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十二 邊疆危機

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清王朝想通過「自強新政」以維護封建統治，而世界範圍內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先後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過渡。為了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帝國主義列強在全球範圍內「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達到了極其尖銳的程度」。 東方是列強角逐的焦點。它們在把中國周圍的鄰國逐個攫奪為殖民地或保護國之後，便虎視眈眈地向中國邊疆地區大舉推進，中國出現了極端嚴重的邊疆危機。 東南海防報警來 東南海疆，首先燃起了報警的烽火。 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原屬福建省。鴉片戰爭之後，台灣便成為列強角逐染指的重要目標。東鄰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開始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它雖本身尚未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但已暴露強烈的侵略野心，緊步西方列強的後塵，力圖向外擴張。第一個實際目標，就是一海之隔的近鄰朝鮮和中國。七十年代初，日本遣使來華，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體訂約」 ，著重要求取得「一體均沾」的特權。1872年9月，日本迫使琉球國王接受「藩王」的封號。琉球從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起，即與中國建立起「宗藩」關係，彼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有密切的往來。琉球對日本薩摩藩也曾有過「入貢」。1871年，發生了琉球船民幾十人在台灣附近海域遇難，被當地高山族居民殺死的事件，日本欲藉此吞併琉球，侵略台灣，乃於1873年3月派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來華，向清政府總理衙門提出交涉。總理衙門作了駁斥：琉球和台灣二島俱是中國的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理應在於中國，「何預貴國事，而煩為過問？」日本代表無言以答。但是日本政府硬把高山族人民聚居的台灣東部地區說成不是中國領土，蓄謀以武力侵占。為此，日本政府於1874年設立所謂「台灣事務局」和「台灣事務都督」，並在長崎設立侵台軍事基地。同年4月，日本政府出動陸、海軍三千人，在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領下，悍然進攻台灣。5月間，日軍在琅 （今恆春）登陸，圖謀霸占。 羽毛未豐的日本，為什麼膽敢悍然入侵中國的領土台灣呢？除了中國當時在清政府腐朽統治下軟弱可欺之外，還因為日本得到美國的背後支持。美國對台灣亦早有野心，1847和1849年，其駐華海軍曾兩次派艦隻駛到台灣，勘察礦藏，圖謀染指。1853年，美國軍艦又侵入台灣海域窺察。次年，曾在廣州開設博濟醫院、後被任命為美國公使的巴駕（Peter Parker）向其政府獻策，提出美國必須占領台灣。1867年，美國政府藉口它的失事船隻羅佛號的七名水手在台灣遇害，公然派出由海軍上將培爾（H．H．Bell）率領軍艦兩艘、陸戰隊一百八十一人，侵襲台灣，因遭到台灣人民英勇伏擊，才不得不中止對台灣的武裝侵略。此後，美國由於忙於解決國內的矛盾，便改變手法，不斷慫恿日本侵略台灣，而自己則為日本提供軍火、船隻、指揮官以及顧問，伺機從中漁利。 日本侵略軍於1875年5月在琅 登陸後，在美國軍官的幫助下，悍然進攻當地高山族人民聚居的村莊。高山族人民奮起反擊，先後打死打傷侵略軍五六百人，日軍被迫退踞龜山。接著，日本侵略者在台灣設立都督府，妄圖久占台灣。 清政府在日本侵台事件發生後，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議，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以巡閱為名，統帶軍隊渡海援台，加強防務。 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台灣高山族人民 日本侵略軍由於受到台灣人民的頑強抵抗和清軍增援部隊的威脅，加以又遇到瘟疫流行，霸占台灣的企圖難以得逞。於是，日本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為特使，來華交涉，進行外交訛詐。英、美公使也乘機出面「調停」，露骨地偏袒日本，壓迫中國。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務的李鴻章，明知「日船非中國新船之敵」「中國兵將之眾，斷不畏彼三、四千人」，但他不敢違拗英、美公使的「調停」意見，力主與日本議和。他胡說：「好在台灣系海外偏隅，與其聽一國久踞，莫若令各國均沾」 ，竟然不准清軍與日本「開仗」。10月，清政府由奕 、李鴻章等為代表，與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談判後，訂立《台事專約》三條，規定中國給日本「撫恤」「償銀」（以代「兵費」「賠款」等有失清廷面子的用詞）五十萬兩，作為日本從台灣撤兵的條件；專約中還承認台灣高山族人民，「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為加害」，和日軍侵台是「保民義舉」。據此，日本硬說中國已承認琉球為日本的屬國，乃於1879年正式併吞琉球，廢除其國王，將它改設為沖繩縣。清政府雖然向日本提出抗議，但並未採取強硬措施，以後就不了了之。從此，台灣成了日本「南進」路上的首要目標。 新興的日本，竟然也能向封建老大的中國成功地戳了一槍，而且當時清政府正在大搞「自強新政」，向西方購買「堅船利炮」和舉辦軍事工業，結果卻連對付日本也只能屈辱了結。這個事實，充分暴露喊叫已十多年的「自強新政」於事無補。所以，在日本侵略台灣、吞併琉球事件中，清政府的妥協行動，大大地縱容了各國侵略者覬覦中國邊境的野心。 西南邊疆啟釁端 正當清政府忙於應付日本對東南海疆的侵犯時，英國又在西南挑起了釁端。它藉口馬嘉理事件，向中國大肆要挾，迫使清政府向英國出讓一系列主權。 馬嘉理事件發生在1875年初，地點在雲南邊境。這一事件的爆發有著多年的歷史背景，其根源則在於英國企圖搶先侵入中國的西南地區。 緬甸是與中國雲南接壤的鄰邦。在歷史上，中緬兩國有長遠的經濟和文化交往；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緬甸國王孟雲接受清朝敕封。但英國在占領印度後，竭力入侵緬甸。1824—1825年和1852年，英國經過兩次侵緬戰爭，占領了下緬甸。從此，它便千方百計地尋找從緬甸直接侵入中國西南地區的道路。從六十年代起，英國不斷派人偷越雲南邊境，窺探滇緬交通路線。1868年，英國第一次派出所謂「探險隊」，從緬甸的八莫出發，闖入中國邊境，妄圖經過騰越（今騰衝），到達大理。這支「探險隊」在騰越遭到當時控制這一地區的杜文秀回民起義軍的阻撓，未能得逞。1874年，英國又組成一支名曰「探路隊」的武裝部隊，共一百九十三人，由上校軍官柏郎（H．A.Browne）率領，從曼德勒出發，北上探測滇緬陸路交通。英國駐華使館向清政府謊稱是少數幾個人來華「遊歷」，還特地派出駐上海領事館的一名翻譯官馬嘉理（A.R．Margary），前往雲南入緬接應。1875年2月，馬嘉理帶引柏郎率領的武裝「探路隊」，掛著「遊歷」的招牌，擅自越過中國邊境，闖入雲南的蠻允附近。2月21日，馬嘉理和幾名中國隨員被當地人民盤問，馬嘉理蠻橫地開槍行兇。當地人民激於義憤，打死了馬嘉理。柏郎受阻，退回緬甸。這就是「馬嘉理事件」。 馬嘉理事件明明是由英國蓄謀侵犯中國西南邊疆引起的，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根據英國政府的訓令，卻對清政府大肆訛詐。他向總理衙門提出無理要求，以斷絕外交關係、增派軍艦來華等，進行恫嚇。在交涉初期，清政府鑒於處理台灣事件上的被動教訓，為了預防西南邊患的發生，一面派人去雲南，以便迅速將此案確查究辦；一面拒絕了英方的多項無理要求。英國政府於1876年2月初，又加派軍艦四艘，由印度來華，為威妥瑪的訛詐助威。 清政府經不住英方的多方威脅恫嚇，一再退讓，捕殺了十幾名被認為「兇手」的中國民眾，還答應賠償巨款。可是，這仍不能使英國侵略者滿意。在長達一年半的交涉過程中，除了總理衙門在北京同威妥瑪進行談判外，在天津的李鴻章，也受命參加談判。威妥瑪蠻橫表示，如果不全部接受他的要求，就要撤退使館，斷絕關係。他幾次中斷談判，徑自從北京跑到上海，做出決裂的姿態。清廷大員害怕「決裂」，李鴻章認為：「若果決裂，不僅滇邊受害，通商各國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單，已有之輪船、炮台斷不足以御大敵。加以關卡閉市，餉源一竭，萬事瓦解。」「若與西洋用兵，其禍患更有不可測者」 ，竭力鼓吹不能「失和」，應全盤接受要求。最後，經過英國人赫德的調停，1876年9月13日，李鴻章與威妥瑪在煙臺會議，訂立中英《煙臺條約》十六款，另議定入藏「探路」專條。 《煙臺條約》除了規定中國賠銀二十萬兩，派專使赴英賠禮道歉外，還包括以下重要內容：（1）英國派官員由印度赴雲南調查五年，察看通商情形，以商訂章程。（2）擴大領事裁判權，凡遇內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涉及英人生命財產案件，英使可派員前往該處「觀審」。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案件，由被告所屬國的官員「各按本國法律審斷」。（3）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處為通商口岸，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六處為輪船停泊碼頭。（4）租界內洋貨免收厘金，洋貨運入內地，不論華商、洋商，都只納子口稅，全免各項內地稅，從而更有利於洋貨的傾銷。（5）在「另議專條」中又規定：英國可派「探路隊」從北京啟程，經甘肅、青海，或由四川進入西藏，轉赴印度；也可派員由印度進入西藏。這些規定就使英國取得了侵入中國西南邊境的便利條件。 西北邊境狼煙又起 沙俄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奪取了中國東北邊疆的大片領土，接著，就將魔爪伸入新疆地區。 新疆是中國的西大門，號稱「世界屋脊」的帕米爾高原，屏障著祖國的西部河山。沙俄早就覬覦富饒的新疆地區，在1864年10月簽訂的關於劃定中俄西部邊界的《塔城議定書》（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又讓沙俄侵占了中國西部四十四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此後，沙俄妄圖進一步鯨吞整個新疆，就與英國展開了激烈的爭奪。 1864年，新疆地區的回族、維吾爾族，在陝甘地區回民反清鬥爭的影響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他們先後攻占庫車、烏魯木齊、哈密、瑪納斯和喀什噶爾舊城，並於1866年初攻占伊犁大城（今伊寧）。可是，這些打著反清旗號的武裝暴動，一開始就被少數反動封建主竊奪了領導權，成為他們搞封建割據，甚至進行通敵叛國活動的工具。喀什噶爾的封建主金相印，為了兼併漢城，竟向毗鄰的浩罕汗國乞師求援。早就覬覦中國新疆的浩罕汗國統治者，抓住這個機會，派遣其帕夏（即軍隊總司令）阿古柏率領大軍，於1865年自中亞侵入南疆。阿古柏是個野心勃勃的冒險家，他侵占喀什噶爾之後，在南疆地區大肆攻城略地，不斷擴充自己的勢力，並於1867年底以喀什噶爾為中心，悍然成立所謂的「哲德沙爾」（七城國之意）的偽政權，自立為汗，稱作「畢條勒特」（幸福的人）。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個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區。 阿古柏盤踞新疆期間，對外投靠俄、英和土耳其，對內殘酷壓迫人民，厲行嚴酷的民族歧視政策。新疆各族人民遭受極大的苦難，不斷掀起反抗阿古柏殘暴統治的鬥爭。這時，沙俄出於侵吞中國西北邊疆的卑劣目的，施展了狡猾的兩手：一方面以幫助清政府「防亂」和「安定邊境秩序」為藉口，1871年6至7月間，悍然出兵強占中國的伊犁地區，名曰代為「收復」。實際上設官分治，占地墾殖，對當地中國居民征派重稅，想以軍事占領的既成事實，迫使清政府承認。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又多次派人同阿古柏接觸，悉心籠絡，並於1872年公然承認阿古柏為「哲德沙爾汗國君主」，同阿古柏簽訂通商條約，獲得在南疆各城設立「商務代表」和建立「商館」的特權。英國見沙俄深入南疆，也加緊籠絡阿古柏，特派全權使節去喀什噶爾，於1874年同阿古柏簽訂正式條約，承認阿古柏的「艾米爾」（即統治者）地位，及其竊踞地區為「合法的獨立王國」。英國還與阿古柏簽訂商約，以提供大批槍支彈藥為條件，取得在阿古柏統治區通商、駐使、設領事等特權。這樣，阿古柏就成了英、俄分裂和肢解中國領土新疆的共同傀儡。 在邊疆危機的嚴重形勢下，清政府內部發生了「海防」與「塞防」的激烈爭論。當時，如何決策，意見不一。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淮系集團，一味考慮小集團的私利，藉口「海防」重要，認為「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主張放棄新疆，「移西餉以助海防」 ；湖南巡撫王文韶等認為沙俄的威脅最大，主張「塞防」為主，以全力注重西北，「使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 ；而以左宗棠為代表的湘系集團，則提出「兩者並重」的主張，竭力抨擊李鴻章「自撤藩籬」的謬見。左宗棠根據形勢，特彆強調，「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 ，力主收復新疆。這場爭論，雖然反映了湘系和淮系集團之間的利害衝突。但是，左宗棠的主張具有平叛和反抗外國侵略的雙重意義，因此，得到國內愛國輿論的廣泛支持。清廷權衡利弊，採納了左宗棠的主張，決定出兵新疆。 陝甘總督左宗棠 1876年4月，左宗棠率領二百二十營大軍出關西征，赴新疆討伐阿古柏。左宗棠決定首先向天山北部進軍，同依附外國侵略者的民族敗類白彥虎的叛軍激戰。6月，在新疆各族人民積極支援下，奪回了烏魯木齊及其附近地區。到10月間，收復了北疆大部。中國將士在北疆的首戰告捷，挫敗了英國企圖以「調停」為名，誘使清政府承認阿古柏政權，從而肢解中國領土的陰謀。 1877年春，左宗棠率軍自烏魯木齊南下達坂城，開始向南疆進軍，一鼓作氣，乘勝光復吐魯番、託克遜等南疆八城。5月間，敗逃中的阿古柏在庫爾勒為其部將殺死，結束了他在新疆的十多年殘暴統治。其子伯克胡里和白彥虎等，帶領數千名殘兵游勇，在沙俄的庇護下，竄入俄國境內。在左宗棠率領的西征大軍的打擊下，英、俄利用阿古柏瓜分新疆天山南北的罪惡陰謀，終於破產。 阿古柏這一禍害雖除，中、俄兩國之間又圍繞伊犁問題展開了交涉。原來，沙俄在侵占伊犁地區後，一面悍然宣布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一面又偽善地向清政府表示：沒有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為「收復」，一旦中國力所能及，「即行交還」。到第二年，當清政府派伊犁將軍榮全，多次向沙俄交涉歸還伊犁時，沙俄拒不交還，還橫生枝節，提出一系列無理要求。 左宗棠歸復天山南北後，清政府再次向沙俄提出歸還伊犁的要求。沙俄竟自食「即行交還」的諾言。1878年10月，清政府特派崇厚出使俄京彼得堡，談判索還伊犁。崇厚在清廷官僚群中，被認為是個「知洋務」的人，但面對外國侵略者，卻表現出極端昏聵無能。他於1879年1月抵達彼得堡，經過半年多拖沓的談判，在沙俄脅迫、愚弄下，1879年10月2日在克里木半島上的里瓦幾亞擅自同沙俄簽訂了條約十八款，和陸路通商章程。其中包括：中國收回伊犁地區，但將伊犁南面和西面的大片形勢險要的領土劃歸俄國；中國向俄方賠償「代收代守」伊犁「兵費」五百萬盧布；俄商在新疆、蒙古貿易免稅，允許沙俄經新疆至天津、漢口、西安陸路經商，等等。崇厚以如此巨大的代價，換回的僅是險要盡失、三面受敵的伊犁地區九座孤城。 如此失地喪權的條款，引起中國朝野大嘩。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南北分三路布防的方略，決心「親自輿櫬出關，誓與俄人決一死戰」。 當時，在翰林院任職的張之洞也上奏，指出崇厚的失職。英國對這一條約也深為不安。在舉國上下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拒絕承認和不批准這個條約，並下令把崇厚革職拘禁，交刑部治罪。沙俄眼看到手的利權又將落空而深為不滿，立即對崇厚的懲處提出抗議，並調集軍隊進行武力恫嚇。 1880年2月，清廷任命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兼任出使沙俄欽差大臣，赴俄京交涉改約事宜，以挽回已造成的損失。曾紀澤是一位有識見的外交官，儘管他感到此行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但他仍決心完成這項極為艱巨的外交使命。從虎口奪食，確非尋常。曾紀澤一與俄方接談，就遇到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爾斯面冷詞橫的對待。8月23日，他把中國對《里瓦幾亞條約》的基本修改意見，向俄方提出。俄方不僅無視中國的正當要求，甚至拒絕同曾紀澤談判，揚言要向清政府直接交涉。後來又聲稱：倘要對原約作些修改，中國必須以割讓「沿海地方」和「賠償」兵費作為「補償」。曾紀澤臨難不懼，嚴詞拒絕了這些無理要求。沙俄在談判桌上恣意敲詐勒索的同時，又繼續陳兵伊犁，增調艦隊駐泊中國海面，對清政府施加軍事壓力。堅決主張收回失地的左宗棠，也在新疆加強戰備，對付沙俄的挑釁。曾紀澤經過頑強鬥爭和多方努力，雖然不能徹底推翻原約，但終於使俄方不得不稍有收斂，於1881年2月24日，重新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及「陸路通商章程」，以取代崇厚訂下的賣國約章。據此，清政府總算收回了被沙俄盤踞十年的伊犁及其南境的領土，但仍被沙俄割去霍爾果斯河以西的大塊領土，「賠款」數也增至九百萬盧布（合銀五百萬兩）。 沙俄在中國帕米爾建立軍事村屯 沙俄從伊犁撤退時，採取強迫手段，將許多當地居民驅趕到俄國境內。更加嚴重的是，沙俄利用條約中關於中俄西北邊界「有不妥之處」應重新「勘改」的規定，通過續訂的《伊犁條約》及幾個勘界議定書，又把七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併入沙俄版圖。1892年，貪婪的沙俄更出兵帕米爾地區，違約強占了薩雷闊勒嶺以西兩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在這些接二連三的邊疆事件中，中國的領土和其他各項主權大量喪失，清政府腐敗無能、畏「洋」如虎的面目進一步暴露，而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胃口也越來越大。這一切都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並預示西方列強發動新的侵華戰爭，又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