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三十一 南北軍閥割據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內部由於派系矛盾出現了權力鬥爭，握有軍權的地方軍閥，借「獨立」為名，擁兵自重。帝國主義在幕後操縱，使南北軍閥的割據混戰愈益加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舉起「護法」旗幟，企圖依託西南軍閥的實力，反對北洋政權，由於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和參加，在軍閥政客的排擠下，護法」失敗。
「府院之爭」
袁世凱的垮台，使資本主義列強失去了共同的走狗，於是各自尋找和扶植一部分軍閥，充當自己的代理人；軍閥集團則分別投靠各個資本主義列強，自成派系，割據稱雄。促使中國陷入南北軍閥割據的混戰局面。
北洋軍閥內部，袁世凱的心腹段祺瑞和馮國璋，原已結成兩個派系的潛在勢力；袁死後，段、馮的矛盾表面化，分裂為直、皖兩個派系。
皖系首領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炮兵科，後去德國留學。1896年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他任炮兵隊統帶兼隨營學堂監督。1912年袁世凱竊國後，歷任陸軍總長、參謀總長、代國務總理。1916年袁死後，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以段祺瑞為首領的皖系軍閥，勢力最大，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不僅掌握北洋政府實權，而且控制了安徽、陝西、山東、浙江、福建等省，竭力排斥異己，擴充實力。
直系首領馮國璋（1857—1919），字華甫，直隸河間人，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1896年袁世凱小站練兵時，他任步兵學堂監督兼督操營務處總辦。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後，委馮為總統府軍事處處長，兼管禁衛軍，後調任直隸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後，馮以上將軍銜領兵南下，就任江蘇都督。以馮國璋為首領的直系軍閥，是英、美等國的走狗，他們直接控制長江流域的江蘇、江西、湖北以及直隸等省，經常聯合其他派系，與皖系軍閥對抗。
稍後，以張作霖為首領的奉系軍閥崛起。張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今遼寧）海城人，出身農家。甲午戰爭爆發後加入清軍，精於騎擊。1896年投身馬賊，出沒彰武一帶，打家劫舍。1903年受清政府招撫。辛亥革命後，他奉調駐瀋陽，被授予陸軍中將銜，升二十七師師長。1915年，袁世凱復辟帝制時，他竭力勸進，表示對「倡異議者，誓以死當之」，得封子爵。護國戰爭打響後，他把袁世凱親信奉天督軍段芝貴逼走，迫袁任他為督理奉天軍務兼巡按使，奪得奉天軍政大權。接著，他又逐步控制吉林、黑龍江，仗著日本的扶持，割據東北三省，成為介於直、皖兩系之間的一股舉足輕重的軍閥勢力。
皖、直、奉系，是北洋軍閥內三大勢力。此外，還有以閻錫山為頭目的山西軍閥集團，割據徐州一帶的「辮子軍」張勳等。
西南地區的軍閥，主要是滇、桂兩系。以唐繼堯為頭目的滇系軍閥，原據云南為主要地盤，護國軍興兵討袁前，他猶豫觀望；護國戰爭勝利後，卻迅速將滇軍由兩師擴為八師，不但占據云南、貴州，更向四川擴充勢力。以陸榮廷為頭目的桂系軍閥，原據廣西為主要地盤。雲南組織護國軍時，陸以出兵攻滇名義，向袁索得大批餉械；及至帝制垂危，又宣布獨立，以「反袁」為名出兵廣西，占據廣東，並進軍湖南。為了維護自己的割據地位，滇、桂兩系都投靠英、美等國，與直系較接近，而與皖系軍閥對峙。
當時，全國除南方六省外，幾乎都處在北洋軍閥控制之下。大大小小的軍閥，或割據一省稱「督軍」，或割據一省的某一地區稱「鎮守使」。大軍閥往往網羅小軍閥以壯聲勢，小軍閥常常投靠大軍閥以求自保。正如毛澤東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憑藉自己手中的武力，各派軍閥互爭地盤，混戰不息，並與城鄉買辦豪紳階級狼狽為奸，搜刮民脂民膏，占有巨額財富和大量土地。如段祺瑞，除占有大量土地外，又是龍煙煤礦公司和幾個機器煤礦的大股東；馮國璋在蘇北與張謇合辦鹽墾公司，占地七十五萬畝，在直隸另有金礦三處；張作霖在東北占地一百五十萬畝，還擁有煤礦；閻錫山在山西是土皇帝，霸占財產多達三千萬。
1916年6月，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29日，大總統申令，遵行民國元年《臨時約法》，繼續召集國會；又重新任命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7月14日，南方各省取消獨立，護國軍軍務院宣告撤銷；8月1日，國會在京復會，補選馮國璋為副總統。於是，南北表面上又暫時歸於「統一」。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獨攬政府大權，視黎元洪為簽字蓋章的傀儡，並在國會中拉攏研究系政客（即以梁啓超、湯化龍為代表的進步黨人組成的「憲政研究會」議員），不斷向黎元洪施加壓力。黎元洪和非皖系軍閥，則以英、美兩國為後台，拉攏商榷系政客（即以張繼、吳景濂為代表的舊國民黨議員組成的「憲政商榷會」），對抗段祺瑞。這樣，就形成了所謂「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
中國是一個許多資本主義列強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鬥爭，反映著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鬥爭。」 「府院之爭」形式上是中國內部兩個政客集團、兩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實際上卻反映著美、英兩國和日本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這一鬥爭，在中國要不要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上，尖銳地爆發出來。
1917年2月，德國實行「無限制潛艇戰」，擊沉了幾艘美國商船。美國政府宣布對德國絕交，準備參戰，要求中國和它採取一致行動，並提議給中國貸款作參戰經費。3月14日，經國會議決後，中國政府也宣布對德國絕交。當時，日、美兩國都想操縱中國參戰，以加強對中國的控制。日本立即派人與段祺瑞秘密接洽。段祺瑞極力主張參戰，並向日本借款。美國見勢不妙，便改變主意，唆使副總統馮國璋拒絕參戰。國會內黎元洪一派議員也反對參戰。顯然，「府院之爭」焦點不在是否參戰，而在誰主持參戰，以便掌握借款，擴充實力，吃掉對方。4月，段祺瑞自為主席，由陸軍次長傅良佐出面，召集以皖系軍閥為主幹的十幾省督軍，在北京開「督軍團會議」，脅迫國會和黎元洪，立即宣布對德作戰。黎元洪以「軍人不能干政」，對督軍團大加申斥；傅良佐則在督軍會議上叫嚷，「非趕去黎元洪，毫無辦法！」
5月10日，國會眾議院討論對德國參戰案。段祺瑞重演袁世凱故技，開會之日，「忽有所謂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北京市民主戰請願團、軍政商界請願團，共約三千餘人，由陸軍部人員指揮（傅良佐、靳雲鵬到場指揮，為當時人所目見），包圍眾議院，毆辱議員多人，並聲言必俟參戰案通過才解散。」 議員們十分憤慨，決定停止會議。段祺瑞惱羞成怒，唆使督軍團呈請政府解散國會。恰在這時，段祺瑞向日本借款的賣國醜行被揭露，全國人民群起反對。黎元洪感到既有輿論支持，又有部分軍閥贊助，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職。段憤而出京赴津，組織反撲。
短命的張勳復辟
段祺瑞到達天津後，立即授意皖系、奉系各省督軍鬧「獨立」。5月29日，安徽督軍倪嗣沖，首先在蚌埠宣布「獨立」，繼起響應者有奉天張作霖、山東張懷芝、陝西陳樹藩、山西閻錫山等十省督軍。6月初，段祺瑞在天津設獨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劍拔弩張，準備向北京進軍。黎元洪一籌莫展，竟於6月1日向張勳求救。結果張勳和段祺瑞演了一幕「清帝復辟」和「再造民國」的雙簧戲。
清室復辟活動由來已久。正如末代皇帝溥儀所說，這復辟活動自「頒布退位詔起到偽『滿洲國』成立止，沒有一天停頓過。」 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的清朝皇室，在北京故宮還保存著一個小朝廷。在這個小朝廷周圍，麇集著以張勳為頭目的一群復辟醜類。張勳（1854—1923），字紹軒，江西奉新人。1895年參加袁世凱小站練兵，1899年隨袁世凱在山東屠殺義和團而升至總兵。1902年後多次給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充當「扈從」，接連升遷。1911年任江南提督，11月江浙起義，他在南京大肆捕殺革命黨人，負隅頑抗。12月戰敗北竄，旋任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清朝帝制被推翻後，為表示忠於清廷，他和他所統率的「定武軍」，頑固地在腦後拖著一條髮辮，人們稱這支怪模怪樣的軍隊為「辮子軍」，稱張勳為「辮帥」。1913年，「辮子軍」奉袁世凱之命鎮壓「二次革命」，9月攻陷南京。張勳住在兩江總督衙門，掛上清朝龍旗，後因縱兵搶掠，誤傷外僑，被調回徐州。袁世凱死後，張勳、升允等人以為「人心思舊」，只要捧出廢帝溥儀，「立建龍旗，宣言復辟」，必能「薄海遠近，望風興起。」 因此，張勳接到黎元洪要他「即速來京共商國是」的邀請，非常高興，認為這是帶兵北上以圖「復辟」的天賜良機。可是，段祺瑞和研究系政客卻另有算計，他們是想利用張勳，先趕走黎元洪，解散國會，默許張勳「復辟」，然後借「反覆辟」為名，打倒張勳，再握大權。
從1916年6月到1917年5月，張勳糾集各省督軍先後四次在徐州開會，策動「復辟」清朝。張勳等人深知，如果離開資本主義列強的支持，就寸步難行，因而到處尋找靠山。德國出於保持在華侵略權益和阻止段祺瑞政府參戰的目的，表示願向張勳提供經費，以及供應槍炮武器，並「承認」復辟後的「帝國新政府」。作為交換條件，「新政府」應恢復對德邦交，嚴守中立。日本在支持段祺瑞的同時，也援助張勳，這是「黑龍會」特務的慣用伎倆。張勳把十三省督軍在徐州會議的誓約派升允送往東京，日本首相寺內正毅看後表示：請勿顧慮，盡可按計劃行事。
1917年6月7日，張勳以十三省「盟主」身份，依靠資本主義列強的支持，借「調停」之名，帶領三千名「辮子軍」自徐州北上。到達天津時，通電威脅黎元洪解散國會。14日進入北京後，又逼黎元洪去職。這時，復辟勢力紛紛麇集北京，康有為也剃去鬍鬚，帶著為復辟起草的十幾道「詔書」，從上海秘密趕到京城。「武聖」張勳和「文聖」康有為，經過一番緊張策劃，於7月1日，擁十二歲的廢帝溥儀在紫禁城「登極」，演了民國以來第二場復辟醜劇。
復辟的頭一天，連下了九道由張勳、康有為等早已擬定的「上諭」。在「即位詔」里，定國名為「大清帝國」，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申明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訂條約及已付債款合同，―律繼續有效。張勳被授以首席內閣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徐世昌、康有為分授為弼德院正副院長；各省督軍一律改為巡撫；其餘官制均按宣統初年辦理。據老北京人回憶當時北京街上的情形：「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戶懸掛龍旗，居民們沒辦法，只得用紙糊的旗子來應付」。「前門外有些鋪子的生意也大為興隆。一種是成衣鋪，趕製龍旗發賣；一種是估衣鋪，清朝袍褂成了剛封了官的遺老們爭購的暢銷貨；另一種是做戲裝道具的，紛紛有人去央求用馬尾給做假髮辮。」
張勳復辟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群眾的無比憤怒。各地報紙，也都口誅筆伐，痛斥復辟行為。段祺瑞眼見詭計得逞，立即組成「討逆軍」，自任總司令，於7月5日誓師馬廠，帶兵五萬餘人，進軍北京，討伐張勳。「辮子軍」一觸即潰，狼奔豕突。12日，「討逆軍」攻入北京，張勳由兩個德國人保護，倉皇逃入荷蘭使館，康有為避往美國使館，溥儀再次宣布退位。復辟醜劇僅十二天，就完全失敗了。
段祺瑞轟走張勳後，以「再造民國」的元勛自居，又一次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黎元洪宣布辭職，馮國璋繼任大總統。可是，這時馮國璋卻徒具虛名，中央政府的實權已全部操在段祺瑞手中。
護法運動
新的段祺瑞內閣是以皖系軍閥為核心，加上研究系和新交通系政客的聯合內閣。九名閣員中，除陸軍、海軍總長外，外交、內務、財政、司法、農商、教育各部總長都由研究系擔任，梁啓超就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則由新交通系曹汝霖出任。段祺瑞大權在握，為了加強自己的統治，急於解決兩個問題，即對外參戰，對內取消國會與約法。
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在日本慫恿下，正式對德、奧宣戰。實際上，段祺瑞對外是「宣而不戰」，對內卻「戰而不宣」。他是借「參戰」為名，通過所謂編練「參戰軍」來擴充皖系實力，以達到殺戮異己、用武力來統一全國的目的。日本之所以樂於提供借款和軍火，則是企圖利用段祺瑞作走狗，以實現獨霸中國的野心。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在「共同防敵」的幌子下，日本更想把中國軍隊變成其附庸和炮灰。新內閣組成不久，段祺瑞就與日本合辦「中華匯業銀行」，任命陸宗輿為總裁，並經陸宗輿和曹汝霖之手，向日本大借外債。日本方面，代表寺內正毅內閣來華經手公開或秘密借款的，是西原龜三。
「西原借款」的總數，歷來眾說紛紜。據《中華匯業銀行行員抄存本行密件》 統計：從1917年7月21日起，到1918年9月28日止，已經協議成交的借款有十五筆，共計二億二千二百萬日元，另加英鎊五十三萬六千鎊，合計約二億三四千萬日元。此外，還有議而未成的借款，估計有十筆，約二億九千五百萬日元。總計，成交與未成交的借款，達五億二三千萬日元之多。十五筆借款中，標明軍事用途的，名義上只有「軍械借款」和「參戰借款」兩筆，其實，各種名目的經濟借款以及善後借款，無非假借名義，主要還是用於政府的軍政開支。為了取得借款，把軍火搞到手，段祺瑞肆意拍賣國家利權，諸如銀行、稅收、電台、有線電報、金礦、鐵礦、船廠、鐵路、東三省地租、國有森林等等，都被作為借款的擔保或抵押。1918年，日本提出霸占山東各項權利的要求時，段祺瑞政府竟無恥地表示「欣然同意」。致使日本首相寺內正毅在下台後自誇：「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實際上扶植日本在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
段祺瑞一面用出賣主權來換取日本的支持，一面又接受梁啓超等人的獻計，拒絕恢復張勳復辟時期已被拋棄的國會和《臨時約法》，準備另行召集由各省督軍指派的「臨時參議院」，製造一個更能為軍閥效勞的政治工具。段祺瑞的專制獨裁和武力統一，使親英、美的西南軍閥感到威脅。陸榮廷、唐繼堯聯合譴責北洋政府解散國會、廢棄約法的行徑，否認段內閣的合法性，宣布「暫行自主」。於是，南北公開分裂。
1917年7月，當張勳復辟之初，孫中山就在上海寓所召集同志會商，決定通電全國，南下護法，討伐叛逆。7月6日，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章炳麟、何香凝等，乘海琛號軍艦由上海啟程赴廣州。17日，孫中山在廣州黃埔公園發表演說時，尖銳地指出：民國以來，北洋軍閥「執共和國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專制之手段」。「故今日變亂，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 24日，更在致陸榮廷的復電中，揭露段祺瑞「以偽共和易真復辟，其名則美，其實尤窳。民國之號雖復，而禍亂之機方始」， 敦促陸榮廷協力護法，恢復國會。
孫中山以恢復民元約法和國會為目的，舉起了護法旗幟，與北洋軍閥的假共和作鬥爭。7月21日，原海軍總長程璧光發表擁護約法、恢復國會的宣言，率領第一艦隊，由吳凇起航赴粵。同時，原國會議員一百五十餘人（大部分為商榷系和政學系議員），在7—8月間陸續到達廣州。西南軍閥由於想利用孫中山的威望，借「護法」之名來對抗段祺瑞的「武力統一」，因而也表示願意和孫中山「合作」。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由南下議員組成的非常國會，議決成立軍政府。9月，護法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陸、唐未宣言就職），建立了與段祺瑞對峙的南方政府。
10月6日，護法戰爭在湖南開始。孫中山隨即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頒布討伐令，斥責段祺瑞等陽托共和，陰行帝制，號召全國奮起討伐。
護法戰爭打響後不久，南北雙方內部都出現了矛盾和分裂。黎元洪、段祺瑞分據府、院之時，雙方爭鬥只是以虛擊實；馮國璋、段祺瑞分據府、院之時，直皖爭鬥已是各具實力。10月，段祺瑞對西南各省用兵，派直系軍隊進入湖南，與護法軍在湘南衡山、寶慶一帶鏖戰。陸榮廷見勢不利，派桂系軍隊援湘對抗。段祺瑞陰謀消耗直系和桂系雙方的兵力，坐收漁人之利。直系、桂系原以英、美帝國主義為共同後台，替段祺瑞「武力統一」當炮灰，更非直系頭目馮國璋、曹錕、吳佩孚所願。鑒於此，馮國璋提出「和平統一」的口號，指示進入湖南的直系軍隊消極怠戰，拆皖系「武力統一」的台。11月，直系軍隊在湖南自動退兵，發表宣言，要求停戰；直隸、江蘇、湖北、江西等省督軍，又聯合通電，主張與軍政府和平解決。北洋軍閥中的直、皖兩系，處於尖銳對立，段祺瑞被迫在11月辭去國務總理職。夢想依託北洋軍閥實力以改良國家的研究系閣員，如梁啓超、湯化龍、范源濂等，也都隨之下台。
作為護法軍政府名義上的領袖，孫中山有「政府」而無「軍隊」。盤踞南方的滇、桂軍閥和其餘政客，打起「護法」旗號，原只是掛羊頭賣狗肉；於今則和直系軍閥互相勾結，共同排斥堅持革命立場的孫中山。1918年1月20日，西南軍閥陸榮廷、唐繼堯，夥同非常國會中的政學系頭目、舊官僚岑春煊等人，圖謀在廣州成立所謂「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對抗。4月下旬，唐繼堯密電西南各省，逼孫中山去職。5月20日，西南軍閥與反動政客操縱非常國會，悍然改組軍政府，廢大元帥首領制為總裁合議制，推唐繼堯、孫中山、陸榮廷、岑春煊等七人為總裁；後又以岑春煊為主席總裁，而由陸榮廷把持實權。孫中山洞悉其奸，5月4日向非常國會辭大元帥職。21日，孫中山孑然一身，憤而離粵轉滬。護法軍政府成立還不到一年，已變成滇、桂軍閥與政學系共同組成的親英、美政權，與直系軍閥同流合污。護法運動僅有的一點進步性，至此也喪失殆盡。
段祺瑞雖然被迫辭去國務總理職，但仍以「參戰督辦」名義，指揮皖系軍閥搞「武力統一」。1917年12月，段祺瑞唆使皖系督軍在天津開會，張作霖也來參加，叫嚷對南方繼續用兵。為阻止直系軍閥與西南各省合作，段祺瑞及其親信徐樹錚，勾結奉軍進駐直隸，既壯自己的聲勢，又用以威脅馮國璋。1918年3月，馮國璋只得再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段祺瑞重新上台後，「武力統一」的氣焰更囂張，4月，派曹錕、吳佩孚進兵湖南，連克岳州、長沙、衡山、衡陽。但是，攻城略地的吳佩孚，除了後來被授予「孚威將軍」空名外，什麼好處也沒撈到；湖南督軍的優缺，被皖系軍閥張敬堯占據。於是，曹錕、吳佩孚按兵不動。8月21日，吳佩孚乾脆發布通電，請罷內戰。「武力統一」的如意算盤打不成了；直、皖兩系的爭鬥，卻愈演愈烈。為排擠直系，段祺瑞撥出巨款，派徐樹錚收買大批政客，組成「安福系」 ，操縱新國會選舉。選舉結果，安福系在新國會中占最大多數（稱安福國會），研究系慘敗被棄。1918年9月4日，安福國會另選前清老官僚徐世昌為大總統，把直系頭目馮國璋逐出中央。此後，直、皖兩系之間，以及直、奉之間，粵、桂之間，軍閥混戰不息。
「南與北如一丘之貉」
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心情十分沉痛。為了維護民主共和，反對軍閥統治，孫中山曾經發動「二次革命」，領導護法運動，但每次都歸於失敗。在護法軍政府中，孫中山艱難支撐一年之久，結果「孑然無助，徒為親厚所痛，仇讎所快，終至於解職以去」。 錯誤和挫折使孫中山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不管是西南軍閥或者北洋軍閥，都是國家的大禍害，「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
孫中山把民國元年確立的《臨時約法》和國會，看成是民主共和國的象徵。但是，列寧早就指出：「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機關都等於零。」 幾年來，孫中山百折不撓，在堅持民主共和，反對帝制復辟的鬥爭中，敗而不餒，踣而復起。但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提不出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組織不起既能團結群眾又能進行戰鬥的革命政黨，手裡更沒有自己的革命軍隊。護法運動對廣大人民群眾並沒有什麼號召力，因為約法也好，國會也好，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實際利益，以致民眾「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 而且孫中山把護法的希望寄託於西南軍閥身上，敗局則是必然的。
護法運動的失敗，表明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已走入絕境。吳玉章深沉地在回憶錄中寫道：「在當時，軍隊是統治者私人的財產和工具，軍隊的活動完全聽命於他們的統帥，不知道有國家民族，我們也沒有可能去根本改造舊軍隊，使它成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個人的作用，力圖爭取有實力的統帥。從辛亥革命起，我們為了推翻清朝而遷就袁世凱，後來為了反對北洋軍閥而利用西南軍閥，再後來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而培植陳炯明，最後陳炯明又叛變了。這樣看來，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我們要從頭做起。但是我們應該依靠什麼力量呢？究竟怎樣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呢？」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歷史的行程已經表明，領導這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重擔，只能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肩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