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三十 復辟與反覆辟
經過辛亥革命,皇帝和貴族的專制政權被推翻了。袁世凱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成了革命家,登上了臨時大總統的寶座。以他為代表的北洋軍閥,要建立的是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專制獨裁政權。所以,辛亥革命後的幾年歷史,交織著帝制與共和、獨裁與民主、復辟與反覆辟的激烈鬥爭。
袁世凱賣國與獨裁
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轉過手來就圖謀「國權的統一」。當時,他雖以為兵威既振,國會無足輕重,但卻不想馬上取消國民黨議員占多數的國會,因為他還需要利用國會當作表決機器,為其獨裁統治披上「合法」的外衣。
1913年7月,袁世凱授命進步黨人熊希齡組織內閣。進步黨魁首梁啓超受寵若驚,企圖乘此擴張黨勢,除陸軍、海軍兩部外,組織一個完全的進步黨內閣。誰知袁世凱早已把陸軍、外交、財政、內務等要害部門,留給了自己的私黨段祺瑞、孫寶琦、周自齊、朱啟鈐等人,只剩下司法、教育、農商三個閒曹,讓熊希齡去物色人選,點綴門面。幾經討價還價,熊內閣終於在9月正式組成,總理自兼財政總長(周自齊調交通總長),梁啓超任司法總長,汪大燮任教育總長,張謇任農商總長。由此,進步黨躊躇滿志。自誇為「第一流人才內閣」。可是,這不過是袁世凱獨裁統治的裝飾品而已。
急於爬上正式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也急於要利用國會。國會本來的議程是先制定憲法,再選舉總統;袁世凱卻指使黨徒,在國會中提議「先舉總統,後定憲法」。進步黨竭力捧場,國民黨不敢抗命。10月6日,國會匆匆進行選舉。袁世凱做賊心虛,派拱衛軍司令李進才等率領數千人改穿便服,打著「公民團」旗號,將國會圍個水泄不通,大叫:「非將公民所屬望的總統於今日選出,不許選舉人出會議場一步!」從早晨八時到晚上十時,議員們忍飢挨餓,連續投票三次,最後被迫選出袁世凱為正式大總統。公民團高呼「大總統萬萬歲」而散,議員始得退場。民國的第一任正式大總統,就是在這種鬧劇中登場的。
在近代中國,任何一個封建軍閥,離開帝國主義的支持就上不了台。袁世凱剛當選總統,日、俄、英、德、法等國立即發來賀電,為袁世凱就任投下「信任票」。這些「信任票」,是他以出賣國家主權換來的。早在1912年4月29日袁世凱赴參議院演說時,忙不迭向資本主義列強獻殷勤,表示要「以開誠布公,鞏固邦交為重。凡從前締結之條約,均當切實遵守;其已締約而未辦之事,迅速舉辦。」 到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總統時,特別聲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條約、協約、公約,必應恪守;及前政府與外國公司人民所訂之正當契約,亦當恪守。」對於外國人在中國「已享之權利並特權豁免各事,亦切實承認,以聯交誼」。
辛亥革命後,圍繞著所謂「承認」中華民國問題,帝國主義大肆訛詐。沙俄、英國、日本在承認袁政府時,都附有分裂中國領土,攫取新的侵略權益的條件。美國的手法雖然不同,早在5月2日搶先承認,但目的也是為了從袁政府撈取好處。
袁世凱親往德國駐華使館
1911年11月18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在給沙皇奏書中認為,從俄國利益的觀點看來,「中華帝國的解體,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 尼古拉二世表示贊同。12月,沙俄乘清政府混亂之際,迫訂中俄《滿洲里界約》,割占中國滿洲里附近一千四百平方公里領土;同時,策動外蒙古「獨立」。1912年1月,強占黑龍江呼倫貝爾地區;8月,又在內蒙古東部策動反動王公叛亂。在西北,沙俄不斷蠶食新疆,1912年夏,出兵占領伊犁、喀什噶爾、阿爾泰地區。這段時間,沙俄一再叫嚷,應特別利用袁世凱政府要求列強「承認」的「有利時機」,改變中俄邊界。
英國則以印度為基地,加緊獵取西藏。英國政府唆使由它訓練過的藏軍起兵叛亂,叫嚷「西藏獨立」,並企圖用承認所謂宗主權的辦法,把西藏從中國分割出去。1912年6月,早已叛國的達賴十三世,在英軍「保護」下由噶倫堡起程返藏,組織傀儡政權。當川軍、滇軍分路反攻,迅速擊潰叛軍時,英國公使朱爾典竟在8月17日向袁政府提出所謂「不允中國干涉西藏內政」的抗議,並以不承認民國政府相要挾。英國繪製的「西藏地圖」,將西藏、西康、青海全部,以及雲南、四川、甘肅部分地區,劃入西藏境內,擅自分為「外藏」「內藏」,妄圖使「外藏獨立」「內藏」由「中、藏共管」,藉以侵吞中國四分之一的領土。
日本對侵略中國更不甘落後。1912年2月23日,它在致美國政府的照會中提出:「列強承認新政府時,須得到承認一切權利、利益及特權之保證;同時應向新政府取得借用外債之預約。」 「二次革命」後,日本政府又以袁世凱請求「取締國民黨在日本之活動」為挾制,提出侵略滿蒙五路的要求,作為承認袁政府的交換條件。
袁世凱繼承清王朝的對外政策,以投降賣國來換取西方列強的承認和支持。1913年5月,袁政府以承認外蒙古「自治」,換來10月7日沙俄政府對它的「承認」。11月5日,《中俄聲明》規定「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凡關於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國政府允與俄國政府協商,外蒙古亦得參與其事」。 從此,外蒙古實際上淪為沙俄控制的殖民地。對於日本政府的「承認」,袁政府酬以滿蒙五路的借款權,即承築權。這五條鐵路是:開海線(開源至海龍)、四洮線(四平街至洮南)、長洮線(長春至洮南)、洮熱線(洮南至承德)、吉海線(吉林至海龍)。袁世凱還屈服於英帝國主義的壓力,同意在1913年10月派代表出席破壞中國對西藏主權的「西姆拉會議」(在印度西姆拉地方舉行)。會上,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條約上簽字。會外,英國代表麥克馬洪(A.H.MacMahon)背著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1914年3月在印度德里用秘密換文方式,與西藏地方代表劃了一條規定中、印東段邊界的所謂「麥克馬洪線」,企圖將中國西藏東南部一塊九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擅自劃歸英屬印度。中國人民強烈反對《西姆拉條約》和「麥克馬洪線」,以後的歷屆中國政府也從未承認過,因此它們是非法的、根本無效的。
資本主義列強對北洋軍閥政府財政上的貸款,軍火上的接濟,特別是政治上的「承認」,使袁世凱有恃無恐。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總統後,他立即向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最後一點象徵——國會和《臨時約法》開刀。
10月16日,袁世凱向國會提出「增修約法案」,以「朕即國家」的帝王口吻,聲稱:「本大總統一人一身之受束縛於約法,直不啻胥吾四萬萬同胞之身命財產之重,同受束縛於約法。」 25日,通電各省軍民長官,攻擊國民黨議員「干犯行政」;詆毀國民黨人「危害國家,顛覆政府」。 11月4日下令解散國會,並撤銷四百三十八名國民黨議員資格,使國會不足法定人數,無形中被廢棄。1914年1月10日,袁世凱乾脆下令,正式解散國會。2月,又下令停辦地方自治及各省議會。
在袁世凱建立獨裁統治的過程中,進步黨內閣起了幫凶的作用。梁啓超等原想聯合袁世凱以壓制國民黨,所以,解散國民黨和解散國會的命令,都有國務總理熊希齡的副署。然而,當國民黨被排斥之後,1914年2月,為袁世凱玩弄於股掌之上的進步黨內閣,終於也被丟棄一旁。5月1日,《臨時約法》被廢除,袁記《中華民國約法》公布。這部約法規定,「大總統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據孔子「大一統」之義與孟子「定於一」之訓,取消責任內閣制和國會對總統行使權力的一切牽制,大總統實際上擁有至高無上的專制皇帝的權力。12月,袁世凱又拋出了《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改為十年,且可連選連任終身,並有權推薦繼任人,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這樣,袁世凱不僅成了「終身總統」,而且還能使總統職位由袁家世襲。
國會解散,《臨時約法》廢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象徵已被袁世凱破壞無遺。總統大權獨攬,輔弼有「國務卿」,傳位有世襲法,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專制獨裁統治,也被袁世凱以法律形式肯定下來。所謂「民國」,至此只剩一塊空招牌!
猖獗一時的尊孔逆流
袁世凱雖然做了終身總統,但並不滿足,他想的是當皇帝;而被推翻了的清王朝,做夢都想「恢復祖業」,「光復故物」。因此,民國初年的政治舞台,有兩股復辟勢力在蠢動:一股是以袁世凱稱帝為宗旨的北洋軍閥官僚集團;一股是以張勳、康有為為代表的清王朝殘餘勢力。兩股勢力,在捧袁世凱還是捧溥儀(即宣統)作皇帝這一點上雖有爭鬥,但「尊孔」復古,藉助於孔子的亡靈搞復辟,則完全一致。
康有為早就攻擊辛亥革命是導致「國危民悴」「紀綱盡廢」的「暴民之禍」,咒罵民主共和是「號為共和,而實共爭共亂;號為自由,而實自死自亡;號為愛國,而實賣國滅國」。
1912年6月,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把孔子推崇為通天教主,宣揚「今在內地,欲治人心,定風俗,必宜遍立孔教會」。 據此,其門徒陳煥章於這一年10月在上海糾集一批前清遺老,發起組織「孔教會」。袁政府教育部立即予以批准,稱讚「該會闡明孔教,力挽狂瀾,以憂時之念,為衛道之謀,苦心孤詣,殊堪嘉許」。 1913年9月,孔教會在山東曲阜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會後,總會遷北京,推康有為任總會長,陳煥章為主任幹事。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出現孔社、孔道會、尊孔文社、宗聖會等尊孔團體。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康有為公然倡議:要「定孔教為國教」,「以孔子配上帝」,恢復祭天祀孔,規定「凡入廟而禮孔聖者,必行跪拜禮」,康有為還大肆鼓吹復辟,胡說中國「承數千年之帝制」,「民習於專制太久,而不能驟改也」,只有讓「舊朝舊君」復辟,才能弭亂息爭。
對於康有為的尊孔言行,袁世凱心心相印。1913年6月,他向全國發布了《通令尊崇孔聖文》,一面吹捧「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一面大罵辛亥革命後「波邪充塞,法守蕩然,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叫嚷要用「禮義廉恥之防」來「遏橫流」,「正人心」。 1914年2月,袁世凱通令全國,一律舉行祀孔典禮。9月28日,袁世凱頭戴平天冠,身穿繡有四團花的古怪祭服,下圍有褶紫緞裙,由侍儀官及侍從武官前導,在孔廟舉行了辛亥革命後第一次聲勢赫赫的祀孔盛典。各地文廟,也都由地方長官主持祭孔。12月23日,袁世凱又恢復了前清的祭天制度,登天壇頂禮膜拜,重演了封建時代「君權神授」,以「天意」壓制「民意」的把戲。教育部則命令全國中小學恢復讀經、講經。《憲法草案》也提出:「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一時之間,尊孔讀經的滾滾逆流,遍及全國。
袁世凱穿著古怪的祭服舉行祀孔典禮
這股逆流的出現,也與西文國家推波助瀾分不開的。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美國傳教士李佳白受聘為孔教會高等顧問,他聲稱:「中國數千年來安於帝制,樂於尊皇。」 「今欲改良政治,必須尊重孔教」;他竭力鼓吹基督教與孔教應「互相和合,互相敬愛,互相勸勉,互相輔助」,以防「社會之騷動興起」。 英國威海衛行署長官莊士敦(R.F.Johnston)喧嚷:「使能以孔教治國,則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進於善良矣。」 沙俄貴族蓋沙令(Keyserling),辛亥革命後竄來中國,鼓吹「孔教乃中國之基礎」,是「中國獨一無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國實現「古道之復興」,不致「人人之心皆為革命所顛倒」。
袁世凱尊孔祭天,目的是復辟帝制。這一點,當時就被資產階級革命派識破。《通令尊崇孔聖文》一出籠,《中華新報》就在社論中尖銳地指出:袁世凱是借祀孔子之名,行帝制復活之實。孫中山堅持「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的鬥爭,1915年發布討袁檄文,斥責袁世凱「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
伴隨著尊孔復古的緊鑼密鼓,袁世凱終於粉墨登場,以孔子作「敲門磚」,演了一出「皇帝夢」的復辟醜劇。
洪憲帝制醜劇
袁世凱要復辟帝制,勢必要從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那裡尋求支持;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也願意有條件地給他撐腰。
當袁世凱派大兒子袁克定去德國時,德皇威廉二世曾以密信復袁,答應在財政、器械上給以大力援助。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面見袁世凱「勸進」,說什麼:「人民要閣下做皇帝即做皇帝,這是貴國內政,且出於人民公意,外國不應干涉。」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也慫恿袁世凱稱帝,「亟盼它能在短期內順利完成」。日本則縱橫捭闔,一面支持袁世凱稱帝,如駐華公使日置益表示:「日本向以萬世一係為宗旨,中國如欲改國體,則必贊成」;一面又與各派反袁勢力相聯繫,以便鉗制袁世凱,並在必要時換馬。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忙於互相廝殺,無暇東顧,日本和美國則趁機擴大在中國的侵略勢力。日本更妄圖一舉獨吞中國,它藉口對德作戰,於9月派兵強占膠濟鐵路沿線及青島,宣布接管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1915年1月18日,又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日置益在懷仁堂遞交「二十一條」時,對袁世凱軟硬兼施,既說「日本人民類皆反對袁總統,彼等相信總統為有力的排日者」;又說「總統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人民將感覺友好,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 「若開誠交涉,則日本希望貴總統再高升一步。」 露骨地表示要以承認「二十一條」,作為支持袁世凱做皇帝的交換條件。
「二十一條」共分五號,主要內容是:
(1)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享有的一切特權,並加以擴大;(2)要求在東北的南半部和蒙古東部的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居住權、工商經營權、建築鐵路和開採礦山的獨占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和南滿、安奉兩鐵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長到九十九年;(3)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4)中國沿海的港灣、島嶼,不得租借或讓予他國;(5)中國政府聘用日人為政治、財政、軍事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承認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間的鐵路建造權;允許日本在福建省有籌辦鐵路礦山、建築海港、船廠的優先權。
日本的野心是妄圖獨占中國,滅亡中國。袁世凱為了實現皇帝夢,竟不惜出賣國家主權。經過幾個月的秘密談判,日本政府於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限袁政府在四十八小時內全部應允;同時,派兵至青島、瀋陽等地,耀武揚威。5月9日,袁世凱派陸征祥、曹汝霖遞交復文,表示除第五號以後協商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
袁世凱有資本主義列強撐腰,復辟氣焰更加囂張。1915年8月3日,他授意總統府的美國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在《亞細亞日報》上發表《共和與君主論》的文章,鼓吹帝制。古德諾誣衊中國人「民智低下」,「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的結果」。他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 袁世凱的日本顧問有賀長雄,也竭力鼓吹中國必須像日本那樣實行君主制,才能「立憲而強」。
古德諾的文章出籠不久,袁世凱的爪牙便呼應而上。以楊度為首,串聯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並借重嚴復的大名,於8月14日聯名發起組成「籌安會」(取自「以籌一國之治安」之意)。他們從袁世凱那裡領取經費,打著「學術團體」的幌子,公開為帝制搖旗吶喊。8月23日,籌安會正式成立,它派出專員赴全國各大城市鼓動。9月1日,袁世凱的御用立法機關參政院開會,各省文武官員或函電交馳,或派代表進京,請願實行帝制。袁世凱急於稱帝,又要盜用民意,於是裝模作樣地派代表到參政院宣布:「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宜審慎」,應「徵求多數國民之公意」。
袁世凱的寵臣梁士詒,立即組織「全國請願聯合團」。一瞬間,北京冒出各種「請願團體」,什麼「商會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迫不及待想做皇太子的袁克定,為了加快帝制步伐,「甚至每天印製偽造的《順天時報》(日本人在北京所辦中文報紙)呈袁閱覽」,以「說明全國確是都在推戴他做皇帝」。 有了如此「民意」,參政院決定在10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是否改行「君主立憲」。在袁世凱指揮下,各省當即選出「國民代表」,開始「國體投票」。12月11日,參政院匯綜「全國民意」,結果:各省「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贊成君主立憲的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更妙的是,各省「推戴書」都一字不差地寫著:「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並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12月11日中午,當袁世凱接到參政院「推戴書」時,故作「謙讓」,說什麼「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當天下午,參政院再度「勸進」,袁世凱不再辭讓,一刻鐘內,參政院拿出好像當場寫成兩千餘字的「推戴書」,稱頌袁世凱有「經武」(創練新軍)、「匡國」(鎮壓義和團)、「開化」(辦新政)、「靖難」(絞殺辛亥革命)、「定亂」(鎮壓「二次革命」)、「交鄰」(賣國外交)六大「功烈」;而且「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既然今日「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宜變」,「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於是,袁世凱在「尊重民意」的旗號下,大言不慚地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詎在人後?」 12月13日,袁世凱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賀,改國號為「中華帝國」,以1916年為「洪憲元年」,並定元旦舉行「中華帝國皇帝」的登基大典。
稍後,梁啓超鞭辟入裡地揭露了袁世凱的所謂「民意」,究竟是些什麼東西。他說:「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質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產,不外右手挾利刃,左手持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其醜態穢聲播於社會者,何啻千百萬事!」
護國戰爭
袁世凱倒行逆施,爬上皇帝寶座,是袁世凱反革命權力的頂峰,也使他臨近死亡的深淵。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專政,對中國人民實行了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這個政權大搞特務警察統治,「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等機關,豢養了一批秘密偵探,隨意抓人殺人;各省也先後成立了「軍法處」「探訪局」之類特務機關,鎮壓革命人民。袁世凱連續頒布《暫行新刑律》《戒嚴法》《治安警察條例》,剝奪了《臨時約法》規定的人民享有「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和「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等各項基本權利。《報紙條例》及《出版法》的公布,又使特務警察機關可以隨便用「妨害治安」等理由查封報社、報紙,逮捕編輯、記者,鉗制人民思想,扼殺革命輿論。帝制復辟甚囂塵上之時,北京城廂內外警探密布,茶館、飯店等公共場所,遍貼「勿談政事,致干嚴究」的紙條。警官崔啟勛憤懣難抑,信筆寫了一副對聯「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有人投書告密,崔啟勛即被袁世凱處決。袁政府還在經濟上橫徵暴斂,各種苛捐雜稅,比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1914年春下令恢復舊稅,增收新稅。這一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國地畝,擴大搜括田賦。據統計,從1913年到1916年,印花稅增加八倍,煙稅增加三倍,統捐、統稅竟增加了六十倍。
人民群眾忍無可忍,全國各地農民奮起抗爭。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白朗起義。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寶豐縣大劉莊人。1912年率領幾百農民武裝在河南中部起義。第二年春,他提出「打富濟貧」的鬥爭口號,號召饑民參加起義隊伍。不久,一舉攻克禹縣。此後,轉戰河南、湖北、安徽、甘肅、陝西五省,隊伍擴展至幾萬人。1914年,受孫中山派來的聯絡人員的啟導,白朗將部隊改稱「公民討賊軍」,以「逐走袁世凱,建立完美之政府」為戰鬥目標。袁世凱驚慌失措,派二十萬大軍進行「圍剿」,甚至雇用西方帝國主義分子駕駛飛機,跟蹤追擊。聲勢浩大的白朗起義,雖然在1914年8月失敗了,但它削弱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
不畏軍閥大刀,中國人民誓死反對「二十一條」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和袁世凱賣國的消息傳出後,人民憤怒地將5月9日定為「國恥紀念日」,掀起大規模反日愛國運動。上海碼頭工人首先舉行罷工,散發傳單,反對日本侵略和袁世凱賣國;各界人民組織「反日同志會」,號召全國抵制日貨,不忘國恥。各地日資企業工人,不顧軍閥鎮壓,奮起罷工。北京、漢口等地人民,上街遊行示威。愛國學生集會演講,甚而「刺血上書」「斷指自誓」,宣傳救亡。鬥爭從通都大邑發展到窮鄉僻壤,海外華僑也紛紛譴責賣國政府。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使得「二十一條」從一開始就未能生效。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他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1914年7月8日,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號召革命黨人「協力同心,共圖三次革命」。這個黨聲明「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 這是資產階級各派中反袁鬥爭最堅決的力量。中華革命黨不斷派遣黨員,在上海、山東、江蘇、廣東等地聯絡軍隊組織反袁暴動,並於1915年12月在上海發動肇和軍艦起義,炮轟製造局,分兵進攻警察署和電話局;但因提不出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綱領,在組織形式和活動方式上成了脫離群眾的「秘密團體」,重犯了單純軍事冒險的錯誤,所以未能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發揮較大的作用。以黃興為代表的另一批國民黨人,因不贊成用按指模和立誓「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的入黨條件,拒絕參加中華革命黨,而另組「歐事研究會」,進行反袁活動。總體上說,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黨,並沒有取得全國反袁鬥爭的領導權。
正當反袁怒火在全國越燒越旺之時,袁世凱卻火上加油,悍然稱帝。儘管他在稱帝之日,頒髮禁令,殺氣騰騰地威嚇人民說,誰敢反對他做皇帝,誰就是「背全體國民之公意」。但是,各地人民並沒有為其淫威嚇倒。陝西哥老會提出「保護共和,推翻帝制」的口號,發布討袁檄文,集結十八股有快槍、馬炮的隊伍,轉戰渭河流域。河南人民繼白朗之後,又一次起兵討袁。山東各縣人民在革命黨配合下,紛紛暴動。各省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對袁世凱稱帝也憤激異常。
在全國反袁怒潮高漲的基礎上,「護國運動」應運而生。1915年12月25日,即袁皇帝「登極」前一個星期,雲南省宣布獨立,蔡鍔等組成「護國軍」,點燃了護國戰爭的火把。
進步黨本是袁世凱的附庸。但是,當梁啓超1915年初確悉袁世凱要復辟帝制時,他判斷帝制必敗,因而謝絕二十萬元重賞,不願入其彀中。8月,帝制醜劇緊鑼密鼓,梁啓超發表了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公開表明自己的反袁立場,在當時產生了相當大的輿論影響。及至全國反袁鬥爭風起雲湧,袁的敗亡指日可待時,梁啓超就與蔡鍔策劃,發動護國運動。蔡鍔(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陽人,是梁啓超在湖時務學堂的學生,辛亥革命時在雲南響應起義,任都督,後被袁世凱軟禁於北京,是一位有才幹的軍事家。在梁啓超秘密策劃下,1915年12月初,蔡鍔潛渡日本,再經香港轉赴雲南,聯合一部分中下級軍官和反袁的國民黨軍人李烈鈞等,組成「護國軍」,12月25日宣布雲南獨立。1916年1月,護國軍分三路向四川、貴州、廣西進兵,討伐袁世凱。
雲南獨立後,袁世凱向外國公使保證,該省兵力有限,六個月以內准可完全撲滅。然而,時局的發展和袁世凱的預料完全相反。1月27日,貴州宣布獨立,3月15日,廣西宣布獨立。三省聯成一氣,再加上廣東軍閥龍濟光,於5月合組「護國軍軍務院」,以唐繼堯、岑春煊為正副撫軍長,與袁世凱政權對抗。袁世凱色厲內荏,一面派北洋軍在各地加緊「戡亂」,一面乞求資本主義列強特別是日本的支持。但是,忙於大戰的歐洲資本主義列強,無力兼顧遠東,救不了袁世凱的命。狡猾的日本眼見袁政權朝不保夕,決定將它一腳踢開,另在反袁勢力和其他北洋軍閥頭目中扶植新的統治工具。日本政府不但插手護國軍和中華革命黨人領導的反袁運動,與馮國璋暗中聯絡,公開指責袁世凱稱帝「妨礙了東亞和平」,而且串聯各國拒絕接受使用「洪憲」年號的外交文書。袁世凱走投無路,只得對外稱中華民國,對內用「洪憲」紀年,被人們戲謔為「中西合璧」的「總統皇帝」。「太上皇」臉色變了,走狗只好自尋退路。2月25日,袁世凱被迫宣布延緩「登極」。
這時,北洋軍閥內部也開始分化。袁世凱手下的兩員大將段祺瑞和馮國璋,原來都以總統繼承人自許,期望有朝一日能接袁世凱的班。袁世凱稱帝,使他們大失所望,因此不再唯袁之命是從,更不願為帝制賣力。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馮國璋坐鎮南京,與護國軍暗通關節,並和江西將軍李純、山東將軍靳雲鵬等,聯名密電袁世凱,要他取消帝制,交出權力。
袁世凱陷入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既失去了主子的信任,又失去了親信的支持,惴惴自危,不得不於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銷帝制,23日頒令廢止「洪憲」年號,總共當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
帝制是撤銷了,但袁世凱仍以「大總統」的名義發布命令,人民當然不答應。《十九省公民否認袁世凱冒稱總統書》,痛斥袁世凱「不知有國民,不知有議會,不知有約法,不知有公論」,嚴正指出:「袁逆不死,大禍不止」。全國各地發出通電,要求審判袁逆的滔天罪行。袁世凱的心腹們見大勢已去,為了保住地位,相繼宣布獨立。5月22日,他最忠實的鷹犬四川督軍陳宧,也通電宣布「獨立」。29日,湖南督軍湯薌銘又宣布「獨立」。這時,袁世凱眾叛親離,形影相弔,真正成了一名「孤家寡人」。他手裡拿著一份份電文,汗流浹背,目眩頭暈,從此一病不起。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這個曾經自以為不可一世的大獨裁者,在舉國人民的反對和唾罵聲中,可恥地死去了。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袁世凱想打老百姓的腳,結果打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