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二十 義和團運動
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掀起瓜分狂潮的危急關頭，繼資產階級維新派發動戊戌變法運動之後，以廣大農民、手工業者為主的各階層群眾，用激烈的方式投入了反對西方列強的鬥爭。從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開始，首先在山東，接著在華北、東北等地區，自發地掀起義和團運動。它是以反對外國教會、傳教士及其教民，反對一切外來事物為主要鬥爭目標，至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形成了高潮，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場以「扶清滅洋」為旗號的規模浩大的反帝愛國農民運動。
「義和團，起山東」
義和團運動是1898年開始興起的。
義和團的前身「義和拳」，早已出現於北方，遠在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見於官方文書。當時，它分布在山東、直隸、河南、江蘇一帶，有的屬於白蓮教中八卦教的一個支派，有的是從大刀會轉來，有的則是民間自衛身家而建立的。參加義和拳的，以農民、手工業者為多，他們平時從事各自的生產活動，在勞動之餘一起練習拳棒、武術。它沒有統一的組織，在需要聯合行動時，就以較有勢力的村子出面，發帖子邀約鄰村的義和拳。用這種方法一直進行一些零星的打富濟貧鬥爭。鴉片戰爭以後，他們又自發地投入反洋教等鬥爭活動。因缺乏統一的組織，一直未能形成大規模的運動，直到甲午戰爭後才發生重大變化。
鴉片戰爭後外國教會進行種種侵害中國的活動，而清政府一味庇教抑民，激起廣大人民對洋教和傳教士的極大仇恨。在資本主義列強對華加強經濟侵略過程中，又造成廣大人民的貧困破產和各種災難。當時，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只是感到自己的貧困和災難，是由於洋人在華輸入各種洋貨、洋物，是由於修鐵路、開礦山等事，把「龍脈」掘斷，把地藏「寶氣」泄漏，以及由於傳教設教堂污濁祖先神靈等等所造成的。因此，認為只有把一切洋人趕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眾才有出頭之日。在這種情況下，分布各地並經常與人民直接接觸的外國教會和傳教士，就自然成為各地群眾痛恨的直接目標。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反洋教的群眾鬥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義和拳的鬥爭也就轉向以反洋教為主了。
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帝國主義瘋狂瓜分中國之際，廣大人民奮起救亡圖存，更切齒痛恨外國侵略者和一切洋事洋物，這樣，1898年，義和拳廣大群眾首先在山東興起大規模反洋教活動，並很快演變為義和團運動。
這場反對西方列強的鬥爭風暴，首先在山東興起，絕不是偶然的。
從甲午戰爭開始，在帝國主義侵華和隨後掀起的瓜分狂潮中，山東人民都深受其害。1895年初，日軍兩萬人攻掠山東，戰火從成山角燒到威海衛。威海衛被日軍占領達三年之久，隨後又被英國強租；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後，進而把整個山東作為勢力範圍，在境內築鐵路、開礦山，大量占奪田地，破壞水道、墳塋，強拆民房，致使大批農民無以為生。英國也強行圈占文登、榮城兩縣，逼迫農民交糧納稅。德國在山東修築鐵路，以及外國資本壟斷的沿海航運業，又使南北大運河的運輸業迅速衰落，原先依運河為生的船戶、挑夫、搬運工人和小商販等人，大批失業，顛沛流離。
甲午戰爭前後，洋教勢力已遍布山東全境，有教堂一千多所，各地教堂、教會帶給人民的種種災難、壓迫，也極大地激起山東人民對外國侵略者的痛恨。在種種人禍之外，1895—1898年山東大部分地區又受嚴重的旱澇之災，饑荒嚴重，大批人餓死。
在上述情況下，甲午戰爭後山東人民的反洋教鬥爭，蓬勃開展了。而已經存在至少一百二十年，又散布在全省各地的義和拳，很自然地成了團結群眾進行反帝鬥爭的基礎。
1896年，與直隸交界的魯西北冠縣梨園屯趙三多等人，在當地招集義和拳眾。至1898年10月，趙三多率拳眾三百多人攻打附近的紅桃園教堂，教會請來清軍鎮壓，拳眾主動東撤到臨清，沿途吸收拳民加入，繼續在直隸和山東交界的一帶地方進行反洋教活動。與此同時，長清、茌平、高唐、禹城一帶的義和拳，也在朱紅燈（原名朱逢明）和心誠和尚（原名楊照順）率領下，興起反洋教鬥爭，群眾紛紛響應。僅茌平縣一地，在短短三個月里，全縣八百六十餘莊中，習拳者多至八百餘處，幾乎村村皆有。
義和拳興起反洋教鬥爭時，清政府接連下令山東巡撫張汝梅「實力保護」教堂和教士。張汝梅幾次派兵鎮壓，皆被拳民打敗。張汝梅乃主張「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即把義和拳改為「合法」的民間團練組織，以便置於官方的控制之下。這個主張雖未被清廷明言採納，但在1898年已出現把義和拳改名義和團的記載。如這年6月（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張汝梅在一份奏摺中，就提到「義和團」 。
義和團運動開始在山東興起後，德國軍隊於1899年春占領日照、即墨、高密等地，強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一再催迫清政府採取有力措施。清政府鑒於張汝梅鎮壓不力，1899年3月把他撤換，改由毓賢為山東巡撫。
毓賢在1897年任山東按察使時，血腥屠殺過曹州大刀會群眾。他接任巡撫後，又先後八次下令禁止民間私立大刀會、紅拳會諸名目，不准設壇習拳。但在此時，這個屠夫也已無法壓平義和團了。
1899年，平原縣災荒嚴重，人民無以為生。這年9月，崗子李莊教民又仗勢欺凌貧民，群眾忍無可忍，即請求在茌平活動的朱紅燈，前來援助。
朱紅燈立即聯絡高唐、茌平、長清一帶拳民一千多人來到平原縣。平原縣知縣蔣楷率軍前往鎮壓，義和團卻愈聚愈眾，數十人為一棚，扎於莊外，抗拒清軍的兜捕。在朱紅燈的指揮下，義和團採取以四人為一圈，輪伏輪起，輪進輪退的靈活戰術，打敗了來犯的清軍。隨後，毓賢派濟南知府盧昌詒和親兵營統領袁世敦，率領步騎前往鎮壓。義和團以大刀、長矛等武器英勇抗擊，在森羅殿一帶大敗清軍。
毓賢眼看用武力鎮壓不了義和團，也像其前任張汝梅一樣，改用安撫的手法，承認義和團，徐圖控制。義和團群眾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雖然還沒有本質的認識，但是在實際鬥爭中，除了反對西方列強侵略，還不斷打擊那些與侵略勢力勾結的地方封建勢力。
森羅殿一戰之後，朱紅燈率領義和團回到茌平、高唐，繼續擴大隊伍。1899年12月，朱紅燈、心誠和尚等人不幸被捕犧牲。義和團群眾在另一個首領王立言的帶領下，繼續堅持鬥爭。
1899—1900年間，山東境內許多州縣的義和團迅速發展，投入鬥爭。曹州地區的義和團，焚毀了曹州府城的大教堂，拆毀境內教堂多所。平度州義和團搗毀了浸禮會教堂。莒州義和團搗毀教堂，驅逐教士。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到毓賢沒有把義和團壓平，就要求清政府以袁世凱代替毓賢。清政府屈服於西方列強的壓力，1899年12月，命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率軍鎮壓義和團。袁世凱到山東後，遍貼告示，誣衊義和團是「拳匪」，發布《嚴禁拳匪暫行章程》，規定對參加或同情義和團者，一律格殺勿論。袁世凱還與德國在青島的侵略軍和教堂武裝聯合一起，瘋狂鎮壓義和團。頓時處處腥風血雨，大批義和團群眾慘遭屠戮，王立言等義和團首領也相繼被害。
1900年春，山東義和團除一部分留在當地堅持鬥爭外，主要力量逐漸向直隸轉移，與直隸的義和團匯合在一起，把這場反帝鬥爭推向高潮。
義和團的組織與口號
與太平天國或絕大多數有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不同，義和團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或嚴密的領導機構，也沒有為全體服從和公認的領導人。在平時，義和團群眾與其前身義和拳一樣，仍以自然村為單位，各自設立「壇口」或「拳廠」，作為習武、練拳之地，由大師兄、二師兄等帶領。有的地方，在「壇口」上還設「總壇口」，其首領稱為「老祖師」或「老師」。遇事時，由幾個鄰近村莊的「壇」「廠」臨時結成「團」，再由幾個鄰近的「團」結成大「團」，各以八卦中的某一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作為自己的團名，其中乾字團、坎字團人數最多。各個大團，有各自不同的旗幟、服裝。在作戰時，一般設總辦、統領、打探、巡營、前敵、催陣、哨隊等名目指揮，十人為一班，用三角小旗，十班為一大隊，用方形大旗，中間寫有「令」字。全團大旗是鋸齒形，上寫「義和團」三個大字。
義和團的成員以青少年為主，有很多婦女也參加義和團，青少年女子的組織叫「紅燈照」，中年婦女入「藍燈照」，寡婦入「砂鍋照」，等等。其中「紅燈照」以穿紅衣、提紅燈為標誌，是婦女中的尖兵。
義和團也無明確統一的理論，它一般是以各種聖賢神仙之類作為自己的信仰。這是因為，義和團運動是在當時極端嚴重的民族危機下急速興起，事先缺乏由少數先進人物進行理論的準備。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它「實在是一種原始的農民暴動」，「這種遊民階級、失業的勞動階級，因為自己經濟地位及生活條件的緣故，不能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和階級覺悟。」 所以，各地義和團群眾根據自己從小說、戲劇等方面接觸到的各種神仙或被神聖化了的人物，作為自己崇拜、信奉的偶像，借其「神威」來鼓勵鬥爭，解釋遇到的一些問題。所謂「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 。這些，不外是從《西遊記》《封神演義》《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等民間流行的小說、戲劇中，借來的「神」「聖」，作為號令群眾的理論武器。在作戰的時候，還往往「焚香佩符，念咒降神」，以求神佑，相信可以刀槍不入。
毋庸諱言，義和團的組織、理論及其某些鬥爭方式，如籠統的排外，包括把一些地名改為「切洋街」「斷洋橋」等，都有明顯的落後性。資本主義列強的瘋狂侵略和掠奪，使廣大中國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難，對帝國主義充滿無比痛恨；而當時中國工人階級尚未以獨立姿態登上歷史舞台，資產階級革命派還在醞釀中，影響甚微，維新派搞的變法運動則已經失敗。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緊急關頭，廣大農民等下層群眾，自發地掀起了這場反帝愛國運動。他們由於長期受統治階級施行愚民政策的影響，由於受殘酷壓迫、剝削而沒有文化，因而很自然地會出現這種籠統排外、組織分散和以神道觀作理論等落後的狀況。
儘管沒有統一的組織，義和團的紀律卻是嚴明的。他們一律遵守壇規，以「滅洋人，殺贓官」為目標，不論誰都「不准搶掠愛財」，「夜間席地而臥」 ，出外行動時皆「自備口糧，毫無滋擾」。 連清政府的上諭也承認清軍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義和團則「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支持義和團。鬥爭的正義性和嚴明的紀律，使義和團戰士深得人心，很快發展成為燎原之勢。
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蓬勃興起，義和團的口號由其前身義和拳的「反清復明」，相繼在各地改為「扶清滅洋」或「助清滅洋」「保清滅洋」等。由「反清」到「扶清」，客觀上反映了這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極端尖銳和突出，因而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相對地暫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了。從主觀上說，首先是由於義和團以神道作為主要的理論武器，這就必然嚴重地限制了自己對鬥爭的對象、任務等問題的清醒認識，也必然無法與封建統治階級劃清界限，特別是對於清朝統治集團中那些同樣崇奉仙佛鬼怪及神漢的頑固派，在思想上就存在互相溝通的基礎。其次，由於義和團的籠統排外思想和行動，與清朝統治者中當時掌權的頑固派仇洋的態度也不無近似之處。雖然他們「仇洋」的原因、出發點或有不同，但這種情況的存在，使義和團在從事「滅洋」鬥爭的時候，不可能不與清朝頑固派發生聯繫，甚至有可能產生助其擺脫外來勢力的影響和干擾的善良願望。所以，義和團在宣傳中，曾提出過「上能保國，下能安民」，「除滅鬼子保大清」之類的口號。
義和團在實際行動中，並沒有因提出「扶清滅洋」而完全放棄對清朝統治者的鬥爭。有的義和團仍然不聽清廷的指揮，連慈禧太后派去領導義和團的大臣載勛、剛毅，也不敢問。但無論如何，義和團普遍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表明當時從整體上說，義和團暫時不把清政府作為主要鬥爭對象，這終究容易使團眾放鬆對清政府的警惕，也給清朝統治者藉以欺騙和控制，有可乘之機。
席捲京津
義和團一類民間秘密組織，早在京、津和整個直隸活動。山東義和團興起之時，鄰近地區如直隸南部故城、景州、東光等地的群眾，也設壇練拳，展開了反洋教鬥爭。1899年在景州一帶，義和團動輒可以集眾千百，有些州官對當地的義和團也奈何不得。
1900年春，由山東進入直隸的義和團，與當地團民聯絡一起，毀鐵路、斷電線、焚教堂，隊伍迅猛發展。「京畿東南各屬，一倡百和，從者如歸。城市鄉鎮，遍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 有的村莊且改名為「義和莊」。5月，義和團逐漸分成東西兩路，向京、津前進。東路沿著大運河北上，向天津進發；西路經蘆漢鐵路涌往北京。
義和團在前往天津途中
東路義和團向天津進發途中，雖然遭受吳橋知縣勞乃宣和駐滄州的清軍阻擊，損失很大，但仍堅持鬥爭。西路義和團衝破清軍的圍堵，支持各地群眾打擊教會反動勢力，沿途一面開展鬥爭，一面發展隊伍。
在山東義和團向京津進軍的推動下，定興、涿州、新城、淶水、清苑一帶，迅速成為義和團活動的中心地區。這時天津附近的靜海地區，形成了張德成和曹福田為領袖的兩支義和團隊伍，有團民兩萬多人。在保定地區，鄉野村莊，無不有壇。到5月底，義和團完全控制了保定城。
義和團在直隸境內迅速發展成燎原之勢。據目睹者記載：「拳民聚集既眾，而新附者尤絡繹不絕」，「頭裹紅巾之輩，觸目皆是，致紅巾價格為之頓昂。」 中外反動勢力對義和團的聲勢，惶恐不安。資本主義列強政府和各國駐華公使，不斷警告清政府，要儘快「剿滅」義和團。1900年5月，直隸總督裕祿派副將楊福同率領清軍前往淶水鎮壓。義和團二三千人預先埋伏在定興縣境的石亭地區。22日清晨，楊福同帶領一隊清軍路經石亭時，被蜂擁而起的義和團層層包圍。該地溝道縱橫，馬隊無法逞凶，清軍七十餘人被消滅。楊福同見勢不妙，企圖突圍，被團民用長矛連刺受傷，被砍死。27日，義和團數千人又乘勝攻占北京南面的重鎮涿州。這時，涿州附近的義和團群眾，已達數萬人。裕祿急忙調遣聶士成統率用洋槍、洋炮裝備起來的武衛前軍，前往鎮壓。義和團為了阻擋這支清軍南下，拆毀了從高碑店到琉璃河的一段鐵路，燒毀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長辛店、盧溝橋等地的車站、電線杆。不久，又逼近並開始陸續進入北京城。
還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裡就有少量義和團民在暗中活動。他們張貼匿名揭帖，揭露一些官史「誤國殃民」「趨炎附勢」，殘害同胞；號召人們練習義和神拳，萬眾一心，趕走侵略者，「保護中原」。從4月下旬開始，北京西南郊的黃村鎮等地，逐漸成為義和團民集結的場所，並就近向北京市區滲入。到5月間，從周圍地區進入京城內活動的團民，日益增多。
6月上旬，北京鄰近各縣的義和團，頭裹紅巾，腰扎紅帶，手執大刀長矛，三五十人一隊，不分晝夜地進入北京。守城的清軍士兵，受到義和團的影響，同情義和團的鬥爭，往往不阻攔團民入京，甚至替團民喝道開路。到6月中旬，慈禧太后等眼看一時「剿滅」不了義和團，就改變了對付義和團的策略。因為義和團轟轟烈烈地在京、津活動，勢必危及清政府的統治和王公貴族的安全。於是慈禧太后等由一意主「剿」改為主「撫」，即暫時承認義和團的合法地位，以便控制利用。
義和團成為「合法」之後，更成群結隊地進入北京。北京的居民，包括手工業者、城市貧民，甚至許多清軍的士兵，也紛紛加入義和團。不久，北京全城設壇一千左右。到6月底，在京城內外的義和團團民，已達三萬人。他們經常三五成群，持刀執械，遊行街市，高呼「滅洋」的口號，警告媚「洋」的官吏，禁止買賣洋貨。他們把「洋油」（煤油）倒掉，把「洋油燈」扔掉，還把前門大柵欄的老德記西藥房放火燒掉。許多商人唯恐遭到懲罰，趕忙換掉店鋪的「洋」字招牌，「洋藥店」改為「土藥店」，「洋貨店」改為「廣貨店」。
在北京的外國傳教士、各國駐京的使館人員，更成了眾矢之的。他們麇集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不敢外出，感到一切都顛倒了過來。昔日威風如虎，今天膽小如鼠，甚至自比「籠中之鼠」，日夜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會遭遇大難，惶惶不可終日。一般平時媚外的人，也被義和團作為「二毛子」「三毛子」，加以鄙視和處罰。
在義和團運動的高漲聲中，清政府的整個行政機構幾乎都處於癱瘓狀態。皇宮、衙門、王公貴族的住宅，都有義和團團民入駐；京都城門、交通路口，日夜都有義和團團民盤查可疑的行人。在一段時間裡，北京簡直成了義和團的天下。
天津是華北地區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一大基地。帝國主義在天津舊城東南的紫竹林一帶建立了租界，海河兩岸有他們的教堂、洋行、銀行、碼頭、工廠，外國傳教士、領事、商人和形形色色的冒險家，在這裡橫行霸道，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無比憤怒。1899年，天津義和團就散發揭帖，號召群眾投身反帝鬥爭的行列。「洋人洋人，害死咱們，修了鐵路，運走財寶」。當時中國的老百姓，還只是從自己切身利害中直觀地認為教堂、鐵路、電線、輪船這類東西，給自己帶來了無窮苦難，把仇恨都集中傾瀉到這些東西上去。1900年4月，天津義和團發出揭帖，勒令教堂的人在一周內全部離開。5月間，天津各處遍貼匿名揭帖，提出要挖鐵路、砍電線、毀輪船，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把侵略者統統趕出中國去。
從山東沿運河北上的義和團，到6月間成群結隊地進入天津。張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首領，也相繼入津。天津義和團很快發展到幾萬人。他們手持刀槍，高呼口號，遊行示威，焚教堂，攻海關，砸監獄，使中外反動勢力威風掃地。清朝官吏在街上遇見義和團，坐轎的只得下轎，騎馬的只好下馬。一天，鎮壓過義和團的清軍提督聶士成，騎馬過市，正好迎面有一隊義和團百餘人走來。他們一見聶士成，立刻舉刀上前，嚇得聶士成跳下馬來，繞路逃竄。在這種形勢下，直隸總督裕祿也束手無策，不僅禮遇張德成、曹福田等首領，甚至還把號稱「黃蓮聖母」的紅燈照首領林黑兒迎入官署，朝服禮拜。
為了對付帝國主義不斷發出出兵鎮壓的叫嚷，北京和天津的義和團都加緊製造刀矛，練習武藝。在北京，前門外打磨廠等處鐵匠鋪，日夜趕製殺敵的武器；在天津，鐵爐遍於街巷，爐火刀光和義和團旺盛的鬥志相輝映，整個京、津地區充滿戰鬥的氣氛。
「羽檄一飛，四方響應」
1900年春夏間，義和團席捲京、津的消息傳出之後，「羽檄一飛，四方響應」。多年來埋藏於中國人民心頭的反帝怒火，在各地迅速燃燒起來。短短几個月時間裡，義和團運動形成了震撼中外的巨大聲勢。
在東北，多年來沙俄占地築路，掠奪資源，造成了深重的災難。1898年，蓋平、鐵嶺、昌圖、長春、遼陽等地，發生了反對沙俄占地築路的鬥爭。次年，黑龍江各族群眾為反對沙俄奪取金礦、森林等資源，進行過鬥爭。山東、直隸義和團運動高漲的消息傳來，東北人民群起響應。1900年2月，營口地區就有義和團公開練拳。3月間，錦州、新民等地的義和團日益發展，很多地方都設有「拳壇」。不久，旅順口出現了「扶保中華，逐去外洋」的揭帖，同時還警告為侵略者效勞的買辦，不得再為洋人「助力」，否則必將受到嚴懲。6月，盛京（今瀋陽）也貼滿了痛斥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揭帖，號召人們行動起來，把侵略者驅逐出中國領土。同時，盛京地區的義和團開始拆毀遼陽附近的鐵路橋樑，焚燒盛京城內的教堂，搗毀沙俄設立的鐵路公司。到7月中旬，奉天境內，北至開原，南至海城，所有俄國鐵路橋房均被百姓拆毀，大部分州縣的教堂，也都被烈火吞沒。在吉林，長春的義和團焚毀了城內外的教堂和二道溝俄國火車站。在黑龍江，璦琿和哈爾濱等地的沙俄侵略者也受到懲罰，義和團聯合部分清軍，經過幾天的激戰，打敗了侵占哈爾濱的俄國軍隊。到7月下旬，東北義和團和部分愛國的清軍聯絡一氣，逐漸把反對俄國侵略者的鬥爭推向高潮。
在山西，義和團以省城太原為中心，積極展開反對洋教和西方資本主義掠奪資源的鬥爭。1900年5月，義和團的揭帖已經到處出現，到6月間，義和團結隊進入太原城，連巡撫衙門前面也有義和團設壇練拳。6月下旬，太原東夾巷教堂開槍打死集會示威的幾名團民，更加激怒了群眾，他們當即燒毀教堂。隨後，鬥爭迅速波及全省大部分城鄉，被焚的教堂有九十多所。已經調任山西巡撫的毓賢，繼續實行安撫政策，利用義和團打擊在山西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因此，山西同京、津一樣，也成了義和團的天下。
在內蒙古地區，各族群眾在1891年就掀起過反對教會的武裝鬥爭。1900年6月，內蒙古西部地區出現了義和團的揭帖，而東部地區則開始焚燒教堂，懲辦教士。到7—8月間，義和團運動更向整個內蒙古擴展，東至察哈爾西四旗、興和一帶，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地區，北達烏盟四王子旗，南到烏審旗最南端的城川等地。城川等地的天主教堂，不僅築有高厚的土堡圍牆，還擁有精良的武器，洋教士有恃無恐，負隅頑抗。義和團發動猛烈攻擊，終於先後打敗了他們。作惡多端的西南蒙古教區的主教韓默理等人，被義和團捉拿，在托克托受到公審。
河南也是義和團運動高漲的地區。河南東部早有大刀會等組織的活動，山東、直隸義和團的反帝揭帖傳入河南後，大大鼓舞了當地群眾。1900年春夏間，當地義和團就會同大刀會等組織，開展反帝鬥爭。南陽、確縣、周口、湯陰、襄城、林縣、方城等數十州縣，都發生了不同規模的鬥爭。一年之內，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都被燒毀。在這些鬥爭中，南陽靳崗和確山韓莊兩次鬥爭，規模最大。南陽靳崗教堂，是河南天主教的總教堂。其四周用混凝土築起了圍牆，有炮樓、槍垛，儼然像座城堡。主教安西滿，在南陽地區操縱官廳，包庇壞人，作惡多端。對此，當地群眾早已滿懷義憤。7月初，義和團群眾手執刀矛、鐵耙、棍棒，高喊「扒洋樓，報冤讎」的口號，把靳崗教堂圍得水泄不通，沒有幾天時間，就發展到有幾萬人參加圍攻。南陽城內的商人，也罷市支持這次鬥爭。
從1898年義和團首先在山東興起，到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已波及長城內外、黃河中下游的廣闊地區。下半年，又擴及長江下游、兩廣、西北和西南的邊遠地區。延續幾十年的反洋教鬥爭，這時匯成了高峰。在這一鬥爭形勢的鼓舞下，許多省區的會黨也紛紛起義。
八國聯軍入侵
1900年3、4月間，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即以出兵「平亂」脅迫清政府，要清政府嚴厲鎮壓義和團。4月6日，英、美、法、德四國駐華公使奉本國政府密令，聯合發出通牒，限令清政府兩個月內把義和團「剿除」，否則將派出水陸各軍代為「剿平」。5月28日，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一致決定，以「保護使館」的名義，調兵進入北京。隨即八國的駐華公使把這一決定照會清政府，要求提供運輸便利。清政府屈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下令准洋兵護館。6月初，八國的海軍陸戰隊四百五十餘人，陸續從天津開抵北京。隨後，它們繼續向中國增兵，軍艦向大沽口集結。八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狼狽為奸，聯合發動一場侵略中國的戰爭。
從6月10日起，麇集天津租界的八國聯軍分派二千人，在英國海軍上將西摩爾（A.Seymour）率領下，向北京進犯。京津鐵路沿線的義和團及清軍董福祥部，奮起攔截侵略軍。京、津之間火車只幾小時即可到達，但在義和團的阻擊下，侵略軍費了四天時間，才艱難地行了一半路程。與後方基地斷絕音訊的西摩爾，眼見水陸兩路都無法通過，不得不向天津撤退。天津租界派出二千名援軍前往救援，25日才把這支部隊接回天津。
八國聯軍進犯路線圖
與此同時，八國聯軍向大沽炮台發起進犯。6月16日傍晚，俄軍中尉巴赫麥季耶夫（Бахметьев）把最後通牒送交大沽炮台守將羅榮光，限於次日凌晨二時交出炮台，否則即開炮轟奪。羅榮光嚴正拒絕撤離陣地，並傳令各炮台將士備戰迎敵。17日凌晨，聯軍發動猛攻，大沽炮台愛國官兵奮起還擊，激戰六個小時，斃傷侵略軍一百三十多人，擊傷敵艦六艘，終因彈藥告匱，又無援兵，炮台陷落。天津失去屏障，侵略軍源源登陸。
在八國聯軍大規模入侵面前，清朝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兩種對立的主張。以端王載漪、莊王載勛、輔國公載瀾、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剛毅等人為一派，他們同列強之間存在一些摩擦，想利用義和團抗擊列強，減殺列強咄咄逼人的氣焰。載漪的竭力主戰，還另有私憤。他的兒子溥 ，於上年底被慈禧太后立為大阿哥（皇儲），準備取代光緒皇帝，但各國駐華公使拒絕予以承認。對此，載漪十分惱恨，所以企圖借義和團之力報復。以軍機大臣王文韶、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聯元、太常寺卿袁昶，地方督撫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為另一派，他們認為義和團的排外，導致列強「情急而圖自衛」，只要把義和團鎮壓下去，聯軍就失去進攻的藉口。他們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堅決反對輕下戰書和圍攻使館，尤其反對向列強同時宣戰。
從6月16日開始的連續幾天的御前會議上，兩派唇槍舌劍，展開激烈的論爭。會議期間，慈禧太后得到一份偽造的洋人照會。照會的四條內容之一，是「勒令太后歸政」。列強反對廢帝立儲，已使慈禧太后心懷憤恨，又聽說還要強迫她歸政，更是火上加油，當即大喊：洋人焉敢幹預我的大權，「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當以滅此朝食」。 擔心列強用武力強迫她交出權力的恐懼，使這個權欲薰心的獨裁者，貿然於6月20日發出宣戰詔書，宣戰「與其苟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反對宣戰的立山、徐用儀、許景澄、聯元、袁昶等人，則以「勾通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罪被處死。儘管慈禧太后的宣戰詔書慷慨激昂，而且殺了幾個大臣；但她完全是從個人權位得失考慮的。因此，不可能真同西方列強拚鬥，而是僥倖地冒險一試。在宣戰之後不久，清政府即於6月29日電令駐外使臣，向所在國政府解釋：中國「即不自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以與各國開釁？」乞求各國體諒，並保證「設法相機自行懲辦」義和團。
與此同時，清政府一面下令讓義和團眾作為前驅，去同帝國主義鬥爭，讓清軍躲在後面，以遂其借刀殺人之毒計；一面又對義和團大施欺騙手法，下詔稱其為「義民」，給北京義和團特發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又派遣載勛、剛毅等，去統率義和團，成立所謂「總團」。在所訂「團規」中，規定一切義和團皆得受「總團」領導；凡繳獲的武器、俘獲的人員，均應交給官府，不得自行處理；官軍欺壓團民，不得反抗，只可稟告清軍統領官處理。凡不遵這些「團規」的，就是「假團」，格殺勿論，等等。清政府就這樣施展兩面手法，假借「宣戰」，對義和團加以控制、削弱以至屠殺。
既然朝廷的「宣戰」真相如此，一些地方大臣便也不把朝廷的「宣戰」當作正經事。還在「宣戰」詔書下達以前，東南一些督撫大臣就已在英國策劃下，與各西方列強搞所謂「中外互保」（又稱「東南互保」）。1900年6月14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英國駐滬代理總領事致電英國政府，認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能盡力「維持和平」，建議英國政府立刻與湖廣及兩江總督取得諒解。次日，英國政府即授權駐滬代理總領事，同張、劉具體策劃，並命海軍支持這一行動。隨即，美、德、法等國也參與謀劃。
在「宣戰」詔書下達後，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一面宣布，從這天起朝廷下達的命令（當然只指那些不符合他們胃口的命令）為「矯詔」，拒絕執行；一面加緊談判「中外互保」條約。6月26日，由盛宣懷代表張、劉，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章程》等文件，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 ，共同維護社會秩序，阻止義和團運動向南方發展。接著，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閩浙總督許應騤也加入，從而「互保」的範圍，擴大到兩廣、兩湖、山東、浙江、江蘇、福建等省。
從表面上看，朝廷向各國「宣戰」，地方卻同各國「互保」，是十分矛盾的，是地方對朝廷公然的「抗旨」行為；但由於實質上無論朝廷或地方，都要鎮壓義和團，都準備或已經向西方列強妥協。因此，清廷在接到「東南互保」的奏報後，下詔稱地方督撫的這一行動，與自己之意「正復相同」，完全同意了「東南互保」的做法。
6月20日，慈禧太后下詔宣戰時，又下令圍攻公使館。參加圍攻的除義和團群眾之外，還有武衛後軍（甘軍）和主要由八旗子弟組成的武衛中軍。義和團群眾和甘軍雖然武器落後，不諳戰術，但勇猛衝殺，一度攻占和焚燒了比、奧、荷、意等國公使館和華俄道勝銀行。戰鬥一直延續到8月14日。
從6月15日開始的圍攻西什庫教堂，是北京的另一個戰場。一萬多名義和團群眾和部分清軍，把四十多名聯軍、幾十名傳教士和逃聚在此的千餘名教徒，嚴實地圍困在教堂里。他們製造土火箭、火藥罐，挖地道、埋地雷，屢屢猛攻，把教堂鐘樓掀翻，正堂頂上的白十字架，也被打落在地。
天津軍民抗擊侵略者的鬥爭，尤為悲壯。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口，大舉進犯天津。天津地區的義和團及一部分愛國的清軍，拆毀了通往北京和塘沽的鐵路，切斷對外的電報通訊，阻止侵略軍前進，並團團圍困敵軍的大本營紫竹林租界。天津近郊的義和團紛紛進城協同作戰，打響了悲壯的天津保衛戰。在老龍頭火車站一帶，曹福田率數千人發起猛烈進攻，打得侵略軍縮頭隱頸，處處防守。義和團雖然只有大刀、長矛之類武器，但他們被愛國思想激發起來的英雄氣概是不可輕侮的。義和團團民斃傷許多敵人，幾度占領火車站。在馬家口一帶，侵略軍布下地雷陣，阻止義和團的攻勢。「天下第一團」首領張德成牽來幾十頭牛，在牛尾紮上油絮，點燃後把牛趕入布雷區，掃除了地雷陣。大隊義和團乘勢進攻，直抵紫竹林租界。在這一場民族保衛戰中，清軍中的愛國官兵與義和團團民並肩戰鬥。馬玉崑軍與曹福田聯合進攻火車站，聶士成軍從租界西南方發起攻擊。他們打得都很猛烈，在八里台戰鬥中，聶士成指揮部隊與侵略軍鏖戰兩小時。聶士成雙腿中彈，仍然策馬向前，又身中數彈，腹破腸出，堅持著指揮軍隊前進，直至一彈穿胸倒地，為保衛天津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的義和團
本來，慈禧太后「宣戰」，只是向要她「歸政」的列強示威；她招撫義和團，也只是驅使團民，為她個人的權力之爭效命。隨著八國聯軍大舉入侵，「歸政」的傳言未見證實，慈禧太后逐漸力圖從「主戰」中擺脫出來。在圍攻使館和西什庫教堂時，她還下令送去糧食和水果蔬菜，以示友好。結果，數萬軍民圍攻使館五十六天，圍攻教堂六十三天，一直未能攻下。在天津，新任幫辦北洋大臣宋慶，竟下令軍隊攻殺義和團，使義和團腹背受敵，進退失據，死傷慘重。7月14日，一萬四千多侵略軍占領了天津城。
侵略軍攻陷天津後，成立了列強控制的天津都統衙門，對天津實行殖民統治。8月4日，侵略軍集結兩萬多人，沿運河兩岸向北京推進。義和團和愛國官兵不斷阻擊，北倉一戰，就斃傷侵略軍千餘人。但終因義和團武器簡陋、組織鬆散，無法阻止聯軍的西侵。至8月14日，俄、日兩軍搶先破城而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挾光緒皇帝和一些王公大臣，倉皇地向西出逃。京城的義和團與部分清軍卻寧可與敵人拼搏而死，不願逃跑偷生。在持續三天的巷戰中，他們又使敵人付出了傷亡四百多人的代價。
在焚燒中的北京前門
京、津陷落後，八國聯軍仍不斷增兵。到9月中旬，已達十萬人左右。各國推德國的瓦德西（Waldersee, 1832—1904）為聯軍統帥。瓦德西到達北京後，又分兵四出攻掠，東占山海關，南犯保定，北侵張家口，西擾娘子關。聯軍每到一處，即大肆燒殺搶掠，京、津之間的許多地方變成了瓦礫場。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特許士兵公開搶劫三天。實際上，直到侵略軍撤退之日止，搶劫從來沒有停止過。日軍自供，僅從清政府的國庫（戶部）中，就搶走二百六十三萬兩銀子。一個英國侵略者描寫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後的搶掠情況說，城門剛一開，聯軍就出現在城裡的各個角落。於是，中國人的一點有價值的、便於攜帶的財物，就換了主人。日軍搶光天津鹽道衙門庫存的幾百萬兩白銀後，美軍接踵而至，強迫被俘的四十名中國人，挖掘埋在地下的財物，挖了四天，又搶走了幾百萬兩銀錠。那些外國傳教士，也乘機大發橫財。北堂的法國大主教樊國梁（A.P．Favier），一次就從戶部尚書立山家裡搶走價值一百萬兩銀子的財寶。僅頤和園的東西，侵略者就「括其所有」，用駱駝運往天津，運了幾個月。
八國聯軍的滔天罪行，連瓦德西也無法掩飾，他供認：「所有中國此次所受毀損及搶劫之損失，其詳數將永遠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 義和團群眾的反帝愛國熱情被清朝反動統治者所利用，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就這樣被西方列強絞殺了。
「黃俄羅斯」計劃
沙俄自十九世紀中葉侵占中國的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大片領土之後，又處心積慮地要兼併黑龍江以南的中國東北地區，企圖建立所謂「黃俄羅斯省」。義和團反帝鬥爭爆發後，沙皇政府就加緊策劃占領中國東北的陰謀。
1900年6月，作為沙皇政府主要決策人之一的財政大臣維特，同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Куропаткин）密謀，商討是否把滿洲也變成俄國的一個省份的問題。庫羅巴特金叫嚷，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奪取中國的東北三省。6月下旬，俄國駐遠東邊境的軍隊就侵入了中國琿春縣若干地區，並且加緊進行大規模入侵的軍事準備。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略軍總司令，庫羅巴特金為參謀長，動員了鄰近中國的幾個軍區共十七萬七千多人的兵力，組成五個軍。從7月9日開始，沙俄侵略軍以保護正在建築中的東省鐵路為幌子，分別從六路大規模入侵中國東北地區。
這六路侵略軍是：第一軍，從伊爾庫茨克和外貝加爾地區出發，攻海拉爾、呼倫貝爾，越大興安嶺，占齊齊哈爾；第二軍，由海蘭泡渡黑龍江，攻黑龍江省北部重鎮璦琿，經墨爾根，趨齊齊哈爾，與第一、三軍會合後，南攻長春；第三軍，從伯力出發，沿松花江經三姓，趨哈爾濱；第三軍支隊，由雙城子出發，攻綏芬河、牡丹江，進犯哈爾濱；第四軍，從海參崴地區出發，犯琿春、寧古塔等地，然後占吉林；第五軍，從歐洲經由海道入旅順，然後北向蓋平、營口、遼陽、奉天。此外，另有一支由參加八國聯軍的部分俄軍組成，由天津經山海關，攻錦州。
沙俄各路侵略軍相繼出動。到1900年12月中旬，東北三省各主要城鎮和交通要道，都被沙俄侵略軍占領。沙俄除大量派兵參加八國聯軍血腥鎮壓義和團，在京、津一帶燒殺掠奪外，還一手製造了在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的兩次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事件。
海蘭泡原名孟家屯，位於璦琿（今愛輝）對岸，是中國人世代居住的村鎮。1858年被沙俄侵占後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但直到十九世紀末，居民中多數仍是中國人。1900年7月16日，全副武裝的沙俄軍警，把海蘭泡的幾千名中國居民驅趕到警察局，並洗劫了他們的住宅和所開的商店。次日，在沙俄阿穆爾地區的軍事總督和政府頭目指揮下，一百多名武裝軍警，以押送這批中國人回國為名，把他們押往黑龍江邊，途中凡摔倒或走不動的，都被砍死或槍殺。到了江邊，沙俄軍警把這些中國居民趕入水流湍急的黑龍江中。這時又有一隊俄國騎兵趕到江邊，參加這場大屠殺。俄軍「各持刀斧，東砍西劈」，致使中國居民「傷重者斃岸，傷輕者死江，未受傷者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滿江津」。 游過江來的只有八十多人。在以後的幾天裡，同樣的屠殺重複進行了三次。
隨後，居住在伊爾庫茨克、尼布楚、伯力、海參崴、庫頁島等地的中國居民和華工，都相繼遭到同樣的血腥殺戮。到1900年秋，世代居住在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人，據盛京副都統晉昌的奏摺估計，被「槍斃、水淹、火焚不下二十餘萬。」
沙俄侵略者還在7月17日血洗了江東六十四屯。江東六十四屯位於黑龍江左岸，從精奇里江口往南到霍爾莫勒津屯的一段土地。這裡聚居著兩千多戶漢、滿、達斡爾等族中國居民，共有一萬多人，歷來屬璦琿副都統管轄。1858年《璦琿條約》曾明文規定：江東六十四屯的中國人在這裡「永遠居住」，仍由中國官員管理，俄國人「不得侵犯」。但從7月17日開始，俄國侵略軍幾次衝進這塊中國領土，大肆砍殺，搶劫財物。在這場洗劫中，六十四屯慘死七千多人，損失財產合三百多萬銀元。8月中旬，俄國侵略者悍然宣布江東六十四屯歸俄國管轄，不准已經逃離的中國居民重返家園。中國人民祖祖輩輩在江東六十四屯辛勤開墾的肥沃土地，又被沙俄強行霸占了。
入侵中國東北各地的沙俄侵略軍，到處燒殺擄掠，製造了一系列慘案。在璦琿，沙俄侵略軍屠殺了一千五百人，又縱火焚城，火光燭天，數日不熄。這座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古城，幾天內就成了一片廢墟。在哈爾濱，沙俄侵略軍見村放火，見人屠殺，城內居民數千人死於屠刀之下，葬身於火海之中，得以逃生者不過幾百人。在牛莊，侵略軍揮舞馬刀在逃難的人群中來回砍殺，直至昏暗的夕陽西下，才丟下幾千具屍體回營。據不完全統計，僅入侵璦琿、琿春等黑龍江、吉林兩省重要城鎮的沙俄侵略軍，屠戮了數萬名中國百姓。
沙皇政府妄圖使對中國東北的軍事占領合法化，以便最終實現其建立「黃俄羅斯」的迷夢，脅迫清朝盛京將軍增祺派出已經革職的道員周冕為代表，到旅順同俄國代表談判。11月，強迫周冕在俄方早已準備好的《奉天交地暫且章程》上畫押。按照這個「章程」，中國在這個地區的主權全部喪失，奉天名存實亡。
東北地區的義和團與清軍共御沙俄侵略者
這一使中國東北淪為沙俄殖民地的條約傳出後，立即遭到中國人民的激烈反對，特別是遭到東北各族人民和愛國官兵的憤怒反抗。1900年冬，東北各地相繼組織抗俄武裝，每股從幾百幾千人到幾萬人不等。1901年初時，抗俄武裝總數已達十多萬人。他們活躍於叢山密林深處，馳騁於平原大川之間，破壞鐵路，伏擊沙俄侵略者，奪取敵人的武器，焚燒敵人的火藥庫，使敵人受到沉重打擊。2月，趙起龍等十多支抗俄武裝首領聯合發布討俄檄文，憤怒聲討沙俄侵略者擾害中原，占據東北，荼毒生靈的種種罪行，表示決心「與俄賊決一死戰，復我國土，拯我人民」，「掃盡根株，用示國威，而張天討。」 在所有抗俄武裝力量中，「忠義軍」發展最快，1902年時曾達到二十萬人。他們在「御俄寇，復國土」的戰鬥口號下，出沒於從哈爾濱到牡丹江的鐵路線上，轉戰於吉、黑兩省交界的廣闊原野，先後攻克了通化、海龍、新賓、懷仁、寬甸、鳳城、安東等城鎮，收復了吉林南部和奉天北部的大片國土。
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因沙俄獨占東北妨礙他們的利益，而大為惱火，紛紛出面干涉，接連向清政府提出警告。清政府就派出楊儒為代表與沙俄談判，要求廢除這一條約，歸還東北的主權。中國人民，特別東北各族人民的抗俄鬥爭，使入侵的沙俄侵略者坐臥不安。1901年秋，俄國政府大臣維特也供認，侵占中國東北的問題，是沙俄在政治上與財政上都會走向破產的沉重負擔。
1902年4月8日（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由於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鬥爭和西方列強之間爭奪中國的矛盾鬥爭加劇，沙皇政府被迫同清政府簽訂《交收東三省條約》，規定俄國軍隊分三期撤離東北。至此，沙俄乘八國聯軍侵華之機渾水摸魚，妄圖獨吞中國東北全境的計劃，遭到破產。
屈辱的《辛丑條約》
早在北京陷落以前，慈禧太后為了勾結西方列強以對付義和團，便任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大臣，從廣東進京與列強談判。8月24日發布上諭，允准李鴻章便宜行事，會同慶親王奕劻迅速辦理「和局」。慈禧太后為求得西方列強對她的「寬恕」，9月7日發布「剿匪」上諭，正式宣布「痛剿」義和團。9月25日又宣布懲處放任義和團的載漪、載勛、剛毅、趙舒翹等親貴重臣，並加派親英國和日本的劉坤一、張之洞，參與談判。12月24日，十一個國家（除武裝入侵的八國外，還有比利時、西班牙、荷蘭）聯合提出《議和大綱》十二條。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見「大綱」並未把自己當作「禍首」懲辦，喜出望外，馬上表示：「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 慈禧太后這一系列作為，就是向西方列強表示「悔過」。各列強終於決定，仍然讓她繼續維持這個「懦弱」的政府。
實際上，議和談判活動不是在奕劻、李鴻章等與列強代表之間，而是在列強之間進行。在「懲凶」、賠款等問題上，他們爭吵為時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滿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後，1901年9月7日（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和李鴻章才代表清政府，與英、法、日、俄、德、美、意、奧、西、比、荷十一國的代表，在最後議定書上簽字。這一年是農曆辛丑年，所以議定書稱為《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正約十二款，附件十九個。主要內容包括：
（1）中國向各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達九億八千二百多萬兩。此外，還有地方賠款二千萬兩以上，總數超過十億兩。這項賠款史稱為「庚子賠款」。列強按照所謂「損失」多少分贓。沙俄得款最多，有一億三千多萬兩。條約規定，清政府以「關余」「鹽餘」和「常關稅」作為擔保，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內的常關，歸總稅務司管轄。從此，清政府的重要稅收，除田賦以外，幾乎全被帝國主義控制。清政府海關和鹽務稅收機構，成了替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收款的代辦機關。
（2）准許各國在北京以及北京到山海關的鐵路沿線的十二個戰略要地派兵駐紮；大沽炮台以及從大沽到北京沿線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圍二十里之內不准中國軍隊駐紮；軍火和製造軍火的原料禁止運入中國，禁運期兩年以上。帝國主義侵略軍由此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區。
（3）北京東交民巷一帶闢為「使館區」，各國可在使館區內駐兵，而中國人一概不准在界內居住。使館區成為事實上的「國中之國」。
（4）清政府懲辦「首禍諸臣」。最後被認定要判罪的共九十六人，分別被判處從死刑、終身監禁、革職抄家，到永不敘用等刑罰；在外國人遇害受辱的城鎮，停止文武各等考試五年；今後永遠禁止中國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質的組織，「違者皆斬」。清朝地方官吏所屬境內如再有所謂「違約行為」，必須立時彈壓懲辦，否則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5）改總理衙門為「外務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由皇族親貴擔任大臣。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妄圖操縱中國的對外機構，硬要提高外務部的地位，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
（6）德國公使克林德（K．A.Ketteler, 1853—1900）、日本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擊斃。條約規定為克林德建立牌坊，對杉山彬「用優榮之典」，並派王大臣赴德、日「謝罪」。
《辛丑條約》的訂立，使帝國主義勒索到巨額賠款，加劇了中國人民的貧困和社會經濟的衰敗。帝國主義侵略軍長期駐紮在中國的戰略要地，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完整和國防安全。設置特殊性質的使館區，以武力為後盾的公使團，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改變清政府外交機構的地位。使之更適合帝國主義向中國勒索、發號施令的需要。禁止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企圖摧毀中國人民要求獨立自由的民族民主運動，以達到永遠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
這一條約還不同於以往的不平等條約。一方面，條約沒有規定割讓領土、開放口岸的條款；另一面，卻進一步設立軍事據點和占領區。它表明，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列強侵華的新特點，標誌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秩序，已經完全確定下來。
對於這樣一個空前屈辱的條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卻全盤接受了。她在《罪己詔》中竟厚顏無恥地宣稱：「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後追思，慚憤交集」。還保證今後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這是願意做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忠實奴才的表白，從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隨帶行李車三千輛，離開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設宮，遠近徵調，勒索供應。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後來又大修頤和園，日費萬金。從此，帝國主義與清政府完全勾結在一起，狼狽為奸，共同奴役中國人民。
《辛丑條約》記錄的是近代中國一段屈辱的歷史，它激起了中華民族的舊恨新仇，中國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實踐中，進一步覺醒起來。
義和團功不可沒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公開向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悔過討好，下令「痛剿」義和團。面對西方列強的十萬大軍和清政府的媚敵殘民行為，廣大義和團團民仍在京、津及其郊區，以及在整個直隸和其他地區堅持鬥爭，打擊侵略者和反動官吏。
這時，各地義和團放棄「扶清滅洋」的旗號，分別提出「官逼民反」「反清滅洋」「掃清滅洋」等口號。反映了這時期客觀形勢的變化，即清政府已公開與帝國主義一道屠殺義和團；也反映了義和團經過流血犧牲得到的教訓，對清政府的反動面目有了認識。其中1902年3月，直隸廣宗、巨鹿、威縣的義和團和廣大人民，在景廷賓領導下，舉起「掃清滅洋」的旗幟，又掀起了大規模搗毀洋教堂、殺死洋教士的鬥爭，得到附近廣大人民的擁護，起義軍很快發展到三四萬人。清政府急命袁世凱派兵鎮壓，德、日、法等國侵略軍六千多人，也從北京開往廣宗、冀州一帶為清軍助威，最後才把景廷賓起義鎮壓下去。
義和團運動從它開始興起，直到失敗，一直受到帝國主義、國內外反動派的大肆攻擊。在它剛剛興起之際，各列強的資產階級，就叫囂「中國人仇視歐洲文化和文明」「黃種人敵視白種人」，等等。這些叫囂，曾受到列寧的痛斥。列寧在《中國的戰爭》中指出：「是的，中國人的確憎惡歐洲人，然而他們究竟憎惡哪一種歐洲人呢？並且為什麼憎惡呢？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這不但是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有力駁斥，也是對義和團運動正義性的充分肯定。
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的功績是不可沒的。
首先，它阻止和打亂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妄計劃。義和團運動前夕，狂妄的帝國主義分子大言不慚地宣布，只要有一萬名新式裝備的侵略軍，就可以橫行中國。他們一再發出瓜分中國的叫囂。經過義和團運動的打擊，連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也認識到，中國人民「含有無限蓬勃生氣」，「好鬥精神」（即反抗精神）很盛，「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他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百年以來，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英勇鬥爭，使得帝國主義至今不能滅亡中國，也永遠不能滅亡中國。」 阻止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就是義和團最大的歷史功績。
義和團運動也沉重地打擊了清朝專制統治。在義和團運動高漲時，清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的地位，它雖然最終與西方列強一起鎮壓了義和團，但其所作所為，特別是最後訂立空前的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使自己的反動性在廣大人民中徹底暴露，被革命人民視作「洋人的朝廷」「奴隸總管」。所以，在義和團運動後，清政府已不可能照舊統治下去了。為了緩和輿情，延長統治，從1901年起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實行「維新」，從而客觀上加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蓬勃發展，加速了清朝統治的最終覆滅。因此，義和團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