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八十年 · 十一 洋務和洋務派（上）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清朝統治集團內部有一批當權官僚，為了鎮壓各地的人民起義，維持清王朝的統治，著手向外國大量購買槍炮船艦，採用新法操練軍隊，陸續興辦造炮製船的軍用企業。在這之後，又擴大到興辦諸如廠礦、鐵路、航運、電報等民用企業，還創辦新式學堂，翻譯西學書籍，派遣留學生等。他們把這些活動自詡為「自強新政」。由於這些活動主要取法於外洋，所以歷史上稱為洋務運動。而倡導和主持這些活動的官僚，則被稱為洋務派。 「洋務熱」 洋務運動是清王朝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採取的所謂「自救」運動。兩次鴉片戰爭的嚴重失敗，又有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的強大風暴，使清朝統治者處於風雨飄搖的困境。在這種形勢下，一部分封建官僚感到面臨著千古未曾有過的變局。祖宗走慣的老路已遠遠不能應付新的局面，必須探索新的出路，尋求新的對策，方能維持統治。 出路何在？他們看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擁有比中國舊式武器厲害得多的「堅船利炮」，外國軍隊的訓練有素，也遠勝於中國的綠營、八旗。他們在同外國侵略者的實際接觸中，還感到這些外國人與歷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並不準備推翻清朝統治而取而代之。因此，他們主張在承認列強在華既得利益，力保中外「和局」的條件下，換取列強的支持，引進洋槍洋炮和西方某些先進技藝，求得「自強」，確保清朝統治。早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等人，便向朝廷提出：用對外妥協換取列強的軍事援助，鎮壓太平天國。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代表清政府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的奕 、桂良和文祥等，向朝廷提出：外國侵略者只是清朝的「肢體之患」或「肘腋之憂」，而太平天國和捻軍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對列強應當「信義籠絡」，以共同對付人民起義。為了便於「籠絡」，他們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譯署」）。奕 等人的獻策，得到了曾國藩等封疆大吏的支持。 這樣，在奕 、曾國藩等重臣的倡導下，從六十年代初開始，在清朝一部分掌握實權的官僚中，出現一股興辦「洋務」的熱潮，開展了歷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 1860年冬，清廷一度設撫夷局於北京嘉興寺，調滿、漢大員輪番到局辦公，處理對外交涉。後來，這個名稱已不合時宜，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成立總理衙門，作為應付洋務的中央機關，由奕 、桂良、文祥三人兼領總理衙門大臣，下設英國股、法國股、俄國股、美國股，調內閣、軍機處和各部院官員，負責日常工作。1883年，又增設海防股，管理南洋海防和北洋海防，包括長江水師、北洋海軍，以及與之有關的各機構和設施。 總理衙門作為一個外交事務部門，不但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禮部掌管的大部分事務，並包辦了一切需同外國發生聯繫的活動。如向外國購買軍火、船艦、機器；請外國人充教練、顧問，向外國派遣留學生，管理海關稅收，等等。它實際上成為各部的綜合機構，而且其主持人例由王公大臣兼任。如1861年至884年，一直由恭親王奕 主持，奕 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豐皇帝的弟弟。1884年以後，直到1894年，則由另一位王公慶親王奕劻主持。所以，總理衙門成了駕於六部之上的籌辦洋務的最高行政機構。 在總理衙門成立的同時，清政府還設置南洋和北洋兩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系1866年由五口通商大臣改稱，管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開放的五口（皆在南方）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放的沿江及南方各口，初由江蘇巡撫兼領，1865年後由兩江總督兼領。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開放的北方三口（天津、營口、煙臺），故初稱三口通商大臣。初命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掌管，1870年起改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隸總督兼領。南北兩個通商大臣，在辦理有關各口的通商事務以外，還就地辦理其他各項對外事務。 根據奕 的提議，1862年總理衙門設立京師同文館，招收八旗少年入館學習英文，以培養洋務人才。英國人包爾騰（John Shaw Burdan）受聘為英文教習；1869年起直到1894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任總教習。同文館初只設英文館，不久增設俄文館、法文館，1872年又增德文館，甲午戰爭後更增日文館。這些語種的增加，不但表明洋務運動的發展和演變歷程，也反映了外國侵略勢力在中國的擴張。 在京師同文館之後，李鴻章（時為江蘇巡撫）於1863年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兩廣總督瑞麟於1864年在廣州設立廣州同文館，各自招收當地少年入館學習外語。 從六十年代初開始興起「洋務熱」後，在清朝統治集團內就開始出現了洋務派，以區別於主張原封不動地保持舊有統治方法和統治秩序，對外堅持「深閉固拒」態度的封建頑固派。前期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的有主持總理衙門的奕 和文祥，在地方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在這些人中，由於李鴻章經辦的洋務，面廣量又大，時間也最長，從而成為洋務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洋務派的出現，表明清朝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已開始分化。洋務派向外國學習造炮製船的主張，雖同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魏源等人的思想，有一定的繼承關係，但是有區別，林則徐、魏源等提出「師夷之長技」是為了「制夷」，即通過學習，把外國的先進技術變為自己的本領，用以抵抗侵略；而洋務派的「師夷智以造炮製船」，開始主要對付人民起義，其中也不無有抵禦外侮的意圖。 初期的「自強」活動 洋務運動在初期以「自強」活動為中心，以獲得外國新式武器裝備和練洋操為主要內容。六十年代初，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湘軍和淮軍頭目，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等強大的人民起義力量，向外國購買了大批武器。李鴻章還聘請外國教官，教練淮軍練習洋操和使用這些新式武器。僅在松江一地，半年之內就由「洋槍隊」頭目華爾等人教練一千二百名清軍，學會使用洋槍洋炮，還教練西洋軍隊的列陣、操演等法。 1864年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清廷曾對李鴻章等人在江蘇雇覓英、法洋弁教練兵勇和購買外國軍火鎮壓太平軍取得的效果，給以極高的評價：「各營得此利器，足以摧堅破壘，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無有過於是也。」 清政府的自供，說明了洋務派的「自強」，即購買洋槍、洋炮、請外國人訓練軍隊，在於對付人民起義。 在大量購買洋槍、洋炮的同時，洋務派還開始向外國購買機器等設備，用來開辦兵工廠，仿造洋槍、洋炮和彈藥等軍火。1862年，曾國藩在安慶設立軍械所，試造船炮。在中國科學家華蘅芳、徐壽等人主持下，於1866年建造了一條長五十多尺、時速二十幾里的木質輪船黃鵠號。繼安慶軍械所之後，李鴻章也在1862年設立了上海洋炮局，雇洋匠製造軍火。1864年，該洋炮局隨李鴻章遷往蘇州，改稱蘇州制炮局，由英國人馬格里（S．H．Macartney）主持。1864年，左宗棠也在杭州試造輪船，造了一條小輪船在西湖里試航，但駛行不速，未能使用。 1864年後，洋務派加緊創辦兵工廠的活動。這年，李鴻章致書總理衙門，提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奕 對此很讚賞，立即上奏朝廷：「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 這個主張得到朝廷認可，於是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大力興辦軍火工業。其主要的兵工廠有： 江南製造總局 這是在曾國藩支持下，由李鴻章籌辦，1865年在上海開辦的第一個有相當規模的近代軍火工廠。李鴻章曾用白銀四萬兩在上海買進一座外商機器鐵廠，以此為基礎，併入蘇州制炮局的部分設備，又增添了曾國藩委託容閎從美國購回的機器，在虹口創立江南製造總局（又名上海機器局）。1867年，該局搬到高昌廟鎮。廠房面積擴大到七十多畝，雇用工人二千多名，主要製造槍、炮、子彈、水雷、火藥等軍火。1868年，還製成命名為惠吉號的火輪。江南製造總局還附設一所機械學校和翻譯館，培養技術人員，翻譯與軍事及工程有關的書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書籍。 金陵機器局 1865年，李鴻章就任兩江總督時，把馬格里主持的蘇州制炮局遷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為金陵機器局，用外國機器製造火藥、大炮。此局規模小於江南製造總局，但受淮系集團的控制。後來，李鴻章調到北方，金陵機器局仍然由他管轄。 江南製造總局的炮廠機器房 福州船政局 這是閩浙總督左宗棠於1866年6月在福建開始籌辦的近代第一個造船廠。1867年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接辦。廠設在閩江馬尾山下，主要製造軍用船艦。業務由聘用的法國人日意格（P．Giquel）和德克碑（P．D'Aiguebelle）主持，局內有工匠二三千，雜工九百，都由湘軍弁兵充任。八年間花費白銀五百三十五萬兩，建成大船十艘、小船五艘，用以裝備福建海軍。這些船隻實際上是向法國購進破舊機械裝配而成，質量低劣。1866年冬，還附設福州船政學堂，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學堂學法文和造船學；後學堂學英文和駕駛術，招收少年入學。 天津機器局 這是清政府特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於1867年在天津創辦的機器廠，丹麥駐天津領事英國人密妥士（J．A.T．Meadows）為總管，以製造火藥，供給衛戍京師的軍隊使用。由於管理腐敗，毫無成效，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後，該局改由李鴻章接辦。李鴻章特從香港招聘外國工匠，加以擴充，使之成為僅次於江南製造總局的大型兵工廠，主要製造火藥、子彈，以配合江南製造總局生產的槍炮。 此外，其他各省也陸續設廠製造軍火，以供各地清軍需要。如左宗棠率軍進入陝甘時，設西安製造局，後又隨軍遷往蘭州，改稱蘭州製造局；山東巡撫丁寶楨在濟南設立山東機器局，調任四川總督後，又在成都設立四川機器局；還有雲南、湖南、廣東、吉林、山西、浙江、台灣等地，也都分別籌辦過稱為機器局的兵工廠，而且皆由各省督撫動用官資設立，一般都規模較小，成效不大。 洋務官僚在「自強」口號下創辦的這些近代兵工廠，所生產的船艦、槍炮、彈藥，概由政府直接調撥軍隊使用，不計產品價格，更不作為商品參加市場交換；生產經費全由國庫按規定支付，企業本身沒有從利潤轉化來的資金內部積累。它們的盛衰，主要決定於政府撥款的多寡，不取決於市場需求或企業本身的經營管理。這類軍事工業，基本上是封建官營工業。同時，由於這些工廠在技術和機器設備等方面，又處處仰賴外國，有濃厚的買辦性。因此，洋務派的軍事工業，不是獨立的民族工業或資本主義企業。然而，這類企業與舊式的封建官營工業也已有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它已不是手工業生產，而是近代化的大機器生產，還雇用了一些以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勞動者，即中國早期的工業無產階級。所以，雖然這些軍事工業沒有擺脫傳統封建官營生產的舊質態，卻已不純粹是昔日封建工業的簡單翻版。從它們使用大機器生產和利用僱傭勞動，已體現出近代中國生產方式中新陳代謝的過渡形態。 「曲全鄰好」 在洋務運動前期，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中法戰爭前的二十幾年，外國侵略者與中國之間雖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但在這階段，外國資本主義侵吞蠶食中國邊疆的事件不斷發生，而且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和滲透，更是不斷加劇，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那些正熱衷於搞「自強新政」的洋務派，雖然主觀上企圖「力保和局」，不敢開罪侵略者，但為形勢所迫，也被捲入對外交涉的漩渦。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大量表現為反洋教鬥爭。高喊以「十字架征服中國」的外國傳教士，曾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打開中國大門的重要幫手。1860年以後，由於《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規定了「護教」條款，外國侵略者攫取到在中國內地各省「租買田地」、建造教堂的特權。從此，外國教會的傳教士們大批湧進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從沿海到內陸，都有他們活動的足跡。由於這些教會勢力在進行傳教活動的過程中，干犯中國主權，竊取中國情報，盤剝與殘害中國百姓的骯髒侵略勾當，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怒和反抗。各地群眾紛紛掀起反對外國教會勢力侵略的自發鬥爭，從而出現幾乎遍及全國的「教案」。 遍及中國城鄉的外國教堂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各地發生的重大教案有：南昌教案（1862年），重慶教案（1863年），四川酉陽教案（1865年和1869年先後兩次），貴州遵義教案（1866年），河南南陽教案、江蘇揚州教案、台灣教案（均為1868年），天津教案（1870年），四川黔江教案（1874年），還有安徽建平、宣城、寧國、廣德等地的教案（1876年），等等。其中又以天津教案的規模最大，影響尤深。 在發生這些教案時，外國侵略者照例大肆要挾，乘機勒索，從而引起一次次交涉。從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時的表現，不難看出洋務派在中外交涉中的態度。 天津人民多年來遭受法國天主教會欺凌壓榨，對那些為非作歹的傳教士，早已恨之入骨。1870年6月間，天津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收養的嬰兒，因流行病傳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屍體潰爛，慘不忍睹，引起群眾公憤。此時天津一帶哄傳發生幼童被迷拐事件，也與天主教堂有關。於是，天津民眾於6月20日聚集育嬰堂前，要求入內檢查。正當民眾代表在徵得該堂負責修女同意後，準備入內檢查時，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H．V．Fontanier）得報親自趕到育嬰堂，不問情由，就把民眾代表轟出堂外。次日，豐大業持槍往見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彈壓。談判未開，即行開槍恫嚇。出衙門後，豐大業又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劉的隨從高升。這就激起民眾極大義憤，當場將豐大業毆斃。隨後，憤怒的群眾火燒育嬰堂，搗毀法、美、英等國教堂及領事署，並打死外國教士、商人及官員多名。 關於這次教案爆發的起因，當時美國駐華公使鏤斐迪（F．F．Low）於6月27日曾向美國政府作了比較客觀的報告： 約在5月底6月初，天津育嬰堂內發生流行病，有大量孩童死亡。……人群多次圍集教堂附近，要求把孩子放出。一次，人群喧鬧異常，修女因恐暴徒行兇，同意由五名民眾組成檢查小組入育嬰堂檢查。法國領事聞此騷動，即於此時趕到現場。五人小組雖已推舉好且已進入育嬰堂，法國領事卻下令停止進行檢查，並對五人小組進行怒斥，把他們轟出堂外。」「教案爆發的前一天，知縣曾與法國領事豐大業會晤。知縣對法國領事說道，除非准許到育嬰堂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否則就很難預料其後果。領事認為這是威脅之語，回答說知縣的級別低於領事，他們之間對此事件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舉行談判。 以上說明，這次教案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卻因法國領事豐大業的蠻橫無理和開槍射擊，激起了民眾的義憤。然而，事件發生之後，法國侵略者對領事官豐大業的挑釁性行為沒有半句責難，卻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壓力和軍事威脅。由法國帶頭，並聯合英、美、俄、德、比、西諸國，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議」；各國軍艦更麕集於天津海口「示威」，強令清政府鎮壓愛國群眾，並懲辦地方官員。法國海軍司令更公開揚言：「十數日內再無切實辦法，定將津郡化為焦土。」 腐敗的清政府再次屈服於侵略者的壓力，立即採取對策：一方面，派崇厚為欽差大臣赴法國「謝罪」；另一方面，命令直隸總督曾國藩，火速去天津查辦。曾國藩又奏調李鴻章協同辦理。 按理說，天津教案的是非曲直，並不難弄清楚。況且當時法國處於拿破崙第三執政時期，內外交困，政局不穩，根本無力東顧。倘若中國據理力爭，原可妥善了結此案。但曾國藩生怕因此得罪洋人，一味避戰求和，一到天津，便先自定下查辦方針：「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 就是說，只求對外快快達成妥協，保住「和局」，顧不了什麼是非曲直，更不管處置是否得當。 曾國藩正是根據這一「查辦」方針，決心屠殺民眾以向外國侵略者「謝罪」。結果，把天津知府和知縣革職充軍，將愛國民眾當作兇手懲辦，判處二十人死刑、二十五人流放，並向侵略者賠款四十九萬七千餘兩白銀。曾國藩在結案後的奏報中，表示：「辦理不為不重，不惟足對法國，亦堪遍告諸邦。」 奴才嘴臉溢於言表。 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中的態度，引起舉國上下的無比憤慨，連曾國藩在京的湖南同鄉，也把他在湖廣會館誇耀功名的匾額打碎燒毀。可是，曾國藩雖稱「內咎神明，外慚清議」，卻繼續堅持自己的媚外立場，向朝廷再三訴說：「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輕易消弭。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以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 1872年，曾國藩病死，但他在處理天津教案中所抱的「曲全鄰好」的對外方針，卻為李鴻章等人繼承下來，從而每經一次中外交涉，中國就遭受一次損失。 由「自強」到「求富」 洋務派籌辦軍事工業的進程中，由於耗費巨大，有虧無盈，日益感到經費不濟；而清政府鑒於財政枯竭，雖然「百方羅掘，仍不足用」。洋務派為了改變經費拮据的狀況，羨慕西方國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強」的途徑，於是便提出「寓強於富」的口號。從七十年代開始，將籌辦洋務的目標，由「自強」兼及「求富」，在繼續籌辦軍用工業的同時，採用「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形式，著手籌辦民用性廠礦企業。企圖通過「求富」，達到「興商務，浚餉源，圖自強」，以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 「官督商辦」，就是由商人出錢作資本，由官方派人管理企業。開辦之初，往往有一筆官款作本，但須分年取利抵還。照洋務派的說法，叫作「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弊」，而「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 「官商合辦」名義上是官與商共同出資、管理和共負盈虧，實際仍由洋務派（即官方）控制。 這類旨在「求富」的民用性企業，包括採礦、冶煉、交通運輸和紡織業等。從七十年代開始興辦，到中法戰爭前夕，共建成近二十個，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幾個： 輪船招商局 這是中國第一家近代輪船航運公司，也是洋務派興辦的第一個官督商辦的民用性企業。1872年，李鴻章奏准清政府，撥直隸練餉局制錢二十萬串（折合時價為銀十三萬三千兩左右）作為股本，委派從事沙船業的富商朱其昂、朱其詔兄弟，在上海設局招集商股，當年計招得四十七萬六千多兩，定為官督商辦，正式開張。以後又陸續由各海關撥官款一百九十多萬兩。最初購入輪船六艘，後來繼續增購，並在各地設立分局、棧房。1879年據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估計，招商局成立六七年來，已收入運費約二千萬兩，將中國航運業的利權收回了約五分之三。列強在華輪船公司，主要有英國太古、怡和，美國旗昌等，此時聯成一氣，採用大幅度降低運費等手段，與招商局競爭。在外國輪船公司的排擠下，招商局的海外航運，屢受挫折，1873年至1879年間，其駛往日本、新加坡、菲律賓和美國等地的船隻，都因受外商傾軋等因被迫中止。由於招商局除從事客運業務外，還包攬清政府的漕運和其他官物的運輸業務，所以沒有被擠垮。在激烈的競爭中，美商旗昌輪船公司反遭破產，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與招商局在1877、1883、1889年三次訂立「齊價合同」，避免在相互角逐中兩敗俱傷。 開平礦務局 這是中國最早用機器採掘的大型煤礦，1877年李鴻章派唐廷樞在灤州籌辦。原擬官辦，因清政府財政拮据，改為官督商辦，計招得商股八十萬兩。1878年開始以進口機器鑽探開採，至1881年日產煤達五六百噸，除供應招商局及天津機器局使用外，還有餘額可供出售。但好景不長，在1900年，終於被英商奪走。 漠河金礦 這是中國近代以新法採掘金屬的重要礦山。1887年由李鴻章和黑龍江將軍恭鏜籌建，募集官款、商股共二十萬兩，官督商辦。1888年12月開工，次年正式產金。開辦初期，每年產量約值銀十二萬兩。頭三年共產金砂值銀六萬二千餘兩。1893年後又增開觀音山分礦，每年產值增至十五、六萬兩銀。1897年時有工人二千名，年產達銀三十多萬兩。這是甲午戰爭前中國規模最大、成效最著的一個金屬礦。 唐山—胥各莊鐵路 七十年代末，洋務派為了軍事需要和解決財政困難，計劃在中國修築鐵路。1880年，開平礦務局因運煤需要，開始修築自唐山至胥各莊的鐵路，至次年修成十一公里，是為中國自有鐵路之始。 中國最早的火車 上海機器織布局 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機器棉紡織工廠，1882年創設於上海楊樹浦。起初，上海的幾名官僚紳商，曾集資申請創辦新式紡織廠，1880年李鴻章奏准撥給官款，派鄭觀應主持，官督商辦，並請准享有專利十年。規定十年之內，只准本國商人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由於美國技師刁難，封建官吏營私舞弊，抽逃資金，直到1890年才建成投產。1893年不幸失火，廠房設備幾乎全被焚毀。李鴻章委派盛宣懷負責重建，更名為華盛紡織總廠，還準備在上海、寧波、鎮江等地設立十個分廠。 此外，還有左宗棠於1880年在蘭州開辦的機器織呢局（純由官資籌辦，產品專供軍用）；李鴻章於1880年在天津創辦的電報總局（官督商辦），等等。 在上述民用企業中，除蘭州機器織呢局外，都是採取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的形式，招集商股作為資本，購買新式機器，僱傭工人進廠生產，產品主要作為商品銷售於市場，以牟取利潤。因而，這些民用企業，與軍事工業不同，已是道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但這些企業在經營管理等方面，也還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它們都由洋務官僚倡辦和操縱，經營管理大權都被洋務派所委派的代表，以總辦、會辦、幫辦或提調名義把持，產品又往往服從於清政府的調配，首先滿足官方或軍事工業的需要，從而使它們很難積累資金，進行擴大再生產。這就不可避免地使民用企業內部充滿了封建性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在封建性的嚴重束縛下，這些民用企業往往好景不長，有的癱瘓停辦，有的被帝國主義侵吞，有的被迫轉手讓給私人經營，真正能維持下去的十分罕見。 儘管洋務派創辦民用企業的原意，並非為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這類企業經營不善，管理腐敗，並不足以抵禦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但是，這些企業終究意味著中國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現新興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方式。洋務派通過創辦民用企業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利用部分私人資本生產產品，這對中國民族資本的產生，也起了開風氣的作用。這種促進中國封建社會解體的客觀效果，是封建統治集團的主觀願望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