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八章　城鄉社會在演變

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之間的半個世紀裡，中國因條約而陸續開放的商埠積久漸多。1842年《南京條約》開五口；1858年、1860年中國同英國、法國分別簽訂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開十一口（包括大沽）；1876年《煙臺條約》開四口；1887年《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開三口；1893年《中英會議藏印條款》開一口；加上同一時間裡中國在新疆、蒙古向俄國先後開放的埠口（包括張家口），總數在三十以上。(1)開埠之趨向是：由沿海入長江；由下游而上游，並逐步進入內陸腹地。這些埠口，在中國封閉的社會體系上戳開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國資本主義的東西因之而源源不斷地瀉入、滲開。這是一種既富於貪婪的侵略性，又充滿進取精神和生命力的東西。它們在舊社會的肌體裡沉澱、發芽、生根、膨脹。於是兩千年來的清一色變成了斑斑駁駁的雜色。通過這些窟窿，中國被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城鄉社會的演變由此而緩緩發生。 一、新的社會力量 在開放的商埠之中，變化尤其顯著的是上海（東南富庶之區的出口）、天津（華北地區的出口）、廣州（珠江流域的出口）。三者以上海為最，提供了這一時期城市社會演變的典型。城市社會的演變，可以多方面地敘述，繪成一幅包羅大千世界眾相諸態的長軸畫卷。這裡所攝取和分析的，主要是階級變化，即資本主義刺激下近代中國所產生的新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主要出現在城市裡，但由於他們同新的經濟關係血肉相連，又構成了整個社會變化的基幹。 （一）買辦。買辦作為一種職業名稱並非始於近代。(2)但隨著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這一名詞漸成為Comprador（康白度）的譯名，其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變化。最初，他們多是供應宮廷用品的採買商人。到了十三行時期，則一變而成為公行制度的一部分，開始同夷商發生關係。這些人往往以採買、推銷、賬房、銀庫保管為職司，並且兼有料理外人薪米之責。據嘉慶年間兩廣總督百齡說： 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語言不通，不能自行採買，向設有買辦之人。 又說： 由澳門同知發給印照，近年改由粵海關監督給照。因監督遠駐省城，耳目難周，該買辦等唯利是圖，恐不免勾通內外商販，私買夷貨並代夷人偷售違禁貨物，並恐有無奸民影射，從中滋弊。嗣後夷商買辦應令澳門同知選擇就近土著殷實之人，取具族長保鄰切結，始准承充，給予腰牌印照。在澳門者由該同知稽查，如在黃埔，即就近交番禺縣稽查。如敢於買辦食物之外，代買違禁貨物，及勾通走私舞弊，並代雇華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3) 從這些見諸奏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當時買辦的社會成分、來源、地位和職能。在十三行制度下，買辦須經官方許可之後才可充任，這就使他們在各種本職之外，還與行商一樣，帶上某種監察外人的色彩。顯然，與過去相比，他們的社會作用已有不同。買辦是最接近洋商的中國人，同時，他們又受到具有半官方身份的行商、通事一類人物的鉗制。公行制度取消之後，買辦由官方許可「保充」的職業轉化為自由的個體，遂再變而為一種依附於洋商的中外貿易中介人，在比較完全的意義上正式成為近代特產的Comprador。 由於廣東人與洋商在十三行時代結下的歷史淵源，因此，最初的買辦「半皆粵人為之」。隨著外貿的擴大與洋行的增多，其他省籍人士亦漸有操此業者。在當時的中國，他們是一批迅速致富的人。一個西方人在他的旅華見聞錄中提到：原來僅有100元的人，充當買辦以後很快積資數千元。而月薪25元的買辦，不過六年，就獲得了成千上萬財富。(4)郭嵩燾巡撫廣東期間，曾在奏議中說：「香山富民陳守善、徐瓜林二戶，皆以依附洋人，致富百萬。」(5)據事理推斷，這種經濟人物也應是買辦。他們財富的來路與傳統社會裡以三百六十行為生計的人全然不同。因此，作為社會職業，買辦在經濟上的枯榮確實以外國商業資本之損益為轉移。按照李鴻章的說法，這是「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6)。後來我們稱之為買辦階級。這兩個很不相同的說法，至少有一點意思是一樣的，即：近代買辦的出現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變化。李鴻章對這些人的估價是：「其人不外兩種，一、廣東、寧波商伙子弟佻達游閒，別無轉移執事之路者，輒以學習通事為逋逃藪；一、英法等國設立義學，招本地貧苦童稚，與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兒村豎，來歷難知，無不染洋涇習氣，亦無不傳習彼教。此兩種人者，類皆資性蠢愚，心術卑鄙，貨利聲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價目，與俚淺文理。」這些人「獲利最厚」而「無所忌憚」(7)。他對買辦人物總體上的鄙夷是明顯的。這與後來對於買辦的政治批判雖立論並不相同，卻也有近似之處。 但在歷史研究中，買辦問題又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他們中產生過吳健彰、楊坊那樣由買辦起家，積資捐官的人。在五六十年代之交，這一類人不僅在經濟上活躍，而且在政治上活躍，是蘇南「借師助剿」以抗太平天國的始作俑者。由於他們與西方人貼附得太緊了，便在不知不覺中顯出了奴態。雖說有些著作把這些人與曾國藩、李鴻章聯為一類，其實，在曾國藩眼中，這些人是「奉洋若神者」。他固然有心接受一部分西方器物，卻非常看不起華人對於西人的奴態。因此，白齊文毆打楊坊之後，曾國藩頗為快意地評論說：這件事「足使挾洋人自重者爽然自失」(8)。無疑，他的話劃出了首倡洋務的人們與買辦中的這一部分人之間的界限。但買辦中還有另一部分人，例如鄭觀應、徐潤，以及後來的虞洽卿，他們受僱于洋行，操買辦之業而握有多量的貨幣。而後，他們又投資或主辦獨立的近代工商企業，同包括外國資本在內的其他企業爭利於市。19世紀70年代以來最早由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近代資本主義企業中，買辦資本的比重是非常可觀的。例如唐廷樞、徐潤之於輪船招商局、仁濟和保險公司、開平煤礦，鄭觀應之於上海電報總局，郭甘章之於甘章船廠，李松雲之於均昌船廠，張子標之於虹口船廠，鄭觀應、唐汝霖、卓培芳之於上海織布局，黃宗憲之於公和永絲廠，祝大椿之於源昌碾米廠，陳可良之於裕泰恆麵粉廠，曹子俊兄弟之於上海機器造紙總局，多是人所共知的史實。在這裡，會不會因為他們用來投資的貨幣帶著買辦臭味而影響到企業的性質呢？馬克思寫了卷帙浩大的《資本論》，但他從來沒有追究資本的不同來源以作定性的依據（「原始積累」一部分講的是另一個問題）。他的榜樣應當能夠回答這個問題。因此，這一類企業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民族資本主義的一部分。於是，不值得尊敬的買辦創辦了值得尊敬的民族企業，人和事業脫節了。這種脫節打破了人們喜愛的同一性，顯得那麼彆扭。但它是活生生的歷史造成的。 虞洽卿 輪船招商局上海總辦事處 買辦是當時中國最懂得資本主義知識的一部分人，輪船招商局最初由舊式沙船商人出身的朱其昂主持，招股困難重重。而唐廷樞、徐潤接手以後，短時間內即招足100萬股本，上海織布局在鄭觀應入局之前與之後，其局面之不同也與之相類。可見，近代的洋務商情經驗與舊式傳統經營心得是大不相同的。作為買辦，他們固然有職業帶來的買辦性或階級性，但作為中國人，他們同時又有民族性。而近代中國的多災多難又往往成為民族意識的刺激物。著名買辦鄭觀應同時又是一個長於言論者，他在19世紀90年代初說： 自中外通商以來，彼族動肆橫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氣孰不欲結髮厲戈，求與彼決一戰哉。於是購鐵艦，建炮台，造槍械，制水雷，設海軍，操陸陣，講求戰事不遺餘力，以為而今而後庶幾水栗而山乎。而彼族乃咥咥然竊笑其旁也。何則？彼之謀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資財不攻兵陣，方且以聘盟為陰謀，借和約為兵刃。迨至精華銷竭，已成枯臘，則舉之如發蒙耳。故兵之併吞禍人易覺，商之掊克敝國無形。我之商務一日不興，則彼之貪謀亦一日不輟。縱令猛將如雲，舟師林立，而彼族談笑而來，鼓舞而去，稱心饜欲，孰得而誰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斷之曰：「習兵戰不如習商戰。」(9) 他把民族意識引入了工商之中。另一個著名買辦唐廷樞曾被西人報刊稱為「親外」人物。但他脫離怡和洋行進入招商局之後，卻運用了外國公司任職期間積累的知識和經驗「去損傷這些外國公司」(10)。其間當然不無逐利之心，但由彼入此，扶此以拒彼，卻表現了一種自覺的選擇。在時代思潮的衝擊下，買辦中有一批人破門而出，踱進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並不足驚詫。以前，買辦性與民族性在買辦人物身上的對立統一常常惹得我們會有意無意地用前者把後者排擠掉。這樣做，當然會使人獲得一種形式邏輯的明快。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11)。那麼，有一種社會關係，就會有一種「性」。歷史人物之所以總是具體人物，原因就在這裡。而只有具體才能再現具體，因此，階級性、民族性、個性，甚至人性都應當成為論人的視角。 （二）民族資產階級。根據現有的材料，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之間，中國先後出現過300餘家新式的工業企業。截至1894年，還存在的約有260家——這些企業的主辦人或主要投資者，其社會身份多為官僚、地主、商人、買辦。這批人大體上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資產階級。此外，還有30餘家興辦于洋務運動之中，又維持到甲午戰爭前後的民用工業企業。這些就是估量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或民族資本主義力量的主要統計依據。當然，它們所說明的僅僅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情況。過去，我們講述民族資本主義歷來沒有把商業擺進去。從客觀上說，這是因為商業資本主義比工業資本主義有著更多的買辦性與民族性、舊式與新式的糾結交錯，很難爬梳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儘管如此，作為一種趨向，開埠之後傳統商業的改組和變化並非不可捉摸。從京廣雜貨店到華洋雜貨店，再到葉澄衷一類人所經營的五金、洋布、棉紗業，其間的依次演變是有痕跡可見的。這種演變的基礎，正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的機製品在商品中的比重越來越高。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只有在流通過程中藉助商品的出售才能真正實現。商業資本是產業資本運作中的一種形式。因此，隨著商品成分的上述變化，舊式商業本身的性質也在變化。它們同產業資本的聯繫越緊密，它們在流通中顯示的資本主義特徵也越是明顯。開埠之後商業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是一個事實。不過，它產生於本國機器工業出世之前，同西方相比，在性質上是變態的，在形式上會顯出種種走樣。 蘭州織呢局機房 多年來，我們把資產階級分為買辦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種區分反映了特定時期的鬥爭需要，並偏重於用政治因素來解釋經濟現象。政治對經濟當然是能夠起到制約作用的，但政治又不等於經濟。列寧說：「區分各階級的基本標誌，是它們在社會生產中所處的地位，也就是它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12)按照他的意思，特定的階級總是特定生產關係的體現者，所以，階級在本質上是一個經濟範疇。階級產生之後，會有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的鬥爭，但那是經濟的派生物。我們用「買辦」、「官僚」、「民族」來區分資產階級，並賦以否定或肯定的意義，派生的東西就被強調得過了頭。用過頭的方法來描寫歷史是不免要失真的。1957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引述《中國經濟全書》的話說： 中國之資本家，或為大商人，或為大地主，……惟於此二者之外，有一外國所不能見之資本家在焉，蓋即官吏是也。東西諸國，官吏而富裕者，未始無之……惟中國之號為大資本家者，則大商人、大地主，尚不如官吏之多。彼其國人，一為官吏，則蓄產漸豐，而退隱之後，以富豪而兼紳貴，隱然操縱其政界之行動，而為鄉民之所畏忌。……次之者為紳商，此中固亦有相當之官階，或至為官為商，竟不能顯為區別，常表面供職於官府，而裡面則經營商務也。(13) 有人統計過，在1872年到1913年之間，近代企業的創辦人中地主占55.9%，商人占18.3%，買辦占24.8%，而且「投資於近代企業的地主，大都有某種官僚身份，很多是二、三流的洋務派或洋務派的幕僚，絕少是土地主」(14)。那麼，如果把這些官僚地主與買辦剔除出去，民族資本還會剩下多少呢？況且剩下的那18.3%的商人中，認真追究起來，也不那麼乾淨。例如，周廷弼是在籍三品銜候補道，葉澄衷也因道員銜而稱「觀察」，等等。顯然，這是一筆不太容易算清的賬。確實，中國的資產階級又存在著不同的層次，但造成這種差別的，主要是他們所占的生產資料在數量上有多有少。因此，把列寧的意思貫徹到底，可以恰如其分地分別稱之為：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 中國資產階級從生到滅不滿百年，是一個命運短促而又多舛的階級，在近代歷史的前八十年，他們處在封建勢力的重圍之中，行行止止，足將進而趑趄。不僅地主反對他們，手工業者和農民也反對他們。1874年6月，西方人報道機器繅絲業在廣州的窘境說： 江南機器製造局卷銅廠 採用機器來繅絲已引起很多人反對。有些批評是沒有道理的，但另有些批評則很聳人聽聞。機器動力代替手工操作，使人們在幻想中覺得惡果很多，這是主要的反對理由。……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男女在同一廠房裡作工，有傷風化。第三個理由是……工匠操縱機器，技藝不純熟，容易傷人。人們又反對汽笛聲音太吵鬧，機器響聲太大。又說高煙囪有傷風水。最近河南洲建立了一個機器繅絲廠，遇到很多人反對。(15) 這一類例子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絕不是個別的。相比之下，恐怕只有張謇的老鄉不反對他。後三十年，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軍。雖然它的性質仍然應當是資產階級革命，但不少地方鬥爭的鋒芒已經轉向越軌，打到了資產階級的頭上——當然，這是後話了。即使如此，資產階級在其短短的一生中還為中國留下了一點兒積極的東西。他們為社會的新陳代謝提供了物質基礎，使最初的改革和後來的革命有所依託。但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多舛和孱弱，又使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嬗變常常走到了基礎的前面，基礎跟不上上層建築。於是兩者之間出現了脫節。 （三）工人階級。新的生產方式在一頭產生了資產階級，在另一頭產生了工人階級。這一法則在近代中國稍有變異的是：新的生產方式首先是由外國資產階級用大炮帶來的。雖說外國人合法地取得在中國設廠製造的權益是《馬關條約》以後的事，但在甲午戰爭前，他們已經在中國不合法地辦起了輪船修造業、原料加工業、若干小規模的輕工業和租界中的公用事業。其資本總額約2 800萬元。這些企業所僱傭的勞動力都來自當地，因此，當中國資產階級還在孕育之中的時候，中國工人階級早已出世了。到1894年，中國工人大約有9萬多人之數。 對於中國工人階級，我們過去著重指出他們受苦之深以及種種突出的優點。例如身受壓迫，分布比較集中，最有覺悟並富於鬥爭精神等等。在多年宣傳之後，已為人所熟知。強調這一方面，反映了工人階級一般的階級本質，並且曾經是歷史本身的需要。但在被強調的一面之外總還有沒有被強調的一面。因此，在另一種歷史環境下努力把問題講得全面一點兒，應當是可取的。第一，同西方工人相比，中國工人「工價之懸殊幾已過半」(16)，其所受剝削之深重是非常明顯的。但同當時國內農民相比，工人生活處境的悲慘色彩就不那麼觸目。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一般男女工人平均月工資是5元銀元左右。(17)同一時期武昌織布官局的每人月薪則在7元至10元之間。(18)如是技術工人，其月收入能達30元(19)，甚至更多。(20)而1883年直隸「普通農民的總收入，甚至在年成好的年頭，每人也只有十八元」。而且這「不是淨收入，還必須交納政府的田賦」(21)。折算起來，每月所入不過1元多點兒。農民受苦更深。這種比較不會損害工人階級的形象。工人階級的力量並不在於受苦，而是在於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第二，中國的工人階級並不是沒有弱點的階級。我們常常提到：中國的工人階級同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繫，因為他們多數來自農村。的確，這一特點曾經為工農聯盟提供了歷史基礎。但是，一種優點有時會帶來與之相關的另一種缺點。工農之間的緊密聯繫，既使工人階級可以影響農民，也使農民可以影響工人階級，於是，這同一個特點，又使中國的工人階級非常容易染上小生產意識。所以，在近代中國，工人群眾往往很容易被幫會勢力所吸引。朱學范說： （舊上海）職工大眾入幫會的人數，據估計，在郵局方面約占職工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職工入幫會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若將入幫會的職工人數加上各行各業各單位職工自發組織的兄弟會、姐妹會、關帝會等，以及地方幫口如廣東幫、寧波幫、山東幫、湖北幫、江北幫等等的人數，那在全市職工總數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在這些名目繁多的大小組織里，有不少人是與幫會有聯繫，並以幫會為靠山的。(22) 他說的是20世紀前期的情況，無疑，19世紀後期工人中幫會影響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工人階級與幫會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論到過的題目，但卻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中的事實。正像無須諱言中國資產階級身上的封建影響一樣，我們也用不著諱言中國工人階級身上的封建影響。兩者紮根於同一塊封建傳統源遠流長的土地上，兩者都託身於先天不足的資本主義。所以，兩者都會有同一個弱點。當然，工人階級的弱點並不是痼疾，它反映了傳統社會對新的階級力量的影響。相對於內在的階級本性，這是一種外在的東西。隨著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增長，前者應當而且能夠克服後者。 二、農村的社會變化 農村從屬於城市，這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城市社會發生和發展之後，必然會推及、影響到農村，並促成農村社會的演變。而這一時期交通工具的新舊更替，則為這種推及、影響提供了現實的物質途徑。沿江沿海的主要航道上，太古、怡和、旗昌之類的外國輪船和招商局的中國輪船勢力正盛，「上海之沙船、寧波之釣船、廣東之紅單船全失其利」，漢口以下的江船也「廢業者逾半」(23)。在華北和台灣，還出現了最初的鐵路。藉助於新式交通工具的速度和裝載量，城鄉交流的內容起了變化。一方面，是洋紗、洋布、五金、煤油、顏料之類的商品陸續下鄉。這些東西，是同傳統的手工業品不大相同的洋貨。而它們那低廉的價格和優良的質地，又成為對付手工業的重炮利器。因此，它們不可能不給後者帶來厄運。撮合時人的記載，可以看到這個時期機製品從各個方面排擠和取代手工業品的無情歷史過程： 怡和洋行旗下的公和祥碼頭 東南各省所植甘蔗獲利頗豐。自通商以來，洋舶帶所洋糖，色澤瑩白，人咸愛之。舊日之糖，銷路日微，銷數日絀，糖商折閱，無可挽回。欲求不貧且窘也，其可得乎。(24) 粵省民間素用花生油，山田磽磠，多種雜糧，而花生之利為最。山農貧苦，以此為生，花生既收，必須榨制工作萬千藉以餬口，即榨油所余之花生枯如北方之豆餅，用以糞田種蔗，取資甚多，為利甚厚，所銷亦復不貲……自火油盛行，相形見絀，銷路愈滯，價值日昂。種植少則害在農，榨制稀則害在工，販賣微則害在商。(25) 進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經侵奪了火石和鐵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為普遍。瑞典所制無磷的安全火柴，價格低廉，最受歡迎。此地（寧波）每羅斯售價僅五錢，並以每包（十盒）十文的價格零售給本地商販，這樣的價格是所有階層人能買得起的。(26) （在華北，則直隸雄縣）城東二里曰亞谷城村，居民多以熬硝或以硫黃蘸促燈為業，自火柴行，而此業漸歇矣。(27) 楚粵鐵商，咸豐年前銷售甚旺。近（同治十一年）則外洋鐵價較賤，中土鐵價較昂，又粗硬不適於用，以致內地鐵商，十散其九。西洋煉鐵煉銅及碾卷鐵板鐵條等項，無一不用機器，開辦之始，置買器具，用本雖多，而煉工極省，煉法極精，大小方圓，色色俱備，以造船械軍器。土鐵貴而費工，洋鐵賤而得用，無怪洋鐵銷售日盛，土鐵營運漸稀也。(28) 以吾粵論，佛山針行向稱大宗，傭工仰食以千萬計。自有洋針，而離散殆盡矣。(29) 這些記載雖然喜新與戀舊觀感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同一種趨向。 另一方面，是絲茶之類的農產品陸續出口。出口，意味著絲茶作為商品所體現的關係有了不同。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到過一位茶商：「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但那是傳統社會裡易地販銷的舊式商人。在這裡，絲與茶已經從屬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了。據歷年海關報告統計，中國的主要出口物中，茶葉由1871年至1873年的1022159公擔，發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1 055 064公擔；蠶絲由1871年至1873年的37 529公擔，發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59 946公擔；大豆由1871年至1873年的57 506公擔，發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760 522公擔；棉花由1871年至1873年的8 486公擔，發展到1891年至1893年的290 417公擔。(30)這種變化加上國內資本主義企業日漸發展的原料需求，又帶來了農業經濟結構的變化：杭、嘉、湖之絲，浙、皖、閩、贛、湘、鄂之茶，一時風起，蔚為大觀。溫豐《南潯絲市行》繪聲繪色地吟詠了當年產絲的物情風貌： 蠶事乍畢絲事起，鄉農賣絲爭赴市。市中人塞不得行，千聲萬語聾人耳。紙牌高揭絲市廛，沿門挨戶相接連。喧譁鼎沸辰至午，駢肩累跡不得前。共道今年絲價長，番蚨三枚絲十兩，市儈販夫爭奔走，熙熙而來攘攘往。一日貿易數萬金，市人誰不利薰心。但教炙手即可熱，街頭巷口共追尋，茶棚酒肆紛紛話，紛紛儘是買和賣。小賈收買交大賈，大賈載入申江界，申江鬼國正通商，繁華富麗壓蘇杭。番舶來銀百萬計，中國商人皆若狂。今年買經更陸續，農人紡經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紡車，無復有心種菽粟。吾聞荒本逐末聖人憂，蠶桑太盛妨田疇，縱然眼前暫獲利，但恐吾鄉田禾從此多歉收。(31) 在商貿型農業的長足發展之中，新的市鎮應運而生。例如，湖北羊樓峒集3萬餘人加工洞茶，因茶而成市。在那些地方，「衣食之外無他求」的自給自足觀念已經被商品經濟所造成的現實變化衝破了缺口。但是，以出口為目的的商貿型農業是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它們顛簸於世界市場的供求起落之中。光緒十四年（1889），曾國荃在奏疏中說：「近年以來，印度、日本產茶日旺，售價較輕，西商皆爭購洋茶，以至華商連年折閱，遐邇周知。據皖南茶厘總局具詳，光緒十一（1886）、十二年（1887）兩年，虧本自三四成至五六成不等，已難支持；十三年（1888）虧折尤甚，統計虧銀將及百萬兩，不獨商販受累，即皖南山戶園戶亦因之交困。」(32)當然，在這種交困之下是不可能有田園之樂的，它表現了商品經濟比自然經濟嚴酷的一面。 過去，我們多半是飽蘸著憤怒來寫這段歷史的。對破產農民、手工業者苦難命運的同情，同對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憎恨理所當然地連在一起。確實，歷史研究會動感情，近代百年中的這一段至今還能使人聽到歷史中的呻吟和悲呼。但是，同情和憎惡畢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對於歷史科學來說，後者更加重要。馬克思曾經深惡痛絕地揭露過原始積累的種種罪惡，這是人所共知的；但他又稱讚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起了「非常革命」的歷史作用，(33)這也是人所共知的。那麼，在歷史的這一段里，除了舊生產方式逐步解體所產生的苦難之外，還應當有新生產方式破土而出的生機和朝氣。如果忠實於歷史唯物主義，就不能不承認：歷史的主題應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新舊生產方式變替所產生的社會陣痛，只有在新生產方式取代舊生產方式之後才能解除。但是，這種取代過程在近代中國始終沒有完成。因此，一方面是新生產方式在封建勢力的重壓下苦苦奮鬥，另一方面是社會在苦難中顫抖不止。扭曲的歷史過程使中國人不僅承受了舊生產方式衰落時的痛苦，而且承受了新生產方式發展不足的痛苦。 在這裡，複雜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具體的歷史過程把它同中國社會的上述變化糾纏在一起了。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馬克思在1853年就預言：「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34)馬克思在這裡使用了「暴力」一詞，這無疑是侵略的同義詞。但他並沒有用侵略和被侵略來概括全部中外關係。在他看來，舊中國的解體是一件值得歡迎的事。這種解體是侵略帶來的，並與民族侵略歷史地纏繞糾結著，但它本身又不同於侵略。把侵略同侵略帶來的社會變化分開來，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思想。《共產黨宣言》在論述資產階級的時候說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用這個觀點來分析帝國主義與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可能距離歷史實際會更近一點兒。 華新紡織新局 三、教會與會黨 在城鄉社會的演變中，出現了兩種值得注意的勢力。 （一）外國教會。1840年以後，傳教士是與商人一起東來的，但由於教士比商人更具有獻身精神，因此，西洋宗教在中國登陸之後，比商品走得更遠，甚至深入窮鄉僻壤。日積而月累之，在中國城鄉出現了十字架高高矗起的教堂和數目可觀的大批教民。這種教民的社會地位很不相同：在農村，他們往往是為輿論所鄙的社會下層人物，縉紳之流幾乎以異類觀之，鄭觀應雖不失為當時開明者，但他對教民卻非常蔑視：「第華民各具天良，稍明義理者從不為彼教所惑。凡進教者，或為財利所誘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為聲勢，或犯罪求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敢作逆理拂情之事。」因此，「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鄉愚被其訛詐，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強占人妻，或橫侵人產，或租項應交業主延不清償，或錢糧應繳公庭抗不完納，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諉，或因小忿而毆斃平民。種種妄為，幾難盡述」(35)。而城市裡的教徒卻常有社會上層分子。法國人史式徽寫的《江南傳教史》中提到安徽有個叫文雅各的官員，系「翰林學士，在安徽歷任要職。皖省舉行考試時，他多次出任學台」。這樣一個具有傳統文化背景的人物，卻在74歲高齡以後「領了兩次聖體」，而且還「親自向家人進行傳道，不久宅內增添了新教友二十餘人；不少病危垂死者，也從他那兒領了洗禮」(36)。城裡的知識分子對西教見慣之後，即使是不入教的人，也常以平和之氣作些記述。1884年出版的《津門雜記》評論耶穌教說：「其教之大旨，以昭事（示）上帝為宗本，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贖罪救靈為切要，一切戒訓規條，悉合情理，欲使人人為善，諸廢俱興，有維持風化、左右儒術、救正時弊之心焉。」又說：「牧師輩皆彬彬儒雅，抑抑謙，廣有見聞，善於言論，識見甚精，心思最細，如講究理學格致諸書，多半出自傳教者，精益求精，有裨實用，凡利人之舉，莫不樂為之，而人世之毀譽，所不計也」(37)。這些都是好話。兩者的不同，說明了封建傳統在城鄉之間的分布已經出現了厚薄不均。但是，中國人接受外國宗教的過程，是外在勢力轉為內在的過程。因此，在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又曲折交織著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交織著中西文化心理差異的矛盾，而且，還會喚起強烈的排外情緒。因此，與傳統相伴隨的是延綿不斷的反洋教鬥爭。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中比較知名的，有青浦教案、定海教案、西林教案。自60年代起到甲午戰爭前後，則反洋教的輿論和行動幾如海潮江波，逐浪而起。這三十餘年中有過重大影響的教案至少不下三十起。在地域上以長江流域為多，而同時也屢見於華北、西南。捲入其中的，不僅有下層民眾，而且有相當數目的士紳和官吏。雖說教案總是由具體的衝突引起的，但常常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如果邪教盛行，聖道不昌，不知成何世界？凡我士農工商，務必敵愾同讎，群起報復。」(38)是以「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詭寄者，執之；有習其教者，宗族不齒，子弟永遠不准應試」(39)。激烈的意識形態對抗，造成了高漲的社會動員。在近代民族主義形成以前，被侵略者藉助傳統意識來表達自己的民族感情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這種鬥爭的頂點便是後來的義和團運動。 著清朝服飾的西方傳教士 （二）哥老會勢力。這是中國社會土生土長的勢力。哥老會以天地會為淵源，起名於同治年間，但是，它的發展卻同湘軍有著直接關係。薛福成後來說：「竊查哥老會名目，始起於四川，而流衍於湖廣。厥後湖南營勇，立功最多，旋募旋撤，不下數十萬人，而哥老會之風，亦遂於湖南為獨熾。」(40)他認為「會匪」來源於裁撤的營勇，其實不僅如此。1865年，曾國藩在批牘中已經說到「結盟一事，尤為莫大之患。近年以來，各營相習成風，互為羽翼，抗官、嘩餉皆由於此！實乏禁遏之良法」(41)。所謂「結盟」，反映的正是哥老會滲入湘軍的事實。天京攻陷之後，曾國藩善處功名之際，下令解散所部12萬湘軍；加上後來遣撤的其他系統湘軍，總數達數十萬之多。這批人多年轉戰東南，走州過府，身經廝殺，目睹繁華，已經從農民變質成兵痞了。一旦失所依傍，再要逆向重新轉變為農民，實在是難乎其難。於是，他們呼朋引類，蜂擁而入哥老會，去尋求那種走東南西北，吃四面八方的生活了。而哥老會中的人們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治五年（1867），江西湘勇遣撤，湖南哥老會頭目曾湘帆聞訊後，派專人到吉安散勇往來大道上「邀接」。(42)1868年，湘軍霆、峻各營遣散時，湖北哥老會也有從水路「阻截散勇」之事。(43)哥老會勢力因之迅速膨脹，沿著當年湘軍所熟悉的長江流域，遍布於兩湖到上海的城鄉之間。除了這些舊日的弁勇之外，哥老會還接納了社會變動中被拋出生活軌道的失業船工、縴夫、停漕之後的運丁，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比他們更桀驁剽悍的，還有兩淮鹽梟。這些品類本不相同的人們匯成一體，在19世紀後期，成為一種影響很大的社會勢力。沒有他們參加，長江流域那些波浪相逐的反洋教鬥爭和其他反抗鬥爭是難成氣候的。但他們又是一種脫離社會生產的力量，時人往往側目而視。 研究19世紀後期城鄉社會的演變，還有一個問題須納入視野，這就是出洋華工對國內的反饋。 早期華工多數是東南沿海的破產農民和無業貧民。因契賣或拐賣而置身異國，備嘗艱苦。同治年間刊行的《救時揭要》說： 被騙出洋而死於難者，每年以千百計。有半途病死者，有自經求死者，有焚鑿船隻者。要之，皆同歸於盡。即使到岸，充極勞極苦之工，飲食不足，鞭撻有餘；或被無辜殺戮，無人保護，賤同螻蟻，命若草菅。噫！華民無辜，飄零數萬里，而受如此之刻酷乎！(44) 這是華僑歷史的一部分。據出使英法意比諸國的薛福成估計，到19世紀後期（1890年），僅「寄寓」於英國海外殖民地範圍內的華民即「不下二三百萬」，南洋諸島亦有華民300萬左右。這些人在海外多從事「墾田」、「種植」、「傭工」、「開礦」起家。(45)在飽受苦辛與「侵侮」之後，他們中一部分稍能自主，或有發展，於是開始對國內有了僑匯。還有華僑投資於國內城鄉事業。其時，旅美華人每年從美國舊金山銀行匯入中國之銀，「約合八百萬兩內外」，新加坡一地的華人商傭十四五萬人，「前後攜寄回華者，當亦不下一二千萬（兩）」(46)。這些數字作為統計是不全的，但由此可以推想當時華僑匯寄金額的大體規模。進入20世紀後，此風愈盛。這種來自海外的資金有一部分會不明不白地耗於「奸胥劣紳」的「藉端訛索」，但其多數會流入國內正在變化的經濟渠道，也成為促成城鄉社會演變的因素之一。 初抵夏威夷的華工 【注釋】 (1)這些商埠因條約而開放，是謂「約開」。後來還有「自開」，即當局在權衡比較，審時度勢之後自動宣布開放。兩者之外，又有所謂「特別開放」。例如，《辛丑條約》規定外國軍隊駐紮在北京到山海關沿線的12個地區。這一規定並沒有同時包含開埠的意思，但開埠卻成為駐兵的自然結果。 (2)如《明會典》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有「考順假買辦之名，雜然以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進貢，帝甚以為能」的記錄。 (3)《粵海關志》，卷28，夷商3。 (4)參見J.Scarth：《在中國的十二年》。 (5)《前後辦理捐輸情形片》，見《郭嵩燾奏稿》，150頁，長沙，嶽麓書社，1983。 (6)李鴻章：《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折》，見《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11頁。 (7)李鴻章：《請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折》，見《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311。 (8)曾國藩：《復李少荃中丞》，見《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0，上海，東方書局，1935。 (9)《盛世危言·商戰上》，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586頁。 (10)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八），402頁。 (11)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56頁。 (12)《社會革命黨人所復活的庸俗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見《列寧全集》，中文2版，第7卷，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925～926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14)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120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 (15)《捷報》，1874-06-13，廣州通訊，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959頁。 (16)彭澤益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1204頁。 (17)參見上書，1212～1213頁。日工資銀元0.174元。 (18)參見上書，1206頁。 (19)參見上書，1208頁。 (20)參見上書，1218頁。 (21)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667頁。 (22)朱學范：《上海工人運動與幫會二三事》，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舊上海的幫會》，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3)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138頁。 (24)陳熾：《種庶製糖法》，見《續富國策》卷1，32頁。 (25)《致總署》，書札四，見《張文襄公全集》卷217，7頁。 (26)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s，1871—1872，136頁。 (27)《光緒雄縣鄉土志》，地理第十。 (28)《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見《李肅毅伯奏議》卷4，76頁。 (29)《新輯志土文錄初編》。 (30)參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74～75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31)《南潯志》，卷31，28頁。 (32)《茶厘酌減稅捐片》，見《曾忠襄公奏議》，卷29，8頁。 (33)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274頁。 (34)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同上書，692頁。 (35)參見《易言三十六篇本·論傳教》，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121～122頁。 (36)參見[法]史式徽：《江南傳教史》，第1卷，255～25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 (37)《耶穌教堂》，見張燾：《津門雜記》，卷下。 (38)《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26頁。 (39)夏燮：《中西紀事》卷21，260頁，長沙，嶽麓書社，1988。 (40)薛福成：《附陳處置哥老會匪片》，見《出使奏疏》卷上，47頁。 (41)曾國藩：《批統帶精毅營席臬司寶田稟軍營紛紛譁噪誠為世變大憂未事之防管見所及凡數端縷陳察核由》，見《曾文正公全集》批牘，卷3。 (42)參見《劉坤一遺集》，第4冊，1642頁。 (43)參見同治朝《東華錄》，卷72，16頁。 (44)《救時揭要·澳門豬仔論》，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6頁。 (45)參見《通籌南洋各島添設領事保護華民疏》，轉引自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33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6)《通籌南洋各島添設領事保護華民疏》，見上書，3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