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十四 洋務和洋務派（下）
中法戰爭雖已暴露了清朝統治集團的「自強新政」的弱點，但清朝政府為了掩飾政治上的腐敗，仍以「中國武器裝備不如人」為口實，於1885年宣布「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 從此，洋務運動進入以創建北洋海軍為中心的階段。這時，伴隨洋務派集團勢力的相應消長，張之洞崛起成為與李鴻章並駕齊驅的「後起之秀」。洋務運動在實踐中暴露出來的弊病，及「自強」「求富」的虛有其表，已遭致越來越多的人的批評。到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海軍覆沒，洋務運動也就最終破產。
「大治水師」
籌建新式海軍，是洋務運動貫穿始終的一項重要內容，但大規模地著力於此，則是中法戰爭之後的事。
早在洋務運動剛開始的1861年，清政府根據當時任廣東海關副稅務司赫德的建議，以白銀八十萬兩，由當時正回英國休假的海關原總稅務司李泰國（H．N．Lay）出面，向英國定購了中號艦三艘、小號艦四艘。1862年，七艘兵船購齊，實際用去銀一百零七萬兩。本來商定，每船臨時雇用兩、三名外國人司舵、司炮，待中國兵弁學會駕船、放炮後，即由中國人掌管。豈料李泰國心懷鬼胎，在英國招聘六百多名官兵，宣稱成立「中英艦隊」，任命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S．Osborn）為艦隊司令。他擅自代表清政府同阿思本簽訂合同十三條，規定：阿思本對艦隊擁有完全指揮權；除中國皇帝外，阿思本不接受任何中國官員的命令；連中國皇帝的命令也必須經李泰國傳達，李泰國如認為不妥，還可拒絕居間傳達；合同既定，不得中途擯棄。這些舉措，充分暴露李泰國一夥妄想乘機控制中國海軍的企圖。
1863年9月，這支艦隊開到中國。它明明是一支完全由外國侵略分子控制的武裝，奕 還居然準備接受，條件是艦隊「總統」由清政府任命，阿思本可擔任副職。曾國藩擔心阿思本意氣凌厲，將來喧賓奪主，不好對付；又因湘、淮軍爭奪，相持不下，要求把艦隊解散。清廷也害怕接受這支艦隊會發生意外變故，便決定遣散，責成阿思本將其開回英國變賣。變賣所得款額，還不夠「遣散」之費。清政府只得再拿出白銀三十七萬五千兩，才算了結這樁恥辱的海軍建設。
事雖如此，但洋務派建立海軍的願望並未中止。1866年6月25日，閩浙總督左宗棠提出：「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飈舉，無足當之。」他建議：「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頓水師不可；欲整頓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 清廷允准了左宗棠的建議。於是，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便仿照西法，製造兵輪。
至七十年代初，雖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製造總局都陸續製造了幾條兵輪，均不中用。1874年發生了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明治維新後不過才六七年的日本，居然也派出兩艘鐵甲艦，耀武揚威地欺侮中國。當時，有些清朝官員曾提出向外國購買新式船艦、水雷和槍炮彈藥的建議。清廷予以採納，但尚未曾執行。而清政府已同日本簽訂《台事專約》，屈辱地了結這次中日交涉。事後，洋務派把中國缺乏鐵甲艦，作為對日本「委曲求全」的託詞。奕 、文祥等上奏：「夫日本東洋一小國耳，學習西洋兵法，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借端發難；而沈葆楨及沿海疆臣等，僉以鐵甲船尚未購妥，不便與之決裂。是此次之遷就了事，實以製備未齊之故。」 為此，他們提出「購辦鐵甲船以為自強根本」的主張，一些洋務官僚稱讚這是「切中目前事機」的高見。這樣一來，清政府便下決心撥巨款，向西歐定購鐵甲船，創辦新式海軍。1875年6月，由兩江總督沈葆楨、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人倡議，經總理衙門批准，調撥粵海關、江海關等稅銀和江浙等省厘金，每年四百萬兩，分別解往南洋、北洋，作為籌辦海軍軍費，準備在十年內，建成南洋、北洋和粵洋三支海軍。後來，為了集中使用經費，規定這四百萬兩先滿足北洋需要，以後再解往南洋。1879年沈葆楨去世後，海軍大權由李鴻章總攬。他在天津設立水師營務處，辦理海軍事務，派馬建忠具體負責。
為了培養海軍軍官，1877年，清政府從福州船政學堂選拔一批學生留學英、法，學習海軍駕駛、作戰技術；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任命留學英國歸來的嚴復為總教習，訓練北洋系的海軍軍官。
北洋艦隊定遠號鐵甲艦
到1879年，李鴻章已從英國購進龍驤、虎威、飛霆等八艘蚊船，作為守港利器。但蚊船質次效低，因此李鴻章又派其親信李鳳苞出使德國，用白銀三百萬兩，向德國的伏爾船廠高價定購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分別擁有六千匹馬力。
1881年，李鴻章又在大沽建造船塢一所，並派陸軍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水師。
經過多年的苦心經營，到1884年中法戰爭前，清政府已建立起北洋水師、南洋水師、福建水師三支海軍。南洋水師擁有軍艦十七艘，北洋水師十五艘，福建水師十一艘。南洋水師掌握在湘系手中，北洋水師是李鴻章淮系的私產，福建水師則掌握在閩浙總督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三者各歸節制，互不統轄，派系畛域極深。這些海軍平時不重訓練，大量時間耗費於運輸物資和迎送官員的繁雜事務上，內部組織鬆懈，武器又來自不同國家，具有不同型號。這種種弊端，在中法戰爭時就暴露出來。中法一戰，福建水師覆沒，南洋水師也大受損失，只有北洋水師因置身戰外，不肯救援，得以保全。
中法戰爭後，清政府為了掩飾自己「不敗而敗」的罪責，再次以「水師不如人」為理由進行辯解，竟宣稱：「上年法人尋釁，疊次開仗，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強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應援，何至處處牽制。當此事定之時，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 李鴻章為了控制海軍，又提議設立統轄全國海軍建設和海防事務的衙門，派「慎簡深明防務之大臣，會籌妥辦」。
1885年10月，海軍衙門正式設立，由醇親王奕 （光緒皇帝的生父）為總理海軍大臣，慶親王奕劻和李鴻章為會辦，曾紀澤「幫同辦理」，實際主持的是李鴻章。此後，海軍衙門在李鴻章主持下，花了數以千萬兩計的巨款，採購外國軍艦、大炮，建設旅順、威海衛軍港，聘請外國教官訓練官兵。經過幾年經營，1888年，北洋艦隊正式建立，擁有軍艦二十二艘，其中十七艘購自外國，五艘自製。李鴻章聘英國人琅威理（W．M．Lang）等為海軍教習，掌握操演大權。不久，旅順、威海衛和大連軍港及相應的船塢、炮台，亦先後完工，北洋海軍全部建成。自此以後，北洋海軍不再添購軍艦，每年四百萬兩軍費，大部分被慈禧太后挪用為興修頤和園的工程費。
北洋海軍表面的龐大聲勢，使李鴻章深為陶醉，他在1891年一次檢閱北洋海軍後上疏清廷吹噓，稱：「北洋兵艦合計二十餘艘，海軍一支規模略具」，「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1894年4月，在又一次檢閱後，他更大言不慚地說：「此後京師東面臨海，北至遼瀋，南至青齊，二千餘裡間，一氣聯絡，形勢完固」。 就在李鴻章洋洋自得之際，東鄰日本正在心懷叵測地拚命擴張已有海陸軍實力，終於在1894年策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從而宣告歷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完全破產。從此，雖然各類「洋務」活動仍然在進行，但作為特定歷史含義的洋務運動已經結束了。
洋務集團的消長
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頭子們除了維護清朝統治的共同目的外，還各自打著小算盤，為本集團擴展勢力。
恭親王奕 和軍機大臣、侍郎文祥（1863年後晉為尚書）等滿洲權貴，是洋務運動的有力倡導者，他們長期主持總理衙門，是洋務派在中央的代表，也是洋務派中的滿洲貴族集團。這一派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最高，但實際上由於他們並未掌握軍隊，也沒有經辦和主持具體的洋務企業，因此並不是洋務運動中的實力派。文祥在1876年去世，奕 則因與慈禧太后逐漸有矛盾，於1884年4月被慈禧太后撤去一切差使，長期處於投閒置散的地位，直到1895年才重入總理衙門，但那時洋務運動已經破產了。
湘軍頭目之一的左宗棠，是第一個主張建立海軍的大官僚，1866年在閩浙總督任內，又創辦福州船政局。但他不久調往西北，以後勢力就長期偏處西北地區，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他所掌握的洋務企業，只有蘭州織呢局和蘭州製造局，規模和影響均不大，而且左宗棠在1885年時病死。
作為「中興名臣」首列、洋務運動主要倡導人之一的曾國藩，聲勢極一時之盛。他率領湘軍於1864年攻陷太平天國首都天京之後，唯恐「功高震主」，來個急流勇退，主動遣散大批湘軍。加以左宗棠、李鴻章等已經相繼另樹一幟，清政府又有意扶持左、李，以抑曾國藩，所以他的權勢相對地由盛轉衰。曾國藩於1872年病故後，曾氏洋務集團由曾國荃主持，長期以南洋、兩江為地盤。至中法戰爭，其所控制的南洋水師受損亦較大，實力更逐漸弱於淮系。
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雖出於曾國藩門下，但自1862年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後，竭力投靠和勾結外國侵略者，大量購買洋槍、洋炮，聘請外國軍官訓練淮軍，勢力很快超過了湘軍。李鴻章利用充任江蘇巡撫（1862—1867）和1870年起長期充任直隸總督的有利條件，並在政治上利用清廷與曾國藩之間的微妙關係，積極創辦洋務企業，擴充淮系勢力，把持北洋地盤。在中法戰爭中，他又狡猾地自保實力，置身戰外，未受損失，從而在中法戰後使淮系勢力進一步得到發展。之後，他又實際控制海軍衙門和籌建北洋海軍，主持清朝的軍事、外交，勢力更加膨脹了。
李鴻章的淮軍
淮系勢力的過分膨脹，引起了清廷的不安。因此，在中法戰爭前後，清廷一方面利用湘、淮系之間的矛盾，牽制李鴻章及其淮系，另方面又縱容和鼓勵「清議派」（或稱「清流派」）來牽制李鴻章。在七八十年代，有一批不掌實權的京官，集結在大學士李鴻藻（直隸高陽人）周圍，經常議論朝政，彈劾大員，被清廷利用作為「輿論」力量。張之洞便是清流派中一位主角，曾以「忠君愛國」為標榜，且對李鴻章的攻擊不遺餘力，被清廷看中，1881年由內閣學士擢為山西巡撫。中法戰爭初期，因他力主抵抗，並有所建樹，又被擢升為兩廣總督。
張之洞在山西巡撫任內，即已開始籌辦洋務企業。中法戰爭結束後，他在廣東籌建鋼鐵廠、織布廠和槍炮廠，委託駐英公使劉瑞芬等人分別向英國、德國購買機器設備。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把廣東的機器、設備搬到武漢，並添購新的機器，在湖北大力興建工廠，以武漢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洋務體系，成為洋務運動後期可與李鴻章相頡頏的新起洋務巨頭。
1889年，張之洞剛到湖北，就在醇親王奕 的支持下，從朝廷獲准二百萬兩白銀的巨款作為資金，向英國、德國進口機器設備，連同原來廣東的機器設備，自1890年起在漢陽籌建湖北煉鐵廠（即後來的漢陽鋼鐵廠），至1893年全部完工，包括六個大廠和四個小廠，日產鐵五十多噸。因漢陽缺乏煉鐵需要的原料和燃料，故派出大批人員到各地勘探煤、鐵礦。旋即選中大冶鐵礦，雇用一千多人開採鐵礦石；並選中江西萍鄉煤礦，才解決了鐵礦石和煤的供應問題。
煤、鐵要從大冶、萍鄉運至漢陽，運費開支浩大，但張之洞以方便親自督察為由，堅持把鐵廠設在漢陽，僅建築廠址一項就花去一百多萬兩白銀。加以一切機器、設備乃至工料等購自外國，技師四十名亦聘外國人充任，耗資巨大，從開辦至1895年8月止，共耗銀五百八十多萬兩。由於虧折甚巨，1896年只得轉讓給盛宣懷，由盛宣懷改為官督商辦。
張之洞還把在廣東籌建的槍炮廠設備搬到漢陽，在1894年建成湖北槍炮廠（即以後漢陽兵工廠的前身）。
除上述兩大工廠外，張之洞又把籌辦廣東織布局的設備搬到武昌，並另添設備，1893年建成湖北織布局。開工時有布機一千台，日產布二千匹。
在創辦這些民用性企業時，張之洞因資金難籌，曾向英商滙豐銀行借款十六萬兩。湖北織布局投產後，他打算招集商股，在織布局旁添設南北兩廠，作為官商合辦企業。但直到1898年北廠才投產，南廠則始終未能建成。
事實表明，張之洞在中法戰爭後繼續大力創辦的洋務建設，也並不能把洋務事業振興起來。不過，他在當時重重困難下，創辦擁有三千多工人的煉鐵廠，是需要相當魄力的。漢陽煉鐵廠是當時東方首屈一指的大型煉鐵廠，比日本的八幡制鐵所，投產還早七年。
對洋務的抵制和批評
洋務派對自己從事的事業自視甚高，李鴻章寫信給人說：「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尠不誤國。公等可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術以支持耶？」 他把洋務活動稱作「聖之時」，即視為辦得非常切合時宜的高尚事業。不過，在洋務運動的整個過程中，它確實始終受到各種阻力、抵制和批評。對它的抵制和反對，主要來自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封建頑固派；對它的批評和揭露，則主要來自從洋務派中分化出去的一部分有識之士，或憂國之士。前後這兩種人的出發點和性質，是截然不同的。
封建頑固派與洋務派維護清朝、反對人民的立場是一致的，分歧只在於要不要拾取某些西方新技藝，亦即怎樣對待西方事物的態度上。洋務派的方針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封建頑固派則反對「西學為用」，即主張原封不動地拘守封建統治傳統模式。他們斥洋務派採用西學，是「用夷變夏」，不斷挑起同洋務派的爭吵，企圖抵制各項洋務活動。
頑固派與洋務派的爭吵，首先發生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的問題上。1866年12月，奕 以「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 為理由，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延聘西人教習天文算學，招收三十歲以下的秀才、舉人、進士、翰林等入學。頑固派對於同文館招收八旗子弟入館學習外語，已經很為不悅，如今還要安排這些科甲正途出身的封建士子，去向洋人學習什麼天文算學，認為這真是太不像話了。他們擔心，此風一開，「西學」盛行，傳統的封建思想體系將受到衝決，封建政治和經濟體制將被瓦解；他們更擔心人心會轉移，將會出現「用夷變夏」的災難性後果。這樣一來，封建士大夫賴以安身立命的「中學」，勢必發生動搖。於是，頑固派群起鼓譟反對。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呈遞奏疏，予以彈劾，認為讓科甲「正途」出身人員去學習西學，會使之「重名利而輕氣節」，這是丟棄孔孟聖道的蠢事。鑒於張盛藻人微言輕，影響有限，頑固派首領、大學士倭仁便親自出馬，在1867年3月上疏中，大彈「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高調。並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材」，即使確需天文數學的人才，只要「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 說得簡直慷慨激昂、氣壯如牛。
倭仁是當時封建士大夫群中的思想權威，他的高論一出，嚇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再也不敢去投考天文算學館了。奕 立即上疏反擊，說倭仁一夥只會說空話。
慈禧太后權衡利弊，決定支持奕 ，1867年4月發出上諭，批准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不可再涉游移」。為應付倭仁「天下之大，不患無材」之類大話，她還順水推舟，命令倭仁立即「酌保數員，另行擇地設館」。倭仁未料慈禧太后使出這麼一手，趕忙答稱：「奴才意中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請求撤回原來的奏議。
頑固派雖然在第一次爭持中遭挫，卻並不甘心失敗。1867年6月下旬，倭仁指使候選直隸知州楊廷熙上奏，攻訐奕 「專擅挾持」，還揚言「天象示警」，呼籲朝廷趕快撤銷同文館。慈禧太后得疏後，嚴詞訓斥楊廷熙，並責倭仁「殊失大臣之體」，要他與奕 「和衷商酌，共濟時艱」。
這場風波雖然到此暫告平息，但頑固派與洋務派之間的分歧與角斗，並未了結。以後，每推行一項重大的洋務活動，每遇到一次重大的對外交涉，頑固派與洋務派之間，都要爭鬥一番。在圍繞天津教案、馬嘉理案件、中法戰爭、辦鐵路、開礦藏、興電報等問題上，都曾唇槍舌劍，喋喋不休。其中，由於興辦鐵路的工程浩大，牽涉的面廣，對封建舊俗的衝擊也較大，因而兩派圍繞修築鐵路的爭鬥，就更加激烈和持久。
1874年，李鴻章提議修鐵路，剛一啟口，立即遭到某些京官的「痛詆」。他向奕 求援，奕 也感此事棘手，表示無人敢主持。直到1881年，洋務派藉口為開平煤礦運輸急需，才勉強修築了唐山到胥各莊的鐵路。儘管當時這條鐵路全長只有十一公里，但在頑固派以震動皇陵等藉口的圍攻下，不得不一度把機車改用馬來拉曳。
當唐山—胥各莊鐵路正在修築期間，由於中俄伊犁交涉，西北邊疆吃緊，清政府於1880年特召原直隸提督劉銘傳入京陳述方策。劉銘傳向朝廷力陳廣修鐵路。他特彆強調鐵路對於方便用兵的重要性，建議修築自蘇北清江經山東達北京，和自漢口經河南達北京的兩條幹線。
清廷按照慣例，將劉銘傳的意見發交臣僚，徵詢意見。內閣學士張家驤首先議復，指斥修鐵路之議是「莠言」，應予杜絕，理由是造鐵路要毀壞田畝、房廬、墳墓、橋樑。
李鴻章也上了一道很長的奏摺，從用兵、收厘金、拱衛京師、賑務、漕運、通訊、交通等九個方面，論證了鐵路的種種優點，逐條駁斥頑固派的意見。還建議由劉銘傳督辦鐵路公司，商借洋債，中外合力維持。頑固派又起來反對，有的說鐵路行之外國則可，行之中國則不可，因為外國以經商為主，中國以養民為主，鐵路一開，將會導致社會動亂；有的甚至說修造鐵路會驚動山川之神、龍王之宮、河神之宅，「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因此鐵路萬不能造。頑固派如此荒唐而瘋狂地反對築鐵路，表明他們極端害怕資本主義事物會衝擊和破壞傳統的封建體制。
爭吵一場，莫衷一是。但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襲擊，老態龍鐘的大清帝國再也不能拘守在封建老框子裡爬行了。1887年3月，清廷批准修築津沽鐵路，對這場爭論作出了帶有傾向性的結論。
在封建制度瀕於死亡，中國歷史面臨空前變動的時代，封建頑固派仍要堅持原封不動地保持舊的秩序，充分暴露出他們的愚昧無知和頑劣。比起頑固派，洋務派多少能適應一點新的形勢，加以他們的主張更符合在中國建立半殖民地秩序的需要，因此，兩派爭論的結果，往往以頑固派的失敗而告終。
從七十年代起，有一些有識之士，在參與洋務活動的過程中，也逐漸看到洋務運動的弊病，認識到它不可能使中國得到獨立和富強，因而對洋務運動開始持批評的態度。如福建按察使郭嵩燾，在1875年時提出「令沿海商人廣開機器局」的倡議，指出西方各國富強的根本，在於「朝廷政教」 。監察御史李璠於1878年提出「以商敵商」的主張。這些實際上都是對洋務運動實際效果的懷疑。
中法戰爭後，由於洋務運動的弊病較大地暴露，加以這時隨著中國民族資本的產生，在社會上逐漸形成了一股要求改革封建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思潮，因而對洋務的批評也更多、更尖銳了。有一部分曾投身洋務活動或與洋務派有過密切關係的人，如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對於洋務派只重視西方的「船堅炮利」和某些技藝而不願改革封建政體，對於洋務派創辦企業實行的官辦、官督商辦和壟斷政策，對於洋務企業經營管理中普遍存在的衙門作風、任用私人、貪污中飽等，進行了種種揭露；對於洋務派在對外交涉中的媚外醜態，也進行了尖銳抨擊。他們開始用「變法」作為自己的旗幟，在批評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提出了反映新興資產階級願望與要求的改良主張，從而把自己同洋務派區別開來。這些表明，洋務運動的本質，已越來越被人們識破，它的所謂「聖之時」的作用，已在很快地喪失。新的歷史潮流正在取代它。這就是經甲午戰爭中清朝海陸軍的慘敗，隨之而來的維新變法運動的高漲。它把洋務運動拋在歷史車輪的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