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二 民主革命的勃興

義和團運動失敗後，舊式的農民革命運動退出了歷史舞台，讓位於中國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毛澤東說：「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 在實際鬥爭中，一大批知識分子由愛國逐漸轉向革命，使民主革命潮流奔騰起來，而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孫中山與興中會 孫中山和康有為一樣，也是在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形勢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的開始革命，又以創設革命團體興中會為標誌。 孫中山（1866—1925），原名文，字逸仙。後來他從事革命活動，化名中山樵，人們就稱他為孫中山。 1866年，孫中山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翠亨村的一個農民家庭。他有個哥哥叫孫眉，1871年赴檀香山（北太平洋中心，夏威夷群島的中部）經營墾牧，後來成為一個華僑資本家。1878年，十三歲的孫中山到檀香山隨哥哥生活，先後入英、美教會在當地辦的學校讀書。1883年7月，他歸國後，又相繼進入廣州和香港的醫學院學習，1892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從1878到1892年，孫中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教育。在這段時間內，他學到不少自然科學知識，也接觸到一些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這對於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關係。 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 早在檀香山讀書期間，孫中山就產生了「改良祖國」的意願。中法戰爭前後，他正在廣州、香港學習，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媚外賣國政策，給他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對清政府十分不滿。他後來回憶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造民國之志。」 1892年，孫中山從西醫書院畢業後，在澳門和廣州兩地行醫，日益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安危，醞釀反清的政治活動。儘管孫中山已有革命的要求，但他還沒能從當時流行的改良主義思潮影響下解放出來。在孫中山的周圍，有不少改良主義者常常給他以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有何啟（西醫書院的創辦人、孫中山的老師）、鄭觀應（孫中山的同鄉）。因此，孫中山一面傾向革命，一面還希望清政府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1893年冬，孫中山與陸皓東、鄭士良、尤列等人在廣州的廣雅書局內聚會，醞釀組織一個取名為「興中會」的團體，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為宗旨，但還沒有具體的組織形式和活動計劃。不久，孫中山又突然回到家鄉翠亨村，草擬了一篇長達八千餘字的《上李鴻章書》。在這封信中，他向李鴻章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張，概括為四句話：「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就是要清政府仿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開辦學校，培養人才；設立農官，管理農業，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開礦山、築鐵路、設工廠，採用近代機器生產；實行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等等。很明顯，孫中山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希望通過李鴻章這樣的大官僚，進行一系列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的社會改革。 《上李鴻章書》寫好後，孫中山找鄭觀應設法介紹北上天津面見李鴻章。1894年春，孫中山和陸皓東到天津投書李鴻章。可是，李鴻章對孫中山的建議根本不感興趣，拒絕接見。孫中山碰了個大釘子，那份《上李鴻章書》也就石沉大海。 上書失敗後，孫中山又跑到北京去探聽清政府的虛實。那時，甲午中日戰爭已經爆發，中國軍隊在牙山戰役中遭到慘敗，舉國震動。清朝統治者卻還在歌舞昇平，大修頤和園，準備慶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孫中山經過這番閱歷，已認識到自上而下地實行和平改革是辦不到的，決心用強迫手段來推翻清政府，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894年10月，孫中山和陸皓東隨即南下武漢，觀察長江流域的形勢後，再到上海。陸皓東留在上海，孫中山在鄭觀應的幫助下，繞道日本再赴檀香山。他積極向華僑宣傳反清革命的主張。11月24日，孫中山聯合二十多個經營小商店和小農場的華僑，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魯魯卑涉銀行經理何寬的寓所開會，建立了中國資產階級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在孫中山親自草擬的公開的興中會章程中，著重指出民族面臨的危機：「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同時，強烈抨擊了清政府的反動統治，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號召愛國志士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維持國體」。並在會員入會秘密誓詞中，明確規定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 為奮鬥目標。 興中會成立時，日軍已攻占北洋海軍的要塞旅順和大連，京津震動，形勢危迫。孫中山認為機不可失，即率會員數人，從檀香山趕回香港，策劃武裝起義。1895年1月，孫中山與「輔仁文社」（1892年成立）的楊衢雲、謝贊泰等人協商，籌違香港興中會。2月21日，香港興中會正式成立，通過了修訂的《興中會章程》。這時，興中會已聯合香港、廣州一帶會黨力量和反清人士，為了反映這種情況，孫中山把會章和入會誓詞略作修改。會章中除重申嚴重的民族危機外，著重揭露清政府殘暴腐敗和國內尖銳的階級矛盾。入會誓詞的「恢復中國」，改為「恢復中華」。同時還健全了組織規定。這些，使興中會和舊式的會黨有了鮮明的不同。孫中山的革命綱領，表明了他推翻清朝封建專制政府、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決心。 為了組織起義，興中會設「乾亨行」於香港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表面上是做買賣，實際上是指揮武裝暴動的總機關。後來，孫中山又在廣州設「農學會」，借行醫和提倡農業的名義進行活動。經過半年聯絡，取得了部分會黨、軍隊的支持，能夠調動的人員已不下萬人。於是，決定在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發動起義，襲取廣州為根據地。孫中山通令各路起義人員，利用廣州人民重陽登高、掃墓的習俗，裝扮成掃墓人，於重陽前一天到達指定地點集中；香港方面運送的槍械、彈藥，以及三千多起義人員，則乘前一天夜船於重陽清晨登岸。可是，香港方面有部分人員，擅自改動戰鬥布置，沒有及時到達，致使起義計劃被打亂。這樣，孫中山只好命令已經集中起來的人員立即解散，並發電制止香港隊伍前來廣州。兩廣總督譚鍾麟已得到密告，第二天，派兵捕去陸皓東等人。楊衢雲接到電報時，派來廣州的二百人已下船，船一靠岸就被捕去四十多人。孫中山領導的這次廣州起義，還沒有來得及發動，就這樣被扼殺了。但是，它作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初火花，是具有很重要意義的。它表明，孫中山等少數資產階級革命分子，已經正式以武裝起義同清政府決裂，邁開了民主革命最堅定的第一步。這件事騰傳全國，外國報紙也開始宣傳「中國革命黨孫逸仙」。從此，孫中山和興中會的活動，逐漸為人們注意。 廣州起義失敗後，清政府懸賞緝拿革命黨人。領導起義的孫中山、陳少白等，被迫逃亡日本，設興中會分會於日本橫濱。後來，孫中山斷髮改裝，又轉赴檀香山、美國、英國，在華僑中宣傳革命。1896年10月1日他到倫敦，11日，被清政府駐英國公使誘禁。使館準備把他裝在一隻大箱子裡秘密運回中國，加以殺害。幸經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時的英國老師康德黎（James Cantlie）等多方營救，才脫險出來。清政府的迫害，並沒有使孫中山氣餒。脫險以後，他繼續宣傳革命，並研究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時期的代表著作，考察歐、美現實的社會政治狀況；同時還與旅英的俄國愛國者和民粹派交往。1897年7月，孫中山又轉回日本，就近策動中國革命。 孫中山在日本期間，經過日本進步黨領袖犬養毅的介紹，曾與亡命海外組織保皇會的康有為、梁啓超就聯合反清問題進行過會談。由於康有為堅持保皇立場，對會談缺乏誠意，合作並未成功。孫中山又同時與唐才常的「自立會」取得聯繫。唐才常（1867—1900），是譚嗣同的同鄉、摯友。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中思想比較激進的一個。戊戌政變後，他異常悲憤，思想逐漸傾向「反滿」，但仍主張保皇。1899年夏，他出遊香港、南洋各地，與康有為會晤時，勸說康有為「犧牲小異」，同孫中山合作以「救國難」，遭到拒絕。同年秋，唐才常在日本見到孫中山，商討湘、鄂和長江流域的起兵計劃，得到孫中山的讚許，雙方訂立「殊途同歸之約」。 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在北方各地蓬勃興起。唐才常利用這一時機，在上海組織正氣會，旋又改名自立會，散發「富有票」，作為入會的憑據。7月26日，他邀集上海的維新人士，在張園召開「國會」。會上，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他自己擔任總幹事。與此同時，他廣泛聯絡長江流域的會黨，組成自立軍，分駐大通、安慶、常德、新堤、漢口等地，由各路統領率領，唐才常自任總指揮，約定8月9日同時起事。唐才常企圖聯合革命派和改良派，實現已經破產了的變法維新。他既想得到革命派的人力支持，又想得到康有為的輸款援助，所以，一面聲言反清，一面又稱「勤王」——擁戴清帝光緒，使自己陷入不能自解的矛盾之中。準備參加自立軍的革命黨人，看到這種情況，紛紛遠離而去。唐才常因等不到康有為的海外匯款，屢次推延舉事日期，以致事機泄露，8月21日唐才常等人在漢口被清朝官兵捕獲，次日遇害。各地的自立軍機關均被搗毀，前後被殺害者達二百餘人。自立軍起事宣告失敗，興中會在長江流域聯絡的會黨力量，也損失殆盡。 1900年6月，北方的義和團運動全面展開，西方資本主義的八國聯軍武裝干涉也已開始。孫中山認為武裝暴動的機會又來了，就親自率領一批興中會會員到香港部署起義。船到香港，由於英國香港當局對孫中山的阻止而無法登岸。他便在船上召開會議，決定以廣東省新安縣的綠林和嘉應州三合會為主力，借用菲律賓獨立軍在日本購置的軍械，在惠州三洲田起義。然後沿海東進，直趨廈門。當時日本駐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出於控制福建的目的，曾經口頭上表示願給興中會武器援助。所以，孫中山打算在起義軍打到廈門時，自己從台灣內渡，親自到軍中指揮，用日本運來的軍火武裝起義軍，回攻廣州，得手馬上組織臨時政府。 10月，興中會會員鄭士良受孫中山的委託，率領三合會人員六百餘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義，幾次打敗來犯的清軍，十多天內發展到兩萬多人，聲勢頗壯。孫中山在台灣得到起義軍的捷報，就電請日本人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將借自菲律賓獨立軍的軍械運送惠州。不料，這批軍械儘是廢銅爛鐵，全不能用。在這關鍵時刻，日本政府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為了與沙俄爭奪中國的東北，改變對華政策，禁止對中國革命黨人供給武器，又不許革命黨人在台灣活動。孫中山一籌莫展，只得派人將這情況告訴鄭士良。起義軍血戰半個多月，雖然士氣旺盛，但彈藥已盡，正在盼望軍火，接到這個通知，非常泄氣，全軍兩萬多人，很快就瓦解了。鄭士良率領一部分親隨，分水陸兩路逃避香港。 惠州起義前，孫中山曾派史堅如去廣州策劃響應，沒有成功。史堅如決定炸死兩廣總督德壽，又因炸藥效力不足，也沒有成功，自己反被捕遇害。至此，孫中山所領導的第二次武裝起義又失敗了。孫中山希望得到外國的援助，卻沒有努力與群眾鬥爭相結合，更不能深入發動群眾，作為自己的後盾，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次起義在人民群眾中引起了反響，與五年前的廣州重陽節起義大不相同了。 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後，中國的形勢發生很大變化，民主革命的潮流奔騰而來。形勢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義和團運動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了。1901年的《辛丑條約》，使中國的獨立徒具形式。二十世紀初年，西方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嚴重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籠罩著人們心頭。 毛澤東指出：「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同舊式的封建士大夫不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經懂得一些自然科學和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學說，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有敏銳的感受，有比較強烈的愛國心。二十世紀初年，不僅國內學堂紛紛成立，知識分子人數急劇增加，而且，出國留學成為一種風氣。日本是學習西方有成效的國家，離中國又近，留學費用少，去的人特別多。1901年，在日本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不過一百多人，1904年達到一千三百多人，1905年更達八千名以上。這些留學生，親眼看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一躍而成為亞洲強國，深深感到自己祖國命運的危殆。他們如饑似渴地尋找救國真理，從各方面掀起火熱的愛國運動，並在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激勵下，從愛國的立場出發，迅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起初都是分散求學，相互聯繫甚少。1900年春，秦力山、吳祿貞等在留學生中組織了第一個團體勵志會，制定了五條會章，不外是以「聯絡情感，策勵志節」為宗旨，別無政見。這年夏天，勵志會中不少人回國參加自立軍起事。自立軍失敗後，許多人從血的事實中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思想逐漸轉向革命。 1900年下半年，勵志會會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編輯《譯書匯編》，譯刊歐、美各國的政法名著，如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鳩《萬法精理》、約翰·穆勒《自由原論》、斯賓塞爾《代議政體》等，逐期登載。通過這些著作，鼓吹資產階級的平等和民主思想。他們歌頌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對歐洲的反動勢力進行抨擊，也間接對清政府進行鞭撻。 1901年5月，秦力山等同康有為、梁啓超絕交以後，在東京創辦《國民報》（月刊），宣傳天賦人權、平等自由，主張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開始明確地劃清了革命與保皇的界限。《國民報》出版時，曾得到孫中山捐助印刷費一千元，但到第四期出版後，終於因資本告罄而停刊。 在留日學生運動發展史上，1902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留學日本的人數急劇增加，留日學生的思想面貌發生很大變化。這一年4月，章太炎和秦力山，還有馮自由、馬君武等人發起召集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就是中國留日學生掀起的反清革命的第一個激浪。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甲午戰爭後曾投身維新運動。1900年，他參加了唐才常等在上海張園召開的「國會」，因對唐才常的「勤王」宗旨不滿，當場毅然剪除髮辮，表示與改良派決裂，從此進入反清革命的行列。1902年春，他在日本時與孫中山正式訂交，就中國的土地、賦稅以及革命成功後的政制、建都問題，作了較為廣泛的交談。這時，章太炎已是一位知名的、有學問的革命家。1902年4月26日（農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末一個皇帝崇禎的忌日，章太炎等聯絡僑居日本的中國人和留學生舉行紀念會，以表示紀念明朝的滅亡，反對清朝的反動統治。 章太炎用他典雅的文筆，為這次紀念會寫了一篇九百餘字的宣言書，大聲疾呼：「願吾滇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越人，無忘張煌言。願吾桂人，無忘瞿式耜。願吾楚人，無忘何騰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 他想以這些抗清英雄的事跡，激勵人們投身反清革命。由於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勾結日本外務省，出動警察干涉，這個紀念會未能開成，但在留日學生中，鼓起了組織愛國團體和出版革命刊物的熱潮。 「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事件不久，又發生了「成城入學」事件。這一年夏天，江蘇省自費生顧乃珍等九人要求進入成城學校學習陸軍，駐日公使蔡鈞拒絕咨送。吳稚暉、孫揆均等二十六人到使館交涉，蔡鈞又嗾使日本警吏以擾亂治安為名，把吳、孫兩人驅逐回國。秦毓鎏、張肇桐等不服，到使館抗議，也被日本警方拘留，由此引起了中國留日學生對蔡鈞的公憤。胡漢民等憤而回國，秦毓鎏等即與張繼、葉瀾等創立愛國團體青年會。青年會與勵志會不同，主要是由留日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組成，「其會章第一則，規定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 最早的會員有二十餘人，曾編輯出版過《法國大革命史》《中國民族志》等數種書籍。這是留學界第一個比較穩固的、帶有濃厚革命色彩的新團體。 從1902年底開始，各省留學生都紛紛成立同鄉會，並準備發刊雜誌。1903年初，先後出現《湖北學生界》（出四期後改名《漢聲》）、《直說》（直隸留學生主辦）、《浙江潮》、《江蘇》等刊物。他們宣傳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危機，介紹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法律以及歷史等情況，探究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討論西方各國富強的途徑，以尋求救亡圖存的方法。這些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鋪平了道路，也使留學生運動出現了生動活潑的新局面。 「建立中華共和國」 1903年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蓬勃開展的一年，其顯著特點，就是民主革命思想的不斷高漲。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和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公開發表，「建立中華共和國」口號的提出，則是這種高漲的重要標誌。 鄒容（1885—1905），字蔚丹（又作威丹），出生在四川巴縣一個富商家庭。1902年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同文書院。1903年元旦，留日學生在留學生會館舉行新年團拜，與會者達一千餘人。鄒容、馬君武先後登台演說，發表了「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救中國」的革命言論。從此以後，留學界每次開會，鄒容都參加，而且「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 ，很快成了中國留日學生中主張反清革命頗有影響的人物。1903年4月，他回上海後，寄居在愛國學社，與章太炎同寓，因政治思想接近而建立了友誼。他積極參加愛國學社師生的活動，每次張園集會，常慷慨陳詞，大呼救國。5月間，他又發起創立中國學生同盟會，作為學界的統一團體，以便進行革命鬥爭。與此同時，他在留日期間已開始寫作的宣傳革命的論著，也全部脫稿，由章太炎作序，柳亞子、蔡元培、黃宗仰等集資，大同書局正式出版，署名為「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這一著作，就是被譽為近代中國「人權宣言」的《革命軍》。 《革命軍》全書有兩萬餘字，共分七章：一、緒論；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種；五、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六、革命之大義；七、結論。它以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理論為基礎，用通俗淺近的文字，犀利酣暢的筆調，論述了中國專制制度的罪惡和進行革命的必要性，宣傳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思想。 鄒容《革命軍》封面和正文最末頁 《革命軍》肯定革命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必須進行的偉大事業，熱情洋溢地讚頌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認為中國想要擺脫專制統治，取得與列強爭雄的地位，必須奮起進行革命鬥爭。 鄒容在分析革命的原因時，還對清政府的內政外交進行了全面的、淋漓盡致的抨擊。他堅決反對改良派的保皇立憲主張，認為要「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就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怎樣進行革命？鄒容提出了「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種」「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的主張。所謂「革命之教育」，就是要用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思想和政治法律觀念，對人民進行思想教育，養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冒險進取，赴湯蹈火，樂死不辭之氣概」，「相親相愛，愛群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群」。所謂「革命必剖清人種」，就是必須分清敵我，「內有所結，外有所排」，啟發民族覺醒，反對民族壓迫。所謂「必先去奴隸之根性」，就是要人們站起來，反對「忠於君，孝於親」等封建倫理。只有打破這些精神枷鎖，爭平等，爭自由，做國民，不為奴隸，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鄒容對革命的勝利充滿信心。在《革命軍》中他提出了革命建國綱領二十五條，作為奮鬥目標。其主要內容是推翻清政府，建立資產階級的新政權，實行議會制度，參照美國的憲法和法律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憲法和法律。他在這本書的最後，號召人們為祖國拋頭顱，暴肝腦，與清朝封建統治者「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然後再掃蕩干涉爾主權外來之惡魔」。並且高呼：「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 《革命軍》猶如暴風雨前的一道閃電，給人們以強烈的震撼。它搖撼了清朝的封建統治，劃清了革命派與保皇派的界限，使革命派陣容更加整齊。它那烈火一樣的文字，奔放的革命情感，激勵著人們的心弦。因此一出版就不脛而走，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尤其為廣大熱血青年所喜愛，總發行量達一百多萬冊，成為清朝末年最暢銷的書籍。 《革命軍》問世不久，為了駁斥康有為在1902年春天發表的《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章太炎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是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起過很大作用的又一篇重要歷史文獻。頑固堅持保皇立場的康有為認為，中國只能實行立憲，不能進行革命。這是因為，「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耽」。章太炎用歷史事實對此進行論證，指出要改變專制政體，使人民取得政治上的權利，流血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不僅進行革命是如此，實行立憲也是這樣。英、奧、德、意各國都是經過多次的暴動，人民才取得自由議政權利的。 「公理未明，舊俗俱在」，中國人還沒有進行革命的資格，這是康有為反對革命的另一個理由。章太炎批駁說，人的智慧，是從鬥爭中產生的。現在人民的知識不必用別的事情來啟發，只用革命就能啟發了。章太炎的結論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僅是「天雄大黃之猛劑」，而且還是「補瀉兼備之良藥」。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對中國進行一番徹底的改造。 章太炎又針對康有為稱光緒皇帝「聖明英武」，一旦復辟秉政，立憲肯定無疑的飾詞，嚴予駁斥道：「載湉小丑，未辨菽麥」，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敵」，根本不是什麼「聖明」。他指出，光緒徒擁皇帝之虛名，根本沒有實行立憲的權力和能力。不然的話，為什麼在戊戌變法時，連他自己也被幽禁瀛台呢？章太炎還一針見血地揭露康有為散布這些謬論的用心，無非是為了向滿族貴族表明自己忠貞不貳的心跡，等到慈禧太后一死，光緒皇帝上台執政時，不僅工部主事可以起復，內閣軍機之位也可以覬覦，其目的是十分自私的。 章太炎是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場上，對康有為主張君主立憲的種種言論，進行了無情的鞭撻，而對於革命鬥爭給予熱情的謳歌。這篇文章說理透闢，戰鬥性強，所以流傳相當廣泛，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它同鄒容的《革命軍》一樣，也有時代和階級的烙印，帶有濃厚的狹隘民族意識，特別是在滿漢關係問題上，流露出不少大漢族主義的民族偏見，還沒有把鬥爭的鋒芒對準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他們對列強的侵略本質認識是很不足的，所以在這方面對康有為的批判就缺乏說服力。 《蘇報》案 面對革命聲勢的日益擴大，清政府異常惶恐，為了「防微杜漸，殺一儆百」，1903年夏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蘇報》發刊於1896年6月26日，創辦人胡璋（鐵梅），由其妻日本人生駒悅出面，向日本駐滬總領事館註冊。館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漢口路二十號。1900年，因教案被清政府革了職的原江西鉛山知縣陳范，憤官場腐敗而出資接辦。從1902年起，《蘇報》與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相互支持，鼓吹反清革命。 中國教育會是蔡元培、黃宗仰、葉瀚等於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社會團體。其宗旨「在於改良教育及編訂完善之教科書，並仿通信教授法，刊行叢報」。 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學在留日學生鬥爭的影響下發生學生退學風潮，兼任該校教習的蔡元培同情學生，亦憤而辭職，帶領一百多名退學學生，向中國教育會求助。中國教育會決定籌款建校，12月創辦了愛國學社，推蔡元培為總理，章太炎、汪文溥和吳稚暉等均任義務教員。不久，南京陸師學堂學生章士釗等因不滿學堂當局干涉言論自由，也退學來到上海，給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增添了新的力量。愛國學社與《蘇報》館約定，《蘇報》每天的論說由學社教員輪流撰寫，《蘇報》館則每月贈給學社一百元，以補學社經費之不足。此後，《蘇報》的言論越發激烈。 隨後，《蘇報》又聘請愛國學社的章士釗擔任主筆，使之面目一新，並陸續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蘇報》以大量的篇幅，最先向全國人民推薦鄒容的《革命軍》。6月9日刊載的「愛讀《革命軍》者」所寫的《讀〈革命軍〉》一文，熱情盛讚這是全國人民必讀的教科書，讀者從中受到極大的鼓舞和教育。次日，又刊出章太炎的《序〈革命〉》，讚揚這本書是「義師先聲」。《蘇報》還在6月29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摘要刊出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登廣告進行推薦。因此，《蘇報》的革命言論，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摘要刊載於《蘇報》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清政府對於《蘇報》刊出鄒容、章太炎的著作，發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深為惱怒，力圖壓制。上海道袁樹勛奉朝廷之命張貼告示，懸賞捕捉寫作者。但因《蘇報》和愛國學社都在公共租界裡，未能捉成。清政府加派候補道俞明震與領事團交涉，要求租界當局逮捕「引渡」陳范、章太炎、鄒容等人。雙方約定：「所拘之人，須在會審公堂由中外官會審。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內辦理。」 按照這一約定，領事團在拘票上籤了字，由會審公廨交給巡捕房去執行。捕人的風聲傳出後，章士釗、汪文溥、黃宗仰等人先後離滬躲避，有人勸章太炎立即出走，章太炎卻毫不畏懼，決心坐以待捕，說：「革命沒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現在已經第七次了。」 6月29日，中西探捕多人闖入《蘇報》館，出示捕人牌告，當場將司賬程吉甫鎖去。陳范連夜走避。30日清晨，當中西探捕來到愛國學社時，章太炎指著自己的鼻子說：「餘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隨即從容就逮。同一天，中西探捕進入陳范的女兒陳擷芬主持的《女報》館中，逮捕了錢允生和陳范的兒子陳仲彝。章太炎寫信給鄒容和龍積之，要他們自動投案。龍積之當晚到巡捕房自首，鄒容也在7月1日自投捕房。 章太炎等人被捕後，《蘇報》照常出版，繼續宣傳革命，先後發表了《哀心死》《新無錫會之緣起》等文。直到7月6日，還登出了章太炎的《獄中答新聞報》，對清政府進行猛烈抨擊。7月7日，租界當局把《蘇報》查封。 7月15日，西捕戒備森嚴地用馬車把章太炎和鄒容送到租界會審公廨，由會審委員孫建臣和英國領事署翻譯進行第一次審訊。律師古柏（Corbett）等代表清朝政府出庭，章太炎和鄒容所請的律師博易（Boye）和瓊司（Jones）也到庭辯護。古柏首先指控《蘇報》，「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 ，並從《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和介紹《革命軍》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激烈詞句，作為「罪證」。面對這種審訊，章太炎和鄒容心胸坦然，直言不諱地分別承認自己是《序〈革命軍〉》和《革命軍》的作者。 清政府見「引渡」陰謀不能得逞，即通知袁樹勛，將《蘇報》案在上海英美租界會審公廨審結。同時，商得英國公使的同意，組織「額外公堂」，由上海縣知縣汪懋坤擔任主審，由公廨會審委員及陪審官充當會審。從12月3日至7日，審訊又連續進行了四次。在法庭上，章太炎、鄒容分別對清政府代表古柏的指控一一進行了駁斥。以後，對章太炎、鄒容的審訊時斷時續，一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才由租界當局最後判決，鄒容監禁兩年，章太炎監禁三年，從1903年6月30日起算，期滿開釋，驅逐出境。 清政府鎮壓愛國學社和《蘇報》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因為它以中國政府在中國的土地上向外國人控告自己的百姓，進一步喪失民心，並促使更多的愛國知識分子閱讀《革命軍》等革命書籍，走上反抗鬥爭的道路。 1905年4月3日，鄒容因不堪監獄的折磨，病死獄中，遺體由義士劉三（季平）營葬於上海縣華涇鄉黃葉樓旁。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滿出獄，被孫中山派人接到日本東京，投入了新的戰鬥。 打倒「洋人的朝廷」 《蘇報》被封不久，《國民日日報》與《警鐘日報》相繼行世，其宗旨都和《蘇報》相同。清政府對《革命軍》等革命書籍的大量印售，已經感到無所措手足，而陳天華的《猛回頭》與《警世鐘》又公開出版。 陳天華（1875—1905）原名顯宿，字星台，湖南新化縣人。他出生在一個窮塾師家庭，由於家境貧寒，童年時以提籃叫賣維持生活。他每天在奔波之餘，還跟父親課讀，九歲能通讀《左傳》。他酷好文藝，對民間流行的說唱彈詞，愛不釋手，並經常模仿撰寫一些情節生動的小說或山歌小調，這對他後來從事革命宣傳工作打下了基礎。 1896年，陳天華隨父親到新化縣城，依靠做小販餬口。後來得族人資助，進入資江書院讀書。戊戌變法期間，他又考進新化求實學堂，深受維新思想影響。1903年初，他得求實學堂資遣，東渡日本留學，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師範。他看到祖國主權喪失，權利被掠，心裡非常難過，亟思有所振奮，便毅然放棄了正常的學習，積極投入留日學生的愛國運動，因而他到東京半年，仍不能說一句日本話。 拒俄運動掀起後，陳天華懷著滿腔熱情參加了中國留學生所召集的大會，報名加入義勇隊。與此同時，他還每天堅持寫作，進行愛國宣傳活動。他咬破手指，寫了《敬告湖南人》的血書，分繕數十封寄給國內各學校，陳述民族災難的空前深重，呼籲人們團結一致，為挽救祖國的危亡而鬥爭。血書激動著人們，連湖南巡撫趙爾巽看了，也親自跑到各個學堂，將陳天華的血書宣布，並刊登在官報上。5月，陳天華回國去湖南運動武裝起義。在回國之前，他抓緊時間，埋頭書案，以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文藝說唱形式，淺顯易懂的白話文，寫成了兩本宣傳革命的小冊子，這就是著名的《猛回頭》和《警世鐘》。 在這兩本書中，陳天華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強盜行徑，指出中國面臨著被滅亡的危險。「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汁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黔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台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分疆。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份；這朝廷，原是個，名存實亡。」帝國主義各國企圖瓜分中國的領土，肆意掠奪中國的各種利權，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陳天華又以沉痛的心情寫道：「痛只痛，因通商，民窮財盡；痛只痛，失礦權，莫保糟糠；痛只痛，辦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鐵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時遭凌踐；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湯。」 怎樣挽救中國的危局呢？陳天華主張「改條約，復政權，」實現中國「完全獨立」。他堅信西方列強並不可怕，只要善於學習，「去掉自己的短處」，是完全可以把它打敗的。「只要我全國皆兵，他就四面受敵，即有槍炮，也是寡不敵眾。」所以他認為「只要我人心不死，這中國萬無可亡之理」。他號召人們迅速行動起來，「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要反抗外國的侵略，實現祖國的獨立，就一定要推翻清朝政府。這是陳天華在兩本書中反覆闡述的另一個主要內容。儘管他還不能科學地分析清朝政府的階級實質，但他憑藉著赤誠的愛國心與敏銳的觀察力，已經清楚地看到清朝政府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陳天華寫道：「你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的嗎？早已是各國的了！那財政權，鐵路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清政府已經成了「洋人的朝廷」，是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守土官長」。它雖然也表示要進行「革新」，「其實何嘗行過？不過藉此掩飾國民的耳目，討討洋人的歡喜罷了，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日子，那黑暗的倒加了幾倍。」由此得出結論：「故我們要想拒洋人，只能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要學那，法蘭西，改革弊政；要學那，美利堅，離英獨立。」這樣才能改變中國的面貌。 《猛回頭》和《警世鐘》這兩本書，是陳天華嘔心瀝血之作，既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又喊出了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心聲。由於文字生動，感情真摯，所以深得人們的喜愛。軍隊士兵，「即奉為至寶，秘藏不露，思想言論，漸漸改良，有時退伍，散至民間，則用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外國侵略者為之心悸，到處明訪暗搜，企圖壓制。清政府則一再下令嚴行禁止。結果都適得其反，更加增強了人們購讀的興趣。因此，這兩本書重印達十餘次之多，在長江流域各省更是廣泛流傳，為辛亥革命的思想動員起了巨大作用。 二十世紀初年革命報刊的紛紛建立，鄒容、章太炎、陳天華等革命宣傳家的湧現，各種革命讀物的廣泛流傳，都使民主革命潮流洶湧澎湃地前進，為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建立，準備了思想上和輿論上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