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談《宋教仁集》

一九六一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寫了篇《論宋教仁》。過了二十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又一次在武漢舉行紀念辛亥的學術討論會，到會的中外人士一百數十人都拿到了我們編輯的《宋教仁集》，上下兩冊。雖無鴻篇巨製，有點東西貢獻出來，總有點喜悅之情；但回顧編書的往事，又不無感慨系之。 那是在《論宋教仁》發表之後，中華書局要我趁熱編宋集，我答應了。過了些時間，我才著手做，找一位同志幫我搜集和抄錄宋文。那時忙於其他活動，沒有把編書當作緊要任務，進展慢。誰知「文化大革命」一來，狂風四起，草木皆兵，已有的書且感到是個沉重的負擔，有的偷偷銷毀，有的當廢紙賣，哪還敢去整理「議會迷」宋教仁的詩文呢？內亂過去，十一屆三中全會驅走了人們心頭的烏雲，文化事業復甦了。中華書局李侃同志舊事重提，並在保存資料，編好近人專集的鼓勵下，我從亂書堆里找出幾篇抄錄的宋文，紙已發黃，總算還有墜簡之可尋。 宋教仁的生命是短暫的，只有三十二歲。在他奮鬥的十年中留下的大量文書，都與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政治生活有緊密聯繫。他的日記是研究同盟會的重要資料，他的黃帝紀元主張是革命黨人在民國元年前通用的紀年辦法，他主編的《二十世紀之支那》是《民報》的前身，他的《間島問題》是間島交涉的依據，他主持的《民立報》是武昌起義前後的重要輿論陣地，他最後一年多發表的政見政論是反袁鬥爭和建立議會民主政治的重要文獻。在他犧牲的當初，墨跡猶新，為了紀念他，輯印過他的文集、雄辯集及合集（與別人合刊）之類，但輯錄的文章很少，而且多已散失。作為革命家政論家的宋教仁，所有論著，大都是感觸時弊、宣傳革命民主之作，隨作隨發，散見於六七十年前的各種報刊上，搜集殊非易事。我們先就上海能夠找到的逐篇錄存，然後追蹤宋教仁在國內活動的地區，好幾位同志曾遍歷湖南、武漢、廣州、南京、北京等地，除向圖書館、文史研究單位借抄外，並訪問了宋氏親屬和辛亥老人，得到他們的熱誠支持，連珍藏的手稿也拿給我們抄。但原存宋氏家鄉的遺物遺件，經抗日戰爭、再經十年浩劫，損失殆盡。我們想找到宋氏在漳江書院、武昌文普通學堂的課藝，以反映他學生時代的思想，已杳不可得。 宋教仁在日本的幾年，進行了卓著的革命組織和革命宣傳活動，和許多日本志士結交，發表文章和來往書牘都不少。我們能在國內找到的儘可能找了。但有些已很難合浦珠還。譬如《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我們只有第一期，第二期在印出時就被東京警察廳沒收，從未與讀者見面。兩三年前，東京大學教授小島晉治訪滬，我曾托他代查，他函復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占領日本的大變動，戰前東京警察廳的檔案已下落不明。後又托美籍教授薛君度向美國有關方面打聽，他也函復找不到蹤跡。 編輯前人專集，是一項整理文化遺產的嚴肅工作。我們應該竭力找到集主所有的論著，不過，總有些找不到，也有些可以找到而被遺漏的，所以常有輯佚、拾遺或補編。在宋集付印之後，我們又發現了一些沒有編入的詩文，甚至他在《民立報》上的文章，由於我們的疏忽，也有遺漏。宋集沒有標名全集，我們還是希望輯錄得全些。其實歷來號稱的「全集」都未必全，倒是常常把別人的詩文也全了進去，原因甚多：一是筆名屢易，不無失誤；二是別人假託，難免受騙；三是相似文筆，容易混入；四是互編合集，考訂不嚴。在編宋集的過程中都碰到這些問題，我們採取審慎態度。如一九〇五年九月出版的《醒獅》第一期，刊載未署名的時評五篇，前三篇宋教仁日記中有記載，我們收錄了；第四篇、第五篇有人說也是宋教仁寫的，另無佐證，我們就沒有收。又如一本標名《宋漁父戴天仇文集合刊》的書，混合編成，未分別署名，細加查核，其中沒有一篇與我們所輯宋文的題目和內容吻合，筆調和用語也與宋文不相似，看來像書賈借名牟利，只好擯棄。 名人專集的篇次一般都以撰寫先後為序，便於檢查集主思想和行事的脈絡；也有數量大，門類多的專集，則分類編輯，類中仍有時間先後。但詩與文從來是分開的，因為詩與其他文體有更大的特殊性。宋教仁是南社成員，詩作並不多，他的詩也比不上黃興、趙聲、吳祿貞等人。原來我們是按慣例將詩分編的，嗣後因他書影響改為按年月與各類文體混編，這是著作編年的目錄學體例。詩文在專集中這樣混雜編列，似乎新穎，卻感彆扭。有的「政論集」把詩混在長文之間，使詩也成了政論。詩貴言志抒情，詩中固然有政治，但多吐而不露，欲說還休，所以好些著名的政治詩，所指何事，至今議論不休。將詩與政論攪在一起，並不太協調。 專集是研究和評價其人最好的依據。過去對宋教仁的評價，貶詞多，研究少。辛亥五十周年時，聽說南京的一次座談會上，有位老人流著眼淚說：宋教仁反對袁世凱獨裁被袁殺害了，為什麼還要這樣糟蹋他！那時把這看作資產階級的眼淚，然而強烈的是非感仍是打動人們的心弦的。我在寫《論宋教仁》時頗想改變對他的苛責，應該切實地把他放在具有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和政論家的範圍內來論述，卻仍擺不脫給他的妥協派和「議會迷」等惡諡。宋教仁熱愛自己的祖國，反清是堅決的，反帝也頗有作為，在南北和議中也沒有忘記袁世凱的野性和姦狠，這是主流。他身上有沒有妥協的東西？我看還是有的，在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和反袁鬥爭中都有所表現。這是敵我力量對比和資產階級革命派軟弱性的反映，不是宋教仁一人。至於「議會迷」，那是列寧指責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那些熱衷於議會政治的人們的，與宋教仁滿想以議會民主政治代替封建專制政治不應相提並論，與立憲派要求清朝政府實行議會政治也不可同日而語。相反，宋教仁的法治思想，他對議會民主政治的抱負和實踐，應該說是中國近代政治史上值得研究和借鑑的政治遺產。我也不太同意現在有些文章把宋教仁說得完美無缺，這裡姑不深論。我想，《宋教仁集》的全部內容是宋教仁最明白的自我評價，也是我們全面評價宋教仁的一份較完整的資料。 一部《宋教仁集》，本來兩三年就可以完成，可我們延續了近二十年。我們失去了許多歲月，「雙鬢向人無再青」（陸游句），有價值的工作成果卻是常「青」的，但我做得太少，太少，太少。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