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十九 戊戌維新

甲午戰爭後，由於允許外國資本在華自由開辦工廠，清政府不得不放鬆了對商辦企業的限制，而民族危機急速加劇，又促使一批商人、士紳和官僚對振興本國經濟的熱情大為提高，紛紛投資於新式企業，因此，中國民族資本有了初步發展。逐漸成長起來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迫切要求擺脫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本國封建勢力的束縛。於是，改革封建弊政，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救亡圖存，成了當時許多愛國志士仁人的一致要求。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資產階級改良思潮迅速轉變為一場要求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 草堂樹新人 這場變法維新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康有為（1858—1927年），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縣人。他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1879年後，他遊歷了香港、上海，目睹初步形成的資本主義都市文明，閱讀了一些介紹西學的書籍，逐漸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日益腐朽的封建專制要優越，不能再用舊時代看待「蠻夷」的眼光去衡量它們了，漸漸地產生了要求改變現狀的革新思想。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當時正值中法戰爭結束不久，西方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邊境狼煙四起，警報頻傳。痛感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康有為，第一次寫了五千字的上皇帝書。他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項建議，要求學習西方，實行維新，挽救危局。 這次上書因為頑固派的壓制而未能送交皇帝，但表明康有為已把變法的思想，變成正式的建議。他在《感事》一詩中寫道：「治安一策知難上，只是江湖心未灰。」這次上書，很快就在一些愛國士子中傳誦，康有為在士林中的聲名鵲起。 康有為回到廣東後，決定以聚徒講學的方式，深入研究並傳播維新理論，培養立志變法的新人。1891年，他在廣州長興里創辦一所寓政治於教育的新型學館，即萬木草堂。在這裡，康有為一反舊式書院的傳統，不是要求青年士子潛心訓詁辭章，而是引導他們關心天下大事，學以致用。他既講孔學、理學、史學，又講西學，批判古文經學，提倡今文經學。在講學中，他從中國古代的典章、政治到西方的文明，列強的壓迫，民生的凋敝，無所不及；每論一學，或講一事，總是上下古今，參以歐、美事例、世界大勢，旁徵博引，比較論證。學生們除了讀中國古書，還必須讀介紹西學的著作；不但要研究經、史學問，還要學習聲、光、電、化一類自然科學。 康有為 康有為的講學，不僅以淵博的知識和系統的分析吸引學生，而且更以對祖國前途的無限憂慮叩擊青年的心弦。他每談及國勢衰敗，外侮欺凌，動輒慷慨悲嘆，甚至涕淚縱橫。康有為就是這樣以自己滿腔的愛國熱情，陶冶學生，引導他們跳出科舉的藩籬，肩起「匹夫之責」，跟著他去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在萬木草堂，學生不分班，也不進行嚴格的考試。每人都有一本功課簿，除了每月幾次聽老師講課以外，就是自己讀書，寫筆記，每半個月繳呈功課簿給老師批答一次。碰到非面談不可的學問，康有為就隨時傳見學生。康有為通過這種形式，觀察學生功課的程度，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誘導學生成長。 萬木草堂還有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康有為挑選學問造詣較深的弟子，協助自己著述。他先規定論點、體例和基本要求，列出主要參考書目，然後讓學生分工查閱資料，做出摘錄，編出初稿，供他編定著述時使用。用這種形式，不但培養了學生的研究興趣，訓練了做學問的方法，而且使他們進一步按照康有為的思想體系去研究學問，認識問題，從而培養了一批才華橫溢的維新骨幹。 萬木草堂開始時有二十多名學生，1894年增加到一百多人。從1891到1898年，萬木草堂學生連同康有為在桂林講學的學生，以及從上海、北京來拜門的學生，一共約有千人之多。陳千秋和後來成為康有為得力助手的梁啓超、麥孟華、徐勤、歐榘甲等人，就是萬木草堂學生中的佼佼者。 在這幾年中，康有為一邊教書培養人才，一邊研究變法理論，寫了不少書籍和文章，著力引申和附會孔子的學說，作為維新的理論依據。其中由梁啓超等人在萬木草堂協助完成的兩部書《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對維新運動影響最深。 在十九世紀末，以清王朝為代表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猶如老樹枯藤，瀕臨死滅的境地。腐朽的清朝統治者，依舊把「四書」「五經」作為「萬古不易」的治國乾綱，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要衝破當時萬馬齊喑的狀態，打開改革的局面，就必須動搖這種「恪守祖訓」的傳統思想。 在《新學偽經考》中，康有為多方論證被歷代統治者奉為神聖的古文經《左傳》《周禮》《逸禮》《毛詩》《易經》等書都是假貨，是西漢末年劉歆為了替王莽篡漢建立「新」朝提供理論根據的所謂「新」朝之學。它是謬托聖人而捏造的「偽經」，完全湮沒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儘管康有為的論斷並沒有真實的歷史依據，但他的大膽議論，猶如「思想界之一颶風」 ，在知識分子中引起了轟動，引導人們去懷疑傳統的經典，使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受到巨大的衝擊，打擊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頑固勢力，為變法維新開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是借用孔子的名義，發揮「托古改制」的思想。康有為在書中，把周秦諸子都尊為「托古改制」的祖師，把「六經」說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範本。他認為經典中所稱堯、舜的盛德大業，都是孔子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實行改制而假託古人的言論創作出來的；他自己的變法主張，正是對孔子改制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在孔子的旗幟下，他附會公羊學派的「張三世」說，宣稱人類社會就是按照「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順序演變，愈變愈進步，現在必須通過變法維新，使中國由「據亂世」向「昇平世」發展。在這裡，孔子已經換上了西裝，孔聖人成了「康聖人」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先師了。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借用孔子的權威，來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和改革思想。這些著作的發表，給了頑固勢力以有力的衝擊，為推行維新運動奠定了理論基礎。 「廣聯人材，開創風氣」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春天，甲午戰爭已近尾聲，恰值清政府定期選拔進士的舉人會試。康有為和他的門生梁啓超、麥孟華同各省舉人，懷著沉重的心情，雲集北京應試。4月17日，康有為探知《馬關條約》的一部分內容，大為震驚，立即叫梁啓超去發動和聯合廣東、湖南兩省舉人聯名上書，請求清政府拒絕批准。各省舉人聞風而動，紛紛到都察院上書。幾天裡，都察院前車馬盈門，人群紛集，一時議論沸騰，激起了反對《馬關條約》簽約的巨大聲浪。 舉人們的愛國熱情，使康有為受到極大鼓舞。他決定聯合在京的所有舉人，進行一次更大規模的上書，為變法造成聲勢。於是，他連夜奮筆疾書，起草一封長達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第二書）。書中指出：割棄台灣，民心離散，必將導致土崩瓦解，其他列強必將接踵而來。要求皇帝當機立斷，實行「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 四項大計。其中前三項都是「權宜應敵」的策略，第四項才是「立國自強」的根本。書中分析世界大勢，指出現在必須「以開創之勢」，而不是「以守成之勢」治天下，要更新百度，不要墨守舊章。在經濟和教育方面，應該推行「富國」「養民」「教民」之法；在政治生活中，主張以府縣為單位，每十萬戶由士民公舉一個有才學的「議郎」（即國會議員）。「議郎」供皇帝諮詢，「上駁詔書，下達民詞，凡內外興革大政，籌餉事宜」，均由議郎討論決定，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即付諸實行。這次上書，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和實行作為資產階級政權形式之一的君主立憲制度，是資產階級維新派最初的政治綱領。 5月1日，各省舉人齊集松筠庵開會討論，有一千三百多人在這封萬言書上籤了名。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漢朝用公家車馬接送被征舉的士人，後來人們就以「公車」作為舉人進京應考的代稱）。2日，遞到都察院。都察院推說《馬關條約》已批准，無可挽回，拒絕接受。這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群眾性的愛國行動，它打破了清政府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過問朝政的壓制。這次上書，是資產階級改革思潮轉變為變法維新運動的標誌。上書的內容很快被傳抄印刷，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影響，維新思想也隨之傳播。 「公車上書」後的第二天，會試榜發，康有為中了進士，被授工部主事，但他沒有就職。5月底和6月底，康有為又寫成上皇帝第三書和第四書，進一步強調必須儘快變法維新的道理，並在第四書中正式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光緒皇帝讀到第三書，感到所述變法的主張，符合改變國家貧弱狀況和鞏固清朝統治的需要，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太后、軍機處和各省督撫。於是，維新派開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康有為的維新活動，一開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論權威和皇帝的政治權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但在當時仍不失為一種可行的鬥爭策略。康有為等在活動中，為了打開局面，決定從製造輿論、組織團體入手，以「廣聯人材，開創風氣」。 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了一種刊物，初名為《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由梁啓超、麥孟華編輯文稿，介紹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鼓吹維新。每期印一千份，附在專載詔書、奏章的《邸報》傳遞，免費送給在京的官員閱讀。後來增印至三千份，在官僚士大夫中逐漸引起注意，使他們每天都能聞所未聞，「輿論漸明」，「亦漸知新法之益」。 這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創辦的第一份刊物。 在這同時，康有為向那些同情和支持變法的官僚遊說組織學會。8月，由文廷式出面，組織以挽救時局為宗旨的「強學會」，會員除康、梁外，有文廷式、陳熾、楊銳、江標等數十人，連袁世凱也列名參加。戶部主事陳熾被推為會長，梁啓超任書記。強學會是傳播變法思想，積蓄維新力量的陣地，是一個寓政治於學會之中的組織。它每十天集會一次，每次都有人發表演說。在維新思潮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翁同龢、孫家鼐出面支持，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等大官僚捐款充作經費，甚至李鴻章也想捐款擠進該會，但被拒絕。英、美駐華公使和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傳教士，也以各種形式表示支持維新派的活動。 11月，康有為又在上海成立強學會分會。當時，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區活動的維新派人士張謇、陳三立、汪康年、黃遵憲、章太炎等人，都相繼參加。1896年1月，出版了《強學報》。這時，北京和上海兩地的強學會會員，有五十人左右，大致包括資產階級維新人士、帝黨官僚、依附洋務派的官僚或名士、居於贊助地位的大官僚和一些帝國主義分子。其中，康、梁等資產階級維新派起著核心作用。 隨著變法維新呼聲的高漲，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也就愈加嫉視。1896年1月，李鴻章的親家、御史楊崇伊上奏疏攻擊強學會結黨營私。慈禧太后立即藉此下令查禁《中外紀聞》，封閉北京強學會。接著，上海強學會也被解散。那些見風轉舵的官僚，紛紛宣布退出強學會。可是，已經興起的思想潮流並未被阻止或打退，維新運動繼續由北京、上海向全國各地擴展。 這年8月，黃遵憲、汪康年等在上海創辦《時務報》，由梁啓超任總編輯。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後來取號任公，廣東新會縣人，1889年中舉。進入萬木草堂後，他追隨康有為走上維新救亡的道路。梁啓超以充沛的愛國熱情和犀利的文筆，寫了大量論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成為康有為得力的助手。他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鼓吹維新的著名論文，深受知識界的歡迎。幾個月內，《時務報》銷數增到一萬多份，風行海內，成為影響全國的維新派喉舌。康、梁的名聲大噪，變法維新的理論也得到廣泛傳播。 當京、滬的維新活動漸趨高漲的時候，廣東、湖南的維新活動也很快開展起來。康有為回到廣州後，除了繼續在萬木草堂講學，還一度去香港、澳門和廣西桂林活動。1897年2月，他在澳門發起創辦《知新報》，由其弟康廣仁、門生徐勤主編，成為華南鼓吹維新的重要報刊。 甲午戰爭後，湖南的譚嗣同和唐才常等人，便開始創立學會，宣傳變法。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他憤慨萬分，與同鄉好友唐才常等在家鄉籌辦革新事業。他發憤鑽研中西學問，於1897年初寫成《仁學》一書，怒斥三綱五常「箝制天下」，殺人靈魂；否定「君權神授」，反對專制制度；聲言要衝決倫常和君主之網羅，表示要同封建束縛決裂。在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和徐仁鑄等的支持下，湖南新政日益發展。1897年10月，長沙設立時務學堂，梁啓超應邀擔任總教習，唐才常、譚嗣同等人任分教習。梁、唐、譚等在時務學堂廣泛介紹西學，宣講變法理論，批判傳統的舊學和專制制度，反映了他們的民主思想。 梁啓超 1898年2月，在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發起下，湖南創辦了南學會，在長沙設總會，各府、廳、州、縣設分會。總會每七日集會一次，講演世界大勢和政學原理。在他們的努力下，原來被頑固派看作「安靜世界」的湖南，出現了「人人皆言平等」，「觀聽一新」的勃勃生機。一批年輕的維新志士，在湖南湧現出來。除了譚、唐之外，還有林圭、蔡鍾浩、李炳寰、傅慈祥、田邦璿和蔡鍔等人，後來都成為獻身於救國事業的著名人物。 在天津，1897年秋冬，嚴復、夏曾佑等人創辦《國聞報》（日報），介紹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要求中國仿效西方，變法自強。嚴復（1854—1921），字又陵、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在福州船政學堂畢業後，1877年3月被派往英國學習海軍。1879年6月回國後，長期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甲午戰爭後，鑒於形勢危迫，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原強》《辟韓》四篇論文，宣傳維新，鼓吹改制。他畢生「致力於譯述以警世」， 是近代中國第一個系統介紹西方思想與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圖存的翻譯家。 嚴復最負盛名的是譯述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論》。赫胥黎的第九卷文集名為《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其中前兩部分專講進化論，題為《進化與倫理》，嚴復把它譯為《天演論》。赫胥黎用達爾文關於生物進化的原理，來解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基本論點是：生物是進化的，不是萬古不變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物競」是生存競爭；「天擇」是自然選擇（自然淘汰）。這一競一擇，就發生了生物的進化。這種生物進化的發展規律，同樣也可以用來解釋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在人類社會裡，人與人之間和種族與種族之間，也同生物一樣是相互競爭，只有最適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嚴復在英國留學時，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盛極一時，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天演論》中每翻譯完一篇，即加上按語，借題發揮，發表自己的意見。按語之長，往往與譯文不相上下。1895年初，他譯成後，先在《國聞報》的增刊《國聞匯編》第二、四、五、六期陸續發表。1898年4月，又正式出版。 《天演論》前半部講的是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是唯物的；後半部講的是斯賓塞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則是唯心的。因為這種用生物進化現象來解釋社會現象，在西方，是帝國主義者用來為弱肉強食的殖民政策服務的。但嚴復從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場出發，用來激勵人們「自強保種」，救亡圖存。所以，《天演論》像洪亮的警鐘，一陣轟鳴，震動了全國。這主要是由當時嚴重的政治形勢造成的。《天演論》正式發表和出版時，正是瓜分危機最嚴重的時刻。德國、俄國、英國、法國、日本等，都爭相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強占租借地，搶奪築路權，中國的錦繡河山快要被瓜分完了。每個愛國的中國人，這時都這樣問：中國真的要亡國了麼？還是仍可奮發圖強呢？ 嚴復的《天演論》及時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它告訴人們：中國真是危險，侵略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無論在力、智、德哪一方面，都比中國強。根據達爾文「優勝劣敗」的規律，中國如果墨守成規，就逃不了被淘汰的命運。但是，《天演論》又告訴人們：強與弱是可以變化的。只要人為努力，可以與天爭勝，而且「終將勝天」；只要「人治日新」，國家就可以永存，種族就可以不墮；只要變法維新，就可能「轉禍為福」，中國仍然可以得救。《天演論》講的這些道理，既給人們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鐘，又使人們看到可以爭取的民族復興的前景，從而鼓起了信心。就這樣，《天演論》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迅速風行海內，成了一般愛國志士救亡圖存的理論根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也成為社會上最流行的口頭禪。 嚴復譯述的《天演論》部分內容 在康、梁這些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已逐漸形成。據統計，到1897年底，全國出現了講變法自強的政治性學會三十三個，新式學堂十七所，報刊十九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報館合計達三百所以上。封建傳統的思想文化和頑固守舊的社會風氣，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變法維新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了。 「能變則存，不變則亡」 維新運動的迅猛發展，受到封建頑固勢力的極大仇恨。當時，封建頑固勢力在中央以慈禧太后為首，有榮祿、剛毅、徐桐、許應騤等貴族和官僚；在地方是大多數省區的督撫和諸如王先謙、葉德輝、蘇輿等劣紳。洋務派官僚李鴻章和一度混跡於維新行列的張之洞、袁世凱等人，也很快同封建頑固勢力勾結在一起。 在變法運動發展過程中，維新派同頑固派就下列主要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第一，要不要變「祖宗之法」。頑固派認為，三綱五常、詩書禮教這些所謂「大道」，都是世上最完美的東西，中國只要守住這些「祖傳」的「大道」，就足以對付一切複雜的變故；如果改變「祖宗之法」，非但政事無可依循，而且還會「禍亂」國家。徐桐是反對變法的老頑固。他把數學也斥為「洋鬼子的學問」，連路遇西式建築物也要繞道走，他甚至叫嚷「寧可亡國，不可變法」。 維新派援引中國古代關於「變」的哲學觀點和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批駁頑固派。他們列舉當時變化著的各種事物和各種自然現象，論證天地間的萬事萬物沒有不變的，「變」才是「天道」，「變」才是「天下之公理」。世界各國的歷史都證明了，只有「變」才能強盛，不「變」只能衰亡。 1898年1月，康有為同榮祿、李鴻章曾經有過一場激烈辯論。當時，因德國強占膠州灣，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康有為第五次上書光緒皇帝，提出變法圖強的具體計劃。光緒皇帝準備召見，但被頑固派阻擋，改由翁同龢、李鴻章、榮祿等重臣出面，在總理衙門代為「問變法之宜」。 一開始，榮祿就叫嚷：「祖宗之法不能變」。康有為反駁說：「祖宗之法是用來治理祖宗疆土的，今天祖宗留下的疆土也守不住了，還談什麼『祖宗之法』呢？就像這個總理衙門，也不是『祖宗之法』里規定的！」「因時制宜，誠非得已。」駁得榮祿啞口無言。當康有為談及變法應從改變法律和官制入手時，李鴻章別有用心地質問：「難道朝廷中六部都要裁撤，一切法制都要拋棄嗎？」康有為據理辯駁：今天是列強並立的時代，現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過去的舊法。造成中國危亡的，都是這些舊法，理應廢除。即使一時不能全部辦到，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第二，要不要廢「八股」、倡西學，改革教育制度。「八股」考試制度始於明朝。八股文的試題，都來自儒家經籍「四書」的原文，立論要以朱熹的《四書集》為依據。封建統治者藉此引導讀書人埋頭「聖人書」，搞那些望文生義的僵化學問，培養一些除了「學案幾部」「語錄百篇」以外，什麼也不懂的封建衛道者。頑固派反對西學，堅持八股取士制度。因此，維新派在宣傳變法的過程中，對科舉制度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們指責八股取士是導致中國貧弱落後、不文明的一大根源。嚴復更指出八股文有「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三大害，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國。 維新派不僅反對八股，而且反對整個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他們批評這種文化教育制度，只求背書而不求義解，讀的書越古越好，完全脫離社會現實，造成鄉里子弟讀書十年，還不會寫一封信；所謂「通人學士」，一里有多少長也回答不出。因此，維新派認為，要救亡圖存必須變法，而「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把廢除科舉、八股，同創立資產階級文化教育制度、大講西學、培養和使用人才聯繫了起來。 在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紮實地做了一些提倡西學，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好事。例如，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商務印書館和各地許多新式的教育機構，都是在這時創辦的。他們的宣傳和活動，打破了文化教育界僵死沉寂的局面，知識界紛紛走出辭章考據的牢籠，傾慕西學。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眾多的知識分子群敢於放眼看世界，追求新思想的新氣象。 第三，要不要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這是雙方論戰的核心問題。頑固派死抱著君主專制制度不放，詛咒提倡平等、民權是「禽獸之行」，誣衊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 ，胡說主張民權就會引起天下大亂。 維新派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契約說和天賦人權論，批駁「君權神授」。如譚嗣同認為：民為本，君為末，君主辦不好事情，就應該廢除他，這是「天下之通義」 ；兩千多年來統治中國的，都是專制暴政，所謂國君，正是竊國大盜。維新派的結論是，君主專政，百姓仰官如鬼神，就是中國貧弱、落後的一個根源。 維新派反覆強則「興民權」、「開議院」的重要性，認為日本和歐、美各國的資產階級政治制度，是其富強的根本。康有為七次上書光緒皇帝，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論述和提及這一問題。他還專摺奏請定憲法、開國會，認為這是「治國之大經，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憲法，大開國會，以庶政與國民共之，行三權鼎立之制，則中國之治強，可計日待也」。 康、梁等人變法的目標，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挽救民族危機。為此，他們就需要一定的政治權力。當時他們雖然還不主張在中國實行共和制度，但是正式提請皇帝實行作為資本主義世界兩大政體之一的君主立憲制度，在中國仍然是開天闢地的大事，在當時起到啟蒙作用。 通過這場論戰，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在中國迅速傳播開來。學習西方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使許多人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一種信念：「能變則存，不變則亡」。經過這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一代新的、更為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正在孕育著。 百日維新 1897年冬德國強占膠州灣後，俄、法、英等國群起效尤。康有為趕到北京，第五次給光緒皇帝上書，陳述變法的緊迫性。他指出，中國已處在內憂外患交加的危機中，如再不變法維新，將來皇帝和大臣們想當個普通百姓也不可得。他提出應效法日本明治維新，以變法為國家大政；集中天下賢才，商定變法方案；鼓勵各省督撫推行新政等三點建議。光緒皇帝決心接納維新主張，要康有為提供書面意見。 1898年1月底，康有為給光緒皇帝呈送了《應詔統籌全局折》（上清帝第六書），提出了變法維新的大綱。基本內容是：（1）召集群臣，宣誓變法，大臣們都要表明決心，革除舊習，努力維新，否則自請免官；（2）設「上書所」，以廣言路，讓官吏和士民自由上書，凡上書建議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有符合要求的，就破格任用；（3）在宮廷中設制度局，以定新制，選拔有才幹者數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議政，對舊章法視不同情況或廢除或保留或修改，並定出新規章，頒布施行。在制度局下面，分設法律、度支（財政）、教育、農業、工業、商業、鐵路、郵政、礦務、游會（主管政會、學會、教會、遊歷等事）、陸軍、海軍等十二個局，負責各自領域的改制工作。 這三條，第一條是想依靠皇帝的權威，在全國推行變法；第二條是想讓維新派參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在全國上下壯大維新的聲勢；第三條是要在前兩條基礎上，全面改革政權機構。這個變法綱領，鮮明地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政治要求。 康有為還把《日本明治變政考》等書，隨同《應詔統籌全局折》一起，呈送光緒皇帝。在該書序文中，他認為，只要走日本明治維新的道路，中國只需十年就可成為世界強國。過了幾天，他又第七次上書，建議皇帝出國遊歷學習，以便回來進行改革。 4月間，康有為又乘各省舉人到京會試的機會，發起組織「保國會」。他起草的「保國會章程」，提出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即保全國家土地、權力，保衛民族種族的獨立，保全被他們看成是民族精神象徵的孔教。還提出講求變法，講求內政外交，講求經濟實效。章程規定在北京、上海設立總會，各省、府、縣皆設分會；規定了總會與分會的組織、權限、領導關係、入會手續、會員權利，等等。可見，保國會已具有近代政黨的性質。經過保國會的推動，在北京又相繼醞釀或組成「保滇」「保浙」「保川」等會，愛國志士踴躍入會。變法維新的浪潮，已經在土大夫中激盪起來，光緒皇帝終於決定實行變法。 1898年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下「明定國是」的詔書，宣布變法。從這一天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共一百零三天，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百日維新」。6月16日，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為。在兩個小時破例的長談中，康有為面陳中國的危境，指出在這個興亡存廢的關頭，非盡變舊法無以自強。他特彆強調，變法首先需要從改革制度、法律入手，如果只變一個個具體的「事」，仍然不能達到目的。光緒皇帝稱讚了他的意見。不久，陸續授予維新人物官職，康有為被授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辦文稿），有專摺奏事的特殊權利；梁啓超被賜六品銜，專辦大學堂和譯書局的事務；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授給四品卿銜，擔任軍機處章京，批閱官吏遞上的奏摺，為皇帝頒布的詔書擬稿，這是一項有決策權的機要工作。在這一批新進人物日夜孜孜不倦地操勞下，一件件新政建議流水般傳到紫禁城，再經過光緒皇帝，成為一道道新政詔令飛出來。前後一共頒發了新政詔書、諭令一百一十多道。這些法令的主要內容有： 政治方面，設立制度局，改革舊機構，撤去閒散、重疊的衙門，裁減不必要的官員；澄清吏治，提倡廉正作風；提倡上書建議，嚴禁官吏藉故阻止。 經濟方面，保護和獎勵工商業，中央設立農工商總局、鐵路礦務總局，各省設立商務局；獎勵和保護工商業的發展，廣辦郵政，迅速興辦蘆漢、粵漢、滬寧各路，成立絲茶公司，用西法制茶；在上海、漢口等大城市，設立商學、商報、商會各類組織；改革財政，編制預算、決算，收支情況按月公布；允許旗人自謀生計，取消旗人由國家供養的特權。 文化教育方面，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北京創辦京師大學堂，各地設立中小學堂，派人出國留學；提倡學習西學；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書籍；獎勵新著作和發明，獎勵創辦報刊，准許自由組織學會，等。 軍事方面，設廠製造軍火，精練海陸軍，裁汰舊軍，改用西法操練。 光緒皇帝接見外國使節 總之，新政的範圍很廣泛，對某些舊制度進行了勇敢的改革，對新制度的推行也相當激進。所有這些內容，旨在使資產階級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權利，促進資本主義工商實業的發展，在漸進的變革中，最終建立資產階級的國家。毫無疑問，在當時的中國，這是進步的。正因為如此，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作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腐朽的封建生產關係的維護者，極端仇視新政。隨著變法維新運動的日益高漲，新舊兩派的矛盾鬥爭，也就迅速尖銳起來。 還在保國會成立不久，頑固派就大肆中傷康有為「目無君上」，聚眾謀叛。榮祿詛咒康有為「僭越妄為，非殺不可！」恫嚇參加保國會的人，當心自己的腦袋。在頑固派的破壞下，不少投機者和膽小怕事者紛紛退會，保國會和其他同類組織，不久就停止了活動。 「明定國是」詔頒布後，鬥爭進入決戰的階段。光緒皇帝運用僅有的一點權力，不斷發布新政詔書，引用新進人物，斥退了幾個反對變法的舊大臣，企圖加快維新事業。麇集在慈禧太后身邊的頑固派積極布置力量，加緊謀劃政變，以徹底摧垮維新派。 變法詔書下達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便脅迫光緒皇帝連下三道命令：撤除積極支持變法的大學士翁同龢的職務；派慈禧寵臣榮祿為直隸總督，統帶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和宋慶的毅軍，控制京畿地區；所有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都要向太后謝恩，奪去了高級官員的安排大權。這三項措施，為頑固派發動政變做好了準備。接著，慈禧太后又於6月16日和24日，分別任命親信崇禮、懷塔布和剛毅控制守衛京都與頤和園的衛戍部隊，並在內廷布滿親信太監，監視光緒皇帝和維新派的活動。 實行新政，打擊了腐朽的官僚和社會勢力，必然會遭到他們的攻擊和反對。中央和地方的腐敗官吏，因為實行新政而「不便於私」，便假公濟私，群相糾合。那些在變法中丟了官的人，更是惶惶如喪家之犬。他們或者對新政措施「概不奉行，亦不議奏，電旨嚴催，置之不復」 ；或者不斷到太后面前去哭訴。而社會上大批八股士子、土豪劣紳、和尚道士，則因為廢八股、廢淫祠、停書院，斷絕了升官發財之路或斂財餬口的憑藉，也到處散布污損變法的言論。所有這些腐惡的勢力，群起要求慈禧太后趕快採取措施，廢棄新政。 9月上旬，光緒皇帝把阻撓條陳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六個大官撤職，從總理衙門趕走對抗變法的李鴻章和敬信，企圖搬開在中央的幾塊頑石。頑固派再也按捺不住對新政的仇恨，加緊了政變的步伐。慈禧太后的親信在京津道上往返不絕，受命同榮祿密謀政變，預定10月在天津閱兵時廢棄光緒皇帝，捕殺維新派人士。榮祿調兵移駐天津和長辛店。 光緒皇帝覺察到局勢的嚴重，於9月14日傳出密詔，要康有為等人趕緊設法相救。毫無實力可恃的康、梁等人，只得把皇帝和他們自己的命運以及新政的前途，寄託於外國公使館和統帶一支新軍的袁世凱。 他們到外國使館活動，毫無積極的結果。 維新派把曾經躋身強學會的袁世凱引為「同志」。9月16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賞以侍郎銜，意在籠絡為己用。袁世凱是慣於看風使舵的野心家。他一面與剛毅等頑固派暗通消息，一面具折向光緒皇帝「謝恩」。18日深夜，譚嗣同暗訪袁世凱，要求他帶兵殺榮祿，圍頤和園以救皇上。袁世凱慷慨陳詞：「皇上是我們共事的聖主」，我自己也有責任救護皇上，並誇口說：「誅榮祿如殺一狗耳」。20日，袁世凱再次受光緒皇帝召見之後，即藉口回營布置，於傍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 維新志士譚嗣同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軟禁光緒皇帝於中南海的瀛台，許多維新志士成了階下囚。大批與新政有牽連的官員，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革職。康有為、梁啓超分別在英國人和日本人的保護下，逃亡國外。慈禧太后以「訓政」的名義，重掌國政。這就是「戊戌政變」。 9月28日，是一個值得人們紀念的悲壯日子。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劉光第、楊銳、林旭，在北京菜市口為變法而流血。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譚嗣同在臨刑前，面不改色，大聲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表現了資產階級維新志士為維新變法不惜殺頭犧牲的愛國精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替戊戌維新作了一個總結。 維新志士們為了摒斥形形色色的國賊，掃除發展資本主義的障礙，使中國富強起來，從而實現救亡圖存的抱負，在祖國沉淪之際毅然奮起，發動維新運動。但是，他們的對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勢力，異常頑固。這一幫人不僅掌握著完整、嚴密的國家機器，而且還有傳統的封建思想作為精神支柱。這一切，都是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所不能比擬的。他們自身力量弱小，又沒有勇氣同西方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徹底決裂，向工農尋找力量。「無力回天」，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慘痛的失敗卻啟示了後來者：只有用武裝鬥爭的手段推翻腐敗的清政府，中國才有富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