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八 南京臨時政府
在武昌起義和各地紛起響應的形勢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為了統一全國革命的領導，鞏固和發展已取得的勝利成果，根據同盟會的綱領，在南京建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而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則全力扶植和支持袁世凱，利用革命派內部存在的矛盾和弱點，通過種種陰謀詭計，竊取了革命果實，導致辛亥革命的迅速夭折。
南北議和
在武漢三鎮被起義軍攻占的第二天，清政府命陸軍大臣蔭昌率領由部分北洋新軍組成的第一軍，火速南下鎮壓；另―部分北洋新軍組成的第二軍，在軍咨府正使馮國璋統領下，作為預備隊，聽候調遣。這些新軍都是原由袁世凱一手編練起來的，不願聽從蔭昌的指揮，所以第一軍的行動非常遲緩。內閣總理大臣奕劻和協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局勢異常嚴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立即起用袁世凱。帝國主義各國在相繼宣布「中立」的同時，竭力催促清政府起用袁世凱。在內外一片「非袁莫屬」的叫嚷聲中，攝政王載灃不得不在1911年10月14日頒發諭旨，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督辦「剿撫」事宜，負責指揮湖北全省的軍隊和各路援軍。
已經在河南彰德洹上村居住了兩年多的袁世凱，一天也沒有停止政治活動。他在「養壽園」內專門設置了電報房，時刻都在同朝廷內外的心腹爪牙暗通消息，密切注視著時局的變化。武昌起義消息傳來，袁世凱知道清廷終將請他出來收拾殘局。10月14日的諭旨中沒有授予他更大的權力，因此他便以「足疾未痊」為託詞，故意拖延，遲遲不起程。
袁世凱不出山，北洋軍就不會賣力。10月16日，革命軍攻占重要戰略據點劉家廟，北洋軍接連潰敗，退至灄口。如坐針氈的奕劻趕忙派徐世昌潛赴彰德，力勸袁世凱抱病出征。袁世凱便通過徐世昌向朝廷提出六條要求：（1）明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參與武昌事變諸人；（4）解除黨禁；（5）授予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6）供給充足的軍費。載灃再次向袁世凱讓步，在10月27日連發四道諭旨，把蔭昌調回北京，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撥出銀一百萬兩充作湖北軍費，讓袁世凱的親信馮國璋和段祺瑞分別統率第一軍與第二軍，並且命令所有赴援的海陸軍以及長江水師等，均歸袁世凱節制。
袁世凱大權一到手，立即以欽差大臣、湖廣總督的名義，調兵遣將。正在這時，山西爆發了革命，駐紮在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進行兵諫，要求清廷改組皇族內閣，召開國會，實行憲政。與此同時，駐紮在石家莊的新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又與山西革命軍聯合，成立燕晉聯軍，準備直搗北京。袁世凱為了穩定北京的局勢，解除後顧之憂，一面派被吳祿貞撤職的原第六鎮協統周符麟去刺殺吳祿貞，一面慫恿清廷任命張紹曾為宣撫大臣，離開灤州前往長江一帶。他本人於10月30日趕到信陽，親自督促北洋軍反攻漢口。在馮國璋的直接指揮下，11月2日北洋軍攻下漢口，把三十里街市付之一炬，對武漢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清廷為了緩和緊張的時局，在深州兵諫的第二天，以載灃的名義下了一道「罪己詔」，隨後又宣布開放黨禁，解散皇族內閣，頒布《憲法信條》十九條，改任袁世凱為總理大臣，要他趕快回京組織所謂「責任內閣」。袁世凱於11月13日到達北京，16日組織內閣完畢。不久，又在西方列強的支持下，迫令載灃辭職，退歸藩邸。清政府的軍政大權全部落到了袁世凱手中。
西方列強都為袁世凱的重新上台叫好。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袁內閣成立之前致電英國外交部，要求為袁世凱的「新政府」捧場。英國外交大臣回電錶示：「我們對袁世凱懷有極友好的感情和尊敬」，「這樣的政府將獲得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法國駐華代辦發出呼籲，要各國趕快出來支持袁世凱政府。德國、日本、沙俄等也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態度。他們決定共同支持袁世凱絞殺中國革命。
詭計多端的袁世凱在尚未正式出山時，向南方的革命軍放出了「議和」的氣球。10月19日，他電令幕客湖北人劉承恩，以同鄉關係向黎元洪遊說。劉承恩通過張伯烈轉告黎元洪「可與合作」之後，連續給黎元洪寫了三封信，希望他能與袁世凱設法「和平了結」，保證對起義諸人「不獨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辦理朝政」， 結果都沒有得到答覆。袁世凱在南下督師期間，又寫信給黎元洪，增派海軍正參領蔡廷乾和劉承恩一同前往武昌誘降。劉、蔡在英國駐漢口領事戈飛（Herbert Goffe）的撮合之下，於11月10日到達武昌都督府，向革命軍提出四項妥協條件：（1）清帝下罪己詔；（2）實行君主立憲；（3）赦開黨禁；（4）皇族不問國政。革命軍方面的代表宋教仁當場痛駁，嚴詞拒絕。武漢的民眾團體因憎恨袁世凱，到都督府前示威，劉、蔡只好怏怏而返。
革命軍方面雖然反對實行君主立憲，但卻看不清袁世凱的反動本質，想用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的桂冠，從袁世凱手中換取廉價的共和。11月9日前黎元洪宣布，已有七個省都督同意成立共和國，推舉袁世凱為第一任大總統。
幾次接觸，袁世凱感到採取政治攻勢，誘迫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妥協，是完全可能的。但他又覺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還遠遠不夠，所以一回到北京，即與各國公使連續密談，要求出面干涉。他還親自接見剛從刑部獄中釋放的同盟會員汪精衛，假惺惺地表示對革命同情，並令其長子袁克定與汪精衛結拜為兄弟，讓汪精衛在革命軍內部為他充當說客。11月15日汪精衛夥同楊度宣布成立「國事共濟會」，謀開和議，他還擔任同盟會京津支部長，到處以「民黨代表」的身份替袁世凱進行宣傳，說什麼「中國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凱）促成不可，且非公擔任（總統）不可」。
為了迫使革命軍早日就範，朱爾典在同袁世凱多次密商後，11月26日致電戈飛，令他設法向革命軍方面轉達袁世凱停戰議和的意願。袁世凱則在同一天命令馮國璋猛攻漢陽，向革命軍施加軍事壓力。第二天北洋軍攻陷漢陽，並架炮隔江轟擊武昌都督府。黎元洪急忙逃到離武昌九十餘里的葛店。慌亂異常的湖北軍政府在12月1日同意從12月3日起停戰三天。
北洋軍攻陷漢陽，雖使革命軍的銳氣一時受挫，但並未能阻止全國革命運動的繼續發展。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占南京後，東南各省的形勢為之一變，南北雙方仍保持著對峙局面。
經過一段時間的秘密活動，南北雙方開始公開的全面和談。袁世凱的全權代表唐紹儀12月17日到達上海，第二天同南方各省的全權代表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廳正式談判。從18日到31日的十四天裡，雙方舉行了五次會議，談判內容主要是停戰、國體和召開國民會議問題。雙方的公開談判都是做得表面文章，實質問題的交涉均在幕後進行的。在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張謇的撮合下，唐紹儀和黃興等進行多次密談，共同約定只要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即推舉他為共和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喜不自勝的張謇，馬上密電袁世凱，告訴他：「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希望他「奮其英略，旦夕之間勘定大局」。
袁世凱知道，所謂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體，只不過是個形式問題。因此他在12月27日接到唐紹儀的電報之後，當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對國體問題表態。在他的要求與恐嚇下，清廷被迫表示同意。他立即電令唐紹儀同伍廷芳討論各個省區代表的選舉方法。就在這時，南方各省代表決定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使袁世凱受到猛烈的一擊。於是，南北雙方的鬥爭又改換了一種新的方式。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
隨著武昌首義成功和各省區奮起響應，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還是立憲派和舊官僚，都在積極為建立一個由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進行各種活動。
宋教仁等資產階級革命派根據同盟會的一些規定，認為革命的領導權必須掌握在革命黨人之手。宋教仁對未能及時趕到武昌領導起義，以致使黎元洪當上首義之區的都督，深為悔恨。為了削弱黎元洪的權力和影響，宋教仁力勸黃興到南京去率領第九鎮新軍起義，奪取東南諸省，黃興沒有同意。在溯江而上的途中，他又同黃興多次商討，準備到達武漢後先行成立軍政府，即以黃興主持其事，結果也未成功。但他並沒有因此氣餒，從武漢回到上海以後，仍進行多方聯絡，從事中央政府的籌劃組織工作。
作為首義之區都督的黎元洪，在11月7日致電各省，徵詢組織中央政府的意見，兩天之後，他又通電各省，要求各都督府迅速派員到武昌商議成立中央政府問題。江浙方面也不甘落後，11月12日湯壽潛、程德全、陳其美等用江蘇、浙江兩省都督府的名義致電各省，要求速派代表赴滬會議。由於戰事關係，黎元洪11月9日的電報，在不少省區都有耽擱，浙江、江蘇、福建、湖南、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區都派代表到上海參加會議，只有江西、廣東和廣西等幾個省區，才派代表徑赴武昌。11月15日，到達上海的代表召開第一次會議，正式確定會議名稱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20日又議決，承認湖北軍政府為民國中央軍政府，以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武昌方面對此表示異議，指出：「既以湖北為中央軍政府，則代表會亦自應在政府所在地。」 並派居正和陶鳳集趕到上海，要求代表會在武漢舉行。各省代表商定，除每省留一人在上海聯絡聲氣外，其餘的代表均赴湖北，討論組織臨時政府事宜。
11月30日至12月7日，各省代表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開會八天，通過了有四章二十一條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接受袁世凱提出的繼續在全國範圍內停戰十五天的建議，同意由袁世凱所派代表唐紹儀與黎元洪或其所派代表進行和談，並且議定了和談的四項條件：推倒清政府，主張共和政體，禮遇舊皇室，以人道主義對待滿人。12月4日，各省代表得知南京已被江浙聯軍攻克，一致決定臨時政府設於南京，各省代表到南京去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有十個省以上的代表到達，即可選舉。
漢陽的失守和南京的光復，相對地削弱了武昌方面的影響，增強了上海方面的地位。宋教仁和陳其美等人出於維護同盟會革命領導權的目的，組織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作為全國統一的首腦。黃興因為新敗於漢陽，剛回到上海，所以一再推辭。黎元洪不甘居於黃興之下，來電要求取消。12月17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復行集議，推舉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並議決黎元洪暫住武昌，由黃興代行大元帥職權，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黎元講來電錶示贊成，黃興在各省代表的催促下，勉強同意赴南京就職。就在這時，黃興接到孫中山即將回國的確信，便繼續留在上海，等候孫中山歸來後再行決定。
武昌起義爆發時，孫中山正在美國北部的科羅拉多州籌募革命經費。10月12日，他在丹佛城從美國報紙上得悉武昌已被革命軍占領，非常興奮。他本想立即橫渡太平洋回國，親自指揮革命軍作戰，但又考慮到，「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 在孫中山看來，列強同中國關係最大的有美、法、英、日、德、俄六國，而可以舉足輕重的是英國。因此，他放棄了在美國籌款的計劃，從紐約轉赴英國，從事外交活動。11月11日到達倫敦後，他首先同四國銀行團商談停止對清政府的貸款問題，沒有結果。他又托人向英國外交大臣葛雷（E．Grey）交涉，提出要求：（1）停止給清廷一切借款；（2）制止日本援助清廷；（3）取消各處英屬政府對他的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國。英國政府只是在口頭上表示同意。孫中山還以中國革命政府的名義，分別向四國銀行團和英國滙豐銀行商洽借款，都沒有成功。
辛亥革命爆發後宮崎滔天歡送孫中山回國
12月25日，孫中山回到上海，受到以黃興為首的革命黨人和許多市民的歡迎。當時到處都在傳揚孫中山從國外帶來巨資，所以中外記者擁著向他提問。他向中外記者莊嚴宣告：「予不名一錢，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達，無和議之可言也。」
孫中山以其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卓越貢獻，贏得了全國人民的尊敬和信任。他回來後，全國各界一致呼籲，要選舉他為大總統。在同盟會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他也被共同推定為大總統的人選。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的選舉，每省一票，孫中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
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上午，孫中山由上海乘專車去南京赴任，當天下午到達南京，舉行了隆重的就職儀式。他在誓詞中說：「顛覆滿清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 在就職宣言書中，他提出以實現民族統一、領土統一、軍政統一、內治統一、財政統一作為行政方針。 3日，他又提出了臨時政府組成人員名單，經過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幾次角逐，最後確定了九個部的總次長人選。同一天，各省代表會議又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28日成立參議院，在各省都督府正式派出代表以前，暫由各省代表會議的代表充當議員。
在南京臨時政府中，除孫中山總掌全部軍政大權外，陸軍總長兼參謀長黃興權力最重，是孫中山的主要助手。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也是同盟會員。其他六部的總長雖分別由立憲派和舊官僚充任，但他們都未到南京就職，實際部務均由擔任次長的革命黨人負責。具有立法權的參議院，共有議員四十三人，同盟會員占三十三人，自治學社一人，與革命派有密切聯繫的士紳一人，立憲派只有八人。因此，南京臨時政府表面上是革命派、立憲派和舊官僚的聯合，實際上是一個由革命黨人主持的革命政權。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政治方面，要求全國統一，反對民族壓迫與民族分裂，努力掃除封建官場的腐朽惡習，規定無論官階大小，都穿同樣的制服，領取相等的津貼，革除「大人」「老爺」一類的稱呼，在政府內部以官職相稱，在社會上則改稱「君」或「先生」。還禁止種植罌粟和吸食鴉片，勸禁婦女纏足，並限定在二十天以內，男人一律剪除髮辮。此外，參議院還根據孫中山的提議，通過了女子有參政權的議案，公開宣布婦女可享受同男子一樣的政治權利。
在振興實業方面，南京臨時政府採取了不少具體措施。如設立實業部，各省成立實業公司，確定經濟政策，統籌進行方法。凡是商人呈請開辦廠礦者，都予批准，力為保護。在發展教育方面，南京臨時政府也作了不少努力。教育部建立不久，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對清末的教育進行一些重要改革。規定各級學堂一律改稱學校，監督、堂長改稱校長；初等小學男女同校；可以為女子另設中學和職業學校；小學廢除讀經科，高等小學以上體操科要注重兵式體操等。蔡元培還專門寫了《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把清朝學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方針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這樣的教育方針，是對清政府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的否定，對後來中國教育的發展也產生過很大影響。
當然，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南京臨時政府還存在許多弱點。例如，對外主張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但又繼續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各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負責「償還」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債和賠款，對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一律加以保護，企圖以此來換取對「中華民國」的承認。在內政方面，南京臨時政府始終未能觸動封建主義的土地制度，廣大農民群眾的迫切要求根本沒有得到滿足。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政權，帝國主義和封建買辦勢力也不能容忍，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
袁世凱竊國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使袁世凱大為惱怒。他宣稱唐紹儀逾權，「且協約未決，南人先組織政府，公舉大總統，有悖協約本旨」。 對商定的關於召開國民會議的各項辦法，一概拒絕承認。又唆使北洋嘍囉段祺瑞、馮國璋和薑桂題等人發表通電，反對民主共和，主張君主立憲，要求清朝王公貴族拿出錢來，繼續同革命軍作戰。一陣刺耳喊戰之聲，甚囂塵上。
帝國主義為了把新生的南京臨時政府扼殺在搖籃中，也同袁世凱緊密配合。他們不僅拒絕承認南京臨時政府，聲稱希望袁世凱來解決「南北爭端」，而且繼續把海關收入交給清政府支配，分文不給南京臨時政府，更不提供任何貸款。他們援引《辛丑條約》的有關條款，派兵進駐京奉鐵路京榆段（從北京至山海關）沿線，以阻遏北方各省的革命運動，對南方的革命黨人施加壓力。
面對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戰爭叫囂和鼓譟，部分革命黨人堅決主張進行抵抗，要求孫中山當機立斷，誓師北伐。混入革命陣營的立憲派和舊官僚，則極力從中進行阻撓。也有些革命黨人則認為，只要共和國成立，得到列強承認，革命就算成功，至於誰當總統、執掌大權，那是次要問題。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們一再強調經濟困難，缺少軍事力量，對鬥爭勝利的信心不足。汪精衛、胡漢民都提出要孫中山向袁世凱妥協，連黃興也在給汪精衛的信中表示：「和議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動員令，惟有剖腹以謝天下。」 並極力勸告孫中山「毋使我輩負諾」。在這種情況下，革命陣營內部的妥協勢力，有增無已。
美國侵略軍在上海登陸，對革命軍進行威脅
其實，袁世凱並不真想同革命軍繼續作戰，他之所以耍弄這套把戲，無非是想從革命黨人手中勒取對自己更為有利的條件而已。因此，南北雙方的議和雖然表面上陷於停頓狀態，但實際上仍在進行秘密交涉。唐紹儀辭去全權代表職務，卻以袁世凱個人密使的身份出現，照舊同革命黨人頻繁往返。1月14日，袁世凱的心腹梁士詒在給唐紹儀的密電中提出：「前雲孫君肯讓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詳示。」 唐紹儀通過伍廷芳把這封電報轉給孫中山，要孫中山對此明確表示態度。
孫中山是一位傑出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當然知道袁世凱是個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國的責任託付給他是靠不住的，但在如何對待袁世凱的問題上，他無法頂住中外反動勢力施加的重重壓力，也不能衝破革命陣營內部妥協勢力的包圍，不得已於1月15日致電伍廷芳，再次表示：「如清帝實行退位，宣布共和，則臨時政府決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職，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以此作為對梁士詒密電的答覆。
袁世凱見大總統的位子確實已有把握，便馬上轉手利用革命的威勢進行「逼宮」。1月16日，率同全體閣員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開果決會議，統籌全局，速定方針。隆裕太后接到奏摺，即於17日和18日連開皇族御前會議討論。在會上，只有奕劻和溥倫等少數人贊成共和，良弼、鐵良、載灃等多數人極力反對，幾番爭吵，毫無結果。
袁世凱不僅逼迫清帝退位，還想推倒南京臨時政府。他在徵得朱爾典的同意後，19日派趙秉鈞、梁士詒、胡惟德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召開的第三次御前會議，提出北京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同時取消，由他在天津另立「臨時統一政府」的主張，並且電告伍廷芳，要南京臨時政府在清帝退位後的四十八小時內解散。他想以這種方式形成自己統一全國，獨掌大權的局面。結果事與願違，王公貴族幾乎一致反對，連溥倫也站到了反對共和的王公貴族一邊。1月22日孫中山則發表聲明，指出：「文前此所云於清帝退位時，即辭臨時大總統之職者，以袁世凱斷絕清政府一切關係，而為中華民國之國民，斯時乃可舉袁為總統也。」 從而把南北議和的真相公諸全國。
主要由王公貴族中的少壯派組成的宗社黨人看到孫中山的聲明，對袁世凱更加憤恨，指責他欺負孤寡，甘當王莽的後裔。為了防止遭到宗社黨人的暗算，袁世凱除調第三鎮曹錕的一部分新軍駐紮天壇以外，還接見中外記者，聲稱他絕對沒有攫取總統之心。孫中山得到這個消息，非常生氣，即於1月29日致電伍廷芳，痛斥袁世凱的「種種失信」，並指出：「若因此而再起兵釁，全惟袁世凱是咎，舉國軍民，均欲滅袁氏而後朝食。」
陰險狡詐的袁世凱感到兩面受挫，處境極窘，立即在暗地裡加緊「逼宮」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不久前還通電主張君主立憲的段祺瑞，1月26日領銜以前線四十六名將領名義致電清廷：「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山西巡撫張錫鑾、河南巡撫齊耀琳、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出使各國的外交官劉玉麟、沈瑞麟等也都紛紛電奏，要求清廷實行共和。恰在這時，宗社黨首領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貴族人人膽落。隆裕太后萬般無奈，2月3日授予袁世凱全權，要他同南京臨時政府磋商退位條件。
經過南北雙方的多次交涉，2月9日確定了「優待條件」八款，規定清帝退位後，其尊號仍存不廢，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皇室費用每年四百萬元，由民國撥給；清帝暫住故宮，日後移居頤和園；其原有私產，由民國負責保護等。隆裕太后接受了這些條件，於2月12日宣布退位，頒發退位詔書。
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孫中山向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推薦袁世凱繼任大總統。為了使袁世凱離開其經營多年的北京老窩，置於南方革命黨人的監督之下，孫中山特意在咨文中附帶提了三個條件：（1）臨時政府設於南京；（2）新總統到南京就職時，大總統及國務員再行解職；（3）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的一切法律和章程。
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18日派蔡元培為專使，汪精衛、宋教仁等為歡迎員，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狡猾的袁世凱為蔡元培等人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給予熱情招待，表示極願南下，一俟擬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又裝腔作勢地與陸軍各統制和民政首領協商留守人員，甚至討論南下的路線。可是，29日的傍晚，在他指使下，陸軍第三鎮的部分士兵發動兵變，在東城和前門一帶肆行焚掠，並沖入迎袁專使蔡元培的住處，把行李和文件等物擄掠一空。3月1日，天津和保定也發生軍隊哄搶事件，這些都是袁世凱事先布置的。京、津、保的商務總會齊聲喊叫，請求袁世凱拒絕南下，北洋將領聯名通電，主張把臨時政府設在北京。各國駐華公使則以保衛使館為名，先後從外地調兵入京，一時把北京的形勢搞得十分緊張。袁世凱便以此為藉口，說南下就職「暫難辦到」。蔡元培識不破袁世凱的陰謀詭計，電請南京臨時政府對袁世凱進行遷就。孫中山只好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袁世凱指使發動「兵變」後的情景
孫中山提出的三個條件已有兩條失效，但他仍對第三條抱有希望。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南京參議院用一個月的時間起草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共七章五十六條，3月11日正式公布。這個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而「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確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政權的組織形式改為內閣制，內閣直接向國會負責，全體國務員與臨時大總統組成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同時，這個約法還規定，全國人民一律平等，都有人身、財產、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居住、遷徙、信仰等自由，均能享受請願、陳訴、考試、選舉和被選舉等民主權利。儘管這個約法所體現的是資產階級的意願和利益，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但是，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有進步意義的。然而，它只是紙面上的東西，孫中山想在沒有任何武裝力量和政權為後盾的情況下，用它去約束袁世凱，那是無濟於事的。
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宣讀了「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的誓詞，任命唐紹儀為總理，負責組織第一屆內閣。他把內政、外交、陸軍和海軍四個主要的部，都交由自己的心腹爪牙主管，只把教育、農林、工商和司法四部，分別讓同盟會員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和王寵惠擔任總長。而握有軍權的黃興則被任命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孫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職，臨時政府陸續北遷，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至此便落入袁世凱的口袋。正如毛澤東精闢地指出的：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
中華民國首屆內閣（唐紹儀任總理）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這雖然是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但是，由於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害怕觸動資本主義列強，反封建也很不徹底。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地位和特權，絲毫沒有觸動；地主買辦的權勢，依然保持；中國人民仍舊在資本主義列強和封建勢力兩座大山壓迫下。一句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根本沒有改變。因此，辛亥革命終究歸於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