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十五 民族資本與產業工人

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洋務運動興起後，七十年代起中國開始出現了民族資本的近代工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發生和發展的過程。」 由於中國民族資本產生在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的時代，所以中國近代產生的這兩個新階級，除了具有與世界各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相同的特徵外，還具有在中國特定條件下所形成的特點，從而使它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起著特殊的作用。 自然經濟逐漸解體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資本主義在加強對清政府政治控制的同時，還從各方面逐步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全面控制了中國海關。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繼《天津條約》之後，清政府與英、法分別訂立《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中國各口海關邀請外國人「幫辦稅務」。據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立即在各通商口岸普遍設立稅務司，執掌海關權，這些稅務司皆由外國人擔任。在各口稅務司以外，還設立一個總稅務司，領導各口海關。總稅務司一職初由英國人李泰國擔任，1863年後長期由英國人赫德擔任。這些充任總稅務司、稅務司的外國人，制定了一套殖民地性質的海關制度，控制了中國的海關行政、稽查等一切事務，使中國的海關主權喪失殆盡，完全失去了保護本國經濟的作用，而且清政府的大宗財政收入，也被外國人掌握。這樣，就使清政府在財政上，進而在政治上，也越來越深重地受制於外國侵略者。 1857—1891年的上海海關 第二，控制了中國沿海和內河航運權。根據兩次鴉片戰爭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外國輪船可以自由進出中國各通商口岸。1861年美商旗昌洋行在華設立輪船公司，接著，英商會德豐公司，英、葡商人合辦的省港澳輪船公司，德商美最時洋行等相繼開設。1867和1877年，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在上海和香港設輪船公司，這兩家公司逐步成為在華勢力最大的輪船航運公司。這些外國輪船公司紛紛成立，操縱了中國的航運業。如歷年各通商口岸進出中外輪船的總噸位中，以太古、怡和、旗昌為主的外輪噸位，1877年占百分之六十三點三，1882年占百分之七十一，1887年占百分之七十四，1892年占百分之七十七點八。它們不僅一直占著很大優勢，而且這種優勢越來越大。這些外國輪船公司控制了中國沿海、沿江航運後，正如郭嵩燾所指出的，使中國原先的「上海之沙船，寧波之釣船，廣東之紅單船全失其利」，沿江則「自漢口以下，各船廢業者逾半」。 因而造成大批中國舊的船工失業，並極大地阻礙了中國新式輪船航運業的產生和發展。 第三，在中國設立銀行，操縱中國的財政金融。銀行是全部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中樞。為了對華經濟侵略，早在1848年，英國就在上海設立麗如銀行（即東方銀行）分行，以後，英國又在上海等地設立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分行，特別是1864年在香港成立以對華掠奪為主要目標的滙豐銀行，並於同年在上海設立分行，繼而又在漢口、天津、北京等地先後開設分行。滙豐是近代在中國最大的一家外國銀行。除英國以外，法國的法蘭西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也在甲午戰爭前先後在上海設立分行。除了已停業者外，到甲午戰爭時在華的外國銀行共有七家，而這時中國自己的銀行還未出現。通過這些銀行，資本主義列強控制了中國的財政金融和對外貿易，操縱匯兌，並通過發放貸款等，控制中國的政治，殘酷剝削中國人民。 1880年的上海外灘 此外，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還一再迫使中國增開商埠。從1860年前的七個（東南五口，加上西北的伊犁和塔城），到甲午戰爭前，開放的商埠已增加到三十六個，遍及沿海、沿江以至西部邊疆省份。 由於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上述經濟樞紐，加上政治上的種種特權和經濟上的雄厚實力，因此，從六七十年代起，外國商品的輸入迅速增加，據海關貿易冊統計，1864年入口洋貨淨值四六二一萬兩（海關兩，下同），1870年為六三六九點三萬兩，1880年為七九二九點四萬兩，1890年為一二七〇九點三萬兩，1894年增至一六二一〇點二萬兩，在二十多年間增長了近三倍。 在各種進口洋貨中，鴉片仍是大宗物品，但增長最快的是棉紗。當時，英、法等國用機器紡紗，功效比手工要高几十倍，且紗的質量也好得多，因此洋紗比土紗價廉物美。如：1882年在牛莊，每包三百斤重的洋紗售銀為五十七兩，而同樣重的土紗要賣八十七兩。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資產階級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由於洋紗價廉物美，因而輸入中國的數量迅速增加，1872年近五萬擔，1881年為十七萬多擔，1890年為一百零八萬多擔，十八年間增長了二十多倍。 在洋紗潮水般地湧入後，中國的手工棉紡業很快紛紛破產，到八十年代，廣東、山東、浙江等地的手工紗已漸被洋紗戰勝。八九十年代之間，原先手工棉紡業最發達的江南一帶，鄉間自軋、自彈、自紡之紗，已大多淘汰。甚至連偏僻的貴州，某些地方的民間手紡車也已被棄置一邊了。 隨著手工棉紡業的破產，許多棉紡手工業者轉而購買洋紗，從事織布，並把織成的布除自用外，運銷國內各地。但這種情況亦難持久，因為外國資本主義除向中國傾銷棉紗外，也向中國傾銷洋布。洋布比土布幅寬、價廉，因此六七十年代後，洋布輸入也在逐步增加。1872年為一千二百二十四萬多匹，1881年為一千四百九十三萬多匹，1890年增至一千五百五十六萬多匹，十八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點一。雖不及洋紗迅猛，但亦已對中國的手工棉織業帶來很大威脅。七十年代後，沿海、沿江一些省份穿洋布的人已相當普遍，以至有的記載說，八十年代江蘇一些城市穿土布者「竟至絕跡」。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則說，在八九十年代之間，「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大布（即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 這類估計當然不免誇大，但七八十年代後，洋布逐漸取代土布的趨勢，卻是很明顯的。因而，繼手工棉紡業之後，手工棉織業也日趨破產。九十年代在東南沿海和長江下游地區，已是「機杼不聞」。手工棉紡織業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重要的手工業，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重要支柱，它的破產，標誌整個自然經濟在解體中。與此同時，其他一些凡是可用洋貨取代的手工業部門，如冶鐵、制燭等，也在日趨瓦解。 與傾銷商品同時，六七十年代後外國資本主義還加強對中國廉價原料和農副產品的掠奪。家庭手工業的日趨破產，又使原先自己生產一切生活品的廣大農民，為了購買某些必需品，而不得不種植某些專供出售的農產品。這樣，農產品商品化也日益發展。特別是商品棉花、罌粟、蠶桑、豆類等作物的種植，日益擴大。 商品棉種植，在六十年代起得到迅速發展，七八十年代時，江蘇的上海、南通一帶，浙江的東部濱海和沿杭州灣一帶，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和黃河流域其他不少省份的許多地區，都到處是棉花地。這些棉花，除運銷本國各地外，有很多都出口到國外。1887年出口六萬九千多擔，1888年為二十多萬擔，1892年為五十多萬擔，1894年達到將近七十五萬擔之多。陳熾在《續富國策》中揭示說：「洋棉每百觔（斤）需洋三十三元，印度棉亦在三十元內外，而華棉每百觔僅需十二三元，多至十七八元而止」，外國資本家就是這樣壓低價格，大量收購中國的廉價棉花，經加工成紗、布後，又轉手傾銷中國，殘酷壓榨中國人民。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成了合法商品，更大量地輸入中國。清政府既不敢禁止，又無法忍受外國鴉片每年從中國換去大量白銀，還想增加稅源，因此便鼓勵中國農民自己種植罌粟。這樣，到八十年代時，山西、陝西、甘肅、新疆、雲南、四川、廣西、西藏以及東北和江蘇、浙江、福建的一些地區，都有不少土地種植罌粟，熬制的鴉片運銷各地。據有人在1890年估計，當時全國熬制的鴉片，每年達到三十幾萬箱。 每畝地的罌粟熬制約二斤至五斤鴉片，若以平均每畝三斤半計，則三十幾萬箱（每箱一百斤左右）需用一千萬畝良田種植罌粟。 除了棉花、罌粟外，六七十年代前後蠶桑、茶葉、豆類、蔗糖、菸葉、花生等商品作物，也有明顯的發展。 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也是促使自然經濟解體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外資入侵、自然經濟加速解體的情況下，大批人破產流浪，到處充滿逃荒的人群。據1876年10月11日《申報》所載，僅到牛莊一地逃荒的山東流浪者，一天就有八千餘名！南方閩、廣一帶，還有大批破產農民流離國外。如1879年廈門一地，有二萬一千餘人出洋，甲午戰爭前後汕頭一地，每年有四五萬人出洋。 勞動生產物與勞動自身的分離，客觀的勞動條件與主觀的勞動力的分離，是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和基礎。在外國資本的入侵下，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被摧殘了。同時，封建自然經濟也加速解體，客觀上為資本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商品市場和幾乎無窮無盡的勞動力來源。加以在太平天國革命後，一些地主、商人和官僚湧入上海等城市，看到外國資本經營的新式企業獲利甚巨，且在城裡辦廠比在鄉下買田地能較少受到農民起義的衝擊，因此，在太平天國失敗以後，他們中有些人試圖把剝削所得的錢財，從歷來的買田置地轉向投資於新式企業，從而為民族資本的產生，提供了最初的資本來源之一。 近代民族資本的產生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就已有少數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於新式工業，產生了中國近代最早的民族資本。從這時直到甲午戰爭的二十幾年，是中國民族資本的產生時期，其所創辦的工礦企業，一共有七十多個。 第一個中國民族資本企業，是1872年僑商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的繼昌隆繅絲廠。陳啟源從小留意蠶桑，1854年到南洋經商後，在國外看到法國人用機器繅絲，生產效率高，絲的質量好，回國後於1872年在家鄉南海縣簡村創辦繅絲廠，採用機器煮繭，初有絲釜幾十口，後擴至八百口，工人達到六七百人。每個工人的生產率，比手工繅絲提高几十倍，而且所產之絲粗細均勻，色澤潔淨，彈性較大。產品行銷歐、美，售價比手工絲高三分之一，獲利甚厚。 接著，南海、順德、廣州等地又相繼有人創辦機器繅絲廠。至1881年，這一帶已有十家機器繅絲廠，共有絲釜二千四百口，年產絲近千擔。廣東遂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資本繅絲工業的中心。 繼廣東之後，1881年黃佐卿在上海創辦公和永機器繅絲廠，初時有絲車一百部，營業不振。1887年後開始振興，絲車增至九百部，資本二十萬元。除公和永外，1884到1894年間，上海還有坤記、裕慎、延昌、正和、綸華五家絲廠，各有絲車二三百部，工人四五百至千餘人不等。 棉紡織業方面的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晚，如果把機器軋花廠算在內，也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現。1882年，上海已有幾家機器軋花廠，如設在新閘的棉利公司，有資本一萬五千兩，使用軋花機器四十台；設在楊樹浦的源記公司，有資本二十萬兩，使用軋花機器一百二十台。1887年，寧波也建立了一家通久源機器軋花廠，有資本五萬元，從日本購入蒸汽發動機、鍋爐和四十台新式軋花機，有工人三四百名，日夜開工，並聘用日本工程師和技師。當時，該廠所用原料籽棉每擔四元三角，三擔籽棉可軋成皮棉一擔，值十四元二角，棉籽每擔還可賣八角。因獲利較豐，1891年後又向英、日添購設備，到1893年已年產皮棉六萬多擔。1894年擴建紡紗車間，但直到甲午戰後的1896年，其紡紗車間才投產，廠名亦改為通久源紗廠。 在甲午戰爭以前，除了洋務派經營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湖北織布官局和上海華新紡織新局外，民族資本經營的正式機器棉紡廠，只有1894年由朱鴻度在上海創設的裕源紗廠，有紗錠二萬五千枚，一切機器設備均購自英國。 機器麵粉廠的創辦也較早，最早的是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創設的貽來牟機器磨坊，只有一台磨粉機，但因功效高，加工出來的麵粉色澤純白，每年能獲利六七千兩。接著，上海裕泰恆火輪面局（1883年）、福州機器麵粉廠（1887年）相繼建立。1891年，武舉人出身的商人李福明，建立北京機器磨坊。 從八十年代起，上海、天津、重慶、廣州、福州、慈谿、太原等地，都創辦了一些火柴廠。其中上海在九十年代初，有燮昌、榮昌、燧昌三家火柴廠，後面兩家創立不久就倒閉了。燮昌較大，有資本五萬兩，職工八百人，日產火柴五十箱（每箱五十大包），其原料分別從歐洲、日本進口。 在造紙和印刷方面，1882和1890年廣州相繼建立了兩家機器造紙廠，其中後建的那一家有資本十五萬兩，工人一百名，還聘用兩名英國技師，機器也向英國購入，每周產紙四十噸。1891年，李鴻章集商股在上海建立倫章造紙廠，實招資本十一萬兩，有工人約一百名，外國技師一人，月產紙六十噸。印刷業方面以1882年徐潤和徐鴻復在上海創辦的同文書局最早，有工人五百名，石印機二十架，專事翻印古代善本書，有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齋書畫譜》等。1887年李盛鐸在上海創設蜚英館石印局，有工人幾百名，印書機十多架，多購自英國，專印供科場士子攜帶方便的圖書，並在北京、重慶、廣州等地設分店，營業興旺。此外，武昌、蘇州、寧波、杭州、廣東等地，也相繼創辦石印書局，唯所印之書多不及上海的精美。 在重工業方面，民族資本的力量微乎其微，主要在上海、廣州、漢口等地，有幾家船舶修造廠。其中以上海均昌船廠規模最大，除修理外，還製造過幾隻小汽輪船。此外，上海還有幾家規模很小、只從事配製零件和修理機器等業務的機器修理廠。 在民族資本經營的礦業方面，雖有徐州利國驛煤鐵礦、安徽池州煤礦和貴池煤礦、湖北荊門煤礦、直隸臨城煤礦等多家煤礦，以及還有十來個金、銀、銅、鉛礦，但大多只是在原先土法開採的基礎上，對個別工序改用機器而成，規模也都不大。 以上就是中國民族資本產生時期所創辦的一些主要企業，從中可看到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中國民族資本的一些主要工廠，不是按正常情況下由簡單協作到工場手工業、再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這樣的程序而來，而是在外國資本入侵，破壞了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工場手工業），又加速了自然經濟解體的條件下，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技術，創辦起來的。 第二，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多屬投資少、規模小的企業，很少大型的，遠比外資經營的企業小。例如，英資經營的祥生船廠資本八十萬兩，耶松船廠七十五萬兩，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一百五十六萬元；而民族資本船廠最大的上海均昌船廠，只有資本四萬七千元。它也比洋務派企業小得多。例如，對1894年前五十四個民族資本企業的統計，共有資本四百八十萬元，平均每個不到九萬元；而同時期十九個洋務企業，有資本一千六百二十萬元，平均每個八十五萬元。此外，中國民族資本一直都以輕工業為主，重工業十分微薄。 第三，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分布很集中，極大多數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以上海為多，廣州次之，武漢再次之。除了因為這些城市經濟較發達、交通較便利外，還由於這些地方便於向外國購買設備和借用技術，有的甚至還故意設在外國租界，以求得到外國的政治「保護」。所以，這種布局，正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性的一個反映。 第四，由於中國民族資本產生在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的時代，自始即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嚴重壓迫。當中國民族工業的產品一上市場，外國資本就以降價傾銷等方法，排擠中國商品，不少民族資本因而被迫倒閉。例如，上海榮昌、燧昌火柴廠開辦不久就倒閉，燮昌的產品也在上海滯銷，只得遠運江西、安徽等內地脫售。又如，1875年福建創立三家民族資本茶廠，因受俄國資本設立的茶廠排擠，到第二年便倒閉了兩家。上海近旁的杭嘉湖和蘇州、常州一帶，本為中國蠶桑業最發達地區，上海又是近代中國最大的外貿港，由於上海有外國資本絲廠，因而上海的民族資本繅絲廠，反不如廣州一帶發達。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上奏：「洋商見我工商競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計阻抑，勒價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繅絲、紡紗各廠無不虧折，有歇業者，有抵押與洋商者。」「華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獨攬之勢」。 這是如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中國民族資本還受國內封建勢力和洋務派的壓迫。陳啟源的繼昌隆廠，被當地官府和頑固勢力視為異端，1881年南海知縣曾下令封閉，致使陳啟源被迫遷廠於澳門。李福明因拒絕官府關於撤銷北京機器磨坊的命令，1895年被捕交清朝刑部「照例治罪，以儆刁頑」 。清政府還對民族資本橫徵暴斂，洋務派則用把持、壟斷辦法，壓制民族資本。 由於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嚴重壓迫，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很艱難和緩慢，因而它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有尖銳的矛盾。另一方面，它又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存在依附的關係：一些企業設在外國租界以求「保護」，一些企業雖不設在租界，但也用種種方法，企圖託庇於外國勢力。薛福成1875年時說：「江、浙、閩、廣諸商，亦有置買輪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籍，用西國之旗」。 寧波通久源紗廠雖是中國人的企業，卻依附在日本人的保護之下。更有一些企業，如繅絲、制茶、打包等業，多半是與外國資本對華掠奪貿易緊密相關的。大多數民族資本工廠的機器等設備，都由外國購入，技術也要請外國人指導，以至連原料和燃料也得進口，其中包括火柴廠所用的木料，別的更可想而知了。這種種現象，都表明民族資本對外國的依附。至於對本國封建主義的依附就更大了。諸如，創辦企業得由清政府事先批准和有官僚支持，減免稅收和獲得專利權等，都必須向清政府申請；有的還借一部分官款開辦企業；以及不少企業的創辦人，本身仍身兼官僚或地主，等等。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由於中國資本主義分為官僚資本（以洋務企業為主）和民族資本兩部分，所以中國資產階級也可分為官僚資產階級（以洋務派為主）和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 從一些不完全的記載或統計中，可以看到中國資產階級的前身，以地主、商人、官僚、買辦等居多數。例如，在1912年前創辦的紗廠中，由大官僚創辦的六家，地主創辦的十一家，商人和買辦創辦的各三家。據天津三條石（地名）統計，早期四十三戶資本家中，來自地主的二十八戶、商人十三戶、官僚二戶。以上的統計中，包括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都在內。就民族資產階級來說，如創辦上海公和永機器繅絲廠的黃佐卿是商人；寧波通久源紗廠的嚴信厚是李鴻章幕僚，因長期任督銷長蘆鹽務河南官運之事而致富辦廠；上海裕源紗廠的朱鴻度是清朝道台；天津貽來牟機器磨坊的朱其昂，是在上海經營沙船業的商人，曾受李鴻章委派創設輪船招商局，並任過道台；上海同文書局的徐潤，是寶順洋行的買辦，等等。 民族資產階級是個帶兩面性的階級，一方面因受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所以在中國近代它是個革命的階級；另一方面，又因同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對之存在很大的依附性，加上本身的力量弱小，所以又具有軟弱性，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妥協性。 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 工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產生而同時問世的。但是在中國，在民族資本產生之前，已有外國資本經營的近代企業和洋務派經營的大機器工廠。在這些部門裡，已經出現了中國近代產業工人，而那時民族資產階級卻尚未問世。所以，「中國無產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國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會力量和社會基礎也更廣大些。」 這是中國近代工業無產階級在產生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 大體上說，中國近代工業無產階級的產生，可分三個階段。最早的是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外國資本在沿海通商口岸，主要是廣東的黃埔和香港，以及上海，建立了幾家船舶修造廠，從中出現了中國第一批使用機器生產的近代產業工人，並在以後繼續擴大；與此同時，沿海通商口岸還出現了一些海員和碼頭工人，也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無產階級的組成部分。六十年代洋務運動興起後，在洋務派的工礦中，產生了第二批近代產業工人。七十年代以後中國民族資本企業里，則產生了第三批近代產業工人。到1894年甲午戰爭時，除碼頭工人未計在內之外，在上述三類企業中，已共有近代產業工人九萬多人，其中在外國資本企業中約三萬四千人，在民族資本企業中約二萬七千多人，其餘則在洋務企業中。這九萬多人，組成了中國最早的工業無產階級隊伍。 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工業無產階級是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最富於組織性和紀律性的先進階級。除此以外，中國工業無產階級還具有在中國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點。 第一，它身受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三重壓迫，而且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這表現在： （1）工資極其低微。1894年時，上海工人的日工資：耶松船廠有相當訓練的男工是二角六分，各繅絲廠女工為一角六分；華資紗廠男工為一角五分至二角三分，女工為五分至一角五分。按當時每百斤米二元八角計算，耶松船廠男工一天工資，也只能買九斤多米，而一般女工的收入只能買米四五斤，甚至一二斤。若把中國工人的工資，與外國工頭、技師相比較，就更清楚。1864年蘇州制炮局的外國技術人員，每月工資多者三百元，少者一百數十元，而中國技術工人的工資每月三十元，一般工人七八元。中國技工的工資只及外國技工的十分之一，一般工人只及四十分之一。即使這樣低微的工資，還得經工頭等多方剋扣，工人真正拿到手就更少了。 （2）勞動時間長得驚人，勞動條件極其惡劣。湖北織布官局工人每天工作十三小時，半個月才休息一天；寧波通久源紗廠工人每天勞動時間，甚至長達十八小時；上海各繅絲廠在甲午戰爭前後，一般每天勞動十一小時以上。勞動條件普遍極為惡劣，資本家根本不重視工人的安危，以致工傷事故頻繁發生。 （3）政治上受各種壓迫和凌辱。當時各中外廠礦不但都有工頭，而且往往還有封建把頭，和專門的武裝人員，用來管束和壓迫工人，動輒對工人打罵、凌辱。英國人馬格里任金陵機器局督辦時，經常虐待中國工人，工人稍不從命，立即遭到鞭笞和解僱。福州船政局的工人住在用高牆隔開的一些住宅區里，到天黑時「區與區間的交通就被割斷了」 。六十年代時，香港英國殖民當局甚至把中國的艇夫與罪犯，並列作為同一職業的人。 中國工業無產階級所受的這種殘酷壓迫和剝削，使得它具有反抗性和革命性，成為最革命的階級。 第二，它分布得很集中。從地域說，由於中外資本經營的近代工業，基本上皆在沿海、沿江幾個通商城市，因而中國近代產業工人也大部分集中在這些城市。1894年時中國產業工人的地域分布情況是： 其中上海、漢口、廣州三處，就集中了百分之七十六以上的工人，特別是上海，一個城市就集中了將近半數的工人，可見其在地域上的高度集中程度。從企業來說，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集中在幾十家大工廠里。1894年時，約有五萬七千一百三十人至六萬二千二百人，占當時全部產業工人的三分之二，集中在四十二家大企業中。 中國近代工業無產階級，在地域上和企業上的高度集中，對於工人們組織和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對於接受革命思想，對於提高自己的戰鬥力，都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大多出身於農民，不僅對廣大農民的境況有深切了解，而且很多人依然與農村保持各種關係，與廣大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繫，極有利於建立工農之間的緊密聯盟。 中國工業無產階級儘管相對來說人數不是很多，但能在革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成為唯一能夠領導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達到勝利的階級。當然，中國早期工業無產階級也有一些弱點，主要是由於他們多半從破產農民出身，或從城市手工業工人轉來，因此在他們身上還往往保存著小生產者的習氣。此外，一般地說他們文盲多，文化水平也較歐、美工人為低。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和它的存在同時開始的。」 中國近代工業無產階級，也是從誕生之日起，就進行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鬥爭。1879年，上海耶松船廠工人為反對剋扣工資而罷工，迫使外國資本家將應付的工資如數交付給了工人；同年9月，上海祥生船廠反對督工的洋人無理毆辱工人，舉行罷工。特別是1884年香港工人為反對法國侵華舉行的一次大罷工，規模大，時間長，充分顯示了中國早期工人階級團結戰鬥的力量。這次罷工發生於9月和10月間。當時，有一艘在中法戰爭中受傷的法艦開到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修理，中國工人要求港英當局拒收，當局不睬，船廠工人立即罷工，其他各業工人，包括碼頭工人、搬運工人以至車夫、轎夫、船戶和旅館服務人員等群起響應，使整個港口工作陷於停頓。罷工工人還在10月3日舉行示威，用石頭、木棍搗毀外國建築物，圍擊外國警察。這次罷工堅持了一個多月，迫使港英當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條件才結束。 以上這些鬥爭事例說明，中國產業工人從第一代起，就表現了反對外來壓迫者的鬥爭精神，成為中國近代反帝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資產階級經營的廠礦中，早期產業工人也自始即進行了反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八九十年代有記載的罷工鬥爭有六次，其中1882年開平煤礦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的罷工，弄得知縣束手無策，礦廠大半陷於停工狀態；1883年5月江南製造總局工人為反對延長工時進行罷工示威；1889年雲南蒙自礦工二千人舉行暴動；1890年江南製造總局工人為反對延長工時再次罷工；1891年開平煤礦廣東籍工人為反擊外國工頭欺凌，用木棒、石頭痛打了這個工頭。這些都是較顯著的事例。 儘管由於中國無產階級當時還在幼年階段，其鬥爭還只能是自發的和零星的，但上述歷史事實表明，中國無產階級從誕生時起，就顯示了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及資本剝削的英勇反抗精神，一開始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歷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