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四 中國同盟會

二十世紀初，隨著革命潮流的不斷高漲，繼興中會之後，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一些資產階級革命團體。這些革命團體的出現，反映了革命形勢的日益成熟，同時也給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了怎樣把分散的革命團體，合併為一個統一的政黨，以領導革命繼續前進的問題。中國同盟會的成立，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有組織有領導的新階段。 革命團體的湧現 兩湖地區是戊戌維新時期較活躍的地區之一。在新舊勢力的激烈鬥爭中，資產階級思想有所傳播，後來派遣的留學生也較其他省區為多，所以兩湖地區很自然地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活動的重要基地。以黃興為首的華興會，就是在這裡成立的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黃興（1874—1916），原名軫，號克強，字廑午。他出生在湖南善化縣（今長沙）東鄉涼塘的一個鄉紳家庭，八歲入私塾，十九歲進長沙城南書院，二十二歲第二次參加縣試獲中。1898年他二十四歲時，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到武昌兩湖書院深造。黃興進兩湖書院正值戊戌變法之年，他接觸了一些西方書刊，接受了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對國家和民族的危亡深為關心。戊戌變法和唐才常自立軍起事相繼失敗，使他受到強烈震動，懷疑改良、保皇的道路，開始傾向反清革命。他曾撰《筆銘》抒懷，激勵自己投筆從戎的志向：「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刻胡為乎？投筆方為大丈夫！」 民國元戎黃興 1902年春夏之交，黃興被選派赴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自入學時起，「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瓷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地走入自修室而已。」 在空閒時間，他卻經常到楊度的寓所，與湖南留日學生傾談反清革命。他極為留意軍事技能的學習，課餘延請日本軍官講授軍略，有時還去參觀士官聯隊的兵操。而且他每天早晨起來，必赴神樂坂武術會演習槍彈騎射，每射必中，彈無虛發，得的獎牌很多。這為後來從事武裝鬥爭準備了軍事知識。1903年夏，軍國民教育會組成後，黃興報名充當「運動員」，回國進行革命活動。這一年7月，他由東京回國，從此堅定地走上了武裝反清的道路。 黃興回到家鄉長沙，在明德學堂任教員。11月4日，他以慶祝自己三十歲壽辰為名，邀集了劉揆一、陳天華、宋教仁、章士釗、周震麟等十多位傾向革命的知識分子，在長沙西區保甲局巷彭淵恂家舉行秘密會議。會上決定組織反清的革命團體華興會，一致推選黃興為會長。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對外用辦礦的名義，名稱「華興公司」。黃興在會上發言，設想由湖南發難，取得根據地，然後謀求各省響應，以達到「直搗幽燕」的目的。他要求會員們「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 1904年2月15日，華興會在長沙正式成立，先後入會者有四五百人，大都是歸國留學生和國內各學堂的知識分子，也有個別經營民族工業的資本家。華興會沒有留下任何正式的綱領和章程，在鬥爭過程中曾提出過「驅除韃虜，復興中華」的鬥爭口號。黃興還組織了兩個秘密的外圍團體：一個名黃漢會，專門聯絡新軍；一個名同仇會，負責聯絡會黨。 哥老會是天地會的支派，在兩湖有相當大的勢力，其中以馬福益為龍頭（首領）的回輪山佛祖堂為最強。馬福益是湖南湘潭人，佃農出身，早年曾當過營勇，因事被革。回鄉以後，在醴陵的淥口（今屬株洲市）開堂放票，招收會眾萬餘人，勢力遍布長沙、衡陽、永州三府城鄉。黃興為了利用這支會黨力量，華興會成立不久，由劉揆一陪同，前往拜訪，在湘潭茶園鋪礦山上的一個岩洞中，與馬福益會晤。雙方共同商定，於11月16日（農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七十歲壽辰的「萬壽節」時，在長沙皇殿預埋炸彈，一舉將前來行禮的湖南高級官吏全部炸死，隨即發動武裝起義。省城內以武備各學堂的學生和所聯絡的新舊軍隊為主，以會黨隊伍為副；省城以外分為瀏陽、衡州、常德、岳州、寶慶五路，同時響應，以會黨群眾為基本隊伍，由軍界和學界中人負責調度。他們還議定以黃興為主帥，劉揆一和馬福益為正副總指揮。 在湖南省布置就緒以後，黃興派宋教仁和胡瑛到武昌活動，成立華興會湖北支部，以「結納同志，運動武陽夏三鎮新軍」。 7月3日，宋教仁和胡瑛又聯合湖北進步學生呂大森、曹亞伯、張難先等，在武昌組成「科學補習所」，呂大森被推為所長，宋教仁負責文書，胡瑛擔任總幹事。他們表面上以集合省內同志，「取長補短，以期知識發達無不完全」為宗旨 ，招收各在校學生進行課餘補習，每逢星期日請教員輪流講授數學、理化、外語、史地、衛生等課程，而在內里卻以革命為主，把介紹青年學生和會黨分子進入學堂與參加軍隊，作為一項重要任務。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湖北支部名稱雖異，但兩者人員交替，協同活動，實際上是華興會的分支機構。 為了便於對會党進行約束，華興會仿照日本的將、佐、尉軍制，把會黨編組為軍旅，以黃興為大將，劉揆一為中將，馬福益為少將。但是，華興會的組織並不嚴密，好多活動都是以半公開的方式進行的，再加上會黨人眾，又沒有受過政治鬥爭的基本訓練，所以很快就走漏了消息。劣紳王先謙得到風聲，立即向湖南巡撫陸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黃興等人。於是長沙內外，偵探四出，會黨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鶴卿兩人同時在醴陵車站被捕送省。馬福益逃到廣西。10月24日，清兵搜查華興會機關，黃興、劉揆一等先後逃到上海，再去日本。 科學補習所事先接到黃興的密電，知道事機已泄露，馬上採取緊急應變措施，通知所有成員迅速躲避。當10月28日張之洞派兵搜查所址時，一無所得。主持學務的梁鼎芬得悉科學補習所的成員都是學堂的師生，怕連累自己，不敢擴大事態，只把宋教仁和歐陽瑞驊開除學籍。該所大部分成員仍在當地繼續活動，後來有的加入梁耀漢在1905年春組織的群學社，也有參加劉靜庵在1906年春成立的日知會。 江浙一帶，一向也是民主思想傳播與革命活動開展的中心地區。長沙起義前夕，黃興在上海與蔡元培等人商議過如何以閩、浙等地為後援的問題。但是，直到此時為止，這裡還沒有一個頗具影響而能夠擔負領導責任的革命團體。光復會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組織起來的。 光復會成立之前，在1900年夏秋之間，浙江大學堂前身求是書院的進步師生，曾組織過「浙學會」。1903年下半年，在東京的原浙學會會員和浙籍軍國民教育會會員，以及其他一些浙江留日學生，先後兩次召開會議，決定回國組織革命團體，發動武裝起義，並作了分工。軍國民教育會暗殺部成員龔寶銓回到上海，組織「暗殺團」，章程規定頗為嚴密。蔡元培聽說以後，要求參加，於是便在暗殺團的基礎上，1904年冬在上海組成了光復會，又稱復古會，一致推舉蔡元培為會長。章太炎身在獄中，也參與籌商。開始入會的大多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學生，人數較少，力量有限。為了擴大組織，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運動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會黨方面，因此，光復會中就吸收了一部分會黨成員。 光復會做會黨工作的重點是在浙江。這是因為，浙江會黨歷史既久，力量也較強，在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的四十年間，曾發動過數十次起義，雖然都遭到殘酷鎮壓，但其勢力仍暗中發展。到二十世紀初年，全省就有伏虎會、白布會、終南會、雙龍會、龍華會、平陽黨、私販黨等等名目，形成了「一村者求附於一縣，一縣者求附於一府，一府者又復與他府相聯結」的局面。 光復會成立不久，陶成章赴日本途中路過上海，蔡元培知道他與浙東會黨有聯繫，就介紹他加入光復會。與此同時，徐錫麟也因事來滬，訪蔡元培於愛國女校，應邀入會為會員。此後，陶成章和徐錫麟就成了光復會的實際主持人。 陶成章（1878—1912），字煥卿，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從1893年起，他擔任本鄉塾師，接觸了一些新學書籍，對清朝的封建統治日益不滿，逐漸萌發了革命思想。義和團運動期間，他醉心於「中央革命」，兩次入京，謀刺慈禧太后，均未得手。1902年留學日本，先後入東京清華學校、成城學校，又因倡言革命，被留日學生監督汪大燮誘騙歸國，開除學籍。於是，他便芒鞋破衣，蓬頭垢面，徒步日行八九十里，奔波於金、衢、嚴、處等府所屬各地，運動浙東會黨，準備起義。徐錫麟（1873—1907），字伯蓀，出生在浙江山陰（今紹興）的一個富商家庭。1901年被聘為紹興府學堂教師，後升副監督。因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漸受革新思想的感染，1903年以參觀大阪博覽會名義赴日本，遊歷東京，受到拒俄運動的影響，思想發生很大變化。回國以後，在家鄉東浦創建熱誠蒙學，提倡軍訓；又在紹興創設書局，宣傳反清革命。加入光復會時，他了解到陶成章與浙江會黨聯繫的情況，非常高興。1905年2月，他遊歷諸暨、嵊縣、義烏、東陽四縣，結交其地「奇才力士」，積極發展力量。 同華興會一樣，光復會也沒有留下正式的章程。入會誓詞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 而《光復軍告示》則明確宣布：「誓掃妖氛，重建新國，圖共和之幸福，報往日之深仇。」 光復會把「排滿復仇」同建立新的共和國聯繫在一起，表明它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在1904年前後，除了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和光復會之外，還有安徽的岳王會，江西的自強會，貴州的科學會等。它們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思想上與組織上都為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做好了準備。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各個革命團體都把推翻清政府作為自己的鬥爭目標，但在如何推翻以及成功以後怎麼辦等問題上，彼此之間並不完全一致。在活動的地區方面，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興中會的主要基地是廣東和海外華僑住區；華興會和科學補習所的中心地盤是兩湖；光復會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江浙和安徽。其他革命小團體的活動範圍，也大都不出各自的省區。所以，華興會的長沙起事失敗以後，「各派首領多避地日本，共謀捲土重來之計。顧以各派勢均力敵，未能集中力量，合組一大團體，以與清政府抗衡，識者憾焉」。 因此，組織一個全國性的革命大團體，就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當務之急。 關於組織全國性的革命大團體問題，早在1903年就有人提出來了。《浙江潮》第三期在「論說」欄以《非省界》為題，發表署名文章，歷述「省界」的嚴重危害，呼籲成立「中國本部統一會，集留東各省人，以共除省界為目的」。《江蘇》第一期上的《江蘇同鄉會創始紀事》一文提出，要合小群為大群，認為如果「各省竟以愛其省者愛中國，馴致齊心一致，以集注於愛國之一點」，中國問題就容易解決。陳天華在《猛回頭》中，則公開主張「大家合做一個大黨」。與此同時，《湖北學生界》第五期在封底刊登了「大湖南北同盟會」的書刊廣告；鄒容在上海發起「中國學生同盟會」，想首先在學生中組織一個「絕大合法團體」，同清政府進行鬥爭；常熟教育會為了同上海的中國教育會取得密切聯繫，定名為「中國教育同盟分會」。這些均為全國性革命大團體的建立準備了輿論。1905年6月，以宋教仁為首的一部分具有革命思想的留日學生，在東京出版發行《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實際上是打破地域界限和建立全國性革命中心所採取的一個具體行動。 流亡海外的孫中山，也一直在為建立全國性的革命大團體，而努力從事各方面的聯絡工作。1903年秋，他在日本東京組織青山軍事學校，「以收容有志軍事教育之留學青年」 ，為革命培養軍事人才。在入校誓詞中，他首次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個字的革命宗旨，並為實現這個宗旨而積極鬥爭。1904年5月，他在美國舊金山華僑中進行革命宣傳時，向當地致公堂建議，舉行洪門會員總註冊，為其修訂章程，強烈譴責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和保皇派的立場，又把他在青山軍事學校入校誓詞提出的十六個字，作為致公堂的宗旨寫進章程。1905年初，孫中山渡過大西洋到歐洲，在各地組織革命團體。在布魯塞爾加入者三十餘人，在柏林加入者二十餘人，在巴黎加入者十餘人。這個革命團體當時還沒有正式確定具體的名稱，但它卻是中國同盟會的一個雛形。 這一年7月，孫中山到達中國留學生集中的日本東京。經日本友人宮崎滔天介紹，結識了在中國留日學生中頗有影響的黃興，共同商談了組織革命大團體的問題。黃興極為贊同。接著，孫中山又在《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會見了宋教仁和陳天華等人，再次談到組織全國性革命大團體的重要性。他說：「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此時各國乘而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為要。」 但是，在要不要參加孫中山所倡導的新的革命團體的問題上，華興會主要成員之間意見很不一致。由於無法作出統一的決定，最後便以「個人自由」決定作結。後來華興會成員都加入了同盟會。 孫中山具有雄才大略、遠見卓識，在國內外的革命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當時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幟。他的到達日本，正是在成立全國性革命大團體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之時，因此立即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引起了轟動。孫中山很自然地成為眾望所歸的中心人物。他的組黨活動已有水到渠成之勢。 7月30日，孫中山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內田良平宅黑龍會本部，召集組織全國性革命大團體的籌備會議，參加者有黃興、陳天華、宋教仁等十個省的部分留學生共七十餘人，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內田良平也列席了會議。大家公推孫中山為會議主席。孫中山首先發表演說，談了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形勢以及進行革命的方法，強調為了更加有力地進行反清鬥爭，散布在全國各地的革命組織必須結成一個新的團體。到會者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孫中山就主持討論新團體的名稱和宗旨。關於名稱問題，有人提出用「對滿同盟會」，孫中山認為，革命的目的並不專在「排滿」，還要廢除封建專制制度，建立共和國，因而主張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又有人說，這個會是秘密組織，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經過反覆討論，最後定名為「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談到宗旨時，孫中山仍然堅持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十六個字。有些人對「平均地權」表示異議，要求取消。孫中山「乃歷舉世界革命之趨勢及當今社會民生問題之重要，謂平均地權即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方法」，「吾黨為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高瞻遠矚，不當專向種族、政治兩大問題，必須並將來最大困難之社會問題亦連帶解決之，庶可建設一世界最良善富強之國家」。 經過這番解釋，一些人在思想上雖仍有保留，但會議仍以多數通過。隨後，黃興請入會者「書立誓約」。孫中山當即起草，制定出如下誓約：「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 為了擴大革命影響，黃興和宋教仁發起，中國留日學生於8月13日在東京曲町區富士見樓舉行歡迎孫中山大會，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參加。孫中山在會上發表長篇演說。 他指出，中國革命的形勢越來越好，「我們中國一定沒有淪亡的道理」；中國有數千年的文明，「土地人口，世界莫及」，如能採用西法，「將一切野蠻的法制改變起來」，一定能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各國。他還批駁了保皇派所謂只能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的爬行論。 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赤坂區坂本珍彌宅召開正式成立大會，到會者大約一百人。黃興首先宣讀章程草案三十條，經大會討論修改後通過。這個章程明確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 設立本部於東京。根據三權分立的原則，本部機構在總理之下設立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分設庶務、內務、外交、書記、會計、調查六科，是本部中權力最重的機關，負責處理日常工作和組織革命的實際活動。評議部又稱議事部，設有評議員與評議長，司法部設有判事長、判事和檢事長，均由會員選舉產生。 中國同盟會章程還規定，在國內外設立九個支部，國內五個，東部設於上海，轄江蘇、浙江、安徽三省；西部設於重慶，轄甘肅、四川、西藏、新疆、貴州五個省區；南部設於香港，轄福建、廣西、廣東、雲南四省；北部設於煙臺，轄山東、山西、陝西、蒙古、直隸和東三省八個省區；中部設於漢口，轄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四省。國外四個：檀島支部設於火奴魯魯，美洲支部設於舊金山，歐洲支部設於布魯塞爾，南洋支部設於新加坡。 由於《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的社員半數都已加入同盟會，所以社員們願意把這個雜誌交給同盟會本部作為機關報。但《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二期剛剛印好，就被日本政府下令沒收了，理由是「妨害安寧秩序」，實際上是刊載的蔡匯東（一作蔡序東）的《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揭露了日本對中國的瘋狂侵略。宋教仁和程家檉幾次同東京神田警署交涉，均無效果。為了在表面上表示斷絕與這個雜誌的一切關係，同盟會便決定改出《民報》。 同盟會是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儘管它的組織仍不夠嚴密，但它的成立，終究使中國革命運動有了一個統一的領導核心，從而把中國革命推到一個新的階段。 三民主義 1905年11月，《民報》創刊號在東京出版。孫中山在《發刊詞》中把同盟會的革命宗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馮自由在香港《中國日報》「廣告欄」作介紹時，又把這三大主義簡稱為「三民主義」。從此以後，三民主義便成了一個專用名詞，並為國內外所公認了。 《民報》第一號的封面與發刊詞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從強烈的救國願望出發，在政治實踐的過程中，研究了中西有關思想資料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孫中山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穫者。」 孫中山倡導的民族主義，是繼承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傳統，吸取了西方資產階級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的民族主義思想而形成的。他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即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統治。孫中山在《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中進一步申述，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 這裡，孫中山雖然還不能把滿族貴族統治階級和一般滿族人民區別開來，但卻摒棄了籠統排滿的民族復仇主義。 孫中山之所以把民族主義作為革命政綱的重要組成部分，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清政府，是因為清政府已經完全變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工具。推翻投降媚外的清政府，也就打擊了直接威脅中華民族生存的帝國主義，實際上是包含著建立獨立富強的國家之意在內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存在弱點，最為突出的是，沒有明確提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口號和綱領。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雖然都深切感到「外邦逼之」的嚴重性，但他們都是用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來看待世界形勢的，認為生存競爭，弱肉強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因而對西方列強的侵略本性缺乏認識。在他們看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甘做西方列強的走狗，只要推翻清政府，使中國振作起來，西方列強就會與中國平等相待。孫中山說：「若人心日醒，發奮為雄，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強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窺伺瓜分之事哉？」 孫中山等人抱著這種天真的想法向日本和西方各國學習，希望得到這些國家的同情和援助。因此，凡是涉及反帝問題時，往往採取迴避態度，甚至表示繼續承認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這不僅阻礙了他們反帝思想的健康發展，而且使整個革命的進程和結局都受到嚴重影響。 孫中山倡導的民權主義，主要來自西方資產階級的「平等」思想和「民治」觀念。他所主張的「建立民國」，就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我們推翻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民主立憲政體」。並明確宣告：「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這就不僅批判了保皇派君主立憲的反動主張，而且打破了推翻清王朝後重建漢族君主政體的陳腐觀念。這樣，把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結合起來，從理論上解決了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迫切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即奪取政權與建立政權的問題。 孫中山所講的「政體」，實際上是指的「國體」，因為建立民國不僅是要改變政權的組織形式，而且是要確定資產階級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在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的資產階級已經走向沒落，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還是一個新興的向上的階級，建立資產階級政權，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趨勢的。孫中山作為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要把中國人民從封建統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享受民主權利，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對封建主義的要求，在中國歷史上還是一個創舉。 同民族主義一樣，民權主義也存在弱點。它的矛頭所向，主要是皇帝和貴族，並沒有把地主階級作為整個封建統治階級來反對，反而對漢族地主階級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在《招降滿洲將士布告》中，孫中山把漢族官吏看作「兄弟」，這就嚴重混淆了階級界限，放鬆了革命警惕性，也為漢族地主混進革命陣營提供了方便之機。 孫中山倡導的民生主義，想用「平均地權」的辦法，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這是根據美國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單稅論」，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擬訂的。孫中山「平均地權」的具體實施辦法，是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全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 他把這種主張稱之為「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在孫中山看來歐美各國為什麼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呢？主要是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所以，他把「平均地權」的實現，稱之為「社會革命」，說：「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國。」 亨利·喬治的「單稅論」，主張土地收歸國有，只征單一的地價稅，廢除其他一切稅收，宣稱這樣能使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解脫貧困。這種學說在十九世紀末的歐美各國甚為流行，孫中山也就把它作為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靈便藥方。1899年到1902年，孫中山在東京先後同梁啓超、章太炎和秦力山等人多次討論中國的土地問題，「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與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倉，均在討論之列。」 但對到底如何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孫中山「尚未成算」。到了1903年，他才提出「平均地權」，並認為「此為吾國今日可以切實施行之事」。 在中國的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孫中山抱著解救人民苦難的善良願望，想「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跳過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這只能是一種主觀主義的空想，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三民主義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革命綱領，儘管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它存在一些帶有根本性的缺點，但它的本質是進步的、革命的，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中起了積極作用。正如列寧所說：「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它充分認識到『種族』革命的不足，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革命』、中國立憲改革等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 同盟會的成立和三民主義的正式提出，為武裝起義和思想論戰的廣泛開展，準備了有利的條件，使革命迅速高漲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