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十六 西學與改良思潮

中國近代，在腐朽的封建統治和外國的壓迫、掠奪下，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都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從鴉片戰爭起，向西方學習越來越被認為是使中國擺脫落後挨打的必經之途。歐洲十六世紀以來的近代學術文化，包括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推而廣之包括有關西方社會情況的各種知識，亦即所謂的「西學」，便在中國逐步得到傳播。 隨著西學的逐漸傳播，一些愛國人士對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狀，越發感到中國封建社會的嚴重弊病；中國必須改革，才能跟上世界形勢，發展自己。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產生了民族資本，反映其發展要求的改良思想，也日益抬頭。那些改良思想家通過著書立說，呼籲向西方學習，革除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得到順利發展。他們的呼聲到中法戰爭前後，形成一股社會思潮，從而成為甲午戰爭後變法運動的先聲。 西學的傳播 遠在鴉片戰爭前二百多年，西學即已開始傳進中國。1581年（明萬曆九年），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P．Matthieu Ricci, 1552—1610）到達中國，他以介紹當時歐洲的數學、天文、地理等一類學科，作為接近中國人的手段之一，並建議羅馬教廷注意派遣有學問的教士來華。因此，明清之際來華的傳教士，確有一些博學者，他們的譯著，除大量神學書籍外，還有：《幾何原本》前六卷（利瑪竇和中國人徐光啟合譯），首次把歐幾里得的數學理論介紹到中國；《萬國輿圖》（利瑪竇撰），開始在中國傳播世界分五大洲的學說；《職方外紀》［義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撰譯］，這是在中國的最早一部世界各國地理志書；《遠鏡說》〔日耳曼耶穌會士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all,1591—1666）編著〕，介紹了近代光學；由法國耶穌會士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人與中國學者合作，歷時十一年完成的中國第一幅四十萬分之一全國地圖《康熙皇輿全圖》，等等。 康熙末年，由於羅馬教廷禁止中國信徒敬天、祭祖和尊孔，干涉了中國的內政，康熙皇帝下令禁教。1723年清政府正式下禁教令，1757年更下令實行閉關政策。這樣，從康熙末年起，特別是雍正以後，西方傳教士在華的人數和活動，都大大減少。到鴉片戰爭前夕，西方傳教士在華的活動又趨積極，這時他們已更直接地為殖民主義侵華服務，像利瑪竇那樣有濃厚宗教氣質的，已不復見了。同時，清政府長期推行閉關政策的結果，使西方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葉迅速發展的學術文化，與中國人隔絕；清朝前期厲行文字獄的結果，又窒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創造精神。這樣，中國長期居於世界前列的科技文化，日益落後於西方，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極為貧乏。這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鴉片戰爭前後，以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愛國者，看到中國封建統治的危機和西方侵略的威脅，主張改革內政，了解西方，學其長處。中國近代向西方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先驅者洪秀全，也從《勸世良言》學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和儀式，創立了「拜上帝教」，作為發動太平天國起義的主要理論武器。1859年，洪仁玕結合自己在香港時學得的一些外國知識，寫成《資政新篇》，介紹並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和某些政治設施。這些說明：在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客觀形勢下，鴉片戰爭後要求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中國人，漸漸多起來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政府為了適應中外交涉和開展洋務運動的需要，1862年在北京設立同文館，次年又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1864年在廣州也設同文館。這些主要是培訓外語人才的學校。在洋務運動開展過程中，各地還陸續開設了一批工藝學校、軍事學校和其他新式學校。如1865年江南製造局附設機械學校，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設的福州船政學堂，1879年設立的天津電報學堂，1880年設立的天津水師學堂，1882年設立的上海電報學堂，1886年設立的天津武備學堂、廣東陸師學堂，1887年設立的廣東水師學堂，1893年設立的天津軍醫學堂，等等。這些學校，有的一開始就開設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或實用科學的課程。也有的如京師同文館，雖屬外語學校，後來也增設了外國史地、數理啟蒙、代數、物理、幾何、機器製造、微積分、航海測算、化學、天文測算、國際法和地質礦務等課程，其所學自然科學雖皆淺嘗輒止，但範圍已相當廣泛。因此，洋務運動期間通過這些新式學校的建立，傳播了較多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西方史地、國情等方面的知識。 上述學校中，京師同文館、天津水師學堂等，還兼設翻譯機構，翻譯和介紹西書。其中京師同文館翻譯的書籍，在三十年間共達近二百部之多，內容除了有近代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等之外，更著重於外交、世界歷史和法典等。上海江南製造局也在1868年附設翻譯館，由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持，著重翻譯與軍事、工程有關的自然科學和實用科學書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方面的書，至1880年已譯一百五十六種（其中十二種未譯完），出版九十八種，發行數超過三萬本，到二十世紀初已出版至一百七十八種。該館還發行《西國近事匯編》（又稱《中西記聞》），是一種譯介外國時事政治的讀物，起了新聞紙的作用。 洋務運動期間，還派遣留學生赴歐洲和美國學習。在這之前，容閎已於1847年至1854年留學美國，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耶魯大學，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留學生。他回國以後，懷著使祖國獨立富強的願望，積極宣傳學習西方。他向曾國藩提出設立機器廠和派遣留學生的建議，受到重視，經幾度周折，清政府於1872年開始，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學，連續四年，至1875年止共派去一百二十人。接著，福州船政學堂也在1877年派遣三十幾名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海軍。這些赴歐美留學的學生，有的在留學期間用心考察西方社會，回國後努力介紹西學，嚴復就是1877年被派赴英國留學的；有的在學習回國後，成為近代中國第一代工程師，如詹天佑。留學生的派遣，擴大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清政府與外國的交往日多，開始陸續派外交使節赴歐、美、日本等國。他們回國後，有的人將在國外的所見所聞撰成書和文章，予以介紹，如郭嵩燾《使西紀程》（即《英軺紀程》）、黎庶昌《西洋雜誌》、李鳳苞《使德日記》以及黃遵憲《日本國志》，等等。這些也擴大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其中《日本國志》介紹的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發展情況）。 傳教士與西學 在近代中國，外國傳教士對西學的傳播也起過重要作用。根據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西方傳教士又取得了在華自由傳教的特權，1846年清政府正式廢除了雍正元年（1723年）的禁教令。從此，西方傳教士又日益增多地湧入中國，其中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來華人數，至1874年已有四百三十六人，耶穌會（天主教）傳教士來華的，在1870年已有二百五十人。 近代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一般就是「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 ，他們在中國幹了種種欺壓人民、搜集情報、干涉內政等勾當。同時，為了向中國人灌輸崇洋迷外思想，「造就服從它們的知識幹部和愚弄廣大的中國人民」 ，傳教士除在中國進行傳教外，還進行設立學校、醫院、報刊，翻譯和出版書籍，吸收出洋留學生等文化侵略的活動，其中設立學校和出版書籍，對於西學的傳播有較大的影響。 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1890年在一次傳教士大會上發言，認為：「一個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著的燭，別的人就要跟著他的光走」，「如果我們要對儒學的地位取而代之，我們就要訓練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從而能取得舊式士大夫所占的統治地位。」 所以，外國傳教士在辦學方面花的力氣很多，到1875年前後，在華的教會學校已有約八百所，學生約二萬人；到1899年，教會學校增至二千所左右，學生增至四萬多人。其中美國傳教士在辦學方面尤其積極，到八十年代末，在華美國教會學校，已有一千一百多所。 所有的教會學校都把宗教課作為主課，學生還必須參加各種宗教活動。長期的宗教薰陶和奴化教育，使教會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大抵以教徒為最眾，即有一二稍有智識者，亦大抵濡染西人風習，日以媚外為事，不知愛國為何物，則所選人才，亦僅供外人之使用而已」。 這個記載雖或有所誇張，但說明傳教士在華辦學所起的作用，對西方資本主義侵華活動是十分有利的。 除了宗教說教和奴化教育之外，為了培養能替外國侵略政策服務的人才，並使這些人在知識上超過中國舊式文人，以逐漸擴大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勢力；同時也為了壟斷從西方傳入的科學知識，把它們納入宗教的軌道，各類教會學校還開設一些近代自然科學或實用科學的課程，儘管為數有限，從而使教會學校出來的人，畢竟受到西學的濡染。 傳教士的譯書和出版活動，對於傳播西學所起的作用，較為明顯。這方面的活動，尤以廣學會為突出。 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1887年由英國傳教士韋廉臣（A.Williamson, 1829—1890）創立於上海，至1892年改稱「廣學會」。這是近代史上外國在華設立的一個最大的出版機構，其規模和出版圖書數，均遠遠超過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僅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主持廣學會時間達二十五年）一人所譯著的書，大小就有一百多種。 廣學會所翻譯和出版的書刊，除大量屬於宣傳宗教的宣傳品外，發行的《萬國公報》，時間長，流行廣，伴隨宗教宣傳也傳播了一些西學知識，在思想上對維新運動頗有影響。還出版了一些近代數理化和天文、地理、公法、歷史等方面的圖書，其中有代表性和影響較大的，一本是由李提摩太翻譯，於1894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攬要》，另一本是由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J．Allen, 1836—1907）編譯，1896年出版的《中東戰紀本末》。前者原為英國新聞記者麥墾西（Mackenzie）所著的一部十九世紀的歐洲各國史，記敘了歐美基督教文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史。李提摩太在翻譯時，對原著常作歪曲取捨，並在譯者序中攻擊革命，鼓吹中國應「和異國」「敬善人」，亦即向西方侵略者屈服投降。但此書較詳細地介紹了十九世紀歐美的歷史，對近代中國人了解西方各國有重要作用，因而曾被梁啓超稱為「西史中最佳之書」 。後者匯錄了有關甲午戰爭的各種報道，林樂知在書中散布「弱肉強食」的殖民主義論調。但此書關於甲午戰爭的一些觸目驚心的報道，對於當時的中國人，客觀上起了警醒的作用。 早期改良派的出現 直到甲午戰爭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傳教士，所傳播的上述各種西學，大多還是零星的和粗淺的，有的甚至是歪曲的。特別是關於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創立的哲學、政治、倫理等方面的學說，都還沒有翻譯介紹過來（這要到甲午戰爭後，才由嚴復系統譯介）。儘管如此，西學的逐步傳入，仍然對那時的中國人，起了啟迪思想的作用，促使一些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更加迫切地希望學習西方，改革中國的現狀。這些人便成為早期改良派。 繼龔自珍、林則徐、魏源等人之後，馮桂芬於1861年寫了《校邠廬抗議》一書，進一步闡發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思想。他針對中國的內外形勢，指出「自強之道，誠不可須臾緩矣」 ，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亦即在保存封建制度及其綱常倫理的前提下，採用西學和西方一些具體的治國方策來達到自強。馮桂芬所理解的「諸國富強之術」，內容遠比魏源所指的「夷之長技」廣泛。他認為，中國當時在「人無棄材」「地無遺利」「君民不隔」「名實必符」和船堅炮利等很多方面，皆「不如夷」。也就是說，這些皆為「諸國富強之術」，都是中國應當學習和改革的方面。 針對上述情況，馮桂芬提出了範圍廣泛的改革建議，諸如改革科舉、推廣西學、裁汰冗官、簡化律例、發展農桑、聘請外國技師設廠製造船炮，等等。這些情況表明：馮桂芬的思想，已比鴉片戰爭前後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有了明顯的發展。他是從地主階級改革派到行將出現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之間的一個過渡性人物。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外國資本主義的對華控制、掠奪大大加強，形勢迫使一些憂國之士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富強之道和中國貧弱之因。七十年代後，中國已產生了民族資本，但是它們在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重重壓制下，難以發展。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從七十年代中後期起，中國產生了一批要求廣泛地學習西方，改革現行經濟、文化、軍事以至政治，讓資本主義順利發展的人物。他們的要求，反映了當時新生的民族資本的利益。他們是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著名的有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湯震、陳熾、宋育仁、何啟、胡禮垣、宋恕、陳虬、邵作舟等人。他們多半同外國資本主義，同本國的封建官府和洋務活動接觸較多，對之了解較深，有的本是洋務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有的則是封建官吏。特殊的經歷和地位，使他們對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對洋務運動和整個中國社會的弊病，都有較深的認識，知道中國只有改革現狀，儘快發展資本主義，才能適應世界大勢。他們認為，西方富強是因「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移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這是它們的富強之「體」，即根本或基礎；而洋務派熱衷的「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即只是具體的手段，不是根本或基礎。他們批評洋務派搞的一些東西是「遺其體而求其用」，即忘了西方富強的根本，而只學了一些皮毛，因此不可能使中國富強。 他們譴責洋務派對民族資本的壓制，其官督商辦是「名為保商實剝商」。他們還指出，洋務派主持翻譯介紹的西書，也是「或僅為一事一藝之用，未有將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條貫，譯成為書」。 早期改良派看到西方資本主義採行弱肉強食的政策，標榜的「公法」「公理」之類完全是騙人的；一個國家只有發憤圖強，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積弱不振，雖有公法何補哉！」 所以，他們大聲疾呼：中國當時已處在「宇宙之奇變，古今之創局」之中，只有努力自強才能生存下去。 他們還對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各個方面所存在的嚴重問題，進行了大膽揭露，以證明改革的刻不容緩；並論證「變」是歷史的必然，指出「千古無不敝之政，亦無不變之法」， 從而駁斥了頑固守舊派抱殘守缺、故步自封和反對變法的各種謬論。 儘管早期改良派希望改革現狀，學習西方，使中國日臻富強之境，但是，由於他們多半同封建官僚和洋務派有密切關係，加以他們所代表的階級——中國資產階級尚在形成之中，力量還很微弱，因此，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與洋務派以至與封建頑固派，還沒有劃清界限。例如，他們採取的變革原則是：「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 這同洋務派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相似；又如，他們也認為中國的孔孟之道，是「萬世而不變」的，或者說「綱常則亘古而不變」 ，這也與洋務派以至與封建頑固派的認識界限不清。這些，都是他們在理論上、政治上的軟弱，以及他們與洋務派有較深歷史關係的反映。 改良思潮 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通過著書立說，在揭露時弊、批評洋務運動和宣傳變法的必要的同時，還不斷地提出一系列有關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體改革主張。隨著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人數的增加，和中國社會內、外危機的加深，他們的改革呼聲也與日俱漲，改革的內容也日益擴展。到中法戰爭前後，形成社會思潮。他們各人之間，或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對變法的內容雖各有側重，但歸納言之，在經濟上主張讓民族資本順利發展；在文化教育上主張廢八股、辦學校；在政治上主張用君主立憲代替君主專制。 在經濟上，早期改良派反對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反對洋務派的壟斷、控制。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總是先有富才有強，富了就必然會強 ；而要達到富，就得大力發展商業和工業。所以，他們極力宣傳商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把它說成是各業之綱：「士有商則行其所學而學益精，農有商則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則售其所作而作益勤」 ，亦即商業的發展能大大促進農業、工業的發展，也能推動文化技藝的發展。他們還特別指出，西方國家之富強，就是靠的發展商業：「平時謀國精神專在於藏富於商」 。基於對商業重要性的認識，他們提出了「商戰」的口號，說「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 。正像十五六世紀英、法等國產生的重商主義反映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一樣，早期改良派的這些重商主義理論和主張，反映了當時中國新生民族資本的發展要求。 早期改良派認識到，要發展商業和使國家富裕，還必須發展工業，「工者，商之本也」。因此，他們要求採用西方先進的技術和去掉對民族資本的限制，興辦各類工礦交通事業，諸如建紡織廠、造船廠，興建鐵路，開發煤鐵五金和發展各種機器製造工業，以及設立銀行等，並主張所有這些工礦交通事業，皆聽民間自辦，政府不要限制，反對洋務派的壟斷。他們痛斥頑固派所謂「機器奪小民之利」，即採用機器生產會使大量人民失業的說法，是「饑寒」「困厄」人民，是使中國人民永遠貧窮的謬論。指出使用機器生產，無非是利歸中國自己的富商，而不用機器生產，卻是讓中國的利權歸於西人，「利歸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尚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利歸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後患不可言者矣！」 為了發展商業和工業，早期改良派力主改革稅制，包括廢除厘金制度，改革海關稅率；力主保護和促進對外貿易，創辦保險事業，實行專利權，以及主張派遣能工巧匠出洋學習先進技藝，以便回國推廣等。他們也重視農業的發展，提出「以農為經，以商為緯」，通過「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等辦法，來發展農業。 可見，早期改良派在經濟上的改革主張，是要在商、工、農各個領域全面發展資本主義，把中國逐步改革成資本主義式的國家。 在文化教育上，早期改良派對中國的八股取士和現行的教育制度強烈不滿。他們指出：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外國侵略下「創不謂不巨也，痛不謂不深也，而尚聚訟於漢宋，桎梏於八股，湛溺於聲律，規撫於楷法……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習」。 因此，他們竭力主張廢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試以經世之論，即試以與當前實際相關的學問；而且主張不但文人如此，武官的考試亦應如此，文武兩途「皆當變通，悉更舊制」。 他們還力主改革教育，興辦學校，把辦好學校教育作為治國大本：「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 認為西方各國「所以勃興之本原」，就在於有興盛的學校教育。為此，他們提出多設學校，廣植人才，在文武科舉考試中另設一科，專考西學。並首先令各直省建設西學書院，學習西方先進的天文、地理、農政、數學、化學、物理、醫學及各國語言文字、政事、律例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 在政治上，早期改良派針對清朝內政腐敗的情況，提出各種改革主張，如清仕途、裁冗員、廢捐官制、整頓監獄、改革律例、安置旗民和遊民，破除資格以廣求人才，等等。而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改革主張，是他們要求採用西方國家君主立憲的議會制政體，來代替中國君主專制政體。這是早期改良思想與鴉片戰爭前後地主階級改革派思想的最大區別，也是早期改良派對洋務派的重大發展和區別。 較早注意到西方議會制政體的，是王韜、馬建忠、鄭觀應等人。馬建忠在1877年夏從歐洲寫給李鴻章的信上說，他初到歐洲時，「以為歐洲各國富強，專在製造之精，兵紀之嚴；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講富者以護商為本，求強者以得民心為要……他如學校建而智士日多，議院立而下情可達。其製造、軍旅、水師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這裡，已注意到議會政體對西方諸國富強的重大關係。但是，馬建忠接著又談到，他後來在西方議院裡經過實地觀察，了解到這種制度的虛偽性，因而並不讚賞在中國也實行之。 對西方議會政體給予高度讚賞，並主張在中國實行的人中，王韜是較早的一個。他在1883年時說：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類型的國家制度，以君民共主為最優越。因為它使「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逮」，因而其國「內無亂，外無侮，國本有若苞桑磐石之固」 。這裡所說的民主和君民共主，都是西方的議會政體。 到中法戰爭以後，早期改良派對西方議會政體的提倡更加積極了，其中鄭觀應是最具代表的一個。他在《盛世危言》中說：「議院者，公議政事之院也。集眾思，廣眾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誠良，意誠美矣。」在他看來，只要實行議會制度，「昏暴之君無所施其虐，跋扈之臣無所擅其權，大小官司無所卸其職，草野小民無所積其怨，故斷不至數代而亡，一朝而滅也」。 這裡把西方的議會制說得簡直盡善盡美，是對資產階級政治不符事實的美化；但其目的在於希望中國能采法議會政治，代替已嚴重阻礙中國進步的封建專制制度。 早期改良派雖盡力美化西方的議會政治，但並不主張採行相對來說更加「民主」一些的法、美式的民主政體，只主張採行英、日式的君主立憲政體。因為，在他們看來，「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所以君主、民主皆不行，惟獨君民共主最理想：「凡事雖有上、下院議定，仍奏其君裁奪，君謂然即簽名准行，君謂否則發下再議，其立法之善，思慮之密，無逾於此。」 早期改良派從政治體制上著眼來學習西方，改革中國現狀，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重要發展，是近代中國先進人士學習西方的深入。他們的要求，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但他們不願採行美、法式的民主政體（儘管那也仍是少數人有權、多數人無權的民主），而只要求英、日式的君主立憲，仍把君權看得凌駕一切，神乎其神。這同他們「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總原則，和把三綱五常之類視為永不可變的「國粹」一樣，表明了在政治上對封建主義的依戀、妥協。 除了上述經濟、文化、政治等的改革主張外，早期改良派還在軍事、外交、社會習俗等方面，提出各種改革意見。所以，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早期改良派的思想都比地主階級改革派的思想大大前進了。但儘管如此，早期改良派也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還只是針對具體問題，提出具體改革主張，尚未在哲學、政治學等方面，進行全局的理論建設。他們對西方的政治理論、政治思想，也重視不夠，很少介紹，與此相應的是，對中國傳統封建思想很少批判，甚至反而予以維護。這一切，均使他們的要求，尤其是政治上實行「君民共主」的要求，缺乏堅實的理論後盾。此外，他們一般只是進行宣傳、製造輿論，還沒有或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思想與行動未能有機結合。這些弱點，都是他們所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非常弱小的反映。但由於早期改良思想家們的宣傳、呼籲，使改革中國的要求，逐漸在社會上形成一股潮流。這就為資產階級維新運動作了輿論的準備，也是早期改良派的主要歷史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