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三十三 中國往何處去

1840年以後，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為了拯救自己的祖國，曾經滿腔熱忱地探索中國落後的原因，千辛萬苦地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前仆後繼地為振興中華而英勇獻身。但是，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已經山窮水盡。「茫茫前路無歸處，暮風秋雨江上舟」。 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裡？ 熔岩在地下奔突，它終將噴發。中國人民從俄國十月革命的炮火中，看到了新時代的曙光！ 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窮途末路 辛亥革命的勝利，曾經給人們以巨大鼓舞。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了，「君權神授」的神話破滅了。《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這些翻天覆地的巨變，使人們在精神上獲得了空前的大解放。 中華民國剛成立時，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曾以為「從此帝制永不留存於中國之內，民國目的亦已達到」。 今後革命黨只要埋頭建設，必能登中國於富強之域。然而，事實嚴酷無情。宋教仁慘案，「二十一條」，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南北軍閥割據混戰，民國有其名而無其實。辛亥革命畢竟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變壞。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感到憂慮、憤激、失望，卻又束手無策。1918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自序》中懷著痛苦的心情回顧以往的歷史說：「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這位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也因為找不到出路而絕望了：「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槁木死灰」。 皇帝退位了，封建主義和軍閥官僚政治並沒有退位。這是因為近代中國是一個經濟文化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如果不徹底變革封建制度和軍閥官僚政治賴以生存的牢固基礎，即改變那種以小生產為特徵的封建自然經濟結構，就不可能根除封建主義的毒瘤。辛亥革命既然只是趕走了一個封建皇帝，並沒有觸動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那麼，封建主義的肆虐，軍閥官僚政治的猖獗，也就不足為奇了。 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熄滅了，黑暗重新籠罩大地。人民無法照舊生活下去，於是奮起進行反抗鬥爭。除工人群眾英勇的罷工鬥爭外，各地農民暴動和起義波涌浪激。據不完全統計，從1912年至1921年，有記載的農民反抗鬥爭多達二百五十七次，其中有些起義堅持數年之久。人民要革命，但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已經不可能領導革命前進，這便是五四運動前夕中國革命的基本態勢。 軍閥政權野蠻地屠殺人民 早年曾參加同盟會和辛亥革命活動的吳玉章，在回憶錄中寫道：「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們曾經抱著一個美麗的幻想，以為革命後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獨立、統一、富強的國家。但是現實嘲弄了我們，中國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凱的專制獨裁；不是獨立，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欺凌、蠶食和鯨吞；不是統一、富強，而是軍閥們的爭權奪利、魚肉人民。」 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的歷史行程，已經到達了它的終點。舊的理想破滅了，新的追求是什麼？先進的中國人在繼續探索。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失敗，是從正反兩個方面，為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準備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 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和鬥爭的高漲，是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階段向新民主主義階段轉變的階級基礎，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則是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階段向新民主主義階段飛躍的輿論準備。 新文化運動，正如李大釗所說，「不是幾個青年憑空造出來的」，而是以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整個歷史發展為基礎，「應經濟的新狀態、社會的新要求發生的」。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前夕，多少仁人志士為救國救民而奮戰不息。他們雖然都失敗了，但是，人民在鬥爭中前進。到了五四運動時期，在新舊思潮的大激戰中，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集中了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願，終於把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兩位先生請了出來，並且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1915年9月，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創刊（共出六期，從1916年9月出版第2捲起，改名為《新青年》），它標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始，吹響了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解放運動的進軍號！ 陳獨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懷寧人。出生於官紳地主家庭，幼讀「四書」「五經」，十七歲中第一名秀才。次年赴南京應江南鄉試，目睹考場種種怪現狀，即與科舉道路決裂。1897年入浙江求是書院攻讀新學，學的是法文和造船。不久因發表反清言論遭通緝，逃回安慶。1900年以後轉變為資產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1902年至1915年上半年，曾五度去日本，先後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和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這十三年間，陳獨秀在國內外創辦革命報刊，組織革命團體，參加「拒俄義勇軍」與「暗殺團」等，為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進行了許多活動。1915年9月，從日本回國主編《青年雜誌》，熱烈提倡新文化。次年，應蔡元培校長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五四運動前後，成為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者與中國共產黨的發起者。在《實庵自傳》中，陳獨秀回憶這段經歷，稱自己相繼做了「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家裡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 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誌》和《新青年》 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1913年畢業後留學日本，次年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1915年2月被公推為留日學生總會文牘幹事，極力反對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喚起人民救亡圖存。袁世凱稱帝時，李大釗奔走呼號，痛斥「大盜竊國」，抨擊「籌安之徒」。1916年春，發表著名論文《青春》，號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 同年夏回國，歷任北京《晨鐘報》（後改名《晨報》）總編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新青年》雜誌編輯。俄國十月革命後，李大釗是中國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與陳獨秀同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初期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中心內容。民主是專制主義的對立物，科學是蒙昧主義的對立物。提倡民主與科學，就是以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來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專制統治，以資產階級認識事物的科學法則來反對封建迷信和蒙昧主義。 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大聲疾呼提倡民主與科學。他指出：民主（當時稱為「人權」），就是每個人都「各有自主之權」，「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具體地說，就是要「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科學，就是要「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凡一事之興，一物之細，無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如果是經不起科學法則檢驗的「誑人之事」，那麼，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陳獨秀還形象地把民主與科學比作一輛車子的兩隻輪子，號召青年們「以科學與人權並重」，「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戰勝惡社會，而不可為惡社會所征服」。 當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在《新青年》雜誌最初提出時，它還屬於資產階級急進民主主義的範疇。那時，陳獨秀、李大釗等急進民主主義者，用民主與科學作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向封建主義的文化思想陣地勇猛進擊。他們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對封建的舊禮教、舊倫理、舊政治、舊制度、舊文學、舊藝術，對神聖不可侵犯的孔家店，對種種迷信和偏見，一概無情地加以揭露和鞭撻。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宣告：「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李大釗號召人們「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 強調：「吾人執筆以臨社會，其當拳拳服膺、嚴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論之正。」「而二者之中，尤以據乎事實為要。」 他們毫不含糊地申明：「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應該破壞！」 針對猖獗一時的尊孔復古思潮，《新青年》的作者們，將攻擊的鋒芒，集中指向孔夫子這尊偶像。這是因為孔學是封建專制制度的精神支柱。當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康有為反對共和，以及其他封建餘孽的倒行逆施，都是打著尊孔旗號蠱惑人心的。新文化運動不反封建則罷，要反封建，就一定要把鬥爭的矛頭指向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孔學，指向封建文化的頑固堡壘孔家店。 從1916年1月開始，陳獨秀就向封建倫理道德的核心「三綱」說，發動猛烈進攻。他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臣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 要打破「奴隸道德」，要「恢復獨立自主之人格」，就一定要反對「三綱之說」。陳獨秀還指出：「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之制度者也。」抓住了封建道德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本質，陳獨秀進一步強調：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不僅如此，他更從政治上揭露了尊孔思潮與帝制復辟的內在聯繫，一針見血地點破：「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孔教與共和乃絕對兩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在「打倒孔家店」的鬥爭中，吳虞以激烈的反孔言論而名噪一時。吳虞（1871—1949），四川新繁人。從留日回國後，在成都中學任教，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吳虞把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和封建專制制度，當作三位一體加以抨擊，他著重指出：「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兩者「膠固而不可以分析」；封建統治者用來聯結專制政治與家族制度的倫理道德觀念，則是「孝弟」，所以「孝弟」二字，其流毒「不減於洪水猛獸。」 針對當時憲法草案中關於「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規定，李大釗在1917年1月，發表《孔子與憲法》，激烈反對尊孔：「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如將尊孔列入憲法，「則其憲法將為陳腐死人之憲法」；「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如將尊孔列入憲法，「則其憲法將為萌芽專制之憲法」。這樣的憲法，勢必成為「野心家利用之憲法」，成為「專制復活之先聲」。 2月，李大釗又發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從新陳代謝的進化觀念出發，強調道德的進化發展，也是隨著時代而變化的，「孔子之道，施於今日之社會為不適於生存，任諸自然之淘汰，其勢力遲早必歸於消滅。」 隨著思想革命的展開和深入，一個以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學革命」，也提上了日程。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論》，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簡言之，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話文來表達新思想；反對用雕琢晦澀的文言文來宣揚舊思想。 魯迅發表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是五四文學革命的一聲春雷。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出身於破落的封建家庭。1902年留學日本，原學醫，後認為文藝最能改變國民精神，改治文學。1909年回國後，在杭州、紹興任教。辛亥革命後，在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和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職，兼任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等校教職。五四前後，參加編輯《新青年》雜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 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了他的第一篇不朽作品《狂人日記》。在這篇小說中，魯迅對封建舊道德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揭露中國幾千年來用「仁義道德」掩蓋起來的封建專制主義統治，只是一部「吃人」的歷史。魯迅借「狂人」之口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憤怒地撕下封建統治者和聖人之徒的偽善面具，告訴人們，這伙滿嘴「仁義道德」的正人君子，實際上是一批「唇邊還抹著人油，而且心裡滿裝著吃人的意思」的魔鬼。這是中國歷史上對封建統治和吃人的禮教所進行的最深刻的批判。此外，魯迅還發表了白話小說《孔乙己》《藥》以及其他雜文。他的創作實踐，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內容，和現實主義的藝術表現形式完美地結合起來，起到了「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鬥爭」 的作用，樹立了新文學的光輝典範。魯迅勇敢地戰鬥，猛烈抨擊「保存國粹」的復古倒退叫囂，強調必須把封建主義的「國粹」，當作瘤和瘡一樣割掉。懷著對舊道德、舊文學的滿腔義憤，魯迅痛斥那些頑固勢力，「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引導人們向封建專制和迷信思想進行徹底的不妥協的鬥爭。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戰鬥口號，把它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結合起來，對孔孟之道進行了猛烈衝擊，使「至聖先師」威風掃地。這一場對於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狂風暴雨般的掃蕩，使許多人從蒙昧狀態下驚醒過來，它對啟發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青年的覺醒，起了巨大的作用。新文化運動打破傳統的思想枷鎖，促使人們加緊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然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複雜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面前，提不出實際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方案。他們的思想武器，還是從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里找來的。這個運動的參加者，又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和農民。因此，屬於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範疇的初期新文化運動，不能不帶有很大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毛澤東在總結這段歷史時指出：「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在他們看來，「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 。因而，對於歷史、對於現狀、對於外國事物，也就缺乏正確的評價。 新時代的曙光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發生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開闢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新時代的曙光。 十月革命爆發後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上海《民國日報》就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11日，《晨鐘報》《時報》《申報》也都對十月革命作了報道與介紹。過了四個月，《勞動》雜誌在《俄羅斯社會革命之先鋒李寧事略》一文中，用比較明確的語言指出：「現在我們中國的比鄰俄國，已經光明正大的做起貧富一班齊的社會革命來了。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為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 但是，第一個向中國人民歌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是李大釗。「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從1918年7月開始，李大釗連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重要論文，為五四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注入了新的社會主義的質素。作為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代表，李大釗認定，俄國十月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中國革命必須「適應此世界的新潮流」。 他敏銳地指出：「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 熱情地歡呼：「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凱歌的聲。」「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魯迅也讚頌俄國人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奪取了勝利；並從十月革命的「刀光火色」中，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 就在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向中國人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學說。李大釗指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是一個「科學的理論與系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中國人民花了將近八十年時間，在救亡圖存的長期奮戰中，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和鬥爭、失敗、再鬥爭的艱難歷程，付出無數代價，通過各種比較，最後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強調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在中國，正是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精神武器，教育和組織工農民眾，將革命推進到一個新階段。1919年5月4日，偉大的五四運動爆發，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