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九 二次革命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仍保留著南方各省和十幾萬軍隊，在人民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袁世凱在資本主義列強的支持下，積極準備發動內戰，消滅民主勢力，進而帝制自為。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則想仿照西方各國的議會制度，通過公開合法的政黨競爭，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雙方矛盾是尖銳的，鬥爭是激烈的，終於爆發了戰爭，這就是孫中山發動和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獨裁統治、維護民主共和制度的「二次革命」。
國民黨的成立
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許多下層革命黨人和廣大人民群眾是不滿意的，不少人預感到將來還會發生戰爭。1912年春，山西、陝西的部分革命黨人秘密商談時，皆「謂袁不可靠，終有二次革命之舉」， 同時在暗中為此進行各種準備。河南的一些革命黨人特地組織了「鐵血監督團」，發表聲明，稱有誰抱野心，弄兵柄，效拿破崙故事者，就用「鐵血」來對付。南方省區也相繼出現「討賊」「誅奸」「鐵血」「血光」等反袁團體，決心把革命鬥爭繼續下去。
可是，在革命黨人的主要領導人當中，對於時局的看法以及所抱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孫中山在正式解職的當天發表講話：「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效力的，即在此事。」 此後，他週遊各地，到處發表演說，宣傳民生主義，號召革命黨人一心一德，從事建設，完成所謂「經濟革命」。特彆強調，在實業建設中鐵路尤為當務之急，表示在十年以內不參與政治，自願以「在野」的身份籌款六十億元，修築二十萬里鐵路，使中國變成世界上最為富強的國家。1912年9月，孫中山接受袁世凱的委任，擔任全國鐵路督辦，在上海成立全國鐵路總公司，計劃在各大城市設立分公司，積極準備招股興築。黃興在辭去南京留守府的職務後，同樣認為：「吾黨從前純帶一種破壞性質，以後當純帶一種建設性質」。 提出今後要發奮經營實業的主張。他非常擁護孫中山的鐵路政策，在同年12月初也接受袁世凱的任命，擔任督辦漢粵川鐵路事宜。與這種「功成身退」的做法相反，宋教仁在政治上同袁世凱仍進行著鬥爭。
宋教仁是一位積極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革命家。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當時的各種社會思想幾乎都進入他的視野，但他最感興趣的是議會政治和國家制度。經過長時間的探索，他主張採行民權的立憲政體，具體為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他認為只要建立了責任內閣，總統政治上的權力很小，雖有野心者，也不得不就範。因此，他滿腔熱情地參加了根據《臨時約法》的基本原則組織起來的唐紹儀內閣，擔任非其所素習的農林總長。但由於袁世凱事事獨斷專行和袁的爪牙從中阻撓，這屆內閣一事無成，形同虛設。唐紹儀不得已於6月宣布辭職，宋教仁也隨即提出了辭呈。這時，宋教仁尚未想到應立即設法組織政治和軍事實力同袁世凱較量，只是感到僅僅組成責任內閣不能保證內部意見的統一，充分顯示內閣的力量。因此，當6月28日同盟會再次開會討論組閣問題時，他進一步提出了組織純粹政黨內閣的主張。
當時，一部分同盟會員、立憲派與舊官僚企圖在新政府中能爭得一席之地，或為其他政治目的，紛紛組織公開的政黨或政治團體，致使各種各樣的政團紛紛湧現。在武昌起義不久就散布「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章太炎，公然與同盟會分離，組織了中華民國聯合會。不久，章太炎將中華民國聯合會進行改組，與張謇等人聯合組成以江浙人士為中心的統一黨。接著統一黨又聯合一些黨派組成共和黨。共和黨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占有四十餘席，與同樣占有四十餘席的同盟會相對抗。
決心實行純粹政黨責任內閣制的宋教仁，從事政黨活動也極努力。他對同盟會的狀況不滿。宣稱：「惟同盟會分子複雜，本非政黨組織，前此勉強改為政黨，原非余之本意。」 宋教仁所懷的本意是，選擇同盟會中的穩健分子，結為政黨，改變名稱，與同盟會分離。5月初共和黨組成後，事事處處與同盟會為難。這使宋教仁更感到應組織一個大黨，以便在國會中造成多數黨的聲勢，已刻不容緩了。
7月16日，同盟會本部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召開全體大會，討論同盟會改組的意見。後來終於決定吸收幾個小黨，改組同盟會，以「國民黨」作為這個新黨的名稱，並通過了五條政綱：（1）保持政治統一；（2）發展地方自治；（3）厲行種族同化；（4）採用民生政策；（5）維持國際和平。
國民黨領袖宋教仁
8月25日，國民黨在北京湖廣會館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參加大會。大會選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九人為理事。9月3日，黃興和宋教仁等七個理事函推孫中山為理事長。孫中山因忙於籌辦鐵路事宜，又委託宋教仁為代理理事長。
國民黨成立後，宋教仁滿懷喜悅地寫信告訴海外的同盟會員：「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 其實，比起同盟會來，國民黨的組織是擴大了，但其革命精神已大為減色。它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活動時期的「平均地權」綱領，取消了同盟會公開以後的「男女平權」主張，把「力謀國際平等」改為「維持國際和平」，失去了積極鬥爭的意義。同時，隨著形勢的發展，原來的一部分同盟會員已變成官僚政客，宋教仁和黃興等為了擴大國民黨的聲勢，又兼容並蓄地把社會上的一批官僚政客拉入黨內，從而使黨的成分更加複雜。這樣就大大削弱了國民黨的實際戰鬥力。
宋教仁被刺
權欲和野心極大的袁世凱，決不願意充當一個受法律約束的總統。他登上了臨時大總統的高位，就把《臨時約法》踐踏在腳下，利用權勢地位，向全國接二連三地發布軍令和政令，要各軍一定服從中央，要全國聽從他的指揮。他迫使黃興把南京留守府統率下的贛軍、浙軍、桂軍、粵軍等將近三十萬兵力，幾乎全部遣散；而其自己的嫡系武裝北洋軍隊卻大肆擴充。此外，又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利益，以換取對他的承認和支持。然而，在全國人民面前，他卻裝腔作勢地邀請孫中山和黃興晉京「面商國事」，對孫中山提出的各種建議頻頻點頭稱是，甚至高呼「孫中山先生萬歲」的口號，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豁達大度的政治家和共和制度的積極擁護者。
袁世凱要實行專制獨裁，對於任何有抱負、有才望的政治家，都容納不下。所以，他除了矇騙孫中山和黃興以外，對宋教仁也大費心思。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靈魂，政治能量很大，手腕也較靈活。正是因為這樣，袁世凱對宋教仁很不放心，總想把他控制在自己手中，最低限度也要使他無法妨礙自己的獨裁統治。因此，他對宋教仁百般籠絡，說了許多讚許的話。當宋教仁提出辭職以後，袁世凱又一再進行挽留，甚至放出煙幕，稱自己有意要讓宋教仁出任國務總理，繼陸征祥之後組閣。
宋教仁對袁世凱並沒有任何好感，他決心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奮鬥。1912年10月18日，他離開北京南下，去南方布置各省為正式國會的選舉事宜。袁世凱贈以五十萬元的交通銀行支票，他如數退還，拒絕收受。袁世凱知道宋教仁非高官厚祿所能收買，就起了暗殺的念頭。他密令心腹趙秉鈞謀劃，趙秉鈞又委洪述祖、程克兩人主持其事。他們物色到上海的流氓頭子應桂馨具體負責執行。
宋教仁在湖南桃源老家住了一個多月，1913年1月由長沙到武漢，過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處發表長篇競選演說，對袁世凱的陰險奸詐進行揭露，對北京臨時政府的政策進行抨擊。3月9日，他在國民黨南京支部的歡迎會上，闡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張，其中說道：「總統當為不負責任，由國務院負責，內閣制之精神，實為共和國之良好制也。國務院宜以完全政黨組織之。」 隨著形勢的變化，宋教仁的思想也在發展。鑒於要袁世凱做一個沒有實權的總統是很難行得通，宋教仁正在秘密醞釀選舉黎元洪為總統，以保證充分發揮純粹政黨責任內閣的作用。因此，他在武昌訪問黎元洪時，對黎元洪說：「我們不能使袁世凱做我們聽話的工具，我要我黨黨員選你當總統。」這一謀劃不僅為袁世凱的密探所獲悉，而且很快就在社會上流傳。
宋教仁的這一計劃，無疑地對袁世凱是致命的一擊；況且正式國會的選舉已經揭曉，國民黨在每個選區都獲得勝利。在參、眾兩院八百七十個議席中，國民黨獨得三百九十二席，占百分之四十五，而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所得總和只有二百二十三席，還不到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國民黨占了絕對的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宋教仁的計劃是很有可能實現的。這更使袁世凱坐立不安。
為此，袁世凱要陰謀殺害宋教仁的進行速度大大加快。2月1日，洪述祖密電應桂馨，聲稱，「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價值。」第二天，洪述祖又給應桂馨一封密函，寫道：「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桂馨）須於題前徑（25日）電老趙（指趙秉鈞），索一數目。」 其中所謂「緊要文章」「激烈舉動」，即指暗殺宋教仁的事。與此同時，袁世凱還指使其嘍囉匿名投稿各報，並以「救國團」的名義通電全國，對宋教仁進行惡毒誣衊和攻擊。袁世凱在接到3月14日應桂馨關於「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的密電以後，18日就發出「寒（14日）電應即照辦」的復電，正式下達了殺害宋教仁的命令。
宋教仁正沉醉於正式國會選舉的勝利。他以全國第一大黨的領袖自居，自詡未來的總理，在上海與國民黨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商討應付未來國會的黨略，起草政見，準備帶到北京國民黨本部議決實行。別人已發現袁世凱將有不軌行為的端倪，勸他應有所戒備，他卻說那是「杯弓蛇影之事」。他只考慮到，袁世凱一旦大總統落選，很可能要同國民黨最後攤牌，所以他只對國民黨員說：「他（袁世凱）不久的將來，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不遲。」 他萬沒想到袁世凱已伸出毒手。這時袁世凱來電催他晉京，他便決定於3月20日乘夜車北上。
十時四十五分，宋教仁和黃興等走出上海滬寧車站的議員休息室，準備上車，剛走到剪票處，忽聽到一聲低低的手槍射擊聲，接著又是第二聲，第三聲。宋教仁搖晃了一下，倒在一張鐵椅子上，說：「吾中槍矣！」由於前來送行的人忙於救護他，竟使兇手安然逃去。
宋教仁被送進附近的鐵路醫院裡進行搶救，神志還比較清醒。他不知道向他開槍的主謀人正是袁世凱，所以還請黃興代筆，給袁世凱拍了一封電報，報告他的不幸，並最後贈言，他希望袁世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 22日凌晨，這個年僅三十一歲的資產階級政治家與世長辭了。
贛寧之役
袁世凱接到宋教仁已被刺的消息，心中甚為高興，在表面上卻假裝十分震驚，連忙說：「竟有這種事嗎？快拿電報來！」看過電報以後，他又裝出痛惜的神態。3月21日，他通過國民黨上海交通部致電宋教仁，假惺惺地表示慰問。次日，給江蘇都督程德全及民政長應德閎連發兩封電報，要他們「迅緝真兇，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還提出對黃興等革命黨人，也要妥為保護。
袁世凱在故作姿態對全國人民進行欺騙的同時，暗中卻在為消滅國民黨而進行周密的部署，利用他所控制的報紙散布謠言，挑撥離間，誣稱宋教仁的被刺是國民黨內部互相傾軋，欲使國民黨自行分裂。當應桂馨及其收買的兇手武士英先後被逮，並從應桂馨的住宅搜出電報密碼和密電多件，案情的真相大白，袁世凱又百般狡辯，矢口否認他與此案有關。並指使洪述祖潛入青島租界，暫行躲避。上海組織特別法庭傳訊國務總理趙秉鈞出庭對質時，袁世凱通過他的所謂「義女」、孫毓筠的妻子金珠，收買因行為不端而被天津女校開除的灤州女生周予儆，要她到北京檢查廳「自首」，詭稱黃興在各地組織了一個專門從事暗殺的「血光團」，她是奉黃興之命，前來北京暗殺軍政要人的。北京檢查廳根據這個編造出來的假案，傳訊黃興到法庭聽審，藉以抵制上海特別法庭對趙秉鈞的傳訊，轉移全國人民的視線。
以軍事力量起家的袁世凱十分清楚，單憑口舌並不能達到消滅國民黨的目的。因此，他除了耍弄無恥手段，極力給案情製造混亂以外，更加致力於物質方面的準備，以便訴之武力。他同帝國主義各國的駐華公使多次密商。在孫中山與黃興的強烈要求下，公布宋案證據的4月26日晚上，袁世凱以全國的鹽稅作擔保，同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二千五百萬英鎊的「善後大借款」，用以購買武器和其他裝備。5月1日，趙秉鈞提出辭職後，袁世凱馬上派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開始進行備戰。在5月6日和15日，連續召開兩次軍事會議，制訂了具體用兵計劃。還撥給湖北一百萬元軍餉，使黎元洪為己所用，一旦戰爭爆發，能堅定地站在他一邊。另外，他又以一百六十萬元的高昂代價，促使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三者合併，以便在國會中抵制國民黨，充當他的打手。到5月下旬，袁世凱在各個方面大體安排就緒後，便向國民黨人尋釁挑戰。他要梁士詒等公開轉告國民黨人：「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國民黨誠非儘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嘗不能平之！」並且洶洶地嚷道：「即說是袁蔚亭說的，我當負責任！」 袁世凱已經準備同國民黨人兵戎相見了。
宋案發生，全國人心鼎沸，「國賊」「國賊」之聲，震遍寰宇。許多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都從對袁世凱的幻想中猛醒過來，看清了袁世凱的猙獰面目。正在日本訪問的孫中山一聞宋教仁被刺的噩耗，立即返國。3月27日到達上海，當天晚上在黃興寓所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他指出，袁世凱排除異己，是殺害宋教仁的主犯，法律對此是無能為力的，只有用武力才能解決問題，並主張聯絡日本，進行「速戰」，以先發制人，迅速開展鬥爭。譚人鳳也從北京趕到上海，向孫中山和黃興建議，派人促使湖南、廣東、雲南三省趕快獨立，然後再傳檄各省，同興問罪之師。連一貫主張和平的蔡元培，也深深感到，「往日希望和平之美意，誠不能不謂之失望」，必須分清正當戰爭與不正當戰爭。黃興雖然一度主張法律解決，但為了應付可能爆發的戰爭，仍然做了一定的準備工作。他派密使到湖北送信給蔣翊武及其他將領，提醒他們要提高警覺，並建議同派去的密使商討今後的行動。可是，國民黨在組織上非常軟弱無力，內部意見又參差不齊，所以時間過了兩個多月，對袁世凱的討伐還是停留於口頭上，未能採取任何實際行動。
在國民黨人中，以汪精衛為代表的一部分人則被袁世凱的張牙舞爪嚇倒。他們一方面奔走於南方各地，反對武力討袁，同時與進步黨理事張謇等人攪在一起，出面進行所謂「調解」活動。袁世凱並不接受任何人的調解，儘管他也寫信對汪精衛大加吹捧，說什麼「執事（指汪精衛）道德學問，如慶雲在霄，俯視塵垢」，還要汪精衛晉京「以罄心曲」， 但他對作戰計劃絲毫不放鬆。6月初，北洋軍的第二、六兩師已全部進抵武漢；直隸、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甘肅、陝西、雲南、貴州等省的都督，在袁世凱的授意下發表通電，既對南方的討袁派進行攻擊，也反對從中進行調解。而在北京的江西籍官吏，則以「人民代表」的名義，要求袁世凱對江西都督李烈鈞加以制裁。袁世凱見時機已到，就於6月9日下令免除了李烈鈞的江西都督職務，14日和30日，又分別下令將廣東都督胡漢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撤職，分別改任為西藏宣慰使和陝甘籌邊使。
在袁世凱的步步進逼之下，革命黨人不得不起來應戰。7月12日，李烈鈞根據孫中山的指示，從上海返回江西湖口，召集舊部，舉行起義。江西首先宣布獨立，並且廣發檄文，揭露袁世凱的種種罪惡，號召人們起來參加反對袁世凱專制的正義鬥爭。黃興也明確宣布：「法律解決，既已無效，乃不得不訴之於武力，作最後之解決。」 14日黃興趕到南京，迫使程德全宣布江蘇獨立；又於15日組織江蘇討袁軍，任總司令，誓師討袁。7月17日柏文蔚宣布安徽獨立，組織安徽討袁軍；18日陳其美組織上海討袁軍，宣布上海獨立。此外，廣東、福建、湖南和四川等省區也相繼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準備北上。孫中山則輾轉於上海、澳門、香港之間，召集討袁力量，發表討袁宣言和通電，決心同反對清朝的封建統治一樣，與袁世凱進行一場大決戰。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二次革命」，因主要戰場在江西、南京，又名「贛寧之役」。
「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後資產階級民主勢力對封建專制勢力的一次反擊，有相當的規模，地域涉及江西、江蘇、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四川和上海等八個省區。在革命黨人的指揮下，江西和江蘇的討袁軍都同袁世凱的北洋軍進行浴血奮戰。李烈鈞部起義軍在起義的當天，同北洋軍李純部進行了激烈戰鬥。南京第八師的部分官兵在17日開到徐州以北，立即布陣作戰。他們自韓莊散開，東西策應，追擊敵兵十數里，經過利國驛、韓莊直抵運河南岸，全線獲勝。當馮國璋和張勳兩部大軍進攻南京時，討袁軍又進行了十分頑強的抵抗，紫金山三得三失，天堡城五得五失，一直堅持了二十天。
可是，由於革命黨人沒有一個堅強統一的領導核心，各地討袁軍的行動很不一致，況且在軍事上也處於相當大的劣勢，又沒有有力的後援，所以討袁軍不久就被優勢的袁世凱北洋軍各個擊破，各省的獨立也相繼取消。至9月1日，北洋軍攻陷南京；9月12日重慶放棄，持續兩個月的「二次革命」迅速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