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七 武昌起義

革命黨人的不斷起義，風起雲湧的群眾鬥爭，如火如荼的保路運動，使資本主義列強的走狗清王朝四面楚歌，再也招架不住了。就在清政府手忙腳亂地應付四川保路運動時，武漢三鎮成了辛亥革命的突破口，爆發了埋葬清王朝的武昌起義。 共進會和文學社 武昌起義的爆發，是革命黨人在湖北新軍中長期踏實工作的結果，具體組織和發動這次起義的是共進會和文學社。 共進會是長江中上游各省籍的一些同盟會會員於1907年8月在日本成立的。首任會長為四川會黨首領張伯祥，繼任者先後有江西鄧文輝、湖北劉公。焦達峰和孫武等人分別負責各部的具體工作。他們不滿意孫中山和黃興只在華南幾省發動起義，主張把革命活動的重心放在長江流域。這些主要發起人，大都與會黨關係密切，反清革命態度堅決，但不完全贊成同盟會的革命綱領和組織形式。他們發表的宣言和制訂的章程，把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平均地權」，改為含義模糊的「平均人權」。採用會黨的開堂、燒香、結盟、入伙的方法組織會員，規定以十八星旗為軍旗，並推定了幾省的大都督，作為革命的首領。共進會雖仍擁護孫中山為總理，並沒有宣布與同盟會脫離關係，但實際上已形成了與同盟會並立的兩個組織。1908年，孫武、彭漢遺、焦達峰陸續回國。1909年4月在漢口法租界設立共進會鄂部總會，設分機關於武昌，聯絡長江中下游的會黨，組織「中華山」，籌集款項，準備發動起義。8月，在長沙也設共進會機關。但是，會黨群眾組織散漫，幾次發動均遭失敗。孫武等人吸取這個教訓，把工作的重點轉向新軍。此後，會務的發展非常迅速，到1911年，湖北新軍中的共進會員已有二千餘人。 文學社是由湖北的幾個革命小團體發展而來的。自1906年日知會被清政府查封以後，任重遠、黃申薌和在漢陽獄中的李亞東等，於1908年初倡議組織軍隊同盟會，得到原日知會會員和同情者四百餘人的支持。黃申薌、楊玉鵬和章裕昆等對軍隊同盟會進行改組，成立群治學社。最初僅在軍隊中開展活動，後也聯絡會黨，組織頗為嚴密，活動也較慎重。1910年，湖南發生搶米風潮，因傳言長沙被革命軍占領，黃申薌準備起義響應，後知消息不確，立即按兵不動。然而風聲已經外露，黃申薌逃到上海，全社實力沒有遭到重大損失。9月，楊玉鵬、李抱良、章裕昆等又在群治學社的基礎上組織振武學社，很短時間內社員就增加到近千人。後因振武學社的活動被四十一標左隊隊官施化龍偵知上報，楊玉鵬和李抱良被開除軍籍，暫時走避，社務交由蔣翊武主持。蔣翊武吸取了成立革命組織屢次失敗的教訓，打算尋求一種妥善保全之策，於是便以研究文學為名，改名為文學社。 文學社於1911年初正式成立，由蔣翊武擔任社長，王憲章擔任副社長。他們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繼續在新軍中積極活動，發展社員，也在學界進行聯絡，並以詹大悲主編的《大江報》為喉舌，廣泛進行革命宣傳。到7月間，文學社在湖北新軍中的社員就已增至三千餘人，成為與共進會並駕齊驅的又一革命組織。 共進會和文學社的鬥爭目標相同，都以湖北新軍為主要活動基地，開始時彼此並沒有什麼大的矛盾。但由於文學社的主要負責人大多是家境貧寒的新軍士兵，共進會的主要負責人則多數是富紳子弟和日本留學生。這種出身和經歷的不同，也使雙方思想上不完全一致。特別是在黃花崗起義失敗以後，他們都希望在長江流域開闢新的戰線，急切想在湖北新軍中發展力量時，雙方不時有所摩擦。為了適應形勢的需要，有利於革命的發動，他們都感到有統一起來聯合行動的必要。1911年5月11日，兩個革命組織的代表第一次在一起開會，討論聯合的問題。經議定，兩團體的各標營代表，都要極力避免摩擦，不可互分畛域，爭奪黨員。但在聯合以後的領導人選問題上，雙方仍然各不相下。 正當共進會和文學社為聯合問題進行協商時，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簡稱「中部同盟會」）。他們因華南各省起義屢遭失敗，就根據宋教仁的建議，決定積蓄力量，準備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並把武昌作為發難的地點。武昌是湖北的省會，長江的重鎮，位居全國的中央，交通便利。然而，武昌東有大江，敵人的軍艦容易駛入，北有漢口租界，對外交涉十分繁難，京漢鐵路又是南北交通孔道，清軍可以朝發夕至，難於防守。因此，他們又決定，武昌一旦發動，四方立即響應，使清軍措手不及。 中部同盟會為了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積極進行聯絡。如派曾傑去湖南，與焦達峰組織湖南分會；范鴻仙、鄭贊丞去安慶，籌建安徽分會。作為重點區域的湖北，譚人鳳親自前往，由居正促使共進會和文學社迅速聯合，成立湖北分會。除了在長江中下游進行部署以外，又讓從東京同盟會本部歸來的吳玉章和張懋龍回四川，建立四川分會，與長江中下游遙相呼應；井勿幕正在陝西運動軍隊，並已取得顯著成績，也要他與南方諸省採取一致行動。這樣就使長江一帶形成首尾一貫的形勢。 中部同盟會制訂了整套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的計劃，也為此做了一些具體部署，既對後來的武昌起義發生了較大影響，也直接促進了共進會和文學社的聯合。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武昌雄楚樓十號召開聯席會議，雙方的主要負責人全部參加。會後，居正、楊玉如赴上海，邀請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前來主持大計。9月25日，居正和楊玉如向中部同盟會總機關具體匯報了湖北革命黨人的活動情況與打算。因黃興遠在香港，一時無法趕到，宋教仁和譚人鳳便立即安排一切，準備前往。可是，被關押在武昌獄中的胡瑛，在這時派人給宋教仁送來一封信，說湖北形勢險惡，不可發難。宋教仁對居正和楊玉如的匯報疑信參半，遲遲不肯啟程。 這時，四川同志軍起義的聲勢卻越來越大，革命時機日漸成熟。湖廣總督瑞澂又將一部分新軍陸續調出武漢。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擔心革命力量分散，紛紛要求迅速發動。孫武和劉復基等於9月24日再次召開兩團體聯席會議，商議起義動員計劃，議決在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日）發動起義，推舉蔣翊武為臨時總司令，並對各標、營、隊的代表職務，也都作了具體安排。 武昌首義 革命黨人積極準備起義，清朝統治集團也在加緊進行防範，以便撲滅革命火苗。清政府外務部以及兩廣總督張鳴岐，先後打電報給湖廣總督瑞澂，轉告英、日公使館所探得的革命黨人活動情況。瑞澂在10月3日召開縣和管帶以上文武官員參加的防務會議，決定嚴防督署，密巡長江，實行全城戒嚴。隨後派兵搜查革命機關，還收繳了一般新軍士兵所攜帶的子彈。面對這瞬息萬變的形勢，革命黨人不知道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等何時能到武漢，無法按照原定計劃行動。這時，一件意外的事促使了革命火把的迅速點燃。 10月9日正午，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十四號機關配製炸彈，劉公的弟弟劉同吸著煙前來觀看，不慎未熄的菸灰掉進藥盒裡，一時火星迸裂，硝煙瀰漫，震動四鄰。孫武面部被燒傷，被送到附近的同仁醫院醫治，其他人還沒有來得及將重要文件拿走，租界裡的俄國巡捕就已經趕到，將準備起義時用的旗幟、印信、文告、鈔票和黨人名冊全部拿走，並逮捕了劉同和他的親友數人，經過江漢關道交由夏口廳押至武昌收禁。這幾個被捕者經不起嚴刑拷問，供出了知道的一些情況，瑞澂立即下令緊閉四城，速調巡防營、守衛隊和教練隊在大街小巷據供搜捕，武漢三鎮頓時充滿恐怖氣氛。 這一天上午，剛從岳州防次回到武昌的蔣翊武，在小朝街八十五號機關與劉復基、彭楚藩和楊宏勝等人商議起義日期，未能取得一致意見。午後得知漢口寶善里機關出了事，大驚失色。劉復基奮然提出「及時舉義」，蔣翊武也感到「再無別法」，只有立即發動，在場的其他人都一致表示贊成。 於是，蔣翊武便以臨時總司令的名義起草命令，派人分別送到各個標、營，約定當晚十二時，以南湖炮隊的炮聲為號，城內城外一齊行動。 指揮武昌起義的秘密機關之一 可是，負責向南湖炮隊送信的鄧玉霖，未能及時把信送到，接到命令的其他標營的革命黨人，因聽不到南湖炮隊的炮聲，不敢貿然發動。而事先得到風聲的瑞澂，卻派軍警查抄了武昌的各個革命機關，逮捕了劉復基、彭楚藩、楊宏勝等三十餘人。瑞澂見捕獲的革命黨人如此之多，大為震驚，當即飭令軍事參議官、督練公所總辦鐵忠、武昌府知府雙壽和漢陽府知府陳樹屏在督署會議廳進行審訊。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人在公堂上大義凜然，堅貞不屈，直認革命黨不諱，在10日凌晨被害，其他人仍收獄。 三烈士英勇就義以後，新軍各營都在紛傳瑞澂將派巡防營按名冊捉拿革命黨人。革命黨人異常悲憤，他們根據9月24日聯席會議所制訂的起義計劃和10月9日下達的行動命令，自行聯絡，相互約定在10日晚上繼續發動。當天晚上七時左右，駐在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協輜重隊首先發難。駐在中和門內、紫陽湖旁的第八鎮工程第八營中以熊秉坤為首的革命黨人，也發動士兵，鳴槍舉義。他們整頓隊伍，衝出營房，占領了楚望台軍械庫。其他標營的革命士兵聽到槍聲，紛紛衝出營房，到楚望台集中。因為發動起義的大都是正兵和副兵，一部分是正目或副目（即正副班長），職位最高的也不過是排長，缺乏指揮作戰的能力和經驗。熊秉坤等以左隊隊官吳兆麟在本營資望較高，具有一定的軍事學識，就推他出來擔任臨時總指揮。吳兆麟就申明紀律，分配任務，指揮攻打督署和第八鎮司令部。 湖北新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共有官兵一萬八千餘人，其中一部分已由端方帶入四川，一部分則分別駐在漢口、漢陽和岳州、襄陽等地。留在武昌的十四營有七千餘人，約三分之一與文學社和共進會等組織有關係。這天晚上前來參加起義的，最初只有二千餘人，其餘的除了採取中立觀望態度的以外，瑞澂和第八鎮統制張彪還控制著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兵力，他們一面命令所屬官弁制止士兵響應起義，一面增派可靠兵力保衛督署和鎮司令部。起義軍連續發動三次猛攻，終於在布陣蛇山的炮隊協助下，把督署和鎮司令部占領。瑞澂倉皇逃跑到停泊在江面上的楚豫號兵艦，張彪則率領殘部渡江逃到漢口。起義軍在一夜之間占領武昌，把鮮艷的十八星旗插上武昌城頭。江對岸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也分別在11日夜和12日光復漢陽和漢口。 武昌城內的戰鬥一打響，成立革命政權的問題擺到了革命黨人的面前。黃興和宋教仁等還沒有趕到，匿居漢口的孫武、劉公和逃出武昌的蔣翊武，又都失去了聯絡。蔡濟民、李作棟等人認為：咨議局是個「民意機關」，所有議員都是湖北各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應該同他們進行合作。於是，他們就趕到咨議局，同議長湯化龍和副議長張國溶、夏壽康以及議員劉賡藻等進行協商。這時，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也被從第四十一標三營管帶謝國超家中搜出，擁到咨議局來。湯化龍等見武昌首義已經成功，清朝的覆亡不可避免，正想在新政府中謀取權位，所以馬上表示贊成革命，說：「關於軍事，請諸位籌劃，兄弟無不盡力幫忙。」 吳兆麟當場提議讓黎元洪擔任湖北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立憲派都鼓掌歡迎，革命黨人也無異詞。黎元洪堅決不干，拒絕在擬好的布告上簽字，連聲喊道：「莫害我，莫害我！」李翊東就提筆在布告上代寫了一個「黎」字，其餘的均由秘書繕寫。因此，在11日的下午，「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的布告，就貼遍了武昌的街道。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黃陂人。1883年入天津水師學堂，畢業後在海軍服役。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他隨張之洞回到湖北，參與訓練新軍。他先後三次赴日本考察軍事，並由管帶逐步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他因以軍界代表的資格參加過保路運動，贏得了一部分進步人士的好感。 在黎元洪被推為都督的當天，革命黨人又成立了由蔡濟民、吳醒漢等十五人組成的謀略處，負責處理和裁決一切要務，掌握軍政府的實權。謀略處議定：在諮議局設立軍政府；國號定為「中華民國」；以黎元洪的名義布告全國和湖北各州縣；在軍政府下設參謀、軍務、政事和外交四部，推定原新軍標統張景良為參謀部長、孫武為軍務部長、湯化龍為政事部長，胡瑛為外交部長。 由於政治鬥爭經驗不足，革命黨人未能防止立憲派和舊官僚從內部奪權的陰謀。自10月13日起，黎元洪見革命聲勢日益壯大，態度開始轉變，說：「自此以後，我即為軍政府之一人，不計成敗利鈍，與諸君共生死。」 黎元洪利用都督的身份和職權，明目張胆地包庇和收羅舊官僚和政客。湯化龍等人為了削弱革命黨人的權力，在14日連夜起草《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規定軍政府下設置軍令、軍務、參謀、政事四部，直接受都督的指揮和命令，並由都督兼任軍令部總長，一切軍政要事，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或顧問會議決施行。把軍政府的一切軍政大權，集中到都督黎元洪手中。湯化龍怕遭到革命黨人的反對，自己不敢把「條例」拋出。恰巧從上海回武昌的居正，認為謀略處的做法「不正軌」，錯誤地強調所謂「有秩序的革命」。湯化龍便慫恿居正把「條例」冒充為同盟會本部所訂，17日交革命黨人通過施行。結果，謀略處被撤銷，在各部局長中，除軍務部長孫武和司法局長張知本是同盟會員外，其餘都為立憲派和舊軍官。湯化龍仍擔任政事部長，操縱和控制湖北全省的外交和民政。在頒行「條例」的同一天，由立憲派和舊軍官具體策劃，經過革命黨人同意，軍政府舉行了隆重的都督就職誓師典禮。黎元洪登壇祭天地，宣讀祭文，由譚人鳳代表同盟會授劍授旗。這種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儀式，抬高了黎元洪的身價。 立憲派和舊官僚聯合起來攘奪軍政府的權力，排斥革命黨人的做法，引起了革命黨人的普遍不滿。10月25日，革命黨人召開會議，將《中華民國軍政府條例》推翻，制訂《中華民國鄂軍政府暫行條例》，重新規定：「軍政府都督代表軍政府人民施行職務，除關於戰事外，所有發布命令關係人民權利自由者，須由都督召集軍事參議會議決施行。」在組織機構方面，《暫行條例》廢除了政事部，還增加了稽查員，「由起義人公推，請都督任用」， 負責稽查各部、各行政機關和各軍隊。很明顯，《暫行條例》限制了都督的權力，加強了革命黨人對軍政府的監督。在所推定的九個部長中，革命黨人占了五個，原政事部長湯化龍，也改任不太重要的編制部長。 通過《暫行條例》的頒行，革命黨人奪回了一部分失去的權力，但未能改變黎元洪以都督的身份總攬全權的局面。10月28日，黃興和宋教仁到達武漢以後，革命黨人再次對立憲派和舊軍官進行反擊。在宋教仁的主持下，提出讓黃興擔任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由於遭到吳兆麟等人的堅決反對，沒有成功。他們又主張公推黃興為總司令，與黎元洪居於同等地位，立憲派也極力否決。結果黃興只擔任戰時總司令，接受黎元洪的委任，並仿照「劉邦拜韓信」的故事，在武昌閱馬場搭建拜將台，舉行拜將儀式。所有印信、委任狀、令箭等，都由黎元洪捧付黃興，授予武漢戰守的全權，讓他渡江去前線指揮革命軍作戰。黃興上有黎元洪掣肘，下有軍務部牽制，指揮不能盡如己意，施展很難。宋教仁知道在武漢已無可為，只給軍政府起草了一部《鄂州約法》，就乘船順流而下，決心去開闢新的局面。 革命旗幟席捲全國 武昌首義，像陰沉天空中的一聲巨雷，震動了中國的大地。各個省區的革命浪潮翻騰，大有席捲全國之勢。從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五十天時間裡，先後就有湖南、陝西、山西、雲南、江西、上海、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福建、山東、廣東和四川等十五個省區響應宣布起義或獨立，脫離了清朝的統治，迅速形成一個全國性的革命高潮。由於各個省區的具體情況不同，其起義或獨立的形式也不一樣，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與湖北情況基本相似，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起義，推翻清朝政權，卻把新成立的軍政府的領導大權拱手送給舊軍官或立憲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浙江、福建和陝西等省。 光復會的根據地浙江，一向是革命活動較活躍的地區之一。1907年徐錫麟、秋瑾的起義失敗以後，浙江革命勢力遭到殘酷鎮壓，不少革命黨人被通緝，但仍保持了相當的力量。他們積極在浙江軍隊中進行活動，軍界的革命勢力迅速增長。1911年11月4日晚上，革命黨人率新軍第八十一標、八十二標、各地會黨群眾和從上海趕來的敢死隊發動起義，經過一夜的戰鬥，占領杭州全城。浙江巡撫增韞被俘，駐防將軍德濟也在5日下午率領旗兵投降。根據事先的約定，革命黨人和當地士紳特派咨議局副議長陳時夏把曾任浙江鐵路公司總理的湯壽潛從上海接到杭州，擔任浙江軍政府都督。湯壽潛就職以後，發布各部部長名單，只有擔任政事部長的褚輔成是革命黨人。 辛亥革命形勢圖（劉思源繪） 中部同盟會布置在長江流域發動起義，福建革命黨人積極響應。擔任福建新軍第十鎮第二十協統領的同盟會員許崇智，在新軍中宣傳革命，吸收各部軍官加入同盟會。1911年4月剛入同盟會的彭壽松在福州成立軍警特別同盟會。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入福建，咨議局議決成立新政府，要求閩浙總督松壽交出政權，福州將軍朴壽堅決拒絕。11月8日晚上，革命軍在許崇智指揮下占領制高點于山，次日凌晨炮擊清營，與旗兵激戰。松壽吞金自盡，旗兵於午後投降，朴壽被俘，福州全城遂告光復。11日，福建軍政府正式成立，第十鎮統制孫道仁被推為都督，咨議局議長高登鯉擔任民政長，軍政府的領導大權，全都落入立憲派和舊軍官手中。 陝西是響應武昌起義最早的省區之一。10月中旬，護理巡撫錢能訓和西安將軍文瑞得悉武昌起義，下令駐省新軍分別調往漢中、鳳翔、寶雞、長武等地，並決定對革命黨人進行捕殺。革命黨人和哥老會首領經過緊急磋商，即於22日在西安發動起義。革命軍首先攻占軍械局，取得槍械以後，迅速攻占各軍事要點，在24日下午攻入滿城。錢能訓倉皇逃走，文瑞投井自殺。25日成立陝西軍政府，推舉未參加過任何革命活動的協司令部參軍官兼二標一營管帶張鳳翽為秦隴復漢軍大統領（後改稱都督），既是同盟會員又是哥老會員的錢鼎、哥老會首領萬炳南被任命為副統領（後改稱副都督）。民政事務由同盟會員、咨議局副議長郭希仁負責。 第二種類型，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起義成功，掌握了軍政府的領導權以後，很快就被立憲派和舊官僚通過政變或其他方式奪去。湖南、貴州和上海就是如此。 湖南是華興會的發源地，革命力量較強。焦達峰於1910年便積極聯絡會黨，同時也在學界和軍界活動。曾經當過新軍排長的陳作新，把湖南第二十五協新軍作為自己活動的主要目標。武昌起義前夕，焦達峰同湖北革命黨人約定，一省起義，另一省一定要在十天之內組織響應。所以，他一得到武昌起義的準確消息，立即準備發動。以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為首的立憲派看到這種情況，也急忙採取措施，表示願意與革命黨人合作。10月22日清晨，已為革命黨人聯絡的湖南新軍鳴槍起義，在焦達峰和陳作新的領導下攻入長沙，占領諮議局和巡撫衙門。湖南巡撫余誠格從側門溜出，逃到停泊在湘江中的日本軍艦；中路巡防營統領黃忠浩被當場擊斃。當天晚上湖南軍政府宣告成立，焦達峰和陳作新分別被推舉為正副都督。湖南軍政府立即派兵北上，支援武漢，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立憲派不甘心處於無權地位，暗中進行陰謀活動。他們先是強迫焦達峰同意成立以譚延闓為首的參議院，全省軍民行政用人一切事宜均由參議院負責規劃，都督的命令經過參議院認可，方可交各部執行。隨後，他們又收買新軍第二十五協五十標的營長梅馨，在11月1日發動兵變，謀害了焦達峰和陳作新，由譚延闓出任都督。第一個響應武昌起義的湖南，最先被立憲派推入血泊之中。 貴州起義發生於11月3日，直接發動者是陸軍小學的學生和貴州新軍，事先從事組織與聯絡工作的卻是以張伯麟為首的自治學社。這個學社1907年成立，參加者以「寒士」和青年學生占大多數。開始時在清政府的現行法令下公開活動，1910年末和1911年初走上革命道路，積極聯絡新軍、會黨和學界中人，準備發動起義。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貴陽，立憲派任可澄等人建議巡撫沈瑜慶捕殺張伯麟等，使革命黨人陷於群龍無首的境地，同時要求沈瑜慶宣布貴州獨立，改稱都督，遭到拒絕。立憲派就轉而同革命黨人妥協。11月3日晚，陸軍小學的學生和新軍，根據自治學社的動員令提前發動起義，4日凌晨占領貴陽，成立貴州軍政府，同情革命並在起義中擔任指揮的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隊官趙德全任副都督。次日成立樞密院，作為全省的最高決策機關，由張伯麟擔任院長，任可澄為副院長，黃澤霖充當巡防軍總統。貴州軍政府具有聯合內閣的性質，並由革命黨人掌握主要領導權。立憲派對這種局面很不滿意，用重金收買巡防軍東路分統譚德驥，1912年2月2日發動兵變，殺死黃澤霖，張伯麟被逼逃，貴州軍政府陷於癱瘓狀態。不久，立憲派又勾結滇軍入黔，軍政府中的自治學社及有關的人統統被趕下台，成立了以唐繼堯為都督的新政府，任可澄等立憲派代表人物都擔任了要職。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城市，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從事秘密活動的重要基地之一。中部同盟會成立後，上海成了中部地區革命運動的領導中心。武昌起義以後，上海的動向不僅牽動著東南各省，而且影響著革命的全局。從10月中旬開始，上海革命黨人積極準備組織響應。10月17日，光復會的李燮和召集部分會員開會，又分別去杭州、蘇州、南京進行聯絡，並同尹銳志等招募敢死隊，組織光復軍，爭取駐滬清軍和警察。24日，同盟會的陳其美和沈縵雲等也舉行會議，決定聯絡商團，溝通士紳，同時與上海立憲派的頭面人物李平書取得聯繫。為了集中革命力量，確保起義成功，陳其美和李燮和都表示消除成見，分工合作，定於11月3日下午一起發動起義。李燮和負責光復閘北，然後自北南進；陳其美負責光復上海縣城，然後由南向北，雙方會師後聯合進攻清軍的軍火庫江南製造局。3日上午，因事機泄露，閘北提前發動，閘北和吳淞先告光復。上海道劉燕翼和知縣田寶榮聞訊逃走，負責進攻上海縣城的商團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領了縣城。下午五時許，陳其美率領敢死隊百餘人猛衝江南製造局，卻遇到駐守清軍的頑抗，敢死隊無法前進，陳其美被獲，押於局內。李平書入局解說，仍不得脫。李燮和急忙率領已經反正的清軍巡防營、水師營和巡警隊，會同商團和敢死隊再次進攻江南製造局，在各方力量的配合下，次日上午攻克江南製造局，宣布上海全部光復。11月6日，滬軍都督府正式成立，陳其美被推為都督，李平書為民政總長。滬軍都督府也有立憲派參加，但領導大權基本上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自成立之日起，它在人力、財力和武器彈藥方面對周圍省區作了大力支援，對浙江的光復、江蘇的「獨立」和南京的攻克起了促進作用。上海是江蘇省的轄區，這個都督府在1912年7月取消，一切事權由江蘇都督程德全接管。 第三種類型，由巡撫宣布脫離清政府而「獨立」，改稱都督，原班人馬執政。江蘇、廣西、安徽和山東等省即是。 江蘇巡撫程德全，一貫善於看風使舵，他得悉武昌起義和上海光復，知道清王朝的統治已無可挽救。11月5日應蘇州紳商的要求，宣布江蘇「獨立」。他把巡撫衙門改為都督府，更換了大門前的旗幟，又派人用竹竿挑去撫衙大堂屋上的幾片檐瓦，表示「革命必須破壞」，就算大功告成。可是，搖身一變的這批舊官僚，仍然是老面孔。在都督府的通令中，飭令全省各地的清朝原任地方官照常辦事，迅速同各界紳商籌議組織民團。「俾與軍隊聯絡聲勢，保衛治安」，如有「大幫匪徒」起來騷擾，妨害安寧，立即上報都督府，「當隨時派撥兵隊前往剿辦」。 廣西地處邊陲，清朝封建統治力量較薄弱，這裡聚集了不少革命黨人，會黨、綠林也很活躍。他們得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在各府州縣聯翩發動，組織響應。10月31日，同盟會員劉崛聯絡綠林二千餘人在梧州獨立。11月5日，羅佩珩聚眾數千進攻平南縣城。南寧的新舊各軍以及會黨、綠林，在革命黨人的鼓動下準備起事。巡撫沈秉堃心慌意亂，在立憲派的操縱下，於6日晚上同意廣西獨立，被推舉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和提督陸榮廷為副都督。隨後，沈、王都以率軍北伐為理由，相繼離開廣西，軍政府的軍政大權便落入陸榮廷之手。 安徽、山東兩省的革命黨人缺乏堅強的領導，都沒有在本省的獨立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致使這兩省的獨立都幾經周折。11月8日，安徽的獨立由咨議局宣布，巡撫朱家寶當上了都督，文武官吏一切照舊。人民群眾非常氣憤，把朱家寶趕走。此後都督幾次易人，直到換上同盟會員孫毓筠，全省的局勢才基本穩定下來。山東巡撫孫寶琦在革命形勢的逼迫下，於11月13日同意獨立，擔任都督，但他卻不敢對外正式宣布。到了24日，他又宣布取消獨立。因此山東仍然回到清政府的建制之下。 第四種類型，包括四川、山西和廣東等省，情況都較複雜。 11月5日，四川一部分新軍由排長夏之時指揮在龍泉驛起義，21日進抵重慶近郊。第二天，革命黨人張培爵在重慶宣布獨立，迎接夏之時軍入城，成立蜀軍政府，張培爵被推舉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困守成都的趙爾豐見勢不妙，即與立憲派首領蒲殿俊等勾結，成立四川軍政府，蒲殿俊出任都督，朱慶瀾任副都督，他在幕後操縱。由於軍隊索餉譁變，蒲殿俊和朱慶瀾逃走，趙爾豐又捲土重來，重新打出四川總督的旗號。原陸軍小學總辦尹昌衡，率領部分新軍平定變亂，將趙爾豐殺死，繼任四川軍政府都督，穩定了成都的局勢。1912年2月，成都和重慶的兩個軍政府合併，成立統一的四川軍政府。 基本上已被同盟會員控制的山西新軍，10月28日夜間在太原起義，擊斃巡撫陸鍾琦和新軍協統譚振德，次日光復太原城，成立山西軍政府，新軍第八十六標標統閻錫山被舉為都督。 從10月中旬開始，廣東各地的民軍紛紛起義，相繼向廣州進逼。11月9日兩廣總督張鳴岐被迫同意獨立，各界代表把胡漢民從香港請到廣州擔任廣東軍政府都督。一個月後，胡漢民辭職隨孫中山北上，都督由陳炯明繼任。 以上四川、山西、廣東等省的都督，都是同盟會會員，但卻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們掌握一省的軍政大權以後，就同立憲派和舊官僚沆瀣一氣，積極擴充自己的勢力，逐步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 各省的獨立和起義，在全國造成了巨大的革命聲勢，使清朝的封建統治迅速解體，對辛亥革命取得一定的勝利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這些省區的新當權者除了極少數革命黨人以外，大多數人的思想立場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他們都極力維護舊秩序，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實行鎮壓，使革命失去了群眾基礎，無法繼續向縱深發展，從而給整個革命運動造成嚴重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