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國民日日報》評述
《國民日日報》（以下簡稱《日日報》），一九〇三年八月七日（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創刊。
《日日報》是以迎戰的姿態，在封建反動勢力黑雲壓城的逆境中誕生的。一九〇三年上半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在上海集會演說，刊文著書，宣傳革命，無所顧忌。清政府極為恐慌，匆忙勾結帝國主義租界當局，在六月底七月初，逮捕了著名的資產階級革命家章太炎和鄒容等人，封閉了《蘇報》和愛國學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然而，抽刀斷水水更流，清政府抓人封報的專制淫威，非但沒能抑制風起雲湧的革命思潮，反而促使它在更大的範圍內呼嘯向前。先前活躍於《蘇報》館和愛國學社的部分革命志士，與被迫解散的愛國學社的一些學生，重整旗鼓，一邊秘密散發革命小冊子和革命派在海外出版的各種書刊，一邊籌劃創辦新的刊物，以代替被封禁的《蘇報》。於是，《國民日日報》應運而生。
《日日報》由江西謝小石出資，原《蘇報》主筆章士釗以及張繼、何靡施、盧和生、陳去病等人創辦。盧和生，廣東東莞人，自幼生長香港，早年留學英國，曾任上海西報記者。為避免清政府干涉，《日日報》遂以盧和生為發行人，在英國駐滬領事館註冊。報社在新馬路梅福里，租得一樓一底，樓下安置印刷機及鉛字，樓上作編輯室。擔任報紙文字工作的，除章、張、何、陳外，還有蘇曼殊、陳獨秀、金天翮、柳亞子、高旭、劉師培等人。
《日日報》繼承了《蘇報》宣傳革命的主旨，篇幅、取材較《蘇報》新穎，是當時屈指可數的革命報刊之一。「發行未久，風行一時，時人咸稱為《蘇報》第二。」(1)發行數月之後，報社中經理、編輯兩部，因權限問題，大起爭執，卒致各向外國公堂提出訴訟。經友好馮鏡如、葉潤、連夢青、王慕陶諸人奔走調處，無效。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少白聞訊，以為同志內訌，有礙大局，親赴上海設法調解，並設宴邀集滬上同志聯絡感情，最後雙方各允息事而止。但經涉訟風波，原先出資贊助的人大失所望，不再支持。最後，《國民日日報》以經費無著停刊。具體停刊日期不詳，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藏有第一百十七號（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三日），由此推定，停刊當在十二月三日以後。《曼殊大師年譜》說十二月一日被查封，不知何據，也可能在查封中還出了兩三號。
《日日報》的內容豐富多采，有社說、講壇、外論、中國警聞、政海、學風、實業、短批評、世界要事、地方新聞、新書評騭、南鴻北雁、世界之奇奇怪怪、個人行為、談苑、文苑、小說、本埠日記等欄，辟有名曰《黑暗世界》的副刊。一九〇四年十月，上海東大陸圖書譯印局將《國民日日報》的內容分類編輯，出版了《國民日日報匯編》（以下簡稱《匯編》）共四集。這裡依據《匯編》，對該報的內容分題評述。
一、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反對封建君主專制
像二十世紀初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報刊一樣，《國民日日報》將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反對封建君主專製作為自己的中心內容之一。「國民」，是當時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宣傳民主時的術語，與「奴隸」為對待之詞，「奴隸者國民之對待也，民族問題，只有兩途，不為國民，即為奴隸」。(2)他們所說的「國民」，指立憲國家享有民主權利的人民，「奴隸」，指專制國家毫無民主權利的人民。《日日報》以「國民」為名，清楚地表明了它的政治傾向。《日日報》公開宣稱，「以當今狼豕縱橫，主人失其故居，竊願作彼公僕，為警鐘適（鈴）鐸，日聒於我主人之側，敢以附諸無忘越人之殺而父之義，更發狂囈，以此報出世之期，為國民重生之日」(3)。明確地以宣傳民主，恢復民權，反對專製作為其宗旨。這類文章主要有《國民日日報發刊詞》《箴奴隸》《說君》《上海黑暗社會自序》《黃帝紀年論》《中國古代限抑君權之法》《道統辨》《奴隸獄序》等。
這些文章，大多以憤激的筆墨，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專制下中國的黑暗狀況。其中《黑暗世界現狀》一文，寫得尤為淋漓盡致。文章列舉了中國各行各業的黑暗狀況：「其神昏昏，其欲逐逐，不識不知，渾渾噩噩，今日中國全國黑暗之景象也。至於因風煽焰，弱侮強拜，億萬黃金，輸誠域外，為樞府之黑暗。殘害志士，妨礙文明，取悅權貴，苞苴夜行，為疆臣之黑暗。逼人咄咄，臭氣重銅，大權無上，穢亂春宮，為閹寺之黑暗。燈火熒熒，煙雲冉冉，昏聵龍鍾，行樂苦短，為宮闈之黑暗……鑽頭覓縫，狗苟蠅營，磨牙吮血，虎狼食人，官場之黑暗也。頭腦冬烘，性靈若死，一事不知，苦抱廢紙，士林之黑暗也。終身力作，日夕不舒，賣妻鬻子，以供官符，田野之黑暗也。獻剝骨髓，如鯁在喉，狐狸當道，關吏豐收，商旅之黑暗也……成不相讓，敗不相救，虜掠姦淫，遇官則走，黨會亦沉於黑暗。互相攻訐，互相傾軋，無名之爭，敗壞道德，志士亦沉於黑暗。黃口乳臭，跳舞拍張，鼓動血氣，信口雌黃，遊學亦沉於黑暗。國民萌芽，文明種子，務使破敗，成其專制，學堂亦沉於黑暗……嗚呼，天地四塞，上下不通，一腔熱血，兩眼頓空，十八重地獄，未足喻其苦，三千年浩劫，未足窮其終。」(4)《奴隸獄序》則直接稱中國為「奴隸獄」，並指出了中國人民既受本國帝王官僚，又受外國侵略者奴役的「四重奴隸」的悲慘境遇：「吾國之上民則獄囚也，各省之督撫則獄吏也，滿清政府則堂翁也，鈐束滿清政府之英俄法德等國，則堂翁之堂翁也。吾之土民，是己為四層之奴隸。」(5)
文章特別指出，在這樣黑暗的國度里，人民不但早已喪失了自己的權利，而且思想也早就麻木，習以為常。「馴服專制政體之下既久，一切橫斂慘殺之毒，亦已司空見慣，以為吾儕小人，僥倖寢饋於黑甜之鄉，而老死於黃馘槁項，不見兵戎，亦即了此一生，安問所謂國民，安問國之屬於誰？」悠久的專制傳統，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窒息了人們的思想，使國家的主人變成了國家的奴隸，從而出現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局面：「其上有僭竊盜賊之習慣，其下有奴隸牛馬之習慣，兩點相併，其僭竊盜賊也不可思議，其奴隸牛馬也愈不可思議。至於今日，羈勒於非種人之下，內奴外奴之重重膠結而不可解，國展轉其已亡，人嬉遊以待死，號稱數萬萬，寧可當歐洲第三種族之一指趾哉！」
現實是歷史的發展。清代的專制，是秦以來封建專制的延續和發展，要徹底批判清代專制，就不能不對中國自秦以來的封建專制的歷史進行一些回顧和批判。文章在揭露現實中的黑暗狀況的同時，還對歷史上專制統治造成的黑暗進行了揭露。社說《說君》(6)一文的第三節，赫然以《君禍》為標題，從爭位之禍，辱國之禍，戰伐之禍，種族之禍，殺人之禍幾個方面，揭露了專制制度的禍害。該文在「辱國之禍」的一段說：專制君主「彼素以得之儻來之物，只圖一己之淫樂，而無一毫之公意，則斷送天下者，乃辱人之國，而非己之國，則在彼無所不安」，所以在外族入侵時，就難免要出現晉懷帝、晉愍帝、宋徽宗、宋欽宗那種只要自己活命、不要國命的亡國之君。在「愚民之禍」的一段指出：「秦政者，愚民之大魁領也」，其愚民之術，「如曆法、郡縣、燔詩書、禁誹謗種種沿襲至今，而不能去」，秦以後，「詩書雖不燔而甚於燔，（人以明祖之八股較秦皇之燔詩書，其愚民尤甚——原注）誹謗之禁較秦尤為烈」。
《日日報》認為，自古及今，種種黑暗狀況，都是君主專製造成的，「種種罪惡，唯君所造，何以故？以君能納一切，吐一切，生殺一切。故國有一君，而國多百禍，世有百君，即世界多無量禍」(7)。這裡，把歷史上的一切罪惡都推給君主專制制度，以為君主專制在歷史上一點好作用都沒起過，並不科學。但它在喚起深受專製毒害的國民的啟蒙運動中，正是振聾發聵的雷霆之聲。它是資產階級革命思潮高漲的重要標誌。
文章還探討了君主專制制度的產生、發展、必然滅亡的原因，以及歷史上對君權限抑的情況，認為「君也者，成立於野蠻時代，發達於半開化時代，而消滅於極文明時代。野蠻時代者，即上古原人，競爭最烈，有一二負勢力者出而懾伏之，而即擁以為君之時代也。半開化時代，乃人類智識漸開，視天下為一二人專有物，而崇拜英雄之時代也。極文明時代，乃群治日進，自由競爭，共和憲法，斐然成章，確見君主為贅物，純乎服從公理之時代也」。並認為君主的產生，是由於三種原因：軍事上之無強力，政治上無自治力，宗教上之迷信。這裡把君主制度作為歷史的產物來看待，在歷史上產生，也將在歷史上消滅，這就剝去了君主制度的神聖外衣。更值得指出的是，這裡並不像大多數啟蒙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認為君主的產生，是「天生之民主之君」，一開始是作為興利除害的社會公僕出現的，而認為君主是「競爭」「懾伏」的產物。這裡雖然沒有聯繫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品的剩餘，階級的出現等根本原因，但比興利除弊的說法，較接近於實際。文章認為，在歷史上，君權本是有所限抑的，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膨脹起來，最後發展到沒有任何限制的頂點。中國在堯舜之時，本是君民共主時代，秦朝開創了君主專制的歷史，「舉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悉歸之一人一姓」，但是兩漢之外戚，六朝之世家，唐代之藩鎮，對君權尚有一定的阻礙。到了宋朝，「外戚、世家、藩鎮無存矣，其所存者，君主之壓力耳。故至秦而民權盡亡，及宋而臣權盡亡，至明末而漢人之權盡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權專制達於完全極點之時代」。文章認為，在君權獨尊以前的古代，限制君權的辦法有三條：立君之權在諸侯。廢君之權在百姓、清議。君權獨尊以後，人們對之限抑的辦法就變為另外兩條了：隱諷，用禍福以惕君或托災異以儆君(8)。
《箴奴隸》(9)是《日日報》二十九篇社說中最長的一篇，八千多字，理論色彩也最濃厚。此文比較詳細地研究了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喪失民主權利，淪為專制制度奴隸的各種原因，鼓動人民振奮起來，實行「強盜主義」，進行武裝反抗。文章認為，中國人民淪為奴隸有四大原因，歷史原因，風俗原因，教育原因，學派原因。其中說：「歷史為進化主義，使國民日趨於高尚者也，而吾國不然，吾國之歷史，乃獨夫民賊普渡世人超入奴隸之寶筏也……今吾歷史一握於獨夫民賊之手，設立若干種奴隸規律，劃成若干套奴隸圈限，以供一己之操縱，其絕無民義可知……是故獨夫民賊視天下人皆草芥牛馬也，乃專務抹殺一切奴隸之權利，而唯以保其私產之是圖，用懸一一絲不溢之奴隸格式，號召天下，入此格式者為忠為良，出此格式者為僇為辱。胎孕既久，而奴隸二字，遂製成吾國人一般之公腦，馴服數千年來專制政體之下，相率而不敢動。」以後雖然屢經改朝換代，但專制未變，奴隸亦未變，不過「本種民賊之局，一變而為異種民賊之局……民賊者……乃搜集前朝遺事，號曰史記，設局以編之，置官以掌之，以當年之效死於我者，既感其德，復苛以罪，曰某某貳臣，某某叛逆，當年之抵死於我者，既遭其噬，復貢其諛，曰某某忠愍，某某節烈，意謂此種奴隸，吾先利用之以墟人國，今仍利用之以立吾義，毒鞭之更輕拂之，使人墮落奴隸而毫不知覺」。這就說明幾千年來，不光歷史是專制君主變人民為奴隸的歷史，而且歷史學本身，也成了專制君主奴役人民的一種工具。文章指出，專制統治必然要建立一套禮儀規則，久而久之，就成了人們習以為常的風俗習慣，這些風俗習慣，又反過來促使「奴隸出產益旺」，所謂叩頭、請安、長跪、匍匐、唱諾、懇恩之類，成了金科玉律；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成為「神聖不可侵犯之綱常主義」。文章指出，中國三千年來之教育，一言以蔽之，曰奴隸教育，「於兒童學語之初，即告以奴隸之口號，扶立之頃，即授以奴隸之拜跪，藉口於佩佩之訓，而贈以奴隸之徽章，不曰『金玉滿堂』，則曰『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號，拜跪，徽章，牢印於腦膜而不能去。未幾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時而仆責，時而唾罵，務使無一毫之廉恥，無一毫之感情，無一毫之競爭，而後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隸之格」。文章還指出，孔子儒家學說，「於君民一關，太看不破」，鼓吹尊君，其後宋儒之學，大都名為孔學，實為老學，「靜也、虛也、柔也、無為也、無動也、老派之玄妙也，即奴隸之教授法也」，這樣，「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隸沉沒一度」。由於上述歷史、風俗、教育、學派諸原因，致使中國專制制度下的奴隸，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他們不像歐洲國家的人民，在明顯的等級制度下，明白自己所處的奴隸地位，因此，要鼓動他們起來推翻專制統治，做國家的主人，困難就特別大，「吾國之奴隸，雖百林肯而救亡之策無可施，釋放之說不可開也」。這裡既反映了資產階級看不到人民群眾的革命性，也反映了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中國人民所受封建專製毒害特別嚴重的這一特點。
文章認為，中國四萬萬人，其中二萬萬婦女，歷來被「國人視為玩物」，全屬奴隸。男子中，老幼一萬萬，孤獨無靠，附屬他人，也是奴隸。剩下的一萬萬丁男，可分為工、農、兵、商、讀書、官吏、官親、娼優、強盜等十六類，其中十五類都是奴隸，只有強盜不是，因為他們「無所隸屬，出沒於深林叢棘之中，打家劫舍，殺官焚署以為常，不幸就捕，則信『十八年仍為好漢』之說，毫不介意」。文章得出結論說：「夫強盜主義與奴隸主義絕於反對者也，是天下之能衝決奴隸之網羅者，唯強盜」，「故吾中國，欲革除國體之奴隸，不可不用強盜主義，欲革除個人之奴隸，不可不用強盜主義」。《箴奴隸》對封建專制黑暗的揭露，奴隸形成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沒有超過梁啓超在《清議報》的一些文章和《積弱溯源論》的思想水平。但二者的結論不同，梁啓超由此得出了只能立憲不能革命的結論，《箴奴隸》則得出了實行「強盜主義」的武裝反抗的結論。
無畏（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論》(10)是一篇有特色的反對專制的文章。在中國歷史上，與封建君主專制相適應的，是帝王紀年或帝王年號紀年。戊戌變法運動中，為了託附孔子，否定君主專制，康有為仿效耶穌紀年法主張孔子紀年。為了既否定君主專制，又反對清朝的統治，資產階級革命派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相繼採取了黃帝紀年法。《黃帝紀年論》就是從理論上為這種紀年開張的文章。劉師培在文中指出了用黃帝紀年的幾大好處，文後還附有「黃帝降生後大事情表」，以黃帝降生後四千六百十一年，相當於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一九〇〇年。一八九八年，梁啓超寫過一篇《紀元公理》，論證以孔子紀年的合理性，為變法造輿論。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論》則是為革命造輿論的。此文在當時影響頗大，被收入《黃帝魂》一書中。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革命派包括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多採用黃帝紀年，受此文影響也是原因之一。由於黃帝本是傳說中的神奇人物，其生年史書眾說紛紜，所以人們以黃帝生年推算的年份也不一樣。武昌起義時，各地多採用宋教仁的說法，以一九一一年相當於黃帝降生後四千六百零九年，與劉說相差十三年。
《道統辨》(11)是從道統方面批判君主專制的一篇論文。道統，指儒家傳道的統緒。唐代韓愈正式提出此說，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為一脈相承的傳授儒術的正統，自己則隱然以繼承孟子自居。宋代朱熹則擯棄韓愈，以周敦頤、二程上承孟子，自己又接周、程。清人孫夏峰則在朱熹後面又加上陸、王諸人。道統是君統在學術上的投影，是君主專制的護符，要徹底批判君主專制，就不能不對道統說進行批判。《道統辨》首先探討了道統說的起因，指出一是由於世儒標榜，二是出於愚民的需要。「夫專制君主之御民也，必托黜邪崇正之名，以束縛臣民之思想，使臣民柔順屈從，而消磨其聰明才力……彼以尊君抑民為目的，見夫宋儒尊三綱定名分之說可以有利於專制也，遂從而表章之，名為尊聖道，實則塞人民之心思耳目，使不敢研究公理而已。」文章接著分析了道統之說的荒謬性，認為按照平等的觀點，一個朝代同時存在的幾個不同學派，無所謂誰是正統的問題，而且堯、舜、文、武、周公，孔、孟的學說，本來就互有歧異，不盡相同，無所謂「統」，更何況立教施政，本須因時而變，不宜「泥於一家」，所以道統之說，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文章進一步指出了道統之說的嚴重危害：（一）助長專制之焰，「今之創道統之說者，不過以國有正統，家有統系，則道亦當有宗傳耳」，一道無二統與一國無二君是相一致的，「正統之說，足以長君主專制之焰，統系之說，足以啟家族壓制之端」。（二）阻礙學術發展。時代在不斷前進，情況在不斷變化，堯舜周孔所處之時，「其語之不適用於今世界者，更仆難終。若執道統之說，則是當今之新理新學，古聖賢所未言者，無論其為公理與否，皆以異端邪說斥之，入主出奴，固執而不知通，其狹隘之範圍，阻滯學術，豈淺鮮哉」！（三）致使學術日衰。「學術所以進步者，由於競爭也，學者各出其所見所聞，以互相辯詰，互相折衷，然後真理見。中國學術所以日衰者，由於宗師之一統也。宗師之一統，即學術之專制也。」（四）阻礙思想自由發展。「吾中國之學術，其最盛之時代，莫戰國若。其所以致此盛者，則由於思想自由，而不束縛於一說之下耳……中國之君主，與教皇不同，其所以信道統之說者，名為信道，實則阻思想之自由耳，名為尊孔，實則借孔教為奧援耳。」
另外，遁公（秦力山）的《上海之黑暗社會自序》(12)也是一篇值得一提的文章。文章談的是如何解決娼妓問題，涉及經濟平等和土地問題。文章認為，娼妓問題，不但在當時的上海不可能解決，就是西方各國也沒有解決，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到社會大文明的時代，是時，「智識平等，貧富平等，有此兩平等，則娼妓不廢而自廢。智識平等可以免生理上之逼迫，貧富平等可以免經濟上之逼迫」。認為娼妓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將娼妓問題與經濟問題聯繫起來，認為經濟平等是解決娼妓問題的前提，這在當時，堪為不可多得的高見。文章還說：「我知社會主義暢行，則舉國皆公民，而道德心彌滿於天地，雖有娼妓，亦無盪子，無曠夫，無怨女，無貧民，然則娼妓何從而來乎！」儘管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但在中國讚賞社會主義的，此文是較早的一篇。文章還看到知識平等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繫：「智識何以能平等，曰教育普及則智識自然平等。教育何以能普及，曰經濟充裕教育自然能普及。」對於如何實現貧富平等，文章有一段很重要的話：「鄙人於庚子過金陵時，見城北一帶，頹垣破瓦，鞠為茂草，聞其地主，則不公不私，成為一種無用之地，及查其何以至此，則洪楊破金陵，其地主已或逃或死，至大定後，遂任其荒落，洎今不知其主之為誰何。鄙意以為吾國他日若有動機，則舉全國之地皆可以作江南城北觀，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為烏有，不問男女，年過有公民權以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為耕牧，或營製造業，國家雖取十之三四，不為過多，農民即得十之六七，亦可加富。此外，可開之墾地，可伐之森林，以及其他種種可開之利源，尚不知幾何。今日歲入八千萬，他日則雖無量恆河沙數之八千萬，不過反手耳。苟辨乎此，則智與貧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這裡實際提出了這樣一個土地主張：沒收地主土地，收歸國有，均配給農民耕種。這種主張，較稍後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的土地綱領更為激進些，因為它不但有土地國有的內容，且有剝奪地主土地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含意，具有更加徹底的反封建性質。秦力山的這一主張，是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與劉師培的《悲佃篇》的思想很接近，很值得研究。
二、宣傳愛國主義，鼓吹反清革命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清朝成為「洋人的朝廷」，清統治者成為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境內不僅各劃一塊或幾塊勢力範圍，而且不斷擴大侵略權益，瓜分危機益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揭露清朝政府的賣國罪行，宣傳愛國主義，鼓動推翻賣國的清政府，就成了《國民日日報》的重要課題。
一九〇〇年，沙俄利用鎮壓義和團運動之機，出兵占領了我國東三省。一直到一九〇三年四月，沙俄非但拒不履行中俄雙方簽訂的撤兵規定，反而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激起中國留日學生和全中國範圍內的拒俄愛國運動。這時，日本也不甘心它在東三省的侵略利益為他人染指，積極籌備對俄一戰。這樣，一場新的災難又要降臨到中國人民的頭上。對於這些問題，《日日報》先後發表了《俄國之滿洲政策》《滿洲問題與租界會審公堂》《滿洲撤兵問題》《東亞之風雲觀》《東方之危急與國民之感情》《滿洲問題之沉寂》《論瓜分之局》一系列文章，還譯述轉載了大量的外國報紙對滿洲撤兵和日俄戰爭問題的評論和消息。這些文章，揭露了沙俄侵略別國的狡猾手段：「俄國有二大特色，一曰外交上之特色，二曰軍事上之特色。其侵略人國也在此，是以不可不察。所謂外交上之特色者，聖彼得堡外交界之大本營為外務部，當其乘風雲而放外交之大氣球時，必先試以小球，以察風雲之適否，適，則大氣球可出；否，則永藏其真面目也。此乃俄國外交之通常手段，他國時為之迷惑，中國屢受其欺騙。所謂軍事上之特色者，俄之軍人挾其責任於一身，不待政府之命令，所向侵略，如收成效，則政府即引為大利，直嘉賞之；如不成功，則認為個人所為，與政府無關，而免其咎。嗚呼，狡哉俄人。」(13)文章還揭露了沙俄對東三省的野心：「俄國在滿洲之舉動，首欲獨占滿洲之經濟，以滿洲為其一部分，以治芬蘭之法治之，致全力以經營。不出數年，吾知滿洲穢小之村落，將變為斯拉夫人之繁榮市邑，東胡人種之遊牧地，必變為白人之商工場。」文章批駁了清政府把收回東三省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想法：「夫己之國而賴人之力以為之爭，己之國為何國？試問人之爭之者，為己乎抑為人乎？人以權利之所在，而大集視遠東之一隅地，群思爭肥而噬，而將遭其噬者，反瞠而不知所為，吾不知其國之尚有人焉否也。」文章號召全國人民，收回東三省，千萬不要靠外國，也不能靠清政府，只能靠國民自己，因為歷史已經證明，「滿洲之失，乃滿洲政府恃外人以失之也。滿洲政府恃外人以失之，乃全國之人恃滿洲政府以失之也。嗚呼，滿洲政府而可恃，則全國之人皆賣其祖宗之鄉矣」(14)。文章還揭露了清朝政府屈辱賣國的無恥嘴臉，指出對於滿洲問題，「以情理論之，中國全部人民對於國土喪失，外權侵入之感情，自應群動愛國心，圖拒俄之運動。而滿洲朝廷對於國土保全之責任，尤應聯絡友邦，鼓舞國人，以決然拒俄之要求，此自然之勢也。乃其計不出此，瘼視國土，偷安旦夕，國民義憤，目為叛逆，友邦忠告，棄若弁髦，甚至遣內監以交歡俄使，受五百萬金，密賣滿洲之事，且喧傳中外矣」(15)。
為了激發人們反對外國侵略的鬥志，《日日報》發表了一些愛國主義的詩文。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社說《恐怖時代》(16)對義和團運動作了肯定的評價：「排外與媚外，二者之比較孰優？曰排外為優。蓋排外者，知恐怖時代之將至，因懼生憤，因憤生仇，以外力之終不可已也，遂奮力而排之，雖不可得排，而排者固全未喪中國民族之資格。北清事變，西人評論，據為黃禍之實證。倘全國之民族，皆以神拳之能力，有所組織，亦未見外之不可排也。」資產階級對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多持否定態度，只有《開智錄》發表過一篇《義和團運動有功於中國說》，加以肯定。《恐怖時代》的肯定，雖不及《開智錄》那篇文章肯定的充分，但它畢竟是有所肯定的。
署名「愛祖國者」（高旭）的《愛祖國歌》，充滿了對災難深重的祖國的深厚感情，和祈祝她早日成為獨立、自由、平等的強大國家的滿腔熱望，筆調深沉，感人肺腑，照錄如下：
今日何日兮，汝其返老還童之時。汝之疾果誰可救治兮，而我曷敢辭。汝雖不諒我腦珠費換兮，我終渺渺其懷思。（詩中汝字悉指祖國——原注）
我日祝汝之壯健兮，我夜禱汝之康強。汝既占有四千年歷史兮，發出無量數賢豪之古光。殆為天之驕兒兮，何不競爭於二十紀之場！
江山慘澹其寡歡兮，浮雲黯黯而無色。噫嗟，汝之存亡兮，何一人之無責！汝之魂惝恍而未歸兮，我將上下以求索。
演萬頭顱之活劇兮，汝其飛躍以步佛米。汝苟無至平等之樂園兮，斯皆堯兄而舜弟。汝之前途當騰一異彩兮，汝之福命佛如飲甘醴。安能長此以終古兮，我思汝而流涕。
汝為世界上無價之物產兮，汝豈不是以驕夸。我願為祥風兮，恣情披拂而莫我遮。以激起汝自由之錦潮兮，以吹開汝文明之鮮花。
我以汝為友兮，我以汝為車。我與汝有密切之關係兮，相期不失此令譽。愛根盤結而不可解兮，忍矜他人之莫我如。縱天荒而地老兮，我情終不遠汝以離疏。(17)
《日日報》繼承了《蘇報》「反滿」革命的傳統，發表了一系列「反滿」革命文字。這些文章，比起後期《蘇報》，激烈程度雖然遜色一些，但在「蘇報案」之後的輿論界，卻不失為佼佼者。主要有《王船山史說申義》《原叛》《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海上大風潮起放歌》，還有關於「沈藎案」和「蘇報案」的詩文多篇，其中詩歌占一定比例。
像當時大多數革命宣傳一樣，這些文章一面頻敲民族危亡的警鐘，揭露清政府的賣國罪行，一面著力渲染滿漢矛盾，鼓吹「反滿」革命，劍公（高旭）的《海上大風潮起放歌》(18)寫道：「中夏俠風太冷落，自此激出千盧騷。要使民權大發達，獨立獨立聲囂囂。全國人民公許可，從茲高漲花錦潮。割我公產贈與人，台膠旅大親手交。東三省地今又送，聯虎狼俄如漆膠。絞我膏血恣淫樂，忍使遍地哀鴻嗷。天崩地岌雲慘澹，蒼鷹搏擊飢虎哮。砧上之肉終噉盡，日掀駭浪飛驚濤。兩重奴隸苦復苦，恨不滅此而食朝。揚州十日痛骨髓，嘉定萬家寒發毛。以殺報殺未為過，復九州仇公義昭。堂堂大漢乾淨土，不許異種污腥臊。還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掃穴傾其巢。做人牛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指將頭頸對鏡笑，男兒定要吃一刀。獨立檄文《民約論》，誰敢造此無乃妖！少所見應多所怪，唁唁跖犬紛吠堯。冷血動物悉蠕蠕，雞鳴風雨獨嘐嘐。請看後人鑄銅像，壁立萬仞千雲霄。廿一勢頭廿紀末，偉人名姓全球標。香花供養買絲繡，筆舌疊過汗馬勞。挑戰異類決雌雄，萬年福祉慶同胞。冬冬法鼓震東海，橫跨中原崑崙高。」吳門生的《官場雜聞》(19)中寫道：「朝廷蒙蔽非今始，仕路榮華自古空。那得雷公一霹靂，死他多少叩頭蟲。嘆息當朝執政臣，唯知媚敵與欺民。衣冠禽獸有威勢，奴隸官員無諫諍。遍地昏昏難入目，漫天暗暗莫藏身。可憐華夏人稱鬼，不若戎夷鬼作人。」《豚尾奴》(20)中寫道：「我告新國民，快刀去割豚，即以其法還相治，欲殺胡兒糾辮子。」這些詩歌中均時時迸發出革命的火花，快語橫生。
《王船山史說申義》是作為社說發表的，沒有註明作者，劉師培的《左庵外集》收入了此文，章士釗又說此文系他所作。(21)此文採用按語的形式，列一段王船山的史論，加一段按語，發一通議論。全文的宗旨，在於強調種姓之辨，為「反滿」革命製造輿論，後被收入《黃帝魂》一書中。
《原叛》(22)是副刊《黑暗世界》中的一篇。文章的主旨是說，不必諱言「叛」，革命之「叛」是正當的。世人動輒稱革命黨人為叛黨，其實「叛」字本非「惡諡」，舊注謂「叛」為「離貳之意」，亦通作「畔」，「猶田有蹊徑，畔然分上下也」。要說「叛」，孔孟都「叛」了周，湯武革命也是「叛」，而這些都是順天應人的。今天，清朝政府的暴政，早就「十倍桀紂」了，「鹿台之廣，三里而已，以視今日頤和園之莊嚴為何如？大聚樂戲，沙丘而已，以視今日宮中之演劇通年不絕，通宵不出者為何如？剖賢人之心，一人而已，以視殺沈藎之慘局為何如？……今日之黑暗，十倍桀紂之時」。言下之意，對於這樣的朝廷，早該起而「叛」之了。文章還說，其實清朝統治者本是「叛」的典型，覺羅氏「家法禁母后干預政事，諸公則請太后三臨朝。家法禁立儲，諸公則共議立溥儀為大阿哥。家法禁尺寸之地與人，失地者不得入廟，諸公則受九百萬之賄，即以立家法之祖宗朽骨賣之強寇」。清朝自身已「叛」，為何不准他人「叛」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一今日政府與革命黨之影子也。」
《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和《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是宣傳革命、反對保守的文字。前文為章太炎作，文章認為，對於像清朝這樣腐敗的政府，用「維新」二字是不妥當的。要說維新，只有徹底推翻它，否則，絕無「新」的希望。「新者，一人一代，不過一新而不可再，滿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敗蠹蝕，其材已不復用，而欲責其再新，是何異責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23)這實際上也是向人們表明，改良主義的「維新」之路是走不通的。後文是一篇社說，未註明作者，文章回顧了自洋務運動以來「世風」的變化。所謂「世風」，「一時輿論之所趨向，即為一時之世風」。四十年分為六個階段：格致匯編之世風，經世文續編之世風，盛世危言之世風，時務報之世風，清議報之世風，新民叢報之世風。文章認為，從格致匯編到新民叢報這一世風變化的過程，是一個認識逐步進化的過程，但這些世風，沒有一個真正能夠救中國：「總括之，格致匯編也，命之曰製造；經世文續編也，命之曰洋務；盛世危言也，命之曰時務；時務報也，命之曰變法；清議報也，命之曰保皇；新民叢報也，命之曰立憲（此語似強——原注）。吾人細思，由製造以至洋務，吾民之脂膏，被人吸去者幾何？吾民之土地，被人轉贈朋友者幾何？又由洋務而時務，而變法，而保皇，而立憲，吾民之膏脂，被人吸去者幾何？吾民之土地，被人轉贈朋友者幾何？嗚呼，盤古民族其終亡矣乎，何以有此進步之世風？其終不亡乎，何以甘為三等奴隸而不恥？雖然，言論者，事實之母也，吾民族無有此進步之世風則已也，吾民族既有此進步之世風，吾請吾族獨立不羈之國民，斷不容以立憲二字誤乃公事也。」(24)文章最後指明了，靠改良，靠立憲，是要誤國的。
《國民日日報》還以大量的版面，登載了當時震動中外的「沈藎案」和「蘇報案」的有關情況，包括案件的發生、經過、審理情況、中外交涉、各國態度，以及對沈藎和「蘇報案」中心人物章太炎、鄒容的回憶、紀念的詩文、軼聞軼事等等。有關「沈藎案」的三十餘篇，有關「蘇報案」的近七十篇。沈藎（一八七二—一九〇三年），字禹希，又作愚溪，湖南善化（今長沙）人，曾參加維新運動，一八九九年與唐才常聯絡會黨，組織自立軍。一九〇〇年自立軍起事失敗，他潛往京津地區，秘密從事反清活動，一九〇三年七月遭捕，被清政府活活鞭死。《日日報》保留了很多當時人們的報道、評論，是我們研究兩案的重要參考資料。根據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清政府為了引渡章、鄒，是如何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可以看出，英國政府不同意引渡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維護其在租界的治外法權；可以看出，美國駐滬領事與美國政府一個同意引渡，一個反對引渡的矛盾態度；還可以看出英、美與俄國在引渡章、鄒問題上的不同態度後面隱藏的各自的利益和打算。《日日報》對當時會審公廨審訊章、鄒的消息報道，比起一般報紙都詳細得多，還發表了湖廣總督端方、兩江總督魏光燾致清政府關於嚴辦蘇報案的電文。又如，轉載《舊金山哥賂報》關於保皇派對「蘇報案」反應的一條消息：「頃接華盛頓京電，稱外部是日接到檀香山保皇會一電，系請美政府設法挽救上海被拿之維新報館主筆者……昨日下午，聞本埠保皇會亦以此事，電請美政府轉電上海美領事挽救，蓋因昨報俄法美等國公使，主將被拿之人交與清官辦理，獨有英公使梗之，故向美請救之電，亦與檀山不約而同也。」(25)這是研究當時保皇派對「蘇報案」態度，及保皇派與革命派關係的重要資料。
此外，《日日報》還登載了不少明清遺事，如關於清初錢謙益的軼事，揚州十日的慘狀等，藉此渲染種族觀念。關於乾隆皇帝封岳飛的一則名曰《岳飛之倔強》的掌故中，有這麼一段話：「增吾國歷史上之異彩，有一人曰岳飛，目下吾同胞所最哀痛最崇拜之大人物亦唯岳飛。本朝封典於中國古代有名者，無賢不肖均及之，而獨岳飛未嘗受此皇恩，可謂咄咄怪事。嘗聞之父老，證之野史，均言乾隆朝亦曾封岳，唯所封贈之匾額，數懸上而數自裂，鄉野愚民咸謂岳爺在天之靈，猶以本朝為金人，故痛恥不受此封。乾隆亦大怒，遂罷此舉，並制詩一章云：『天命有所歸，忠魂猶未許，汝不受我封，我亦不封汝。』」(26)既有嘲弄清朝祖宗的意味，又寓有不承認清朝的深意。
《國民日日報》宣傳革命，反對改良，攻擊政府，不遺餘力，引起清朝統治者的莫大忌恨。清政府鑒於「蘇報案」辦理棘手，不敢貿然封禁，又不甘任其發展，乃通令長江一帶，嚴禁售閱，謂：「上海逆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大逆不法，業將蘇報館辦事人等按名拿辦，並將報館封閉在案。乃又有人創辦《國民日日報》，依然妄肆蜚語，昌言無忌，實屬執迷不悟，可恨已極。仰各屬府州廳縣，將《國民日日報》荒謬悖逆情形，示知地方商民，不准買看。如有寄售《國民報》者，提究。」外務部又行文總稅務司，謂：「八月初九日，接准南洋大臣咨稱，據蘇松太道袁樹勛稟稱，查上海蘇報館著書刊報，煽惑人心，業將報館封閉在案。現又有人創設《國民日日報》，仍然放肆蜚語，昌言無忌。該報執事人等，半多寒酸出身，甘於為非，擾害大局，聳人觀聽，借廣銷場。但使無人閱其報紙，彼必支持不住，不難立即閉歇。除分咨沿江各省，通飭一體示禁，不准商民買看該報外，應請剴行總稅務司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國民日日報》，杜其銷路，絕其來源。」不久，總稅務司回復外務部：「查郵政局接收寄件，均以信字為主，隨到隨寄。雖有時因特別之故，有開看之權，然其大致，總以如何接收，如何轉寄為本。現奉前因，除抄錄來往文件，通飭各口郵局，遇有封皮書明「國民日日報」交局，概不准其收寄外，理合申復。唯查如此禁寄，防不勝防，實屬不妥。查此項日報系在中國印行，前數月《蘇報》館既由中國官憲封閉，《國民日日報》似可一律由官憲查封，方為清源之法。」(27)雙方將皮球踢來踢去，清政府無可奈何，亦未敢採取封禁措施。
三、宣傳無神論，反對封建迷信
這類文章主要有《革天》《論中國信天之思想》《中國鬼神原始》《瞢之來簡》等。這幾篇文章比較集中地探討了人們關於天及鬼神迷信思想產生的根源，及其發展和危害，特別指出了迷信與專制的依存關係，強調要反專制，爭民主，就不能不給封建迷信以鞭笞。
《革天》(28)是一篇社說。文章首先批駁了古人言「天」之謬，謂：「中國數千年來之學子，莫不以天為最大之指歸，以便為其遁詞之地。凡遇有不可思議、無可解說之事，輒曰天也天也，而人相與信之，因有此迷信，而遂生出誤點。一誤以事之成為天命所歸，而妄欲得天者，假符竊讖，以擾亂天下之安寧；一誤以事之敗為此天亡我，而失勢者遂任意喪志，一齊放倒，以沮敗人群之進步。凡此皆不善言天者之過也……福善禍淫者，言天者萬無可移之案語也。然善果福耶，淫果禍耶，則凡世間錄賢獎正，懲奸指佞之法，皆宜作廢，而聽以治天下也，且又何以顏淵死，盜跖生也！論其當然，則當然者，非天也，理也。」文章也批駁了近人言「天」之謬，認為達爾文、赫胥黎所謂的「物競天擇」二義，「以凡事無非由天之所演，天行之虐，必人治以救之，此固已一新言天之面，質之倚天以求福者，足以醒其迷夢。然而虛言不如實驗，與其天演，吾毋寧言人演也。」其實，達爾文的「天演」，本指客觀規律，並非指「上天」，與作者要強調的「人演」並不矛盾。作者在這裡誤將「天演」之「天」作為「天帝」之「天」了。文章徹底否定「天」對人的作用：「語曰：『人定勝天』，今易之曰：『人定代天』。代天者，以己之權，行己之志，無所謂天者也。」所謂「天」，實際是其色蒼蒼，沒有意志，與人世無關，「冥冥而無足憑」的東西。文章指出，言天，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有兩大危害：（一）「愚民恃天自相蒙蔽，以阻人群之進步」；（二）「狡民倚天售其奸詐，以賊人群之進步。」文章最後指出：「崇尚不可知之天道」，就會「沮敗當前即是之人道」，「中國數千年之坐誤於此者多矣。今者公理大明，人智增進，將衝決無量之網羅，大索同胞之幸福，而仍遮蔽於此，豈可訓歟！甚矣，天之不可以不革也。革天者，非天之所以為革也，有革之者在也。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這裡指出了寫作《革天》一文的現實意義，指出對天的迷信，已成為人們前進的一大障礙。
《論中國古代信天之思想》(29)也是一篇社說，可以看作是《革天》的續篇。文章探討了中國古代人們對天的迷信的起源：「人之生也，不明萬物所以運行生滅之理，見夫日月所以照臨，山嶽所以對峙，江河所以流，草木所以叢生，禽獸所以蕃息，跡其原因而不得，乃從而為之辭。以人世界測空虛界，不僅謂虛空界同於人事界也，且謂空虛界可以治人事界也，而一切信天之思想，由此而興。」這個說法是大體上符合實際情況的。文章認為，古人談天，也有比較好的說法，共有三種：（一）申包胥說的「人定者勝天」；（二）子產說的「天道遠，人道邇」；（三）《尚書》上的「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前二說強調人的作用，後一說「稱天制君」，能夠「防人君虐民之禍」。
《中國鬼神原始》(30)，研究了鬼神之說的起源、種類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文章開頭就指出，鬼神之說的興衰與民智成反比例關係，「鬼神之盛衰，與民之智愚相比例，民智日卑，則鬼神之說盛；民智日啟，則鬼神之說衰」。鬼神之說在中國歷史上盛行有五大原因：（一）君主之愚民。「中國之君，自稱天子，以天命天討之權，操之於一己，而民之無知識者，惑於神聖不可侵犯之說，奉行君命，罔敢或違，而無道之君，益得以逞其虐焰……嗚呼，神道設教，利在一時，稱天抑民，害在萬世，聞萬歲之呼，受天書之賜，專制之禍，緣此而萌。」（二）臣民之制君。「君權之國，忠臣不敢諫，志士不敢謀，以致民隱不上聞，君思不下逮，一、二憂國之士乃創為災異之說，以儆人君……雖為欺天欺人之學，然使人君以修省為心，則固未始非權宜之策也。」（三）亂民之惑眾。（四）愚民之祈禱。（五）詩歌之鼓煽。文章認為，隨著科學與文明的發展，「格致日明，物理日辟，吾知不出百年，中國士民將無有道鬼神之說者矣」。看到鬼神說與科學文明的對立，預言科學的發展將消滅迷信，認為鬼神之說在歷史上曾在諷諫君主方面起過好的作用，這是此文的特點。
《瞢之來簡》(31)是讀者給《國民日日報》的來函摘錄。函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議論：「大報箴奴隸信矣，曷教吾國民以由奴進民之方法。奴性原因，莫重於風俗，而其中必有最要之一點，即大報中崇拜偶像之說也。吾國民質，舉飲食、起居、貧富、貴賤、疾病、生死，皆屬之於神，歸之於天，若絕無人力之可恃者。不獨今之民質然也，足下試起孔孟以下之學問家詰之，以彼之知識所不能析之理，有不歸之天者乎？起堯舜以下之政治家詰之，以彼之能力所不能及之事，有不歸之神者乎？獨夫民賊，稱天以臨民，民之視之，亦以為天也。妖僧蠱道，稱神以惑民，民之視之，亦以為神也。事事歸之於天，人人聽命於神，於是乎，錮耳目，梏手足，鎖靈魂，不敢與天爭，不敢與神爭。（種種惡因皆由此生——原注）有人若無人，而一國之人皆死。人已死矣，何尤乎其為奴，何遽與之言國民！蒙以為今生吾民者，在革神，在革天，天革神革而後民性革，民性革則命不革亦革。不然，雖天假以殺人柄，能殺盡現在不能殺盡將來也。」這段話，提出了下面幾個問題：（一）中國人受封建迷信毒害太深，要啟蒙，必須要啟迷信之蒙。（二）神權是君權的護符。（三）要革命，首先要革天革神的命，即首先破除迷信。（四）不掃除迷信，即使革命成功了，也不可能得到鞏固。作者把破除迷信的重要性，提到國家的存亡、革命的成敗的高度來認識了。
辛亥革命以前，對於啟蒙工作，資產階級革命派本來就做得不夠，對於危害數千年的迷信，批判得甚少。《國民日日報》在短短數月之內，發表了好幾篇這類文章，內容集中，觀點鮮明，頗富思想性和科學性，這比起當時其他的革命報刊，不能不算一個重要的特色。
四、其他
當時，遍及全國的學潮是革命風潮高漲的一個重要標誌和組成部分。《蘇報》原辟有「學界風潮」專欄，報道學潮，以為聲應。《國民日日報》也辟了「學風」一欄，報道各地學潮，介紹學校歷史。這些文章主要有《蘇州毓元學堂退學始末記》《江震學堂學生退校始末記》《江北高等學堂大衝突記》《福建大學堂腐敗之真相》《湖南學界之風雲》《北京大學堂學生公上管學大臣清辭輿地歷史教習揚模書》《江西教育會起點之遠因及現狀》《江西大學堂之歷史》《福建蒙學堂小歷史》《河南高等學堂》等等。這些文章，為研究當時的學潮和學校的歷史提供了一些寶貴的資料。
《日日報》在「政海」一欄的題為《德國之社會民主黨》(32)的文章中，還讀到了馬克思和共產主義，並對此表示了肯定的意見。有關的文字是：「本年六月，德意志帝國國會行總選舉，改選議員，其有最惹世人之注目者，社會民主黨大得勝利……推其所以，蓋因近年來，德之軍費日加，國民不堪負擔，食物日貴，國民多懷不平。該民主黨向奉馬枯士之革命的共產主義為圭臬，激烈過度。當本年選舉之時，其表張之政綱……頗合於民心，得全國之歡迎，是其在各政黨而得莫大勝利之所以。自今以後，吾知凡國之民，將日厭君主之專制，而社會民主黨努力之增加，更有不可限量者。少年皇帝，其將如何，帝國主義，嗚呼危矣！」文中的「馬枯士」即馬克思。一九〇二年十月，梁啓超曾在《新民叢報》第十八號《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提到馬克思，稱之為「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但沒有使用「共產主義」這個詞。就已見的材料看，在中文中，較早使用「共產主義」一詞的，當推此文。(33)
《日日報》還有少量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文字，如《女傑郭耳縵》《理想虛無黨序言》等，介紹了無政府主義者郭耳縵的事跡，鼓吹暗殺，稱無政府黨是「倒專制，殺特權，最俠烈、最博愛的黨人」。
《日日報》也存在一些缺點。有些文章，論述不深不透，草草收筆。有的文章，有頭無尾。《說君》一文，文中說要寫「專制君禍」和「立憲君禍」兩部分，結果只見「專制君禍」，未見「立憲君禍」部分。《中國魂》文中原說，對民族主義分「古代」「中世」「近世」三段來論述，結果只寫了「古代」「中世」，便無尾而終，亦無交代。難怪《國民日日報匯編》編者在《中國魂》後附識：「此報論說之不完備，無有過於是篇者。存之以見此報之最大缺點，閱之慨然。」此外，所載詩歌，亦有一部分純系文人墨士遣興之作，沒有什麼價值。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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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馮自由：《上海國民日日報和警鐘報》，《革命逸史》初集。
(2) 《奴隸獄序》，《國民日日報匯編》（以下簡稱《匯編》）第4集。
(3) 《國民日日報發刊詞》，《匯編》第1集。
(4) 《黑暗世界現狀》，《匯編》第4集。
(5) 《奴隸獄序》，《匯編》第4集。
(6) 《匯編》第1集。據張繼說，《說君》系他所作。見張繼《回憶錄》，《國史館館刊》第1卷第2號。
(7) 《說君》，《匯編》第1集。
(8) 《中國古代限抑君權之法》，《匯編》第2集。
(9) 《箴奴隸》，《匯編》第1集。
(10) 無畏：《黃帝紀年論》，《匯編》第1集。
(11) 《道統辨》，《匯編》第3集。
(12) 遁公：《上海之黑暗社會自序》，《匯編》第1集。
(13) 《俄國之滿洲政策》，《匯編》第1集。
(14) 《滿洲撤兵問題》，《匯編》第3集。
(15) 《滿洲問題與祖興會審公堂》，《匯編》第2集。
(16) 《恐怖時代》，《匯編》第2集。
(17) 愛祖國者：《愛祖國歌》，《匯編》第2集。
(18) 劍公：《海上大風潮起放歌》，《匯編》第1集。
(19) 《匯編》第4集。
(20) 《匯編》第4集。
(21) 章士釗：《疏黃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冊。
(22) 《原叛》，《匯編》第4集。
(23) 《論維新二字之荒謬》，《匯編》第1集。
(24) 《近四十年世風之變態》，《匯編》第3集。
(25) 《匯編》第1集。
(26) 《匯編》第4集。
(27) 以上幾則史料，均見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57頁。
(28) 《革天》，《匯編》第1集。
(29) 《匯編》第2集。
(30) 《匯編》第2集。
(31) 《瞢之來簡》，《匯編》第1集。
(32) 《德國之社會民主黨》，《匯編》第一集。
(33) 按：《浙江潮》第8期（1903年10月10日）所載《新社會之理論》一文，亦使用了「共產主義」一詞，時間與此差不多，見該書284、2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