堵住了日本的嘴；後一種回答卻幾同於默認日本代表琉球的權力，而且把台灣土民劃出了中國的治轄，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實。當時，由大久保和大隈起草的《處理台灣蕃地要略》，即接過話頭，提出「台灣土蕃部落乃清政府政權所不及之地」，「可視為無主之地」，所以「我藩屬琉球人民遭受殺害，為之報仇，乃日本帝國政府之義務」(7)。他們不僅把尚未解決歸屬問題的琉球劃入自己的界圈，而且躍躍有覬覦台灣之心。這一場兵火，從5月初開始，到6月初就輕而易舉地結束了，日軍控制了土藩居住地。中國政府曾有過一展撻伐之想，但沿海大吏多以戰備不足為辭。最後，在列強幹預調停之下以《中日台事專條》三條為了結。日本得到了償銀，並借條約行文中「清帝國償付日本遇難民撫恤金十萬兩」一句而正式阻斷了琉球與中國的關係。(8) 沈葆楨 但這次衝突更深刻的意義卻在於兩國由此而獲得了互相對視之後的切近了解：「日兵歸國，行凱旋禮，進從道（西鄉從道，侵台總司令）爵。蓋自是益輕中國矣」(9)，中國則懂得了日本之不可等閒視之。同一年，文祥在奏疏中說：「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新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藉端發難，而沈葆楨及沿海疆臣等，僉以鐵甲船尚未購妥，不便與之決裂。是此次之遷就了事，實以製備未齊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頓，一旦變生，更形棘手。」(10)於是，開始了海防的議論和建設。近代海軍的產生，即以此為嚆矢。 同時，與日本隔海相對的台灣也由「化外」之地轉為世人所重。沈葆楨提出了移福建巡撫駐台灣的主張。經變通之後被採納：閩撫以冬春、夏秋為期分駐台灣、福州。同時，在台灣、福州、廈門都配置了相應的軍事設施。這些做法，為後來台灣建省提供了基礎。顯然，這兩種認識反映了攻與守的不同態勢。但與國內的人們相比，一部分出使海外的中國人則對日本的崛起有更為明切的見識。1877年後任駐英公使的郭嵩燾曾作《倫敦致李傅相書》，提到「日本在英國學習技藝二百餘人、各海口皆有之」。他因之而希望中國不僅「專意考求兵法」，也應多派留學生「分途研習」西國種種科技。這裡雖沒有憤激的敵愾之氣，卻是觀察之後的冷靜思考。他的建言反映了日本的崛起對中國人的啟發。但在那個時候的中國，對日本既恨且鄙的人多，願意取法日本的人卻非常少。 二、從外交到戰爭 對於日本來說，出兵台灣不過是初試手段。吞併琉球之後，它又踏上了朝鮮半島。日本之熱衷於「征韓」，據研治中國近代外交史而時有心得的蔣廷黻分析，其理由有三：「（一）日本不向海外發展不能圖強；（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國將占朝鮮；（三）征韓能為因日本廢藩而不得志者謀出路。」(11)這些動機構成了強有力的內在衝動，並且是不容易消解的。 黑田清隆 當時的朝鮮是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藩屬國。這種密切關係包括歷史淵源和國土防衛兩個方面。要使朝鮮轉手，首先必須割斷中國與朝鮮的藩屬關係。於是，中日兩國的矛盾在這裡又一次激化。1876年年初，日本全權代表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領3艘軍艦前往朝鮮。臨行之前，美國公使特以《柏利提督日本遠征記》一書相贈。20年前在美國軍艦逼迫下開國的日本，這個時候卻以美國為榜樣去對付朝鮮了。其結果是簽訂了《大日本國大朝鮮國修好條規》即《江華條約》。這個條約，開頭就標明「朝鮮國乃自主之邦」，這種來自日本軍艦和大炮的「自主」，當然不過只有字面意義，但日本卻藉此否定了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從此，本不接壤的中日兩國在朝鮮構成了錯結糾纏之勢。3年後，恭親王奕說：「日本恃其詐力，雄視東隅。前歲台灣之役，未受懲創。今年琉球之廢，益張氣焰。臣等以事勢測之，將來必有逞志朝鮮之一日。」然而量度國力，他又發為浩嘆：「中國將往助而力有未逮，將坐視而勢有不能。臣等為朝鮮計，愈不能不為中國慮。」(12) 中日之間的這種矛盾，與朝鮮國內的政治矛盾牽連在一起而更形錯綜複雜。1882年的「壬午兵變」以朝鮮舊軍對新軍（由日本訓練的別技軍）的矛盾為導火線，表現出明顯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織著開化黨與保守黨的政見之爭。事發後，中國政府經派數千淮軍赴朝「代平內亂」。自元朝以來，這是中國干涉朝鮮內政最積極的一次。然而其更多的動機卻是出於防日。「日人夙謀專制朝鮮，朝臣陰附日人者不少。今使內亂蜂起，而且兵猝至，彼或先以問罪之師，代為除亂之事，附日之人，又乘機左右之，使日本有功於朝鮮，則中國字小之義有闕，日人愈得肆其簧鼓之謀。」因此，「我中國不待朝鮮求助，而調撥師船前往援護，既以示字小之恩，而日本為中國有約之國，在我屬邦受警，亦應一併護持，庶日人居功問罪兩計，可以隱伐其謀」(13)。壬午事平之後，淮軍遂長駐朝鮮。但壬午兵變中朝鮮人戕殺了日本軍官，衝擊了日本使館，民眾宣洩的反日憤怒又被日本引為進一步勒逼的藉口，在隨後簽訂的《濟物浦條約》中，他們由此而獲得了在朝鮮的駐兵權。於是，中國在朝鮮的勢力大為增長，日本在朝鮮的勢力也大為增長。但兩者相比，日本以「改革內政」為誘導浸潤所扶植的親日派更多咄咄逼人的聲勢。 袁世凱 中法戰爭爆發後，身在朝鮮的袁世凱上書北洋大臣李鴻章說：「朝鮮君臣為日人播弄，執迷不悟，每浸潤於王，王亦深被其惑，欲離中國更思他圖。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國兵力難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鮮，更不能啟釁俄人，乘此時機引強鄰自衛，即可稱雄自主，並駕齊驅，不受制中國，並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見，舉國之有權勢者半皆如是。」(14)朝鮮之希望擺脫宗藩地位而求自主，本來代表了近代變局刺激下的合理願望。但為求自主而依託於日本，則自主不能不染上昵日反華色彩而變質。這種趨向，終於釀成1884年親日派誅殺「心服中國者」的「甲申政變」。這是日本策劃的一次不成功的政變，雖然被優勢的中國軍隊所撲滅，但對日本而言，它卻遠不是毫無結果的。在事後簽訂的《中日天津會議專條》里，日本獲得了同中國對等的派兵權。有人責怪李鴻章說：「當時鴻章左右皆不習國際法學，有此巨謬，成公同保護之條約。」(15)實際上，這是一個小小的冤案。李鴻章固有「兩邊遷就，方可說合」之心，但造成「巨謬」的主意卻是出自慈禧太后的宸斷。據近人史著記述，「李鴻章函告總署，太后得奏，諭稱：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可各派兵，互相知照」(16)。這一變化，使中日外交對峙日益轉為武裝對峙，事機一如懸崖轉石，不達於地則不止。後來有人說：「綜計中日交涉以來，於台灣則酬以費，於琉球則任其滅；朝鮮壬午之亂，我又代為調停，甲申之役，我又許以保護。我愈退，則彼愈進；我益讓，則彼益驕。養癰貽患，以至今日，夷焰鴟張，貪惏無已，一誤再誤，則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可不慮哉？」(17)其觀察雖然沒有盡得兩國外交之種種曲折，但勾畫的趨勢卻是明白的。「甲申政變」十年之後，爆發了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帶有近代意義的對外戰爭。其主要標誌是海軍的出場與角逐。甲午一戰，以三個戰役為重心，但決戰是在黃海海面上進行的。5個多小時的激戰，不僅決定了北洋水師和日本艦隊的命運，而且決定了戰爭全局。說得遠一點，它同時又決定了此後半個世紀裡中日關係的格局：把37年之後「九一八」的炮聲看做黃海海面炮聲的歷史迴響並不為過。 甲午中日戰爭黃海海戰 水師的官兵是英勇的。在茫茫洋面上，他們用怒火和熱血表現了中國軍人的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致遠」艦攻敵而受重創，復為魚雷所中，管帶鄧世昌以下250人均陣亡，「經遠」艦突進途中為敵艦環攻，船身碎裂，管帶林永升以下270人俱殉國。「超勇」、「揚威」兩艦中彈發火，全艦焚毀，管帶黃建勛、林履中沉浮海中，「或拋長繩援之，推不就以死」。「靖遠」艦隨軍酣戰，中彈數十處，前後三次起火，「旋見督船桅折後無旗宣令變陣，為敵所乘，全軍罔知所措，幫帶大副劉冠雄曰：『此而不從權發令，全軍覆矣！』急請管帶葉祖珪懸旗，董率余艦變陣，繞擊日艦」。身歷此役的人們「在艇陣歿者九十餘人，與艇俱沉者共六百餘人」。但是，他們的怒火和熱血並沒有換來中國的勝利。「是戰勝負之分，決於艦炮之靈鈍。未戰之先，『定』、『鎮』兩艦曾請購配克鹿卜十生快炮十二尊，以備制敵。部議以孝欽太后六十祝嘏用款多，力不逮而未果。論者惜之。而戰時子彈巨細，多與炮徑不符，則為天津軍械所之所誤也。」(18)在這裡，政治原因成為最終的原因。 從時間上說，中國為了武備而向外國買船比日本更早。然而，黃海海戰中的中國海軍在噸位、速度、火力三個方面卻都比日本略遜一籌。李鴻章說過：海戰唯恃船炮，「稍有優絀，則利鈍懸殊」(19)。他懂得略遜一籌的厲害，不能不算是一種見識。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見識更能發揮影響。後來編寫《海軍實紀》的池仲祐說：日本以兵船臨台灣以後，「北洋大臣李鴻章奏，擬豫防東患添練海軍。都御史張佩綸亦抗疏言之，朝廷不省，當軸昧於大局，且請以興造海軍之款，移修頤和園，因循坐誤在戰事前者，七載有奇。日本乃崛起圖強，乘機挑釁，練兵備艦，不遺餘力，以窺中國」(20)。在西太后的心目中，頤和園比海軍更重要，因此，每年「由海軍經費內騰挪三十萬兩」(21)以建造頤和園。通過這種騰挪，一艘一艘的鐵甲艦化為頤和園裡的山水花木。中國水師欲不遜一籌，得乎？黃海海戰前，廷旨嚴責北洋海軍將領畏葸巧滑。李鴻章疏奏復陳，言詞苦澀： 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推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艦，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後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點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今則至二十餘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後，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前於豫籌戰備折內奏稱，海上交鋒，恐非勝算，既因快船不敵而言，儻與馳逐大洋，勝負實未可知。(22) 苦澀之中正藏著許多說不出口的怨氣。所以，當中日戰爭急迫之際，翁同龢銜西太后之命詣李鴻章問策時，「鴻章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徐掉頭曰：『師傅（指翁同龢）總理度支（戶部），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同龢曰：『計臣以撙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鴻章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已，今日尚有李鴻章乎？』同龢語塞」(23)。武器裝備的差距是一種現象。撥開這種現象，可以看到兩國不同的社會政治之間的差距。 翁同龢 三、民族精神的亟變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帶來了空前辱國的《馬關條約》。它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多方面的災難，已為數十年來的各種近代史書一再記述和論說。但是，深重的災難同時又是一種精神上的強擊，它促成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民族認識的亟變。 《易》曰：「窮則變。」但人們認識「窮」往往是從頭破血流的失敗開始的。因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犧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積成的厚膜，迫使人們追窮自身，從種種熟視無睹、見慣不驚的東西中看出衰象與破洞。而痛苦的升華與認識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敗帶來的警悟是理性思維的結果，它可以成為「變」的起點。 1840年以來，中國因外患而遭受的每一次失敗都產生過體現警悟的先覺者。但他們的周圍和身後沒有社會意義上的群體，他們走得越遠就越是孤獨。甲午大敗，「成中國之巨禍」，中國的民族具有群體意義的覺醒也因此而開始。這是近代百年的一個歷史轉機。過去，人們多以甲午戰爭當中和甲午戰爭之後各地民眾的反抗鬥爭來描述這種覺醒，其實並不確切。民眾的反抗，主要體現了一種反侵略的自衛本能，其中憤激的感情色彩居多。50多年前的三元里已經出現過這樣的場面。我們不能據此而把中國民族覺醒的時間提前半個世紀。梁啓超後來說： 《馬關條約》簽訂情形 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國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為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彼奴隸者苟抗顏而干預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擯斥則譴責耳，故奴隸於主人之事，罕有關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之然也。吾國之人視國事若於己無與焉，雖經國恥、歷國難，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然也。且其地太遼闊，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絕，異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視若異國焉。各不相知，各不相關，誠有如小說家所記巨鯨之體，廣袤數里，漁人其背而穴焉，寢處於是，炊爨於是，而巨鯨渺然不之知也。故非受巨創負深痛，固不足以震動之。昔日本當安政間，受浦賀米艦一言之挫辱，而國民蜂起，遂成維新。吾國則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甲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囂張之習，直待台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24) 在社會歷史現象中，「覺醒」一詞並不歸結於憤激，其確定涵義應在於主體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自覺意識。一個階級是這樣，一個民族也這樣。沿用一句現成的話，可以叫做由自在到自為。而近代中國，這一過程正是以知窮思變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乙未二三月間，和議將定，時適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啓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廣東、湖南同日先上，各省從之，各自連署麇集於都察院者，無日不有，雖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申，實自此始。既而合十八省之舉人聚議於北京之松筠庵（庵者，明代烈士楊繼盛氏之故宅也），為大連署以上書，與斯會者凡千三百餘人，時康有為尚未通籍，實領袖之。其書之大意凡三事：一曰拒和，二曰遷都，三曰變法。而其宗旨則以變法為歸。蓋謂使前此而能變法，則可以無今日之禍，使今日而能變法，猶可以免將來之禍；若今猶不變，則他日之患，更有甚於今者。言甚激切，大臣惡之，不為代奏。然自是執政者漸漸引病去，公車之人散而歸鄉里者，亦漸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啟辟，實起點於斯舉。(25) 康有為 知識分子是民族的大腦，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們的使命。因此，中國民族的覺醒由1 300名舉人在「公車上書」的吶喊聲中宣告於世是一點都不奇怪的。這一批人，兼有學生和士大夫兩種身份，是從各地匯集的那個時候中國的優秀人才。他們曾經飽讀四書五經。但他們起草和署名《上皇帝書》一事，卻已經越出康、雍、乾以來厲禁知識分子干預時事的成規，創「清朝二百餘年未有之大舉」。1300人組成的集體是一個實實在在的「群」。因此，「公車上書」並不僅僅是書生議論，而是聲氣廣披於朝野的社會行動。這種知識分子的聚群而動常常使人想到漢末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黨。但漢代和明代的人們是在忠義的感召下匯集起來的，他們與奸佞的對立中往往交雜著士人的朋黨意氣和傳統的倫理主義。而「公車上書」則是民族危機刺激下的集群，他們的共識更多地來自於對民族前途的思考，並且把抵禦外侮與改革內政合為一體。就其所反映的時代意義來說是前代人們所不可比擬的。 舉子士人的登場，不同於三十年來主持洋務的達官們，他們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更明顯地標誌著世風和士風的變化。稍後，譚嗣同作《上歐陽鵠書》，自述： 平日於中外事雖稍稍究心，終不能得其要領。經此創巨痛深，乃始屏棄一切，專精緻思。當饋而忘食，既寢而累興，繞屋彷徨，未知所出。既憂性分中之民物，復念災患來於切膚。雖躁心久定，而幽懷轉結。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遠驗之故籍，近咨之深識之士。不敢專己而非人，不敢諱短而疾長，不敢徇一孔之見而封於舊說，不敢不捨己從人取於人以為善。設身處境，機牙百出。因有見於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不恤首發大難，畫此盡變西法之策。(26) 他真實地說出了憂患刺激下思想轉軌的艱難和苦痛。 章太炎 28歲之前專意治經學的章太炎，也是在這個時候走向政治的。在他們的背後，是甲午戰爭刺激之下一代知識分子道路的改變。後來以寫小說得文名的包天笑，其時還是蘇州城裡一名19歲的秀才。他在晚年追敘說： 那個時候，中國和日本打起仗來，而中國卻打敗了，這便是中日甲午之戰了。割去了台灣之後，還要求各口通商，蘇州也開了日本租界。這時候，潛藏在中國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發動起來。一班讀書人，向來莫談國事的，也要與聞時事，為什麼人家比我強，而我們比人弱？為什麼被挫於一個小小的日本國呢？讀書人除了八股八韻之外，還有它應該研究的學問呢！(27) 於是，本來潛心於駢四儷六之文的人們也漸漸張目四顧，為種種新學與時論所吸引了。這個變化，直接和間接地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一批近代知識分子的雛形。維新改良的潮流急速地漲涌於民族覺醒的曙光之中，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它吸引著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從改革中尋求民族的出路。例如，商人經元善就是因此成為一個著名的政治人物的。同時，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也挾著革命的風雷走上前來。他們代表著歷史的下一個階段。但驚醒他們的，同樣是甲午戰爭的炮聲。 四、強敵成為榜樣 在明治維新之前，有不多的中國人已經認識到日本是值得注意的。在1859年刊行的《資政新篇》中，洪仁玕說過：「日本邦近與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項技藝以為法則，將來亦必出於巧焉。」(28)這種預見是有洞察力的。而看得更準確的是李鴻章。他在1864年致奕、文祥的信中說：「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這段話推度日本，返及中國，議論之中有深思焉。19世紀70年代，日本以出兵台灣之舉在中國人面前表現了自己。這不僅激起了洋務派以提防之心致力海防，而且使眾多的中國人開始注視日本、研究日本。這個過程產生了一系列著作。其中，在當時產生過影響並為後人留下明晰痕跡的，是這樣幾種： （一）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寫的《使東述略》。何如璋算不上是一個器識宏通的人物，但他忠於記述。「海陸之所經，耳目之所接，風土政俗」，皆能「就所知大略，系日而記之；偶有所感，間紀之以詩，以志一時之蹤跡」。這個好處使《述略》一書提供的日本史地民俗、政治經濟知識比較具體而且可靠。他出使東瀛之際，上距明治維新還不到十年，但日本的景物風貌已由本來的「漢唐遺風，間有傳者」一變而「趨歐俗」。上至官府，下及學校，「凡制度、器物、語言、文字，靡然以泰西為式」，雖「節文度數之末，日用飲食之細，亦能酷似」。他的詩作以「半是歐風半土風」詠嘆了神戶港口「番樓廛肆」與日本民居雜錯相鄰，以「雲山過眼逾奔馬」詠嘆了大阪與神戶之間的「鐵道火輪」，以「一掣飛聲如電疾」詠嘆了「用西人所煉電氣」為之的「電氣報」。這些來自西洋的東西在日本落戶，不能不觸動同為東方人的何如璋，他因之而感嘆說：「風會所趨，固有不克自主者乎？」器物之外，還有禮制。他在記述自己用「三鞠躬」的泰西禮儀向日皇遞交國書的過程之後，議論說：「日本前代儀文，尊卑懸絕；其王皆深居高拱，足不下堂，上下否隔。明治之初，參議大臣久保市藏上表，有曰：『請自今不飾邊幅，從事於簡易。』後用其議，至易服色，改儀制，質勝於文矣。」顯然，他並不是一個反對派。日本的前代儀文與中國正相伯仲。雖說他議論的是日本，可文章是寫給中國人看的，其中未必沒有由此及彼的意思。 （二）黃遵憲「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而寫就的《日本國志》，以及積累親見親聞，「衍為小注，串之以詩」，撰成的《日本雜事詩》。黃遵憲是隨同何如璋出使的使館參贊。但比起後者，他對中外大勢的了解要更透徹一些。因此，對日本社會的觀察也深刻得多。《日本國志》一書，從收集材料到最後定稿，先後花費了近十年光陰。它是中國人用舊史體例寫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凡十二志，四十卷，二百餘萬言。但其意義不僅僅在歷史，作者自謂：「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錄，皆詳今略古，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所以，紀事論理尤著眼於明治維新以來。《食貨志》則述其興礦務、造輪船、勸農桑、廣製造；《學術志》則述其普設學術、海外留學，「專以西學教人」；《刑法志》則述其新式監獄制度與採用法蘭西律法；《兵志》則述其陸海軍師法佛（法）、英，兵製取自德人，等等。並且往往引申，使中國人容易想到自己。如《職官志》論曰：泰西「設官立政，……其官無清濁之分，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其分職施治，有條不紊，極之至纖至惡，無所不到」。他認為這些都與中國的《周禮》相通。日本官制以《唐六典》為法則，維新後，則取法泰西為多。中國正可以「禮失而求諸野」，悟知《周禮》製作之意。《禮俗志》論曰：「余觀泰西人之行事，類以聯合力為之。自國家行政，逮於商賈營業，舉凡排山倒海之險，輪舶電線之奇，無不借眾人之力以成事。其所以聯合之，故有禮以區別之，有法以整齊之，有情以聯絡之，故能維持眾人之力而不渙散。其橫行世界而莫之能抗者，特此術也。嘗考其國俗，無一事不立會，無一人不結黨；眾人皆知其利，故眾人各私其黨。雖然，此亦一會，彼亦一會，此亦一黨，彼亦一黨，則又各樹其聯合之力，相激而相爭。」聯想到戊戌變法期間中國短時間湧現出來的種種學會與群體，這裡的議論正可以看做是一種先期憧憬。黃遵憲筆敘日本而意在中國，其用心是容易為人了解的。所以《日本國志》刊行以後，對有志於維新變法的人們發生過很大的影響。狄葆賢在《平等閣詩話》中說，海內奉之為瑰寶，「由是誦說之士，扺掌而道域外之觀，不致如墮五里霧中，厥功洵偉矣哉！」(29) 黃遵憲 （三）康有為編纂的《日本書目志》和專門寫給皇帝看的《日本變政考》。與何如璋、黃遵憲相比，康有為的後一本著作更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此書按時間先後系事，始於明治元年（1868），終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凡十二卷。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教育、警政、官制、軍事。在列舉日本變政事跡的同時，又用按語評考其意義和可資取法之處，以直接發揮作者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政治主張。就像《資治通鑑》里司馬光在敘事之後以「臣光曰」起首的大段議論。這本書1898年3月初次進呈的時候，名為《日本變政記》，後改寫再呈，易名《日本變政考》。由「記」改為「考」，說明著作的本意在於論說。其立論以「我朝變法，但采鑒日本，一切已足」為宗旨，並自負「所考萬國書，無及此書之備者」。進呈之初，即期於「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30)。據說，「一卷甫成，即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閱之甚喜」。這本書對1898年百日維新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康有為後來自編年譜說： 自官制財政憲法海陸軍，經營新疆，合滿漢教男女，改元遷都，農工商礦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摺之外，樞臣及朝士皆茫然不知所自來，於是疑上諭皆我所議擬，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間日進書，上采案語，以為諭旨。(31) 康有為的特點是托古改制。因此，在他的按語裡，日本值得效法的維新措施，常會在渺茫的中國古史中找到非常對稱的先例。這種牽強類比雖帶有學術上的獨斷主義傾向，卻反映了改革家的別有一番苦心。 這三個人的認識主要形成於甲午戰爭之前。但黃遵憲和康有為著作的問世，則在甲午戰爭之後。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日本崛起於島夷，最後跨海而來，燃起一場巨大的戰火。這個變化過程就發生在中國人的眼皮底下。比之西洋諸國的歷史，無疑要具體得多。因此，戰爭帶來的屈辱越是沉重，對於日本自強成功的領會也就越為深刻。於是，強敵變成了榜樣：《馬關條約》的墨跡尚未乾透，1896年3月，中國第一批赴日留學的13名學生已經踏上了負笈東渡的途程。他們的航向，同千餘年前的遣唐使們剛好相反。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西學的一部分已經開始進入中國。但是，它所引起的爭論比它所帶來的進步更多。而甲午一戰，日本以徹底的西學打敗了中國不徹底的西學。這一事實非常雄辯地為西學致強的實效作了證明。在這一特定背景下，日本的榜樣被有志於維新改良的人們放大了，洋務運動幾十年間陸續出現的變法議論終於一步一步地轉化為一場社會運動。 五、三個方面的反思 甲午戰爭之前，早期改良派已經對洋務運動作過不同程度的批評。其中雖然不無深刻見解，但那終究不過是見諸言論。在洋務運動氣運未衰的時候，單靠言論是不會造成很大的社會影響的。甲午一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日本用武器打破了洋務運動補苴罅漏的慘澹經營，比之筆墨議論，它更嚴酷得多。於是，前後凡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因此而成為民族反思的矢的。 其一，是維新派的反思，梁啓超批評「中興以後講求洋務」者說： 梁啓超 今之言變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將率不由學校，能知兵乎？選兵不用醫生，任意招募，半屬流匄，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傷廢無養其終身之文，死亡無恤其家之典，能潔己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卒不習風波，一旦臨敵，能有功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商務學堂不立，罕明貿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厘卡滿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報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其稍進者曰：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然師學不講，教習乏人，能育才乎？科舉不改，聰明之士，皆務習帖括以取富貴，趨舍異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學成而無所用，投閒置散，如前者出洋學生故事，奇才異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縣皆設學校，然立學諸務，責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盡善乎？如是則興學如不興。自余庶政，若鐵路，若輪船，若銀行，若郵政，若農務，若製造，莫不類是。蓋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萬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領而握其樞，猶治絲而棼之，故百舉而無一效也。(32) 這段話，語氣是嚴峻的，但全然不是肆口攻擊。它表達了歷史長流中後起的一輩對前輩人的認真評判。否定洋務運動的地方，正是維新運動準備繼起而致力的地方。因此，「吾今為一言以蔽之曰：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33)。 其二，是洋務派的自我反思。奕說：「中國之敗，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鴻章之過。（請予鴻章以商讓土之權）。」(34)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不西化」，「化」之為義，在意思上同「徹底」是相近的。當然，從滿清王朝恭親王口裡說的「西化」與後來另有背景的「全盤西化」在質和量上都是不相同的。它反映了更多接納一點資本主義的願望，在19世紀90年代，在維新變法行將出台之際，這種輿論是順應時勢的。因此，奕對洋務運動的總結似乎已經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也因此，他用否定句表述出來的思想，已經溢出了我們今天對洋務運動的界定。 其三，是來自實踐的反思。這主要見於甲午海戰倖存者們的親身敘錄： 我國地廣人眾，沿海甚多，不能不設海軍護衛。既設海軍，必全按西法，庶足不（以）御外侮。西人創立海軍多年，其中利弊，著書立說，無微不至。我國海軍章程，與泰西不同，緣為我朝制所限，所以難而盡仿，所以難而操勝算也。 海軍所有章程，除衣冠語言外，均當仿照西法，萬不得採擇與中國合宜者從之，不合宜者去之。蓋去一不合宜，則生一私弊。(35) 這些人力言「西化」或「西法」，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生死血戰之後的心得。他們身在軍中，熟見用中國「朝制」擇取「西法」的種種私弊，並深受其苦，深受其害。其條陳憤憤然言之的「合宜者從之，不合宜者去之」是切中「中體西用」以新衛舊之弊的。 致遠艦部分官兵 這種種反思說明，時代已經把中國民族的思想主流推到了洋務運動與「中體西用」的前頭。但是，正如甲午戰爭使一部分洋務派承認了維新之必要一樣，甲午戰爭也使一部分頑固派開始接受洋務運動的東西。因此，在中國社會「中體西用」還不會消失。對於很多人來說，這仍是一道不可越過的界河。 【注釋】 (1)《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8，24頁。 (2)同上書，卷82，3頁。 (3)同上書，卷79，7頁。 (4)轉見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2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5)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見胡寄塵編：《清季野史》，8頁，長沙，嶽麓書社，1985。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冊，14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6)琉球屬中國，起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直到光緒初年，五百餘年中琉球按期進貢，未曾中斷。但在明萬曆三十年（1602），琉球又向日本薩摩諸侯稱藩，就成了中日兩屬之地。蔣廷黻稱之為「好像一個女人許嫁兩個男子」。於是，在日本維新中力行廢藩之後，中日之間關於琉球歸屬的問題就發生了。參見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171～172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 (7)《大日本外交文書》，卷7，1頁。 (8)當時任日本顧問的法國人巴桑納後來說：「一八七四年日清兩國締結的條約，最幸運的成果之一，說是使清帝國承認了日本對琉球島的權力」，因為在條約的字面上把遇難的琉球人「稱作日本臣民」。見清澤洌：《外交家大久保利通》，253頁，1942。 (9)胡寄塵編：《清季野史》，9頁。 (10)《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98，41頁。 (11)蔣廷黻編：《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364頁。 (12)《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擬勸朝鮮交聘各國片》，見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32頁，北平，北平故宮博物院，1932。 (13)《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朝鮮亂黨圍攻日本使館並劫王宮請派兵援護折》，見《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31頁。 (14)《李文忠公全書·譯署函稿》卷16，10頁。 (15)羅惇曧：《中日兵事本末》，見胡寄塵編：《清季野史》，12頁。 (16)參見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上冊，354頁。 (17)《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見戚其章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第2冊，62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9。 (18)池仲祐：《海軍實紀·述戰篇》，見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320～322頁，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19)《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78，61頁。 (20)池仲祐：《海軍實紀·述戰篇》，見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315～316頁。 (2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三），141頁。 (22)《覆奏海軍統將折》（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見《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78卷，52～53頁。 (23)胡思敬：《國聞備乘》，卷1，「名流誤國」，見榮孟源等編：《近代稗海》，第1輯，230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4)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改革起原》，113頁，北京，中華書局，1954。 (25)同上書，113～114頁。 (26)《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167～16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27)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145頁，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 (28)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二），532頁。 (29)《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各家詩話，412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30)《日本變政考·跋》，《進呈日本變政考序》。 (31)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150頁。 (32)梁啓超：《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三），19～20頁。 (33)同上書，21頁。 (34)黃遵憲：《馬關紀事》。 (35)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三《甲午中日戰爭》，下冊，400、41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