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六 保路運動

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積極開展與改良派的論戰，組織頻繁武裝起義的同時，廣大人民群眾以抗捐抗稅和搶米等形式進行的自發反抗鬥爭，遍及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形成了強大的聲勢。有各階層人民參加的收回鐵路、礦山利權的愛國運動也蓬勃興起，並發展為大規模的保路運動。這些群眾自發性的反抗鬥爭和愛國運動，使清朝的封建統治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加速了它的覆亡。 群眾自發鬥爭的高漲 隨著封建剝削與壓迫的日益加重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步步深入，人民群眾自發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猶如燎原之火。這種反抗鬥爭，更多地表現為抗捐抗稅和搶米風潮。 帝國主義在《辛丑條約》中，雖然給清政府規定了嚴厲鎮壓反洋教鬥爭的條款，但人民群眾的反洋教鬥爭，仍然連綿不斷。1904年至1908年，見於《東方雜誌》上記載的「鬧教」案件，就有三十五起（實際上遠不止此數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反洋教鬥爭，或者公開提出「掃清滅洋」的口號，或者是被清朝統治者所稱為「仇教戕官」的活動，表明群眾已經從義和團運動中吸取了經驗教訓，開始自發地把反帝反封建兩大任務聯繫起來。 抗捐抗稅鬥爭，本是農民群眾反抗剝削壓迫的傳統形式，二十世紀初年，則激化為普遍的群眾運動。生活陷於絕境的農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紛紛起來「鬧捐抗稅」，闖進大戶家「吃排家飯」，以至進城搶米事件，連續幾年不斷發生。到1910年，僅長江中下游各省發生的「搶米」事件，就有五十餘起，而以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規模最大，影響又廣。 1909年至1910年，湖南沿洞庭湖各州縣遭受水災，長沙以南又逢旱災，糧食供應本省已經發生很大困難。而官僚、地主和投機商人見有利可圖，乘機搶購，囤積居奇，或把糧食偷運出境，牟取暴利。英、美、日等外國洋行商人又賄賂湖南巡撫岑春蓂，並報經清政府外務部批准，簽訂照約，組織奸商到產米區直接收購。他們勾結一批外地奸商，專門從事走私販運，把大批糧食運往廣東或者其他大城市高價出售，致使湖南的米價猛漲。1910年春，由常年每升二三十文漲到七十文。4月上旬，長沙的糧食更為短缺，米價一日數變，因而人心惶恐，形勢緊張。 4月11日，長沙米價每升漲達八十文。南門外挑水工人黃貴蓀上一天才掙來八十文錢，他的妻子全部帶上到一家碓坊買米，因其中夾雜著數文不通行的制錢，碓坊挑剔不收。當天傍晚，她乞得數文通行的制錢再去買米，可是米價又上漲了五文。她非常氣憤，丟下孩子投水自盡。黃貴蓀趕來，悲憤不已，也把孩子全都扔入水中，他自己也投水而死。這個消息傳開，震動了長沙全城。 12日上午，湖南巡撫岑春蓂被迫出示壓價，使米價一度降到每升七十文。但下午米價仍舊回升。南門外有一個老年婦女，拿著七十四文錢到碧湘街一家碓坊去買米，米價已漲到每升七十六文，她回家湊足再來，又漲到七十八文。她怒斥碓坊無理，周圍的群眾也紛紛趕來打抱不平。碓坊老闆大肆咆哮，群眾便在木匠劉永福的帶動下，搗毀了這家碓坊。第二天，岑春蓂派巡警道賴承裕前往鎮壓。群眾對劉永福被官府抓走十分憤怒，圍打前來鎮壓的軍警。圍打的群眾和城廂內外饑民數萬人，擁入巡撫衙門，要求釋放劉永福，並齊呼：「撫台給我飯吃！」他們搗毀了轅門、照壁、石獅。城廂內外的碓房和米店，也被一搶而空。岑春蓂下令巡防營開槍，當場打死群眾多人。14日凌晨，憤怒的群眾放火燒了巡撫衙門，形成了震動全國的搶米風潮。 在鬥爭過程中，群眾深切感到，洋商盜運糧食是造成長沙米荒的重要原因，所以從4月15日晚開始，就把鬥爭的目標轉向外國侵略者。他們赤手空拳，先後焚燒和搗毀了在長沙的一些外國教堂、洋行、銀號和巡捕局等。 搶米風潮的迅速發展，使清朝封建統治者十分震驚。岑春蓂被革職，署理巡撫楊文鼎除了調兵對群眾進行殘殺以外，還准許地主士紳任意槍殺。即使這樣，清政府仍不放心，又從湖北調來兩營巡防隊幫同鎮壓。英、美、日、法、德等國公使為維護其在湖南的侵略利益，也派遣軍艦闖到長沙。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平息了長沙的群眾鬥爭。然而，湘陰、寧鄉、益陽、岳州、澧州、瀏陽、平江、湘潭、沅江等地，搶米風潮仍然不斷發生。 官肥民瘦 在長沙發生搶米風潮後不久，山東萊陽地區又爆發人民群眾的抗捐抗稅鬥爭。 自從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以後，各級地方官吏乘機加緊對人民搜刮。萊陽縣令朱槐之以「辦理新政」為名，除了向人民群眾徵收舊稅捐以外，又巧立名目，增加了許多新稅捐，諸如契紙稅、戶口稅、文廟捐、油房捐、染房捐、線麻黃煙捐、牲畜捐等等，吏役在徵收過程中還無休止地進行敲詐勒索。1909年發生歉收，1910年春又遭霜災，萊陽地區「缺食者十居八九」，於是，人們便紛紛提出以歷年積穀進行抵償。 萊陽曆年積穀，是原太平社社長曲老五等提議搞起來的。1880年，萊陽地區豐收，曲老五等提議積穀備荒，得到眾人贊同。次年冬，以交納稅銀一兩者出谷一斗，共得積穀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斗，歸各村社存儲。1886年，該縣劣紳慫恿縣令傅錕把積穀變賣，從中侵吞巨款，僅以一萬三千多吊存入天福當鋪。1903年，劣紳王圻、於讚揚等又把此款改歸自己開設的銀號存放，生息幾年，到1910年時反而只剩下四千餘吊。人們見積穀被吞，感到「認重稅必餓死，不認重稅必誅死，與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決死」。 因此，在曲詩文（曲老五之子）的領導下，掀起了抗稅抗捐的鬥爭。 曲詩文，又作士文，萊陽柏林莊人。當縣令朱槐之勒逼各捐時，城北八社聯絡一氣，進行抵制，名曰「聯莊會」，曲詩文被推為會長。1910年5月21日，他率同群眾七百餘人沖入縣衙門，要求清還積穀。朱槐之見人多勢眾，答應在十日內算賬，缺者追賠。兩天後，數百名僧道也擁入縣署，要求廢除廟產提成，縣令也滿口答應。然而，朱槐之並不實踐自己的諾言，第二天卻請古現村水師營派兵四十名，逮捕數十名僧道，施加重刑；又調岔河王步青巡防營兵四十名，駐守縣城，並下令捉拿曲詩文。激怒的群眾焚燒了幾個劣紳的家宅，抗稅抗捐的隊伍迅速擴大至數萬人。 清政府嫌朱槐之對人民群眾鎮壓不力，立即將他撤職，改任滿人奎保為縣令。奎保心狠手毒，一上任就惡狠狠地表示：「吾官可不做，而捐稅必不可免；吾頭可斷，而曲詩文等不可不拿！」 並連電山東巡撫孫寶琦派兵前來鎮壓。6月28日，大批清軍開到萊陽，在馬連莊一帶姦淫搶掠，無惡不作，當地群眾鳴鐘集合，拿起鋤頭和棍棒與清軍接仗。7月3日，曲詩文在南嵐村聚眾起義，得到全縣人民的熱烈響應，隊伍很快就發展到十幾萬人。6日，他率領起義隊伍圍攻萊陽縣城，橫刀躍馬，親自臨陣督戰，因武器落後，兩日未克。登州鎮總兵李安堂狡詐成性，表面上表示願與曲詩文「和平解決」，暗地裡卻乘民軍不備，進行夜襲。曲詩文率隊與清軍激戰不利，逃離縣境，起義失敗。 群眾的自發鬥爭，雖然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與領導的武裝起義沒有直接聯繫，但在客觀上是相互支援的，都促進了革命聲勢的蓬勃發展，從而動搖了清朝封建統治的根基。 收迴路礦主權的鬥爭 收回利權運動，是反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掠奪和清政府賣國行徑的愛國運動，大多數是圍繞著收回鐵路和礦山主權而開展起來的。隨著西方資本掠奪的深入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逐漸增長，收回利權的呼聲日益高昂。 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1903年9月允准招集商股設立鐵路、礦務、工藝、農務等各項公司，並在這一年的11月由商部奏定《鐵路簡明章程》，規定各省官商只要經過商部批准，就可以自集股本，興築幹路或支線。此後，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收回鐵路權的鬥爭，也隨之開展起來。 湘、鄂、粵三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主權的鬥爭，是全國收迴路權鬥爭的發端。早在1897年，三省紳商就要求自設公司，修建粵漢鐵路，得到清政府的許可。因籌款不濟，未得施工。1898年，清政府與美國合興公司簽訂《粵漢鐵路借款草合同》，1900年7月又簽訂借款續約，規定粵漢鐵路歸合興公司承辦，借款四千萬美元，五年完成包括支路在內的全部工程，在此期間，美國不能將此合同轉與他國及他國之人。湘、鄂、粵三省紳商對清政府出賣路權深為不滿。而美國合興公司又違反規定，從1902年起，把股票的三分之二賣給了得到俄、法兩國支持的比利時資本家。到1904年秋為止，全部幹路仍寸軌未鋪，只修築了從廣州到佛山的一條三十二公里的支線。在這種情況下，三省紳商便掀起了「廢約爭路」的鬥爭。 1904年5月，湖南紳商致電湖廣總督張之洞，力請廢約，由湖南自行承辦。10月，廣東商務局舉行會議，以「粵漢鐵路由合興公司轉與他人，有背續約」 等為理由，決議力爭廢約。12月間，湖北紳商在給張之洞的呈文中堅決表示，美國合興公司既然不能遵守五年完工及不得轉與他人之約，三省紳商自應集股舉辦。三省留日學生則成立「鄂湘粵鐵路聯合會」，同樣提出了廢約自辦的主張。此時，上海的報刊也不斷發表消息和評論文章，聲援收回粵漢路權的鬥爭。由於三省紳商要求收回粵漢鐵路的呼聲甚高，清政府經過與美國公司一年多的反覆交涉，終於以六百七十五萬美元的高昂代價，1905年8月得以收回粵漢鐵路，交由湘、鄂、粵三省紳商籌款，分段修築。 湘、鄂、粵三省紳商鬥爭的勝利，使江浙紳商受到很大鼓舞，因此，繼粵漢鐵路收回之後，反對借用外款，爭取商辦滬杭甬鐵路的鬥爭，又進入高潮。 1898年10月，英國怡和洋行代表英國銀公司與清朝鐵路公司總辦盛宣懷簽訂《蘇杭甬鐵路草約》四款，規定從蘇州經杭州到寧波的鐵路由英國銀公司修建。但這個草約僅由盛宣懷畫押，並沒有報請清政府批准，也一直未簽訂正約。1905—1906年間，浙江與江蘇鐵路公司相繼成立，一致要求將蘇杭甬鐵路收回自辦。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卻拿出存放了七八年的草約來進行阻撓，聲稱這項草合同應當立即切實照辦，「該省紳商另擬各節，應作罷議」 ，要求清政府迅速簽訂正式合同。兩省紳商堅決反對，並積極籌集資金，1907年動工修築從蘇州到杭州的路段。英國新任公使朱爾典（John Newell Jordan）得到消息，便跑到外務部，指責清政府「有意失信」，要求下令停工。最後雙方商定，將築路與借款分為兩事，路歸江浙兩省紳商興建，而由英國貸款一百五十萬英鎊，按九三折扣交納，常年五厘利息，以三十年為期，並聘用英國人為總工程師；同時，又把蘇杭甬鐵路的起點改為上海，同滬寧鐵路連結在一起。這樣，「商辦」的名義雖然保持，實際上卻仍受英國的控制。 這個「借款築路」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激起了江浙紳商、學界的極大憤怒。他們上書清廷，痛陳利害；致電川、陝、粵、鄂、皖、贛、滇、閩等省，請求援助。除此以外，江蘇士紳舉行會議，提出召開江浙協商大會，發起組織國民路礦公會，迅速設法招足股款等建議。浙江則組成公民拒款會，散發通告，列舉借款築路的害處，並宣布削去主持借用外款的京官汪大燮、吳士鑒、章梫、許寶衡四人的浙籍。1907年11月13日許多旅滬浙江士紳在一品香飯店舉行集會，參加者當場認捐兩千二百萬兩，單寧波一市就認了七百萬兩。同日下午，江蘇紳民也舉行集會，參加者大約有兩千人。會上開列了一張願意為蘇杭甬鐵路江蘇路段捐款的名單，並籌得一筆約有十五萬元的開辦費。參加集會的許多學生都將自己的零用錢傾囊交出，用以購買鐵路股票。由於江浙紳民的堅決反對，盛宣懷不敢再堅持原議，便與英國公使朱爾典勾結，將一百五十萬英鎊的借款，轉歸修築從開封到徐州的鐵路之用。 在江浙紳商「力拒外款」的時候，四川、直隸、安徽、雲南等省的收迴路權鬥爭也相繼展開。有的是在外國資本沒有侵入之前就以商辦鐵路預為抵制；有的是在外國資本剛剛侵入之時就群起力爭，要求收回。1905年至1911年間，收迴路權的鬥爭幾乎遍及全國絕大部分省區。 收回礦權的鬥爭，首先是在山西爆發的。1898年，英國福公司通過賄賂山西巡撫胡聘之和山西商務局官吏賈景仁、劉鶚等人，訂立了《山西開礦制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章程》，取得山西盂縣、平定、潞安、澤州、平陽（今臨汾西南）等地的煤、鐵礦與石油的開採權。不久，礦區又被擴展到河南。山西人民堅決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掠奪礦權。1905年，太原的山西大學堂和中等學堂的學生紛紛罷課抗議，要求收回礦權，許多縣的學堂學生群起響應。山西省的留日學生髮表聲明，提出「收回自辦」的倡議，並派代表回國活動。從1906年初開始，山西紳商也參加了。他們一面以「全省士民」的名義致電清政府，要求取消與英國福公司所訂的章程；一面籌款自辦礦局，派代表晉京向外務部要求收回自辦。經過反覆交涉，福公司不得不於1908年與山西商務局訂立《贖回英商福公司開礦合同》，同意由山西紳民用白銀二百七十五萬兩將礦權收回。 在全國有影響的，還有安徽紳民收回銅官山煤礦的鬥爭。銅官山煤礦是1902年安徽巡撫聶緝槼私自賣給英國華倫公司的。1905年，因華倫公司自背約期，安徽紳民宣布原訂合同作廢，次年成立全省礦務公所，決定自辦。1908年，華倫公司又勾結日本三井物產公司，合辦銅官山煤礦，強迫清政府承認。安徽紳民群起反對，堅決要求將礦權收回。前後經過五年的鬥爭，終於迫使華倫公司在勒索了二萬五千英鎊的所謂「賠償」之後，放棄了竊踞銅官山煤礦的企圖。 除了山西、安徽兩省以外，奉天、山東、四川、雲南、湖北、台灣等省，也都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收回礦權的鬥爭，雖然這些鬥爭沒有達到目的，但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和清政府，都是有力的衝擊。 保路風潮 粵漢鐵路收回以後，清政府為了償付合興公司勒索的「贖款」，一時籌措不及，不得不向英國滙豐銀行暫借，接受聘用英國工程師和准許英國日後有貸款的優先權等條件。這樣，又給外國資本的再次滲透打開了缺口。所以事過不久，英、德、日等國就向張之洞提出，願意為修築粵漢鐵路提供貸款。1909年3月，張之洞與德華銀行訂立了三百萬英鎊的湖廣鐵路借款合同。不久，英國和法國加入，組成了由英國的滙豐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參加的三國銀行團，6月與張之洞簽訂《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鄂境川漢鐵路借款草合同》（即湖廣鐵路借款），共計借款五百五十萬英鎊。美國也在1910年5月加入這項借款，三國銀行團變成了四國銀行團，決定對湖廣鐵路貸款六百萬英鎊，四國銀行各出四分之一，並要求清政府迅速予以批准，簽訂正式合同。 名為借款築路，實則出賣路權。所以，自從張之洞醞釀借款開始，兩湖紳民議論紛紛，一致反對。1909年6月，湖南留日學生集會商議拒款方策，決定創刊《湘路警鐘》雜誌，以「專擬救濟路權，監督路權，以達完全商辦」為宗旨，旅居外省的湖南人先後致電軍機處、郵傳部、湖廣總督和湘路公司，力拒借款。在上海和南京的湖南紳商，還分別組織「湘路保存會」和「保路協會」。湖南咨議局初選議員八百二十人也致函張之洞、郵傳部和憲政編查館，堅決表示反對鐵路借款，決不承認。同時，為了證明湖南人能夠自築鐵路，粵漢鐵路的株洲至長沙路段於8月26日正式開工。 湖北人民拒借外債也非常激烈。湖北留日學生寫信給湖北諮議局和漢口商會，要他們一定堅持商辦，並派代表張伯烈、夏道南回國，進行廣泛聯絡。11月，湖北鐵路協會成立以後，多次召開講演會，並派遣代表張伯烈、劉心源、宓昌墀等晉京請願，在郵傳部尚書徐世昌宅一連數日，不飲不食，終於迫使郵傳部在1910年3月24日正式批准湖北設立商辦粵漢、川漢鐵路公司。 牽動人心的路事問題 英、法、德、美為了掠取中國的路權，蠻橫地阻止清政府將粵漢與川漢鐵路准歸商辦。1910年11月26日，四國公使照會清朝外務部，催促將借款事宜「從速了結」。1911年5月8日，皇族內閣成立，第二天即頒發諭旨，提出「鐵路國有」政策，宣布「幹路均歸國有，定為政策」，從前批准的幹路各案，一律取消。 5月18日，清政府又任命端方為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首先將這兩條幹路「收歸國有」。兩天之後，就同四國銀行團簽訂《湖北湖南兩省境內粵漢鐵路、湖北省境內川漢鐵路借款合同》，規定借款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年息五厘，以兩湖厘金、鹽稅收入作擔保，四國銀行團享有這兩條鐵路的修築權和延長時繼續投資的優先權，滿足了四國的各項要求。 清政府的賣國政策，激起了湖南、湖北、廣東、四川四省紳民的極大義憤。5月13日，湖南紳商學界各團體散發傳單，指出粵漢鐵路是全省命脈所關，將來借債修築，湖南人的生命財產就會全部操在外國侵略者手中，若不全力收回，後患不堪設想。第二天，各界在長沙教育總會召開全體大會，到會者一萬餘人，一致主張堅持完全商辦，實力進行，並決定要求湖南巡撫楊文鼎奏請清廷收回成命。5月16日，株洲到長沙一帶的萬餘名鐵路工人停工進城，「沿途聲言，如撫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須罷市，學須罷課，一般人民須抗租稅」。 楊文鼎為了擺脫困境，勉為上奏，遭到清廷嚴旨申斥。全省紳民更加憤激，從6月16日起，數十所學校一律罷課。官府令各校監督召集上課，並派軍警偵探日夜巡邏，也無濟於事。咨議局推派左學謙和周廣詢為代表，再次赴京請願，恰遇四川省的請願代表、咨議局議長蒲殿俊被押解回籍。蒲殿俊對左學謙說：「國內政治，已無可為，政府已彰明昭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慾救中國，舍革命無他法。我川人已有相當準備，望聯絡各省，共策進行。」 左學謙回到湖南，傳達耳聞目睹的情況，各界便暗中增組機關，革命活動也在秘密進行。 5月11日，湖北咨議局刊發傳單，在四官殿鐵路公司召集軍商學界開會，討論拒款問題，到會者一千多人。議員演說路政損失的利害，聽者無不悲憤交集。留日學生江元吉爭路異常堅決，有一次在演講台上竟用快刀割下自己左膀上的一塊肉，在一塊白布上血書「流血爭路，路亡流血；路存國存，存路救國」 十六個大字。它被製成銅版，在全國各報登載。在湖北各界為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入京拒款爭路餞別時，有人公然提出：「如腐敗政府不允人民所請，不如推翻腐敗政府。」 聽者為之熱烈鼓掌。儘管湖廣總督瑞澂嚴禁集會，仍常有人發表關於路政國債的言辭激烈的演說。革命黨人詹大悲和何海鳴分別在《大江報》發表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與《亡中國者和平也》的文章，為保路鬥爭吶喊助威。瑞澂閱後大怒，立即下令把詹、何兩人拘捕，《大江報》被封閉。據當時的《時報》記載，川漢鐵路宜昌地區股東由於索回原交股本，與該處公司發生衝突。宜昌知府派兵鎮壓，股東們便召集農民二千多人執械抗拒，打死清兵二十餘人。 廣東境內的粵漢鐵路全屬商股經辦，股東又以南洋和美洲的華僑占多數，所以參加保路運動的不僅有廣東的紳商，而且有許多愛國華僑。6月6日，廣東粵漢鐵路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決定萬眾一心，保持商辦的局面。兩廣總督張鳴岐膽戰心驚，急忙致電清廷，要趕快解決收股辦法。 在兩湖和廣東的保路鬥爭迅速發展時，四川的保路鬥爭也起來了。6月17日，四川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約有兩千餘人參加的大會，決定組織「保路同志會」，設參事會，由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倫為副會長。大會發表宣言，揭露借款合同出賣路權的實質，號召人們以「破約保路」為宗旨，據死力爭。會後，還派人到各地進行廣泛宣傳，通知各州縣成立分會。不到十天，會員就超過十萬人，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和市民紛紛投入運動，連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加入了鬥爭行列。清政府嫌四川護理總督王人文軟弱無力，急忙調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到成都接署四川總督，命令他對保路運動嚴行彈壓，又強行接收川漢鐵路宜萬段，四川人民對此更是怒不可遏。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保路同志會決定罷市、罷課。成都全城首先響應，幾天之內，全省大部分地區的府縣鄉鎮，一律閉戶。從9月1日開始，全省出現了一系列的抗捐抗稅和抗糧鬥爭，提出不納丁糧、不交捐稅。據當時的報刊記載，有人甚至說：「倘有那不肖官吏來捕捉，鳴鑼發號，我們一窩蜂。一家有事，百家齊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鋼刀快，砍不完七千萬人腦殼，哪怕屍骨堆山，血流成河，有死心橫豎都戰得過，戰勝了，我們再打收兵鑼。」 同盟會員龍鳴劍與王天傑、陳孔白等看到這種情況，認為革命時機已到來了。8月4日，就邀哥老會首領秦載賡、羅子舟、胡重義、孫澤沛、張達三等人在資州羅家井召開秘密會議，決定組織武裝起義。他們把保路同志會改稱為「同志軍」，在新津和華陰設立總部，並推定秦載賡和張達三分別負責川東南與川西北的起義工作，從而使四川的保路運動發生了很大轉折。 四川的保路運動，比兩湖和廣東更為激烈，群眾基礎更為廣泛。這是因為，在川路的股本里，百分之五十七以上是租股，徵收的對象不僅有地主，而且有自耕農和佃農，所以川路的得失，與全省七千萬人民息息相關。在四川的農民群眾中，哥老會有相當大的勢力，同盟會員又利用保路鬥爭做了不少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四川的保路運動不斷向武裝反清的方向發展，已勢不可擋了。 「同志軍」起義 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以後，對立憲派進行敷衍，承認他們的議論不是全無理由，並為他們代奏朝廷，要求允許鐵路暫歸商辦。趙爾豐這種態度在客觀上有利於保路運動的發展，得到立憲派的讚揚，卻遭到端方、盛宣懷和瑞澂的聯名彈劾。清廷一面對他連加申斥，一面改派端方為查辦大臣，帶領一部分湖北新軍前往四川。趙爾豐見群眾的抗糧抗稅鬥爭如火如荼，和平了結已經無望，總督的寶座也有得而復失的危險，於是決定調兵入城，對保路運動進行武力鎮壓。 1911年9月7日，趙爾豐派一軍官持帖到鐵路公司，把蒲殿俊和羅倫等九人誘至督署拘捕。隨後又下令搜查鐵路公司，封閉鐵路學堂、股東招待所以及與保路有關的《西顧報》等報刊。消息傳開，成都全城震動，很快就有一千多群眾擁入督署請願。預先布置好的清兵朝天鳴槍示警，群眾仍不退卻。營務處總辦田徵葵，便命令士兵向群眾開槍射擊。一時彈如雨下，院壩內外頓時秩序大亂，二十餘人中彈而死。這就是趙爾豐一手製造的「成都血案」。 在這場駭人聽聞的大血案發生後，趙爾豐即下令成都全城戒嚴，企圖遏止全川人民的反抗。正在成都的龍鳴劍縋城而出，直奔城南農事試驗場，在同盟會員朱國琛和曹篤等人的幫助下，削制木片數百塊，寫上「趙爾豐先捕蒲、羅，後剿全川，各地同志，迅速自保自救」二十一個字，塗上桐油，製成「水電報」，投入錦江，號召各地同志軍迅速起義。當時正值秋潮水漲，「水電報」順著縱橫交錯的河流飄去，很快傳遍川西南地區。成都附近的同志軍首先舉起義旗，其他各地也紛紛揭竿而起。秦載賡率領一千餘人到達成都東門，與清軍作戰失利，退至仁壽縣借田鋪，設立東路民團總機關，數日之內隊伍發展到二十萬人。新津縣哥老會首領侯寶齋率領所部同志軍與雙流縣同盟會員向迪璋部會合，趕至成都南郊，在紅牌樓和清軍激戰，並乘勝進抵成都城下。同盟會員、灌縣哥老會首領張捷先則率領西路同志軍，分成五路向成都城郊進發，在崇寧打死打傷清軍巡防軍二百餘人，同時又擊敗第六十七標新軍，迫使兩路清軍退守省城。成千上萬的同志軍把成都團團包圍，砍斷電線杆，阻截郵遞文報，同清軍英勇作戰，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清廷得悉成都被圍的消息，急得手忙腳亂，一面派遣端方從湖北帶兵二標兼程入川，並從湖南、陝西、甘肅、貴州、廣東、雲南等省派兵往援；一面又命曾擔任過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端方行至四川的資州（今資中），被他所率領的湖北新軍殺死。岑春煊走到武漢，見大事不妙，也逗留不敢入川。 同志軍圍攻成都十餘日，因缺乏作戰經驗，武器粗劣，沒有攻下，於是就掉轉頭來，進攻地方各個州縣。9月26日侯寶齋率領南路同志軍班師回來，與率領清巡防軍第八營起義的周鴻勛會師成都的西南門戶新津。趙爾豐命新軍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和提督田振邦率軍來攻，同志軍奮戰半個多月，未能取勝，便向洪雅方向轉移。侯寶齋不久遇刺犧牲，周鴻勛率舊部一百四五十人由夾江、洪雅至嘉定牛華溪，擴編了隊伍，又與其他地方的同志軍一起去攻打犍為等地。 在四川的各州縣中，榮縣的革命基礎比較好，同盟會成立後，王天傑就在這裡從事革命的組織與聯絡工作。保路鬥爭一起，王天傑發動群眾罷市、罷課，停交捐稅，並以「民團訓練所督辦」的名義，以一百多民團訓練所學員為骨幹，組織民團千餘人，8月間在榮縣五保鎮宣布起義。成都血案發生後，他和從成都趕來的龍鳴劍在榮縣起兵，欲參加圍攻成都。他們還未到達成都城下，在仁壽附近同清軍遭遇。隨後他們與秦載賡部同志軍會合，組成東路民軍總部，由秦載賡和王天傑分別擔任正副統領，龍鳴劍擔任參謀長。東路民軍與清軍轉戰於仁壽和成都附近一帶，後因秦皇寺戰鬥失利，龍鳴劍和王天傑分道率軍轉攻嘉定，繼又進兵敘府。在行軍途中，龍鳴劍因積勞成疾而病逝。王天傑感到勢單力孤，又重回榮縣整頓隊伍。 當王天傑和龍鳴劍率軍去參加圍攻成都時，吳玉章回到榮縣。龍鳴劍喜出望外，把一切大計交給吳玉章籌劃。吳玉章（1878—1966年），四川榮縣人，原名永珊。早年在家鄉宣傳過維新思想，1903年留學日本，參加拒俄義勇隊。1905年加入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1907年，在東京創辦《四川》雜誌，積極宣傳革命，堅持武裝反清，並與焦達峰、孫武等發起成立共進會，在同盟會員中有較高的威信。1911年6月，鐵路風潮興起，他由日本回四川參加。王天傑和龍鳴劍離開榮縣後，他承擔了後方的全部責任，為同志軍伸張正義，籌措軍餉，還辦了一個軍事訓練班，準備不斷擴充隊伍。王天傑帶兵回到榮縣後，清朝知縣和土豪劣紳都逃跑了。9月25日吳玉章和王天傑一起召集城內各界開會，宣布榮縣獨立，推舉廣安縣同盟會員蒲洵主持縣政，這是辛亥革命中由同盟會員建立的第一個革命縣政權，對周圍地區影響很大。此後，榮縣就成了成都東南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 繼川西的同志軍起義之後，川東地區的「孝義會」群眾數千人也起義響應，占領大足縣城。首領季紹伊稱同志軍川東北都督，發布檄文，分兵四出，連續攻占墊江、鄰水、廣安、岳池等地，渠江流域的各個州縣都成了他們的勢力範圍。與此同時，西昌地區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群眾，也都加入同志軍的行列，同清軍進行戰鬥，到10月上旬為止，同志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全川。 四川的同志軍起義雖偏處一省，但牽動了全國。它促使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也鼓舞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鬥爭勇氣，因而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總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