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三章　由盛轉衰的清王朝

當中國社會進入19世紀的時候，六十年乾隆盛世已經過去了。與「盛世」相比，19世紀一開始就是暗淡無光的。孕育和蓄積於上一世紀的種種社會矛盾，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人口、財政、武備、吏治的種種難題。人心在變，士風也在變。民間的揭竿造反與士大夫的經世議論，表現了朝野皆為憂患所苦。這本是王朝由盛轉衰途中的歷史舊景，但海舶東來，由中西貿易而滲入中國的洋物和毒品，又給世變添加了新的內容。它們像天邊的烏雲一樣湧來，預示了這一世紀的多難與動盪。 一、盛世已經過去 從宋代以後，中國就少盛世。但17、18世紀，當封建社會快要敗落的時候，卻出現了康乾盛世。(1)這個褒稱源出於舊史，然而並非全是無根之詞。新史鋪敘康熙乾隆之間的社會狀貌，由實及名，也常常會沿用或援引這一說法。清代盛世再現，是在滿族君權下作成的，其中有一些需要比較才能品味的意思。 明代中葉以後，帝王多晏居深宮，與朝臣壅隔，一派怠惰疲憊的遲暮氣象。尤甚者則不視朝，不御講筵，不親郊廟，不批章疏，甚至不補中外缺官。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吏部尚書孫丕揚上疏說：「數月以來，廷推擱矣，行取停矣，年例廢矣。諸臣中或以功高優敘，或以資深量遷，或服闋而除補，或覆題而注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擯棄之列者，乞體因政設官之意，念國步多事之時，將近日推補官員章疏簡發，間有注擬未當，亦乞明示別推酌補。」(2)雖詞氣近乎哀求，然而結果是「疏入不報」，沒有激起一點迴響。而後，天啟一朝閹豎成禍。閹黨的弄權，既是君權懶倦的結果，也是君權懶倦的報應。等到崇禎當權，天下已經河潰魚爛。他極想振作，17年里用了50個宰相。然而「朝無久任之士，官有傳舍之情，主無信倚之誠，臣有脂韋之習」(3)。他的惶急和努力並不能撐持積久而成的土崩瓦解之局。後來，農民領袖兼大順朝皇帝李自成在檄文中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罔上而公忠絕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4)對於崇禎和他那個時代作了近實之論。相比之下，滿族以攻戰立國，他們的剽悍勇決帶來了明季所沒有的銳氣，他們的質樸少文也更容易趨近於實事實功一路。康熙16歲親政，首先誅殺權臣鰲拜而乾綱獨斷。他是一個勤勞的皇帝，其晚年自述，多道及此中甘苦， 皇都積勝圖，明代 予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載，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未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謹慎，夙夜未敢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豈僅勞苦二字，所能概括？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後世史論，輒以為酒色奢侈所致，此皆不過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擇摘瑕疵而後快意。予其為前代帝王剖白？蓋天下事繁，不勝勞憊所致也。諸葛亮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人臣者，僅有諸葛亮一人耳。若為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臣下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君者勤劬一生，了無休息。 因此，「每覽老臣致仕之奏，未嘗不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5)作為一個老境中的帝王，他的話未必是故意做作。此後，君主親自披閱奏章成為清初諸帝相沿的規矩。據說雍正因此而常常遲至午夜都不得安寢。這固然說明君權日積而愈重，但「宵旰乾惕」畢竟是另一種氣象了。 元代曾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王朝。然而成吉思汗彎弓射鵰的勁氣在他後人手裡只留下一種蔑視文化的粗陋與狹隘。蒙古貴族沒有漢化。他們分民族為四等，置漢族於賤類；並且鄙視知識分子，以儒生掛名俘籍，倡優畜之，有「九儒十丐」之說。讀書人久視為登天之梯的科舉，在蒙古人眼裡是並不值錢的。「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監陰陽寫算門廚典顧未完等戶，以本戶籍貫應試。」(6)僧道可以應試，尼姑也可以應試。於是場屋選才變成了可笑的惡作劇。這種做法本身就挖掘了一道社會鴻溝，使他們的根須無法深深地扎進中國的社會和歷史。滿洲貴族則並不如此。他們君臨中國的過程，同時也是自身漢化的過程。這不僅表現在清代基本上繼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而且表現在他們接受並且自覺提倡中國的傳統文化。康熙在位60年，曾詔舉博學鴻儒以獎勵文學；尊祀朱熹於十哲之列表彰理學，同時又提倡漢學；購求遺書，編纂群籍，成《圖書集成》1萬卷。好大喜功的乾隆，更駕而上之，集多士之力，總匯古代文化，成《四庫全書》7.9萬餘卷。雖說其用意半在藉此刪書，然而在文化史上，這樣的巨製畢竟是前無古人的。與之相稱，清代設官任職，至少在外觀上不以劃分滿漢畛域為能事。職官之品級崇高者，六部堂官以上則設滿漢各一半，地方督撫則滿漢兼用。這些做法比蒙古人要高明得多，結果是滿族接受了漢族的文化和傳統；漢族接受了滿族的君權。在以後的200餘年中，清初遺民哀憤耿耿的種族意識因之而漸為世人淡忘。 嘉慶 與前代相比，康乾之時確實有一種盛世氣象。在平定三藩，收復台灣之後，整整100多年是休養生息的承平時期。但是，如果說漢唐盛世曾經是陽春天氣的話，那麼康乾盛世不過是晚秋晴日。歷史的運行不會使盛世長存。這種轉機在乾隆後期已經出現，漸積而漸多。到嘉慶時代盛世色彩終於褪色，露出了百孔千瘡。時人奏疏言及官場腐敗與百姓困苦已有「積弊相沿」、「積重難返」之嘆： 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饋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較賄賂之等差。此豈州縣私財？直以國帑為夤緣之具，上官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制，無可如何。間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官轉為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受代而後已。一縣如此，各縣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徵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7) 於是而有民間宗教聚合起來的長期民變。川楚白蓮教之役，連上諭也不能諱言「官逼民反」；「教『匪』滋事，以『官逼民反』為詞。昨冬『賊』首王三槐解到，訊供亦有此語，聞之惻然。是以暫停正法」(8)。嘉慶並不是一個大有作為的皇帝。但是，他看到了社會積弊，並指望通過整肅吏治來挽救頹勢。1799年（嘉慶四年），他剛剛親政，就殺掉居宰輔之位20年之久的和珅。繼之以對和珅的奧援黨羽大批撤換、貶斥、罷免，期望以大規模清洗來整刷腐敗的吏治。在這個過程中一批比較知名的漢人如朱珪、高書麟、阮元成為中樞大臣和地方督撫。由此發生的滿漢比重變化，是引人注目的。同時，嘉慶終止了始於康熙（六下浙江、四出邊外、四上五台山）而盛於乾隆（六下江南）的帝王巡遊之風；停止了邊地各省的貢奉，「試思外省備辦玉銅磁書畫插屏掛屏等件，豈皆出自己貲？必下而取之州縣，而州縣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數，敲扑隨之。以閭閻有限之脂膏，供官吏無窮之朘削，民何以堪！」(9)這些話見諸帝王詔書，有點像是濫調，但同乾隆的奢侈相比，這種克己和自律確實給人以深刻印象。 阮元 然而，盛世不能重造，他的意志並沒有阻止社會的頹勢。更多本來隱伏的問題從罅隙中冒出來了。這是老子留給兒子的遺產。從1803年開始，發生過多次漕運之爭。南方糧米通過運河北上輸供京師本是從明代沿襲下來的成規。它反映了政治中心所在的北方與經濟重心所在的南方之間畸形的關係。由此，漕運成為清代三大要政之一。主其事者為漕運總督以下的一整套機構。乾隆中葉以來，其間百計肥私的種種弊相，已為人所共知： 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糧道督押，又別委同通為總運。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趲，又有漕委、督撫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數百員。各上司明知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 受大吏朘削的幫丁，又取之於州縣： 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為刁制。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廒即已滿貯，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須先兌，每藉看米色為由，逐廒挑剔，不肯受兌，致使糧戶無廒輸納，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機恣索，州縣不敢不應其求。或所索未遂，即藉口米色未純，停兌喧擾。及至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俟米之兌足即便開船，冀累州縣以隨幫交兌之苦。(10) 由於漕運機構的貪利和勒索，他們同主管輸交糧米的各省官員不能不發生矛盾衝突，因之而有海運與河運之爭。凡與漕運有相關利益者皆主河運；而各省主管則多主海運。1803年，運河淤塞，糧船運行不暢，觸發首次爭論。而海運和陸運的分歧常會在論爭中由形而下轉入形而上，觸及到能不能改變祖宗成法，成為一個超出行政範圍的題目。 在此前後，異議及於科舉制度者，也已經出現。乾隆時期的兵部侍郎舒赫德在奏疏中說： 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以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不過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 因此，「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11)。舒赫德以後，還有一名叫徐大椿的在野知識分子，用嬉笑的筆意作《時文嘆》，寫出了同一種意思： 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12) 其時，盛世還沒有過去，但多思之士已看出了科舉制度和科舉中人的衰相。人們對長期存在的東西發生疑問並見之奏摺，說明現存秩序已經走入向下的行程了。隨著世景的今非昔比，他們的議論會獲得更多的社會共鳴。譏刺科舉制度的《儒林外史》一書在嘉慶朝刻印問世並開始流傳，正是一個明證。 在同一個時間裡，下層社會中的人們則一批一批地成為教門徒眾。川楚白蓮教起事以後，曾像山火一樣蔓延了多年。其時，「官軍剿捕降斬，以千萬計，戶部轉輸，至於萬萬」(13)。天下為之傾動。但班師曾不十年，華北天理教又蓬然而起，並在1813年10月8日（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度攻入紫禁城。捲入其中的，不僅有畿輔貧民，而且有宮廷內監、滿洲包衣、八旗子弟甚至朝廷命官。事後，嘉慶下詔罪己說： 朕紹承大統，不敢暇逸，不敢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後，方期與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內突有非常之事。漢、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實恧焉。然變起一朝，禍積有素。當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雖經再三誥誡，舌敝筆禿，終不足以動諸臣之聽，朕惟返躬修省耳。(14) 這些話，在憤懣和憂慮之中流露了力不從心的無可奈何。比之乾隆顧盼自雄的意態，嘉慶無疑顯得捉襟見肘。兩者的不同，深刻地反映了他們面對的世局的不同。變化的世局已經脫出了帝王的控馭，它所喚來的是一個江河日下的時代。 二、人口、移民、會黨 與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國人口劇增的時期。因此，當社會由盛轉衰的時候，它又會面對著前朝所沒有過的困頓。 據《東華錄》記載，1651年（順治八年）全國丁男之數是1 000餘萬。其時，戶籍以一戶一丁計。若按戶各五人推算，加上由於種種原因而隱瞞的人口，實際數字在6 000萬上下。到康熙時突破1億；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億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經超過4億。不到200年的時間裡，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當時的生產力相比，其速度和數量都是驚人的。隨同馬戛爾尼來華的使團成員愛尼斯·安德遜說：「在這個國家裡，在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人口是極為眾多，而且到處是那麼多，我們走過的鄉村前後每一哩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15)這大概是他從中國獲得的最深刻印象之一。與西方人的感性描述相比，乾嘉時期的學者洪亮吉在《意言》一書中對人口與生計的議論和憂慮就更富理性思考的色彩： 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由一家推及社會，則： 為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為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為士者十倍於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終歲勤勤，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16) 清代京師前門商業區 這是一種土產的人口論。它以傳統的經世意識折射了歷史上尚未有過的人口壓力。在一個農業國度，人口增多，無非是農民階級的增多和地主階級的增多。小農增多，則土地分割愈碎，生產和再生產的能力愈弱；地主階級增多，則兼併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長會促使土地兼併加速。在生產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長滯緩，因而在生活資料來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農民生活的日趨貧困。這是人口增長超過了社會負荷的自然結果。 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直接引出了兩個引人注目的社會問題。一是移民。中國農民有安土重遷的傳統。但在飢餓的驅使下，他們也常常會背井離鄉。這種事情歷代多少都有過，但清代尤其顯著。乾隆以後，日多一日的人口擠在自然經濟提供的空間裡謀食，本不寬裕的謀食之路因之而日趨狹窄。這種矛盾，推動著最貧苦的人走向新的空間去尋找生活資料。乾隆初年廢除了編審制度，封建國家對於農業人口流動的控制也隨之鬆懈。於是，出現了自發的移民。當時，山東、河北向東北移民，福建向台灣移民。這是國內移民。同時，又有海外移民。據謝清高口述，楊炳南記錄的《海錄》（1820年）一書(17)，暹羅、新加坡、檳榔嶼、馬來亞都有中國移民定居，而尤以暹羅為多。移民所操之業大體是淘金、販貨、釀酒、種胡椒、開賭場、販賣鴉片。據說，華人移民在「檳榔士」一地即有萬餘人，在「噶喇叭」則不下數萬。還有一個叫樊守義的人，曾於1707年到達過非洲。那時，大概還沒有到歐美的。19世紀中葉以後，為了謀生而向海外移民的華人在地域和人數上都已超過了這個時期。於是而有所謂近代華僑史。二是會黨。由於人口過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離於社會生產之外，成為遊民或者近乎遊民，他們是會黨勢力的主要來源。會黨崇尚忠義，雖說按儒學本意，忠與義分別對應於「五倫」中的君與友二倫，但在會黨文化中，忠不過是義的修飾詞，它們強調的都是「出門靠朋友」的互濟互助。在一個民以食為天的時代里，互濟互助首先表現為經濟上的有飯同吃。這一點對生計無著的遊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乾隆年間，御史柴潮生說：「四川一省，人稀地廣。近年以來，四方流民入川覓食。始則力田就佃，無異土民，後則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桀黠強悍者，儼然為流民渠帥，土語號為嘓嚕者，又各聯聲勢，相互應援。」(18)四方遊民之成為「嘓嚕」，正是為了求食求衣而走到一起來了。後來，廣西的「米飯主」也同此旨趣。越來越多的人把參加會黨當作謀食的手段，結果是會黨勢力無處不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然而又相呼相應，成為近代中國宗族與行會之外的第三社會組織。 會黨的發展同城鄉社會矛盾的激化，同「反清復明」的思想影響都有關係，但主要是中國人口過多造成的。過去論史，曾從政治上強調它反封建的一面。其實，「反清復明」並沒有多少反封建。只是後來資產階級革命興起，一部分人被裹挾於其中，才有了一點兒反封建意義。這並不是會黨本來就有的東西。與這種添加的意義相比，會黨中人更多打富濟貧的本能。有時候，他們會融入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之中，例如川楚白蓮教。但當造反烽火成為過眼煙雲之後，他們同官府和地方豪強也往往很有點兒聯繫，以致後來「武庠中之舉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屢有入其門者。在晚清以後的中國，會黨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組織，而是一個病態的社會組織。1876年（光緒二年），《申報》載文概述青幫的淵源與流變說：「安慶道友之為患久矣，其名目始於安慶幫之糧船，嘉道間，惟糧船過境時，其黨必上岸滋事，或盜或竊，無惡不作。在後，糧船停廢，其族無以為生，即散處各州縣，名曰站碼頭，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猶淮海一帶，千百成群，今則蔓延江南北郡縣，無地無之。立字派，別尊卑。逞凶肆惡，結為死黨。」(19)這些話代表了一種輿論，其中既有文人附和當局的慣調，也有平民的評判。但慣調和評判都說明：會黨作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發的衝動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壞性。會黨的病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病態。而當中國社會帶著一個秘密會黨的王國走向近代的時候，在西方，資產階級政黨已經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洋貨」與「洋害」 鴉片戰爭前夜，中外貿易雖僅留廣州一口，但中國同外部交往關係所產生的影響，已波及較大的社會生活面。 1836年，在廣州商館中落腳的外國商人有50餘家，其中英商31家，美商9家，葡萄牙、瑞典、荷蘭、法國商人各一家，還有「港腳」商11家。隨之，陸續出現了一批專門與外國人打交道的買辦、通事、僕役（這裡的買辦並不是商務上的中介人，同後來的買辦階級不一樣，但後者中的最初一部分人多半是從前者演化而來的）。他們靠外國人吃飯，因此，是外國人可以直接影響的一部分中國人。官府雖常以「奸棍」視之，有心抑勒，但直到鴉片戰爭前夕，這些人在口岸附近的社會生活中卻越來越活躍。創刊於這個時期的《中國叢報》在發刊詞中說：「三十年前，這裡沒有一個人能從中文翻譯成英文，也沒有一個天子的子孫能正確地閱讀、書寫英語或說英語」，意在比較今昔，說明30年間風氣的變化。當然，這些變化在地域和人數上都是有限的。 東印度公司商船 更能發生影響的是同一個過程中由廣州進入中國的西方商品。桐城派文人管同作《禁用洋貨議》一文，慨嘆「數十年來，天下靡靡然爭言洋貨。雖至貧者，亦竭蹶而從時尚」(20)。他所說的「天下」未必實指中國的東西南北，但至少說明了若干洋貨所到的區域，消費觀念正在顯著地移易。另一個叫程含章的人則對外國入華商品的總量作了大概估計，「若大泥羽毛嗶吱銅錫綿花蘇木藥材等類，每歲約值千萬金」(21)。在來自農業的國賦成為國家財政主要收入的時代里，這個數目是很大的。管同與程含章是那個時候士大夫中的關心時務者，但兩者的敘述不是欣賞而是憂慮。他們是分別在《禁用洋貨議》和《論洋害》的題目下發議論的。論旨所歸，在於「宜戒有司，嚴加厲禁。洋與吾，商賈皆不可復通。其貨之在吾中國者，一切皆焚毀不用，違者罪之」(22)。這種憂慮，說明他們感到了來自外洋的壓力，其敏銳有足多者。 主張中國不需要西洋的呢絨鐘錶，在那個時候是不奇怪的。但他們把外國貨籠統說成「洋害」，則並不確切。真正腐蝕中國社會的洋害是鴉片。從1800年到1820年，20年間，每年輸入的鴉片在4 000箱左右。以後逐漸見長，從1839年到1840年，達到3.5萬箱。如此巨量的毒物，衰邁的中國社會是消受不了的。時人李光昭作《阿芙蓉歌》，用吟詠寫出了煙霧熏罩下的一部分社會相： 熏天毒霧白晝黑，鵠面鳩形奔絡繹。長生無術乞神仙，速死有方求鬼國。鬼國淫凶鬼技多，海程萬里難窺測。忽聞鬼艦到羊城，道有金丹堪服食。此丹別號阿芙蓉，能起精神委憊夕。黑甜鄉遠睡魔降，晝夜狂喜無不得。百粵愚民好肆淫，黃金白鏹爭交易。勢豪橫據十三行，法網森森佯未識。荼毒先深五嶺人，遍傳亦不分疆域。樓閣沉沉日暮寒，牙床錦幔龍鬚席。一燈中置透微光，二客同來稱莫逆。手摯筠筒尺五長，燈前自借吹噓力。口中忽忽吐青煙，各有清風通兩腋。今夕分攜明夕來，今年未甚明年逼。裙屐翩翩王謝郎，輕肥轉眼成寒瘠。屠沽博得千金資，邇來也有餐霞癖。漸傳穢德到書窗，更送腥風入巾幗。名士吟余烏帽欹，美人繡倦金釵側。伏枕才將仙氣吹，一時神爽登仙籍。神仙杳杳隔仙山，鬼形幢幢來破宅。故鬼常攜新鬼行，後車不鑒前車跡。(23) 中國自古多天災人禍，但因成千上萬人嗜毒而匯成天下巨害則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由此引出了一連串嚴重的後果： （一）白銀大量外流。按當時價格，一箱鴉片煙土須400元到800元銀洋。(24)3.5萬箱鴉片共值近2 000萬元。時銀洋1元大體合庫平銀7錢，折元成兩，其數在1 000萬上下，而國庫全年收入不過6 000多萬兩。這個數目必然影響到國計。 鴉片倉庫 （二）流通中白銀的減少又造成銀貴錢賤。「各省州縣地丁漕糧，征錢為多，及辦奏銷，悉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俱系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為利藪，今則視為畏途。」(25)於是州縣虧空、鹽務積疲、關稅短絀比比皆是。林則徐所擔心的幾十年後中原「無可以充餉之銀」的情況，正是就此而言的。朝臣以餉銀為憂，其實，在銀錢比價變動中，士農工商莫不深受其累。包世臣說：「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以銀。其賣於市也，又科銀價以定錢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26)其中正多以力謀食者的血淚和辛酸。 （三）吸食鴉片的人數在那個時候已達到200萬。據1838年（道光十八年）黃爵滋在奏摺中所說：「其初不過紈絝子弟，習以浮靡，尚知斂戢，嗣後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置買菸具，為市日中。盛京等處，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漸染成風。」(27)這些人隨鴉片的輸入而出現，又會隨鴉片輸入的增多而數目擴大。中國人曾經以為西方人得不到茶葉大黃就會要命，這是不真實的。但對鴉片菸癮者來說，沒有鴉片倒真的會要命。嘉道之際，會稽人王衍梅記述說：「張四，吾鄉人，游嶺南，嗜鴉片煙。衣食盡耗，癮至，窘不自支，舐他人煤灰以稍存活。」寥寥數語畫出了一種人間慘象。鴉片不僅戕害了他們的身體，而且泯滅了他們的良知，種種罪惡因此而生。從這個時候起，終近代百年，鴉片一直同五花八門的壞事連在一起，成為舊中國最難醫治的社會潰瘍之一。可以說，中國人正是首先通過煙害而認識洋害的。 吸食鴉片 生於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死於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的龔自珍是這個時期最富社會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留心國事，注重經世；思索發為議論，往往兼有詩人的直覺。因此，他能夠用「四海變秋氣」這樣形象思維的句子準確地狀寫出嘉道年間的中國社會的態相和時序。那是一個上與下俱困的時代。上面，是「一祖之法無不蔽」；下面，是「山中之民，一嘯百吟」。山中之民，有白蓮教、天地會的投影，也包括對時代不滿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掙扎抗爭中尋求出路。這些議論深刻地勾勒了19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狀貌，同時也反映了這個社會找不到出路的悲哀。隨著舊王朝行將走向自己的盡頭，中國又面臨著一個周期性的改朝換代的局面。 但是，這種局面最終並沒有實現。因為西方資本主義東來使中國歷史改變了軌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國社會蹣跚地走入了近代。走這條路不是中國民族選擇的結果，而是外國影響造成的。於是而有種種變態。這一點是決定以後100多年中國命運的主要東西，它影響了近代百年社會新陳代謝。 【注釋】 (1)也稱康雍乾盛世。 (2)轉引自孟森：《明清史講義》，上冊，26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 (3)《崇禎五十相》，見陳登原：《國史舊聞》，第3分冊，110頁。 (4)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3，60頁，北京，中華書局，1957。 (5)轉引自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上，815～816頁，台北，商務印書館，1976。 (6)梁章鉅：《南省公餘錄》，卷4，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第3分冊，210頁。 (7)轉引自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280～281頁。 (8)轉引自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596頁。 (9)轉引自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中，274～275頁。 (10)包世臣：《剔漕弊說》；孫玉庭：《恤丁除弊疏》，轉引自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627～628頁。 (11)舒赫德：《論時文取士疏》，見《皇朝經世文編》，卷57，13頁。 (12)轉引自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387頁，北京，三聯書店，1986。 (13)《書獲劉之協事》，見《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3，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第3分冊，634頁。 (14)《仁宗本紀》，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6，本紀16，60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6。 (15)[英]愛尼斯·安德遜：《英使訪華錄》，92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16)洪亮吉：《意言二十篇》，治平篇，生計篇，見《洪北江詩文集》，《卷施閣文甲集》，卷1，上海，世界書局仿古字版，33～34頁。 (17)《海錄》一書記載了早期海外移民的不甚確切的數字。其所載地名比較準確，曾經是林則徐了解世界的一本重要書籍。 (18)《錄副奏摺》，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19)《申報》，1876-06-15。 (20)管同：《禁用洋貨議》，見鄭振鐸編：《晚清文選》，27頁，上海，生活書店，1937。 (21)程含章：《論洋害》，見鄭振鐸編：《晚清文選》，21頁。 (22)管同：《禁用洋貨議》，見鄭振鐸編：《晚清文選》，28頁。 (23)《阿芙蓉歌》，見張應昌編：《清詩鐸》，下冊，1004～1005頁。 (24)許乃濟在1836年奏請鴉片弛禁一折中說：「每箱百斤，烏土為上，每箱約價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折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價四百元。」 (25)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32頁，中華書局，1964。 (26)包世臣：《齊民四術·農二》，見《安吳四種》，卷26。 (27)黃爵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疏》，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