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 第二章　東方與西方

在很長的時期里，中國把西方叫做泰西，西方把中國叫做遠東。泰西和遠東實際上代表了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歷史地說，西方看東方也好，東方看西方也好，都曾經是遙遙相隔的天涯一端，來自彼地的種種傳說中既包含著可靠的真知，也包含著離奇的臆想。 一、東西對視，隔霧看花 如果追溯得遠一點，從地下發掘出來的文物可以說明，東方和西方的交往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經存在。後來，周穆王出巡至西王母之邦，幾「樂而忘歸」。「西王母」之名因此而常見諸古籍。《山海經》說：西王母居崑崙之丘，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1)。雖說後人多把這種記述看做神話，但其中至少流露著古代中國人對當時被他們視為西方事物者言之津津的興趣。比較有具體軌跡可尋的，應是漢代以來的絲綢之路。它以敦煌為起點，經過新疆，逶迤而達地中海東岸，然後轉入羅馬各地。這條路是兩千多年前中西陸上交通的紐帶，曾經對東方和西方經濟文化交流起過很大作用，也使古代中國人不斷獲得中華之外另一個世界的知識。《後漢書·西域傳》說： 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輜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 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遍。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2) 這是中國史書關於羅馬帝國的最早綜述。一個半世紀之後《魏書》敘述同一內容，則更見詳備：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3) 比較起來，後者對於前者的補充與修正是明顯的。這種補充與修正當然是一個半世紀中西交往深入的結果。 以絲綢名東西交通之路，固然說明那個時候東方與西方的交流以中國為主，但交流總不會是單向的。來自西方的器物、工技、藝術、植物、習俗以至意識形態也從同一渠道源源流入中國。唐代的長安，是當時中西交往最重要的大都市。在那裡，外來風俗曾經進入民間和宮廷的生活，造成過種種變化。「武德、貞觀之時，宮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著冪。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窺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為淺露。尋下敕禁斷，初雖暫息，旋又仍舊。」至「則天之後，帷帽大行，冪漸息。中宗即位，宮禁寬弛，公私婦人，無復冪之制。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4)。冪、帷帽、胡帽、靴衫都是從波斯或吐谷渾之類的異族中取來的東西。它們一旦為漢人喜愛和接受，就是帝王的敕旨也無法驅逐。在同一個時期里，出自西胡的、、搭納、燒餅、胡餅和葡萄酒、三勒漿、龍膏酒似乎也很對中國人的胃口，不僅多見於長安市中，而且「貴人御饌，盡供胡食」(5)。在衣與食之外，同樣的變化又見之於那個時候的藝術。來自異國的龜茲樂、天竺樂、西涼樂、高昌樂與中國傳統的雅樂、古樂混融促成了聲樂、舞樂、器樂的嬗蛻，令人耳目一新。元稹說：「女為胡婦學胡妝，使進胡音務胡樂。火鳳聲沉多咽絕，春鶯囀罷長蕭索。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6)是這種情況的留詩立照。胡俗是外來的東西，但中國文化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現過胡俗化為儒雅俗的變化。 商旅圖，唐代敦煌壁畫 絲綢之路是一個美麗而富有詩意的名稱，但對躬行於其間的人們來說，它又是一條艱辛而遙遠的道路。元代來到東方的著名威尼斯人馬可·波羅，於1271年從地中海東岸出發，等他踏進中國敦煌轉入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的時候，已經是1275年了。這一段路，他輾轉跋涉，經歷了4年，可見其曲折艱辛。離家的時候，馬可·波羅只有17歲。在十多個世紀裡，經絲綢之路東來的歐洲人中，他無疑是個年輕者。然而直到21年以後，他才在泉州登上海舶踏入歸途。其間，馬可在中國「習漢語，旁及蒙古、回鶻、西夏、西藏等文字，（元）世祖甚喜愛之，任官十七年。屢請返國，不許」(7)。這種經歷，使他取得了無人可以匹敵的向歐洲介紹中國的資格。 馬可·波羅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西方人對東方和中國的了解曾是支離而且隔膜的，希臘羅馬時代的不里尼烏斯（Caius Plinius Secundus，今譯為大普林尼——編按）作《博物志》，以「絲國」稱中華。據他描述，絲國人「是以樹林中所產的毛（即絲）出名的。他們在樹葉上灑上水，然後由婦女們以加倍的工作來整理，並織成線。靠著在那麼遠的地方，那麼繁重的手工，我們的貴婦人才能在公共場所，光耀奪目。絲國人固溫良可親，但不願與人為伍，一如鳥獸，他們也只等待別人來和他們交易」。7個世紀之後，東羅馬歷史學家西莫喀達（Toeophylactus Simocata）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記》一書中提到中國，其記聞已稍能近實：「篤伽司脫（Taugast）國主，號曰『戴山』，意為上帝之子。國內寧謐，無亂事，因皇帝乃生而為皇者。人民敬偶象，法律公正，其生活充滿智慧。國俗禁男子用金飾，其效力與法律同。但其國盛產金銀，而又善經商。」這裡的「篤伽司脫」本是「大漢」或「大魏」的譯音，而「戴山」當由「天子」轉音而來。12世紀中葉，西方教士柏郎嘉賓等曾銜命使華。其遊記第九章敘中國事類，但觀察和記述都不能脫宗教口吻：「其國歷史記其祖先事實。國有隱士遁跡山林。有特備屋宇，類吾國之教堂，專供祈禱之用。有聖人甚多，深信世間僅有一真主。亦禮拜崇敬吾教之耶穌基督。又信靈魂不死之說，皆與吾人相同，惟無洗禮。其人亦敬信吾人之聖經，禮愛基督徒。好施捨，以濟貧乏。其俗謙讓溫恭，無須，貌與蒙古人同，而不及其寬。自有言語。工藝之精，世無其匹。地極富饒，盛產五穀、酒、金、銀、絲及各種養生之物。」(8)馬可·波羅口述的遊記，第一次以一個僑居中國17年之久的歐洲人的眼光勾繪了中國社會概貌。它的問世，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國廣闊的國土，「連綿不斷的城市和邑鎮」，「幽美的葡萄圃、田野和花園」，佛教僧侶的「許多廟宇」，大量出產的「織錦和許多精美的塔夫綢」，以及「一路上有的是為旅客設置的上好旅館」。這些描寫，最初曾「引起了整個歐洲的懷疑，接著是激起了整個歐洲的想像力」，以至於「十五世紀歐洲的傳奇，充滿著馬可·波羅的故事裡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類」(9)。他們從遊記中所看到的東方的富庶，又成為驅動西人東來的巨大誘惑。據說，哥倫布就是讀其書而有志於東行者。從馬可·波羅一個人身上，可以透視這一時期的中西關係。在《馬可·波羅遊記》之前，取經僧玄奘寫過《大唐西域記》，以一個中國人的眼光攝下了種種域外風物。從文化交流史上說，這是兩本可以比美的著作。但在中國，《大唐西域記》從來沒有激起過那麼多的想像力。自《史記·大宛傳》開始，二十四史都設有專門記載外國情況的篇目。應當說，歷史上的中國並非閉塞的孤島，它一直在注視著中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但是，直到清初編纂的《明史》，能夠明白列舉的歐洲國家還只有4個，即佛郎機（指葡萄牙，但有時又兼指西班牙）、呂宋（現在的馬尼拉一帶，當時此地為西班牙所占，所以實際上是指西班牙）、和蘭（荷蘭）、義大利。在《明史》的初稿中，義大利是寫成歐羅巴的。雖然後來改了過來，但把義大利當成整個歐洲，畢竟反映了知識上的模糊。在漫長的中世紀裡，東方和西方之間的空間實在是太大了。生產力的落後決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後，而落後的交往方式是無法突破空間限制的。中國人稱羅馬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稱中國為絲國、支那、契丹。互相對視，但又如隔霧看花，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西方人看東方是神秘的東方，東方人看西方是奇異的西方。 二、鄭和下西洋與地理大發現 鄭和 15世紀，東西方之間好像出現了一場航海競賽。從1405年到1433年，28年中，鄭和7次出使西洋（中國南海以西的海洋及近海各地）。他所率領的艦隊弘舸連舳，巨艦接艫，歷經30多個國家，航程的最西一端是非洲東海岸。我們今天讚美鄭和，因為他七下西洋溝通了中國同西亞諸國之間多方面的聯繫，而當時出使隨員留下的名為《瀛涯勝覽》（馬歡）、《星槎勝覽》（費信）、《西洋番國志》（鞏珍）的海外見聞錄也為東西文化交流保存了一部分很有價值的歷史材料。但是，1435年，隨著鄭和的死去，中國遠航船隊的帆影也在海面上消失了。而在西方，半個世紀之後卻迭連出現了3個著名人物。1492年，義大利人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10)1497年，葡萄牙人達·伽馬繞過非洲好望角，於第二年到達印度。他是第一個通過海路從西方來到東方的人。1519年，葡萄牙人麥哲倫渡過大西洋，沿美洲大陸向東進入太平洋。雖然他本人在中途被戕殺於菲律賓，但他的船隊則繼續航行，並於1522年返回歐洲。歷3年之久，繞地球一周。這次航行證實了我們居住的大地在構造上是一個球形。三者的事業，從地理上溝通了歐、美、亞、非之間的關係。謂之「地理大發現」是名副其實的。1530年，人文主義者讓·斐納說：「由於我們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橫渡了，新島嶼被發現了，印度的一些僻遠隱蔽的地方，揭露出來了。西方大洲，即所謂新世界，為我們祖先所不知的，現已大部明了了。在所有這些方面，以及在有關天文學的方面，柏拉圖、亞理斯多德和古哲學家們都曾獲得進步，而托勒密更大有增益。然而假使這些人當中有一位今天重來的話，他會發現地理已改變得認不出來了。我們時代的航海家給我們一個新地球。」(11)從此，歷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成為世界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應當說，他們的航程是劃時代的。 如果要做比較，其結果是令人深思的。從時間上說，鄭和首次出海比哥倫布橫渡大西洋要早87年。論船隊規模，鄭和七下西洋，人數多半在2.7萬以上；而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所統水手分別是87人、140多人、260多人。同鄭和比，是小巫見大巫了。而且，當時中國的海船大者可載物千噸以上，「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蓬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12)。但哥倫布開到美洲去的船，卻只要幾十人就可以操縱自如了。無疑，中國人曾經占有多方面的優勢。然而，地理大發現最後並不是在中國人手裡完成的。在這裡，聲勢之大同果實之小是不成比例的。後人讀史，會非常自然地問：其故安在？ 由對比而產生的問題，可以從進一步的對比中得到說明。 哥倫布 在西方，當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先後駛向萬頃波濤的時候，為他們導航的，不僅有指南針，而且有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文學和地理學。據研治科學史的英國學人貝爾納說，那個時候的歐洲， 礦業和金屬的各項技術發展，得益於科學者無幾，但很有助於科學。但是向歐洲資本主義企業開闢全世界的歷次重要遠洋航行，情形就不然了。這些是為了光榮和利益服務而有意識地最初應用天文和地理科學而獲得的成果。義大利和德國城市，如威尼斯、熱那亞，甚至內地的佛羅倫薩和努恩堡，都因貿易廣泛，在理論方面自應處於領導地位。由於十三世紀老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和魯布立格（Rubriguis）等的報告，以及近世航海所獲的結果，使希臘地理學復活並得到擴展，以合於當時最新的知識。同時，義大利人和德國人改進了天文學在航海術上的應用，並首創一種運動，把天文表做得足夠準確和簡單，使水手都會用，更把地圖弄成可在其上繪製航線。(13) 沒有這些東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強悍的冒險精神只會是海面上的一股盲流。鄭和的船上，也有羅盤，但是，當時的中國人還只知道天圓地方。天圓地方與西方人「地圓說」的不同，反映了東西航海科學前提的不同。「不論哥倫布本人的一些內心動機怎樣神秘，他航海的得到支持，全靠有人從實際上來估計證實一條科學假設後所可期待得到的收穫。」(14)正如理論是革命的先導一樣，理論（包括假說）也曾是地理大發現的先導。 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在西方航海史上是迭連出現的。三者在縱向上前後相承，在橫向上獨立完成各自的創舉，在他們的前後左右，還有一大批那個時候的二流和三流航海家，由此構成了整個地理大發現。而鄭和七下西洋，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樓船東返，海域寂寞。 西方的航海者之所以冒險犯難，百折不撓，孜孜以向東方，有著十字軍最後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於神秘的東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黃金、香料和其他貨利之物，當時，有個叫篤斯加內里（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的佛羅倫薩人曾告訴哥倫布若干有關中國的傳聞：「各地商賈，販運商貨，即合全世界計之，亦不及刺桐（泉州）一港，每年有巨舶百艘，載運胡椒至刺桐，裝其他香料之船舶，猶未計及也。其國人口眾多，富庶無匹；邦省城邑之多，不可勝數，皆臣屬於大汗（Gran Can），大汗者，拉丁文所謂『萬王之王』（Rex regum）也。」而且「各城皆有大理石築成之橋，橋頭飾以石柱」。在這個地方，「金、銀、珍寶與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15)。透過這種對東方世界並不真實的意識，可以看到：芽櫱初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積累，並因此而推動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尋找財富。在航海者的背後有著生產力的要求和經濟的動力。但鄭和出使西洋卻是宣揚國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國的漢官威儀。也有人說，「成祖西洋之舟發，不亦勞乎，鄭和之泛海也，胡之頒書也，國有大疑云爾」(16)。所以，如果要說尋找，那麼他所尋的不是財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隊同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三、強韌持久的進取與保守防範的抵拒 地理大發現後，地理距離所造成的空間障礙比過去變得容易超越了，世界格局發生了大變化：西方成為殖民主義，東方變作殖民地。地理大發現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大功績，殖民主義原始積累則是滔滔罪惡。但功績和罪惡又常常不那麼容易一截為二。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槓桿，關於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17)沒有罪惡，歷史的停滯打不破，也就不會有進步。 在這個過程中，陸續東來的西方人先後占據了中國周圍的國家，逐步接近中國，向中國窺視：1517年，葡萄牙人駕船進入廣東海面，並於1554年踏上澳門。1575年，西班牙人開始出現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蘭人首次到達廣州，並在21年後強占澎湖，進而侵奪台灣，直到1662年被鄭成功驅逐。1591年，英國開始走向東方；1596年，伊里莎白女王給中國皇帝寫了一封沒有送到的信，要求通商；1600年，東印度公司成立；1637年，英國船隻第一次來到中國。而35年前（即1602年），法國人的船隻已經到達東方。相比之下，美國是姍姍遲來者。1784年，美國航船才出現在廣州，帶著一個傾慕東方的名字，叫做「中國皇后」號。地理大發現主要由葡萄牙、西班牙完成。因此，在16世紀和17世紀，它們分別具有在東方的優勢。直到18世紀，才開始了英國頭角崢嶸的時期。 伊麗莎白一世 從《馬可·波羅遊記》問世起，西方人就憧憬、羨慕、嚮往著東方。16世紀，他們終於來到了這個地方，幾百年夢一樣的幻想實現了。中國這一古老的東方大國也因此而成為最大的獵取目標。但是，西方人可以來到中國的周圍，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國沿海的某些區域活動，他們要跨進中華帝國沉沉的大門卻往往很難。那個時候，他們還沒有後來那麼多的「要挾狂悖」之氣。1655年，荷蘭使節哥頁（Peter de Goyer）與開澤（Jacob de Keyzer）來到了北京。據說，「這兩位使節事事都順從中國人的要求。他們帶來貴重的禮物，並且聽憑這些禮物被人稱為貢物，自己也竟這樣稱呼它；他們也拜領了優厚的恩賜；他們俯伏在皇帝前面；他們在皇帝的聖諱、詔書和寶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節；他們情願以一個亞洲藩屬向宗主國來朝貢的使臣地位自居。他們希望用這種行為在中國取得貿易特權，像他們在日本以同樣手段所取得的一樣；但他們所得的只不過是被准許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隨帶商船四艘而已」(18)。據馬士羅舉的《大事年表》，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816年，161年里，西方的使節抵達北京，要求通商傳教不下十數次。(19)他們是真正的叩關使者。雖然當他們離開紫禁城的時候，帶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會帶著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過海而來。一代一代的使者，體現了西方頑強的進取政策。在他們的背後，是成百上千、成千上萬的商人和傳教士。兩個世紀就是這樣過去的。 面對西方人強韌持久的進取之勢，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卻越來越自覺地走向保守防範的抵拒。《乾隆御製詩》中有「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20)一首，不失為吐露心聲之作。「寧可求全關不開」當作一種國策，表現了對西方人叩關的深深疑忌。這一點，東來的西方人並不是懵然無知的。馬戛爾尼說：「吾實未見中國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貿易之規定明文。其所云云，不過華人慾掩其真正動機，而不欲宣諸口者。彼等以為苟不如此，則恐外人之交際頻繁，有礙於安謐，而各界人等之服從上命，以維持皇威於不墜，乃中國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21) 乾隆 明代的中國君臣，雖然並不歡迎渡海而來的西方人，但似乎還沒有後來那麼多的緊張和心機縝密的戒備。因此嘉靖以後，私人海上貿易能夠穿過法網的罅隙而急速地發展，並形成各種規模可觀的集團。這些私商與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有貿易關係，由此，曾使美洲的大量白銀經呂宋而流入中國。在同一個時期里，東來的傳教士也攜帶著西洋文化進入了宮廷和士大夫群。教士之著名者如利瑪竇等且能在士林名流中覓得知音。時人與之詩文贈答，多推重之詞：「天地信無垠，小智安足擬。爰有西方人，來自八萬里。言慕中華風，深契吾儒理。著書多格言，結交皆賢士。淑詭良不矜，熙攘乃所鄙。聖化破九埏，殊方表同軌。於儒徒管窺，達觀自一視。我亦與之游，冷（泠？——編按）然得深旨。」(22)言辭一派和洽之氣。 康熙 但清代開國不久，即厲行海禁。閩粵首當其衝，「令下之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沿海一帶「火焚二個月，慘不可言」，往往數十里因之化為廢墟。而後立溝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閒行，出界以違旨立殺」(23)。這種嚴酷的禁律，當然首先是針對台灣鄭成功的，但中國同西方沿海的貿易也因此瀕於斷絕。後來，國內欽天監一案，又涉及大批教士，詔獄之下，西方人在中國的活動限制重重。直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收復台灣之後，才解除海禁，設粵、閩、浙、江四海關，允許西方諸國同沿海各省定期貿易。這反映了國土統一之後中國國力的強盛，也反映了作為封建帝王的康熙所具備的自信力。正因為自信，所以康熙不怕外國東西，並且肯學習外國東西。他本人對西方近代數學以及醫學和輿地之學都下過工夫。這種學養，使他更容易相信實證。欽天監教案的發難者楊光先，雖以「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為高調，但終因不知推算驗測而落職。傳教士南懷仁則經過實測驗證之後，成為再入欽天監的西洋人。中西關隘因此而鬆動了一段時期。雍正時期，中國開始明令禁止傳教，這多少反映了羅馬教廷的規制與中國禮儀的矛盾，所謂「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24)於是，西方教士一批一批被驅逐回國。「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為公廨，內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25)。其間，雍正曾召見天主教司鐸巴多明、馮秉正、費隱，諭之曰：「教友惟認識爾等，一旦邊境有事，百姓惟爾等之命是從；雖現在不必顧慮及此，然苟千萬戰艘，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26)比之詔書中崇正學黜異端的體面話頭來，這裡說的要更近實一點。但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一時尚未影響中西貿易。直至1756年，多年不到浙江貿易的英國商船迭連北上寧波，引起乾隆疑慮：「顧向來洋船進口，俱由廣東之澳門等處，其至浙江之寧波者甚少。……近年乃多有專為貿易而至者。將來熟悉此路，進口船隻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國家綏遠通商，寧波原與澳門無異，但於此復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地者益眾。海濱要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27)次年，他正式下令「將來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並申明：「嗣後口岸定於廣東。」(28)事情雖然是寧波一口引起的，但諭旨中的規定卻禁斷了廣東之外的一切中西貿易。從這個時候起，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廣州成為中國對外的唯一孔道。 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過限扼中西往來以守夷夏之界，與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嚴的虛驕意識。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使節馬戛爾尼來華謀求商務利益。但一經廣東巡撫郭世勛的「奏聞」，則變成了下國上貢。其辭曰：「臣等伏思前年恭遇皇上八旬萬壽，中外臚歡，凡邊塞夷王酋長，駢集都下，真曠古未逢之盛事。今英吉利國王遣使臣涉歷重洋，遠道祝嘏，具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芹曝微忱，自可仰邀垂鑒。」(29)把英吉利國王歸入「邊塞夷王酋長」同類，雖是一種世界知識和地理知識的錯誤，但在慣於以華夏俯視四夷的人們眼中，正是應有之理。所以，當馬戛爾尼不願意以三跪九叩的儀式覲見中國君主的時候，乾隆不能不感到惱怒：「此次該使臣等前來熱河，於禮節多未諳悉，朕心實為不愜。伊等前此進京時，經過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給，未免過於優待，以至該貢使等妄自驕矜。將來伊等回國……只須照例應付，不得踵事增華，徒滋煩費。此等無知外夷，亦不值加以優禮。」(30)他把夷夏之間的不平等當作中外交往的前提。用這個前提去衡量馬戛爾尼，那位來自英吉利的勳爵便當然成了「無知」而且「妄自驕矜」之輩。 馬戛爾尼 十三行行商浩官 天朝尊嚴是一種意識，也是一種體制。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就是從這裡派生出的一種特產。在那個時代，政府不會讓對外貿易脫出統制，但為了天朝的體面，政府的官員又不能與夷商往來交際。這種矛盾，不能不藉助於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辦法來解決。十三行的總商和行商們在貿易上是中外商人之間的中介；在外交上又是中國政府同夷商之間的中介，他們是外國人的貿易對手，又是外國人在華期間的保人和管制人。一身而兼二任，成為一種亦官亦商的東西。對於中國來說，十三行的出現維護了天朝的規制，而對西方商人來說，十三行卻遮斷了他們同中國民間和官方的聯繫。雖然這種做法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憤懣，但在衝突沒有激化之前，中國的君主和官、紳、商都不會覺察到其中的毛病。 從本質上說，用虛驕來維護天朝尊嚴同保守防範的意識總是內在聯繫在一起的。「夷」與「狄」是蔑視鄙薄之稱，但它又包含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惕惕戒懼。因此，天朝人物雖然不屑接觸夷商，但又用一連串防範外夷條規，對西方商人的來、往、住、行都作了嚴格苛細的限制。《達衷集》一書收錄了18世紀後期英國大班波朗遞交中國當局的呈稟和兩廣總督長麟的批答，其中若干內容是可以反映那個時代的： （呈）我夷人為身體怕有病，喜歡行走，到廣東不能進城，也不能到闊野地方活動，求大人查核，或准進城，或在城外指一個地方，或准騎馬，或准步行，我們就不生病了。 （批）查廣東人煙稠蜜（密），處處莊園，並無空餘地，若任其赴野閒遊，漢夷言語不通，必致滋生事故。但該夷等錮處夷館，或睏倦生病，亦屬至情。嗣後應於每月初三、十八兩日，夷人若要略為散解，應令赴報，派人帶送海幢寺陳家花園，聽其游散，以示體恤。但日落即要歸館，不准在被（彼）過夜。並責成行商嚴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隨往滋事。 （呈）我們買賣船水手甚多，萬一有病，連別人都染了。或在河邊，或在海島，准我們蓋搭幾間草房子；有了病，就移他到草房子裡住，也好養病，也免染別人。 （批）查黃埔船到，向許在附近岸上暫蓋寮蓬數間，船去即行拆毀，已屬格外體恤。今若於黃埔改建草房，船來固可供夷人之棲止，船去交誰看守？若聽夷人自行看守，是須夷人在黃埔終年長住。彼處並無官署駐劄，倘有漢民赴彼擾詐，以及水火盜賊等事，不能防範。應毋庸議。(31) 據說，在那個時候的廣東，長麟還算是一個能夠寬待外人的大吏，但其批札卻極富睥睨與防範的本色。天朝尊嚴曾經是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這主要是儒學長期浸潤的結果，而中國在地理環境上一邊沿海，一邊多山，中間幾條大河的構造，也便利於封閉式體系的產生和形成。生活在這種社會裡的人必然受到這種社會的影響。 以保守的對策來對付進取的政策，這種中西之間的態勢就是鴉片戰爭後一系列變化的基礎和原因。任何一個國家、地區，它同外國和外部地區的交通發達程度往往同其文化經濟的發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處的被動局面，不是開始於鴉片戰爭，而是從鄭和航海以來已見端倪了。 【注釋】 (1)《山海經》，西山經第二，見《四部叢刊初編》（80），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 (2)范曄：《後漢書》，卷88，西域傳第78，2919頁，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 (3)魏收：《魏書》，卷120，列傳第90，西域，2275～2276頁，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4)劉昫等：《舊唐書》，卷45，志第25，輿服，1957頁，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5。 (5)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161～16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元稹：《元氏長慶集》，卷24，法曲，358頁，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 (7)方豪：《中西交通史》，518頁，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 (8)方豪：《中西交通史》，179、365、514頁。 (9)[英]赫·喬·韋爾斯：《世界史綱》，767、7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使用「發現」一詞並不意味著在哥倫布之前沒有人到過美洲，而是強調，正是由於他的發現，美洲大陸才首先吸引了世界的注意。 (11)[英]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230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12)鞏珍：《西洋番國志》，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61。 (13)[英]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227頁。 (14)同上書，229頁。 (15)方豪：《中西交通史》，659頁。 (16)陳登原：《國史舊聞》，第3分冊，1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1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4卷，237頁。 (18)[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53頁，北京，三聯書店，1957。 (19)參見上書，大事年表。 (20)《乾隆御製詩》5集卷26，丁未二，《上元燈詞》。 (21)朱傑勤：《中外關係史譯叢》，216頁，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22)葉向高贈詩，見張維華：《明清之際中西關係簡史》，120頁，濟南，齊魯書社，1987。 (23)海外散人：《榕城紀聞》，陳鴻、陳邦賢：《清初蒲變小乘》，轉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429頁，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24)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上諭，見方豪：《中西交通史》，1026頁。 (25)雍正二年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摺。見上書，同頁。 (26)馮秉正：《中國通史》Ⅺ卷，400頁，轉引自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385頁。 (27)《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516，16～17頁，日本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印。 (28)同上書，卷550，24～25頁。 (29)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1冊，228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30)同上書，235頁。 (31)許地山：《達衷集》，165～167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