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四章　炮口下的震撼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海戰場景之一 1839年7月和9月，中國水師與英國兵艦在九龍尖沙嘴、穿鼻洋兩度炮戰，標誌著中英之間因禁菸而觸發的衝突轉為武裝對抗。戰事實際上已經開始。隨後，從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是為時兩年多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自西方人1514年到中國起，是他們積325年窺探之後的一逞。炮聲震撼了中國，也震撼了亞洲。對於中國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塊界碑。它銘刻了中世紀古老的社會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對亞洲來說，戰爭改變了原有的格局。在此以前，中國是東方的龐然巨物，亞洲最大一個封建制度的堡壘。但是，英國兵輪鼓浪而來，由沿海入長江，撞倒了堡壘的一壁。結果是「秋風戒寒和議成，廟謨柔遠思休兵，華夷抗禮靜海寺，儼然白犬丹雞盟」，隨後，「夷人中流鼓掌去，三月長江斷行旅」(1)。鴉片戰爭不僅是英國對中國的勝利，而且是先進的西方對古老東方的最初勝利。從此，中國同周圍國家的傳統關係日漸改變。而日本，則從中國的遭遇中由震驚而自強，自己起來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一、開眼看世界 鴉片戰爭的失敗是由於武器的陳舊，政治的腐敗，還是社會的落後？中國人曾經長期思考過這個問題。應當說這三個東西是相互聯繫的：因社會落後而政治腐敗，因政治腐敗而武器陳舊。不過，這一結論要很久之後才會出現。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觀、客觀的雙重限制下去觀察和體驗世界的，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認識。18世紀末期，由英國使節馬戛爾尼來華而引出的乾隆一道「敕諭」，其中所謂「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2)，已久被引述而為人熟知。人們常常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種君王個人的心態。其實，在心態的後面，是幾千年小農生產所維繫的自然經濟。自然經濟不僅提供了產品，而且也生產和再生產出閉塞。從這種自給自足的經濟中很難滋生向外發展的欲望和衝動，因此，康、雍、乾、嘉、道二百年間，在東來的西方人面前，中國常常是被動的一方。中國由被動而抵制，由抵制而閉關，在易見的政治原因之外，還有不易見的經濟原因。其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蘭西、英吉利先後不遠萬里前來叩門，但總不能越過重重「中外之大防」。在這一方面，道光年間釐訂的種種「防範夷人章程」是極富特色的，其中規定：「夷人私帶番婦住館，及在省乘坐肩輿，均應禁止也」；「夷人具稟事件，應一律由洋商轉稟，以肅政體也」；「禁在廣州住冬」，「限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負責約束」，「不准漢人借領外夷資本」，「不准久住澳門」，「禁雇漢乳媽及買漢婢」，「禁進省城靖海等門」(3)，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種細密的防範曾有效地阻止了外人入窺堂奧，但這個過程也同樣有效地使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日益模糊。方中英兩國因鴉片貿易而衝突漸趨激烈之際，士大夫的議論，類多隔靴搔癢，不中肯綮：「中國之物，番人最重者，無若茶與大黃，非此二物，則病脹滿而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獲已於中國，非中國不獲已於外夷」，他們往往以為「絕茶與大黃不使出」，則可使夷人屈服。(4)這種見識與事實之間的距離正顯示了閉關造成的虛驕與懵懂。 林則徐 鴉片戰爭是中西之間的武力較量和競爭。從來是朦朧一團的「泰西」，展現在中國人眼前的第一個形象就是堅船的迅速，利炮的聲勢。曾經身為抗英主帥的林則徐，對這種壓力目睹身受，終身不能去懷。在後來遣戍伊犁途中，他給朋友寫過一封信，對中西武器做了這樣的對比：「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轉展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而「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覿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故所謀往往相左」(5)。應當說，這段話是沉痛的，因為其中凝結著中國士兵的鮮血。但是，作為比較的結果，它又陳述了那一代人在流血與憤痛之後的反思。關天培是英勇的。但激戰之後，他手中的舊式火炮「火門透水，炮不得發」(6)，並有炮身發紅炸裂者。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其英勇表現了一種歷史的悲愴。等而下之的楊芳，則收集婦女溺器為「壓勝具」，視「夷炮」為邪教法術。其倉皇失措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又表現了一種歷史的調侃。林則徐的可貴之處正在於他最先拿起西方這把尺量出了中國的短處。在兩年多時間裡，中國調動了十多萬軍隊，先後有一名總督（裕謙）、兩名提督（關天培、陳化成）、七名總兵（張朝發、祥福、江繼芸、鄭國鴻、王錫朋、葛雲飛、謝朝恩）、兩名都統（海齡、長喜）以及數千名士兵死於戰爭。但英國遠征軍的戰死人數據英方統計卻不足百人。這顯現了中國與西方之間巨大的落差。一部分中國人透過瀰漫的硝煙終於發覺自己面臨的對手是完全陌生的。來自西洋的「夷」人，是歷史上從未碰到過的族類。兩千年來傳統的夷狄觀念在他們的頭腦里開始動搖了。處風雲旋渦中心的林則徐便在時代波潮的鼓盪下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主持編譯的《四洲志》、《華事夷言》、《在中國做鴉片貿易罪過論》、《各國律例》，不僅是一種歷史資料，而且記錄了中國民族最初藉助文字而了解到的泰西形象和情態。1832年（道光十二年），閩省漁戶楊某曾在大洋面上與夷船以魚換米，並得西人所贈書冊。結果，在官府的干預下「起獲夷書，咨請軍機處，恭呈御覽」，並招致上諭對於督撫的切責和追究：「查閱紙片字畫，直系內地手筆，何似之有？且書內語句，多不成語，該撫所奏，無非上下朦混規避而已。」(7)幾本「夷書」能夠掀起這麼大的風波，不僅說明了缺乏開明，而且說明了缺乏勇氣。林則徐是從閉塞風氣中走出來的人，他曾經相信過禁使茶葉大黃出口即可以治西方人的成見。但是，戰爭的權威性，在於它把矛盾置於生死存亡之中，並用暴力戳破了一個窟窿，迫使人們去認識自己的對手。在中世紀與近代之交，林則徐觀念大變，既表現了禦侮的民族勇氣，又表現了接納新知的開明，兩者具有同樣的光彩。意味深長的是，最早對此表示稱許的恰恰是渡海東來的西方人：「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8)儘管林則徐的新知中仍然摻和著種種舊見，但他是從傳統的華夷觀念中探出頭來認識西方的人。而後才有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題以及一整套兵械火器、養兵練兵之法的議論，作為一種時代思想，它又啟迪了20年以後的洋務運動。創深痛巨喚起了改革舊物的最初意識。過去久被士人置於眼界之外的「夷務」，在林則徐的手裡開始成為一門學問。由此，以儒學修、齊、治、平的入世精神為宗旨，並歸宿於國計民生的經世致用之學，內容上發生了重大變化。鴉片戰爭之前，所謂國計民生，以賦稅、鹽政、漕運、河工為大端，議論風生，多以此諸項為中心。成書於1826年（道光六年）的《皇朝經世文編》雖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犖犖大端皆未出舊軌。但鴉片戰爭後，「夷務」日漸滲入國計民生，成為經世之學的大題目。這種變化的痕跡，清楚地保存在後來眾多續作的《皇朝經世文補編》、《後編》、《續編》中。它們表現了傳統經世之學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匯最初就實現於這種延伸之中。(9) 二、官、民、夷 在鴉片戰爭中出現了三元里抗英鬥爭。如果說林則徐的作為體現了統治階級對外國侵略的抗禦，那麼三元里和其他地區以義勇自命的人們則代表了中國民眾在炮口震撼下的自發抵拒。這是中西民族衝突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社會兩端的最初反應。兩者之間的感應和同一是明顯的。過去強調的是：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用這種三角循環來說明官、民、夷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是誇張。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記錄了粵之義民痛詬義律的檄文，其中說：「爾自謂船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此次由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犯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眾，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槍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民。」(10)在這裡，民眾是以「大清國之子民」的立場與外夷相抗的。因此，他們對於「奸相」的指責，並不純粹是官與民的對立，所謂「無君無父」、「忘恩負義」(11)，在用詞上更能顯示的倒是傳統文化里忠義與奸佞的不可調和。人民群眾的反侵略鬥爭固然有游離於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鬥爭畢竟不同於國內階級鬥爭，不同於天地會、白蓮教。共同的民族意識和感情常常使官與民之間還有相通的一面。為今日史學家所稱道的民眾義舉，其組織者和領導者則多是士紳。(12)牛欄崗歃血盟誓後選出的三元里十三鄉領袖人物，以何玉成、王紹（韶）光、梁廷棟最有影響，其中一個是舉人，一個是監生（一說候補縣丞），一個是能夠號召十餘「社學」的有力者。沒有這些人的個人威望，鄉民的反侵略憤怒只能發為零星的一擊，而無以聚成一百零三鄉的涌潮。涌潮既成之後，士紳的觀念又會成為民眾觀念的代表者。在這裡，官與民的溝通正體現於士紳身上。事後，廣西巡撫梁章鉅在奏議中說「此次廣州省城幸保無虞者，實借鄉民之力」(13)，其褒揚之意是明顯的。類似的情況，在近代百年中對外抵抗的場合常常出現。如果抹煞民族意識，這一類現象將不可理解。 三元里人民抗英指揮部所在地——三元古廟 當然，被稱為「官」的人們中也確乎有以苟且一時為計者，他們在炮口的震撼下因畏懼而氣沮，因氣沮而辱國。廣州知府余保純，本由林則徐查辦煙案時指調至省，並在與西人折衝的過程中，「實相與左右之」。但林則徐獲罪之後，遂「附和琦相（善），不復自顧其矛盾，遂奉命數與義律往還，談論煙價、香港之事，及將軍（奕山）、參贊（隆文、楊芳）既至，更為張大其腐鼠之嚇，撫事已定，卒以重賂完城」(14)。三元里民眾集圍英兵之際，又「亟出城排解之」(15)。在中英鴉片戰爭歷史上，他並不是一個要角，但在當時的廣州，卻一度成為千夫所指的漢奸。《英夷入粵紀略》說，當年9月，他主持府屬各縣考試，而「文童譁然。皆云：『我輩讀聖賢書，皆知節義廉恥，不考余漢奸試。』」最後終因身被清議集矢而「不容於粵矣」(16)。當中西交逢之初，民族傷痛與夷夏之辨交相融合，作為一種多數人的群體心理，儒學所作育出來的士大夫並沒有喪失攘夷之志。因此，像余保純這種人不僅被下層民眾痛詈，而且同時被士大夫群體所鄙視。他是當日官場的一個形象，但他並不是當時官場的代表。 三、條約制度下的社會變化 炮口下的震撼不僅是一種精神衝擊，而且使西方人的意志藉助於戰爭的勝利而成為近代中西之間的第一組條約。隨後的一百餘年裡，中國和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多達一千多個。條約的網絡編成了所謂條約制度：外國人通過條約「合法」地剝奪榨取、管束控制中國，驅使中國社會脫出常軌，改道變形。這個制度的起點正是鴉片戰爭後的第一組條約。這樣說，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上最早；而且因為它所包含的12年之後改約一條，已經是不平等條約制度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因為它的內容（割地、賠款、五口通商、關稅協定、領事裁判、租地造屋、傳教自由等等）已經象徵了整個條約制度的基本內容，為後來的種種延伸和續接準備了最初的前提。因此，隨著第一組條約的產生，中國社會先後出現了可見的變化。 1850年的上海 第一，外國領事和中國官吏的平等權，對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制度造成很大的壓力。《南京條約》已經申明：「英國住中國之總管大員，與大清大臣無論京內、京外者，有文書來往，用照會字樣；英國屬員，用申陳字樣；大臣批覆用劄行字樣；兩國屬員往來，必當平行照會。」(17)後來的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又於「平行之禮」一條無不詳為備列。(18)西方人之孜孜注目於此，是多年碰壁於「中外之防，首重體制」的結果。但他們要求的「平行之禮」對傳統中國來說，又不單單是一個禮儀問題：一方面，這種平等同天朝大國對待外夷歷來的不平等是直接對立的。它的實現，會使王朝體制裂開一個大洞並促成夷夏之防的逐漸崩潰。另一方面，透過這種具體的平等權利又會泄漏出一點資本主義的一般平等觀念。資本主義的平等固然是一種虛偽的平等，但它畢竟是封建等級制度的歷史否定物。在這個意義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會引發傳統社會中的人們絕不願意看到的種種問題。這一層意思在一開始可能不如前一層意思那麼明晰。但它的沉重壓力是可以感受到的。惱人之處在於：西方所索取的那種內涵複雜的平等，是傳統中國不能答應的，但又是不能不答應的。 第二，英國割取香港，意味著獲得了經營中國的基地；而五口開放則提供了由沿海推向內地的孔道。從馬戛爾尼以來，西方人為此追求了幾十年，他們從道光皇帝手裡得到了當初被乾隆皇帝拒絕的東西。無疑，這種由戰爭而造成的變化意味著中國主權的喪失。「傳聞哀痛詔，猶灑淚縱橫」，黃遵憲以自己的詩才敘寫了道光皇帝在割地時的痛苦。幾十年來，我們滿懷義憤和民族情感對帝國主義的歷史罪惡已經作過無數次的譴責、批判、聲討，產生了眾多的書籍和文章，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必要部分。它裁決了歷史上的正義和非正義。但是，倫理觀念只能說明歷史的一個方面。《共產黨宣言》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入文明的旋渦里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19)按照這一段話，在資本主義的世界性擴張過程中，非正義的侵略者同時又往往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進步者；而正義的反侵略者則常常同時是落後者。以貪慾為動機的侵略過程常被歷史借用，從而在客觀上多少成為一個進步改造落後的過程。要說明這個二律背反，只有藉助辯證思維。鴉片戰爭後出現的英屬香港和口岸租界，因為西方人搬來了全套資本主義制度，在那裡建起國中之國，曾經長期成為近代中國殖民地標記。咸同年間有人過上海租界，作《夷場行》，在描寫景物之中表達了一種深沉的憤懣和懷舊的蒼涼： 鴉片戰爭期間中英交戰情景 人間何地無滄桑，平填黃浦成夷場。高高下下噓蜃氣，十十五五羅蜂房。青紅黃綠辨旗色，規制略似棋枰方。門前輪鐵車硠硠，人來辟戶搖鋃鐺。倒映窗牖頗黎光，左出右入迷中央。兜窈糾言語龐，笑指奇器紛在旁。自鳴鐘表矜工良，水舂機上織成匹，磁引筒中火具揚。銀鏤尺表測寒暑，電景萬里通陰陽，我非波斯胡，目眙安能詳，中原貴遠物，一握兼金償。矧乃阿芙蓉，其毒能腐腸，世等酸咸嗜，直以饔飧當，烏虖利藪召兵甲，烽燹廿載盈海邦。不誅義律縱虎凶，哩嘓呔（李國泰——引者）出尤猖狂。九州禹服萬物備，何煩重譯通梯航。廣州南岸印吾鐵，閉關不早思陶璜。聖人先見在故府，煙塵海上天蒼涼。惶惑萬怪有銷歇，大風去垢朝軒皇。(20) 這種感情在一個被侵略的民族心中是很難消除的。但西方人在封建主義中國築成幾個資本主義的界地，由此也打開了若干窗口，使中國人得以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進知識分子中不少人如容閎、洪仁玕、王韜、康有為等等，正是首先從香港和租界裡獲得傳統之外世界的第一個直觀印象。「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21)由直觀而生羨慕，由羨慕而生比較，由比較而生追求，而後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實踐。香港和租界裡的資本主義，曾給封建制度下的眾生以觀摩、誘發，與憎惡夷場的情感一樣，這也是事實。 第三，從香港和五口輸入的外國商品，開始衝擊中國的自然經濟，幾千年來的社會經濟結構被侵蝕而逐步改組。這個過程是非常緩慢的，因為自然經濟頑強抵抗，不願退卻。這種抵抗的頑強性不僅來自傳統的巨大惰性，而且來自幾億小農求生的掙扎。當自然經濟的一部分在外國商品的衝擊下破產的時候，總會有一批生產者被拋出生產之外，成為多餘的人。據那個時候西方人的觀察，「中國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勢。所得區區工價，實非美國工人所能自給。上海如此，他處尤為便宜，蓋該口工價已較內地豐厚。致遠方男女來謀食者日繁有徒，雖離家不計也」(22)。但是，沒有足夠多的新式生產部門可以吸收他們。他們的多數人只能重新擠入密集的農業人口，在更加苛刻困苦的條件下再次組合成自然經濟。蘇南雖近洋場，本屬首當其衝之地，但直到光緒年間，時人記敘還提到紡織與耕種相濟以謀食營生的事實。甚至「村鎮收租之家，至其時，積布累累。問之，則皆佃者之窮而無告以布當錢米也」(23)。面對這種情況，因西方勢力楔入而產生的經濟變化只能像水面波紋一樣層層翻出，緩緩盪開。這一過程，終近代百年尚未完結。雖然如此，自然經濟終究因此而逐步走向分解，為資本主義因素的發生和發展讓出了地盤。新的生產方式在取代著舊的生產方式，並因此而造成了城鄉社會生活的種種變化。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這種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具有兩重意義。對西方資本主義來說，上述變化正是他們按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國的結果；對中國民族來說，這種變化則是在唯恐滅亡的憂懼之下被迫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兩者比重大相懸殊。因此，經濟上的新舊代謝是在變了形的社會形態下實現的。從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國社會，而是西方列強。 洋商在華所設制藤廠 洋商和中國買辦 第四，鴉片戰爭後，外人來華日漸增多（1850年在華外人約有500名），其中大半是商人、教士。他們的活動，不僅帶來了商品、教義，而且有如實行嫁接，在中國社會體內，因此而長出了從未有過，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這就是買辦階級和皈依上帝的教民。在傳統的士農工商之外，好像出現了第五種職業階層。這部分人在近代中國曾發生過非常特殊的作用。作為一個階級或階層，他們是依附外國勢力的中國人，《瀛壖雜誌》一書記敘「滬地百貨闐集，中外貿易，惟憑通事一言，半皆粵人為之，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購者，以絲茶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於華者，呢、布、羽毛等物，消（銷）亦不細」(24)。這裡說的是早期買辦。而官府文牘則多見「習教之民恃強霸惡，愍不畏法」，作奸犯科，欺凌孤弱的惡行。(25)兩者都與西洋人結緣，不無民族性異化的意味。世人嗤之以鼻誠為事出有因。但是，一種結果又會引出另一種新的結果。中國資產階級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業的著名創辦者，不少正出自買辦當中。以買辦起家並因之而熟悉西國經營之術的鄭觀應後來曾作《易言》，亟論「今長江二千數百里有奇，洋船往來，實獲厚利，喧賓奪主，殊抱杞憂。宜俟中西約滿之時，更換舊約，另議新章。凡西人之長江輪船，一概給價收回。所有載貨水腳，因爭載而遞減者，酌復其舊，則西人罔敢異詞。更於長江上、下游間，日開行輪船，以報市價。如是，則長江商船之利，悉歸中國獨擅利權。當道其有意乎？為國為民，胥於是乎在矣！」(26)所論雖僅以航運為題，但憂國之心歷歷可見，其中並無取媚外族之意。而西方的科學和文化知識能以日深月廣的規模傳入中國，也往往得力於若干信奉洋教的人們。不僅如此，造反的洪秀全和革命的孫中山都還曾相信過上帝和基督。在這些特定人物的身上，民族性不僅沒有泯滅，反而與改革和進步相連，升華為自覺的愛國主義了。一個變形的社會，造成了事物的多種質態，多重外觀。 《海國圖志》 在鴉片戰爭的整個過程里，中國以中世紀的武器、中世紀的政府、中世紀的社會來對付近代化的敵人。戰爭以嚴酷的事實暴露了這種差距，促使一批愛國知識分子在比較中思考。於是，在中國社會緩慢地發生變化的同時，出現了《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等著作。這一代中國人是從地理學開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會、歷史的。地理學中寄託了他們經世匡時的苦心，並標示了中國文化近代化的開端。可惜的是，在當時，對這兩部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會因炮聲震撼而驚醒，中國社會卻在炮聲沉寂後又昏昏睡去。當19世紀60年代郭嵩燾、馮桂芬重新提起《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的時候，20年光陰已在昏睡中喪失了。讀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 【注釋】 (1)張應昌編：《清詩鐸》，420頁。 (2)《大清高宗純皇帝聖訓》，卷276，13頁。 (3)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1冊，419～429頁。這種「防範夷人章程」的條文與實際執行間有出入。如「禁在廣州住冬」與「不准久住澳門」，實際是禁止住夏與不准久住省城。（詳見汪敬虞：《是住冬還是住夏》，載《近代史研究》，1980（4）） (4)參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一），521頁，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 (5)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二），568～569頁。 (6)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六），343頁。 (7)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一），95～97頁。 (8)魏源：《海國圖志》，卷81，同治丁卯郴州陳氏重刊足本，6頁。 (9)「夷務」成為一個重要內容，是經世之學在近代演變的特點，是近代經世之學與傳統經世之學的不同之處。這種變化，一方面反映了「夷務」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已經同中國的前途連在一起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在不斷深化。而兩者都是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不抓住經世之學的近代特點，就會流於泛泛之談。 (10)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10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四），21、22頁。 (12)中國的紳士與官員不一樣，因為他們不食君祿。但他們又不是普通老百姓，因為他們有某種功名、身份，並因此而享有一定特權。這是一種介於官民之間的社會階層。由於他們長期定居一地，實際上往往成為地方領袖，有平章鄉里是非的權威。這些人不是統治者，但在某些地方又起著統治者的作用。紳士階層在近代中國一直發生著很大的社會影響。 (13)《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31，1139頁。 (14)夏燮：《中西紀事》，91頁，長沙，嶽麓書社，1988。 (15)同上書，90頁。 (16)同上書，91頁。 (17)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32頁，北京，三聯書店，1957。 (18)參見上書，56、64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0)張應昌編：《清詩鐸》，421～422頁。 (21)《康南海自編年譜》，見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四），11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921頁，北京，三聯書店，1957。 (23)陶煦：《租核》，1927年重印本，23頁。 (24)王韜：《瀛壖雜誌》，卷1，8頁，光緒元年版。 (25)參見《巴縣檔案》，光緒二年九月十三日，見張力等：《中國教案史》，366頁，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26)《易言三十六篇本·論商務》，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7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