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五 革命與立憲

同盟會成立以後，資產階級革命派以新的姿態走上戰場，向清政府發起猛烈進攻。清政府為了消弭革命，應付輿論，打出了「君主立憲」的幌子。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立憲派互相配合，鼓吹立憲是中國的唯一出路。資產階級革命派則高舉民主革命的旗幟，同他們作了激烈的鬥爭。同時，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武裝起義，極大地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抵製革命的假立憲 立憲的醞釀，是從資產階級改良派的鼓吹開始的。1903年起，改良派見清政府的所謂「新政」無法遏止革命的洪流，就在他們所控制的《中外日報》和《新民叢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立憲」。江浙一帶的士紳和資本家，如張謇、湯壽潛等人，也與清政府的地方大吏相勾結，廣泛進行立憲活動。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戰勝俄國的結局和俄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發生，都成了立憲派籲請立憲的現實鑒誡。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戰勝沙俄，是因為日本實行了君主立憲，沙俄仍然是君主專制。而這種君主專制已很難維持下去了，俄國1905年的革命運動就是俄國人民爭取立憲的具體行動。所以，他們勸誡清政府，必須趕快實行君主立憲。 在革命形勢的震撼和立憲派的策劃下，清政府的高級官吏中也有人發出了立憲的呼聲。最早提出的是駐法公使孫寶琦，他在1904年夏的《上政務處書》中，要求清政府仿英、德和日本的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先行宣布中外，於以固結民心，保全邦本」。 隨後，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都要求「變更政體」，實行立憲。直隸總督袁世凱見有機可投，也於1905年7月上奏，建議清廷派遣親貴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作為改革政治的張本。這些官僚奏請立憲，為的是想使清朝的封建統治延續下去，同時也是為著鞏固和發展自己的權勢。慈禧太后權衡得失，決定預備立憲，派鎮國公載澤、巡警部尚書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和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她在接見大臣時表示：「立憲一事，可使我滿洲朝基礎永久確固，而在外革命黨亦可因此消滅。候調查結局後，若果無妨害，則必決意實行。」 消息傳出，立憲派欣喜若狂。資產階級革命派則相反，他們認為立憲只能是一場騙局。正在東北從事革命活動的吳樾，特地入關趕到北京，寄居於前門外桐城會館，寫了數封遺書，揭露清政府的立憲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 五大臣出發那天，他懷揣炸彈，打扮成官府僕從模樣，從容步入正陽門外車站，登上五大臣的專車，準備炸死五大臣。不幸機車與列車接軸發生碰撞，炸彈引起爆炸，載澤和紹英受了輕傷，吳樾本人當場犧牲。由於這件事，五大臣出國的日期一直推延到12月11日。因徐世昌和紹英已就他職，清政府又改派順天府丞李盛鐸和山東布政使尚其亨，仍湊足五大臣之數。 出洋五大臣都不懂立憲為何物。他們在國外週遊了半年多，讓梁啓超等人代擬了幾篇關於立憲的奏章，於1906年7至8月間先後歸國，向清廷復命。載澤另上《奏請宣布立憲密折》，稱實行立憲有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內亂可弭」。 並且說，宣布立憲也只不過是暫時表明一下宗旨，作為立憲的準備罷了。至於什麼時候開始，還可以放寬一點年限。王公大臣在8月27日、28日召開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討論，結果贊成立憲的占了上風。慈禧太后也感到這樣的立憲，對封建專制統治秩序有利，於是決定採納，9月1日正式發出了「仿行憲政」的諭旨。 實際上，慈禧太后對立憲並沒有誠意，在諭旨中一面強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一面又以「規制未備，民智未開」為理由，把實行立憲的具體期限推延。不僅如此，還以先行改革官制入手的名義，把一些重要的部集中到滿人皇親貴族手中。按照清朝的成例，中央各部均設尚書二員，左右侍郎四員，滿族和漢族各占一半。在改革以後，十一個部十三名大臣、尚書中，滿人親貴占了七員、蒙古貴族一員，漢族官僚僅有五員。 儘管清政府一再耍弄花招，立憲派總還覺得立憲有望。他們紛紛組織團體，以促使立憲的早日實現，並擴充自己的勢力。1906年12月，張謇、湯壽潛在兩廣總督岑春煊的支持下，聯絡部分官紳和商學界的代表，在上海成立「預備立憲公會」。隨後，湯化龍在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楊度、譚延闓在湖南成立「憲政公會」，松毓在吉林成立「自治會」。他們為立憲大肆鼓吹，彼此之間相互聲援。遠在美洲的康有為，更是喜不自禁，以保皇會總頭目的名義發布文告，令海外一百七十餘埠的保皇會一律改名為「國民憲政會」。他編造說：慈禧太后「甚悔戊戌之舉，近與皇上相得甚歡」，「皇上無虞，憲政將行」，只要組織一個大政黨，他就可以回國執掌大權。「凡一切鐵路、礦山、銀行、工廠，開闢大利，俱給本黨人承受」 ，要人們攜款入黨。梁啓超在日本也拼湊了取名「政聞社」的政治團體。1907年10月17日在東京召開成立會，他登台演講，宣傳立憲。在會後發表的《宣言書》中，向清政府表白說政聞社「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 次年春，又把政聞社的本部遷到上海，加強國內的活動。然而，慈禧太后的宿恨未消，並不領受他們的盛情。不久下令查禁政聞社的活動，並對該社社員要「嚴拿懲辦」。 立憲派從事實中看出，清政府的立憲只取其名，不務其實。他們感到，如果不給清政府一點壓力，立憲的希望很可能成為泡影。因此，從1907年秋開始，各省立憲派的代表陸續到達北京，向清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在三年之內召開國會。有些地方督撫和駐外使臣，也被革命黨人的活動嚇得憂心忡忡，接連電奏，請求定出具體立憲期限，以維護清廷的威信。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才於1908年7月令各省籌辦諮議局，8月發布《欽定憲法大綱》，並允准以九年為期，逐步籌備憲政。 《欽定憲法大綱》共二十三條，其中「君上大權」十四條，「臣民權利義務」九條。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皇帝總攬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權，統帥全國陸海軍；在裁定對外宣戰、媾和與簽訂條約等重大外交事宜時，「不付議院決議」。 其權力之大，同專制君主並沒有什麼兩樣。而給廣大人民的，只有法律範圍內的言論、著作、出版、集會與結社等紙面上的「自由」，卻必須擔負納稅和當兵的義務。這表明，清政府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實際上不過是封建君主專制的裝飾品。 11月14、15兩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死去，年僅三歲的溥儀即位，改次年（1909年）為宣統元年，由他的生父載灃充任攝政王。載灃吸取德國和日本皇室的經驗，自己擔任全國陸海軍大元帥，命其弟載洵籌辦海軍部，充當該部大臣。派另一個弟弟載濤、宗室毓朗控制軍諮處，操縱全國陸軍，從而把全國軍事大權統統掌握在皇族手中。同時，罷免了舉足輕重的袁世凱，把袁世凱趕回河南老家去養「足疾」，以削減漢族大官僚的權力。載灃為了繼續欺騙全國人民，拉攏立憲派，又於1909年3月特下一道重申實行「預備立憲」的諭旨，令各省切實奉行。 載灃的上台，又使立憲派產生了幻想。他們認為光緒皇帝的親弟弟或許能夠把立憲制度搞起來。於是重整旗鼓，四出活動，在各省成立咨議局，聯合發起請願運動。11月中旬，由江蘇咨議局發起，直隸、山東、奉天、吉林、黑龍江、廣東、廣西等十六省咨議局代表，在上海召開「請願國會代表團談話會」，決定組織代表團，晉京請願，要求在一年之內召開國會。1910年1月請願書遞上後，遭到清政府的斷然拒絕。6月16日，代表團又組織發動再次遞上請願書，簽名者號稱有二十萬人。然而，清政府仍不予理睬，照舊堅持立憲的期限為九年。立憲派的第二次請願又宣告失敗。 這一年9月，由清政府一手製造的資政院開場。議員由「欽選」與「民選」兩部分組成。一百名「欽選」議員主要是王公貴族；各部院的負責官員，各省咨議局選出的九十八名所謂「民選」議員，也大多是一些官紳。這樣的資政院，為立憲派增加了一個公開活動的場所。國會請願代表團利用這個機會，發動第三次請願。要求在1911年召開國會，一些地方督撫也聯名上奏，要求縮短期限。清政府無可奈何，11月4日頒發諭旨，宣布將期限縮短為五年，在國會召開的前兩年成立新內閣，令各省請願代表即日散歸。東三省的十名代表又在12月來到北京，上書請願，要求第二年召開國會。被清政府下令押解回籍。天津學界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森倡議聯合全國學界，舉行罷課來要求，也被清政府流放新疆。立憲派第三次請願仍失敗了，以致他們對清政府的不滿情緒漸漸增長。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公布新內閣成員名單。包括總理奕劻在內的十三個成員，滿大臣九人，漢大臣四人，而九個滿大臣中皇族占了七人。所以，這內閣被稱之為「皇族內閣」。 清政府的立憲到此已經真相大白。立憲派消弭革命、涉足立憲政府的願望，全部落空。他們在北京召開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第二次會議，揭露清政府「名為立憲，實則專制」，上書要求解散皇族內閣，得到的卻是清政府的嚴厲呵斥。這時候，革命的風暴即將來臨，立憲派的大多數人在立憲失望之際，開始為自己尋找新的出路。 革命與改良的大論戰 資產階級改良派在為清政府的預備立憲歡呼奔忙之際，對革命力量的壯大卻十分驚慌。同盟會成立後，梁啓超就發表了《論中國今日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申論種族革命與政府革命之得失》等一系列文章，並出版題為《中國存亡一大問題》的論文集，對革命進行攻擊。革命派為了掃除前進道路上的思想障礙，同改良派在以往辯論的基礎上，又展開了一場大論戰。從1905年《民報》創刊起到1907年，論戰共進行了兩年時間，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爭論之激烈，都為中國近代史上所罕見。 這次論戰的中心戰場是在日本。革命派的主要基地是《民報》，由剛剛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到東京的章太炎擔任主編。改良派的主要基地是《新民叢報》，主編梁啓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8年8月創辦《中興日報》，作為同改良派進行論戰的基地，由田桐負責主持，孫中山化名「南洋小學生」，揮筆上陣，親自指揮。改良派則把《南洋總匯報》作為自己的喉舌，與革命派交鋒。此外，在美國的檀香山和舊金山、加拿大的溫哥華、泰國的曼谷、緬甸的仰光等地，也都有兩派報刊的論戰。 這次大論戰的實際內容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問題。 第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問題。改良派說不要。梁啓超說，滿洲是中國的領土，並非異國，清朝入關，推翻明朝，這只是中國統治者的更換，不等於中國滅亡。這些話本來都是對的。但是，梁啓超又認為，滿族已被漢族同化，既不存在民族歧視，也沒有任何民族壓迫；全國人民在法律上本來就是平等的，已沒有「享特權者」 。他認為清朝政府是全國四萬萬人的政府，根本沒有推翻的必要，只要對它加以監督和改良就行了。所以得出結論，中國人民的大敵絕不是清朝政府，而是那些因改良會對自己的富貴權勢不利而從中作梗的人。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實，對改良派進行批駁。指出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一直存在。清軍入關二百六十餘年來，始終實行對漢族的壓制政策，所以漢族人民對滿族貴族的封建統治，不斷地進行著反抗和鬥爭。他們還尖銳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一個投降媚外的賣國政府，頑固守舊，不思振作。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國就不會富強。在論戰過程中，儘管革命派里有一部分人流露出種族主義思想，稱自己是「神明之胄」，並極力用「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往事，煽動民族復仇主義情緒，這是錯誤的。但也有不少人指出，應當把滿族貴族同一般滿族成員分開，推翻清朝政府，只是使滿族貴族不再掌握政權。革命勝利以後，漢族人民將與滿族人民共同生息於共和政體之下。這樣，革命的目標就更明確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權的問題。改良派反對在中國建立共和政體，主張實行君主立憲，梁啓超硬說國家是調和利害衝突和平衡正義的。君主可以超然於人民的利害衝突之外，起到調解利害衝突的作用。倘若實行共和，必然會引起下層社會的大動亂，結果共和制度無法實行，還會導致君主專制。他認為，在中國尤其不能建立共和政體，說什麼中國人民沒有實行共和政治的資格，只有在「開明專制時代或君主立憲時代」 ，才能有這種資格。在梁啓超看來，中國不僅不能實行民主共和，甚至還不能實行君主立憲，而只能實行開明專制。革命派從「天賦人權」的原理出發，認為「民權」的興起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由君主專制變為民主共和是「進化之公理」。還認為，國會是全國的總攬機關，是全體國民的代表，它能夠起到調和人民之間利益競爭的作用。革命派還嚴正批判了改良派誣衊中國人民的種種謬論。指出，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並不下於世界各民族；所謂「民智不逮」，實際上是封建主義「君權神授」思想的翻版。中國絕不是什麼「國民惡劣」，而是清王朝的統治惡劣。皇帝「不辨菽麥」，大臣「蠅營狗苟」，才是「國民之賊」。 排除這些盜賊，是人民的責任。政治革命的任務，除了人民是沒有誰能夠承擔起來的。人民既能進行政治革命，就能實行民主立憲，既有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體之後，也就一定會有實行議會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進行社會革命。改良派認為中國不必實行，也不能實行社會革命。在梁啓超看來，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與歐美的不同，歐美貧富懸殊，所以必須社會革命。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貴族制度，實行的是諸子均得繼承財產之法，賦稅又特別輕，只要進行一些社會改良就行了；提倡社會革命，就一定要把全部生產機關收歸國有，由國家獨占，對參加勞動的所有國民實行平均分配。這種「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的結果，必然將「妨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進步。他威脅革命派說：「敢有言以社會革命與他種革命同時並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 革命派批判了改良派的荒謬論點，指出：「貧富已懸隔固不可不革命，貧富將懸隔則亦不可不革命」。 因為中國已經有放任自由競爭，絕對承認私有財產的制度存在，那就必然產生貧富懸隔的結果，與其在貧富懸隔過甚之時再進行社會革命，還不如在貧富懸隔不甚之時容易成功。他們還指出，實行社會革命，絕不是把所有的生產機關統統收歸國有，主要是在於「勿使關於公益之權利為一二私人所壟斷」，只把郵政、土地、電線、鐵道、銀行、輪船、菸草、糖酒等，收歸國家所有。而土地問題又是其中的關鍵所在。他們主張核定地價，原價歸原主，增價歸國家，國家利用這「增價」部分資金，對土地實行「定價收買」政策 ，逐漸把全國的土地掌握在國家手中，人民都向國家租用土地，國家就可以用全國的地租收入去經營其他事業。對於那些可以自由競爭的事業，則聽任私人經營，國家不進行過多的干涉。這樣一來，生產既不會停滯，也不會產生報酬平等，遏絕勞動動機的問題。 在二十世紀初期，革命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革命派的言論儘管存在不少缺點和不足之處，但卻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道出了人民群眾的心愿。所以他們的鬥志越戰越旺，力量越戰越強，革命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從沿海城市逐漸深入到內地廣大地區。改良派逆歷史潮流而動，一經交手，就潰不成軍。他們為清政府辯護的許多論點，都被革命派駁倒。 到1906年5月，梁啓超就感到招架不住，要求停止辯論，遭到革命派的斷然拒絕。梁啓超無法擺脫窘境，1907年7月把《新民叢報》收攤，其他地區的改良派骨幹分子，也都銷聲匿跡或半路脫身。持續兩年的大論戰，便以革命派的勝利與改良派的失敗而結束。 革命派的武裝出擊 資產階級革命派在與改良派進行大論戰的同時，還不斷地利用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萍瀏醴起義，就是同盟會成立後領導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 湖南瀏陽、醴陵和江西萍鄉，處於湘贛交界地區，向來是兩省哥老會聚會的淵藪，1905年馬福益被清政府殺害以後，會黨群眾誓復此仇，更傾向革命，繼續謀劃舉事。第二年春天，長江流域發生嚴重水災，米價昂貴，不少地區陷於饑饉狀態。同盟會總部便利用這個機會派劉道一、蔡紹南回國，進行起義的準備。劉道一駐長沙，負責與同盟會總部聯繫；蔡紹南前往江西萍鄉一帶，聯絡會黨。 蔡紹南在長沙明德學堂學生魏宗銓的幫助下，與會黨首領龔春台等，以在兩湖地區分布較廣的洪江會為基礎，聯合哥老會各個派系與武教師會，組成六龍山洪江會，推舉龔春台為大哥，以「忠孝仁義堂」為最高機關，下設文案、錢庫、總管、訓練、執法、交通、武庫、巡查等，稱為「內八堂」；又設一至八路「碼頭官」，負責聯絡、偵察和發展會員等事，稱「外八堂」。誓詞是：「誓遵中華民國宗旨，服從大哥命令，同心同德，滅滿興漢，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周圍群眾紛紛入會，洪江會的組織迅速擴大。 10月初，蔡紹南和魏宗銓到達上海，準備東渡日本，向孫中山報告工作，請示起義的具體日期。但因洪江會人多言雜，活動被清吏察覺，龔春台來信告急。他們又立即返回湖南，決定在年底清吏封印過年時發動起義。只因清吏派兵搜查甚急，幾個會黨首領先後遇害，起義便於12月4日提前發動。起義軍定名為「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並散發檄文。瀏陽洪福會首領姜守旦也宣布起義，號稱「新中華大帝國南部起義恢復軍」。 這次起義得到廣大貧苦農民和安源煤礦工人的熱烈擁護。不數日，集眾至數萬人，占據三四個縣，聲勢之大，為歷次義師所未有。清政府十分驚慌，急忙調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軍隊五萬餘人圍剿。起義軍用土槍、土炮、木桿和大刀等武器，與敵奮戰近月，交仗二十餘次。終於因領導不得力，指揮難統一而失敗。劉道一、蔡紹南和魏宗銓等被捕犧牲，龔春台逃到湖南，不久也被逮捕。 萍瀏醴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於1907年3月被迫離開日本。他毫不氣餒，又在河內成立革命機關，派人聯絡會黨，連續在西南邊境地區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的潮州黃岡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欽、廉、上思起義和4月的河口起義。這些起義，雖有一定的影響，但多因準備不足，冒險從事，結果一次一次失敗了。與此同時，光復會在江浙地區也積極開展武裝鬥爭。1907年7月，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等在安慶率領數十名巡警學堂學生起義，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因事起倉卒，缺乏群眾基礎，很快就被扼殺。陳伯平當場戰死，徐錫麟和馬宗漢被捕遇難。女革命家秋瑾在浙江地區聯絡會黨，準備響應，由於劣紳告密，也遭被捕，英勇就義於紹興軒亭口。1908年11月，熊成基發動安慶新軍馬炮營起義，也因眾寡懸殊，失敗告終。 鑑湖女俠秋瑾 1909年10月，同盟會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由胡漢民擔任支部長，作為領導南方革命的總機關，並立即著手籌備發動廣州新軍起義。1910年2月，同盟會員倪映典率廣州新軍三千餘人起義，結果又告失敗，倪映典等壯烈犧牲。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以後，少數革命黨人經不起挫折，滿懷悲憤，從而走上暗殺的道路。曾在《民報》撰著政論聞名的汪精衛，與喻培倫、黃復生等人潛入北京，決心暗殺攝政王載灃，因事機泄露，汪、黃被捕入獄。 1910年11月，孫中山在馬來亞檳榔嶼召開秘密會議，商量捲土重來的計劃。參加者除同盟會的重要骨幹黃興、趙聲、胡漢民以外，還有檳榔嶼、怡保、芙蓉等地同盟會代表，及南洋光復會領導人李燮和等。當時，黃興等由於屢遭失敗，相顧有憂色。孫中山列舉自己的親身經歷，對他們進行鼓勵，指出：「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 於是，大家精神復振，一致同意再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廣州起義。他們決定以廣州新軍為主幹，另選革命黨人五百（後增至八百）名為「選鋒」（敢死隊），計劃占領廣州以後，由黃興率領一軍入湖南，趙聲率領一軍趨江西，譚人鳳、焦達峰在長江流域舉兵響應，然後會師南京，舉行北伐，直搗北京。 同盟會接受歷次起義失敗的教訓，在發動這次起義前，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一方面派人到南洋和歐美華僑居住區籌集款項，購買軍械，一方面派人在國內從事組織與聯絡。1911年1月，同盟會在香港成立統籌部，以黃興、趙聲為正副部長，具體領導這次起義，並陸續在廣州設立秘密據點，作為辦事和儲藏軍械的地點。 4月8日，統籌部在香港開會，預定13日發難，分十路襲取廣州城，由趙聲、黃興擔任革命軍正副總指揮。就在這天，同盟會員溫生才沒有同任何人商量與合作，獨自刺殺了署理廣州將軍孚琦，清吏立即宣布戒嚴。而美洲的款項和從日本購買的軍械也未能及時運到，起義只好延期舉行。23日，黃興從香港潛入廣州，成立指揮部，由於內奸告密，清吏加緊搜捕革命黨人，破獲了幾處機關，打亂了起義的部署。黃興感到原來計劃規模太大，臨時將十路改為四路：第一路由黃興親自率領，攻打兩廣督署；第二路由姚雨平負責，攻打小北門；第三路以陳炯明為首，主攻巡警教練所；第四路由胡毅生統帶，負責把守大南門。同時又把起義的日期定為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 27日下午五時三十分，黃興率領「選鋒」一百三十餘人，臂纏白巾，手執槍械和炸彈，吹響海螺，猛攻兩廣督署。在督署大門口，數十個衛兵頑強抵抗。林文（時爽）等奮勇直前，擊斃衛兵數人，其餘的都逃入衛兵室內。黃興率十餘人由側門攻入署內，遍搜兩廣總督張鳴岐不得，就放了一把火，又衝殺出來，與喻培倫等去攻打督練公所。他們在東轅門外與水師提督李準的衛隊相遇，發生激戰，沖在前面的林時爽中彈犧牲，黃興的左手也受傷，仍然堅持指揮戰鬥。直到最後剩下他一個人時，才避入一家小雜貨店內，換衣改裝，退至河南機關脫險。喻培倫胸前掛了炸彈一大筐，左手執號筒，右手拿手槍，奮勇當先，拋擲炸彈。戰至半夜，終因眾寡不敵，全身多處受傷，率眾退至高陽里盛源米店，以米袋作壘，向敵人猛烈射擊。他們十幾個人同清兵四百餘人相持，鏖戰數小時，斃敵百餘人。後因敵人放火，他們才被迫突圍，喻培倫被俘遇難。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起義失敗以後，廣州革命志士潘達微收殮犧牲的革命黨人遺骸七十二具，葬於廣州郊外的紅花崗，並將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這次起義也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起義是同盟會籌集款項最多，動員人力最強，準備也最充分的一次起義。可是，由於沒有堅強有力的領導，革命隊伍內部的思想與行動並不統一。面對清吏的嚴厲鎮壓，起義的日期一改再改，而到了預定的時間，又不能齊心協力，相互應援。姚雨平一路藉口未能配齊槍械拒不出動，陳炯明和胡毅生則堅持延期而臨陣脫逃。事先聯繫好的新軍，也因沒有槍支和刺刀而束手作壁上觀。只有黃興一路孤軍苦戰。這實際上是一種軍事冒險，要取得勝利是很難的。 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但「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 一場更大規模的革命風暴正在加緊醞釀，清朝的封建統治已經危在旦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