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一 清政府的「新政」

在義和團運動的震撼下，清政府再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要穩固住自己的地位，必須對外迎合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需要，對內重樹自己的威信。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也打出了「維新」的旗號，實施「新政」，進行一系列所謂「改革」。這種假「維新」，實質上是「自強新政」的再版。 實施「新政」 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為了制服清朝統治者，使之成為馴順的工具，就處心積慮地在政治上加強控制，又在經濟上加緊掠奪，並非常重視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清政府也完全服從於西方資本主義列強，越來越變成列強侵略中國的忠實工具。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對清政府在政治上加強控制的重要手段，是要求清政府進行所謂「改革」，實施維新「新政」。總稅務司赫德就向清政府獻策，煞費苦心地寫了一份《更新節略》 ，對清政府的外交、內政、武備、商務等，分別擬出了具體的「更新」方案和措施。清政府正處在內外交困、危機深重的時刻，不但被剝削、被壓迫的下層群眾中到處埋伏著火種，屬於上層社會的一些階級、階層，對清朝政權也深為不滿。為了擺脫這種困境，清朝統治者不得不趕忙唱出「變法」的調子，決定實施「新政」。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西安時就頒發「預約變法」的「上諭」，稱：「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意思是說，封建專制制度是萬古不變的，而不觸及這種制度的稍作變通是可以的。清政府所謂「改革」，旨在搞一點「皮毛新政」，藉此欺騙人民，拉攏一部分上層社會人士。顯然，這與1898年光緒皇帝「詔定國是」的維新變法，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清政府在「預約變法」的「上諭」中，要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以及各省督撫，各就當時情形，參酌中西要政，「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因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內，詳悉條議以聞。」 同年4月，又設立以慶親王奕劻為首的「督辦政務處」，具體負責「新政」，拉開了所謂「改革」的帷幕。 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連續頒發諭旨，提出推行的「新政」不下三十餘項，主要內容有「廢科舉，辦學校，派遊學」和變官制等等，其中較為突出的改革措施，有編練新軍、改革教育和修訂刑律幾項。 擴編新軍 軍隊是國家機器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主要工具。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清政府對擴編新軍最為重視。 新軍的編練始於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以後，所謂「湘淮精銳」在戰場上接連敗退，潰不成軍。清政府認為日軍戰勝的原因是「取用西法」，於是命淮系官僚、廣西按察使胡燏棻按照西法編練新軍。新軍一律習用洋槍、洋操，擁有步、騎、炮、工程、輜重等各類兵種，採取新式的戰略和戰術，不再依靠膂力和使用刀矛弓箭這套陳舊的章法。選拔士兵的標準也越來越嚴格，對年齡、體格及識字程度有具體的規定。一般從十六歲到二十二歲，最高不超過二十六歲；身高規定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軀體矮小，可酌減二寸。凡體質較弱和有眼病、暗疾者，皆不收錄；凡有不良嗜好或犯有事案者，也不得入選。而各級軍官大都以軍事學堂出身並具有一定新式軍事知識的人充任。 胡燏棻把從京津、山東、河南、遼寧等地招募來的新兵編為十營，計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騎兵二百五十人，工程兵五百人，總共四千七百五十人，名為定武軍。最初駐紮在天津附近的馬廠，旋即遷至小站。聘請德國軍官為教習，並從淮軍將領和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中，配備各級軍官。 1895年10月，清政府調胡燏棻督辦盧漢鐵路，小站練兵事務由上一年從朝鮮回國後任浙江溫（州）處（州）道的袁世凱接辦。袁世凱把定武軍改名為新建陸軍，又派人到山東、安徽、河南等地招募步兵二千五百人，在遼寧的錦州、新民等地招募騎兵三百人，把新軍擴充到七千三百人。他極力搜羅黨羽，不僅有他的同鄉、親友和在朝鮮時的親兵等親信人物，如徐世昌、王英楷、劉永慶、趙同賢、吳鳳嶺等，派充為軍中骨幹。而且對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的學生，如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張懷芝等，同樣加以重用；即使是行伍出身的舊軍官，如薑桂題、馬龍標、王占元等，也多方籠絡，從而奠定了北洋軍閥的基本班底。 在北洋訓練新軍的同時，1894年11月調署兩江總督的張之洞，也在南洋創練一支新軍，名為自強軍。他聘用德國軍官三十五名，以來春石泰為全軍統帶。這支新軍共十餘營，二千六百餘人，營隊和兵員數量都不及北洋。1896年初，張之洞回任湖廣總督後，自強軍由兩江總督劉坤一接管，張之洞則把護軍前營調到湖北，加以擴充，用西法訓練，成為湖北訓練新軍的開端。 戊戌政變後，清政府以榮祿為欽差大臣，節制北洋各軍。榮祿把北洋各軍統一編為武衛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編為右軍。1899年，袁世凱奉命率領武衛右軍去山東鎮壓義和團，並接任山東巡撫。他以七千兵力不敷分布為辭，把山東舊軍三十四營按新軍營制改編為二十營，共一萬四千餘人，名為武衛右軍先鋒隊，使用新式槍炮，按新法操練，由他兼任總統官。這樣一來，北洋新軍便擴至二萬餘人。 新軍大量擴編是1901年開始的。清政府從所謂「時事多艱，練兵實為急務」出發，下令停止武生童考試和武科鄉會試，要各省督撫將原有舊軍各營嚴行裁汰，精選若干營，分為常備、續備、巡警等軍，一律操習新式槍炮，認真訓練，隨時考核。 1902年，清政府向全國大力推廣北洋和湖北訓練新軍的經驗，命河南、山東、山西各省選派將弁頭目赴北洋學習操練，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選派將弁頭目赴湖北學習操練，學成以後，發回原省管帶新軍。此外，清政府還從旗丁中挑選三千精壯，交袁世凱訓練。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練兵處，作為全國練兵總匯，派慶親王奕劻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充會辦練兵大臣，鐵良襄同辦理。後又在各省設立督練公所，主管各省的練兵事宜，由各省督撫兼任督辦。 1904年，練兵處會同兵部奏定《新軍營制餉章》《陸軍學堂辦法》以及選派陸軍學生出洋遊學章程。規定軍分三等：一是常備軍，選土著有身家者充之，屯聚操練，發給全餉，三年出伍，退歸原籍；二是續備軍，以常備軍三年出伍兵充之，分期調操減成給餉，三年遞退；三是後備軍，以續備軍三年遞退兵充之，仍分期應操，餉又遞減，四年退為平民。新軍編制分軍、鎮、協、標、營、隊、排、棚，相當於後來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 建立軍事學堂，培養新軍軍官，是編練新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895年前後，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先後在天津、南京和武漢等地設立幾所武備學堂和隨營學堂；但遠遠不能滿足新軍擴編的需要，所以「新政」開始後，清政府又下令全國，要在一些重要城市設立軍事學堂。新設陸軍學堂分為四等：陸軍小學堂、陸軍中學堂、陸軍兵官學堂、陸軍大學堂。這是所謂「正規學堂」。但因為這種學堂收效較遲，所以又決定設立速成陸軍學堂和速成師範學堂，以應各軍所需的軍官、教習之急。與此同時，清政府還陸續派遣大量留學生，赴外國學習軍事。派赴英、法、德、奧的都有，以派赴日本的為多，1902年至1908年，到日本學習陸軍的不下一千餘人。 1905年，清政府統一了全國新軍的番號，計劃全國編練新軍三十六鎮，根據各省的人力物力及軍事的重要性進行分配，限期完成。所需餉項，除由部籌設之鎮另行辦理外，其餘均由各省督撫就地籌辦。由於清政府財政拮据，各省籌款也十分困難，新軍的編練並沒有按期完成。到1911年時，全國只編練成軍十四個鎮、十八個混成協、四個標和一支禁衛軍。 清政府本來是想依靠這支新軍來維護其搖搖欲墜的封建統治的，但許多新軍卻在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宣傳和策動下，後來成為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重要武裝力量。 興學校與派遊學 清朝統治全國後，沿用前朝的教育制度，以傳統的儒家典籍作為士子主要的課本，引導士人讀死書，死讀書，嚴重地阻礙了中國文化科學的進步。因此，許多有識之士都積極倡議創辦新式學校，改革學校教育和取士制度。特別是在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更把此作為變法的一項關鍵性的內容。康有為在1898年提出的《請開學校折》中，建議採取日本的方法，設立小學、中學、專門高等學堂和大學。在同年奏定的《京師大學堂章程》中，則規定把學校分為小學堂、中學堂和大學堂三級。從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清政府為了滿足辦洋務的需要，曾經設立過一些專門性質的學校。新式的普通學校是從1895年津海關道盛宣懷在天津創辦「西學學堂」開始的。1897年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同年杭州知府林啟創辦求是書院、蠶學館，次年北京創辦京師大學堂等。在義和團運動以前，中國既沒有統一學制的規定，也沒有系統的學校制度。 1901年，清政府裝模作樣地要實行「新政」。這年6月，張之洞和劉坤一建議「將科舉略改舊章，令與學堂並行不悖，以期兩無偏廢；俟學堂人才漸多，即按科遞減科舉取士之額為學堂取士之額」。 以後，張之洞與榮慶、張百熙聯名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認為要培養人才，就要興辦學堂，除此而外，別無他途。只是因為各省學堂的設立尚未普遍，所辦學堂也未必全部合格，所以他們又提出，「鄉會試中額，請自下屆丙午科起，每科分減中額三分之一。俟末一科中額減盡以後，即停止鄉會試」。 在改革教育的問題上，清政府繼續採取了一些措施。1902年初，任命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將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添建校舍，廣購書籍和儀器，並附設譯書局（一設北京，一設上海）。特派于式枚為總辦，李家駒、趙從蕃為副總辦，吳汝綸為總教習，張鶴齡為副總教習。先設預科，分政科、藝科兩門，又設速成科，分仕學館和師範館，各處學生達一千餘人，從而使這所大學初具規模。張百熙擬訂了大學、中學、小學以及蒙學等章程，由清政府以《欽定學堂章程》頒發全國，這就是所謂「壬寅學制」。但因不夠完備，所以並沒有實行。 1903年清政府又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它所規定的學制，是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通常稱為「癸卯學制」。根據這個學制，學校分為七級：蒙養院學制為四年、初等學堂五年，高等小學堂四年，中學堂五年，高等學堂和大學堂各三年。大學中又設通儒院（相當於研究院，大學畢業始許入學），學習年限為五年。學生從三歲起到通儒院畢業，總共學習二十九年。與各級學校並行的，還有初級師範學堂（中等教育性質）及優級師範學堂（高等教育性質）。此外，還有為新進士設立的進士館和為已仕官員設立的仕學館等，屬於高等教育性質。這個學制雖然規定的學習期限太長，但在組織形式方面卻較完備，對後來的學校教育制度有很大影響。 由於形勢的迅速發展，教育方面的變革並沒有完全按照清政府的計劃進行。1905年9月，袁世凱、趙爾巽、張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會銜上奏，認為遞減科舉中額，期以三科減盡，已經緩不濟急，要求立即停止科舉。清政府隨即頒發諭旨，「著即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修止」。 這一年12月，清政府又諭令成立學部，作為管理全國教育的最高機關。 清政府的變革教育，主要是廢科舉，立學堂，改變教育的組織形式。它的教育方針，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貨色。正如張之洞和劉坤一所說的那樣，「看似無事非新，實則無法非舊」。 但是，延續了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度的廢除，終究是中國教育史上一件大事，而廣設學堂，遍采西學，也都有利於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 在創辦新式學堂的同時，清政府還先後派遣青年和官員出國留學。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因為風氣未開，反對者眾，所派的人數並不多，所去的國家也不廣。甲午戰爭以後，隨著民族危機的空前深重，許多受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都大聲疾呼，要求派遣留學生，尋找民族自救的門徑。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學習西方，不到三十年就強盛起來，這對中國的影響更大，所以從1896年開始，清政府便派了十三名學生到日本留學，到了1898年，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撫選派青年留學日本，並作為一項固定的政策。1901年以後，官民中要求留學日本的呼聲更加高漲，清政府便順水推舟，通令各省迅速選派，並獎勵自費留學，學成回國，分別賞給進士、舉人等各項出身，而且還讓出使大臣留心察訪華僑子弟就近留學，學成歸國，經過考查，賜給進士、舉人、貢生等銜，予以任用。因此，從1901年開始，中國留學日本的人數急劇增加。 無論是在國內新式學校中還是在留學生中，清政府並沒有從中獲得多少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出現了一大批不同於八股士人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接受新知識，富有政治敏感性，成為中國社會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發展中起了先鋒和橋樑的作用。 改革刑律 清代的刑獄，苛虐異常，不僅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而且一直為資本主義各國所非議。1901年7月，劉坤一和張之洞首先提出要修訂刑律，以緩和全國人民的不滿情緒。1902年初，英、日、美、葡等國也一再表示，願在中國修訂刑律後放棄領事裁判權。於是，清政府便於這一年5月派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和駐美公使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 。把修訂《大清律例》作為實施「新政」的重要內容之一。 《大清律例》開始制定於順治初年，基本完成於乾隆初年。這是中國歷代刑律中最為繁苛的一部法典。沈家本和伍廷芳受命之後，首先參照西方和日本等國的刑律，將那些相互重複、已經停止以及特別殘酷的封建判刑條例進行了合併與刪除。對《大清刑律》的重大修訂，一是把充軍、流刑、徒刑改為服勞役，二是廢除凌遲、梟首、戮屍、緣坐和刺字等酷刑，三是把笞、杖改為處罰金，輕罪禁用刑訊，四是虛擬死罪改為流、徒。 沈家本和伍廷芳都受過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在修訂《大清律例》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貫徹了一些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原則，刪除了這部封建法典中最為嚴酷的部分，對人民有一定的好處。然而，清政府允許修訂《大清律例》，不過是為了欺人耳目，並不打算對其封建法製作根本的改革，沈家本和伍廷芳對《大清律例》的修訂也就必然受到種種限制，其結果只能是給清王朝這具封建殭屍塗上一點油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