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三十二 民族工業的發展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從它呱呱落地之日起，就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的夾縫中，畸形而又艱難地擠出生路的。發生在1914年至1918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卻為它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會。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特別是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鬥爭的高漲，為中國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階段的轉變，準備了必要的階級基礎。
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
辛亥革命後，民族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臨時政府獎勵發展實業的法令，群眾性的抵制日貨運動，使中國內部出現了一個興辦資本主義工業的熱潮。
民國剛成立，資產階級興高采烈，陶醉於「統一」「秩序」「廢除惡稅」「發展實業」的熱烈氣氛中。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後，積極倡導興修鐵路、開發礦業，身兼中華銀行總董、鐵路協會名譽會長、永年保險公司董事長等職。一般民族資本家，對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願望更加強烈，他們認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經成功，過去由於「專制之毒未除，障害我工業之發展」，「今茲共和政體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運會，建設我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而所謂產業革命者，今也其時矣。」 1915年，中國人民為反對「二十一條」而在全國範圍掀起的抵制日貨運動，對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1914年，日貨輸華總額為二億一千萬日元；1915年，在歐洲帝國主義國家對華輸出減少的情況下，日貨輸華總額反而降為一億八千萬日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經濟壓迫暫時放鬆，在客觀上又為中國民族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和麵粉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間隙。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所謂「黃金時代」。
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商品傾銷，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巨大障礙。大戰爆發後，歐、美列強忙於戰爭，其對華商品輸出一時大幅度下降。占全國外貿比重最大的上海，1913年進口洋貨二億四千四百多萬關兩，1915年降為一億九千八百多萬關兩，1916年也只有二億另七百萬關兩。與此同時，交戰各國對某些戰略物資（如麵粉、蛋粉、鐵、銻、鎢等）的需要急增，刺激了中國的出口銷售，如以1913年為指數一百，後四年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十四點八到百分之二十點五。進口下降了，出口增長了，而國內市場的需要卻並未減少。
1912—1919年，中國新建的近代工業廠礦，多達四百七十餘個，投資近九千五百萬元，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八年間新增的資本，至少達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辛亥革命前五十年投資的總和。1903—1908年，平均每年註冊的新工廠約二十一家；而大戰開始時的1913—1915年，平均每年註冊的新工廠增為四十一家，1916—1919年，平均每年增達一百二十四家。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四萬三千馬力，1918年增加了近一倍，達到八萬二千馬力。從各個部門的發展來看，以紡織業和麵粉業為主的輕工業，增長最快。1890年，中國開辦第一家棉紡織廠（上海機器織布局），至1913年，民族資本紗錠總數才只四十八萬多枚；而到1922年，紗錠總數已增為一百五十萬六千多枚。麵粉廠則由1913年的五十餘家，增加到1919年的一百二十餘家，每晝夜生產能力，由四萬三千袋增為十八萬八千餘袋，產品遠銷歐美、日本及東南亞各地。其他如針織、火柴、捲菸、碾米、榨油、絲織、繅絲、毛紡織、罐頭食品、搪瓷、造紙、玻璃、肥皂、顏料、製革等輕工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至於重工業，如採煤、鋼鐵、機械修造、銻鎢、水泥等部門，也有一定數量的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商品傾銷雖有減少，但對中國的投資壓力並未減輕；在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同時，日本和美國也乘歐洲帝國主義各國互相廝殺之機，擴大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
當時，英國雖無暇東顧，但它長期以來在中國經營的洋行以及對清政府的政治借款，仍然在發生作用。除東北三省之外，中國大部分通商口岸的主要洋行，如怡和、太古洋行等，還是英國資本。開灤煤礦、英美煙公司等大規模壟斷企業，仍在英國手中。1917年，英國資本侵占河南焦作煤礦，1915年、1920年又霸占門頭溝煤礦；1918年，英國政府還與軍閥政府訂立了掠奪中國無線電的《馬可尼 無線電機件借款》。可見，這一時期英國資本勢力在某些方面還有所擴張。
日本和美國雙方，又爭奪又勾結。1917年9月，日本政府派前外相石井菊次郎為特使去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蘭辛（Robert Lansing）談判。11月2日，雙方互換照會，即所謂《蘭辛—石井協定》。協定寫明：「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別在中國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政府則再次承諾，「永遠遵守所謂『門戶開放』或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 日、美之間暫時取得了妥協。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妄想獨霸中國，它不僅通過「西原借款」、《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等，從政治和軍事方面加強對中國的侵略和控制，而且還以高利貸和投資設廠等方式，在經濟上瘋狂掠奪中國。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的「推進」速度，是很驚人的。日本政府對華借款額，1912年為一億零六百萬元，到1919年累計達三億五千四百萬元。在華日本企業投資數，1913年為三億八千多萬日元，1919年為八億八千多萬日元，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二。日本財閥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以紡織業為中心，據統計：1913—1919年間，日本在華紗廠擁有的紗錠，從十一萬枚增加到了三十三萬枚。 此外，日本又以各種手段，霸占本溪、鞍山、撫順、阜新和山東部分礦場，幾乎控制了中國生鐵和鐵礦的全部生產，以及煤礦生產的三分之一。
參戰最晚的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極力擴張自己在中國的經濟勢力。1914—1918年，美國對華商品輸出，平均每年達四億二千萬美元。1913年，美國對華貿易額只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百分之七點五，1919年已增加為占百分之十六點四。同時期，美國在華企業數，也由一百三十六個，增加到三百零九個。1914年，美孚石油公司和袁世凱政府簽訂關於開採中國油田的合同，取得了陝西延長、河北承德的油礦開採、煉製和販賣權，並在同年9月開始鑽探經營。從1916年開始，美國的托拉斯和銀行先後給中國北洋軍閥政府以兩筆五百萬美元的貸款，作為交換條件，攫取了在中國修築鐵路的權益。
總起來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確實有相當快的發展。然而即使在「黃金時代」，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還是很低的，並且發展不平衡，分布不合理，資金缺乏而受帝國主義壟斷資本控制，所以具有濃厚的封建性和商業投機性，有很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很快就由「繁榮」轉入蕭條。1920—1921年，陷入工業恐慌時代，紗廠大多無利，麵粉也由出超轉為入超，鐵廠則積貨如山，無人過問，被迫閉爐停機。中國民族工業的暫時繁榮和迅速蕭條表明，西方資本勢力的擴張，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桎梏。
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西方資本主義在華企業的擴張，作為它們對立物的中國工人階級隊伍，也迅速地壯大起來。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萬人，增加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的二百萬人。 此外，還有手工業工人和店員約一千二百萬人。
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就地區來說，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漢、天津、青島、大連、哈爾濱、廣州、香港等十幾個大城市。其中，上海約有五十萬人，武漢約有四十萬人，天津約有三十萬人，香港約有二十五萬人，廣州約有十幾萬人。就產業來說，主要集中在礦山、鐵路、紡織、造船、航運、絲廠、捲菸廠等部門的大中型企業。其中，礦山約有近六十萬工人，鐵路約有十四萬工人，工廠約有一百零二萬工人，輪船航運業約有十五萬工人。以上海為例，據統計，在五百人以上工廠做工的，占全市產業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至六十。這一高度集中的特點，十分有利於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與戰鬥，有利於革命知識分子進行社會主義的灌輸。
上海怡和絲廠工人勞動狀況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並沒有得到什麼實際利益。所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正是建築在中國工人階級血汗勞動的基礎之上。
中國工人的勞動時間，一般長達十二小時，有的長達十五六甚至十八小時。如江蘇紡織廠，每日「分作日夜兩班，各作十二小時，不論男女老幼皆然」。 在連續十二小時的緊張勞動中，大多數紗廠都不許因休息或吃飯而停車，工人只能在最餓時才吃飯，一邊看守織布機、繅車或紗錠，一邊吃一兩口飯。1916年6月，《婦女時報》第十八號在一篇《上海貧女生涯之調查》中寫道：「日未出而作，日既沒而息，終日勞動於巨廠之爐火、機釜之間，不許其有片刻領略太陽之滋味，故絲廠女工面色蒼白，精神萎靡者十而八九。」不僅每天勞動時間長，而且絕大部分工廠星期日也不休息。中國廠礦當時大都沿用舊曆規定，在過年前後停工若干天，端午、中秋放假一天，最好的情況也只有十天一停工。病假、事假更是按日扣發工資，逼得工人往往帶病工作至死。「清早輕霧白洋洋，起造一間洋紗廠。紗廠要用大姑娘，吹起波螺就進廠。姑娘進廠像朵花，姑娘出廠像鬼樣。」 工人的歌謠，揭露了中外資本家的殘酷剝削；這種剝削，「不僅突破了勞動日的道德上的最高限度，並且突破了勞動日的純粹生理上的最高限度。」
中國工人的一般工資，每天約兩角至三角銀元，很少有三角五至四角的。與外國的同工種工人相比，一般只占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懸殊大的甚至只占幾十分之一。據上海法商電燈電車自來水公司統計：外籍職工僅占全公司職工總數百分之五，他們的工資卻占全公司總額的百分之五十。女工、童工的工資則更低，一般絲廠女工每天只有六分至九分錢的工資。即使如此微薄的工資，還要受到中外資本家和封建把頭的剋扣，被不斷上漲的物價吞噬。上海德大、厚生紗廠規定的普通罰例多達九十二條，「出言不遜」也在罰款之列。包工老闆通常從工人身上榨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利潤。工頭在逢年過節，還要向工人敲詐「禮物」、勒索銀錢。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高漲以及銅元的不斷貶值，使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更加悲慘。
工礦企業的勞動條件極端惡劣，事故層出不窮。資本家只顧榨取利潤，根本不管工人死活。繅絲廠女工，終日將兩手泡在燙水之中，皮破血流，還在那裡繼續不停地操作。日本經營的撫順煤礦，1913年至1917年間，發生事故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次，平均每天九次；死傷七千二百八十人，平均每天四人；1917年1月11日的一次大爆炸，竟有九百多名工人慘死。在安源煤礦，工人死亡的代價是每人十六元安葬費，而當時一匹馬的價格卻值六十元！
中外資產階級將封建主義的「棍棒紀律」和資本主義的「飢餓紀律」，封建主的暴虐和海盜的兇殘，一齊強加在中國工人身上。他們不但從經濟上，而且從政治上、人身自由上，剝奪了中國工人的任何權利和地位。工人進出廠門要被「抄身」。在廠里，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資本家立即密報巡捕房前來捉拿，由會審公堂判刑坐牢。封建軍閥歷來視罷工為犯罪行為。1912年4月，袁世凱政府頒布的《暫行新刑律》規定：「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罰金」。1914年3月頒布的《治安警察條例》，將「同盟罷工」定為騷擾「安寧秩序」、妨害「善良風俗」的犯罪行為。同年8月頒布的《治安警察法》，乾脆宣布要「採用一切力量，來制止一切工人的結會及行動」。
無數事實證明：「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
工人運動的高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隨著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迅速壯大，為反抗中外資產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工人群眾的罷工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激烈和頻繁，形成自發鬥爭的高漲。據統計：從1914到1919年全國共發生罷工鬥爭一百零八次，相當於1870年至1911年罷工次數的總和。其中，1914年為十一次，1915年為八次，1916年為十七次，1917年為二十三次，1918年為三十次，1919年頭五個月就有十九次。同一期間，上海工人共進行了八十五次罷工，比1840年至1913年的罷工次數的總和還多。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水準、組織程度和鬥爭水平，比以往大有提高，在高漲的自發鬥爭中，包含著許多自覺性的萌芽。
首先，罷工規模的擴大和鬥爭次數的增加。除1915年外，這一時期全國工人的罷工次數逐年增加，每次罷工的參加者，少則百人，多則幾千。1917年7月，英美煙廠三千工人，進行了堅持最久而風潮最烈的三星期罷工，反對資本家減低工資，憤怒撕毀警察署貼出的「不許聚眾滋鬧及毆辱洋人」的告示。從1918年4月至1919年5月，僅上海一地紡織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撤換工頭等，就發生了三新紗廠的兩次罷工、上海第二紗廠的兩次罷工和日華紗廠的四次罷工。像三新紗廠這樣，同一個廠在一年內連續發生幾次罷工，而且罷工工人一次多達八千餘人。這種鬥爭聲勢和規模，戰前從來沒有過。
其次，帶有同盟罷工性質的鬥爭日漸增多，他們開始意識到「共同反抗」的必要。這一時期，產業工人的同盟罷工已有五、六次，各地手工業工人的全行業罷工則更多。1915年7月，蘇州絲織業工人三千名舉行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還組織了自己的糾察隊，同資本家鬥爭。同年12月，上海人力車夫兩萬餘人同時罷工，反對工部局減少車輛，增加車租。1917年3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因反對資本家辭退工人而發生的罷工，得到中華、文明等書局工人的支援。此外，如上海漆業、香業、水爐業、土木業工人的罷工，鎮江織綢業工人的罷工，漢口翻砂業工人的罷工，浙江富陽造紙業工人的罷工，都是全行業的同盟罷工。這類超出一個企業的、甚至全行業的聯合罷工，表明工人群眾從鬥爭實踐中，已日益意識到階級利益的一致和共同反抗的必要。
第三，開始打破封建性的行幫界限，出現了萌芽狀態的工會組織。長期以來，中國工人的反抗鬥爭，主要是由舊式秘密結社和以同鄉關係結成的幫口來發動和組織的。但是，隨著罷工鬥爭的發展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影響，工人開始要求建立自己的新的組織。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人於1916年成立「集成同志社」。華鴻圖於1916年在上海組織「中華農工聯合會」，目的在「聯絡工農，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上海海員生火工人在1914年成立的「焱盈社」，是為了維護內部團結和自身利益而組織起來的職業工會，共有會員六千餘人；1918年，水手又成立了性質相似的「均安公所」，擁有會員四千多人。這些情況顯示，中國工人迫切希望建立自己的組織。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一時期中國工人階級除進行自發的經濟鬥爭，並取得局部勝利外，更將鬥爭鋒芒直接指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1915年反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鬥爭中，工人階級站在最前列，成為反帝愛國運動中最堅決的一支力量。上海碼頭工人和搬運工人，不顧失業威脅，首先舉行罷工，紛紛議決抵制洋貨；日商大阪公司和三井煤棧工人，遍發傳單，不准與日商做工；內外棉第五廠工人搗毀機器廠房，以示堅決反抗。全國各地日資企業的工人，先後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反對日本侵略和袁世凱賣國。湖南長沙日資企業工人，不僅集會決定罷工，而且還勸導市民不買日貨。抵制日貨和參加「救國儲金」，也以工人最踴躍。1916年10月，法國租界當局為擴大天津租界，強占老西開地方。軍閥政府奴顏婢膝，承認侵略者的無理要求，天津各界人民則奮起反抗。11月15日，在天津法租界做工的中國工人，決定「實行同盟罷業」，法租界內電燈全部熄滅，「燦爛繁華之法國租界，以我民一怒之故，幾化鬼市廢墟」。 接著，法資大來飯店及其他商店所雇華工，全數罷工，法國公董局所雇華人巡捕，也一律罷崗。罷工工人組織「工團」，成立「工團事務所」，統一指揮罷工鬥爭和示威遊行。據《民國日報》報道，法商「電燈房因需人孔急，不惜以二百元雇一司機者，惟迄無一人應募」。 天津工人與市民的團結戰鬥，堅持了五六個月，迫使法國租界當局對老西開不得不由陰謀霸占改為「中法共管」。
反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和反對法國強占老西開的鬥爭，突出地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在反帝鬥爭中的戰鬥力量，提高了工人階級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但是，由於還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灌輸和沒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政黨，這個時期的中國工人運動，在根本性質上終究還是自發性的運動，它在政治鬥爭中還只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追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