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思辨錄 · 《傳教士與近代中國》序言

宗教不受海洋和疆域的限制。世界三大宗教從公元一世紀起都先後傳入中國，最早是佛教，其次是伊斯蘭教，後來是基督教。佛教傳到中國產生了許多「高僧」，產生了中國自己的各派佛教哲學；伊斯蘭教成為回族、維吾爾族等我國少數兄弟民族特有的信仰，自成一體；西方的天主教傳教士則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始來到中國，頻頻活動，歷二百餘年，至十九世紀初期，基督教（新教）的布道者相繼踏上中國大陸。隨之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大炮狂暴襲來，摧毀了中國的固有防線。傳教士乘勢湧入，上下滲透，步步推進，公然在中國廣闊的領土上按行政區劃分設教區，深入到各個城鎮和村落，變外來為內在，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殊勢力。 顯然，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與早年傳入中國的那些宗教的時代大不相同了。他們雖然也有利瑪竇、馬禮遜、李提摩太、丁韙良、司徒雷登等大批著名傳教士，但是除了前期的利瑪竇等有較多的宗教氣質外，從鴉片戰爭起湧入中國的傳教士，已看不到「高僧」的形象，即使他們中有人自稱中國為其「第二故鄉」或「半個中國人」，也大都是從事侵略活動的偽善者，中國人民久已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這是因為：資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必然要利用富有欺騙性的傳教士作為侵略爪牙；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不但需要利用宗教統治本國人民，而且需要把這種統治方式向國外延伸，決不是傳教士發什麼「善心」所能改變的。如果說在中世紀的歐洲，哲學是神學的婢女，那麼到了近代中國，他們的神學就成了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這個事實，也就使中國人民必然要把反洋教作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組成部分，理所當然地要揭穿他們的偽善及其罪行。 然而，傳教士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與中國的封建文化是有先進和落後之別的。為了侵略和傳教，他們既不滿於封建勢力的頑固，又要同封建勢力相提攜；既要阻止中國的革命，又要用西方科學文化作媒介。所以，他們對近代中國的革新和改良也有所贊同，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則極端敵視，橫加干涉。這些情況，說明了他們在近代中國新陳代謝的急劇演變中有過這樣和那樣的作為，而他們掀起的無數風浪，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斑斑創傷，卻是誰也不能抹殺或改變的事實。但也不可否認，他們既是傳教士，還是有傳播宗教的一面，許多善良的中國人信了教，吃教和仗勢的惡棍畢竟是少數。 一百多年來，我國對西方傳教士的行徑，有很多記載，也有著很多親歷，卻沒有深入地進行研究，寫出一本較為系統、完整的專著，看到的只有教會及有關人士宣揚《中華歸主》一類的傳教史和教士傳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顧長聲同志來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工作，我們多次談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文化侵略，談到史學界久已提出應寫而沒有寫的「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華史」。他熟悉教會歷史，帶著責任心毅然承擔了寫這本書的任務。在撰寫中，改用了《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為題，以其更能說明近代中外關係中的這個特殊方面的內涵和外延。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日錄夜作，五易其稿，終於完成了這本約三十萬字的書，填補了中國近代史著中關於傳教史的一個空缺。在五稿中，我讀過三稿，覺得這本書依次寫來，取材典型，文無窒礙，不是近代史加傳教的泛論，而是一本有鮮明個性的歷史著作： 第一，以傳教士東來的梗概作序曲，然後較為系統地記述了自鴉片戰爭迄一九四九年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全過程，並以傳教士自身的活動所構成的段落為章目，既能首尾一貫，重點又較集中。 第二，以傳教士依託和推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為主線，對他們參預軍事、外交、政治特別是文化教育和慈善事業的種種行為，進行了有機的論述。 第三，在鋪敘眾多傳教士和史實的同時，對幾個較有代表性的傳教士、教案、教會學校和廣學會那樣的出版機構，又著重作了介紹和分析，一般中有特殊，更能顯示出教會勢力的各種關聯和影響。 第四，全書從事實出發，史料大多取之於傳教士的論著和傳記及外國人寫的傳教史，通過他們自己的行動和言論，現身說法，再以中國的記載印證，一洗不切實際的浮誇之詞，給人以信史的感覺。 這本書的問世，無疑將豐富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內容，作為「傳教士與中國」的專史來說也是一個好的開端，它為今後進一步研究這個課題提供了值得參考的藍圖。 （一九八〇年六月）